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候我是一不良少年，混帮派，打架。为了打架打得象样子，我就去学武术，自学。那时候有个书展我去看，有本书叫做《二十四腿踢法》很有意思，我就偷了回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习武术，但是我不学习招式，我钻研各种拳术的创拳道理，因为只要掌握了这个，就可以在打斗的一开始就掌握对方的所有招式，招式千变万化也还是从创拳之理而来。

　　你们知道太极与八卦的区别吗？八卦是天圆地圆的，而太极，掌式手臂走的线路永远是圆，脚步却总是直线的，只有弓步与马步为基础，天圆地方是它的基础。五行拳是什么？就是金木水火土幻变出来的啊！（讲这些的时候，龚先生在饭桌前就为我们一边一招一式的笔画一边讲）

　　其实做研究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都学了一点之后就以为天下无敌了，拿着导师教的一点点东西翻来覆去搞一辈子！那如果太极可以天下无敌，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其他的门派呢？既然有这么多门派与路数，就是因为凡事都会有弱点，谁也不要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一辈子埋头在一个小小的方阵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那些没有意义的招式罢了，没有找到创拳之路啊！

　　现在很多人都被武侠小说给骗了。比如峨嵋派，就是被武侠小说害惨了，好像就是一群舞剑的尼姑。其他的不说，其实在中国，真正的本土剑术早已失传！峨嵋派，是使枪的！少林使棍。你们都看过《卧虎藏龙》，那里面的青铭剑，好在哪里？其实好剑就好像好的面，吃面食的人就知道，面要不断的揉，才能形成一层一层的好面。剑也是这样的，一次一次的锻造，每次淬火又要用不同的液体，就能形成不同的花纹，如鱼尾、波浪、蟹脚，才能柔中带刚。但是在中国，自从骑兵作战以后，就不用剑，必须用长枪，才能越过马头刺伤对方，丈八长矛就是这个道理啊！短距离对敌就用刀，大刀，或者棍，古语云“棍乃短兵器！”而剑，就慢慢变成了一种象征，李白配剑，就是因为他不会武功，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罢了。至于后来的剑术，说起来丢脸阿！是重新从日韩传回来的！

　　所以，很多知识没有博的背景就搞不清楚，只看了一点点武侠不翻历史就会完全不了解这些阿！

　　学习武术之后，我发现还要会点中医，一是要学习自己疗点小伤，二是要打穴位，必须学习中医。其实打穴真的有用，但并不是象电视中那样封穴就呆若木鸡，而是打中重要的穴位就会影响气血流动，使你无法运气动作。那学习中医就要学习易经。学习不同的拳路就要熟悉各种派别，于是我去看武侠，看历史，就是这样，其实是从武术开始，我就把历史、中医、易经、古文，整个国学都拿来学习，因为我相信书本！

　　我现在经常看到大陆讨论精与博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要精必然要博，不博采众长不可能精通其中一点。那些搞鲁迅研究的人那么多，都是拿着鲁迅的一两篇小说反复搞，有意思吗？鲁迅的木刻，鲁迅的绘画，鲁迅的其他背景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做研究？不懂道教谈李白，不懂道佛谈李商隐，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博的背景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真正的精！


自由使创作的快感消失

记者：台湾最近戒严松了，台湾社会都有哪些变化？
龚鹏程：总体来说对社会影响不大。解严的原因其实就是言论冲击对社会来说已经习惯了，在解严之前各种言论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台湾的言论控制并不像大陆所想象的那样，台湾言论控制最严的时候比现在的大陆还要松。至于有些所谓的控制言论的事件往往是从文坛恩怨炒作出来的。

记者：那么像李敖那样，知识分子坐牢啊什么的这种事件对文人会产生一种心理恐惧吗？对创作思考有影响吗？
龚鹏程：有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并没有到危及生命的感觉，其中的界限也不是非常明显，所以冒犯它反而会产生快感，写作上的成就感。其实心理恐惧对文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文人经常会自我制造压力从而产生一种创作的动力，因为触碰了禁忌之后往往会产生创作的快感。

