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了一大圈，交代（show off？！）了一堆背景，我要開始討論電影《英雄》了。恰好今年二月號香港《開放》雜誌作了一個《中國文化精英的墮落》專題，刊登了一連串關於《英雄》電影的批判。其中包括不少中國大陸籍的知識份子的批判。我將以這個大陸內部自省聲音的文本為起點，來探討當今許多批評中因個人政治立場而導致的價值迷失。

在專題中十多篇文章中，大多依循著一個脈絡來進行對電影《英雄》的批判：張藝謀將秦始皇美化為「護國護民」的「英雄」，所以張藝謀是一個寧為專制政府收買的宮廷藝術家。這些論調之所以類同，牽涉到中共歷史上的一段公案；毛澤東曾在他當年所煽動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首「詩」（唉，真是褻瀆了詩這個字）：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教名高時秠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要為秦始皇平反就是了。毛也曾狂妄地說過：「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說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

無怪乎老毛歸天後，再度出現粉飾秦始皇的黑臉的電影時，會讓好不容易逐漸走向開放的中國大陸知識界，戒慎恐懼，甚至滿腔怒火；因為這無非是老毛借屍還魂，想為中共黨國機器的專制權力爭取更多民間認同。所以論者不僅批電影內容的扭曲，更鬥張藝謀的「墮落」。在雜誌中的許多篇文章，都認為張藝謀已然附和高唱主旋律，甘願成為專制政府的走狗，為政府的專制尋找合理性；以國家社會的福祉，換取個人私有的榮譽。

比起中國大陸，台灣這邊更是對《英雄》一片譁然。但相對於大陸，台灣這一岸的論者除了從專制政權的角度來批評之外（但很難感受到大陸同胞看電影時感應到毛魂的背脊冰涼感），更從秦王一統天下的角度，去批判張藝謀為虎作倀，為專制獨裁的中共政權製造兩岸統一的合理基礎。

從台灣的角度觀看，無論電影要美化統一六國的秦王為英雄，還是要描繪那些寧願放棄一家之私以成全天下黎民之福的刺客為英雄，都不免碰觸到政治的敏感神經。若電影製作者視秦王為英雄，則就和大陸論者的角度一樣，電影為專制政權鋪路；若英雄指的是放棄行刺的劍客，則電影正在塑造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偉大論述。

讓我們把時光倒退到宋朝，空間倒退到前文中曾提及的蘇家《六國論》。蘇洵感於當時政府過於懦弱，賂金錢於北方「蠻夷」，以求暫時的和平，因此論述六國因賂秦而滅亡，以古諷今。相反地，蘇轍則著墨於六國之間的利益糾紛，導致無法團結，受秦各個擊破，似乎也是有感於當年宋朝政府內的黨爭，當士人都從各自的利益點出發，黨同伐異，心分力散，最終只有能以國家破亡收場。

同樣地，無論時空，我們都可以發現，批判不必然代表論者具有較高或較佳的道德或智識水平，相反的只不過是反映出論者內心的焦慮恐慌與慾望。而在批判的同時，若我們能進一步地內觀焦慮與慾望的原因，或者可提供我們更深一層的思考，乃至被挖掘出的更深一層的焦慮與慾望而反射出的更深一層的批判。當然，這並不是說有焦慮與慾望的批判，價值就比較低，因為批判必然來自焦慮與慾望；重點是當我們觀看他人的批判時，必須小心地探索他人批判時內心的焦慮與慾望為何，而不是一股腦兒地接受或反對。

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強調批判與鬥爭嗎？前人絕對萬萬想不到，批判這種智性的解構遊戲，竟然可以發酵為瘋狂的民粹運動。當年下海當紅衛兵批判反革命的衝力是來自什麼焦慮或慾望？而當今的我們批判文革時，又是基於什麼樣的焦慮與慾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