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5 21:14:09taimz32476
雙雙咖啡中科店 想開餐廳該準備多少資金呢？
紹興位於錢塘江入海口杭州灣的南岸，春秋時期越國即在此建都。從2000多年前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到近代魯迅筆下的百草園與三味書屋，紹興作為江雙雙咖啡粉絲團南文化名城，令人遐思神往。抗戰時期，這座古城與中華民族一樣，經歷瞭烽火連天、淪陷敵手的艱難歲月。
蔣介石對顧祝同、黃紹竑和劉建緒的處置，也並非隻給予記過瞭事。他對顧祝同、黃紹竑均有考慮更換之意。在追查紹興失守的6月初，蔣即開始謀劃閩、浙主席的新人選問題。起初，蔣介石想讓閩浙主席對調，即黃紹竑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對調。6月4日，他分別致電黃紹竑和陳儀，並約黃紹竑談話。可能這一計劃遇到阻礙，7月14日，蔣介石又打電報給顧祝同，請劉建緒到重慶談話。8月初，蔣介石做出讓劉建緒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決定，陳儀調至重慶，在後方勤務部任職。蔣介石為何將劉建緒調至福建任職？他在日記中未透露原因，很可能與劉建緒無法再在浙江立足有關。劉建緒自1936年與湘軍首領何鍵分道揚鑣後，帶領三湘子弟兵到浙江參加抗日整訓，至1941年已有五個年頭。在抗戰初期的歷次戰役中，劉建緒下屬的部隊不斷更換，此時他能得心應手指揮的部隊，越來越少。陸承裕、而時任第十集團軍副司令的俞濟時，為蔣介石的老鄉和親信，兼任浙東海防總指揮。劉建緒可能認為自己留在浙江，並無發展空間，所以願意調往福建。從1941年8月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開始，他執掌閩政7年之久。當然，防止高級幹部在一地任職時間太長，使其無法發展出根深蒂固之勢力，也是蔣用人的一種方式。借東南沿海戰役之機會，對閩浙人事重新洗牌，體現瞭蔣的良苦用心。所以，紹興淪陷和寧紹戰役的發生，也改變瞭閩浙兩省的人事佈局。
1935年，浙江省政府設置紹興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駐紹興縣，轄紹興、上虞、餘姚、嵊縣、新昌、諸暨、蕭山7縣。不久，紹興行政督察區更名為第三區行政督察區，轄縣不變。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和紹興縣長同駐紹興城，即紹興城同時接受一位專員和一位縣長的領導。1937年8月，淞滬戰役爆發。1937年12月下旬，杭州淪陷，國軍退至錢塘江南岸一線守衛。抗戰前期和中期，浙江的敵我態勢為：錢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平原地區，由日軍占領；錢塘江以南的紹興、寧波、金華、衢州、溫州、麗水等廣大地區，仍為國民政府統治。國民政府戰時省會駐節於金華永康的方巖，省政府主席為黃紹竑。從1937年底杭州失守至1941年春寧紹戰役發生，雖然其間在錢塘江南岸有一些戰鬥發生，但國軍基本能控制錢塘江以南以東的廣大地區。寧紹地區緊鄰錢塘江，為戰時前線。
日軍對寧紹戰役的具體佈置為，一面使用暫駐在上海郊外的第五師團，在浙江沿海實施登陸作戰，占領沿海寧波、臺州和溫州等城。同時，為策應第五師團的登陸作戰，滬杭地區的日軍第十三軍向錢塘江南岸展開攻勢作戰。1941年4月中旬，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調集第二十二師團、第十五師團赤鹿支隊及第十一混成旅團之一部，共約2萬人，負責錢塘江南岸戰事。4月14日，司令部戰鬥指揮所從上海推進到杭州，戰鬥蓄勢待發。4月16日下午，紹興三江口小股日軍進襲，正式拉開寧紹戰役的序幕。
吳敏超：紹興淪陷——戰時的前線與日常
