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6-03 22:43:15turtle
有人問我關於五年級的「懷舊」與「反對」
有人問我關於五年級的「懷舊」與「反對」，這是我刊登於六月二日中時「人間」副刊上的文章，提供本台朋友參考。
【五年級要幹什麼？】
去年六月開始，台灣社會對於世代現象的懷舊順序似乎有些錯亂。現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的《五年級同學會》、《學運世代》陸續出書，不但在網路與平面媒體掀起一陣討論熱潮，「人間副刊」、《誠品好讀》更製作專題與舉辦座談會探討，反倒是五十至六十歲之間的《青春之歌》一書卻姍姍來遲，在時序上難免令人有些錯愕。
做為對《青春之歌》深深動容的《學運世代》作者，我有一些比較個人、幽微的觀察與感觸，既想向之前青年世代如火年華致敬，也想與同世代的焦慮心靈共勉。
首先，我想談談懷舊。民國五○年代出生的「五年級同學」，為什麼這麼快就開始懷舊？
在去年十一月十日誠品書店那場座談會上，我在引言時將五年級同學定位為「在新軀體內住著老靈魂」的最後一代，因為處於大時代劇變浪頭的遺緒，所以在心靈上會覺得與年紀大上一截的三、四年級比較近，卻可能與只小三、五歲的六年級距離遙遠；楊照接著說，五年級有一種「特別的造作」，正因為沒有完全趕上斷裂前的那個特殊時代，愈是想要追趕，就愈是氣急敗壞；「五年級同學會」催生者mimiko則認為，五年級在網路上有一種被六年級追趕而產生的孤寂，「懷舊」因而成為五年級可以「打敗新人類」的唯一優勢。
現在看來，我們在那場座談會上的對話與詮釋，顯然都太過抒情，來不及探觸一些更深刻的社會性因素。
◎五年級提前懷舊來自於急速的商品化
五年級提前懷舊，很大一部分原因應該在於台灣社會的急速商品化。
放眼當下，連政治、媒體、宗教、文化領域的所有原素，都已被巧妙拆解而快速轉化成消費性商品，歷史書寫與世代現象又何能例外？種種「應該被懷舊」的東西逐一商品化而失去消費吸引力後，五年級適時提供了新的懷舊主題與消費方向；而當所有「可以被消費」的東西都一視同仁而無道德高低後，消費懷舊還會特別計較年代是否久遠、主題是否滄桑嗎？
另外一部分原因，我是在看完《青春之歌》後才更加了解。
鄭鴻生、錢永祥兩位台大學長的真誠回憶顯示，三、四年級之所以不願輕易懷舊，是因為他們當年挑戰黨團威權體制而尋找出路時，在「自信不平凡」外觀下是多麼的「狼狽不堪」。正因為這種五年級難以全然體會的狼狽與不堪，才使得三、四年級以及更早世代不願輕易回首；換句話說，五年級不過是在一種相對「幸福安逸」的狀態下，比較敢於面對沒有那麼狼狽不堪的慘綠年少罷了。
當然，我們還必須從世代交替的權力接班角度來觀察。
無論是否做好了準備，僅就年齡而言，五年級也已來到在社會各領域爭權卡位、競相出頭的關鍵時刻。五年級能否真正引領風騷甚至當家作主，其實還有待觀察；但不容諱言的是，在還未提出嶄新價值觀與拆解既存遊戲規則之前，藉由懷舊來彰顯與上下世代的差異，已經是五年級「驗明正身」、宣示接班順位與存在價值的重要社會儀式。
儘管五年級還有很多提前懷舊的原因（最近又有本《五年級青春紀念冊》問世，提供更大量的懷舊記憶與素材），儘管相關懷舊作品的出書動機看似偶然（《五年級同學會》是在「明日報個人新聞台」面臨關台危機時，mimiko號召包括我在內的六位網友留下歷史記錄），我相信背後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社會性因素。
整體而言，五年級這一代人之所以能夠活得相對從容自信、無畏無懼，乃至於能夠提前進行懷舊，難道不是建立在從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以降，之前青年世代在挑戰威權體制時的種種狼狽與不堪之上？
因此，我仍然相信，總有一些很難被消費、很可能狼狽不堪、與權力接班無關的東西，值得台灣社會投入更多與更長遠的懷舊。
