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24 12:17:13赤道火焰頭
從城市性格看台北再造
• 2009/10/08
一、城市性格
都市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由於人在其中生殖繁衍、起樓造路，她便與人一樣也會經歷滄桑，具有變化的可能。如果人可以有靈魂、有性格，都市也就有靈魂、有性格。她的靈魂與性格，寫在道路、公園、標誌性建築，以及其中的人流往來之中。
分析都市的性格，最簡單的方法是以兩條線切割出四個象限，一條是商業性的或行政性的，一條是機能集中的或機能分散的。商業性且機能集中的，如紐約；商業性且分散的，如洛杉磯；行政性且機能集中的，如華盛頓；行政性且分散的，如巴黎。
如果要做出截然的區分，其實有些困難。很少人知道紐約其實是美國的第一個首都，華盛頓是在華爾街旁就任美國總統。華爾街很窄、也很短，擁有世界上最集中的巨大金融權勢，但也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縱然如此，沒有人會懷疑紐約的商業主導性格，與曼哈頓呈現的高度集中的功能性。
相對於紐約，洛杉磯的政治意味更淡得多，而雖然也有著一個高樓林立的市中心，但整個都會區更加的破碎、分散，在過去以汽車便利為前提的規劃下，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甚至沒有個像樣的捷運系統。離開範圍不大的市中心，就是綿延數十里絕大多數人所居住的獨棟洋房，以及分散各處的小工業區、小商業區；很少紐約的高層公寓大樓，兩城生活型態迥異。「慾望城市」是紐約的風格，凱莉與眾女伴們平常都不開車、甚至也沒地方可以停車，與此大異其趣，若沒有車在洛杉磯幾乎是寸步難行。
功能高度集中的行政首都首推華盛頓。一條國家大道，把所有重要國家儀典功能的建築集中起來，人們從中明確辨認國會與白宮的角色；圍繞著這個行政與儀式主幹道的是輔助性的單位，如各個部會、智庫、使館與高級住宅；再往外，就是自空中俯瞰猶如花園一般的廣大住宅區。
巴黎與華盛頓不同，也有多得多的商業機能，但比起倫敦或法蘭克福，其商業重要性相對較低，在政治上反倒顯得突出。巴黎的行政機能相對分散，由於過去作為權力中心的皇宮已變成羅浮宮美術館，各個共和國的機構只能在市區裡四處安營紮寨。總統府愛麗舍宮是塞納河北某兩線道路旁的一處舊貴族宅邸，總理府則在河南的兩線道中；參議院又躲進城市更深處的一處公園內，於是行政機能也就變得較為分散。
英國倫敦與巴黎類似，但商業氣息又比巴黎重些，且不像巴黎在嚴格的市區管制下，眾多城市機能分散於環城路的週遭，形成一撮又一撮的高樓群，而環城路以內則是以四五層至七八層為主的各式樓房；倫敦的高樓相對錯落於城市內部，規劃管制顯得較不嚴格，因此比起巴黎有著較重的商業色彩與集中性。
二、台北的性格
台北原是商業性都市，有著艋舺與大稻埕兩處市區；之後日本進行規劃，把城中建設成行政色彩濃厚的政權禁地，而商業中心則在城外自成一格。日本敗退，國府遷台，基本格局未變，西門町仍是全國最為熱鬧的商業中心，南北兩側的萬華與大同為京畿紳商所居，至於城內與東門町，則成了新移入的外省人聚居之地。
日本規劃、國府沿襲的台北性格，行政凌駕商業，行政權中又以總督與其後的總統為尊，代表民意的國會機構則被放置於不起眼的角落，此之謂威權色彩。在課堂中，當筆者與學生分享各國首都的規劃經驗之後，令學生思考台北有無其他可能，學生十有八九仍以總統府為首都的中心，且常要警備機關拱衛在旁，顯示此種威權規劃深入人心，難以自拔。
過去台北亦曾進行「博愛特區」的規劃競圖，然未就此威權的肌理加以探討，於是當試圖用玻璃造景、噴水池、行人徒步區、地下通道、鋼鐵骨架、迷幻彩燈等妝點威權中心，徒然顯得不倫不類，事倍功半。
