2024-02-06 08:26:49Aher
1915年噍吧年事件台中判刑紀錄
1915年噍吧年事件台中判刑紀錄
1915年噍吧年事件，台南法院一下子判了八百多個死刑，震撼國際，連日本國內也傳來不滿意的聲音。但如果我們查閱大正九年（1920年）日本總督府警務部編輯的「台灣匪亂小史」，刊登該部整理的審判資料。可以看到從1898-1906年，台南、台中、台北地方法院等，一共判處了死刑:3150人，無期徒刑: 715人，有期徒刑: 674人。這是日本統治期間最濫捕濫殺一段時期。這還是被活捉審判的情況，其他如地方法院的判刑，臨時法庭，日軍戰鬥中直接屠村燒庄，以及未經審判直接誘降殺害的被害者，則數十倍於此。這也說明了到了1915年台南地方法院會一下子判八百多個死刑，只是延續過去的習慣而已，輕鬆平常，因為1902、1903兩年，每一年判死刑的人數都超過八百人，只是由於沒有一個大型的戰鬥，所以沒有特別引起外界的注意。
從任何角度來講當時擔任總督的 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都是毫無人性的屠夫。事實上，不只是他們，整個大日本帝國的政治、軍事以及文化宣傳的首腦，都是這整個殺戮機器的幫手，都應該被定在歷史的審判上。事實上，也是如此，這說明了日本在二戰末期遭受歷史反撲的慘痛狀態，這種審判紀錄也將成為永遠的歷史文獻。
接下來，我們需要做一項長期的工作，就是把日據時代血流成河的幾十萬名受害者名單，盡可能地完整整理出來，同時也要了解當時協助日本殖民當局迫害同胞而獲利的有哪些台灣人？只有這項工作完成時，才能真正撫慰台灣歷史的心靈。
兒玉源太郎擔任台灣總督
明治31年至39年
(1898-1906年)
台南地方法院
年份: 明治31-39年
(1898-1906年)
件數: 1844件
人數:2185人
死刑:1369人
無期徒刑:186人
有期徒刑:224人
台中地方法院
年份: 明治31-39年
件數: 1360件
人數:1760人
死刑:985人
無期徒刑:283人
有期徒刑: 246人
台北地方法院
年份: 明治31-39年
件數:1014件
人數: 1906人
死刑: 815人
無期徒刑: 246人
有期徒刑: 204人
總計:
台南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年份: 明治31-39年
件數: 4218件
人數: 5851人
死刑: 3150人
無期徒刑: 715人
有期徒刑: 674人
（取自「台灣之真」的《日帝 台灣（上）漢民之悲》）
2024年書房/徐宗懋圖文館「神劍出版計劃」《台灣之真》一套四冊（隆重推出）
《日帝 台灣（上）漢民之悲》
《日帝 台灣（中）原民之哀》《日帝 台灣（下）上下社會》《古城台灣-日本「改正」前台灣城鄉原貌》
大雕飛行有一個基本的原理，就是需要逆風才能夠衝高衝遠，它的體型、體能和望遠的能力，都是跨洲長途飛行的基本條件，最後刮起逆風，甚至閃電打雷，正是他衝向高空的最好時機。這是書房/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和出版歷史畫冊的基本思維，打造最好的原材料和技術工藝的基本條件，做好高空長途飛行的準備，不隨波逐流，不媚俗討好，只看長遠大局。今年正是逆風高飛的關鍵的一年。
《日帝 台灣（上）漢民之悲》:出版宗旨：
