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8 11:28:15隱形人
日本如何成為正常國家？
日本在小泉首相的帶領下在外交國際舞台上頻頻突破，最近小泉表示的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希望透過憲法的修改讓日本從新擁有軍隊與海外派兵等等，並且極力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陳水扁總統與政府高層立即響起一片贊成之聲，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表示：「日本邁向正常國家，擔負起亞洲的領導角，是有助於東亞的和平與民主繁榮。」，相對於台灣的欣欣然貌，韓國與大陸則是立即表示反對，原因無他，還是卡在二戰的歷史問題，那台灣應該怎麼樣面對這個問題呢？
日本最為周邊國家所詬病的是政府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此乃靖國神社雖然類似於忠烈祠，內中卻仍然供奉二戰時期的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牌位，政府高層到靖國神社的參拜，似乎就表示了對二戰歷史的某種認同，當然這是東亞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的解讀，對日本人來說並不如此，日本人認為人生前無論做過多少壞事，一旦死亡就會變成神佛受人祭拜，這些甲級戰犯已經被國際法庭判決絞刑，那這些戰犯的責任也就應該完結了，除了靖國神社，例如足利神社就是祭祀叛逆臣子足利尊氏的。所以日本新外相町村信孝也以同樣的日本文化傳統為理由，認為首相去靖國神社表達敬意是應該的。
這樣說來，既然文化如此，似乎也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地方，但我有不一樣的想法，因為日本並不是一個那麼不能改變的國家，在清末時期，清朝重臣李鴻章與日本後藤新平對話，這兩位都是改革派，但是李鴻章對日本除了吸收外國新技術新知識之外，還全面改穿西服頗感到不屑，乃對後藤新平說：「此乃租宗家法不可廢」，後藤新平卻對曰：「當日日人學習穿華夏服飾，是因為華夏強大，如果當日祖宗在此，也會全面要求換穿西服」，這段話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對傳統雖然尊重，卻不吝於突破與改變，日本從葡萄牙將火槍傳入日本開始，在對新事務新觀念的接受度上面一直遠遠快過於鄰近國家。
佛教傳入日本已經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我到日本旅遊的時候，因為對宗教比較有興趣，特別注意宗教建築與造像藝術，我發覺日本佛寺當中很多根本沒有佛像，後來一查才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王政復古，開始「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排除神社內的佛像，日本各地開始燒毀佛像佛畫，破壞寺廟堂塔，明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日本新政府以太政官佈告，許可僧侶帶妻食肉和蓄髮，同時又命僧侶于法名上加姓,於是某些寺院的僧侶便公開娶妻食肉。佛教在日本歷史中扮演多麼大的歷史角色，這些新政策又與傳統佛教有多麼大的隔閡，但是卻不損於日本政府改革變化的決心，日本只要國家強大什麼都願意嘗試，當時還有認為日本男人要多多娶西洋女子，來強化自己的後代之說。這些觀念難道對傳統的衝擊不大嗎？但是日本人卻可以鍥而不捨的去努力改變，這說明日本並不是一個那麼不能變革的民族，重點在於他們覺得值不值得？值得則全力改之，不值得則堅持傳統，不動如山。
回到靖國神社問題，內中的戰犯難道大過週遭這些活著的戰爭受害者嗎？就算一定要祭祀，難道不能分別出來另外立一神社專門祭祀嗎？如此而行，日本首相一年要天天去靖國神社，週遭國家哪裡還會在哪裡比手畫腳什麼呢？為什麼日本要在這項傳統上堅持己見，或許在文化傳統之外，日本政要對這些甲級戰犯的歷史評價有所不同所致，這只是臆測，但是難道身為戰爭發起國的日本沒有義務去解惑週遭國家人民心中的疑問嗎？
對比於同樣是二戰戰敗國的德國，德國的宗教傳統是基督教思想，應該是不可以有下跪叩拜的動作的，但是我們卻在電視上看到德國總理恭敬謙卑的跪在二戰受害人紀念碑前面懺悔，面對著週遭國家一次一次的質問，德國政府高層用一次加一次的謙卑道歉回應，今日德國的國家形象如何？自不用我贅言。日本不願更大幅度的回應週遭國家反應，這樣的態度本身就讓人難以接受。
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當然是應該的，日本的政治經濟實力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沒有什麼不對的，但是日本在二戰的問題上還有太多的歷史問題沒有解決，例如台灣慰安婦的賠償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對比來看台灣政府對這些戰爭時期受苦受難的可憐人又到底幫助了多少？
台灣基於國際現實環境與戰略考量需要周邊強大國家支持，從官方立場來看，其實是應該被體諒也是應該支持的，但是從一個人的道德立場來看，對於日本的作為，卻是不可以因為我們的利益而假裝視而不見的，這是我們立身處世的根本，如果我們只是因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忽略了這些基本的正義問題，那我們怎麼還能自稱為愛好公平正義的國家呢？
這就好像在電影『教會』中，天主教教會保護了南美洲的信教原住民，在教會的保護下，使葡萄牙商人無法將其抓去當奴隸販賣牟利，使葡萄牙商人利益大減，後來葡萄牙王室便威脅教會，如果教會不妥協，那將使葡萄牙的教民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的統治，轉向投向新教，結果大主教因而妥協，任由奴隸販子屠殺捕捉村民，從利益來看大主教的做法是大局權衡之計，在基督教徒來看，卻是對平日教會教導最大的諷刺，如果教會只是以自身利益為標準，那信徒為什麼要信教？我們總是要先知道我們的標準與底限是什麼？如果標準只是隨利益漂流，那我們終究只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奸商國家，而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家，台灣要走向哪裡，台灣人心裡要有一把尺。我們嘴裡天天講的大道理，我們是第一個被檢驗的對象。