但是此一行政中心，威權色彩雖仍頗重，但又已被商業力量所譏嘲。廿多年來對稱、平衡的安排已漸讓位給雜亂、隨意的的建築，北邊是巨大的新台北車站與五十層的新光摩天樓，西邊是破壞了天際線的理教公所一帶的新住宅大樓，西南邊有施工中的一品苑，東邊有前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台大醫院新館。這些建築已使過往至高獨尊的總統府處於包圍之中，於是城市的性格破毀、掙扎，免強可以自嘲為「開封」。
總體來說，台北的博愛特區有著強烈的行政性，但周邊卻又是高度集中的商業區，這與前述的幾個世界名城有所不同。近年台北的行政性逐漸被商業的性格所侵蝕，這未必是壞事；但是兩者互相干擾，就絕對說不上好。重慶南路自寶慶路以南到愛國西路，夜間幾乎是生人勿近，除了便衣，就只有北一女的學生偶爾穿行。那被各個商業性建物包圍的總統府、國防部等機關，似乎只能讓城市的中心顯得陰黑險惡，彰顯宮廷政治的神秘，而不能帶來多少助益。
總統府自己可能感到冤枉。她來得最早，本來那一塊地方就是要顯得尊榮崇高，之後的城市規劃者不能堅守前人的期許，不是總統府本身的錯。然而，木已成舟，繼續在此威權淵藪號令全國，但又要被商業權威所俯視鄙夷，總統自己難道不感到拘束與侷促？不管怎麼說，當前的台北性格，無疑是需要加以調整、改善的了。
三、分區與再造
台北的性格要往哪個方向改變呢？如果要堅持博愛特區的行政性，可以考慮把總統府改變成國會大廈，但是由於前述的同樣原因，此舉已經不再顯得可行。另方面，考慮到台灣的政治性格正日漸退位，而商業與文化的重要性日漸強烈，將博愛特區由行政中心轉變為文化中心，看來正逢其時。
具體作法，就是將總統府轉變為新的「台灣博物館」，這個新的台灣博物館最好是作為故宮博物院的一部份，或者擘畫一處展區，用以展出故宮內藏具有政權儀式性的中國傳統文物，以此在塑造「總統府」為文化中心的同時，繼承其行政中心的脈絡。這個博物館將成為台北市中心的文化之眼，連同作為商業之眼的西門町與台北車站商圈，共同成為軸線翻轉的基石。
一旦有此決定，總統府周邊的一些其他機關亦將隨之遷徙，整個城中將出現台北城建城以來的又一次大變革。該地區將成為以新的台灣博物館為核心，圍繞著國家圖書館、北一女、東吳大學與淡江大學之城中校區、國軍歷史博物館，以及包括前台灣銀行總行的既有台灣博物館，和包括兩廳院的國立中正紀念堂的廣大的文化休閒區，並與西門町和台北站前商業區相銜接，共同作為整個台灣最具有動能的文化商業核心地區，塑造首都中心的新意象。如此人流交織其中，呼吸吐納，將產生新的台北性格，並大大提升台北的觀光價值。
總統府則可遷往大直。這一方面是由於大直具有最多的可供利用的基地，包括從中央廣播電台，經過忠烈祠、七海官邸、四海潭、海軍司令部到新的國防部等廣大的可供調配的國有土地，也是由於在當前的雙首長制下，總統在國防事務上的重要角色，同時亦顧慮到許多人念念不忘的安全性。總統府在市區內靠山面水、座北望南，亦符合傳統風水安排。坊間傳聞總統考慮將官邸遷往大直，其實整個總統府、乃至於其他一些中央機關，都可考慮一併遷往，以將大直徹底轉變為台灣的最高行政中心。許多立委對此表示贊成，決策層不管為了自己或為了台北的長遠發展，確實不妨對此有所考慮。
博愛特區與首都再造 2009-10-08
• 中國時報／廖咸浩
博愛特區相關討論焦點，目前多集中在元首安全與個人財產的衝突，但這個角度固然重要，卻遠不如被掩蓋的文化議題重要。但也多虧這次不大不小的爭議，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解決博愛特區問題的金鑰匙──總統府搬遷這個構想。這個構想最初在台北市的古蹟委員會曾有即興式的討論，馬總統就任後也有學者提出，但最終卻被認為純係異想天開之說。
國民黨以昔時日治時期的總督府為總統府，早為論者所詬病。但除了這個去殖民相關的質疑之外，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總統府位於舊城中心，它的存在，確立了所有政府機關盤踞在舊城的正當性。總統府與各政府部門的不動如山，遂將整個舊城的歷史與文化牢牢的壓抑在軍事管制與官衙文化中，無法呼吸，更談不上重生。換言之，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博愛特區空間解嚴的層次，更值得探討的是，如何能以更前瞻的視野讓整個台北市的「舊城區」活化，使之成為城市文化發展與觀光推動的核心。