針對解嚴前後成長的五年級世代，「學運世代」很清楚只是一個觀察切面，如同可以用「反戰世代」、「民歌世代」、「嬉皮世代」切入美國六○世代，但美國六○世代卻未必盡皆反戰、民歌、嬉皮一般。不是活躍學運分子、只是學運氣氛感染者的我，對於學運世代同儕在過去十年掙扎焦慮的某種觀照，其實也只是在「看見別人」中，同時「看見自己」而已。
一九九一年底國會全面改選與反對黨迅速壯大之後，政治機會結構大幅開放吸引了學運世代大量投入政治部門，並且在政壇逐漸扮演重要角色，這無疑是五年級世代現象中極其特殊與值得重視的面向；即便如此，相較於政治部門衝鋒陷陣的學運世代，我個人對於留在社運部門長期奮鬥耕耘的學運世代，毋寧有著更高的敬意與肯定，並相信這是五年級世代現象中更為珍貴而值得深刻挖掘的部分。
◎五年級是電視世代加上解嚴世代
而在更廣泛與更具普遍性的指涉意義上，楊照在那場座談會中提出的「電視世代」切入點，以及我在總統府上班的朋友周奕成主張的「解嚴世代」意象，我覺得都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或許，在「學運世代」拋磚引玉後，我們可以從「電視世代」、「解嚴世代」等切入面向，繼續多元觀照五年級的生命情懷與世代精神。
世代，我個人相信，在寫「人」而非寫「史」的立場上，不論是學運世代、電視世代、解嚴世代等觀察切面，都不存在「代表性」的問題。坦白說，在這個個人主義抬頭的年代，誰願意被別人代表、誰又能夠宣稱代表誰呢？《學運世代》一書不過是四十二個學運參與者畢業後第一個十年的生命歷程而已，如同我知道《青春之歌》一書副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也引發類似的「代表性」思考，但絲毫不影響我掩上《青春之歌》後的內心波濤洶湧。
當我看到《青春之歌》書中描寫郭譽孚在一九七三年於台大校門口自刎明志，郭譽孚脫險後說那是「以生命和鮮血演出一個真誠追求真理的戲碼吧」時，我並不會就此以為，鄭鴻生等少數人的激越情懷就等同於那一整個世代、他們的左翼思維就代表那個年代所有左翼青年的內心掙扎；但是，我相信郭譽孚自刎明志、鄭鴻生等人尋求出路的意象，與劉大任的《浮游群落》一般，已足以印證「保釣世代」所處的某種時代氛圍。
在這層意義上，我相當贊同錢永祥在《青春之歌》跋文中提及的，包括學運世代及之前的青年世代，都應該開始整理出更多的《青春之歌》，我相信這有助於深化關於世代現象及「代表性」的思考。
最後，我想談談「反對」。錢永祥對於「反對」這個概念的提問與質疑，正是我最想向之前幾個青年世代致敬之處。
在這個年輕一代不識「學運」為何物，「白色恐怖／四六事件」、「冷戰體系／保釣運動」、「黨國威權／野百合學運」更早已物換星移為「政黨輪替／網路世代」的年代，討論「反對」確實有些格格不入與太過沉重。
但是，恐怕唯有到五年級同學為止，還會對生命中究竟「應該反對什麼？」「為什麼要反對？」「反對精神依舊還是已經變質？」這些命題如此在意與耿耿於懷。
錢永祥認為，台灣在以多數族群為名掃除威權體制以後，「反對」僅剩下「反對國民黨」的意思，而反對的理據也已萎縮到「台灣意識」的底線本能。
我不知道有多少學運世代同儕能夠接受這種「反對只剩下反國民黨與台灣意識」的簡化論斷，但我知道，許多學運世代朋友在政黨輪替、惡魔黨終於倒台後，的確陷入巨大失落感與嚴重焦慮。而在傾向當權者的「阻止保守勢力反撲」與傾向民間的「終身的反對者」之間，不少人更有過深刻的掙扎。
換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初一心想要改造台灣社會的學運世代，如今究竟改變了社會、還是被社會改變了？回首過去十年生命歷程，究竟是社會變了？還是自己變了？如果不能改造社會、是不是就只能被社會改造？如果不能提出新價值、挑戰既有遊戲規則，學運世代的「取而代之」又有什麼意義？事實上，國民黨倒台只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間點，這個時間點一過，「反對」的問題就如排山倒海而來，繼續糾纏著學運世代的心靈。
◎從一而終的學運世代何在？
我同樣不知道，在左翼反對觀遭長期壓抑而相對苦悶的今日，在自由主義反對觀早已斷裂而無以為繼的今日，有多少當初激進左傾或堅持自由主義精神的學運世代，還能如同錢永祥等人對左翼或自由主義反對觀那樣「從一而終」？年少輕狂也好、擇善固執也罷，僅就這種從一而終的堅持與執著，之前青年世代不變的志節與理想性，終究仍以一種動人的力量在台灣社會潛伏激盪。