學生陶永銘、士紳金湯侯、朱仲華和普通民眾楊媗在紹興淪陷時的經歷，或可反映民眾在紹興淪陷時的大致境遇。縣長鄧讱之死固然令人惋惜，數萬紹興平民的安危，更是考察紹興淪陷時的重要關註點。因紹興是突然淪陷，且是黑夜時分，民眾和稽山中學的學生逃離時，充滿瞭恐懼與焦灼感，有生命之虞。潛伏數日後再行逃離者，也包含瞭諸多不確定性。在逃難過程中，他們面對各種苦痛和危險，輕則失去傢園、居食無著，重則親朋好友付出生命的代價。國破傢亡，哀痛之深，莫過於此。成功逃至租界、國統區的人們，對個人言，精神上相對舒心，但生活上可能更為艱苦；對國傢言，留存瞭抗戰的血脈與希望。
當然，不僅在紹興，整個第三戰區，乃至整個戰時中國，走私盛行。蔣介石在寧紹戰役結束後，致電顧祝同：聽聞第三戰區的部隊官佐與地方官吏都經營商業、競相逐利；金華與鷹潭各地公開嫖賭、無人過問；上饒則西裝店、茶館店林立。“如此奢侈貪惰之風紀不能整頓，走私業商之惡習不能杜絕，則兄在前方並無抗戰，乃誘敵深入也。”何應欽也在懲處寧紹戰役各級軍政官員時，痛心地指出：“戰爭愈久，國內各階層經濟之困難愈增……演成官吏走私舞弊，奸商囤積居奇，遂致政治日趨污濁，經濟日益紊亂，而軍事亦遂受其影響。”蔣介石和何應欽作為抗戰領導層，強調戰時為國犧牲、嚴格遵守軍紀，所言不無道理。但是，地方有地方的困難、需求和利益，部隊走私業商，有其特定的背景與緣由。就像蔣介石提到的金華，抗戰爆發後確實更為繁華，這是由其浙江戰時省會的地位和位於浙贛交通線上的地理優勢決定的。1937年底至寧紹戰役前，日軍進攻止於錢塘江一線，浙江的兩個大港口寧波和溫州，依然在我方手中。後方所需的民生物資，尤其是紗佈與醫藥器材，均要從上海進口。因而富陽的場口，錢江南岸的蕭山、紹興，成為重要市場，而以金華為集散地。1938年8月，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長阮毅成乘火車從武漢到金華任職，發現金華站外燈火輝煌，攤販滿地，人聲喧嘩。他一眼發現瞭西泠飯店的招牌，於是跟著舉招牌的茶房去住宿。原來，杭州逃難到金華的人很多，一些店名借用杭州店名，以慰鄉情。金華交通便利，抗戰時期又是浙江省的大後方，它的繁榮和興盛，乃在情理之中。而駐紮於金華附近的部隊走私業商、生活腐化，也成為難以避免之事。
6月10日，黃紹竑接到顧祝同即將對邢震南進行軍法審判的通報後，十分生氣，立即致電蔣介石，為邢震南辯護，指出紹興失守，主要是軍事方面的責任。他認為，敵寇進犯前，地方團警都已經調由地區軍事指揮官何嶷指揮。當日軍登陸時，地方團警離防，卻沒有與行政人員聯系，情報不相溝通。而且，邢震南是中央簡派人員，是否撤職，不應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決定。從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出黃紹竑對顧祝同、何嶷的強烈不滿，以及對邢震南的保護。確實，就公而言，邢震南多年來擔任臺州、紹興督察專員，是黃紹竑信任的部下。而且，紹興是浙江省下屬的重要城市，黃紹竑作為省政府主席，必須和蔣介石辨明，失守責任主要應由軍方承擔，而不能由行政方承擔；就私而言，邢震南是黃紹竑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學長，抗戰爆發後邢震南來浙任職，也是應黃紹竑的邀請。
紹興突然失守，4月16日晚裝運於船上的物資也來不及轉移，財物方面的損失十分巨大。第三區專署和紹興縣政府的公文案卷、各銀行的雙雙咖啡加盟好嗎？貨幣和貴重財物計1300餘萬元，以及保安隊、警察局的全部槍械彈藥，落入日軍手中。
