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時已是上午，所謂日上三竿的時分。父母都已外出，家裡一下子靜了下來。一陣陣濕暖的空氣從窗外吹進來，引得窗台上那插在瓶子裡的富貴竹，輕輕地擺動著葉尖上帶些微黃的葉子。打開電視都是些無聊的節目，然後，然後傳來一陣熟悉的歌聲。是Sting的歌吧，忽然很懷念他那慢不經心的聲音。隨手在書架上找來一片Sting的精選CD，然後跳著播起When we dance、Fields of gold、Englishman in New York、Mad about you、They dance alone，當然還有那令人心碎的Fragile。然後開始後悔起來，這麼大的人居然傷春起來，還有這虛偽的、中產的廉價趣味。

看看日曆，原來立春已過，難怪回家的路上已開滿火紅的木棉，以及粉紅的杜鵑。近來心情總是落落寞寞，總有很多話想和她說，開口卻都是些令人懊惱的話。她說不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我又確是百辭莫辯。對於她，在於我，其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總以為她應該有很多事應該和我說，她卻總是推說我不會明白。想起Theo Angelopoulos的《Eternity and a day》中，那個十九世紀的希臘詩人，那個回到祖家卻不懂希臘文的詩人。他出錢，向人們一個字一個詞地收購那些喪失的文字。詩人坐在那不知年代的廢墟中，一個個人來到來身邊，放下片言隻語，然後就是一首詩。但當詩人死去的時候，有一首詩，因為詞窮而就此永遠中斷。我又何嘗不是坐在廢墟之中，等待著那些喪失的文字。

村上龍的小說《希望之國》在我來說是篇虎頭蛇尾的小說，不過主角那句「這裡五花八門什麼都不缺，就是沒有希望。」卻是相當的深刻。當全球化的狂潮把世界各地都點化成一個個的消費社會，這個絕望的判語，怕且會逐漸變成一個普遍的事實。我們喪失的不單單是希望，還有語言。以前對於父母終日的嘮叨一直很不耐煩，現在卻開始羨慕，他們竟擁有那麼多的故事可供訴說。由於父母都很遲才生育，那些故事自然都是些很遙遠的事，聽起來多平淡的往事，都像奇異的歷險。越來越糊塗的父母，說起往事卻總是那麼確切和真實。那些在山中放牛，在樹上抓烏，在溪澗捕魚，在田間打蛇的故事，在他的腦海中總是這麼的歷歷在目和趣味無窮。那是個貧窮的年代，食物短缺，但在他們口中，樣樣都仿佛滋味無窮。物質貧乏，沒有鞋子穿，夏天上學只好在滾燙的石頭上跳著走。冬天放牛，牛拉了一泡屎，馬上把腳踩進去，那是為了取暖。從汕頭到印尼坐的是大輪船，一坐就是一個月，不像現在的旅行。海浪打到比船還高、大魚在船頭跳躍，後來才知道是海豚，當時卻只想到這魚好不好吃。

曾外祖父隻身來到印尼，先在碼頭當苦力，存到錢就開咖啡館，到了外祖父這一代已是很有錢的生意人，很典型的華僑故事。經營的有布行和碾米廠，為了討外祖母的歡心，外祖父甚至還起了一間電影院，放電影給外祖母看，很是浪漫。為了不想子女被富裕的生活寵壞，於是子女一出世，就通通送回貧窮的老家接受磨練。幾個舅舅在大馬跟著外曾祖母過著比較好的生活。母親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因為外曾祖母討厭這個長得像外祖母的孫女。於是只好送到更貧窮的鄉間，交給外祖父的姐姐照料。在母親眼裡，她是個不識字，卻很精明的女人，比自己母親還親的親人。種田、養豬、放牛是日常的生活。

