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6 23:36:25Aher
霧社事件日軍鎮壓部隊總指揮鎌田彌彥與參謀長服部等合影
霧社事件日軍鎮壓部隊總指揮鎌田彌彥與參謀長服部等合影
1930年11日，霧社事件日軍鎮壓部隊高級指揮官們合影：總指揮鎌田彌彥少將（右二）、參謀總長服部（右一）拓務省代表生駒（右三），台北憲兵隊長藤田（右四）、副官宮田（右五）。10月27日，霧社事件爆發，日本警察和僑民一百多人遭到起事賽德克族人殺害，消息傳出，震動海內外。台灣總督石塚英藏立刻調集各方部隊組成鎮壓軍，包括下令陸軍第八飛行隊派出飛機，由屏東飛往事發地，進行偵查和轟炸，以迅速遏止起事規模擴大。同時，指示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花蓮港廳的駐軍和警察，向埔里和霧社集中。總計動用台灣軍、台灣守備隊等1194人，各地警察1306人，共約2500人的兵力。至於擔任鎮壓軍總指揮的鎌田彌彥少將為台灣守備隊司令，後因鎮壓霧社事件有功被晉升為中將。1932年再被提拔為近衛師團長，隔年被編入預備役，從第一線退下，從而躲過了殘酷的二戰以及戰後的戰犯審判。
特別說明：
此照片取自日本官方的《霧社事件寫真帖》。1930年爆發的霧社事件，日本總督府委託製作的「紀念寫真」有數種，其中以1931年2月由海老原耕平與林寫真館（非林氏後人林草）共著的《霧社討伐寫真帖》。此畫册照片約百幅，發行所是位於台北的共進商會，可是印刷卻是在日本的下關。此畫册印製精良，而且距離事件結束只有短短三個月多，而且還標明為「非賣品」，顯示為日本軍方主持製作的出版物，精選出隨軍記者拍攝的現場照片印行，並且作為贈送日本軍隊和政府內部的宣傳品和「紀念品」。
比較約20年前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理蕃政策」軍事鎮壓行動的「紀念寫真」，霧社事件畫册中已無原住民被燒莊、俘虜、斬首的殘忍畫面，日本軍方已充分理解這一類照片反映出不僅是日本軍方，而是整個日本國的野蠻形象，因此此次在霧社事件的照片發布上，軍部嚴格檢查，完全禁止使用任何被鎮壓部落情況的情況，而是強調遭受殺害日警和僑民的遺留現場。儘管如此，此畫册詳實反映了日軍的動員、佈置、攻勢，以及使用的重型武器。同時，對於事發地的霧社公學校、起事族人的聚會所、起事部落的地形地貌等，均做了巨細無遺的圖像紀錄，對於日後的歷史考證與歷史現場重建，仍然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日軍以三年式重機槍對起事族人強力掃射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日軍鎮壓部隊之花蓮港廳警察使用三年式重型機關槍，對起事賽德克族人進行強力掃射。三年式重型機關槍是1914年（大正三年）由日軍仿法式霍奇克斯M1914重機槍而生産的重型武器，設計師是南部麒次郎，多年間作為日軍主力武器。花蓮港廳由於靠近山區原住民部落，在1914年太魯閣事件中成為日軍對起事太魯閣部落發動攻擊的重地。因此，後來花蓮港廳日本警察仍然配備了重型機關槍，主要就是監控原住民的動向，重裝備的警察隨時可以轉換為作戰部隊。事實上，日警大部分由帝國軍人轉任，缺乏民政訓練，對一般民眾採軍事管束的方式，態度粗暴，動輒打罵，使得社會彌漫高壓的氣氛，極易生事。
日軍鎮壓部隊包括各部約2500人，配備全副武裝的步槍、機關槍和山砲，以及飛機的空中火力支援；起事賽德克部落六社約1200多人，包括老人和婦孺，實際能投入戰鬥的只有約300名人。起事族人從日警駐所奪取了180支槍以及2萬發子彈，但仍然不足以一人一槍。其餘人只能依靠蕃刀等傳統冷兵器。更別說，起事部落並未接受過現代軍事任務編組和後勤支援等訓練，完全不敵配備訓練精良的日本正規軍。雙方火力差距如此懸殊，以致於在日軍山砲和重機槍的連番攻擊掃射之下，起事族人非死即傷，甚至沒有任何機會與日軍近身交戰。
