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起死回生與大陸的病入膏肓──從林毓生與龍應台的“台灣觀察”談起

余傑


我在威斯康星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有幸與林毓生教授有一次長談。由於我初到麥迪遜，交通尚不熟悉，白髮蒼蒼的林教授便專程開車到我的住處來。前輩學人對後輩學子的溫情關懷，讓人如沐春風。

我們的話題之一便是圍繞台灣政局展開。剛剛在台灣講學兩來歸來的林先生，對台灣的前途持比較悲觀的評估。其實，早在兩年前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林先生就發表了《論台灣民主發展的形式、實質與前景──為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三周年而作》一文，對台灣今日之亂相有鞭辟入裡的預測。在這篇文章中，林毓生教授指出：根據殷先生的判斷的內在邏輯，無論當時或未來，台灣如要實現憲政民主，就非極力推動民主的基礎建設不可。這種“民主的基本建設”意義相當重要：如果沒有法治的確立、公民文化的培育以及公民社會的養成，自由民主的理想終將成為泡影。對於殷先生而言，這些理想並不是說說就算了，他是以生命來肯定和堅持這些理想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林毓生仍然將殷海光看作精神源泉和信仰所寄。殷先生說：“本乎理性的認識而建立的信仰，是值得用生命去保衛的。”他的主張具有持久的、人間現實的真理性、福利性、與公共性：全民的福祉系於台灣能否在現在或將來實現憲政的民主，而憲政的民主能否真的實現，則端賴全國上下能否從事民主的基礎建設工作。

可惜的是，今日台灣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擁有殷海光的學術視野、思想能力和人格魅力。今日的台灣有言論自由而缺乏有價值的言論，有民主的訴求而缺乏對民主的深刻理解。將台灣的民主與美國的民主相比，顯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美國也曾有過嚴重的族群對立（如南北戰爭造成的南北對立、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與白人的對立等），但並未動搖立國之本，反倒以此為契機將自由民主推進到一個嶄新的境界。美國也有過選舉的困局（兩千年大選時布什與戈爾的選票之爭），但雙方都靜候司法機構的裁決，無論勝敗都以君子風度接受之。而台灣因大選風波所引發的族群對立，卻對社會整合造成嚴重的傷害。政客煽動民意、民意反過來左右政客，使得社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因此，林毓生教授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之所以在實質意義上產生種種問題，主要是因為民主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建設，無論在兩蔣主政時代、李登輝主政時代、或目前的陳水扁主政時代，都沒有獲得真正的關注與發展。有時候，他們的政策反而是背道而馳！台灣目前的公民社會仍然停留在雛型階段，尚無法對民主的基礎建設（包括憲政結構的改革、公民文化與公民德性的養成）產生重大影響。展望未來，我們可以說，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如仍無法投入民主基礎建設工作的話；那麼，未來仍然難免不是一片混亂！”

在談話中，我同意林先生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種種弊端的分析和批評，但我不同意他的“台灣有走向拉美化威權主義的趨勢”的悲觀判斷。我認為，兩者並不具有可比性，倒是大陸存在著這樣的危險。就台灣來說，盡管其內部問題多多，但基本的民主格局已經形成，比如直選總統、三權分立、多黨並存、新聞自由、軍隊中立、情治系統受法治之限制等等。盡管陳水扁僅僅是一名善於表演的策略型政客，而非類似於哈維爾、曼德拉式的能帶領國民完成新的社會價值創建的偉大政治家，但他亦很難成為拉美歷史上皮諾切特、庇隆之類的獨裁者。盡管台灣的民主危機重重，但基本上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階段，正在走向“起死回生”，如同輕舟一葉，已然渡過了三峽的激流險灘，安然駛入長江平緩的中下游。

