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然科學方面大戰場實質的前身便出現在十八世紀的法國。路易十五與路易十
六顯然並沒有窮兵黷武的浪費錢在普奧戰爭和支持美國獨立，法國國家科學院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在當時是歐洲科學的大重鎮，並出了兩個重要的人
物：拉瓦節（Antoine Lavoisier）與布豐。前者研究人類呼吸與化學元素『氧』
的定義，而似乎也是戰場中唯一真的死於貧窮的反撲的人；布豐致力於博物學，
死於法國大革命的前一年，提攜出自然科學大戰場上的猛將：拉馬克（Jean
Baptise de Lamarck）。

拉馬克綜合了地質學與分類學等等的資料，在1800到1815年間吵鬧的跨世紀中丟
下這個引爆整個戰場的大炸彈：演化論。我姑且省略更多當時提及演化論的角色
，雖然想深究演化論，省略這些人非常對不起他們，不過不可置疑的是拉馬克的
生物演化論所引發的爭論的確很吵，而他的重要性在後來為反抗達爾文主義（？
）所出現的叫『新拉馬克主義』（？？）這個名詞而更被凸顯出來。休頓在十七
世紀之末所建立的地質學「均變論」，說明地球的地質現象緩慢而持續的變異，
被拉馬克繼承並引用到生物的演化上去。拉馬克被我們認為是達爾文的綠葉的理
論【用進廢退說】實則是用來解釋拉馬克討論生物隨著地質與生活環境變化時的
變異動力的理論；我們不妨想想其實當時根本沒有所謂的遺傳概念，達爾文亦同
，而達爾文也想當然爾的在一個程度上努力的迴避這個議題。不過拉馬克真正有
影響力的當然不在這裡，而是原本「均變說」的內涵：自然的運行平和與有規律
。這裡討論的規律成了大家議論的焦點，因為拉馬克這樣一扯，生物的變異、物
種的形成與人類的出現，都與這規律扯上了關係，這不是講過就算了的小事情，
事關神聖造物主的地位與萬物之靈人類的尊嚴，必也正名乎。

法國後來成立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在拿破崙帝制、後繼的保守國際和路易˙拿破崙的帝制相繼主宰下成了戰場的一
方，傾盡全力的壓制這個由己所出的猛將；而戰場就像名著＜雙城記＞的法國大
革命一般，很快的影響到對岸安靜的英國。包括達爾文的家族，與英國的博物學
家與哲學家們，相繼衝進戰場。

戰場一方比較引我興趣的是足球明星……不是，是解剖學家歐文（Richard Owen），
理由只有因為他在1840年間創造了恐龍／Dinosaurs一詞，定義當時所發現的
巨大生物化石（當然不只這樣啦……）。這個小事件代表了很多當代現象：發現
，很多發現，解釋發現，然後炸包。William Coleman在我的重要文獻＜十九世紀
的生物學與人學／Bi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說了一句話：『對地
質學家來說，化石紀錄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而對生物學家來說，化石紀錄帶來的
問題比解決的更多。』抱持著傳統像聖經、＜創世紀＞的神學觀點，完全無法合
理的解釋像恐龍這種化石的存在。而不只是這種例子，生物地理的發現，從賴爾
的分類學中已經察覺難以計量的生物多樣性，都很難用保守的神學觀點去論述。

歐文在1830年投入戰場，大加伐韃支持拉馬克遞變論、達爾文年輕時代的大學教
師之一格蘭特（R. E. Grant），結果也在正視這些問題後，悄悄退出戰場。但是
歐文用化石證據，留下了達爾文演化論日後最大的對手：跳躍遞變論，也就是認
為生物的變異是突然與巨大的，而非達爾文與拉馬克參考『均變說』而認為生物
變異是緩慢連續的論點。

格蘭特則因此在英國學界從高樓跌的身敗名裂，給了達爾文一個身體力行的教導。
戰場的另一邊出現的是鐵路工程師與形而上學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一
個比達爾文出書還早就預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高手。史賓賽將理論科學的演繹
法推理，帶到社會研究的研究方法上；他也可能算是個人主義的先趨，身為社會
研究領域和孔德（Auguste Comte）齊名的史賓賽，同時的介入政治經濟學這另一
個戰場，強調個體在社會構成的重要性，其論點提供了自由經濟主義不少必要的
基礎；在1851年他出版的＜Social Statics＞書中，強調個人對社會變遷的適應
，與自由經濟的關係可以說明。
提到史賓賽與孔德，我們並沒有離題。這兩人、尤其是史賓賽，都相當的注重演
化論的發展。史賓賽相信『社會的演化』與生物的演化無異，所以相當的鼓勵當
時英國的演化論研究，認為這些研究的成果可以相當的改變人類對社會的認知。