霧社事件日軍以曲射砲攻擊反抗族人之岩窟陣地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日軍台北機關槍隊在防禦工事中 ，以大正十一年曲射步兵砲，向藏身於絶壁岩窟陣地中的反抗族人發砲攻擊。這種砲生產於1922年，屬於輕型砲擊砲，使用榴彈、縦火彈和煙霧彈，主要用來攻擊戰壕和各種掩體工事。比較起16年前的太魯閣事件，此時的日軍已備配鋼盔，裝備先進許多。霧社事件日軍雖然只動用了約一個聯隊的兵力，但却擁有飛機、山砲、重機槍、曲射砲等重裝備，主攻部隊且是步兵第一聯隊的重裝備精銳。
（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後的現場霧社公學校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後的霧社公學校，仍然留下驚駭感傷的記憶。10月27日，起事的賽德克族人持武器衝進正在舉行聯合運動會的霧社公學校操場，對現場的日本人實行無差別的殺害，以報復日本殖民當局對族人長年的壓迫、剝削和歧視，事件後日本殖民政府調動現代軍警，亦對起事部落進行無差別的殺戮，形成原住民和日本人兩個民族相互仇殺的悲劇。照片中即是歷史事件爆發地的原貌，拍攝於事件後的一周內。此處是一百多名日本人遭殺害的現場，晚秋時節，葉落草黃，清泠蕭瑟。劫後的學校操場雜物堆放，一片凌亂，對照幾天前熱鬧的運動會場面，有一股莫名的悲涼。右邊堆放的木柴則是遭殺害的日本人火化之處。事件爆發後，起事族人立刻退回本身的部落據守。兩天後日本軍警旋即回到事件現場霧社公學校。考慮到衞生問題，日方立刻將死者的遺體集中在操場上火化，並擇期另行舉行公祭。
當年的霧社公學校後來拆除，現為台灣電力公司萬大發電廠第二辦公室所在地。
1910-1930部落山區地貌的變化
這兩張照片是1910年代辛丑之助攝製的泰雅族部落照片，以及1930年霧社事件寫真帖中賽德克部落的照片，反映部落山區地貌的根本變化。兩者並非同一地點，但是都在中部山區，所以仍然具有代表性，可以充分反映這20年間部落山區大量開發的情形。儘管現代化必然會帶來環境的代價，然而日本殖民當局快速高壓的方式，卻強烈衝擊原住民傳統的生存形態，涉及到遷村、改變生計方式，強迫信仰同化，甚至侵犯祖靈等更深層的民族問題。這種以武力強制性的改變必然引發極大的痛苦，並逐漸醞釀出重大的流血衝突事件。（徐宗懋圖文館收藏製作）
《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 全景式台灣歷史的世紀之作
霧社事件反抗族人祕密集結起事的房屋
1930年，霧社事件馬赫坡社的莫那魯道等賽德克族起事領袖，祕密集結發起大出草行動的房屋。根據原日文解說，此房屋是起事部落之一的祕密集結起事之處。一般而言，祕密集結地點通常是在帶頭起事者的地方，也就是作為反抗主力的馬赫坡社。同時，為了防止事機洩露，祕密集結處也不會有太多地方，以免移動頻繁啓人疑竇。10月25日、26日，莫那魯道等人在此召集各社密謀起事，十一社中有六社決定加入。儘管起事倉促，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件反映了兩項基本的事實：一是賽德克人被欺壓積恨已久，日本當局竟然絲毫沒有察覺，足見其施政的傲慢態度。即使受當局一手培養的賽德克族警察花崗一郎和花崗二郎，事先也不知情，或者知情卻刻意隱瞞，可見殖民當局跟賽德克人民情相距甚遠，代表施政之失敗。二，沒有參加起事的五個社，即使沒有參與，也沒有去向當局告密，出賣自己的同胞，反映了內部強大的凝聚力。即使沒有參與起事，他們與莫那魯道的感受是一樣的，只是不認為起事是明智之舉。總的來說，霧社事件前後都反映了殖民當局與賽德克人之間難以跨越的心理鴻溝。（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被搶奪後的霧社警察分室武器庫