由史克勤和俞濟時的報告，結合相關資料，可探知寧紹戰役發生時前線國軍的一般情形。抗戰爆發近4年，寧紹平原作為前線也已有3年多，總體而言，戰事較少，且規模較小。1938年後，由於日軍往西進攻兩湖，往南進攻兩廣，第三戰區所轄的閩浙皖贛數省，戰事壓力相對較小。經過數年對峙，從防守部隊到普通民眾，都已呈疲敝之象，可以說陷入戰爭時期的日常化狀態。敵我之間的警戒與界限，因為戰事少而趨於松弛、模糊，人員往來、貨物走私日益頻繁。特別是寧波和紹興，僅僅在戰事發生半年前，敵軍已經來襲過一次，寧波未被其攻下，紹興則被其攻占3天又放棄。防守部隊或認為日軍並不想真正占領寧紹兩地，警覺性下降，戰鬥力、攻擊精神也下降。一般而言，部隊在一地駐守過久而不從事作戰，必然紀律松懈、傷民擾民。國軍在戰爭中表現出的畏懼、退卻，不能堅守陣地，正是長時間不打硬仗的結果。軍隊的畏縮表現，又使得地方基層政府和普通民眾對其無法信任，一聞敵蹤便望風而逃，這就加劇瞭軍隊作戰的困難。如無法征調到從事破路工作與運輸糧秣、傷兵的民夫。
僅僅在半年之前，即1940年10月25日至28日，紹興曾被日軍短暫占領。在那次占領之前，紹興軍政方領導民眾進行瞭有序撤離。為何此次軍政各方如此大意，紹興在沒有提防的情況下被日軍占領，釀成人員與財產的重大損失？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16日下午邢震南詢問前線時，前線的接線員回答：敵人已經退去。那麼，為何17日凌晨日軍突然進抵紹興城外呢？事後有兩種解釋：一是日軍派出小股部隊在三江口佯攻，日軍主力則在大小譚登陸，與國軍沿江守軍並未接觸，繞道至紹興城。另一種解釋是，日軍占領瞭三江口，並控制我方通訊人員，邢震南所得回電，是中瞭他們的圈套。另外，便衣在一周前即已潛入紹興城，在日軍入城前控制電燈和電話公司，散佈假消息，混淆視聽，故意制造和平景象。不管是何種因素，紹興突然失守，地方軍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日軍從登陸地到紹興城，沿途近30公裡，竟然無人值守、報告、抵抗？在紹興軍政領導者和警察都駐守在城裡的情況下，便衣可任意控制通信、電燈公司，確實令人匪夷所思。當然，後來的傳聞更有添油加醋之處，如第八十六軍話劇團的籌款演出，被更改為“演戲”；邢震南曾專門詢問前線情況、回復平安無事的環節，自然也被傳聞忽略。紹興淪陷之事被演繹為：軍政各方在看戲聽戲、懵然無知中，日軍攻入城中，損失慘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探究紹興淪陷的真相，明瞭前線的真實狀況，成為國民政府最高層的當務之急。
二、 淪陷之時：混亂中的被殺與逃離
蔣介石嚴厲指責顧祝同治軍不認真、不嚴肅，希望第三戰區徹底整改。顧祝同在戰事結束後的6月中旬，即在上饒召開軍事檢討會議，參加寧紹戰役的師以上部隊長到會。顧祝同強調軍隊紀律的敗壞，最令人痛心。他要求各部隊從教育訓練入手，增強有形無形的戰鬥力。可是，若外在的政治、經濟環境沒有改變，增強戰鬥力，又從何說起。這一軍事會議，也僅僅是應付局面而已。半年後，蔣介石考慮將顧祝同調離第三戰區，由劉峙擔任第三戰區長官，不過並無下文。1942年10月，蔣介石對陳誠談及第三戰區和浙江省情況時，表現出對顧祝同和黃紹竑的“極不滿”。可見，第三戰區在寧紹戰役中所反映的軍風紀問題，雖然國府上層有改造之心，但戰區並無改進之力。因為軍風紀問題，與戰事遷延、軍官士兵的待遇、經濟困難，都有相輔相成之關系。也可以說，隨著戰爭的持續，軍事實力較量的背後，支持軍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日益重要。
更新雙雙咖啡時間：2017年12月26日
事實上，日軍非但沒有退去，反而正從各個方面向錢塘江南岸、閩浙沿海進攻——小股日軍進攻三江口，僅是拉開瞭一場大戰役的小序幕。此後一個月，有雙雙餐廳加盟數以萬計的敵我軍隊在浙江紹興地區廝殺。隻是，此時紹興城內的軍民渾然不覺而已。
