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在《六國論》中開宗明義提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蘇洵指出，戰國末年，各國為了避免與秦交鋒，紛紛割土以自保。他生動地刻畫出諸國國君的無能與悲哀：「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地，而秦兵又至矣！」

蘇洵進一步指出，離秦國最遠的齊國雖從不賂秦，但卻因眼睜睜看著原本障壁它的中原諸國接連戰敗而不出兵救援，最後唇亡齒寒，終遭秦軍之滅。而燕趙二國早期也因奮力抵禦秦國的侵擾，因此常保其國土完整，無奈趙國大將李牧因小人讒言而被誅殺，燕國太子丹因派刺客刺秦而激怒秦王，最終被秦國各個擊破，成就了秦國大業！

文末，蘇洵感嘆道六國之勢原應為「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卻料各國在秦國積威之下，國土日削月割，步入滅亡。他認為即便是國勢雖不見得強於秦國的六國，都仍具勝秦的機會，更何況掌有天下的北宋政權。他強調：「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茍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顯然，蘇洵鑒於當時北宋政府的懦弱與畏戰，向經常寇擾中原的遼國與西夏進行「金錢外交」，以歲幣換取當下的和平。因此從戰國末年六國因賂被滅的角度，感嘆大宋王朝的「卑微」與「短視」。

蘇轍則換了一個角度來觀察六國。他的論點著重於當時六國的相互猜忌與不合，才會招致自我滅亡：「委區區之韓魏，以當虎狼之強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六國諸侯算盡機關，「自相屠滅」。最後，「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以自困矣」。

在「統」的問題上，蘇洵與蘇轍都直指六國本身的錯誤外交策略；然而此二文中，也似乎隱含著一點對於六國「治」的批評：戰國末年就是因為六國國君都把眼睛放在棋局般的國際事務上，「貪疆場尺寸之利」，而忘卻草庶黎民的身家平安，最後把祖宗遺蓄都敗到秦王手中後也只能無力回天，因為戰敗為戰敗國人民帶來短暫的難得的平安。

然而歷史與文學地位居三蘇之冠的蘇軾，卻似乎不願屈居如此簡單的討論，而更為細膩地探討了自戰國末年到西漢肇始這一段時間內的社會與政治現象—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