1930年11月，遭起事族人攻擊並奪得槍支彈藥的霧社警察分室的倉庫，一片凌亂。10月27日凌晨，起事族人由馬赫坡社展開行動，首先攻擊當地警察駐在所，並且殺死三名日警。接著往霧社方向一路與起事各社族人會合，沿途攻擊了波阿隆、櫻、荷戈三座駐所，殺死日警和家屬，奪取所內槍支彈藥，同時繼續朝霧社前進，攻擊霧社警察分室、郵局、學校、官舍等，總計奪取約180支槍，2萬發子彈。此照片顯示被搶奪的霧社警察分室的武器庫，地上留下一座小砲，未被帶走，可能是起事族人未曾被訓練操作重武器。
霧社事件日軍以四一式山砲對反抗族人岩窟陣地強力砲轟
1930年11月，日軍以四門四一式山砲向反抗族人的岩窟陣地強力砲轟。此四門山砲是由駐守台北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的山砲中隊所調派來的。此型山砲生産於1908年（明治41年），由日軍各師團的山砲中隊所使用，屬於師級部隊使用的支援火力，為早期的現代火力。由於族人不敵日軍山砲、重機槍等重型武器的猛烈射擊，很快就自部落撤至絶壁高地，利用岩窟為天然的防禦工事，據險死守。日軍則以底飛機轟炸，投入燃燒彈，並使用山砲發射毒氣彈，以對付藏身於岩窟和叢林的族人。兩者均違反國際公約。
反抗族人在日軍化學武器的攻擊下，死傷慘重，而且喪失主要戰鬥力。（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日軍石川隊率領的味方蕃戰鬥人員在馬赫坡集合
（附文：味方蕃與第二次霧社事件慘案）
1930年11月，由石川隊率領的味方蕃隊伍，以綁白頭巾作為識別方式，在攻佔的馬赫坡社陣地集合。此時，被召集的味刀蕃僅配戴蕃刀，尚未發放槍支彈藥。日軍部隊以長官的姓氏作為分隊的稱號，這張照片顯示，儘管霧社事件中味方蕃被組織起來對付起事部落，但因涉及到槍彈發放使用問題，他們仍然被置於日軍的編制下，其行動受日軍的指揮和節制，並非獨立行動的狀態。
味方蕃與第二次霧社事件慘案
賽德克族的道澤群包括基茲卡、布凱本、魯茲紹、屯巴拉等四社，原本與起事的德克達雅群友好，後來因故漸交惡。霧社事件爆發後，道澤群被收編至味方蕃與起事族人作戰。雙方在樹林中塵戰多日，道澤群死傷甚重，包括頭目鐵木·瓦力斯及手下十餘人戰死，成為道澤群的奇恥大辱。
事件結束後，大約500各反抗部落的倖存者，大部分為老幼婦孺，被安置在五個「保護蕃收容所」，等待殖民當局的強制遷村的安排。然而，一些日本警官餘恨未消，利用道澤群與反抗族人之間的仇恨，故意借刀殺人。
1931年春，台中州警務部長三輪幸助和警察課長寶藏寺虎一祕謀對反抗部落倖存者施行殺戮報復，命令山區警察小島源治煽動道澤群採取報仇行動，並藉故延後收回原先發放給道澤群的槍支，讓後者保持武裝狀態。4月25日深夜，200餘持槍的道澤群壯丁突襲了四處倖存者收容所。這是一個恐怖之夜，大約210多名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遭到屠殺和獵首，現場的日警視若無睹，有一位象徵性地放了一槍示警。隔天，日警前往道澤群繳回槍支，並且和道澤群以及被砍下的頭髗炫耀式地合影，留下了台灣史上最驚駭殘忍的歷史照片之一。
不同於第一次霧社事件，第二次霧社事件並非交戰狀態，而是事先預謀計劃，針對無辜老弱婦孺的滅族屠殺，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泯滅人性、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事後，道澤群行兇者被象徵性受到勞役處分，主管警官以「部落惡鬥」向上級報告，搪塞了事，小島被調職，如此便算結案。
直到1970年代，已經回到日本的小島源治才在與歷史學者的通信中承認參與幕後煽動道澤群，才確認了日方主使的真相；儘管如此，以日軍組織紀律之嚴密，很難想像台中州警務部敢擅自主導如此規模的屠殺行動，軍方高層必然難脫涉案之嫌。