漢人武裝抗日的英烈千秋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對原住民部落採取緩兵之計，實施協作政策，將鎮壓主要矛頭針對漢民族，基本上就是延續乙未戰爭屠村燒莊的手段。漢民反抗軍退到山區，以小股的兵力對日軍進行游擊戰。對於漢民游擊隊，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採取誘降，再予無情撲殺。事實上，執行這項政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出書承認，這是他們設下的陷阱，用誘騙的手段勸抗日台灣人下山，虛情假意地跟他們拍照留念，卻事先在周圍部署了大批的軍警部隊。然後由日本長官瞬間下令全部逮捕，毫無任何警戒意識的「歸順者」，一時措手不及，只能全部就範。接著，日本軍警就將所有人快速處決，用這種極狡滑兇殘手段來威懾所有台灣人不得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後藤新平甚至自己承認他大約主導殺害了一萬多個抗日的台灣人，得意洋洋。
儘管如此，漢民的反抗運動並沒有就此停止。到了1915年爆發
了大規模的噍吧年事件。事件爆發主因是底層農民工人生活惡化，艱苦異常。原本嘉南地區存在自然經濟，許多窮苦人家在山林銜接地帶，種植作物、摘果、捕捉魚蝦，勉強糊口。日本殖民統治後來進行人口調查和土地測量，接著一聲令下，非私有土地不僅歸國有，土地上所有資源均不得拿取，違反者將除以重罰。如此嚴苛的政策造成許多貧苦人家無以為生，處在飢餓的邊緣，內心非常僧恨仇視異族壓迫的日本政府，日積月累，終如火山般爆發。
日本殖民當局指責抗日軍領袖余清芳利用宗教迷信蠱惑人心，煽動暴動，事實上，嘉南郷下的文化水準就是如此。所有信仰和知識取得的渠道就是寺廟，地方人民的教育和倫理也透過寺廟繼續交流。他們反抗日本當局的精神養分自然取自於傳統宗教的演義和神怪故事，連高舉義幟也使用「大明慈悲國」國號，直溯大明王朝，號稱得到天兵天將神功義助等等，這是他們的文化水準的限制。儘管如此，不要忘了，他們首先是作為被壓迫者的反抗行動，這是事件的緣由和本質。事實上，提到宗教迷信，日本天皇才是天字第一號裝神弄鬼的神棍，尤其推動國家神道後，強迫所有人參拜神社，將天皇當成人間神來祭拜。若有不從，輕則拳打腳踢，重則逮捕入獄，再施予酷刑。日本帝國成了神權社會，一個超大型的邪教組織，帶領了全國信徒走向自我毀滅，同時又害死了亞洲幾千萬無辜的生命。以信仰虔誠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為例，長老教會遭到日本當局的徹底控制，做禮拜必須使用日語，遙拜皇居，議事也規定用日文記載。禮拜堂和牧師堂必須奉帶「大麻」，那是一種日本神道偶像工具，等於是說長老教會牧師和信徒拜上帝的同時，也被迫祭拜日本神道的偶像，原本向信眾傳福音的長老教會牧師，被迫也要順便要感謝「日本神道恩典」。對於基督教義來說，拜偶像就是拜邪魔。對於信仰天父是唯一真神的基督徒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精神羞辱。二戰爆發之後，長老教會的英美牧師全部被驅逐出境，1943年日本戰局快速走下坡後，台灣長老教會被迫宣布與加拿大原生母教會斷絕關係，以表示對日本政府的絕對忠誠。更別說，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長老教會被禁止向部落傳教，以免「帶壞原住民」。有關日據時代台灣長老教會的情況，我們會有專門的圖文詳細介紹。說到最後，使用軍事力量進行信仰壓迫的日本帝國邪教組織，竟然能指責帶領反抗壓迫的余清芳是「宗教迷信」嗎？這不是半斤八兩，而是半斤對八百萬噸。
至於噍吧年事件本身，總督府下面的台南法院判了八百多個死刑，國際上一片譁然，日本國內輿論也不以為然。在強大的壓力下，總督府被迫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但此時已經處死了100多人。如果不是受到龐大的外界壓力，這八百多人勢必被快速處決，之前的總督兒玉源太郎就是以殺戮著稱，如今噍吧年事件的審判也是徒具形式而已。此外，事件本身的死亡人數遠高於此，