台灣在都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上的思考，與先進國家幾乎是背道而馳。後者多半把重點放在如何藉由文化的力量，讓舊城在原則上維持舊貌的前提下，獲得再造，並帶動整個城市以文化為先導力量的再生。都市再造的典範從巴爾的摩到曼徹斯特，都是循著上述「文化前導、以舊造新」的原則完成。即使如蒙特婁舊城區小得稱不上「城區」，都可以藉舊城區把觀光做得有模有樣，英、法、義大利那些舊城區完整的城市，就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台灣所謂的都市更新，則往往把重點放在硬體的除舊布新，而將舊房子一律視為須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於是，其中不少具有各式歷史意義的建築，也隨其他舊屋同歸塵土。至於都市更新過程中文化的角色則可謂絕無僅有。結果，都市愈更新愈喪失文化特色與歷史厚度，也就愈無文化氛圍與觀光價值。試問國際觀光客到了台北到底能觀什麼光？換言之，面對愈來愈現代化的各個中國城市，台北能提供何種不同的魅力？這點如果說不出所以然，就更不必奢言立足在全球的文化觀光地圖上。
台北市的舊城區因為種種歷史因緣，開發較慢，但也因此幸運的保存了部分的歷史性建築。不但日本時代的民造建築（台人造，如迪化街）與公共建築（日人造，如各宿舍區）仍隨處可見，清代街屋也偶能見之。這樣的資產比起許多大陸的大城市亦不遑多讓，但我們或未善加保存，而日漸傾頹，或仍不當的使用，使其禁錮於官衙文化之中。再加上東方主義的自我檢查與開發主義的盲目冒進，而致無法面對自己的文化資產，遂讓台灣的觀光資產持續流失。
一、城市性格
都市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由於人在其中生殖繁衍、起樓造路，她便與人一樣也會經歷滄桑，具有變化的可能。如果人可以有靈魂、有性格，都市也就有靈魂、有性格。她的靈魂與性格，寫在道路、公園、標誌性建築，以及其中的人流往來之中。
分析都市的性格，最簡單的方法是以兩條線切割出四個象限，一條是商業性的或行政性的，一條是機能集中的或機能分散的。商業性且機能集中的，如紐約；商業性且分散的，如洛杉磯；行政性且機能集中的，如華盛頓；行政性且分散的，如巴黎。
如果要做出截然的區分，其實有些困難。很少人知道紐約其實是美國的第一個首都，華盛頓是在華爾街旁就任美國總統。華爾街很窄、也很短，擁有世界上最集中的巨大金融權勢，但也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縱然如此，沒有人會懷疑紐約的商業主導性格，與曼哈頓呈現的高度集中的功能性。
相對於紐約，洛杉磯的政治意味更淡得多，而雖然也有著一個高樓林立的市中心，但整個都會區更加的破碎、分散，在過去以汽車便利為前提的規劃下，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甚至沒有個像樣的捷運系統。離開範圍不大的市中心，就是綿延數十里絕大多數人所居住的獨棟洋房，以及分散各處的小工業區、小商業區；很少紐約的高層公寓大樓，兩城生活型態迥異。「慾望城市」是紐約的風格，凱莉與眾女伴們平常都不開車、甚至也沒地方可以停車，與此大異其趣，若沒有車在洛杉磯幾乎是寸步難行。
功能高度集中的行政首都首推華盛頓。一條國家大道，把所有重要國家儀典功能的建築集中起來，人們從中明確辨認國會與白宮的角色；圍繞著這個行政與儀式主幹道的是輔助性的單位，如各個部會、智庫、使館與高級住宅；再往外，就是自空中俯瞰猶如花園一般的廣大住宅區。