歷史就是這樣偶然又無情：邢震南因鄧讱與杜偉的矛盾，調來紹興。不足百日，就遭遇紹興淪陷。鄧讱在紹興淪陷前提醒邢震南，邢震南未予理會。最終兩人中一人身死，一人擔負失城之罪名。紹興淪陷之時，人員損失當然不止於一位年輕的縣長，還有稽山中學的四位學生、部分普通民眾在逃離過程中，被日軍掃射而死。一些人在混亂之際成功逃出紹興城。稽山中學的學生，凌晨3時聽到密集的槍聲，立即簡單收拾行裝，在體育老師何子鎬的指揮下，集體向南門、稽山門方向逃跑。因稽山中學離南門和稽山門較近，而且稽山門有通往會稽山的大道。其間，學生陶永銘聽說日軍已占領五雲門，並在五雲橋上架設機關槍，向突圍師生和逃難人群掃射，立即決定和同學脫去軍訓服，換上便衣，向南門方向逃跑。因稽山門離五雲門更近，稽山門很可能也已被日軍占領。待他們來到南門附近時，正好看見河對岸有一艘小船，於是讓船夫劃過來接上他們。等天亮時，大約有兩百多位同學逃至城外會稽山顯聖寺的稽山中學分部集中，聆聽校長訓話。陶永銘回憶說，站在紹興城南的香爐峰上，淚眼北望紹興城，紹興淪陷瞭，心中充滿瞭強烈的傢國俱失、哀恨並存的情緒。歷史悠遠、文化昌盛的古城紹興，從此時淪陷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光復，被日方占領四年有餘。
紹興方面各機關聽說消息後，開始準備船隻，並搬運貨物至船中，打算隨時撤離。紹興是著名的水鄉，城內河道密佈。9座城門中有6座是水門，可以通過門下的河道出城。不過，緊張態勢在下午趨於緩和。紹興行政督察專員邢震南打電話給前方軍事長官，得到的回復是：“敵人已經撤退。”敵我兩軍隔江對峙3年多，有進攻、戰鬥、撤退消息，原屬正常。因無後續消息，邢震南推斷，這是敵人的一次小規模襲擾。於是，夜幕降臨，第八十六軍話劇團照常在覺民劇場上演《雷雨》，這也是該劇在紹興演出的最後一天。據說，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浙江地方銀行的三位經理，曾向紹興縣長鄧讱瞭解情況，鄧讱也專門向邢震南請示辦法。邢震南以老前輩自居，怪鄧讱太不鎮定。邢震南是浙江嵊州人，1915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2期，比黃紹竑還早一期。他戎馬倥傯20多年，黃紹竑擔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後，邀他擔任浙江第七區（臺州地區）行政督察專員，1941年初又調至紹興任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所以，紹興淪陷時，他來紹興任督察專員僅3個月。
值得註意的是，西線戰事雖為策應東線沿海戰事而開展，但亦蘊含著殲滅第三戰區主力部隊的作戰目的。司令官澤田茂在4月10日的日記中認為，必須采取痛擊國軍的作戰方針。他指出：所謂作戰，以給敵軍痛擊使其喪失戰鬥力為第一位。物資之獲得，不過是輔助手段。作戰的目的唯有殲滅敵人。可見，澤田茂並不滿足於在西線配合作戰，而是希望深入第三戰區，尋找中國軍隊的主力，予以消滅。當時，國軍主力第十集團軍位於諸暨附近，加上地方部隊，兵力約10萬人，負責錢塘江南岸地區的防衛。第十三軍在西線的具體作戰佈置，正是直指諸暨國軍主力：日軍左路由杭州乘艦，繞至杭州灣南岸之三江口登陸，經紹興向諸暨前進，中路由蕭山向諸暨推進，右路由富陽向諸暨推進。可見，紹興城是左路日軍志在必得的一座城市。而且，為瞭保證不驚擾到諸暨的國軍主力部隊，日軍最好的選擇是奇襲紹興、掃清障礙，以最快速度逼近諸暨。
四、 國軍軍紀與前線走私
蔣介石在寧紹戰役結束後，除追查紹興淪陷的真相外，最關註的便是第三戰區的軍紀問題。1941年6月初至7月初，他連續給顧祝同發出數封電報，措辭與語氣均極為嚴厲。如6月3日，蔣在致顧的電報中指出，“第三戰區之軍風紀可謂掃地殆盡，兄其知之乎？中初以為戰敗潰亂，一時之現狀，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閩浙各地之國軍仍到處擾亂搶劫。其所有行動之惡劣，誠出乎夢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時治軍不認真、不嚴肅，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未知何以對已死之將士與各地之民眾，思之憤愧無地，不知兄果有善後整頓之決心否？”繼而在6月26日的電報中，蔣介石對顧祝同身邊的幕僚又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評：“現任參謀長以中視之，無異於傻子，實為最無能無識之人，而兄始終不能離棄，並不想物色人才，隻有嫖賭、酒肉為事的朋友。上下風紀之壞，以三戰區而極矣，務望於人事方面徹底改革，否則軍事、國事皆將殉於若輩之手矣。”蔣介石的措辭表明他心中極為憤懣，對國軍在寧紹戰役中的表現和顧祝同的治軍能力，非常失望。