讓我們聚焦於最近發生的幾個例子，從是否開放八吋晶圓廠西進的公共政策辯論，到國安局機密資料外洩的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之爭，再到各政黨間以「忠誠」、「叛國」為名相互攻訐惡鬥；即使在台灣主體意識、本土認同的前提下，我仍然無法理解，學運世代從政者如何能夠忍受台灣社會某種以「愛／不愛台灣」作為劃分的二元對立、簡化粗糙、粗暴專斷氣氛？如何能夠繼續默許以「愛／不愛台灣」為名所遂行的族群動員與政治鬥爭？又如何能夠對自己身處這股僅以「愛／不愛台灣」做為反對判準的社會洪流而無動於衷？
我心目中「終身的反對者」典型，是已過世的美國記者I.F.史東對抗麥卡錫主義的獨立思辨與大無畏精神，以及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中強調的「從事批判和維持批評立場」，至於落實在台灣社會的泛政治化環境中，比較接近錢永祥在《縱欲與虛無之上》一書中分析的「公共型知識份子」。
所謂「公共型知識份子」，錢永祥的詮釋是「以開放而平等的方式針對議題進行說理……藉非權威的方式在差異之間形成共識」，而唯有不訴諸人格、身分、學術、專業、傳統、信念等權威，才能建立所謂「公共」的說理。
這種「公共型知識份子」容或不夠激進、不夠強烈，但就一個任何討論都停留在「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時代而言、或就一個希望重新尋找「反對」內涵的年輕世代而言，或就一個像我這樣希望在新聞志業扮演終身反對者的個人而言，我相信已足夠做為社會劇變中企求安身立命的一方淨土。
在統獨與省籍意識非理性糾纏、黨派惡鬥彷彿永無寧日的此時此刻，堅持一定的批判精神、理想主義，努力扮演稱職的「公共型知識份子」，或許已是五年級同學／學運世代對於「反對還剩下什麼內涵」的重要回應。
※作者註：本文題目與內文小標皆為「人間」副刊編輯所加，與原文題目、小標有所出入。
【五年級要幹什麼？】
去年六月開始，台灣社會對於世代現象的懷舊順序似乎有些錯亂。現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的《五年級同學會》、《學運世代》陸續出書，不但在網路與平面媒體掀起一陣討論熱潮，「人間副刊」、《誠品好讀》更製作專題與舉辦座談會探討，反倒是五十至六十歲之間的《青春之歌》一書卻姍姍來遲，在時序上難免令人有些錯愕。
做為對《青春之歌》深深動容的《學運世代》作者，我有一些比較個人、幽微的觀察與感觸，既想向之前青年世代如火年華致敬，也想與同世代的焦慮心靈共勉。
首先，我想談談懷舊。民國五○年代出生的「五年級同學」，為什麼這麼快就開始懷舊？
在去年十一月十日誠品書店那場座談會上，我在引言時將五年級同學定位為「在新軀體內住著老靈魂」的最後一代，因為處於大時代劇變浪頭的遺緒，所以在心靈上會覺得與年紀大上一截的三、四年級比較近，卻可能與只小三、五歲的六年級距離遙遠；楊照接著說，五年級有一種「特別的造作」，正因為沒有完全趕上斷裂前的那個特殊時代，愈是想要追趕，就愈是氣急敗壞；「五年級同學會」催生者mimiko則認為，五年級在網路上有一種被六年級追趕而產生的孤寂，「懷舊」因而成為五年級可以「打敗新人類」的唯一優勢。
現在看來，我們在那場座談會上的對話與詮釋，顯然都太過抒情，來不及探觸一些更深刻的社會性因素。
◎五年級提前懷舊來自於急速的商品化
五年級提前懷舊，很大一部分原因應該在於台灣社會的急速商品化。
放眼當下，連政治、媒體、宗教、文化領域的所有原素，都已被巧妙拆解而快速轉化成消費性商品，歷史書寫與世代現象又何能例外？種種「應該被懷舊」的東西逐一商品化而失去消費吸引力後，五年級適時提供了新的懷舊主題與消費方向；而當所有「可以被消費」的東西都一視同仁而無道德高低後，消費懷舊還會特別計較年代是否久遠、主題是否滄桑嗎？
另外一部分原因，我是在看完《青春之歌》後才更加了解。
