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從信合社的研究關聯到地區的群體與權力結構分析

最近閱讀文崇一先生的一篇文章〈萬華地區的群體與權力結構〉（1989），發現其與個人關心的許多問題，都相當一致。不僅在資料上可供參考，同時更幫助筆者個人釐清如何從信合社的研究課題中，將問題的思考點在廣度與深度上作進一步的開拓。

現今的『台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的前身，是成立於民國七年的『艋舺信用組合』。『艋舺信用組合』是由吳昌才等人提倡組織的，當時萬華地區的權力人物差不多都進入了理事會，以發起的三十人為例，其中十五人均當選理監事。文崇一把三信理事會的發展從民國七年到六十一年，分成兩個階段來討論：前期（民國七年到三十五年）的信用組合時期與後期（民國三十五年到六十一年）的合作社時期。經過對於前、後期理監事會成員的了解後，發現一個極重要的現象：不管前期或後期，三信在理監事會的組織上，竟然呈顯高度的穩定性。在過去的五十五年時間裡，只有五任理事主席，平均每人作了十一年。而經理也只有六個，其中還有一位是日本人。同樣在理監事上，也是如此。其中，吳昌才家族對於三信的影響，特別重要。

  7 -- 17 年，  吳昌才，理事兼組合長（理事主席）

 14 -- 22 年，  吳永富，理事

 23（2- 10 月），吳永富，代理理事

 30 -- 32 年，  吳永言，監事

 33 -- 38 年，  吳永言，理事

 38 -- 44 年，  吳永言，理事兼經理

 45 -- 62 年，  吳永言，理事兼理事主席

其間僅民國24--29的六年間，吳家沒有參與合作社的理監事活動，但總共有 32 年是這個組織的主要決策人，佔全部時間的 58％，他們控制了這個理事會。文崇一進一步指出，領導群的穩定是來自群體成員的穩定，雖然三信相較於萬華其他的群體，已經是一個群體成員流動性大的群體。

 社員（3966）--〉社員代表（107）--〉理事（9）--〉理事主席--〉監事（5）--〉監事主席

*兩項資料均為民國 57 年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從  4000 名社員中所產生的 107 名社員代表，其中只有30名（佔28％）是新代表，其餘（72％）均連任兩次以上，而其中連任代表三次以上者達54％，有的多至連任十次或九次。而從48年至56年的三屆理事會則無一人異動；監事會的情形也差不多。

當把三信的理事會成員組織與萬華地區其他群體的成員比較後，我們發現，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群體，往往參與的主要成員是重疊的。以吳昌才為例，他是『艋舺信用組合』的發起人，同時也是北郊（清代到日據前，萬華的商業組織）的主要份子，又是吳姓的頭人。除開『艋舺信用組合』外，他也屬於同仁局、萬華俱樂部，另外對龍山寺的事務也有極深的介入。

在經過對於萬華地區各類群體的性質與成員仔細分析後，文崇一提出他對於萬華地區群體與權力結構變遷的看法：第一期（日據前）的領導人物主要來自商人集團，特別是泉、北郊和龍山寺三個群體。這與他們的經濟地位有關，即是經濟力量使他們爬上領導階層。中期（日據時期）多是上個時期的家族後裔，這些人都有經濟勢力的後盾，和一個可供利用的好家世。這期的領導群是繼承既得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再取得政治利益把政治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於是對社會事務產生更大的支配力。他們獲得政治利益的方式是：與日本政治勢力有關，而取得群體與社區的領導權。另外是參與日式的地方自治，以議員而穫得社會地位。後期（光復後），初期仍以舊日那些人為主，而後則有新的領導份子產生。但因此後萬華已由原來的商業中心變為城市邊緣地帶，加上一些已經飛黃騰達的領導人物多半離開故居，末期領導群顯得相當沒有力量，人數少，發展也不大。在萬華的群體和社會變遷中，發生過決定性影響力的是商人，特別是有成就的商人。成就指擁有鉅額資本或藉政治經濟獲得社會地位。最沒有發生作用的是知識份子和普通成員。

最後還有一點是文崇一研究中相當重要的創見。文崇一認為，從日據起到光復後，許多原有的群體被強迫轉換成財團法人的組織型態。這種登記等於被強迫依照法定手續組織董監事會，規定權力義務、改選年限、以及其它種種一定的辦法。此一變革改變了原來的權力分配和決策方式，即普通成員變得更沒有權力，更不能參與決策過程，而形成董事會或董事長專權的趨勢。這一轉變也使社區權力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來的社區權力結構可以說是屬於聯盟式的，即不同的社區重要事件由不同的領導人或群體來作決定；現在卻產生黨派型結構，即不同的派系為各自的利益而競爭。

＊ 進一步的思考：

（一）文崇一的研究，對於我們目前的信合社、農會研究有何啟發﹖

（二）在未來的研究上，那些是我們嘗試去發覺的問題﹖如何的收集資料﹖

（三）萬華地區三信的研究與初步看法，能否作為了解其它地區信合社發展的雛型﹖

ＰＳ．〈萬華地區的群體與權力結構〉一文收於《台灣的社區權力結構》一書中，作者：文崇一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台北  1989  頁1--61

編註：該文刊登於《社會與經濟》，第57期，19920526。台中市：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