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當美國總統布希正一方面意氣風發地享受波斯灣戰爭的勝利，一方面承受因經濟蕭條所導致的選票壓力時，巴西里約熱內盧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世界高峰會議。那次世界高峰會議中，原本被設定為主要焦點的環境保護議題，在與會的發展中國家代表的強力發聲中，轉移到至今仍影響國際政治的矛盾處境的探討，即先進國與落後國之間的遙遠落差。

今年，世界高峰會再度再南半球召開。眾所注目的仍是這近十年來差距不斷擴大的兩種世界間的尷尬關係。

先進國擁有高級的生活品質與科技水準，落後國則處於被貧病飢餓所籠罩的悲慘狀態；先進國在發現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生物多樣性的破壞等等環境問題的全球化性質之後，要求世界公民共同執行環境保護，而落後國至今仍追尋著高污染的工業，以待有朝一日追趕上與歐美日同步的優質生活。落後國追隨先進國的發展軌跡，選擇以高污染工業追求經濟發展，卻在先進國所主導的環保思想下被譴責為破壞地球的兇手。

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與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這兩個E字母開頭的理念，果真如此格格不入？在上個世紀的下半葉，環保意識與環保運動的展開，是一道對已發展世界中，過度發展與過度消費的本質所下的註解。在生態學研究中，確定了溫室氣體、氟氯碳化物、雨林面積驟減等等伴隨工業與商業利益而起的副產物，是地球環境惡化的原因，因此一般咸信經濟發展總會帶來環境破壞。

當相關的生態知識的累積，先進國逐漸理解環保的重要性，尤其是當發現污染所帶來的苦果必將由全球共同品嚐分擔之後，他們開始思考全世界人類共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也因此促成了1992年的里約世界高峰會。然而發展中國家卻在尚未享受到科技所帶來的幸福之前，不僅必須與先進國同時接受地球的反撲，同時還得忍受先進國的責難與要求。

這也就無怪在這十年來全球化聲浪高漲的同時，出現了一群激進的左派環保人士，現身在西雅圖、熱亞那、布拉格等舉辦工業國高峰會或全球化會議的地方，強烈地要求那些地球環境的最大敵人（也是潛在的護法使者）—跨國企業與先進國政府—正視他們肩上所應負擔的環境保護責任。<1>

生態作家保羅霍肯（Paul Hawken）的論點很值得我們思考。一般認為環境破壞來自人類消費的擴張，因為消費的增加會導致能源與污染排放，以及垃圾的不斷製造。霍肯提出一個可用以解釋民眾消費上升的原因。他認為消費的增加是因為商品的價格並未真實地反應其實際成本。也就是說因為自動化生產線與工業區位的適當選擇可以有效地降低商品的生產成本，因此商品售價的降低增加了消費者的購買慾望，所以購買潛能不斷地被低價標籤所誘惑而越來越高。然而這些產品所需的其他面向的成本，如生產過程中所排放的廢棄物、從商品出廠到消費者手上這段期間所需的能源投入、以及消費結束後所產生的垃圾等等可能的環境損害，這些看不見的成本都由地球默默地直接吸收，卻從未如實地反應在商品標價上。也因此假若消費者沒有清晰的環保意識，很容易就被企業與政府給牽著鼻子走，擁護高污染的經濟發展。

以台灣八零年代與九零年代的明星產業為例，塑料與半導體產業分別在股市上操縱著台灣的民心。然而這卻又是伴隨著高污染的兩種產業。人民為了股市飛漲，政客為了攏絡民心，於是政策趨向對這些產業的高度保護。便宜的工業用水讓它們得以將有毒廢液稀釋之後予以排放，而我們從不知道這些化學物質將會如何回到我們的身體之中。我們被證券行中的紅紅綠綠給蒙蔽了危機意識。在美國矽谷，半導體產業被視為高污染源，員工與社區都強烈要求這些產業進行高度的化學物質監控，而在當地設廠的產業也或多或少因員工的健康出現狀況而吃上官司。這也無怪為何台灣得以成為半導晶體的龍頭了，因為她是少數同時擁有高科技勞力、資本密集、而且為了經濟發展不顧一切的國度。

當我們只想到股票的本益比時，我們就忘了真正可能付出的高額成本。也因此自某層面來看，環境破壞的元兇的確是那將環境成本轉嫁給地球的惡劣企業，以及提供具有置產利基的環境的短視政府。但重要的是，當民眾也變得無知與漠然，則企業、政府與民眾就成了三位一體扼殺人類生存環境的撒旦。所以當越來越多的個人開始實踐環保，除了實質上那微小的成果之外，需要選票的政府與需要客源的企業，也將因由下而上的要求而逐漸質變。當然，這是體制內的政治漸進主義，可能需要曠日費時，更說不定當企業與政府都回心轉意時，已經無力回天；但無論如何，這或許會是一條比激進主義來的有效率的路；而且身於先進國的環保先驅們，有任何的權力可以剝奪那些落後國人民的發展願望嗎？