而他在對社會演化的論述中，甚至比達爾文更早提出【適應】一字，以用來述說
個人對社會的關係。
我們是否失焦了？討論著自然科學的戰場時，一邊是明顯的反抗著演化論的神學
家與博物學家，另一邊出現的不是與之相抗衡的博物學家，而是形而上學家……
？考據一些文獻，使我相信當時的英國，都不可避免的像達爾文一般眼見格蘭特
的經驗還不自知；演化論的支持者，只要是博物學家圈內人，都只好蟄伏著小心
翼翼的行事不敢張揚。對方的炮火雖然猛烈，但是立據的論點根本毫無可畏之處
；真正的大問題，是自己這一方的主力尚未出現，也就是演化論可以說服人的中
心論點還遲遲無法問世。我簡單的評估當代對演化論闡述的困難，就在於即使是
任何博物學家，都可以在足夠的資料收集後打心裡承認演化存在的事實，但是有
諸多的因素，包括像拉馬克那樣在解釋生物變異的機制時發生的嚴重錯誤，使人
裹足不前；而毫無遺傳學觀念的當時，想解釋這個機制也是不可能的。達爾文＜
物種演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完全的躲開了這個盲點，用簡單的【適應】與
【競爭】兩個字，以及以龐大的資料證據作冗長的論述，一套暫時不討論這機制
卻又完美的演化理論出現了。戰場的另一方，主力艦富麗堂皇的出航了。

但是戰場卻在此時才真的熱絡起來，直到今天。我們不禁要問一問為什麼。史賓
賽在這論戰中的地位，暗示著一些重要的訊息。
史賓賽對整體科學的認知，使他相信社會學是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之上的；用生
物學的研究解釋人的特性，也就等於解釋了社會型態變遷的基礎。這論點當然的
點出了一個簡單的想法：如果研究一群老鼠的行為與互動，就可以拿來探討人類
社會，這對人性的尊嚴是何等侮辱！這種想法，讓當代『唯物觀』這個大帽子，
就像手榴彈一樣讓反對演化論的陣營可以輕而易舉的拋向對方，炸的像格蘭特一
樣吃不完兜著走。但是這想法我已經不想管了。想想在另一邊的政治經濟學戰場
上，史賓賽所支持的自由經濟主義的大對手：馬克思，幾乎是在孤軍奮戰下創造
了社會主義，試圖喚醒歐洲普遍的貧窮，掌握自己所擁有的力量向市場這個怪物
展開反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人盡皆知。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實：同樣對社會的認知抱持著『演化』觀點的兩人，在政治經
濟學裡頭卻分處不同的陣營；而這反映了我對＜十九世紀的生物學與人學＞中一
句話的疑惑：「……因此史賓賽的社會變遷的觀念是進化的，而不是革新的，並
成為保守政治哲學的一部分。」而這句話，顯然的是敘述著之後將近二十世紀時
所發生的社會理論的變化。我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帝國主義
面臨瓶頸，自由經濟主義則在大戰結束後也被經濟大蕭條重重的捶了一下，而即
使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跟著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清理的快差不多了，但緊接著的是
社會主義在將近一世紀的蟄伏後首次登上檯面，他們強調著對社會與經濟的計劃
性改革，強調國家對市場經濟以及對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等等……在戰後的所謂左
右派爭鬥中，社會主義是保守派的，他們對社會的觀點倒是蠻符合書中剛剛那句
話的上一句：「史賓賽利用自己對社會的分析，來描述社會中發生任意或突然的
大規模變化所固有的危險。」

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我所謂的新開始。不論孔德的實證科學、馬克思的思想、以
及所有在十九世紀中間發生的變化是多少的偶然所累積，或是多麼的毫不相關，
在討論達爾文＜物種原始＞所建立的演化論的影響時，推翻神學、打擊人性尊嚴
、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抗衡等等的說法我覺得都才是失焦：從＜物種原始＞一出版
，讓演化論得以在自然科學的戰場上發出那第一聲炮響時，唯物論就已經勝利了
，不需要再花更多的時間去與它糾纏；因為剩下的都只是贅述，工業革命早就起
步了，國家主義帶動民族主義早就預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還需要花
精力研究神的旨意，或是探討更多的哲學或是人性去解釋貧窮嗎？為了國家的財
力乃至軍力，不需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既然貧窮就像是慣性定律一樣的理所當然
，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貧窮，來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剝削是合理的，只
是什麼方法的問題而已。

美國與德意志帝國，相繼的採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力在短短幾十年內膨脹到與
傳統的列強英、法、俄、奧等並駕齊驅。年代算一算，就彷彿是這些新興國家早
就等著演化論的成型，趕緊抓過來使用一般。

＜物種原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不論你贊成或反對演化論，你
都被他主宰著。或者說，這個新時代需要演化論，而演化論在十九世紀中期，正
等待著有人寫出＜物種原始＞這本書。華萊士遠在東南亞，幫我們煙薰鼠洞，薰
出了達爾文這個戰戰兢兢的博物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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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我的機車
我的激調
與我的小雞雞
完全沒經過中樞神經系統的暢所欲言,看過笑笑就算了......謝謝指教
Dinosa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