日本軍在嘉南進行大規模屠村，當時估計最少有3000人以上遭殺害，老弱婦孺不能倖免。事實上，即使在台灣光復以後，有關噍吧年屠村的慘烈事件從來沒有被真正的調查過，包括實際死亡的人數和名單，他們的家庭情況，以及後代的遭遇，還有被判無期徒刑的人有多少人活到光復後才被釋放？如果現在能調查清楚後，進行補償難道太晚了嗎？由於年代越來越久，資料越來越難尋找。儘管如此，這個調查工作遲早必須落實，讓事件真相的所有細節全部浮現，以討回百年的公道。
當然，在大量台灣人遭到殺害的同時，也存在另外一個事實，一些配合日本軍警進行血腥鎮壓的台灣人獲得了犒賞，獲得特權，甚至分得了抗暴台灣人被沒收的財產。日本殖民當局當然期待他們世世代代感恩，不過事實是，台灣光復以後，他們卻是第一批立刻轉向投入祖國懷抱的。至於日本殖民主義的幽靈今天是否又「借屍還魂」。我認為完全不可能，今天的日本人早已跟戰前日本劃清界線，那自大又殘忍的作法讓日本在二戰末期淪為一片焦土，猶如人間煉獄。吞下敗仗苦難後，曾經被奉為人間神的天皇，只能向國民坦承自己只是凡人，吃喝拉撒沒有兩樣，改邪歸正了。至於多年後那位向自衛隊發表激昂演說後，切腹自殺的日本極右派作家三島由紀夫，留下的只是台下一陣訕笑，所以台灣哪有什麼殘留的日本殖民主義？當然沒有，只是幾座裝模作樣的日式樣品屋，日本人深刻的恥感，他們一絲一毫都沒有，有的只是Cosplay 日本人滑稽表演，一種搞笑的台式變裝秀而已。
《日帝 台灣（中）原民之哀》：出版宗旨
拒絕被武力馴化的原住民部落
在武力鎮壓漢民反抗長達10年後，總督府決定將矛頭對準山區的原住民，以完全控制台灣全島，掠奪山林資源。1910-15年，總督府推動「五年理蕃計劃」，以軍事手段不斷壓縮原住民部落的生存領域。在激烈的戰鬥後，對於投降的部落，總督府舉行正式的「歸順式」，儀式具有威懾性。由日軍首長坐在架起的司令台上，上方懸掛兩幅大型日本國旗。放下武器「歸順」部落頭目帶領族人，站在司令台下向日軍表示效忠，有一些族人還下跪的請求寬恕。
另外，關日據時代原住民的歷史影像，徐宗懋圖文館出版的《台灣歷史稀珍影像，1960-1960，戰爭、庶民，風物》、《台灣原民 山海之鄉》、《彩色台灣歷史大觀》《震動的山岳，1930》等四本畫冊中都使用了大量的珍貴照片。其中《台灣原民 山海之鄉》取之於日本學者森丑之助的經典著作《台灣蕃族圖錄》上下兩冊，攝影高度擺拍，畫面精美，具有民族學的文文獻價值，但並非紀實照片。《彩色台灣歷史大觀》真使用日本官方出版的太魯閣事件和霧社事件的寫真帖。其中有很多日本官方自己披露的事件真相，攝影品質很高，而且他們把殺戮當成勝利的炫耀，自己留下了紀錄。儘管如此，仍然只能說是單方面的紀實照片。至於《震動的山岳，1930》，則是日軍軍官私人相冊，包含著許多不能公開的秘密，又因為動用到日軍隨軍攝影師的設備，無論是內容和品質都是最好的。至於我們現在這一本畫冊《日帝 台灣（中）原民之哀》，跟上面三冊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描繪了重大事件過後部落的生活狀態，重要圖像資料取自於1935年台灣總督府警務處理蕃課出版的《台灣蕃界展望》，裡面有大量圖像描述太魯閣事件和霧社事件之後，抗暴部落被安排處置的狀態，包括部落向日軍表忠的「歸順儀式」，霧社部落被強制遷移到川中島的生活情況。同時也有許多實體照片取自於日本人的私人相冊，不同於「台灣寫真大觀」以及各種旅遊明信片中的原住民部落的形象，永遠那麼光鮮亮麗。這些圖片中的原住民生活非常清苦，非常接近自然的真實狀態。所以這一本畫冊可以稱之為日據時代原住民的完結篇，作為紀實攝影和文獻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日帝 台灣（下）上下社會》：出版宗旨
