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關於記者啟蒙，記者算不算是勞工？記者應不應該加入工會？我始終忘不了徐瑞希眼中淡淡的遺憾與哀愁。

一九八八年中國時報爆發鄭村棋、吳永毅等人籌組工會風波時，還在台大校園念書的我，心中就已隱約覺得，記者這一行應該跟勞工脫不了關係，否則為何資方要來搶奪工會主導權？　

不過，當時勞工意識只是我對記者這項志業的週邊想像而已。我腦海中對於記者這種人浮現的主要輪廓，是以揭發美國水門案的那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為藍圖，然後再填入我對記者伸張正義與追求真相的種種想像。至於華盛頓郵報那兩位記者是否具有勞工意識，似乎無關宏旨。

到了一九九一年三月聯合報爆發徐瑞希事件時，在軍中待退的我，已經清楚希望走上記者這一行。儘管我仍抱持對於水門案的美好憧憬，但徐瑞希只因撰寫「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特稿──文中提及翁大鉻與黃少谷之子黃任中友好──就遭與黃少谷關係良好的聯合報老板解雇，這麼不合理與不公義的事件，卻讓我對記者志業的想像增添不少義憤填膺情緒。

幾個月後，我如願成為某家報社的市政組記者，歷練台北市捷運局、社會局、市議會等路線後，沒多久就被調到政治組主跑社會運動、民進黨新聞。緊張忙碌、充滿好奇與挑戰性的新生活，讓我一頭鑽入「準水門案記者」的自我期許中，腦海中根本沒有空間可以容納對於勞工意識的思考體驗。

然而，勤奮敬業、戰戰兢兢幾年下來，雖然我對記者工作已逐漸駕輕就熟，雖然報社對我的表現有頗高評價，我卻從來沒有跑過類似水門案的新聞。在此同時，我卻逐漸感受到新聞界某種自我膨脹與自大虛矯的氣氛，膨脹虛矯到只以權勢邊緣人為榮，卻對最基本的新聞工作權益視而不見。

我看到不少資深前輩、大報記者是標準的「社外一條龍，社內一條蟲」，他們在跑新聞時以與政商權貴稱兄道弟而自我誇耀，自認具有待價而沽的高檔行情而不怕失業，並視工會如洪水猛獸，深恐造成資方任何不悅以致影響其地位行情。

從勞基法明文涵括新聞媒體的法令規範來看，記者是勞工殆無疑義，記者加入工會以團結爭取權益更題理所當然。但國民黨政府丟掉大陸後餘悸猶存，以致在台灣戒嚴體制下長期打壓工會與扭曲勞工意識，加上記者這一行的職業特質，確實與朝九晚五上班族或一般藍領工人截然不同，凡此種種皆使得新聞工作者缺乏勞工意識、媒體工會體質薄弱。

即使如此，徐瑞希事件仍已清楚顯示，就算記者的「權利」、「義務」與藍領勞工相去甚遠，以致記者不容易自認身為勞工，但記者的工作權卻可能比藍領勞工還要脆弱。如果記者的工作權可以被任意剝奪，記者想要追求的新聞自由、新聞自主又怎麼可能存在？

我雖然在這些反思基礎上一步步確立自己的勞工意識，但是，我碰到的尷尬狀況卻是：我所服務的媒體根本沒有工會。而且，報老板對工會更充滿疑慮與反感。

當時適逢這家報社蓬勃起飛、全面發展，財力雄厚的報老板不但以大贈獎刺
激報份，更大幅提升員工薪資待遇，在員工薪水連年三級跳的「人人感念老板德政」氣氛中，談籌組工會實在太過沈重。

我必須承認，在那種大氣氛下，我沒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籌組工會，我也不認為那是籌組工會的最佳時機。我的優先選擇，是與一群志同道合、包括自立工會重要成員的同業好友組成讀書會，固定討論關於新聞自主、自律、媒體工作權議題，希望做好準備與伺機而動。

一九九四年七月爆發的自立晚報股權轉移風波（又稱「自立事件」），讓我們這個讀書小組找到一個重要著力點。我們積極參與「搶救自立」行動、舉辦「九０一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並在跨媒體南北串連後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儘管華盛頓郵報那兩個老外記者以及「水門案」仍然非常遙遠，中時工會事
件與徐瑞希事件的主角，卻已一一出現在我的面前。