5月23日，蔣介石命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立即報告紹興失守實情。此前他瞭解到的紹興失守經過為：當夜紹興正在開娛樂會，敵人雙雙咖啡中科店便衣隊在會場與城中起事，導致官民毫無準備、損失巨大。顯然，為籌募軍需演話劇與開娛樂會，並不能等同，日軍的便衣隊也沒有在覺民劇場“起事”，但是謠言總是比事實傳播得更快。蔣介石筆端顯露震怒之意，並要求徹查。
1941年4月17日紹興淪陷前一個星期，即1941年4月7日至10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率領縣政檢閱團到達紹興。此時正值國軍在寧紹地區的駐軍——第八十六軍的話劇團到紹興公演，以演出收入補助軍需，市面一派祥和之氣。不過，黃紹竑離開紹興後，即有一些異常現象發生。4月14、15日，一架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紹興上空，警政主管人員有所戒備。待到4月16日下午，錢塘江南岸的三江口傳來有小股日軍登陸的消息。三江口即錢塘江、曹娥江和錢清江三條江的交匯口，位於紹興城以北近30公裡處。三江口附近有建於明代的三江閘，用於抵擋錢塘江的潮汐侵擾。可見，從地理與軍事角度而言，三江口起到護衛紹興的作用。
顧祝同接到蔣介石的質詢電報後，一邊令劉建緒和黃紹竑查報，一面派出高級參謀王冠前往紹興前線秘密調查。6月2日，顧祝同根據王冠的調查，向蔣介石作瞭“紹興失陷實際情形”的報告。他指出三點重要內容：第一，4月16日三江口登陸之敵，占領瞭我方通信機關，脅迫我方情報員照常與紹興城內通話，使邢震南等誤以為日軍已經退去。第二，日本便衣隊此前利用商人走私，將武器混在商人貨物中運入紹興城內。16日晚9時左右，便衣隊占據電話局和電燈公司，照常替各機關部隊接線通話，導致機關部隊沒有察覺。第三，錢塘江南岸右翼指揮官何嶷與紹興地區專員邢震南，因事變倉促、不及防禦，於17日凌晨2時先後離城。值得註意的是，在最後總結時，顧祝同作為第三戰區的軍事長官，對守衛紹興的軍事負責人何嶷有偏袒之意，而對紹興行政長官邢震南指責頗烈：“何嶷擔任防線右自曹娥江左迄衙前，長百公裡，兵力僅十六師之一營，其餘均屬地方團隊，長期固守，勢所難能……邢震南負責守土，平時疏於防范，漫無戒備，以致漢奸密佈，占據通信機關尚無察覺，如此玩忽，實屬有虧職守。”顧祝同的言下之意是，何嶷掌握的守備力量不足，遇日軍來襲，不能守住錢塘江沿線，情有可原。而邢震南疏於防守，使紹興城內便衣、漢奸充斥，不可原諒。顧祝同對事件的處理建議是，將邢震南立即槍決，何嶷嚴查法辦。顧祝同此時將紹興失守責任推諉於邢震南，對邢震南的命運產生直接影響。
6月4日，黃紹竑也向蔣介石匯報紹興失守經過。作為浙江省政府主席，他闡述瞭紹興淪陷時的詳細情況，重點如下：第一，紹興城由警察防護，地方團警訓練與裝備都較差，不能持久抵抗，遇到變故，也不能有秩序地撤退。第二，因紹興糧荒，獎勵商民從錢塘江北岸杭嘉湖淪陷地區運送糧食至南岸，兩岸來往頻繁，百密一疏，日軍便衣不免有混入紹興城者。適逢第八十六軍話劇團演出，防檢有所松懈。日軍派出的偽軍便衣有兩百餘人，化裝入城，並以大同旅館和越宮飯店為指揮所。第三，錢塘江南線右翼指揮官何嶷，所指揮者多為地方團警，平時因職權關系，與地方行政方面存在齟齬，甚至不相聞問，以致事變驟起時，消息隔閡。日軍繞至三江口以外的其他區域登陸時，守軍潰散，未向指揮部報告失陷情形。黃紹竑指出，紹興的淪陷，軍政雙方都有責任。不過在字裡行間，還是透露出對邢震南的維護之意，如指出紹興糧荒和第八十六軍話劇演出導致漢奸容易混入，何嶷指揮的部隊與行政方面溝通機制不暢等。
