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李長之學術對於中國文學批評進路的啟發─以張蘊艷《李長之學術─心路歷程》和詹福瑞〈生命力的穿透─讀李長之《道教徒詩人李白極其痛苦》〉為例







論文學必須同時談「文學」與「文學史」兩部分，如此才有機會真實地還原一個時代的心靈面貌；又，論文學亦必須同時顧及「內緣」與「外緣」問題，才可能客觀定位作品在一個群體中的存在意義。



李長之學術的特色，總一言即詹福瑞先生的標題「生命力的穿透」，但很可惜，把握住這個特色的人卻是張蘊艷先生。詹先生之論述，結構看似嚴整卻容易切割，切割結果和分析如下：



1.

a.李長之論李白言簡意賅

b.引李長之批評之原則

c.換句話說李長之批評之原則



這一段的開頭，對於從來未讀過李長之作品者有簡介作用。但c.的部份並未有任何新意，面對b.李長之所言，我們已經知道李長之以生命貼近生命的直解原則，不需要c.再次贅述，如此形同小學生換句話說之作文訓練，並無存在必要。



2.

a.談李白於詩歌史中之獨一無二

b.李白生平

c.李白過人的生命活力和詩歌表現



簡介完李長之在文學批評的重要和批評態度，轉而介紹李白文學史地位、生平、詩歌特色，行文至此以佔全文三分之一。若以圖書館對於一般大眾介紹李白的發言立場來說，我們尚還接受出現如此冗長且已經被大多數文學讀者所了解的常識。但以「讀李長之《道教徒詩人李白極其痛苦》」的立場來說，不禁令人質疑這段論述的必要性，也令人不安詹先生的閱讀是否真得到不同以往的心得。



3.

a.李長之《道教徒詩人李白極其痛苦》寫作背景

b.康德與尼采的影響(僅兩句話帶過)

c.李長之從常人論李白之非常人



第三段結束時，到了全文的1/2，卻只說明了李長之寫作背景，並僅僅以「頗受康德和尼采的思想影響，這是李長之寫書的重要思想基礎」兩句生硬判定兩位哲學家之思想對李長之論述的必然影響，如何影響，軌跡如何延伸，毫無解釋，等於白說。而後之李長之從常人論李白之非常人，與李長之原文論述如出一轍，亦換句說話，無個人觸發，令人困惑心得何在？



4.

a.比較《古詩十九首》與〈將進酒〉言李白超越前人的欲求和奮鬥

b.引李長之之看法

5.稱讚李長之是目前所見最能體會李白痛苦者

6.列舉數詩稱讚李白之偉大



第四段與第三段方法相同，引相關文學史的現象直接並列，言李白過於前人，後引李長之言，卻不加以闡發，只是再說明。第五段對李長之美辭連篇，第六段亦是美辭，只是換對象為李白。文章已經到了尾聲，卻還不見詹先生的人影。



7.

a.引王國維分詩人為主觀和客觀兩種，指李白為主觀者

b.言李白無法以一種超然態度省識生命，從日漸消瘦的生理到心理去理解人生



有言而不見理路。空口說白話，卻沒有指出明確軌跡。



8.總言親身感受生命和親身體驗生活為活生生的研究利器



最後一段乃詹先生「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心得，亦本篇最有價值之一段，僅佔全篇九分之一不到的篇幅，且這個結論僅佔全篇九分之一不到段落的四分之一不到。



哀哉！詹先生能說出「生命力的穿透」，自己卻連穿都不試穿。詹先生做的是「外緣」的、「文學史」的撫摸，李長之卻是站在文學心靈的立場，極力進入「內緣」的、「文學」的修行者；通篇無疑是緣木求魚，詹先生引李長之言「難道不能同樣寫中國詩人嗎？為什麼一寫起來，就老氣橫秋呢？這是我不解的。考證，我不反對，考證是了解的基礎，可是我不贊成因為考證把一個大詩人的生命活活地分割於餖飣之中，像饅頭餡兒。」難道詹先生看到這句話的時候，也是血淋淋切了下來，嚼也不嚼味道吞了？每一個段落皆以引言和換句話說含糊概論，對於自我言語的責任感蕩然無存。長篇引言必須配合長篇闡發或更深入原文之探測方有意義，否則無所謂地堆砌相關磚瓦，莫說構造簡陋，簡直與廢墟無異。詹先生這篇的弊病，就是把李長之和李白一起活活地分割於餖飣之中，像饅頭餡兒。自打嘴巴。



其實，李長之論文，把握的是中國文學的核心價值(甚至可說是世界文學的核心價值)：人即文。憑著這個基礎，從形式的文進入到作者生命的文方有著落。否則對著陳放千年的的文字，沒有探究當時人類心靈面貌的可能。在張蘊艷《李長之學術─心路歷程》中提及李長之注重描繪傳主心靈史和刻畫傳主靈魂肖像，探取傳主的精神核心，即是對「人即文」的承認。張先生的文章並無結構分析的必要，因為他的文章不是從外在形式的拼湊所得，通篇我們可以讀出張先生個人的觀點，對於李長之有褒有貶，甚至直接點醒李長之對於歷史上政治事實的忽略，對於純理想型的沉溺。由於文中張先生個人論調和主觀的確立，使得文章好像成為張先生本人，因此無論文中對於李長之或褒或貶皆是對李長之「人即文」批評精神的贊同。反觀詹先生的文章，雖對李長之和李白極力贊同，實際上生命的情調和論學方法卻沒有任何反省和改進，正好成為負面教材。



對於張先生所提李長之筆下傳主精神風貌分為古典和浪漫兩類，我認為有修正之必要。因為古典與浪漫並不能對立而論，似乎落於對於古典和浪漫兩個詞的刻板印象，且在中國並不存在這兩個詞的底蘊；若要論孔子和屈原，當以「雅」和「麗」作為比對才具有中國文學和文學史上的意義。而且不能說孔子代表民族精神，屈原代表民族心靈，這兩者亦不能對立，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同一件事情。這個切割過於草率，無法看出兩者間不同。我認為應該以文心雕龍所謂「骨和風」來理解，而且兩者對人類的「志」乃同一，體貌不同而已。體貌乃個人生命之生理與心理構成之對外一完整個體呈現，正強調性氣各殊，卻緣於一道，如此才有中國性的存在。否則將在各個作者各據一道的分割下，完全無法看清中國性，因而無所謂中國文學。一個作品之有機在於其一志統馭下而能成立，同樣一個民族結構之有機非強硬拼湊，乃在民族心靈之共性。所以將孔子與屈原之內在因素做切割，必然動搖感情本土化之「本土」兩字的意義，通篇將失去立論基礎。



從李長之對於孔子、李白之天道觀的闡述來觀察，我們發現他從天道下至人倫這條路徑建構的努力，也就是早在文心雕龍的時代所做的努力：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不由價值系統的根源導引至人文，整個文化將流於虛無而不復存在。天道之文下至人，即人文，這乃是中國性最重要的議題，也是中國文學意義的發源，無論是雅、麗、緯皆源於一道，無此道則無所謂志，無此志則無所謂詩，無志無詩則內外兩無，不能言亦無可言，是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