林毓生教授洞悉了台灣社會的內在痼疾，卻忽視了兩岸對立的現狀對台灣民主化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外在的險惡環境更是台灣民主化最大的障礙。我想，這也許與他對大陸情況的隔膜有關。林先生寄希望於大陸在未來能夠後來居上，創造出新的精神價值來啟發台灣。他說，大陸畢竟沒有像台灣一樣被日本這樣一個嚴酷的外來殖民者統治半個世紀。而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我對台灣樂觀而對大陸悲觀──如果說台灣已經告別了威權統治的魔咒而起死回生、浴火重生，那麼大陸依然深陷在後極權主義時代的泥沼裡難以自拔、病入膏肓。“實事求是”地講，中共對大陸民眾的“自我殖民主義”及其所造成的戕害，遠遠超過了日本對台灣的損傷。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大陸不僅難以成為台灣民主化的“助動力”，反倒將長期束縛和制約台灣社會往良性的方向發展。在我看來，今日台灣嚴峻的族群對立以及民粹主義的政治生態，與其說來自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二•二八”事件等歷史淵源，不如說來自於中共政權野蠻的武力威脅以及在範圍內對台灣的壓迫和堵截。然而，由於中國曆史傳統中牢固的“大一統”的觀念和中共政權的暴力威懾及統戰宣傳，使得海內外鮮有知識人敢於捅破這層薄薄的窗戶紙。因此，嚴厲批判台灣現狀的人多，而敢於指出病根源於中共者少。

就在與林毓生教授會面之後，我在網絡上讀到了龍應台女士《為台灣的民主辯護》一文。此文一石激起了千尺浪，遭到了大陸民族主義者們激烈的批評。在兩個多月前，我在香港與龍應台女士見面的時候，曾經當面置疑其為何迴避對大陸專制現狀的批評。在座談會之後兩天，龍女士專程趕到中文大學來與我見面，說明她很重視的我批評意見、也很願意與我對話。我期望她能對包括中共在內的一切獨裁政權展開批判，而不僅僅是說說“上海男人”這樣無關痛痒的話題。兩個月之後，我果然欣喜地讀到了這篇文字──這是我說看到的龍應台所寫的最為直接和最為尖銳地批評中共政權的文字。龍應台明確地寫道：“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一百五十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因此，她得出結論說：“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這個結論宛如金針點穴，使人們觀察兩岸三地政治生態的時候有豁然開朗之感。台灣的民粹主義是大陸的民族主義的“寄生虫”，如果大陸是一個民主政權，大陸民眾能夠以寬容、仁愛、平等的態度對待台灣人民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那麼台灣的民粹主義焉能蔚為大觀、野火燎原？換言之，台灣的民粹主義乃是中共蠻不講理的“文攻武衛”逼出來的。中共口口聲聲說“相信台灣人民”，卻在國際社會上處處打壓台灣，不給台灣人民留一點空間和尊嚴。台灣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權利也被中共所剝奪，導致薩斯期間遭受疫魔之重創。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站在一個台灣人的位置想想，能夠對此無動於衷嗎？在這篇文章的面前，諸多關於台灣大選、兩岸關係的觀點頓時呈現出了似是而非、邏輯混亂的真面目，如“民主導致動亂、獨裁維持穩定”、“台灣的藍綠對峙表明東方文化不適合民主制度”、“兩岸的敵視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削弱中國的陰謀”等。龍應台這次沒有迴避“皇帝正握著發射飛彈的遙控器”的事實，正如王怡在《台灣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著龍應台的話茬》一文中所說：“台灣民主今天面臨的第一個困境，是大陸民主化之前共產黨不會放棄台灣，放棄沒落中的國家邏輯。……我贊同台灣的獨立政體，但我可能比台灣人更了解這個冷酷的、來自民族國家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的現實。”由此可見，龍應台畢竟還是龍應台，她沒有辜負我們的期許。與墮落為中共的海外宣傳部長的李敖相比，龍應台真正繼承了殷海光先生嶙峋的知識分子風骨。當年，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殷海光在給一個學生的信上說：“書生處此亂世，實為不易，像我這樣與眾不同的人，生存當然更為困難，往後的歲月，可能苦難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義的追求，是要付出代價的。”今天，龍應台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固然不需要付出坐牢下獄的代價，卻需要付出與迷狂的大眾為敵、乃至被“千夫所指”的代價。後者也許比前者更難。

龍應台在文章的結尾充滿感情地說：“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作為一名大陸知識分子，我當然深知我自己的處境，我也願意與不懈地探求民主自由之路的台灣、香港民眾彼此扶持、對抗邪惡。最後，我也願意收回兩個月前對龍女士的批評，與她一起參與創造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文化中國”。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

作者為中國作家，威斯康星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