鄭鴻生、錢永祥兩位台大學長的真誠回憶顯示，三、四年級之所以不願輕易懷舊，是因為他們當年挑戰黨團威權體制而尋找出路時，在「自信不平凡」外觀下是多麼的「狼狽不堪」。正因為這種五年級難以全然體會的狼狽與不堪，才使得三、四年級以及更早世代不願輕易回首；換句話說，五年級不過是在一種相對「幸福安逸」的狀態下，比較敢於面對沒有那麼狼狽不堪的慘綠年少罷了。
當然，我們還必須從世代交替的權力接班角度來觀察。
無論是否做好了準備，僅就年齡而言，五年級也已來到在社會各領域爭權卡位、競相出頭的關鍵時刻。五年級能否真正引領風騷甚至當家作主，其實還有待觀察；但不容諱言的是，在還未提出嶄新價值觀與拆解既存遊戲規則之前，藉由懷舊來彰顯與上下世代的差異，已經是五年級「驗明正身」、宣示接班順位與存在價值的重要社會儀式。
儘管五年級還有很多提前懷舊的原因（最近又有本《五年級青春紀念冊》問世，提供更大量的懷舊記憶與素材），儘管相關懷舊作品的出書動機看似偶然（《五年級同學會》是在「明日報個人新聞台」面臨關台危機時，mimiko號召包括我在內的六位網友留下歷史記錄），我相信背後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社會性因素。
整體而言，五年級這一代人之所以能夠活得相對從容自信、無畏無懼，乃至於能夠提前進行懷舊，難道不是建立在從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以降，之前青年世代在挑戰威權體制時的種種狼狽與不堪之上？
因此，我仍然相信，總有一些很難被消費、很可能狼狽不堪、與權力接班無關的東西，值得台灣社會投入更多與更長遠的懷舊。
針對解嚴前後成長的五年級世代，「學運世代」很清楚只是一個觀察切面，如同可以用「反戰世代」、「民歌世代」、「嬉皮世代」切入美國六○世代，但美國六○世代卻未必盡皆反戰、民歌、嬉皮一般。不是活躍學運分子、只是學運氣氛感染者的我，對於學運世代同儕在過去十年掙扎焦慮的某種觀照，其實也只是在「看見別人」中，同時「看見自己」而已。
一九九一年底國會全面改選與反對黨迅速壯大之後，政治機會結構大幅開放吸引了學運世代大量投入政治部門，並且在政壇逐漸扮演重要角色，這無疑是五年級世代現象中極其特殊與值得重視的面向；即便如此，相較於政治部門衝鋒陷陣的學運世代，我個人對於留在社運部門長期奮鬥耕耘的學運世代，毋寧有著更高的敬意與肯定，並相信這是五年級世代現象中更為珍貴而值得深刻挖掘的部分。
◎五年級是電視世代加上解嚴世代
而在更廣泛與更具普遍性的指涉意義上，楊照在那場座談會中提出的「電視世代」切入點，以及我在總統府上班的朋友周奕成主張的「解嚴世代」意象，我覺得都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或許，在「學運世代」拋磚引玉後，我們可以從「電視世代」、「解嚴世代」等切入面向，繼續多元觀照五年級的生命情懷與世代精神。
世代，我個人相信，在寫「人」而非寫「史」的立場上，不論是學運世代、電視世代、解嚴世代等觀察切面，都不存在「代表性」的問題。坦白說，在這個個人主義抬頭的年代，誰願意被別人代表、誰又能夠宣稱代表誰呢？《學運世代》一書不過是四十二個學運參與者畢業後第一個十年的生命歷程而已，如同我知道《青春之歌》一書副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也引發類似的「代表性」思考，但絲毫不影響我掩上《青春之歌》後的內心波濤洶湧。
當我看到《青春之歌》書中描寫郭譽孚在一九七三年於台大校門口自刎明志，郭譽孚脫險後說那是「以生命和鮮血演出一個真誠追求真理的戲碼吧」時，我並不會就此以為，鄭鴻生等少數人的激越情懷就等同於那一整個世代、他們的左翼思維就代表那個年代所有左翼青年的內心掙扎；但是，我相信郭譽孚自刎明志、鄭鴻生等人尋求出路的意象，與劉大任的《浮游群落》一般，已足以印證「保釣世代」所處的某種時代氛圍。
在這層意義上，我相當贊同錢永祥在《青春之歌》跋文中提及的，包括學運世代及之前的青年世代，都應該開始整理出更多的《青春之歌》，我相信這有助於深化關於世代現象及「代表性」的思考。
