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3/article/840

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的開篇先講了一個故事：一位倫敦的名律師給了Virginal Woolf一封信，問說，「依妳之見，我們如何可以制止戰爭呢？」這個提問一開始就產生了一個問題：Virginia Woolf「拒絕讓對方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律師是男人，Virginia Woolf是女人，男人與女人對戰爭（或者說對幾乎所有的世間事）存有不同的觀點與感受，那麼，「我們」到底指的是什麼？Susan Sontag緊接著提出了一句警語：

然而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是的，我們絕不可以將「我們」這個主語視為理所當然。當人們在「旁觀」台灣這個島嶼被侵害、蹂躪的痛苦之時，你與我並不盡然構成一個「我們」這樣的主體：那些造成台灣國土破壞的資本家跟你我是「我們」嗎？那些縱容資本家的地方政府跟你我是「我們」嗎？那用感性的腔調和文字儼然是愛台灣的名嘴之流──陳文茜、吳念真跟你我是「我們」嗎？甚至，一個亂丟垃圾和一個力行垃圾分類的兩個人都不構成「我們」這樣的主體。

然而，在旁觀「台灣」的痛苦的時候，媒體、為文者、評論者都習慣將他們的受眾統稱為「我們」，為什麼呢？Hannah Arendt在討論「暴力」這個主題時批判了部分白人以對自我的認罪來表示對黑人民權運動的支持，她說：

大家都有罪也就沒有人有罪。集體認錯往往是掩護真正罪犯的最佳辦法。……當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真正裂痕被轉移成為集體的無辜和集體的罪惡之間更難以調和的衝突時，它是無法彌補的。

這樣的批判同樣適合於這裡。因為大家都有罪，一方面，在所謂的「我們」這個小小的個人面對台灣國土破壞這一大大的問題時的無力感，這個真相遂成為無法調和、無法彌補的大問題，以致最後「我們」這個小小的個人只好選擇逃避──要嘛視而不見，要嘛感嘆之後繼續過自己的生活，於是大家的罪也消融在一時的憤慨與受挫之中了。（「令感受呆滯的原因是有所感而無所行動。所謂冷感，所謂情感與道德知覺的痿痺狀態，其實充斥著憤慨與受挫的情緒。」──Susan Sontag語） 另一方面，因為大家都有罪，最終，這個集體的認罪所訴諸的感性效果大過理智的思考，以致於「真正需要負國土破壞之政治責任的人，再度安全地隱形、脫罪了」。

Susan Sontag又說：

戰爭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已成為一組修辭。它們重申。它們簡化。它們煽動。它們製造了達成共識的幻覺。

從《不願面對的真相》到如今一系列有關台灣自然環境之美與受苦的影像，都在不斷地重申、簡化、製造共識的幻覺，不論它們呈現的是「現象」還是「問題」，不論它們告訴了人們多少的「真相」，他們最終仍舊被縮減成「一組修辭」；也不論它們製造了多少的共識，這些共識最終仍舊只是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