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為封建制度貴族專權的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一群特殊的階層，士。他們原本是貴族末流，但卻因身處巷閭之中，而同時具有平民與貴族兩種氣質。由於士可以接受教育，因此他們的思想高度不落於權力核心的貴族，又因為士可以配劍（鋏，就是「長鋏歸來乎」的鋏），所以士也具有正義的象徵。

這些士，有的是以智識取勝的「儒士」，有的是以武藝知名的「俠士」，韓非子說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就是在嘲諷東周養士之風。尤其在戰國時代，對一個政治人物（通常是指大夫，不過也包括繼承各國國君王位的候選人們）而言，敵人不僅有外國軍隊，還包括國內與之有政治利害的其他政客，因此若要雄厚自己的政治實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地養士，糾集這些有智識或有勇力的志士仁人為自己的智庫與保鑣。中國「狡兔三窟」、「雞鳴狗盜」之類成語，就都是戰國時代食客助主的故事。

因此，養士之風在外表上看來是政治人物胸襟廣闊所以大納天下有志之士，事實上卻是政治鬥爭的方法之一。而且除了養士這個手段本身可能具有不光明的意圖之外，以戰國四公子與呂不韋的食客三千為例，他能果真能嚴格篩選甚至管理好這浩浩蕩蕩的三千吃飯人口（若再加上家眷，為數可能更多）？食客中若有濫竽充數或詭詐不賢者，絕不會讓人意外。養士，竟成一個罪惡繁衍的淵藪。

在李唐的《秦併六國與楚漢相爭》一書中，歸結了數項秦統一中國的必然之勢。除了在本文前幾節中已論及的一些論點之外，他提到了養士的問題。他認為六國養士雄厚了國內的某些勢力，於是在國家發生問題時，眾勢力交鋒互相爭權，讓秦國有機可乘。秦國之所以沒有此一內患之憂，在於商鞅變法時就已將秦國轉型為中央集權模式（也就無怪秦孝公歿後，商鞅就被憤怒的貴族車裂於市），因此只要遇到賢明有野心的國君，則這種政治體制就會協助他納集各國中宥於既有封建制度而無法向上社會流動的有志之士。秦王以國家之力養士練兵，砲口統一，自然勝過封建腐敗的六國。

蘇軾《六國論》從這個養士的社會現象開始，論述六國之所以苟延殘喘，以及秦朝之所以迅速被推翻的原因。事實上，蘇軾先鋪陳戰國時代養士之風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正如前所述，由於各國公卿都廝養賓客無數，除了「倍官吏而半農夫」之外，更是「役人以自養」，如此一來「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不過蘇軾接著筆鋒一轉，卻道：「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他認為六國之所以久存，與秦之所以速亡，就是在於面對養士之風的態度。戰國時代的養士之風看起來是政治鬥爭過程中的產品，然而事實上他卻也是一個平民可藉以布衣卿相的機會。這些受賞識的士們掌管著國內的人民，於是乎「力耕以奉上」的老百姓「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叛怨，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及至秦始皇統一，開始崇法，認為法律是治國的根本，所有官吏只要遵循這套由中央定下來的規則即可。於是將有另類政治理念的士給抓起來活埋，殺雞儆猴。這裡必須注意的是，被坑的是「士」，而不是「儒」；而「坑儒」一詞是起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幾乎和秦始皇帝一樣惡名昭彰的皇帝）政權所作的政治廣告slogan。

總之，蘇軾認為秦朝之所以短暫，就是在於秦始皇不懂此一御民之術，剛愎自負的結果罷了。的確，短短幾年間，原本整天養尊處優錦衣玉食不是動口就是動手的儒士與俠士被放逐到草莽之中，這些失業人口難道回重新執起犁鋤下田工作嗎？秦始皇不僅故意忽視這一點，甚至還無知地以為中央集權與嚴刑竣法可以代替已經實行久遠的政治與社會結構（王—大夫—士—民），無非只是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天下拱手讓人罷了。

三蘇的《六國論》中，蘇軾可以從戰國末年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來進行討論，誠屬難得。然而卻也因為他僅自此一面向來討論歷史，因此與人有稍嫌不足之感。無論如何，養士對六國所產生的實質的利，不見得大於各國因養士而付出的政治代價，因為像客孟嘗君的馮煖一般的士，實屬難得之人；若如蘇軾所言，則勇士刺客或雞鳴狗盜之徒使民也可以安靖國內，實在讓人難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