第二次霧社事件充份反映了一項更本質的問題。儘管日本殖民政府治理山區時，嚴禁部落出草習俗，斥之為野蠻行為。不過，一旦大批日本人遭到殺害時，日軍又刻意煽動部落對於無辜的倖存者出草，以遂行借刀殺人之計。可見嚴禁出草主要是為了建立統治秩序，並非出自文明社會自覺的道德準則。只要為了勝利或報復，日軍隨時可以做出比出草更血腥殘忍的事情。在後來日軍發動侵略戰爭，對中國百姓以及西方戰俘的殘酷對待，以致哀嚎遍野的慘狀，印證了這一點。
然而，世間冥冥中自有輪迴之道。二戰末期，日本本土遭受美軍戰略性的大轟炸，一次燒夷彈轟炸東京，就造成8萬人死亡，後來兩次原子彈轟炸，瞬間約20多萬人死亡。日本成為一片廢墟，生靈塗炭。帝國崩潰時，海外六百萬日本軍民瞬間淪為無國家的難民，後來仰賴中美兩國人民的善意，才得以平安返家。也只有此時日本人才清醒過來，戰後也才深刻反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帶給其他民族和自己無窮的禍害。（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馬赫坡陣地的日軍部隊與台灣人軍伕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日軍鎮壓部隊攻占反抗部落的中心馬赫坡社，在高地上設置軍需品站，作為繼續向前推進的軍事據點。照片前方地上放置成批的軍需品。後右側是日軍官兵，後左側是戴斗笠的台灣人軍伕，主要擔負搬運彈藥、糧食、帳篷、傷患等工作。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在島上的軍事鎮壓行動，都會徵調大量台灣人擔任軍伕，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仍然徵召台灣人當軍伕。基於根本的信頼問題，日本對於把槍交給本島人成為正式的武裝日軍，始終持十分保留態度。
（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味方蕃戰士向反抗族人陣地射擊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日軍川西部隊編制下的味方蕃戰士以步槍朝反抗部落陣地射擊。味方蕃以賽德克族道澤群為主體，與反抗部落所屬的特克達雅群存有仇怨，因此被日軍派遣為先頭部隊。照片顯示，味方蕃的戰鬥人員均為年輕精壯，經過日軍特別挑選出來，配備充足的武器彈藥和糧食，完全置於日軍的調度指揮之下。加上熟悉山林環境，自然能表現戰鬥力。他們也是隔年春被日警煽動對霧社事件倖存的老弱婦孺進行殺戮的主要人員。
事件後，日本殖民當局將最後存活下來的二百多名反抗族人，集體遷至川中島安置，以永離本郷，並將反抗部落的土地資財分配給味方蕃，作為協助日方的犒賞。（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日軍石川隊率領的味方蕃戰鬥人員在馬赫坡集合
（附文：味方蕃與第二次霧社事件慘案）
1930年11月，由石川隊率領的味方蕃隊伍，以綁白頭巾作為識別方式，在攻佔的馬赫坡社陣地集合。此時，被召集的味刀蕃僅配戴蕃刀，尚未發放槍支彈藥。日軍部隊以長官的姓氏作為分隊的稱號，這張照片顯示，儘管霧社事件中味方蕃被組織起來對付起事部落，但因涉及到槍彈發放使用問題，他們仍然被置於日軍的編制下，其行動受日軍的指揮和節制，並非獨立行動的狀態。
味方蕃與第二次霧社事件慘案
賽德克族的道澤群包括基茲卡、布凱本、魯茲紹、屯巴拉等四社，原本與起事的德克達雅群友好，後來因故漸交惡。霧社事件爆發後，道澤群被收編至味方蕃與起事族人作戰。雙方在樹林中塵戰多日，道澤群死傷甚重，包括頭目鐵木·瓦力斯及手下十餘人戰死，成為道澤群的奇恥大辱。
事件結束後，大約500各反抗部落的倖存者，大部分為老幼婦孺，被安置在五個「保護蕃收容所」，等待殖民當局的強制遷村的安排。然而，一些日本警官餘恨未消，利用道澤群與反抗族人之間的仇恨，故意借刀殺人。
