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再問我關於司馬文武，所謂「公共的知識份子」的抉擇。

這位朋友說，由於「以公共的知識份子自居的記者，當然和一般的記者不同」，所以他相信，司馬文武是被這樣的志業（vocation）驅使著，才會離開記者工作。

到底什麼是「公共的知識份子」呢？這位朋友如下描述：「一般的記者報導事實，公共的知識份子則想要描述事實背後的事實；一般的記者搶著比別人早一天知道事件的發展，公共的知識份子則想要比大眾早十年知道社會的發展；一般的記者和同業競爭，公共的知識份子則必須和整個權力體制競爭」。

因此，這位朋友認為，與其說司馬文武的出走，對於以記者為志業的年輕人是一盆冷水；不如說司馬文武能夠勇於突破框架，對於以記者為志業的年輕人，這是一道熱風。

我毫不懷疑這位朋友對於「公共的知識份子」的崇高期待與熱切渴望，但我仍認為，這是對於「新聞志業」的過度詮釋，以及對於「公共的知識份子」的過度美化。

簡單說，我不相信存在一種全稱式的「公共的知識份子」志業，而這種志業是可以包山包海，把所有「新聞志業」、「學術志業」、「政治志業」、「社運志業」等統統一網打盡而集其大成。

做為一種生命態度、自我期許，我相信「公共的知識份子」是包括記者在內的所有志業應該標舉的精神旗幟，但這應該是一種與個別志業有所區別的廣泛生命情懷，而無法取代所有志業的獨特價值。

司馬文武秉持這種生命情懷去當國安會副秘書長的說法，我可以接受（雖然這仍是一種先驗式的預判，目前仍無從根據司馬文武的為官風範加以檢驗）；但我同樣相信，司馬文武的確是背棄了他已奉獻半生的新聞志業。　

新聞志業之所以個別存在，理由與學術志業、政治志業、社運志業等志業相同：它們都希望透過某一種特殊途徑（新聞、學術、政治、社運等）來實踐人生理想、推動社會進步、追求終極關懷，這些途徑本身就值得一輩子努力獻身，即使允許跨界、越界，也絲毫不影響堅守個別志業的意義與價值。

所以，儘管記者、學者、政客、社運工作者都有可能以「公共的知識份子」自期，但不同志業間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區隔與斷裂。司馬文武的出走，對於新聞志業絕對是一種背離、一盆冷水，而不會是一道熱風。

再進一步觀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公共的知識份子」？或者更精確問：那一種人才能算是「公共的知識份子」？

我並不覺得「公共的知識份子」比記者更有能力描述事實背後的事實、比大眾早十年知道社會的發展、必須和整個權力體制競爭。這容或是非常美好的理想，但我仍覺得這種溢美有很大的危險與侷限。

很多以「公共的知識份子」自居者的行徑其實是：在還未了解事實真相前，就急著想要揭示所謂事實背後的事實；在未能洞悉重大事件的當下發展趨勢前，就斷然預判未來十年的社會發展；在服膺權力邏輯而與其他知識份子進行傾軋鬥爭之際，卻宣稱自己必須和整個權力體制競爭。　

公共的知識份子，多少人假汝之名，行權謀之私與偽善虛矯之實？又有多少人假汝之名，行反智倒退與敗德墮落之實？

以司馬文武至今可供檢驗的言行風範，我毫不懷疑其「公共的知識份子」令名，並深信其值得新聞界後生晚輩欽仰效尤。但是，台灣社會對於「公共的知識份子」可能存在的過度美化，卻仍然令我感到疑慮與不安。

有人再問我關於司馬文武，我在新聞志業這一端對他深深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