貧窮在小孩子來說，不是什麼天大的事。沒有東西吃，就自己去抓。魚、蝦、蛇、田鼠，總之想到辦法就可以很豐盛。有一次家裡養的雞一下子都病死了，於是過了幾天頓頓都有肉的美好時光。當時沒有對H5N1的擔心，只有飽餐肉味的歡愉。母親笑說如果以後都可以這樣豐盛就好了，卻被她姑姑臭罵了一頓，說雞都死光了，人還怎麼活。不知道什麼原因，外祖父在家鄉起了幾棟很是氣派的房子，卻很少寄錢回鄉照料這個女兒，日本侵華的時期，更是連音訊都斷絕了。窮鄉不知世事，有一次聽說日本人真的打到來了，隆隆的炮聲從山背後傳來。當大家都打好包袱準備逃命的時候，卻傳來日本人已經投降的消息。

母親在貧困的鄉間唸完了小學，抗戰亦打完了，然後就被外祖父接到印尼去唸中學。母親回到這個陌生的出生地，面對的是陌生的景觀和陌生的語言，還有那終日令人腳步浮浮的炎熱氣候。除了那張由荷蘭殖民政府發出的出生證外，這個地方和她沒有任何聯繫，甚至和她親生父母的關係都很疏離。外祖父是很嚴肅的家長，吃飯的時候都不准言笑。母親年輕時是個美麗的女子，外祖母想安排她和另一個富商的孩子結婚，卻被母親回絕了。自此母女兩人的關係更見疏離，母親為了獨立，跑到書店去打工。外祖父死的時後，陵位前排滿了西瓜，家人一哭，屍身竟七孔流血，惡難當。據母親說，自此好幾年她都不敢吃西瓜。

當母親唸完了中學，共產黨和國民黨已經在那遙遠的故土分出了勝負。遠在他鄉的而又心繫故土的華僑，沒有太多的選擇。當時母親和幾個兄弟姊妹，都選擇了回到中國大陸去升讀大學。那種對鄉土的認知不是我們這一代可以理解的。你可以說那是盲目的無知，但看過余光中的鄉愁四韻，就不得不領會那一輩人，對鄉土那份真切的情。

幾個兄弟姊一回到大陸，幾乎就已各奔前程。留下個大哥在印尼守著祖業，偏偏這個喜歡共產主義的大舅對家族生意毫無興趣，於是家產很快就敗了下去。中國人富不過三代的咒語似乎很是靈驗。母親唸的是師範大學。二舅沒唸大學卻參了軍，跑去抗美援朝，聽說還立了功。三舅考上了中山大學的醫學院。四舅最聰明，考上了清華。姨媽唸的是獸醫。

當紅色的政治風潮席捲了那片廣闊的土地，這些分散各地的兄妹們似乎無人可以幸免。其後的故事總是充滿了暗淡的情節，和悲劇的段落。三年的大饑荒最多是餓餓肚皮，接著一波波的政治運動才是戲肉。富裕的出身和華僑的身份，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意味著永無寧日的精神折磨。最慘淡的還是二舅，他在軍隊退了役，生活一直不太理想，對現實有很多不滿，於是打算返回印尼，卻在火車開動那一刻被三舅拉了下來。其後不知什麼原因，被糊里糊塗地抓起來判為反革命。對於二舅的判罪，母親他們都說不太清楚，只知二舅可能是一時口沒遮攔，而被治以重罪。他們自身難保，自然亦不敢過問。恐懼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恐懼到連親生兄弟間都不敢關心、不敢聞問。只知後來二舅死在獄中，死去的時間和地點都不知道。死訊是十幾年後，幾個公安到鄉間告知不太親的家人的。說人已經死了，現在罪名亦清洗了，就是這樣。

