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儒家正在廟堂之上闡揚親親之殺的禮儀時，道家正恬淡無為地冷淡玩世，此時中原出現了一個特殊的墨家學派。這個一般認為由墨翟所創的學派不僅是由具有政治理想的有識之士所組成，其最大特點就是具有嚴密的組織與強烈的實務性格。其實務性奠基於該學派的追隨者熱心入世的參與特質，加上其理論中心的「兼愛」與「貴義」，讓墨家沾染上一絲俠氣。

由於墨翟看清春秋時代的亂象，是來自所有人的重利輕義，因此他強調義的重要性。義的概念源自兼愛，並可推論至非攻的重要，然而義這個抽象概念，卻不如兼愛與非攻一般明確實際。雖然墨子並未正面對「義」下定義，但是我們可以推斷，墨子口中的「義」絕對是提供個人進行抉擇時的首要價值，而且不該與兼愛的觀念相矛盾。

然而相對於「義」的「利」，是否就是墨子所不屑談論的呢？未必！墨子曾言「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不過他又說「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亦即墨子雖並不強調利的重要性，但是也不會避談它，同時也強調利害權宜的智慧。如戰國末年燕太子丹催促正等待另一位壯士隨行的荊軻上路，並表現出懷疑荊軻的決心之時，荊軻曾不悅地暗示「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三歲小孩才會在成功機會不高之下隨便踏上不歸之路）」（可見荊軻早已看清秦武陽）。因此即便要殺生成仁捨身取義，也得確保一命可換回仁義，否則徒然浪費性命只是幼稚的行為。無奈墨家後繼者卻常囿於「義」的名聲，而缺乏更為宏觀的理性計算。

也因此，雖然墨子主張非攻，但絕非畏戰主義或姑息主義者。非攻是自他對天下不義的認識所源起的，那種「大國之攻小國、大家之亂小家、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等等不義的「天下之害」。因此墨家主持正義之法，在於扶弱禦強，並奔走消弭強者凌弱的野心。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墨子在得知楚國即將挾其最新武器攻打鄰近小國宋國後，從齊國走了十天十夜到達楚國郢都，經過一番桌上談兵演練，讓楚王知其雲梯之無效；墨子並警告楚王，就算楚王當下把他滅口，但他的徒子徒孫已在宋國待命，防禦雲梯的陣勢已在宋國等待，如果楚國不畏出兵失敗，則宋國必不畏一場防禦之戰。於是楚王停兵。

無論是兼愛或非攻，墨子的手高舉「義」，但他的心中從未放棄「利」。只不過他的「利」，是著眼於天下百姓的「實利」，而不是只維護統治階層實力或知識份子明哲保身的私利。相對於儒家想復興的禮法最後成為春秋諸侯相互爭戰的理由，以及道家知識份子的避世態度讓統治階級愈加張狂，墨家入世濟人的務實態度，是非常讓人景仰的。

然而墨家人，是否會在戰國末年時同意秦王政以戰併吞六國一統天下呢？一般咸信墨翟不是春秋末年就是戰國初期的人物，因此他是來不及見到戰國末年天下局勢的紛亂程度的。根據記載，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派，分別是東之墨、南之墨、與秦之墨，秦之墨就是進入秦國的墨家門派，《呂氏春秋．去宥篇》中曾記載在秦惠王的時代，秦之墨者唐姑果編造東之墨的壞話，以避免東之墨者前來秦國與之抗衡的故事。

這是否暗示著古道熱腸的俠義組織，的確如電影《英雄》中所展演的：戰國時代的紛戰讓這些和平主義者決定長痛不如短痛，願意貢獻墨家的守城技術，以換取天下一統杜絕戰亂的長期民生利益？還是墨家的理想主義式微，墨者的功利焦點已從人民福祉轉成私我功名？無論如何，墨家的存在利基，在秦國統一天下之後就隨著國際戰爭的結束而瓦解；而兼愛哲學可以在專制秦始的焚書與霸道漢武的尊儒之後苟延殘喘流傳下來，就這點，墨子或許就該偷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