台灣史影像敘事的階級壓迫
日本統治時代的影像敘事明顯存在極大的誤區，也就是現存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照片的性質。晚清時期，除了約翰湯姆遜的著名照片之外，近年我們補上了由加拿大買回來的豐富影像，反映了當時安平與打狗的外僑社區的生活，體現了那一時期台灣國際化的面貌。然而，進入日本殖民時期，外商被迫離去，中斷了對台灣的攝影紀錄，台灣的影像的拍攝限於以下來源：
1，日軍的隨軍攝影師
2，總督府欽定的日本人攝影師
3，日本人經營的照相館
4，台灣人經營的照相館
5，總督府頒發攝影登錄證的日本人和台灣人。
以上是殖民時代攝影者的背景，其中1和2 拍的就是官方的宣傳照片。3和4 主要是商業攝影，幫日本和台灣家庭拍攝全家福或
各種記念寫真。以上這四種除了拍攝太魯閣事件出現血腥暴力畫面外，其他的都是漂亮的房子、乾淨的街道、美好的容貌等等宣傳照片，製作成「台灣寫真大觀」、「台灣寫真帖」和各種旅遊明信片。即使是殘忍的太魯閣事件照片，也是總督府自以為是地炫耀所謂勝利紀錄而留下的，並不是攝影師擁有拍攝的自由，並且基於自己的良知所做的影像紀錄。
至於5則是1943年總督府對攝影活動嚴格管制的產物。在戰爭中困難的時期，有關攝影器材、底片、藥水等，都屬於重要管制物質，攝影內容更是受到嚴格的審核，絕不能違反總督府宣傳戰爭政策，拍攝的內容必須是正面、健康的，不能有任何社會陰暗面或者是消極的畫面，例如生活的貧窮困苦、簡陋的住屋、髒亂的環境等等。拍攝社會紀錄照片是需要官方執照的，攝影師等於是總督府的宣傳人員。簡單說，攝影師基於自己社會觀察的良知，抱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所捕捉的紀實照片，並且得以公開發表者，可以說是零。這也解釋了，台灣農民組合所描述的農村貧困的生活，飢餓的農民群眾，在公開發表的攝影作品中完全不存在。整整50年日據時代台灣影像敘事中完全沒有底層人民的身影。另外，必須強調的是，攝影是昂貴的經濟活動，只有富裕人家才能把它當成個人的愛好，才能夠拍攝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所有攝影家都來自富裕的家庭，能夠有經濟能力到日本去學習攝影，能夠拿著相機四處拍攝，而且拍的都是美好的畫面。以上這些因素充分解釋了，整整50年日據時代台灣影像敘事中完全沒有底層人民的身影，官方的嚴格控制加上攝影家富裕的家庭背景，決定了台灣攝影敘事的階級性質，它讓佔絕大多數人口的基層百姓變成的隱形人。今天，如果用這些攝影作品來解釋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生活，那無疑是赤裸裸的影像階級壓迫，不僅無視於大多數生活貧困、沒有錢買鞋子穿的台灣人的存在，根本是把它們踩在腳底下。目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李火增和鄧南光的作品，他們來自富裕的家庭，尤其鄧南光才華洋溢，拍攝的很多富於人情味的照片，包括光復後逛酒家所拍攝的照片，大同電扇的廣告照片等等，充滿的人性，動人的美感。
1999年，我們編輯大地地理出版的60冊「20世紀台灣」，跟鄧南光的長子鄧世光先生買了不少鄧南光的攝影作品，因為我們喜歡他的作品有著溫暖人情味，尤其是風月場所討生活的女子群像，苦中作樂，令人印象深刻。至於李火增，他的作品其實比較一般，沒有像鄧南光那麼才華洋溢，並沒有特別吸引我們的注意。然而，這幾年李火增作品突然被大量的使用，主要就是拍攝台北市城中區日本人的生活，以及在大稻埕自家人照片。他的照片有很濃厚的沙龍味，高度的美化，拍得很像觀光局的宣傳海報。這也沒什麼，這就是他的攝影風格，也沒什麼特別的政治目的。