日本最為周邊國家所詬病的是政府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此乃靖國神社雖然類似於忠烈祠，內中卻仍然供奉二戰時期的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牌位，政府高層到靖國神社的參拜，似乎就表示了對二戰歷史的某種認同，當然這是東亞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的解讀，對日本人來說並不如此，日本人認為人生前無論做過多少壞事，一旦死亡就會變成神佛受人祭拜，這些甲級戰犯已經被國際法庭判決絞刑，那這些戰犯的責任也就應該完結了，除了靖國神社，例如足利神社就是祭祀叛逆臣子足利尊氏的。所以日本新外相町村信孝也以同樣的日本文化傳統為理由，認為首相去靖國神社表達敬意是應該的。
這樣說來，既然文化如此，似乎也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地方，但我有不一樣的想法，因為日本並不是一個那麼不能改變的國家，在清末時期，清朝重臣李鴻章與日本後藤新平對話，這兩位都是改革派，但是李鴻章對日本除了吸收外國新技術新知識之外，還全面改穿西服頗感到不屑，乃對後藤新平說：「此乃租宗家法不可廢」，後藤新平卻對曰：「當日日人學習穿華夏服飾，是因為華夏強大，如果當日祖宗在此，也會全面要求換穿西服」，這段話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對傳統雖然尊重，卻不吝於突破與改變，日本從葡萄牙將火槍傳入日本開始，在對新事務新觀念的接受度上面一直遠遠快過於鄰近國家。
佛教傳入日本已經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我到日本旅遊的時候，因為對宗教比較有興趣，特別注意宗教建築與造像藝術，我發覺日本佛寺當中很多根本沒有佛像，後來一查才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王政復古，開始「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排除神社內的佛像，日本各地開始燒毀佛像佛畫，破壞寺廟堂塔，明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日本新政府以太政官佈告，許可僧侶帶妻食肉和蓄髮，同時又命僧侶于法名上加姓,於是某些寺院的僧侶便公開娶妻食肉。佛教在日本歷史中扮演多麼大的歷史角色，這些新政策又與傳統佛教有多麼大的隔閡，但是卻不損於日本政府改革變化的決心，日本只要國家強大什麼都願意嘗試，當時還有認為日本男人要多多娶西洋女子，來強化自己的後代之說。這些觀念難道對傳統的衝擊不大嗎？但是日本人卻可以鍥而不捨的去努力改變，這說明日本並不是一個那麼不能變革的民族，重點在於他們覺得值不值得？值得則全力改之，不值得則堅持傳統，不動如山。
回到靖國神社問題，內中的戰犯難道大過週遭這些活著的戰爭受害者嗎？就算一定要祭祀，難道不能分別出來另外立一神社專門祭祀嗎？如此而行，日本首相一年要天天去靖國神社，週遭國家哪裡還會在哪裡比手畫腳什麼呢？為什麼日本要在這項傳統上堅持己見，或許在文化傳統之外，日本政要對這些甲級戰犯的歷史評價有所不同所致，這只是臆測，但是難道身為戰爭發起國的日本沒有義務去解惑週遭國家人民心中的疑問嗎？
對比於同樣是二戰戰敗國的德國，德國的宗教傳統是基督教思想，應該是不可以有下跪叩拜的動作的，但是我們卻在電視上看到德國總理恭敬謙卑的跪在二戰受害人紀念碑前面懺悔，面對著週遭國家一次一次的質問，德國政府高層用一次加一次的謙卑道歉回應，今日德國的國家形象如何？自不用我贅言。日本不願更大幅度的回應週遭國家反應，這樣的態度本身就讓人難以接受。
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當然是應該的，日本的政治經濟實力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沒有什麼不對的，但是日本在二戰的問題上還有太多的歷史問題沒有解決，例如台灣慰安婦的賠償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對比來看台灣政府對這些戰爭時期受苦受難的可憐人又到底幫助了多少？
台灣基於國際現實環境與戰略考量需要周邊強大國家支持，從官方立場來看，其實是應該被體諒也是應該支持的，但是從一個人的道德立場來看，對於日本的作為，卻是不可以因為我們的利益而假裝視而不見的，這是我們立身處世的根本，如果我們只是因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忽略了這些基本的正義問題，那我們怎麼還能自稱為愛好公平正義的國家呢？
這就好像在電影『教會』中，天主教教會保護了南美洲的信教原住民，在教會的保護下，使葡萄牙商人無法將其抓去當奴隸販賣牟利，使葡萄牙商人利益大減，後來葡萄牙王室便威脅教會，如果教會不妥協，那將使葡萄牙的教民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的統治，轉向投向新教，結果大主教因而妥協，任由奴隸販子屠殺捕捉村民，從利益來看大主教的做法是大局權衡之計，在基督教徒來看，卻是對平日教會教導最大的諷刺，如果教會只是以自身利益為標準，那信徒為什麼要信教？我們總是要先知道我們的標準與底限是什麼？如果標準只是隨利益漂流，那我們終究只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奸商國家，而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家，台灣要走向哪裡，台灣人心裡要有一把尺。我們嘴裡天天講的大道理，我們是第一個被檢驗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