顧祝同和黃紹竑的報告，厘清瞭紹興淪陷的一些事實：紹興城內混入大量便衣的原委；三江口的日軍登陸後，脅迫我方情報人員繼續照常工作的事實；日軍主力逼向紹興城時，沿途守軍潰散且不向上級報告的情況。這些都是紹興突然淪陷的直接原因。當然，顧祝同和黃紹竑之間對於責任的互相推諉也十分明顯，反映瞭地方軍政的各自利益所在。蔣介石接到顧祝同和黃紹竑的報告後，即請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組織評判會，討論如何懲處與紹興淪陷相關之主管人員。蔣介石認為，紹興淪陷，主要是由於黨政軍人員利用幫會成員走私，而這些幫會成員又被敵偽利用，成為日軍的第五縱隊，與日軍裡應外合。從此時蔣對紹興淪陷原因的判斷，可知蔣更傾向於政治方面，而非軍事。
1941年5月16日，時值寧紹戰役接近尾聲之際，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追問紹興失陷時真相。”此後，蔣介石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之間電報往來頻繁，紹興淪陷之具體環節與真相，得以慢慢浮現。
不過，蔣介石也用一系列的反問，十分強硬地回應瞭黃紹竑的質詢。蔣提出：地方行政人員是否有守土之責？是否有與城共存亡之義？邢震南身為專員，平時不加防范，令日方偵探充斥城內，以致失地，此為行政官之罪乎？蔣介石贊成對邢震南進行軍法審判。當然，蔣介石對黃紹竑的請求置之不理，並不代表他原諒瞭軍方人員的表現。對於第三戰區在寧紹戰役中連續失地、軍風軍紀的情況，蔣介石也非常不滿。尤其是當他得知何嶷與日方指派的女間諜有染時，馬上令顧祝同將何嶷軍法處置，並令顧嚴查到底。蔣介石獲得的報告是，何嶷沉湎酒色，被女漢奸童曼卿所迷惑。童曼卿介紹日軍第二十二師團第八十六總隊古賀隆一情報部偵察長李景忠，情報員施文進、殷文相等，在何嶷部充任勤務兵及管庫軍士等，致我軍全部軍情，早為日軍所洞悉。筆者在蔣檔中未能找到顧祝同對何嶷、童曼卿一事的回復。不過，在紹興文史資料中，確有何嶷受童曼卿所惑的說法：1940年10月紹興第一次被攻占後，雖然日軍很快退去，但間諜活動此起彼伏。童曼卿是紹興平水人，據說此前長年居住在上海，當時回紹興探親。她以社會名媛的姿態，周旋於紹興上層一部分社會人士中，後來和何嶷有所交往。童曼卿的真實身份，是華中特務機關——梅機關派遣來刺探軍事情報的女間諜。她從何嶷口中，獲知紹興防務方面的一些情況。如此看來，1941年4月16日至17日，日軍一部佯攻三江口，主力則從其他登陸地點繞至紹興城，一路急行軍而未被國軍防守部隊發覺，又如探囊取物般攻陷紹興，與童曼卿的軍事情報不無關系。
4月17日凌晨日軍攻城時，還有一些人選擇蟄伏傢中，待局面稍稍穩定後逃離紹興。稽山中學的創辦者、實業傢金湯侯，為避免日本人讓他出面籌備偽組織，決定帶領傢人避居於金傢附近的半農園中。不過，4月18日夜，一群匪徒闖進半農園搶劫，表明此處已非安全之地。金湯侯隻好轉往朋友王以莊傢倉庫的密室居住，病中的妻子因受到驚嚇而病情加劇、猝然離世，金湯侯怕日偽軍偵知，未出面料理妻子後事，心情悲痛之至。這時，稽山中學的另一位創辦者朱仲華，也從原來避居的教會醫院——福康醫院轉至王傢密室。金湯侯和朱仲華都是紹興城內極富聲望之人，若不想當漢奸，必不能久留紹興。5月中旬，經過細致的調查與周密的準備後，兩人攜傢屬逃出紹興，安全抵達上海租界。還有一位名叫楊媗的蘇州年輕女子，蘇州淪陷前逃難到浙江。紹興淪陷前夕的4月12日是她的新婚之日，婚禮在縣商會舉行，由邢震南主婚。4月17日凌晨紹興淪陷時，新婚夫婦嚇得躲在房東傢的木材壽器（棺材）中。此後每日膽戰心驚、度日如年。他們早晨做好吃食，帶至附近的一座破園內，白天即隱匿於破園中。10天後，房東幫他們打聽到可以出城，楊媗遂與傢人於4月28日離開紹興，前往婆傢天居縣。他們一路顛沛流離、食不果腹，總算平安趕到紹興南部山區一個名叫王化的小村莊，正好此時邢震南也在王化。從楊媗寫給父親的兩封信中，可感受到她和傢人在紹興突然淪陷時的驚恐與無助。