巴黎與華盛頓不同，也有多得多的商業機能，但比起倫敦或法蘭克福，其商業重要性相對較低，在政治上反倒顯得突出。巴黎的行政機能相對分散，由於過去作為權力中心的皇宮已變成羅浮宮美術館，各個共和國的機構只能在市區裡四處安營紮寨。總統府愛麗舍宮是塞納河北某兩線道路旁的一處舊貴族宅邸，總理府則在河南的兩線道中；參議院又躲進城市更深處的一處公園內，於是行政機能也就變得較為分散。
英國倫敦與巴黎類似，但商業氣息又比巴黎重些，且不像巴黎在嚴格的市區管制下，眾多城市機能分散於環城路的週遭，形成一撮又一撮的高樓群，而環城路以內則是以四五層至七八層為主的各式樓房；倫敦的高樓相對錯落於城市內部，規劃管制顯得較不嚴格，因此比起巴黎有著較重的商業色彩與集中性。
二、台北的性格
台北原是商業性都市，有著艋舺與大稻埕兩處市區；之後日本進行規劃，把城中建設成行政色彩濃厚的政權禁地，而商業中心則在城外自成一格。日本敗退，國府遷台，基本格局未變，西門町仍是全國最為熱鬧的商業中心，南北兩側的萬華與大同為京畿紳商所居，至於城內與東門町，則成了新移入的外省人聚居之地。
日本規劃、國府沿襲的台北性格，行政凌駕商業，行政權中又以總督與其後的總統為尊，代表民意的國會機構則被放置於不起眼的角落，此之謂威權色彩。在課堂中，當筆者與學生分享各國首都的規劃經驗之後，令學生思考台北有無其他可能，學生十有八九仍以總統府為首都的中心，且常要警備機關拱衛在旁，顯示此種威權規劃深入人心，難以自拔。
過去台北亦曾進行「博愛特區」的規劃競圖，然未就此威權的肌理加以探討，於是當試圖用玻璃造景、噴水池、行人徒步區、地下通道、鋼鐵骨架、迷幻彩燈等妝點威權中心，徒然顯得不倫不類，事倍功半。
但是此一行政中心，威權色彩雖仍頗重，但又已被商業力量所譏嘲。廿多年來對稱、平衡的安排已漸讓位給雜亂、隨意的的建築，北邊是巨大的新台北車站與五十層的新光摩天樓，西邊是破壞了天際線的理教公所一帶的新住宅大樓，西南邊有施工中的一品苑，東邊有前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台大醫院新館。這些建築已使過往至高獨尊的總統府處於包圍之中，於是城市的性格破毀、掙扎，免強可以自嘲為「開封」。
總體來說，台北的博愛特區有著強烈的行政性，但周邊卻又是高度集中的商業區，這與前述的幾個世界名城有所不同。近年台北的行政性逐漸被商業的性格所侵蝕，這未必是壞事；但是兩者互相干擾，就絕對說不上好。重慶南路自寶慶路以南到愛國西路，夜間幾乎是生人勿近，除了便衣，就只有北一女的學生偶爾穿行。那被各個商業性建物包圍的總統府、國防部等機關，似乎只能讓城市的中心顯得陰黑險惡，彰顯宮廷政治的神秘，而不能帶來多少助益。
總統府自己可能感到冤枉。她來得最早，本來那一塊地方就是要顯得尊榮崇高，之後的城市規劃者不能堅守前人的期許，不是總統府本身的錯。然而，木已成舟，繼續在此威權淵藪號令全國，但又要被商業權威所俯視鄙夷，總統自己難道不感到拘束與侷促？不管怎麼說，當前的台北性格，無疑是需要加以調整、改善的了。
三、分區與再造
台北的性格要往哪個方向改變呢？如果要堅持博愛特區的行政性，可以考慮把總統府改變成國會大廈，但是由於前述的同樣原因，此舉已經不再顯得可行。另方面，考慮到台灣的政治性格正日漸退位，而商業與文化的重要性日漸強烈，將博愛特區由行政中心轉變為文化中心，看來正逢其時。
具體作法，就是將總統府轉變為新的「台灣博物館」，這個新的台灣博物館最好是作為故宮博物院的一部份，或者擘畫一處展區，用以展出故宮內藏具有政權儀式性的中國傳統文物，以此在塑造「總統府」為文化中心的同時，繼承其行政中心的脈絡。這個博物館將成為台北市中心的文化之眼，連同作為商業之眼的西門町與台北車站商圈，共同成為軸線翻轉的基石。
一旦有此決定，總統府周邊的一些其他機關亦將隨之遷徙，整個城中將出現台北城建城以來的又一次大變革。該地區將成為以新的台灣博物館為核心，圍繞著國家圖書館、北一女、東吳大學與淡江大學之城中校區、國軍歷史博物館，以及包括前台灣銀行總行的既有台灣博物館，和包括兩廳院的國立中正紀念堂的廣大的文化休閒區，並與西門町和台北站前商業區相銜接，共同作為整個台灣最具有動能的文化商業核心地區，塑造首都中心的新意象。如此人流交織其中，呼吸吐納，將產生新的台北性格，並大大提升台北的觀光價值。
