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04 23:35:06真實的聲音
FW：六四後的中國知識分子
六四”後的中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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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報導) 今年“六四”是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紀念日。“六四”這一重大政治事件改變了很多中國人的思維、行為和命運，而變化最大的一群人也許就是曾經和學生一起上街遊行，要求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
*跪久了，站起來溜溜*
“六四”事件雖然已經過去十五個年頭，但歷史的傷口至今流血，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不久前出版的《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成員高文謙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說，在這場政治事件中受衝擊最大的莫過於知識分子群體。十五年前，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六四”期間顯示出獨立自主的意識正在覺醒。
高文謙說：“‘六四’前，中國知識分子和思想界的主流是以天下為己任，擁抱自由民主的普世文明價值，為改革搖旗吶喊。我記得在‘六四’過程中4﹒27大遊行的時候，我看到清華大學的隊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些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其中有一個人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溜溜’這幾個大字。”
這八個字讓從事歷史研究的高文謙百感交集。他說，雖然文字的表達很幽默，但高文謙感到，它們字字帶著血。從中共建國後，中國知識分子無休止地檢討、揭發、批判，遭到肉體和靈魂的雙重閹割。高文謙能夠真切感到這八個字的份量，它道出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控訴了以往遭迫害和受屈辱的苦難史。
*六四使知識分子大分化*
高文謙以他自身的變化舉例說明“六四”對自身的衝擊。他說，“六四”前他曾經是中共官方的所謂“御用”學者。“六四”後，他成為民間的獨立知識分子。
但在“六四”後，中國知識分子出現大分化，很多人選擇了與高文謙不同的道路：
高文謙說：“在中共官方強權鎮壓和利益收買的兩手下，知識分子的群體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人放棄了原先的道義擔當和社會關懷。還有些人心灰意冷。還有些人看破紅塵、玩世不恭，追求現世的享受，奉行利益之上，犬儒主義盛行。還有極少數的人充當當權者的幫閑或者幫兇，粉飾現世，為專制張目。”
*焦國標：中國知識分子-政治異化的一群*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認同高文謙的觀點。不久前焦國標發表的《討伐中宣部的14個理由》激起了海內外巨大反響。這位敢於挑戰中宣部、表示自己不怕死、不怕自掛東南枝，不怕蹲秦城監獄的焦國標在接受採訪時說，來北京這麼多年，他感到很孤獨。他沒有主動拜訪過哪位大家，因為他認為他們的人格都不值得他的拜訪。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沒有信念的苟活的一群人。不過，他認為這是幾千年專制制度的影響，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焦國標說：“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就是學而優則仕，他做官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它對他都毫無關係。大量的人就是吃喝玩樂，有時喝茶、逗樂，朋友之間詩酒唱和，就這樣一輩子。”
焦國標說，自古以來也有象杜甫那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只是痛心疾首地寫寫詩，寫寫文章，寫完了就完了，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去。隨著西方知識分子的理念傳入中國之後，不論是國共時期的兩黨對壘，還是中共建國後的一黨統治，中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成為政治系統的一部分，角色已經固定，成為被政治異化了的一群人。
*曹長青：她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旅美政治評論員曹長青認為，“六四”過去十五年了。除了劉曉波、余傑、任不寐等一些體制外的知識分子艱難地發出重新評價“六四”的呼聲之外，中國有那麼多著名的學者、作家、導演、詩人、哲學家、教授等等，卻沒有一個人提出過要紀念“六四”，要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們。曹長青認為，他們之所以在這一問題上共同保持沉默，是因為這些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曹長青說：“在中國一般大家習慣地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都被定位為知識分子了。而西方的定義完全不同。早在六十年代，《時代周刊》就登過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主要強調的還不是具有專業知識或者文憑，而強調的是良知，同時成為社會的監督者和批評者，尤其是對權力的監督者和批評者。”
曹長青說，在89民運爆發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象西方的知識分子那樣，在一場重大政治運動到來時站在前列，成為領導潮流者。有相當一部份知識分子希望在政府和學生市民之間扮演調解者的角色。但他們不要求政府，只要求學生，要求學生理解政府、體諒政府、和政府配合，要求學生不要絕食，配合黨內改革派等等。
曹長青說，他不奢望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象東歐的前共產黨國家知識分子那樣，象哈維爾、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那樣具有深刻思考能力，具有反抗共產主義的道德勇氣，他僅僅希望中國知識分子能在中共公開屠殺孩子的暴行面前表現出道德勇氣和良知，能夠象蔣彥永那樣站出來要求給“六四”正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卻群體性地保持沉默。曹長青說，從這一點看，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性地墮落了。
*良知並未完全泯滅*
不過，從事歷史研究的高文謙並沒有這麼悲觀。他說，中國知識界過去十五年的沉默確實令人失望。但是中國仍然還有民族的脊樑，他們就是李慎之、蔣彥永、章怡和等等。他們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直面歷史，真實地講述歷史。