關於紹興失守的最終處置，根據何應欽組織的評判會所擬辦法，給予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記大過兩次的處分，給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各記一次大過的處分。何嶷被處死，邢震南也於1942年浙贛戰役爆發前，被處死在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饒。黃紹竑想保邢震南一命，以辭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職相脅，但沒有成功。總之，在蔣介石的強烈幹預下，從第三戰區到紹興地方，相關人員都受到瞭嚴肅處理。尤其是淪陷前紹興的三位軍政負責人：何嶷、邢震南和鄧讱，或先後被處死，或死於淪陷時的混亂環境中，都付出瞭生命的代價。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在紹興淪陷之前，人們對於邢震南和鄧讱的人品能力，並無惡評。他們雖然分別與黃紹竑、劉建緒有私人關系而得到任用，但均能勝任專員和縣長之職，政績良好。紹興失守，邢震南和鄧讱當然有一定責任，不過從更深的層次言，這也是敵強我弱、戰事發展的客觀結果。
到此為止，紹興淪陷的真相與事後的處置，看似已塵埃落定，但餘波和影響並沒有結束。首先是黃紹竑對蔣介石的處置不滿。他認為政府高層、軍方和浙江省的有些人（如CC系）拿“政治不能配合軍事”為題，大做文章，一切的軍事失敗都要地方政府負主要責任。邢震南成為這一輿論的犧牲品。黃紹竑認為，錢塘江南岸右翼指揮官何嶷與邢震南同駐一城，邢震南僅是一名行政督察專員，不負有指揮作戰和防守警備的任務。當時有人說：“他在紹興被占領的上半夜，還在戲園裡聽戲。”黃紹竑指出，軍方尚在那裡演戲，行政人員為什麼不能去看戲，況且還是募集軍費的話劇。1940年初蕭山事變以後，當地士紳指責黃紹竑訓練的國民抗敵自衛團不能發揮作用，徒然增加地方負擔而已。1940年底，國民抗敵自衛團遂由國軍接收。1942年，黃紹竑經營的兵工廠也被中央接收，黃紹竑內心自然頗有怨氣。此次邢震南獲罪，更加劇瞭他心頭的憤懣之情。寧紹戰役和浙贛戰役後，浙江淪陷縣份日益增多，戰時浙江省政府可以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回旋餘地也變小，黃紹竑幾次辭職均未獲準，工作趨於消極。抗戰前期浙江省在自衛、政工、宣傳等領域的各項開拓性工作，漸成強弩之末。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紹興失守過程中包含的一些關節點，如日軍深夜突襲，安插女間諜，便衣與武器混入城中，以獲得裡應外合之效，我方欣賞話劇、歌舞升平，混亂中縣長被槍殺，最高層震怒，紹興軍政負責人均被軍法處置等，都有值得探討和註意之處。對日方而言，攻陷紹興是首戰告捷，奇襲與臥底珠聯璧合，這些成績建立在實力與長期的精心準備上。對我方而言，紹興失守，人員與財物損失重大、教訓慘重，軍政雙方不警惕、不作為、不配合，使得人們不禁要質疑：紹興是在前線嗎？日方的情報戰與臥底術如此高明，我方則如處囚籠、處處陷於被動之中。兩相比較，差距甚大。紹興失守後，軍政雙方在蔣介石面前互相推諉責任。那麼，紹興失守，究竟是誰之過錯？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懲罰看，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到浙江省政府主席、第十集團軍司令都被記大過，紹興地區的軍政長官被處死，顯然，軍隊和地方均有責任。軍隊的責任在於防守不力，與地方行政人員之間窒礙頗多，而地方行政麻痹大意，漢奸便衣充斥而毫無察覺。當然，這些都是紹興失守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一般具象。我們可以嘗試從這些具象中，探討更多問題。抗戰爆發已經四年，在戰爭推演中，軍事力量和地方社會都發生瞭很大變化，各自均面臨著難題和危機。敵我之間的緊張對壘形勢，也悄然改變。
