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刺客，就是在與養士相同的社會背景中，逐漸流行的一門「行業」。其實，以「行業」二自來形容實在有辱那些春秋戰國時代刺客們的某種精神人格，這些刺客們並非專業的行刺者，而是受主之託零星地進行暗殺工作，而且也通常在一次的暗殺過程中被犧牲掉。

在史記的《刺客列傳》中，記載了從春秋時代曹沫到戰國末年的荊軻等五位刺客，五個故事中被太史公以較多篇幅描寫，也最為驚心動魄的，莫過於豫讓與荊軻的故事。

春秋戰國之交的豫讓一生中事過三主，第三位主公，也就是晉國智伯，待他最為優渥。當年智伯與韓趙魏三地貴族聯合篡位，將晉國土地瓜分為四，晉侯地位從此有名無實，因為土地已被四大諸侯派系給侵占。然而後來智伯個性剛愎野心特大，在位時不斷向國內其他諸侯索地，想一舉統一晉國，最後韓、趙、魏三系聯合滅智，史稱「三家分晉」，是春秋與戰國時代的分水嶺。

這裡我們先拉出一段。之前曾提及，中原分裂時代，國際戰爭中軍隊會利用黃河潰堤的水來圍困敵軍，這種策略在春秋末年晉國內亂的時代，特別明顯。戰國策趙策第一篇，就是描述趙襄子不願割地與智伯，招致智伯與韓魏聯軍（「晉陽之戰」），當時「圍晉陽而水之，城不下沉者三板」，還差六尺晉陽城就會被淹沒了。幸虧趙國離間計成功，聯手韓、魏，以水反灌智伯軍隊，生擒智伯。

趙襄子對智伯的怨恨特深，因此在抓了智伯之後，把他的腦殼拿來作為飲器。智伯的家臣豫讓，企圖暗殺趙襄子以為主報仇，不惜在首次行刺未果之後口吞炭身塗漆，企圖毀容以便進行第二次暗殺。不料第二次行刺失手，趙襄子問豫讓為何當初智伯滅掉豫讓的前兩任主子—范氏與中行氏—時不謀報仇，卻欲為智伯盡忠。豫讓說：「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趙襄子感於其之忠心，便讓豫讓以用劍刺衣，達成形式上的報仇。

史記《刺客列傳》當中，豫讓這種忠於一主，甚至其他成為主子暗殺工具的刺客，是一種典型。此外還有另一種，《刺客列傳》當中以曹沫與荊軻為代表，這種刺客懷有國際政治目的，無論是以身諫霸主以達成小國在紛亂的國際處境中自保的目的之外（如魯國將軍曹沫威脅齊桓公歸還侵占的領土），或是企圖以暗殺強國國君方式而保全母國（如奉燕國太子丹之命前往刺殺有統一天下之勢的秦王政），刺客都是在個人義氣之外，尚有「忠勇愛國」觀念之士。

兩種刺客相較起來，後者的胸襟氣度比前者高了許多。前者在乎的，是一家之成敗，後者關心的，是國家之興亡；因此後者自然高貴了許多。連明朝方孝孺都為文探討豫讓不在智伯生前進諫以降低智伯的侵略野心，反而在智伯自作孽不可活之後「報仇」，這種態度最多只能算是忠君，要說「愛國」還差太遠，更算不上是「國士」。相反地，像曹沫或荊軻，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不惜個人生命而進犯當時國際霸主，這種勇氣則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像秦武陽那種市井流氓之徒，不就在進入秦宮後嚇到頭偷不敢抬？

可惜的是，這些故事都不過是政治人物之間高來高去的紀錄，就像當今各政黨間總統選舉中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配來配去一般，完全看不到廣大人民的影像，聽不到來自基礎百姓的聲音。而電影《英雄》則開啟了這個所有人應該關心的面向：「天下」—對天下的想像，應該構自人民福禍，而非來自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