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生的臨終選擇 - 作者:Ken Murray
看完這篇文章後,我覺得各位網友真的要花點時間閱讀一下,畢竟這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問題。我自己看完後非常的讚同這位美國醫師的觀點,與其花錢買痛苦,不如好好的用餘生去做些更值得做,更有意義的事情不是嗎?
不囉唆,大家來看看這篇很有意義的文章吧。
一位美國醫生的臨終選擇
面對癌症,大多數患者走著這樣一條路:
先手術,花掉數萬元;
然後化療,花掉數十萬元;
不行再放療,再花掉數十萬元;
接著轉戰中醫治療,花掉數萬元,最終人財兩空。
親人離去後,很多人發現,我們對癌症並不瞭解,對治療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沒來得及讓逝者享受最後的親情。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生命臨終時,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醫師,同時也是我的導師––查理,被發現胃部有個腫塊。
經手術探查證實是胰腺癌。
負責查理手術的主刀醫生是國內同行中的佼佼者,並且他正巧發明了一種針對此類胰腺癌的手術流程,可以將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從 5%提高至15%。
查理卻絲毫不為之所動。
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再沒邁進醫院一步。
他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與家人相處,非常快樂。
幾個月後,他在家中去世。
沒有接受過化療、放療或手術。
他的保險商因此省了一大筆錢。
有些醫生重病後專門在脖子上掛著“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甚至還見過有人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人們通常很少會想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
醫生也是人,也會面臨絕症、死亡。
但醫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
不同之處在於:
和盡可能接受各種治療相反,醫生們幾乎不選擇被治療。
因為他們知道病情將會如何演變、有哪些治療方案可選,儘管他們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療的機會及能力,但他們選擇“不”。
“不”的意思,並不是說醫生們放棄生命。
他們也想活著。
但對現代醫學的深刻瞭解,使得他們很清楚醫學的局限性。
職業使然,他們也很明白人們最怕在痛苦和孤獨中死去。
他們會和家人探討這個問題,以確定當那一天真正來到時,
他們不會被施予搶救措施––心肺復蘇術和隨之而來的肋骨斷裂(即使正確的心肺復甦術也可能會致肋骨斷裂)。
幾乎所有的醫務人員在工作中都目睹過“無效治療”。
請注意所謂的無效治療,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採用一切
最先進的技術來延續其生命。
病人氣管將被切開,插上導管,連接到機器上,並被不停地灌藥。
這種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監護病房)上演,治療費可達到1萬美元/天。
這種折磨,是我們連在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醫生同事跟我說過:
“答應我,如果有一天我也變成這樣,請你殺了我。”
甚至有些同道專門在脖子上掛著“不要搶救”的小牌來避免這樣的結局。
我甚至還見過有人把這幾個字紋在了身上。
有時家屬所謂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
但醫生們會盡力做“所有能做的事”,無論它合理與否––為什麼醫生們在病人身上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療,卻不願意將其施予自身?
答案很複雜,或者也可以說很簡單,
用三個詞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醫生、體制。
先來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
假設病人甲失去意識後被送進了急診室:通常情況下,在面對這類突發事件時,病人甲的家屬們會面對一大堆突如其來的選擇,變得無所適從。
當醫生詢問“是否同意採取一切可行的搶救措施”時,家屬們往往會立刻說:“是”。
請注意!
於是噩夢開始了。
多數家屬所謂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問題在於,他們有時可能並不瞭解什麼是“合理”;因為醫生在搶救時,他們會盡力做“所有能做的事”,不保證所有能做的事都“合理”!。
不難看出,知識的不足、家屬錯誤的期待是導致糟糕、悲慘結局的主要原因。
當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
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更多醫生只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而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問題在於,即使醫生本人並不想進行“無效治療”,卻因為有制度和法律在約束,他也必須得找到一種能無愧於病人和家屬的方法。
假設一下:
急診室裏站滿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屬們––他們並不懂醫學。
在這種時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難以把握的。
如果醫生建議不採取積極的治療,那家屬們很有可能會認為他是出於
省事、省時間、省錢等原因,才提出的這個建議。
有些醫生能說善道,有些醫生堅定不屈,但無論如何,他們面對的壓力都一樣大。
當需要處理涉及“臨終治療選擇”一類的事宜時,我會儘早把自己認為合理的方案––列出(任何情況下均是如此)。
一旦病人或家屬提出不合理要求,我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該要求可能會帶來的不良後果––解釋清楚。
但在很多時候,醫、患雙方都只不過是這個推廣“過度醫療”的龐大系統中的受害者而已。
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而再更多的醫生們只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而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
醫生們仍舊不對自己過度治療感到茫然。
就是因為有個研究發現,生活在臨終護理所〈所謂安寧病房〉的瀕臨死亡病人,比患有同樣疾病但積極尋求治療的病人活得更久––所以醫生們仍舊不對自己過度治療引以為咎。
因為這種治療的結局他們見得太多。
幾乎所有人都能待在家裏,就算是伴隨著疼痛,也可以得到更好地緩解中寧靜地離去。
臨終關懷和過度醫療相比,更注重為病人提供舒適和尊嚴感,讓他們能安然度過最後的日子。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生了一場病,事後查出是肺癌,並已擴散至腦部。
我帶著他去了各種專家門診,最後明白了:像他這種情況,如果採用積極治療的話,需要每週3–5次去醫院化療,而即使這樣他也最多只能活4個月,算是積極尋求快捷死亡。
最終,
表哥決定拒絕任何治療,僅僅服用防止腦水腫的藥物,回家休養。
我們在之後的8個月裏共度了一段快樂時光,做了許多小時候愛做的事。
最後他昏睡了三天,安靜地走了。
表哥不是醫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質量,而非生命的長度。
假如死亡也有一種藝術形式,那它應該是:
有尊嚴地死去。
至於我,已經清楚地向我的醫生說明了我的意願。
當死亡最終來臨的時候,我可以不被奮力搶救,而是安詳地斷氣,就像我的醫生導師查理,我的表哥一樣。
《健康時報》2012.05.17.
美國南加州大學家庭醫學科副教授 Ken Murray 文
http://sloanwang.wordpress.com/2012/09/20/%E4%B8%80%E4%BD%8D%E7%BE%8E%E5%9C%8B%E9%86%AB%E7%94%9F%E7%9A%84%E8%87%A8%E7%B5%82%E9%81%B8%E6%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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