總統府則可遷往大直。這一方面是由於大直具有最多的可供利用的基地，包括從中央廣播電台，經過忠烈祠、七海官邸、四海潭、海軍司令部到新的國防部等廣大的可供調配的國有土地，也是由於在當前的雙首長制下，總統在國防事務上的重要角色，同時亦顧慮到許多人念念不忘的安全性。總統府在市區內靠山面水、座北望南，亦符合傳統風水安排。坊間傳聞總統考慮將官邸遷往大直，其實整個總統府、乃至於其他一些中央機關，都可考慮一併遷往，以將大直徹底轉變為台灣的最高行政中心。許多立委對此表示贊成，決策層不管為了自己或為了台北的長遠發展，確實不妨對此有所考慮。
博愛特區與首都再造 2009-10-08
• 中國時報／廖咸浩
博愛特區相關討論焦點，目前多集中在元首安全與個人財產的衝突，但這個角度固然重要，卻遠不如被掩蓋的文化議題重要。但也多虧這次不大不小的爭議，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解決博愛特區問題的金鑰匙──總統府搬遷這個構想。這個構想最初在台北市的古蹟委員會曾有即興式的討論，馬總統就任後也有學者提出，但最終卻被認為純係異想天開之說。
國民黨以昔時日治時期的總督府為總統府，早為論者所詬病。但除了這個去殖民相關的質疑之外，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總統府位於舊城中心，它的存在，確立了所有政府機關盤踞在舊城的正當性。總統府與各政府部門的不動如山，遂將整個舊城的歷史與文化牢牢的壓抑在軍事管制與官衙文化中，無法呼吸，更談不上重生。換言之，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博愛特區空間解嚴的層次，更值得探討的是，如何能以更前瞻的視野讓整個台北市的「舊城區」活化，使之成為城市文化發展與觀光推動的核心。
台灣在都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上的思考，與先進國家幾乎是背道而馳。後者多半把重點放在如何藉由文化的力量，讓舊城在原則上維持舊貌的前提下，獲得再造，並帶動整個城市以文化為先導力量的再生。都市再造的典範從巴爾的摩到曼徹斯特，都是循著上述「文化前導、以舊造新」的原則完成。即使如蒙特婁舊城區小得稱不上「城區」，都可以藉舊城區把觀光做得有模有樣，英、法、義大利那些舊城區完整的城市，就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台灣所謂的都市更新，則往往把重點放在硬體的除舊布新，而將舊房子一律視為須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於是，其中不少具有各式歷史意義的建築，也隨其他舊屋同歸塵土。至於都市更新過程中文化的角色則可謂絕無僅有。結果，都市愈更新愈喪失文化特色與歷史厚度，也就愈無文化氛圍與觀光價值。試問國際觀光客到了台北到底能觀什麼光？換言之，面對愈來愈現代化的各個中國城市，台北能提供何種不同的魅力？這點如果說不出所以然，就更不必奢言立足在全球的文化觀光地圖上。
台北市的舊城區因為種種歷史因緣，開發較慢，但也因此幸運的保存了部分的歷史性建築。不但日本時代的民造建築（台人造，如迪化街）與公共建築（日人造，如各宿舍區）仍隨處可見，清代街屋也偶能見之。這樣的資產比起許多大陸的大城市亦不遑多讓，但我們或未善加保存，而日漸傾頹，或仍不當的使用，使其禁錮於官衙文化之中。再加上東方主義的自我檢查與開發主義的盲目冒進，而致無法面對自己的文化資產，遂讓台灣的觀光資產持續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