最後，我想談談「反對」。錢永祥對於「反對」這個概念的提問與質疑，正是我最想向之前幾個青年世代致敬之處。
在這個年輕一代不識「學運」為何物，「白色恐怖／四六事件」、「冷戰體系／保釣運動」、「黨國威權／野百合學運」更早已物換星移為「政黨輪替／網路世代」的年代，討論「反對」確實有些格格不入與太過沉重。
但是，恐怕唯有到五年級同學為止，還會對生命中究竟「應該反對什麼？」「為什麼要反對？」「反對精神依舊還是已經變質？」這些命題如此在意與耿耿於懷。
錢永祥認為，台灣在以多數族群為名掃除威權體制以後，「反對」僅剩下「反對國民黨」的意思，而反對的理據也已萎縮到「台灣意識」的底線本能。
我不知道有多少學運世代同儕能夠接受這種「反對只剩下反國民黨與台灣意識」的簡化論斷，但我知道，許多學運世代朋友在政黨輪替、惡魔黨終於倒台後，的確陷入巨大失落感與嚴重焦慮。而在傾向當權者的「阻止保守勢力反撲」與傾向民間的「終身的反對者」之間，不少人更有過深刻的掙扎。
換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初一心想要改造台灣社會的學運世代，如今究竟改變了社會、還是被社會改變了？回首過去十年生命歷程，究竟是社會變了？還是自己變了？如果不能改造社會、是不是就只能被社會改造？如果不能提出新價值、挑戰既有遊戲規則，學運世代的「取而代之」又有什麼意義？事實上，國民黨倒台只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間點，這個時間點一過，「反對」的問題就如排山倒海而來，繼續糾纏著學運世代的心靈。
◎從一而終的學運世代何在？
我同樣不知道，在左翼反對觀遭長期壓抑而相對苦悶的今日，在自由主義反對觀早已斷裂而無以為繼的今日，有多少當初激進左傾或堅持自由主義精神的學運世代，還能如同錢永祥等人對左翼或自由主義反對觀那樣「從一而終」？年少輕狂也好、擇善固執也罷，僅就這種從一而終的堅持與執著，之前青年世代不變的志節與理想性，終究仍以一種動人的力量在台灣社會潛伏激盪。
讓我們聚焦於最近發生的幾個例子，從是否開放八吋晶圓廠西進的公共政策辯論，到國安局機密資料外洩的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之爭，再到各政黨間以「忠誠」、「叛國」為名相互攻訐惡鬥；即使在台灣主體意識、本土認同的前提下，我仍然無法理解，學運世代從政者如何能夠忍受台灣社會某種以「愛／不愛台灣」作為劃分的二元對立、簡化粗糙、粗暴專斷氣氛？如何能夠繼續默許以「愛／不愛台灣」為名所遂行的族群動員與政治鬥爭？又如何能夠對自己身處這股僅以「愛／不愛台灣」做為反對判準的社會洪流而無動於衷？
我心目中「終身的反對者」典型，是已過世的美國記者I.F.史東對抗麥卡錫主義的獨立思辨與大無畏精神，以及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中強調的「從事批判和維持批評立場」，至於落實在台灣社會的泛政治化環境中，比較接近錢永祥在《縱欲與虛無之上》一書中分析的「公共型知識份子」。
所謂「公共型知識份子」，錢永祥的詮釋是「以開放而平等的方式針對議題進行說理……藉非權威的方式在差異之間形成共識」，而唯有不訴諸人格、身分、學術、專業、傳統、信念等權威，才能建立所謂「公共」的說理。
這種「公共型知識份子」容或不夠激進、不夠強烈，但就一個任何討論都停留在「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時代而言、或就一個希望重新尋找「反對」內涵的年輕世代而言，或就一個像我這樣希望在新聞志業扮演終身反對者的個人而言，我相信已足夠做為社會劇變中企求安身立命的一方淨土。
在統獨與省籍意識非理性糾纏、黨派惡鬥彷彿永無寧日的此時此刻，堅持一定的批判精神、理想主義，努力扮演稱職的「公共型知識份子」，或許已是五年級同學／學運世代對於「反對還剩下什麼內涵」的重要回應。
※作者註：本文題目與內文小標皆為「人間」副刊編輯所加，與原文題目、小標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