1931年春，台中州警務部長三輪幸助和警察課長寶藏寺虎一密謀對反抗部落倖存者施行殺戮報復，命令山區警察小島源治煽動道澤群採取報仇行動，並藉故延後收回原先發放給道澤群的槍支，讓後者保持武裝狀態。4月25日深夜，200餘持槍的道澤群壯丁突襲了四處倖存者收容所。這是一個恐怖之夜，大約210多名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遭到屠殺和獵首，現場的日警視若無睹，有一位象徵性地放了一槍示警。隔天，日警前往道澤群繳回槍支，並且和道澤群以及被砍下的頭髗炫耀式地合影，留下了台灣史上最驚駭殘忍的歷史照片之一。
不同於第一次霧社事件，第二次霧社事件並非交戰狀態，而是事先預謀計劃，針對無辜老弱婦孺的滅族屠殺，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泯滅人性、罪大惡極的犯罪行為。事後，道澤群行兇者被象徵性受到勞役處分，主管警官以「部落惡鬥」向上級報告，搪塞了事，小島被調職，如此便算結案。
直到1970年代，已經回到日本的小島源治才在與歷史學者的通信中承認參與幕後煽動道澤群，才確認了日方主使的真相；儘管如此，以日軍組織紀律之嚴密，很難想像台中州警務部敢擅自主導如此規模的屠殺行動，軍方高層必然難脫涉案之嫌。
第二次霧社事件充份反映了一項更本質的問題。儘管日本殖民政府治理山區時，嚴禁部落出草習俗，斥之為野蠻行為。不過，一旦大批日本人遭到殺害時，日軍又刻意煽動部落對於無辜的倖存者出草，以遂行借刀殺人之計。可見嚴禁出草主要是為了建立統治秩序，並非出自文明社會自覺的道德準則。只要為了勝利或報復，日軍隨時可以做出比出草更血腥殘忍的事情。在後來日軍發動侵略戰爭，對中國百姓以及西方戰俘的殘酷對待，以致哀嚎遍野的慘狀，印證了這一點。
然而，世間冥冥中自有輪迴之道。二戰末期，日本本土遭受美軍戰略性的大轟炸，一次燒夷彈轟炸東京，就造成8萬人死亡，後來兩次原子彈轟炸，瞬間約20多萬人死亡。日本成為一片廢墟，生靈塗炭。帝國崩潰時，海外六百萬日本軍民瞬間淪為無國家的難民，後來仰賴中美兩國人民的善意，才得以平安返家。也只有此時日本人才清醒過來，戰後也才深刻反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帶給其他民族和自己無窮的禍害。（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本島人挑夫搬運日本人傷者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幾位本島人挑夫將受傷的日本人抬去救護站救治。日本文獻對於日本人傷亡後的處置，包括送醫、火毛、公祭、建碑等均有詳盡的圖文記錄。不過，對於情況更慘重、傷亡人數更龐大的反抗部落族人的情況，包括遺體的處理，傷者的醫治等，則隻字不提。由於有些反抗部落全族死亡，連倖存的口述證詞也不存在，以致於這部份成為歷史之謎。（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事件後後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入口。
1930年11月，霧社事件後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入口。此處也是台中州理蕃課顧問菅野政衞遭到起事族人出草獵首之處。10月27日在霧社公學校舉行的聯合運動會原本是展現日本殖民政府「理蕃」有成的盛大活動，地方首長均出席，然而在起事族人的突襲行動中，台中州理藩課顧問菅野政衛以及能高郡郡守小笠原
敬太郎均因躲避不及，當場遭到殺害獵首，此照片為事件後的現場。（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日軍在霧社街道舉行凱旋式
1930年12月26日，霧社事件，日軍鎮壓部隊完成軍事任務後，最後一支部隊台灣步兵第一聯隊佐佐木分隊離開前，在霧社市街道上舉行凱旋儀式。