记者：解严以后反而失去了创作的这种快感？
龚鹏程：对！我们常常笑说解严以后有种“自由后的虚脱”，因为现在解严了就没有攻击的靶子了。中国人一直没有什么言论自由的经验，其实言论自由有三大可怕之处：一是没有了对手，挥舞拳头是虚空的。作家要批判社会才有价值，什么都可以谈反而变成了虚空。二是言论自由以后言论就贬值了。压制言论的原因是害怕言论，现在解严就是不怕言论了，你爱怎么讲怎么讲，我都无所谓。打个比喻就是狗吠火车，狗叫就叫，火车还是开，火车鸣着自己的气笛扬长而去。三，过去言论对选举有压力，尤其对主政者有压力。言论自由以后，在选举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数量必然是少数，一个社会往往是平庸甚至愚笨的人更多，他们会非常团结，所以，言论一旦被归类，知识分子的言论就最没有价值。


我曾经很想找个理由蹲牢房

记者：既然言论自由有这样的矛盾，那么对民主社会的追求该怎么看呢？
龚鹏程：我们一直在呼唤民主民主，但是大家并没有很好的考虑过民主之后有什么问题。其实民主本身也有弊端，否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也不会那么反对民主。要克服这些弊端需要三个很基本的条件：一是社会民众要有基本的文化教育基础；二是社会要有一定的力量与政府相制衡；三是政府要害怕历史的评价，历史的评说对他们能形成一定的压力。


记者：台湾当局从来都没有对知识分子在言论思想方面惩治的很严厉吗？
龚鹏程：应该说没有，说到坐牢，台湾的监狱管理跟大陆很不一样，我觉得对于知识分子反而会是一种挺好的经历。台湾监狱里可以读书写作，我就曾经很想进监狱，想找个什么理由混进去住住。我觉得那是一种深造，感觉进去两年再出来的知识分子进步很大啊，在里面管吃管住，要读什么书都可以。


网络虽然很流行，但是并没有产生新东西

记者：现在网络文学很流行，关于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龚鹏程：总体而言，现在关心这个题目的人还是不多。当然，网上的写作量是很大的，不管是诗还是小说。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同仁小说”这类，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但是又各有自己的作品，他们会形成一定的团体，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也不寻求外界评论家的评论，这样的文学创作团体的现象是很有趣，很值得研究的。

记者：关于新媒介的问题，美国学者研究的很多。他们认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整个文学的传播渠道都改变了，尤其是假如没有印刷术，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小说。很多人就认为网络也是一次介质革命，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知道在台湾的作家中，这种影响大不大呢？
龚鹏程：在台湾，年长一辈的作家多数还是用手写，电脑只是用来处理与外界的联系，比如发电邮之类的。因为电脑写作不仅是工具的问题，还会关系到思考的问题。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是用手写，上网只是收信之类的，所以四五十岁以上的从事文学创作的用电脑不普遍，年轻人中当然很普遍了。至于谈到网络是一次介质革命，小说的大量普及与媒介当然有很大关系，但是网络出现以后，还没有出现新文体，所以我觉得影响还不是很大。

记者：可是网络上的文学创作与网下创作有两大区别，一是网上没有守门人，没有出版编辑这一关，放松了出版的尺度；二是网络创作时，读者的即时评论会干预到创作过程之中。

龚鹏程：我认为这方面的影响也不会很大。第一其实一直以来是没有什么很明确的守门人环节的，是现代国家机构才产生的。即使台湾以前有戒严，那也是一种事后审查的方式，所以谈不上有“守门人”一说，有也只能说是裁判，是国家权力上的裁判。第二所谓读者的干预创作过程跟明清时期小说评点、书商的评点区别不会很大，只是评点人数有所增多。明清时期，很多作品是互文状态的，这种在创作过程中的干预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小说一集一集出，批评家就一集一集批，脂批跟《石头记》就是这种关系，现在只是评的量变大了。不管是群众的参与互动、还是接龙式的写法，量虽然变大了，但本质上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新东西。