然而，當李火增的照片今天被大量使用，作為宣傳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生活是多麼美好的時候，不僅遠離事實，而且成了台灣史影像敘事赤祼祼的階級壓迫。這是早年嫌貧愛富社會心理的延伸，是一種富裕人家看不起一般平民的變態心理。這其實跟李火增無關，而是那種抱著階級壓迫心態利用李火增照片的今天的人。
因此，我們台灣史影像敘述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復台灣人民生活的真貌，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在以上列出的五種日據時代台灣影像來源中，只有1和2的內容比較接近底層人民，但它們是直接的戰爭照片，雖然珍貴，但範圍只限制在戰事領域。至於我們迫切需要的真正的生活紀實照片，要如何取得呢？根據我們的經驗，只能從當時住在台灣的日本人的私人相冊中，才能找到我們需要的。這些相冊沒有宣傳任務，沒有公開發表，也沒有明確的紀實目的，只是剛好拍到一些畫面涉及到一般台灣人的生活狀況。一本日本人私人相冊中，大概只有兩、三張這種照片，於是我們需要收集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私人相冊，才能組合出足夠的台灣人生活紀實照片；另一方面，日本人私人相冊中關於日本人在台灣生活的紀實照片，數量倒是非常豐富。他們一般住在大房子，寬大的客廳，高雅的家具，優美的庭院，豐富的娛樂生活，下一代都受到很好的照顧，穿的鞋子和衣服都很漂亮。日本人的富裕程度，甚至比李火增所拍攝的富裕台灣人的生活，還要高了好幾個檔次。當日本人與台灣人生活的照片放在一起時，清楚呈現了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富裕，一個貧窮。一個高高在上，一個低低在下，這就是日據時代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分為上下兩個階層。我們用日本人私人拍攝收藏的相冊，編輯的這一本畫冊，所呈現的社會景觀不僅述說了一個悲哀的時代故事，也為台灣先人留下了不可磨滅、更不可扭曲的身影。
《古城台灣-日本「改正」前台灣城鄉原貌》：出版宗旨
台灣古城重建的意義與價值
大清末期，台灣城鄉建築包含了台北、台中、台南三座府城，有著完整的城池、城門、城樓，以及城內公署、寺廟、民宅大院，綠樹成蔭，優美的傳統生活環境，具有傳統中華建築格局的優點。如台南府城前身台灣府城，歷史悠久，不僅建築優美，同時也孕育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民間典故，成為一座文化寶庫。其他如竹塹城、彰化城、嘉義城、鳳山城等，也都有完整的古城建築，再下來的廳城、民間古堡等上百座，至於堡壘式的的民居大院則更不計其數，這些都構成的台灣城鄉優美的建築景觀。