台灣社會過去缺乏由基層新聞工作者組成的自主性新聞專業組織，也缺乏橫
向連結媒體工會的跨媒體工會組織；因此，記協成立過程中同時承擔上述雙
重期待。

鄭村棋、吳永毅曾經積極參與記協籌備，並且大力鼓吹工會路線，也得到不
少記協朋友的呼應；但較多數記協朋友主張以新聞專業為核心、與媒體工會保持密切合作的專業路線，因此記協最後是以新聞專業團體的面貌出現，並與後來成立的大眾傳播產業工會聯合會（大傳聯）保持合作。

在這個過程中，鄭村棋、吳永毅等人為爭取勞動者不受剝削而長期奮鬥的努力，對於我們這些後輩產生很多刺激與影響。對我個人來說，學生時期對鄭村棋演講留下的深刻印象，能夠在記者生涯實際印証，更是一種難得的啟蒙經驗。

我還記得，在某次爭取工作權的行動中，當我與記協朋友踏進中央日報辦公
室，向社方表達不應違反勞基法解雇記者的那一刻，原本非常抽象的勞工意識突然變得無比清晰。我們並非執意要跟媒體資方作對，但我們必須爭取做為勞工的基本保障與尊嚴。

一九九七年底，當我以記協刊物「目擊者」總編輯身份專訪徐瑞希時，徐瑞希的現身說法，讓我對記者工作權遭到不當剝奪時陷入的掙扎困境，有著更深刻與更真實的感同身受。

徐瑞希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我也曾經當過很多年的蟲，儘可能不要去招惹老闆，說實在的，如果不是把我逼到牆角，如果當時還有一些轉圜空間，我有可能再回去當一條蟲吧。」

在報社要她「認錯」時，她明白自己已經退無可退，但她仍堅持是非黑白要分清楚，因此她的回答是：我沒有做錯什麼，你們要我怎麼認錯？

於是徐瑞希選擇與聯合報打官司。一、二審都贏，聯合報要求和解時，她強
調只要社方登報認錯，她可以一毛錢都不要。但官司三審被駁回，此時律師勸她「對法律人而言，所謂的正義，就是透過一些實際的經濟利益來得到」，加上她快生第二個孩子了，所以決定接受和解。

事隔多年後，徐瑞希說，如果可以重來，她一定控告到底，輸了就認了，不
會選擇和解。

她這樣回憶記者生涯的兩度挫敗：「我最早對記者工作產生懷疑，是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那時候發生鄭村棋他們工會的事情，我也參與簽名支持工會，但很多平時在報紙上鼓吹自由開放的老記者不但不簽，還發動拒簽，幫老闆策反，我當時在想，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自由派記者嗎？那是我對新聞工作第一次的幻滅，聯合報這次已經是第二次的幻滅。」　

「我一心只想跑好新聞，那種感覺就像是自己的初戀……為了它還去念碩士
，因為想當一個政治專業記者……可是到最後卻是以這樣的方式被迫結束掉記者生涯，很痛苦的治療傷口後，把自己美麗的夢想束諸高閣，有些時候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按下快門的那一霎那，我看見了徐瑞希眼中難以形容的淡淡遺憾與哀愁。

我想，只有身歷其境，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小記者獨立對抗龐大資方的無力感，才能真正體會一個小記者與社方對簿公堂所必須付出的時間、精力與金錢負擔，也才能真正認清一個記者必須堅持的專業價值與工作尊嚴。
　
幾年後，我有機會受邀參訪日本「讀賣新聞」，看到日本新聞工作者在經濟不景氣聲中，仍然堅持以「春鬥」行動爭取基本工作權益的強悍與決心。「讀賣新聞」工會幹部告訴我，他們願意在經濟不景氣聲中與資方共體時艱，但共體時艱不能被無限上綱而任意剝奪工作權，這是他們的基本立場。

後來，我來到當初鄭村棋、吳永毅曾經待過的這家報社。等到轉換工作的適應期告一段落後，我主動走進報社工會，填表、交錢、入會，此後每個月由薪水單中自動扣除工會會費。

儘管大環境持續不景氣，儘管不少人質疑工會作為令人失望、工會功能不彰，但我仍然相信，加入工會是新聞工作的重要環節。

對我來說，這是做為新聞工作者的基本自覺。自覺受顧者應保有基本工作尊嚴與權益，因此無法接受資方只考量利潤而剝削員工基本權益，更無法接受資方只因主觀好惡等因素而違法剝奪工作權，因為這正是做為一個人──不論身份是不是記者──的基本人權與尊嚴。

有人問我關於記者啟蒙，徐瑞希眼中的遺憾與哀愁讓我真正了解，記者的工作尊嚴不會從天而降，必須透過記者自覺來團結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