商业化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

记者：商业化对台湾的文化文学创作影响大吗？
龚鹏程：其实商业对文学的影响一直都比政治要大，但是这方面关注的人不多。商业经济的问题其实是很根本的问题。比如“同仁刊物”，就是因为没有钱，作家只好自己手抄、油印。我们也曾经商量过成立文艺基金，因为那些贫病古老的作家也需要帮助。后来经济好了，可以出书了，但是会受到出版商炒作的影响。比如说，出版商到校园里找美女作家，炒作出书，张曼娟就是其中之一。在台湾有几千个租书店，里面多数出租类型小说，比如推理、爱情。有些作家其实是一个代号，他们是集体写手。还有一部分小说是搭配电影同时出现，琼瑶后来就用这种模式，小说和电视剧同时推出，互相炒作。古龙的《萧十一郎》也是先出现剧本。

记者：商业化在当下对台湾的文学创作影响还是很大吗？
龚鹏程：差不多，不过出版商已经不那么预期文学出畅销书了。都不怎么炒作文学书，现在都是实用书热。出版社放弃这种炒作，反而挖出很多老作家经典化、明星化。


我写作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出版

记者：有些研究说，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其实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比如美国。那台湾情况怎样？
龚鹏程：台湾情况跟美国毕竟不同。台湾市场很小，整个华文阅读在台湾是在不断萎缩的，报纸的副刊也萎缩，版面萎缩，内容转型为大众生活，或者生活杂感，纯文学的部分很少。而副刊过去一直是重要的文学阵地。

记者：您出那么多书，那么写作的时候考虑出版问题吗？
龚鹏程：我写很多书不一定为出版的，反正做研究就写，有人要就拿去，没人要就放着，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应该怎么考虑出版问题。为了职称、学位而研究就不
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了。


　　宋朝的朱熹曾写过一本《朱子家礼》，明朝、清朝时在社会上非常通行，每家都有一本。清朝人又将其扩充、编纂。比如婚丧等礼仪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视的，儒家最看重的也是“礼”。胡适曾撰文认为儒家就来自于管丧仪的这些人。

　　朱熹的综合理论旧说与新说是贯穿其一生的学问。但是朱子还有很多其他的知识，《小学》，朱子编的这本书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教，如何教小孩子。从家中的礼仪到宗族宗法，讲述了一整套关于民间生活如何循“礼”的原则与方法，从而奠定了其在民间的地位。孔庙中要单独拜他，不是因为那些老百姓完全看不懂的知识，而是因为这些应用到生活的礼法知识。

　　中国古代人有姓的是贵族，没有姓的是贫民。孔子那个时代一般老百姓就没有姓，即没有祖先可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地位下降，和贫民混在一起了，贫民也去取姓。至宋朝族谱的编撰才固定下来。族谱在血统意义下成为了一种聚族的方式，除了有祭祖的意义，还具备权利义务关系。从族谱固定的宗族扩大到乡约，大家同约共善，在伦理上遵循规定，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形成德义公守的团体。再加上书院、讲会，从而起到沟通感情，道义上互相监督的作用。

　　由此可知，宋明理学为什么可以在民间有这么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他设立了一大套这些礼仪。中国的民间社会慢慢就演变成了儒家型社会，这个社会里的人可能不识字，但是都遵循一种基本的人生原则，人生观。儒家变成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知识，形成儒家型社会，这就是生活的儒学。道教、佛教有祭祀，但是并没有变成一种伦理生活，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只有儒学行得通，尤其在教育小孩子方面，你会对他说“五色皆空”？对他说“炼丹成仙”？当然不会，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传承教育方面，儒学绝对的超越了道家、佛学。