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實施殖民統治，對台灣城鄉建築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尤其在統治力比較強的城市地區，改造地非常徹底。這裡必須先說明，日本城市改造的思維首先表現在日本本土本身。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將傳統城廓視為地方勢力割據的象徵，基於上千年的地方封建政治的傳統，各地的城廓也是氏族凝聚地方情感和權力運作的中心，存在著長年自成一國的記憶。一旦中央政府力量衰退，城廓可以立刻重新成為地方勢力精神凝聚中心以及指揮作戰的軍事城堡，就像西南戰爭中的熊本城那樣，因此，明治政府一開始把城廊𨍭化成中央軍的駐地，接著軍營遷到更寬闊的郊外後，就陸續把城廓拆除，以配合明治時代崇尚西洋建築城市的思維，納入最新興建的西式的城市格局。於是，明治和大正年間，日本大城市出現歐化的街道和仿洋建築。然而在經濟發展，人口增加之後，考慮到經濟成本和實用性，又大量拆除了仿洋建築，改建為經濟實用的方塊型水泥現代主義建築。加上仿洋建築並不存在於日本傳統建築藝術靈魂中，日本人對它們並沒有深刻的文化感情，只是城市的某種裝飾品，而且它們與日本傳統城市格局也存在的落差，比如日本並沒有西洋城鎮以教堂為中心所形成的大型廣場和蜘蛛網狀街道的格局，因此拆除這些仿洋建築並沒有太大的文化和社會的阻力；到了昭和初期，日本中央統治能力強固，地方割據已不再是個問題，回頭反省過去的政策，深刻認識到，拆除古老城廓是摧毁本國傳統建築的嚴重錯誤，因此又拼命把各地被拆掉的城廓再重新再蓋出來，把它們跟京都、奈良的古寺都視為日本文化的無價之寶，至於過去曾被當成主體的剩餘少數仿洋建築逐漸退化成城市的裝飾品和點綴品。由於戰前日本軍事開銷龐大，財源困難困難，因此重建古城廓的工作範圍受到限制，大規模的重建工作要在戰後才真正重新推動。所以今天台灣人到日本觀光，不會被帶去看僅存的仿洋建築，而是到各地去看重新蓋出來的天守城。
因此，日本統治台灣，抱著他們改造城市的思維，一開始就準備拆掉「落後象徵」的台灣古城。更有甚者，他們對台灣古城內的建築原本就不存在文化和宗教感情。一旦實施「市區改正」，就根據藍圖大拆特拆。舉凡城牆、公署、考棚、書院、軍營、寺廟、大院、市場等等，無一倖免。取而代之的是仿洋建築的公署、官邸、病院、法院、郵便局，以及街道等等，如此日本殖民政府的「市區改正」，不是只有興建地下水道、鋪設道路、裝設電線桿電燈而己，而是把原來台灣古城建築幾乎整個拆掉，重新蓋一作仿西式的城市，然後再加蓋了一大堆沒有本地信徒的日本神社。對於原有的古城，只象徵性地保留幾座城門和城樓，像歷史悠久的彰化城拆得一乾二淨，完全沒有任何保留。因此，拆掉98%的台灣古城內外建築，保留2%，稱之為保護，甚至通過所謂的保護法律，振振有詞，自我贏得「保護古蹟」的美名。可以說，在短短20年間，擁有兩百多年歷史遍布台灣全島的台灣古城群被徹底的摧毁。這是一場恐怖的台灣文化浩劫，是一場無可挽回也不可原諒的文化毁滅行動。這種做法的後遺症，便是今天的台灣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改正」之前台灣城鄉面貌是什麼樣子？甚至以為日本之前台灣空無一物，「改正」是多麼先進文明的事。拆掉傳統建築等於抹去歷史記憶，所謂「亡其國者，先亡其史」，其實又何嘗不是「亡其國者，先亡其城」。日本在朝鮮也做了同樣的事，因此韓國光復後，欲恢復民族尊嚴，首先必須恢復民族建築，因此就必須先把日本殖民政府興建具有統治羞辱意涵的大大小小神社拆掉，把日本拆掉的韓國城門、城樓、城牆、宮殿，以及各型傳統建築，再重新蓋回來。至於日式仿洋建築，就跟日本本土一樣，在人口增長、都市發展擴建的過程中，會自然地淘汰掉。