10月27日，霧社事件爆發後，總督府立刻由台中、花蓮、屏東、台北等地，調派警察和軍隊約2500人，動用重機槍、山砲、飛機、毒氣等，至於反抗族人一開始衝進霧社市街，但並未佔領，而是撤回各社的村落。儘管反抗部落約1300人，但真正能夠作戰的壯丁僅約300人，缺之彈藥和糧食等後勤支援。村落主要是茅草和木屋，沒有堅固的防禦工事，無法抵擋日軍現代化軍警部隊的強大攻勢。兩天後，日軍即攻陷反抗七社的村落所處，反抗族人主力轉移至高山絶壁，以岩窟和林木等天險據守。日軍則以熟悉地形的味方蕃為先頭部隊，進行激烈的山林戰事，反抗族人在月餘間彈盡援絕，不是戰死，就是集體自盡。12月初，戰事大致底定，日軍各部陸續返回歸建。
照片中是最後一支撤離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佐佐木分隊，時間剛好是霧社事件整整兩個月。作為最後留守部隊，他們在霧社街道上舉行正式凱旋式，以展現軍威以及勝軍之姿，之後隨即踏上歸途。（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公學校體育場凌亂的頒獎台
1930年11月初，霧社事件後，霧社公學校體育場頒獎台一片凌亂的景象，這是日軍進入霧社公學校後所拍攝的實景。10月27日，聯合運動會當天，這𥚃是日本人遭受殺害最慘重的地方，照片彷佛仍可聯想到當時驚恐混亂的場面。左上是同樣遭到攻擊的霧社郵局。（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霧社公醫志柿源次郎宿舍凌亂不堪的景象
1930年11月，霧社公醫志柿源次郎遭起事族人槍殺後，其宿舍內被族人闖入搗毀，留下一片凌亂不堪的景象。
（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彩色台灣歷史大觀》）
被日軍唆使的味方蕃出草抗爭族人，將割下幾個頭顱掛在木干上，呈半腐爛狀態。徐宗懋圖文館基於臉書規定，做了馬賽克處理，不過在畫冊中會以清晰完整照片畫面呈現，並在畫冊外包裝加上警示文字。
日本殖民當局以軍事力量全面控制山區後，嚴格禁止部落出草行為，甚至主動扮演和事佬，邀請敵對部落頭目，促成雙方和解。名義上雖然是禁止野蠻行為，實際上部落之間無休止的征戰，永無寧日，殖民政府缺乏穩定的山區秩序，將無法從事山林開發，也難以徵調族人投入砍材、搬運和蓋房子等粗重的工作。因此，殖民當局不僅禁止出草，也會全力阻止部落之間的衝突。然而，在霧社事件中，殖民當局不僅不禁止敵對部落衝突，反而刻意鼓動味方藩對抗爭族人出草，借刀殺人，鼓動他們自相殘殺。其實就軍事行動的「野蠻程度」來說，從牡丹社事件日本展開對外軍事擴張，日軍的作為跟殘暴始終無法劃分。從甲午戰爭到乙未戰爭，日軍在旅順的大屠殺遭到國際譴責，攻打台灣的時候，除了台北城和台南城和平投降之外，其他稍有抵抗的鄕鎮，日軍均採取燒莊屠村的殘暴方式，接下來統治台灣的前七年，甚至誘降抗日群眾，再予集體殺戳。接著在太魯閣事件、西來庵事件也是如此。事實上，一直到二戰爆發，西方人才領會到日軍殘暴的程度，至今仍恨之入骨。日軍的恐怖的暴行紀錄目前正展示在東南亞各國的歷史博物館、戰爭博物館和美術館中。
因此，在霧社事件中，日軍表現出一貫的殘暴兇狠，對抗爭部落動用了飛機、大炮、重型機槍和毒氣瓦斯等，實際上是其一貫的風格，至於利用味方蕃對抗爭部落出草只是其中的一環，但仍然是非常殘暴。尤其在第二次霧社事件中，刻意安排味方蕃對已經被安置在收容所的抗爭部落的男女老幼，進行集體屠殺，還刻意在一大堆頭顱前留下台灣歷史上最恐怖的照片，其心禽獸不如。
對於照片記錄方面，除了這一張照片以外，之前並沒有任何照片記錄，一直我們發掘的這一本霧社事件日軍私人相冊中，才意外的看到味方蕃出草的照片。不同於第二次霧社事件那張照片的原件已不知去向，至今都是不斷翻拍而已，目前這兩張是玻璃版沖洗的原版照片，至今近百年畫面仍然十分清晰。無論就台灣攝影史以及霧社事件原件文獻，均有無比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