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漢人勢力的入侵，原住民的生存頗受威脅，1727 年（雍正 5）巡台御史尹秦與淡水理番同知共同向朝廷請議，為保障熟番生存「宜令大社留給旱地五百甲，中社四百甲，小社三百甲，號為社田，以為社番耕種狩獵所」，確保平埔族的生存空間。此外，早在 1722 年（康熙 61）朱一貴事件後，浙江總督滿保主張遷民劃界，在藍鼎元力持之下，代之以「立石禁入番地」，防止漢人侵入番地，淸廷劃距番人居住地 10 至 2、30 里之地立石劃界，挑挖深溝，築土做堆，溝內之地為番所有，以區隔番漢，稱為「土牛溝」、「土牛」，自南向北陸續劃定，禁止漢人越界侵墾；至乾隆年間演變為劃分漢民、熟番、生番的界線。 自清康熙 61 年（1722 年）起，採漢番隔離政策，官府於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界方式來規範漢人生活區域，嚴禁漢人超越其區域；此碑界建物為「原漢界碑」（如：臺北市石牌）。並有種種措施來防止漢人侵墾「番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作者：Peellden

劃界之初曾使用紅筆在地圖上畫線標示番界經過之地，習慣上稱紅線以指稱地圖上無形番界，以土牛代表地表上有形的界線，二者合稱「土牛紅線」；但成果有限。此一淸廷為維護熟番生計，立石所形成的保留區，自乾隆中期以後，由於漢墾區的開發已經漸趨飽和，加上 1786 年（乾隆 51）林爽文事件後，出現為防範生番，在土牛溝邊設隘防守的隘制，且被部分漢人利用，以設隘防番之便，不斷逾越土牛溝，進入保留區內私墾。再者由於社番不斷被派撥前往生番出入要口守隘，致使無暇專事農耕；而由官方保留給原住民以軍事屯墾方式拓墾的養贍埔地，大多遠離屯丁所居住之社，往往無法前往耕作，加上歸附納餉的番餉（人頭稅）很重，使得族人生活陷入困境，迫使原住民紛紛違法以典、贌，或賣予漢佃耕作的方式謀生。

生擒林爽文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原住民族原本有其傳統的命名方式，包括親子連名制（父子連名或母子連名）、親從子名制，或在個人名字後附加氏族名稱的姓名制等，而漢人受到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制度、觀念影響，特重血緣的傳承，以姓氏作為該宗族「正血統」的標記，因此對於歸順淸廷的原住民，也以這套漢人的思維模式賜予漢姓，甚至作為區別，表示該番人已經「熟化」（漢化），脫離「生番」的行列。高山族群，其範圍大概等同相於清朝時期所謂的「生番」，以及日本殖民當局所謂的「蕃人」、「高砂族」。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作者：鳥居龍藏等

淸廷統治台灣西部後，於 1758 年（乾隆 23）下令歸順的平埔族人薙髮結辮以仿淸俗，同時也賜予仿漢的姓，包括潘、陳、劉、戴、李、王、錢、斛、蠻、林等。據說有漢人建議他們用「潘」字，因為拆開來看有水、有米、有田，既然漢化務農了，改潘姓最好。

事實上，「潘」字的右邊為「番」，是個相當容易辨視其熟番身分的姓氏；但這個原則必須在漢人當中沒有「潘」姓人家時才適用。

清代臺灣中部岸裡社因與官方合作，屢次助清軍平亂有功，逐漸崛起為中部勢力最強盛的原住民社群。這張圖是岸裡社第三任總土官潘敦仔的畫像。
圖片來源：截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賜姓的同時，也下令其改用漢名，不過當時有些只把原來的番名音譯為漢字，而且漢式的姓名往往只在與官方應對時使用，私底下仍大多稱呼其原有的番名。

1826 年（道光 6）南庄一帶拓墾土地，並設隘防守，鄰近的賽夏族人充當隘丁防禦內山的生番，當時其族人有用漢姓者。由於他們已有一定的家名（氏族名），因而有些以家名的「意譯漢字」為姓（例如樟、蟹、日、豆、風、絲，但也有例外者），此亦為賜姓之另一例子。1875 年（光緒元年）恆春設縣時，也曾對歸順的原住民賜姓（例如潘文杰）；1886 年（光緒 12）當淸軍討伐東勢角方面的泰雅族人時，也曾對嚴守中立的頭目賜姓「白」。不過淸治時期改漢姓者大體以平埔族為主，這是因為官府長期實施山禁的緣故。 19 世紀臺灣南部平埔原住民照片。
圖片來源：截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隨著內地漢人大批移入，平埔族因改從漢姓不易區別，且為了戶口整理及處斷糾紛，同時杜絕番姓混冒，因此在 1886 年（光緒 12）淸廷再度施行賜姓政策，並特別諭示：一、已襲用漢姓，或以「潘」字為姓者，姓底下另外加上一個「新」字成為複姓；二、襲用漢姓者，如果加上字典中「金」、「玉」、「邑」三部首的字也無妨；三、沒有姓的人，取千字文中的美字，即「露結為霜」或「玉出崑岡」……等之一字為姓；四、姓以外也可以有堂號，以其所居住社名取字義平善者命名，而且最好加上「新」字。由於使用慣了，添加一字為複姓的政策並未被遵行。不過也出現了一些特殊的姓，像是偕、買（嘪）、毒、蒲、兵、味……等。

其中，偕姓非常特殊，並非得自於賜姓政策，而是由於噶瑪蘭族人感念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牧師傳教，及其對族人進行醫療，因而一些人改姓偕以資紀念。

馬偕。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本文摘自《典藏台灣史（四）漢人社會的形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