至於在台灣，日本殖民留下的仿洋建築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被淘汰，就像在日本本土和韓國一樣。然而在台灣有兩個因素卻產生的跟韓國和日本不一樣的反應。一是對台灣生存環境巨大壓力逃避的心理，變成對日本殖民的變態迷戀，對日本仿洋山寨建築的被時代淘汰感到十分心痛和氣憤。另一個不一樣，是對本身傳統建築被拆除完全無感，這點跟日本人和韓國人也不一樣，甚至嘗試去認識的念頭都沒有。舉例來說，日據時代台北留下來的中山橋（明治橋），因為老舊和不符合交通需求的需要，而被拆除改建，卻引來長期的罵聲，甚至莫名的恨意。批評者形容這一座橋這「世界上最美的橋」，顯然地，他們沒看過世界，甚至沒看過他們崇拜的日本。這一座橋並非日式的橋樑，而是日本仿西洋的橋樑。純粹的日式橋樑是木造橋樑，不可能滿足現在汽車交通的需求。明治期間，日本政府在全國興建了幾百座這類橋樑，並且拍攝了許多漂亮的旅遊明信片，橋兩岸都是仿洋建築，彷彿歐洲城市，這正是明治城市改造的規劃，這就是日本全盤西化的一部分，包括整座城市均如此。然而，隨著天災、人口増長和汽車交通量提高。新式水泥大樓如雨後春筍，原有仿洋建築被拆掉改建，仿洋橋樑也是如此。原本仿洋的城市景觀逐漸不見了，那是缺乏根底的文化海市蜃樓的必然結果。基於同樣的心理 ，日本在朝鮮也蓋了好幾座仿洋橋樑，韓國光復後也被自然淘汰掉。
無論日本或韓國，仿洋城市景觀泡沫化均是自然過程，蟲鳥不驚。台灣其實也是，不過近10年突然對於日式仿洋建築被時代淘汰，出現如喪考妣的悲痛和氣憤。那些壟斷規劃設計特權的總督府建築師被推崇為「建築大師」，其實他們在國際建築史上亳無份量可言，在國際建築的水準上沒有一件被視為時代標誌的建築作品。用一個簡單量化形容，把他們全部加起來再乘上100，也比不上貝聿銘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然而，在一種特殊時期的政治心理下，被日本、韓國、台灣淘汰的日式仿洋建築，今天卻受到一些台灣人視如聖物，受到怪異的膜拜。最滑稽的是，拿一些日本官方的廉價旅遊明信片，讚不絕口，流露一種沒見過世面又自以為時麾的土包子呆樣。接著，現實中吹起一陣跟風，台灣各地不斷地蓋出日據時代的樣品屋，由於脫離土地的情感和經驗，這些樣品屋雖然招募的一些文創業者，但大多數是熱鬧一下子，很快就變得冷冷清清。台北的鐵道博物館以及周邊重新蓋出來的日本殖民建築，是很明顯的例子，到後來根本沒有什麼人去，台灣任何一個寺廟的人氣都比那邊旺多了。生命經驗是建築的有機性，缺乏生命經驗的建築這是一個空殼子，最後就是蚊子館。
文化的原創力源於本國深厚的文化根底，各國最頂尖的藝術家、文學家均首先取自本國的文化養份，吸收一部份當代的表現形式，最後創作出充滿魅力、具有典範意義的作品，從而風迷世人。很難想像，台灣人 的日式仿洋山寨建築的祟拜者中，會出什麼了不起的藝術家或文學家？事實上，20年前在清境農場興建仿洋建築民宿的業者，找洋人來剪羊毛，假裝身在異國，像在自然遊樂場上開心一番。他們還更有具體的行動力，也很清楚自己只是在裝樣子而已，不會弄錯這一點。一些沒出息的台灣人只會把廉價明信片當成精神迷幻藥，純粹耍嘴皮、玩家家酒而已。
總的來說，台灣城市重建的重點，首先就是充分認識日本殖民政府「市區改正」前城郷的風貌。必須收集充分的圖文資料，在視覺上先恢復原貌，讓所有台灣人充分認識到日式仿洋建築已經被日本本身和韓國淘汰，少數留下來的最多只是都市的小裝飾品和點綴品、日本「改正」前毀掉的台灣古城才是最珍貴、無可替代的文化資產。接下來，就是根據資料，在考量都市現實環境，取其相容部分，重建一部份台灣古城建築。透過重建古城，重植台灣的文化根基，恢復民族自信心，以再造文化的原創力。在這個意義上，這本畫冊將是台灣古城重建運動的重要起點。
2024年徐宗懋圖文館「神劍出版計劃」《台灣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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