北大焦國標教授更是比較樂觀。他認為，雖然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行制度無法產生曼德拉和甘地，但是中國知識分子有其兩面性。目前在商品大潮下看似沒有信念苟活的一群人，一旦國際大環境適當，一旦象“六四”事件的政治運動再次爆發，他們還會再次投身其中。因為他相信，人性中正義、善良、勇敢和道義等絕不會完全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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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報導) 今年“六四”是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紀念日。“六四”這一重大政治事件改變了很多中國人的思維、行為和命運，而變化最大的一群人也許就是曾經和學生一起上街遊行，要求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
*跪久了，站起來溜溜*
“六四”事件雖然已經過去十五個年頭，但歷史的傷口至今流血，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不久前出版的《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成員高文謙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說，在這場政治事件中受衝擊最大的莫過於知識分子群體。十五年前，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在“六四”期間顯示出獨立自主的意識正在覺醒。
高文謙說：“‘六四’前，中國知識分子和思想界的主流是以天下為己任，擁抱自由民主的普世文明價值，為改革搖旗吶喊。我記得在‘六四’過程中4﹒27大遊行的時候，我看到清華大學的隊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些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其中有一個人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溜溜’這幾個大字。”
這八個字讓從事歷史研究的高文謙百感交集。他說，雖然文字的表達很幽默，但高文謙感到，它們字字帶著血。從中共建國後，中國知識分子無休止地檢討、揭發、批判，遭到肉體和靈魂的雙重閹割。高文謙能夠真切感到這八個字的份量，它道出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控訴了以往遭迫害和受屈辱的苦難史。
*六四使知識分子大分化*
高文謙以他自身的變化舉例說明“六四”對自身的衝擊。他說，“六四”前他曾經是中共官方的所謂“御用”學者。“六四”後，他成為民間的獨立知識分子。
但在“六四”後，中國知識分子出現大分化，很多人選擇了與高文謙不同的道路：
高文謙說：“在中共官方強權鎮壓和利益收買的兩手下，知識分子的群體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人放棄了原先的道義擔當和社會關懷。還有些人心灰意冷。還有些人看破紅塵、玩世不恭，追求現世的享受，奉行利益之上，犬儒主義盛行。還有極少數的人充當當權者的幫閑或者幫兇，粉飾現世，為專制張目。”
*焦國標：中國知識分子-政治異化的一群*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認同高文謙的觀點。不久前焦國標發表的《討伐中宣部的14個理由》激起了海內外巨大反響。這位敢於挑戰中宣部、表示自己不怕死、不怕自掛東南枝，不怕蹲秦城監獄的焦國標在接受採訪時說，來北京這麼多年，他感到很孤獨。他沒有主動拜訪過哪位大家，因為他認為他們的人格都不值得他的拜訪。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沒有信念的苟活的一群人。不過，他認為這是幾千年專制制度的影響，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焦國標說：“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就是學而優則仕，他做官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它對他都毫無關係。大量的人就是吃喝玩樂，有時喝茶、逗樂，朋友之間詩酒唱和，就這樣一輩子。”
焦國標說，自古以來也有象杜甫那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只是痛心疾首地寫寫詩，寫寫文章，寫完了就完了，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去。隨著西方知識分子的理念傳入中國之後，不論是國共時期的兩黨對壘，還是中共建國後的一黨統治，中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成為政治系統的一部分，角色已經固定，成為被政治異化了的一群人。
*曹長青：她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旅美政治評論員曹長青認為，“六四”過去十五年了。除了劉曉波、余傑、任不寐等一些體制外的知識分子艱難地發出重新評價“六四”的呼聲之外，中國有那麼多著名的學者、作家、導演、詩人、哲學家、教授等等，卻沒有一個人提出過要紀念“六四”，要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們。曹長青認為，他們之所以在這一問題上共同保持沉默，是因為這些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曹長青說：“在中國一般大家習慣地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都被定位為知識分子了。而西方的定義完全不同。早在六十年代，《時代周刊》就登過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主要強調的還不是具有專業知識或者文憑，而強調的是良知，同時成為社會的監督者和批評者，尤其是對權力的監督者和批評者。”
曹長青說，在89民運爆發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象西方的知識分子那樣，在一場重大政治運動到來時站在前列，成為領導潮流者。有相當一部份知識分子希望在政府和學生市民之間扮演調解者的角色。但他們不要求政府，只要求學生，要求學生理解政府、體諒政府、和政府配合，要求學生不要絕食，配合黨內改革派等等。
曹長青說，他不奢望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象東歐的前共產黨國家知識分子那樣，象哈維爾、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那樣具有深刻思考能力，具有反抗共產主義的道德勇氣，他僅僅希望中國知識分子能在中共公開屠殺孩子的暴行面前表現出道德勇氣和良知，能夠象蔣彥永那樣站出來要求給“六四”正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卻群體性地保持沉默。曹長青說，從這一點看，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性地墮落了。
*良知並未完全泯滅*
不過，從事歷史研究的高文謙並沒有這麼悲觀。他說，中國知識界過去十五年的沉默確實令人失望。但是中國仍然還有民族的脊樑，他們就是李慎之、蔣彥永、章怡和等等。他們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直面歷史，真實地講述歷史。
北大焦國標教授更是比較樂觀。他認為，雖然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行制度無法產生曼德拉和甘地，但是中國知識分子有其兩面性。目前在商品大潮下看似沒有信念苟活的一群人，一旦國際大環境適當，一旦象“六四”事件的政治運動再次爆發，他們還會再次投身其中。因為他相信，人性中正義、善良、勇敢和道義等絕不會完全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