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現象”背後的文化生態和文化心理 |
【70年代的台灣】 | 【80年代的大陸】 |
70年代的台灣經濟起飛 | 1966年,鄧麗君隨台灣文化工業升級運動,輸出至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角落。“起飛期後,大眾生活安樂起來,開始厭倦哀傷的日本哭調閩南語歌,喜樂的國語民歌小調和國語流行歌曲成為新寵。鄧麗君父母是大陸移民,長在上萬戶南腔北調的國民黨老兵聚居的眷村,這些正是拿手好戲。” |
| 1982年《人民音樂》編輯出版 | 大陸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裡也充斥著太多超重的符號,在其壓迫下,人們喪失而後亦遺忘了許多普通的情感,如對大自然的愛;對家園的懷想思念;對親情與友誼的珍惜;對季節與景物更迭的感喟;對人生之旅的感悟;更不必說已成了禁忌的兩性之間的愛情。[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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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的國語傳統形象 | 鄧麗君的唱法上糅合了那個時代200萬客居台灣族群最窩心的三種腔調,加上她的聲音、她的樣貌,任何一個模仿者再難以替代。據台灣樂評人馬世芳回憶,鄧麗君的歌迷裡,外省移民和他們的第一代佔多數。還有“天天吃素,偶爾開個葷”的兵役期男孩。“想來是她的國語傳統形象能更有效地統一台灣族群,”梁文道說。 |
| 小人書攤是一代人的精神開端 | “鄧麗君震撼”帶來的移風易俗,首先表現在對人的生命的熱愛,對心靈自由、個人價值的重新肯定和尊重,自然還有對人際的咬噬爭鬥而“其樂無窮”的毛式準則的徹底否定,正常人的普通感情的回歸。這事實上也貫穿於大陸整個八十年代人文精神清濁消長的歷程。[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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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歌詞 | 莊奴總結鄧麗君創作團隊的成功經驗:“很簡單,三個字,向錢看,老闆為什麼付錢我們寫什麼。在台灣社會,沒有錢的文化就等於沒文化”。“那年代大眾喜歡的歌有四個要素,詞短、精湛、寫情、有語句再現。羅大佑的歌詞太難,老百姓不懂,記不住,只有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喜歡。” |
| 鄧麗君唱宋詞:李煜《雨霖鈴》 | “鐵板銅琶式的“大江東去”之豪唱,在文學史中之佔據很小的“量”。絕大部分的詞曲小令,都直接來自民間的俗詞俚曲,多為脫口而出的即興之作,歌吟的是最樸素的對生命的慾望與渴求,感悟的是奔來眼底的意象,那是人生中最堪留戀回味的瞬間印象。[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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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運動”的代表作《鄉愁》 | 余光中說:“相對於洋腔洋調,我寧可土頭土腦,此地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的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回歸中國有兩條大道。一條是退化中國的古典傳統,以雅為能事,這條路10年前我已試過,目前不想再走。另一條是發掘中國的江湖傳統,也就是嘗試做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帶點土頭土腦土里土氣的味道……” |
| 鄧麗君唱宋詞:李煜《烏夜嘯》 | 鄧麗君所抒發的樸素真摯的人生感觸,來自傳統的中國文化倫理。歌中紛紛揚揚的瞬間意像也非常中國式: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小少離家老大回;還君明珠雙淚垂那大抵是萬古常新的情感。現代流行音樂的變遷短裂,恰好成全了鄧麗君,使她成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符號和一個逝去時代的象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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