但是，這漸進發展是就各國國內環保政治而言。若將層級拉到國際，則因為國際政治的涉入，會讓環保的落實更形複雜。

在1992年里約會議中，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處境終於被看見，到了1997年的氣候變遷會議，先進國在京都簽訂限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期待由先進國的以身作則，可進以引導世界的效法。然而及至2001年喬治布希上任不久，為了鞏固其能源產業金主的支持，宣佈不遵守京都議定書的約定，片面毀約。這種單邊霸權主義一方面觸怒了世界，為美國無辜民眾帶來911恐怖攻擊事件的心理陰影，另一方面也為好不容易產生的國際環保共識撕毀於無形。也或許因為如此，喬治布希不敢參加此次在約翰尼斯堡所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但也因為他的不出席，讓國際上任何有環保意識的人都對他懷有更差的印象。

其實不僅當今美國，當今的美國只是在無知者的執政之下進行著很不政治正確的表演罷了，事實上許多跨國企業與其背後所挾的強國經濟力道，讓許多落後國身受剝削卻又敢怒不敢言，因為這些先進國的強大消費潛力是落後國工業發展的催心針。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沒辦法，又是美國）的香煙傾銷政策，一方面在國內對煙草採高課稅，另一方面又承諾煙商能在美國國威之下成功進駐其他國家，環保了自家，污染了鄰居，說穿就是與十九世紀初賣鴉片的英國佬沒兩樣。

另一個與環保議題相關的新興剝削商品，是被現今許多大型工業國視為重點產業而如火如荼發展的基因改造食品。這些可以抗旱、抗寒、甚至抗蟲害的基因改造農作物，原本預期可以緩解世上嚴重的國家貧富不均問題，卻在實際實行上遇到了重重阻礙。

是世界上沒有人願意當實驗鼠，品嚐那高科技下的農作物，相反的是歐陸卻緊緊關緊門戶，不讓來自新大陸的基因改造作物有滲入舊大陸的機會；不僅歐亞大陸的西端，就連東方的新興市場中國，也抵死不從，不願讓這些帶有生態風險的生物登陸。這些原本被認為可降低生產成本的低價產物，則流向黑暗大陸，然而這可不代表非洲人民全都不得選擇地含淚吞下基改食品。不過先進國（美國）的強大消費潛能，卻可成為威脅弱後國購買基改食品的籌碼；弱後國經由便宜的出口加工工業在先進國賺取的微薄收入，最後又被先進國的香煙與基改食物給賺了回去。<2>

基因改造作物所攜帶的潛在風險，就是它們所攜帶的上帝未曾賦予的基因。這些基因來自科學家的強行殖入，因此它們就可表現某些特殊的能力，在旱地生長，或在冬天成熟。這些本不屬於作物的基因，是經由一些可攜帶基因的載體，穿過細胞帶入細胞核中，然後再插入作物的基因體中。偉大的生物學變異性就在此展現：插對位置的，細胞與外來基因就可繼續生存繁殖；差錯位置的，就會因原基因受破壞而形成一個受傷（突變）的個體，或死亡。因此這個載體所乘載的不僅是外來基因，同時也是一個導致突變的潛在因子。所以基因改造農作物若開放地進行耕作，就有極高的風險因與外界接觸（如鳥啄、蟲啃、或種子的散播）而將這些突變致因流到耕地外的生態系，於是生態中的突變開始不正常積累。以人體的角度而言，這些突變因子就是造成癌症的致癌因子。說的嚇人些，就跟把核廢料放在田野之中沒有兩樣；也就是所謂的「基因污染」。也難怪世界上有發聲權力的國家無不抵擋來自其他國家的基因改造食物。<3>但可笑的是，這些國家本身也多半支持自己國內實驗室的基改計劃；而更可笑的是，這些研究成果極有可能因為人類缺乏信心購買食用基改食品，而根本沒有實現量產的機會。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除了前述的企業、政府與個人之外，不斷演進的科技發展更是荼毒環境的重要殺手，尤其是只著重成本與獲利而不考慮永續發展的科技發明。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生活環境中所隱藏的風險也逐步擴大。Live with tech, live with risk。雖說科技來自人性，但科技也導致無盡的憂慮。微波爐與手機的電磁波，使用塑膠袋與紙袋各有各的隱憂，交通工具帶來了便捷也帶來了殘障與死亡；而隱藏著的電腦零件製造過程所產生的有毒廢液、產生電力所燃燒排放的導致溫室效應與酸雨的氣體、享受國家公園中的清新空氣時卻忘了柏油路造成的地貌與棲地破碎。風險隨處可見。

這情況不得不讓我悲觀地覺得，我們是幾近病態的存活著。一方面愉悅地享受著便利，一方面憂慮地承擔風險與危機。或許這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開始反省，科學與科技在下一個世紀，應當扮演的角色。


註解
<1>可參閱台灣難得一見的左派月報《連結》的八月號社論，就是一篇典型左派環保主義的觀點。http://linkage.ngo.org.tw。
<2>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在八月廿七日進行世界上幾份重要報紙對本次約翰尼斯堡地球高峰會報導的回顧整理，其中引用南非《商業日報（Business Day）》的報導提到「英國在1900年時貢獻了約等同於當時國內GDP的7%的流動資本給世界經濟，而2000年的美國卻吸收了約等同於當年GDP的5%的世界資本」，明白地描繪出這個勢力不均的世界。
<3>對於基因改造食物的辯論，南方朔有一篇不錯的以經濟與國際政治角度所做的觀察「帝王蝶改變基因工程時間表」，收錄於新新聞所出版《經濟是權力，也是文學》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