在那個火紅年代的尾聲，我和姐姐才相繼出世，不知是否可以稱為幸運。對當時的印象非常模糊，我只記得家裡養的花貓被紅衛兵們抓去，用綿被捲起來澆上煤油燒死了。還有就是那場大地震，當時母親把我用被子捲起來抱到樓下。不知道為什麼，還非常年幼的我，明確地記著當時的天空閃爍著五彩的光點。母親卻說沒有這麼回事。大地震後沒多久，那個掀起巨浪、叱吒風雲、把億萬人玩弄於股掌的人神，終於帶著他那個美麗的幻想離開了。留下這片個破落的土地，和互不信認的人民。那是個醜陋的時代，最醜惡的人性在那裡滋長、爆發，分不清是非黑白。可是忽然間，所有人都變成了受害者，包括那個死去的人神，只有一個潑辣的女人站在犯人欄裡接受歷史的審問。或者歷史總是充滿了莫名其妙的不公，亦或者其中包含了警世的啟示，只是人們故意不去正視。

隨著火紅年代的消逝，幾個四散的兄弟姊姊又再走到了一起，這一次是一起離開。同時他們亦告別了生命中的盛年。然後就是我所謂的無語年代——我成長的年代。不像父母那一代人，對於成長，關於生命，他們總是有許多的故事，歡快的亦好，悲傷的亦好，總之可以寫滿年月的每一頁，有時候難免嘮嘮叨叨，卻總好像發生了很多很多。我的年代理應比他們更豐盛，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光是在Goole的搜索欄裡打幾個字，幾乎就可以找到所有答案。書架上、唱片櫃中，可以隨手沾來合心情的一本書、一張唱片、一套電影。可是卻沒有滿足，可以為一本將出版的書而焦慮。可以為一個未打通的電話而不安。對速度的要求超過了一切的慾望，什麼都要快快快。因此我們不會再花時間在信紙上，一筆筆地寫字，然後放入信封，貼上郵票，投入信箱。然後等待世界的另一頭有人重覆這樣的程序，把一些事，一些情，縱使是多瑣碎的都好，帶回你的身邊，因為這些將會和你有關。

不要誤會我在一廂情願地把美好的幻想，投射在上一代的悲歡離合中。我所關切的是對事物敘說的喪失，生活可以不是美好的，甚至是痛苦的，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但在上一代的嘮叨中，我們看到的是一段段的生命，那告訴我們曾經發生了一些事，那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存在的玄機，最重要的是，那些都是可以敘述的！然而我卻好像喪失了這種能力，我不知道怎樣去介紹自己，說服別人我曾經怎樣地在這個縱使是混帳的世界上存在過。簡單來說，就是我是誰的問題。我們自以為在愛某個人，然而事實上，我們不過想通過另一個人來肯定那個鏡子裡的幻象。所以當她詰問我的時候，我無言了。我如何向一面背對著我的鏡子，來解釋那個不存在的幻象。

翻開Saint-Exupery（小王子的作者）的《風沙星辰》，尾章有這樣一段：
「一個人並非一定要在馬德里附近被殺，或者飛送郵件，或者為了生命的尊嚴掙扎於雪地裡，才算是大丈夫。能夠了解詩的奇妙，能夠從音樂中獲取清純的愉悅，能夠和他的伙伴共餐的人，總是把窗戶開向海面清涼的風，同時也學習一種人類的語言。」

是的，我想Saint-Exupery所說的「一種人類的語言」，指的就是那種敘說的能力。我開始理解為什麼村上春樹的那本《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是如此地觸動我。〈UFO降落在釧路〉裡的小村、〈有熨斗的風景〉裡的順子和三宅先生、〈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裡的善也、〈泰國〉裡的皋月、〈蜂蜜派〉裡的淳平，他們都是失語的人，他們無法敘說自己。他們需要重新學習那種「人類」的語言，例如透過〈有熨斗的風景〉中的那堆流火、〈泰國〉中那個開著賓士的司機．．．．．但必須先放下〈泰國〉中所講的石頭，那顆令他們失語的石頭。那顆同樣令我失語的石頭。

如果你有耐性看到這裡，希望你明白我究竟想說些什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