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面對（基進）社會主義者啞口無言時，通常會以一句話來搪塞：「卅歲以前不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是傻子，卅歲以後還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是瘋子。」

先姑且不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二者之間尚有一段距離，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一般人在生命過程中，當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資源與權力之後，便會有越來越「理性」的思維，因此會從無產的位置，轉變成從有產的位置來思考及詮釋世界。所謂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是一般人的通性，非政客之所專屬。因此從左到右逐漸位移的現象，是成長過程之必須。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被整編入「保守勢力」體系中之後，難免會生出莫名的惶惑，因為當自己開始工作、開始儲蓄、開始投資，便出現以經濟為社會主要目標的政治心態。而當自己的政治心態開始出現「拼經濟」的觀念時，仔細反省，便會發現此一時的想法竟與彼一時的理想杆格不入。當時，我們為了台灣的環境，拒絕高污染外資的設廠，拒絕水庫的興建，拒絕核四的動工；但是卻在經濟蕭條的同時，開始懷想離我們遠去的外商，在水荒電荒的時刻，開始認同新興水庫與電廠的成立。「只要配套措施完整」，我們這麼自我安慰著，雖然壓根兒就不信會有完整配套措施的出現。

於是我們開始精神分裂（literally）。僅在這環保議題中就左右擺盪不已，而在社會其他面向包括，社會福利、社會保險、以及其他社會安全（環保可屬社會安全之一環）的政策辯論中，更無時無刻不牽扯著那些曾經左過而開始逐漸右傾的人們的思緒。

每個人總希望能過個好的生活，衣食無虞、享有自由。然而當這個國家社會的基調是右邊的，強調個人性：個人的資產自己賺取、個人造業個人擔，此時，社會中的個人就不得不在生活獨立之後，逐漸向右傾斜，以符合社會期待，以及這社會對個人所訂立的遊戲規則。因此當一個人對「好的生活」的定義是錦衣玉食美車豪宅，則他必須自行去取得可完成此一目標的資金；即便個人無忒大野心，但仍需自行籌措可達到「好的生活」的所需資源。這麼一來，即便是一個完全無欲無求的人，也必須為了避免因為生活的某些風險造成生活的毀壞，故必須累積足夠的金錢作為承擔風險的基金。因此所有人必須在金錢上打滾，把眼睛放在金錢的增加幅度上。

這某程度地可成為個人努力與成功的推力。然而當過度了，金錢就離人而去，反過來控制了個人。當金錢成為社會的唯一價值，或說社會中衡量價值的黃金標準，則社會問題隨之而生。但是要在一個講求個人化的所謂現代民主社會中生存，遵守金錢遊戲卻又是唯一生存之道，這更讓逐漸右傾的人更加戰慄。

任何人都無法獨立地僅在經濟層面上右傾，且對其他議題採左傾態度，而不會有精神分裂之虞的。如前所述，當經濟觀念右傾，環保議題、勞工問題、警察制度、稅務與社福平衡等問題也都將傾向右邊，即傾向「小而美」的政府編制與「大有為」的產業組織；傾向降低產業環保成本、勞工成本、稅務成本，並傾於降低個人所需繳納至國庫的稅，甚或高唱加強警察制度維持社會安定，繼而排擠了弱勢團體的社會福利、犧牲了民眾的生活環境與健康等等基本人權；即便這將會提高產業與個人盈收，以促進股市上揚與激熱市場氣氛。因此在個人層面，一旦右傾，全面右傾。

然而正如前所述，在一個以自由市場作為前提的社會中，個人必須自行擔負一生中所有可能面對的支出，也因而培養出個人資產擴增的企求，一般而言達到此一目的的方法即是投資。故而一旦進入右傾社會，個人便不得不像保守右派靠攏。由此而論，個人隨成長而保守化，在一個高舉自由市場旗幟的社會中，是必然發生的過程；也因此問題的根源不全然來自個人，相對地，社會結構必須負起大部分的責任。只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大部分個人是無知於這個結構性問題的，而對此結構性問題有基本認知但基於生活而必須右傾者，卻必須負起某程度的良心不安。

或許這個已經過度發展的世界中，我們所真正需要的，應是「小而美」的個人慾望，與「大有為」的政府保障吧。唯有如此，識者在左右拉扯之時的良心不安，才有得以紓解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