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鴦之鐘

這部影片時代是日據時所呈現皇民化情況，若不知道台灣從前的政治背景來看這部片子，會看到是一個很安和的時代；雖然台灣被日本殖民過，但是仍有些人對當時抱著懷念的心情，是之後來的人不符合心中的理想嗎？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片中女主角是一個很天真、浪漫的女生，但是如果是想到原本她的身份是一個原住民時，就會不自覺的另人心寒，因為明明是有自己語言的民族，但是卻皇民的如此完全，不僅放棄原有的姓名還取了新的日本姓名，言語中也不能出現非日文的語言；這個讓我想到從前聽長一輩的說起不能說台語的時代，是不是一個新的統治者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從言語的控制來讓當地的人民對這個新的政權有認同感？

不過倒是滿認同日本人的作法，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拍片的關係才這樣拍的；就是我注意到他在調人去前線時，並不會一次調很多男人而是一次大約只有一兩個人會被調走，使村中不致於沒有男丁作為勞動力，這一點因為我也沒有去考證過，不過就這點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看到片中的人因為沒有被選上去當前線的一員時，那種落漠的心情是我們台灣的人不能體會的，因為現在的社會讓我們學會了自私，通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不是會覺得很失望，相反是覺得很幸運；這個就和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有很大的關連，因為一個向心的力不足的國家才會這樣的想法，或也可以說這裡的人民對自己的國家沒有一種認同感，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對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後來我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個初步的結論：我的想法是因為台灣這個地方一直是被人家管理著的，也就是說是一直有更強的國家在幫我們的，但是自從日本離開台灣之後，台灣才開始有自由統治的機會，但是算一算台灣的民主也才實行了不到五十年的時間，看到美國這樣成熟的民主政權是經過了超過百年的時間才能有這樣的成果，因為我們的政權體系是向美國學的，那也可以來看看美國的民族性強不強？通常我們在談到美國時都會說那個一個民族的大融合，沒有想到是不是有特強的民族性質；再來看看非民主的國家是不是國家的向心力會比較足夠？就看我們亞洲的國家就好，先是中國一般人都還是停留在中國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我想這也是一種政治的壓力所造成的結果，從國民黨入主台灣到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的情況一直都是給人民一種他們過的沒有我們好的假像，或許在之前是這樣沒有錯，但是在將近五十年的日子中我們並沒有更新對中國的印象，這樣對我們的並沒有任何的好處；好回到原題現在中國所實行的不是從前那種共產主義而是有點類似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說是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有很強的認同感，聽有去國外的學姊說當他們提到有關他們國家的事情時，就會很強烈的有自我的觀點，一點沒有退讓的餘地，單就這一點台灣的學生就遠遠不及了。

整部片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是生活在一個日本統治的和平的時代，就連到山地服務的日本人也是和當地的居民處的相當不錯，片中還有另一個衝突點，就是日本帶來現代的文化和當地舊有的文化的不同，最明白的一點：女子不能接近湖的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有長老級的堅持一定要將沙鴦獻給湖神，而看到現代的想法是還有點通融的餘地；光這一點讓我感到他們在給我另一個想法，因為當時是長老們不肯退步，但是經由日本人的交涉之後，長老們也同意了另一個想法，我在想就我知道這是一部教化片的觀點來說，這一個動作是想表達日本人並不是一點也不通情理，還是會很照顧當地的居民，台灣自從前就是一個情理法的社會事情發生時，通常不會很不講情理的就送到法庭去，這一點日本算是成功的，他們了解台灣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對一般民眾的宣傳上，則偏重電影、戲劇、幻燈劇的放映和演出，如戰時體制下拍攝電影「沙鴛之鐘」故事發生於昭和13年（1938）台灣日日新報第七版刊：宜蘭大南澳溪，蕃婦不幸落水溺斃....後由作家吳漫沙以小說體撰述「沙鴦之鐘」昭和16年台灣總督長谷川清頒贈一座鐘，正面刻有愛國之女沙鴦，並於武塔部落南澳溪畔豎紀念碑碣。竄改史實後被改編為愛國電影，由影歌雙棲女主角李香蘭演唱，名作曲家古賀政男編曲，電影未開拍前，「沙鴦之鐘」即傳唱大巷小巷，歌聲哀傷感人，催人熱淚。畫家鹽月桃浦更以《沙鴦之鐘》參加1942年7月東京「聖戰美術展」。1943年民間的松竹及滿洲映畫合作，假霧社附近的櫻之社（今春陽村）展開拍錄之工作(圖1)；此地13年前發生驚駭世人的「霧社事件」，到底是一樁歷史的巧合？抑是「親日派」泰雅人春陽部落配合大東亞戰爭所拍攝的戰時電影，較符合總督府期待？

筆者已故老友何居明，台語片第一位老導演，曾擔任台中州映像放送會雇員，負責「沙鴦之鐘」影片宣傳，背著沉重放映機攀爬山路，巡迴部落放映宣導，果然在部落引起很大的迴響，紛紛到派出所登記從軍，由於人數太多，部分山青情急之下以鮮血烙印，藉以「輸誠」為天皇效死決心，爭取從軍機會。曾任兩屆仁愛鄉長的高聰義，布農族。自承：在遠赴南洋前夕，經由部隊刻意安排，他在台北中山堂觀賞《沙鴦之鐘》當時的確被電影中濃厚的爭戰氣氛，感動得淚流滿面，後來到戰場，始知原住民弟兄充炮灰，死傷不計其數。這位已故的老鄉長係台北帝大農業部畢業，原任魚池紅茶試驗所技師，於昭和18年7月參加第七回高砂義勇隊，編屬佐世保海軍特別陸戰隊，於同年12月前往新幾內亞。據老鄉長表示：日本徵調部落參加高砂義勇隊，名義上說是志願，其實是按部落分配名額，由各警勤區官警負責動員。前後共八回，第一回派馬尼拉，第二回至第七回大部分到新幾內亞，少數被派到拉哇魯，第八回則留在島內。
昭和18年（1943）總督長古川清於屏東大武，巡視第一回返鄉之高砂軍，特予表揚犒賞，征員引為無上光榮。部分解甲返家之義勇隊員，背著赫赫武勳接受部落歡呼，並在其家門懸掛，寬約一尺半，長約十二尺的幡旗，插在茅屋前，好讓人知道何時要出征，何時返鄉；出征時幡旗寫著「大東亞戰爭參加紀念」親友看到旗幟飛揚，就會圍觀祝福，並設宴餞別。火車一進站，就開始唱軍歌，搖旗吶喊，直到火車遠離，大家亢奮漸消，開始想起古詩「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悲情，喔！大家心裡有數，一趟遙遠的征途，活命的機會是頗渺茫的。取自南投報導~一段隱晦坎坷底身世-仁愛鄉高砂義勇隊（圖文／李展平）

這個是在網路上看到有關沙鴦之鐘的報導，我找這個來只是想要知道當時的情況，因為歷史這種東西如果沒有其他的考據資料就只能相信留下的那一個版本，這個歷史離我們還沒有很遠，所以我想知道真正的事情是必要的，看了這部片也讓我更了解到原來歷史這種東西真的不一定是很客觀的，因為歷史是由下一代來幫前一代傳寫的，而且在之前的時代中，史官這樣的一個地位是不是有受到特別的待遇我們也無從得知，或是他是不是真的公正在傳寫，我想也是沒有人知道的；相等的來說，如果日本到現在還是統治我們台灣的話，那是不是我們所可以得到的資料和史實都還是有如沙鴦之鐘這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