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校有一千五百多個外國學生。SARS流行時也有六、七百人。其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日本，約佔四成。日本一方面有地利之便與漢字相似之便，另一方面是台灣人沒有像大陸有些人那麼仇日，所以日本人在台灣比較放心，也比較喜歡台灣的食物、文化。

人數一多，自然良莠不齊。考試最好的學生大概是日本人（有的人字跡工整得好像電腦打出來的），可是怪怪的學生也一定是日本人。

十三年前我教過一個十九歲的日本年輕人。他到現在還每年都到台灣來看我，每年都寄完全一樣的賀年卡給我，盛情感人。然而，奇怪的是，除了台北以外，他沒有看過台灣的任何一個城市；除了台灣以外，他也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其他國家。他在台灣的朋友也好像只有我一個人。

他在日本的工作是超市的基層員工，薪水不算高，假期也是一年只有一次。我就跟他說，

“你難得放假，好不容易存了一點錢，為什麼不去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地方看看呢？”

他說，“我最愛台北。在台北我最放心。我喜歡台北。”


記得他以前在我的班，就很木訥。課本上的中文、英文都看不懂，我總是請班上其他的日本人用日文再講解一遍給他聽。就這樣他總算學到了新聞選讀的程度。可能他的智商較低，但還不算智障。據他說，他的母親早逝，他跟爸爸和弟弟三人同住，但是很少交談，三人各過各的日子。（好像這樣沒有家庭互動的日本人還不少呢）。


我看他沒有朋友，也帶他回家吃過飯。我給他多少飯菜，他都悶頭吃光，不說什麼客套話（會說謝謝）。他也見過李泓，兩人年紀差不多。李泓對我帶回家的各國學生，也都見怪不怪，盡力配合招待。


有一天，是禮拜五，下課後，這個不多言的日本學生漲紅了臉，很努力地對我說，

“老師，我，我想，明天去幹你的女兒。”


幸虧我的教學經驗豐富，知道“幹”就是“看”的意思。要不然，碰到女兒的爸，早就一拳把他打到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