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是大清光緒二十年，也是農曆甲午年。這一年發生的甲午戰爭，給中國人留下一段痛徹心扉的記憶。

　　這年開端，大清上下瀰漫著喜慶的氣氛。始於30多年前的“洋務新政”，使得曾經內外交困的清王朝統治獲得喘息，國力有所恢復。1891年，李鴻章呈奏：海軍“將領頻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陸路各軍勤苦工操，歷久不懈。沿途新築砲台營壘，鑿山填海，興作萬難，一切都依士兵之力。旅順、威海等地添設軍事學堂，學生造詣多有成就。各機械製造局仿造西洋棉花藥、栗色藥、後膛砲、連珠炮以及各種大小子彈，實為從前中國未有。……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字裡行間透露出大功告成的自得。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更是在細細品味“同光中興”的榮耀。1894年11月7日，十月初十，是她“花甲初週”之日。慈禧太后連頒懿旨，上至王公大臣下及民間耆老皆獲賞賜，光緒皇帝“忝派刑部尚書孫毓汶恭辦萬壽慶典事務”，籌辦老佛爺“六旬初度”慶典成為甲午年清廷的頭等大事。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驚破了慈禧和朝臣們的慶典夢。1894年7月25日，日軍在朝鮮豐島海面偷襲清軍船隊，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不到9個月的時間裡，兩國陸軍一戰於朝鮮，二戰於遼東，三戰於威海，海軍在黃海也展開決戰。清軍“水陸交綏，戰無一勝”，清廷被迫向日本屈膝求和。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清廷割地賠款，落得一個喪權辱國的結局。“同光中興”光環黯然失色，代之而來的是空前的民族危機，人心震顫。

　　甲午戰爭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戰爭，是日本以武力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惡果，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甲午慘敗令人心碎，但戰爭所暴露出的清王朝制度腐朽沒落、社會民心渙散、軍隊戰力低下、統治四分五裂，也發人深省。

　　甲午之敗​​，表明延宕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已徹底腐朽。晚清中國已走到封建社會的末世，國家體制病入膏肓。甲午戰爭爆發後，前方軍情十萬火急，有人提議縮減慶典開銷以裕軍費，慈禧太后冷面作答：“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專制獨裁體制的覆亡勢所必然，甲午之敗​​只不過是無情地折斷了它的最後支柱，加速了這一落後、腐朽制度的滅亡進程。

　　甲午之敗​​，表明清王朝的社會基礎已經徹底坍塌。封建統治者也明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在根本上視國家為私有財產，推行愚民政策。戰爭期間，普通百姓對戰事異常冷漠，民間罕見支援戰爭的舉動，偌大的中國渾如一盤散沙，根本沒有形成舉全民之力打贏國家戰爭的局面。“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清廷與民眾完全疏離，已經失去了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甲午之敗​​，表明清朝軍隊根本承擔不起衛國護民的使命。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開始進行軍隊近代化改革，創建以北洋水師為代表的近代海軍，組建裝備新式武器的陸軍部隊，然而軍隊的作戰理念仍然十分陳舊，管理、訓練和戰備也存在嚴重問題。軍中雖不乏勇猛死戰之士，整體上則戰鬥精神不夠，甚至出現“炮聲一響，官兵驚慌失措，皆如驚弓之鳥。戰之魂飛魄散，退之蜂擁而去”的亂象。清軍在甲午戰場的表現證明，這支軍隊只有近代化之形，卻無近代化之魂，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軍事近代化的進程。

　　甲午之敗​​，表明清朝統治體系已經分崩離析。晚清時期，中央權力逐漸削弱，地方勢力日趨坐大，政界軍隊派系林立。甲午戰火燃起後，“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各地督撫對朝廷的調兵諭旨先是推諉拖延，繼而派兵卻遙控。軍費籌措同樣如此。甲午戰前，清廷財政平均每年盈餘約400萬兩，可大量財富控制在地方督撫手中，國庫空虛。清廷合計戰費開支5000萬—6000萬兩，政府實際只籌到1200萬—1300萬兩，餘額不得不借外債支撐。清廷正在失去對地方的控馭權，貌似龐大統一，實則鬆散離心。

　　從一定意義上說，甲午之敗，雖敗於日本，實質上根在製度，根在清廷，根在清軍自身。“國勢蹙也，財源匱也，民心渙也，威柄失也，而四者皆國之命脈所繫，失之何以自立？”中國輸掉的不僅是一場戰爭，也輸掉了國運。西方列強戰後在中國恣意劃分勢力範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淪為虛弱的大國、待宰的肥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沉淪甲午，亡國感、危機感、毀滅感深深刺痛著中國人，如近代思想家嚴復所言：“中國的末日真的要來臨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