　　儒家的理论加上一些从佛教、道教那里学来的仪式，形成了儒家的宗教化。这种形态在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非常普遍。所以说，儒家的宗教化其实已经几百年了，在大陆、台湾、尤其是东南亚，在印尼儒家是正式的宗教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儒学为什么会脱离生活呢？因为儒家跟其他各家相比，其知识化程度比较强，儒家特别强调文献，这种传统到秦汉之后更加强化。由于秦朝焚书，汉朝就发展起来寻古、校勘、训诂等等专业，并由此发展成了读书学习的基本方法，同时发展起了教育制度，传承制度。清朝人又把汉朝这些发展起来，使得清朝学问比汉朝人更精益，比汉朝人知识化更强。到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钱嘉朴学方法加上西方方法，变成了科学方法。五四以来我们对儒学的讨论都是将其对象化，材料化，概念化。对其所使用的概念进行辨析，讨论。后来新儒家批评这种做法完全是外在化的做法，读《论语》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他们怎么说吗？应该是为了让其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影响，传统儒学不是只告诉我们一些口耳之事，他们讨论的是具体问题，牟宗山就提出生命的学问，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系统，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系统，假如我们知道了很多儒家知识，还是很贪婪，那么他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现代学术客观化，知识化的弊端就在此。但是当代新儒家也有矛盾，他们怎么讲，怎么说明儒学落实在生命之中呢？他们的解说让人越读越不懂，把佛家拿来解释儒学，牟宗山所讲的更复杂，消化吸收印度的佛学，还有西方的两大脉络，从传统的逻辑到现代的数理逻辑，新儒家讲的理论比五四运动以来的讲法更概念化，知识化，体系化。所以，儒学不管在五四这一路，还是新儒家这一路，在当代变成了没有驱壳的灵魂。学者们利用儒学赚钱，养家糊口，与现代老百姓距离极远，我们创造了很多百姓听不懂的黑话，行话。传统儒学讲些什么？除了校勘、训诂，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阿，比如移风易俗，汉朝人解释诗经的时候很重视这些部分，风俗者，国之诊脉也。

　　我们提倡生活的儒学，这个思路是希望从生命的学问转下来，重新开出一朵花。这个方向在台湾其实还有很多人推行，但是大家的做法各不相同。开发民间讲学，读经，老人、妇女读书，社区大学，讲堂，讲会。“爱情学”“生死学”……这个方向与过去只把儒家当成一个学问有所区别，当成学问觉得于今天完全不适用，但是还儒学的本来面貌，就是在生活中应用起来，这是一种尝试，是真正落实关于儒学的一点想法。






他指出的”文學博士”裡，
有相當部分是他的師長和同學或同事。
我曾問過他這件事，他笑著說：
我不知道那篇文章會那麼轟動，不然我會更認真一點寫。

他訪問過李敖，有人說他是文學院的李敖，
他說李敖需要群眾的掌聲，我不需要！

有一天晚上，龔老師和另一位老師約我們幾個學生，
在學校月光草坪聊天。
另一位老師突然詩興大起，說要吟唱一首詩給我們聽。用台語。我們當然拍手叫好。記得他吟的是”錦瑟詩”。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個腔調，偶而也自己吟一下..)
在我們還來不及從那種吟唱的氛圍裡出來時，
龔老師接著說：我最討厭人家吟詩，誰說唐朝的詩韻是這樣的？有人看到譜嗎？
他的心直口快，不留情面，如斯...
幸好當時天黑了，看不到另一位老師的表情.....





主持人:国学的落脚点是什么？

　　龚鹏程:首先就是回到对当代教育的批评，是切割式的教学体系有问题；第二，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需要营造的；第三，人格教育是一种生命的学问，让知识跟生命具体结合在一起。跟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孝跟仁的关系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新的方式才是我们现在教育最应该走的路子。


博通
開放
生活



　　

龚老师有时会讲语音学，有时会讲社会学、美学、哲学，古代的、现代的、印度的、西方的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他都能根据需要灵活自如地运用，而不是生搬硬套，真正做到了文史哲打通，中西方融合。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打通了我们认为不可能打通的概念。有一次他在课上讲到，哲学家们思考的是一种抽象、无限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容易着迷，而企业家赚钱也是这样的，很多企业家挣的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挣，就是因为钱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是一个无限的期望。一般的学者看不起企业家，认为他们是财迷心窍，而企业家又瞧不起学者，认为他们脱离现实，不知人间烟火。龚老师作为一个学者，能通透地感觉到这两个有些水火不相融的行业背后也有相通的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如何想到的。龚老师在上课时也提到，现在各学术专家的专业用语，相当于黑道上的黑话，外行人基本上听不懂意思，而一般人认为这样才是学科的成熟和完善，从而人为地造成了学科的分化。这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宏观把握的能力，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个人修养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