1941年4月至5月的寧紹戰役，是第三戰區繼淞滬撤退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4月17日凌晨，紹興突然淪陷。紹興是此次戰役中我方失守的第一座城市。此時距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有近4年時間；距1937年12月浙江省省會杭州被占領、敵我雙方沿錢塘江對峙，有3年半時間。夜深人靜時，日軍越過國軍防線，突然降臨紹興城外，幾乎兵不血刃地攻占瞭這座古城。國軍守軍何在？地方政府何為？剖析紹興淪陷的各個環節，探究其來龍去脈，有利於我們觀察抗戰中期前線國軍的軍紀士氣、地方社會的戰時變遷、中央與地方的溝通及軍政關系的演變。
寧紹戰役中，國軍不僅在紹興淪陷中表現極差，後來的作戰表現也不盡如人意。4月17日晨，左路日軍占領紹興後，於4月20日會同中路日軍，攻陷紹興城西南方向的諸暨縣城。23日，右路日軍也進入諸暨。三路日軍與駐守於此的國軍第十集團軍，展開瞭近一個月的作戰。同時，日軍第五師團在東線沿海地區行動。4月19日拂曉，第五師團下屬部隊分別在寧波、臺州、溫州等地登陸。4月20日正午前後，分別占領這些地方，速戰速決，將戰略物資運走或就地銷毀。可見，寧紹戰役中，日軍勢如破竹，國軍表現不佳，連續失城失地。國軍或是聽聞日軍將來，即已退出陣地（如紹興淪陷前），或是且戰且退（如後來的諸暨主戰場）。所謂反攻，大多是在日軍主動撤退之後。如5月16日，日軍開始撤退，國軍乘勢反攻，遂於5月21日克復諸暨。所以，首先需要探討的是，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作戰意志和軍紀問題。
吳敏超：紹興淪陷——戰時的前線與日常
軍紀的惡劣與敗壞，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官兵毫無鬥志、不戰而退，一旦戰敗，即發生潰亂，甚至到處擾亂、搶劫。第二，地區指揮官由軍長直接委派，總司令與長官部沒有存案。軍隊在駐紮地占地為王、獨霸一方。第三，官兵平時吃喝嫖賭，魚肉鄉民，任用流氓為偵探，以致敵諜滿地。蔣介石重點指出參加寧紹戰役的暫十三師、一四八師、七十九師、一九四師有類似問題，要求莫與碩、俞濟時盡快查報。其實，這當然不是蔣介石指出的上述幾個師的問題，而是抗戰中期前線國軍存在的普遍問題。莫與碩是八十六軍軍長，轄十六師、六十七師和蔣介石重點批評的七十九師。寧紹戰役開始時，蔣提到的暫十三師，從江西趕來支援，一度也由莫與碩指揮。暫十三師參加瞭諸暨境內的作戰——4月23日的勾嵊山戰鬥和4月26日的塔子山戰鬥，是諸暨作戰中的主力。從師長史克勤的檢討報告書看，與上述軍風紀相關者有以下幾點：一是日軍事先派遣大批便衣隊，深入我軍後方破壞、襲擾，我方的情報工作、防間諜工作和地方保甲工作有待改進。二是我軍各部隊防守成性，缺乏攻擊精神、缺乏膽識。三是軍紀方面尚稱嚴肅，但部隊突圍後米糧告罄，沿途居民又因空襲躲避一空，致使有部隊擅取民食、擅動民物，以致民怨間傳。四是地方政府與保甲人員撤退過早，第一線後方數十裡幾絕人煙，無法講求軍民合作，戰地民眾不能協助抬運傷兵、運輸糧秣、構築工事、防間鋤奸。師長的報告書，一般而言，總有為自己部隊維護之意。所謂防守成性、缺乏攻擊，實際上可能是臨陣退卻，甚至逃離；所謂有部隊擅取民食、民物，實際上便是搶掠老百姓財物。所以，蔣介石關於軍紀的強烈指責，並非無中生有。
一、 淪陷前夜：紹興城靜謐如常
蔣介石批評的一九四師，正是防守寧波的主力部隊。師長陳德法是諸暨人，黃埔一期生。蔣介石在寧波派遣這樣一位寧紹籍黃埔學生，正說明寧波港口的重要性，另外寧波奉化也是蔣的故鄉所在。1940年7月，日軍曾在寧波北邊的鎮海登陸，遭到一九四師的還擊。加上國軍十六師趕來增援，日軍很快退出鎮海。為何此次一九四師無法阻擋敵軍的進攻呢？除日軍運用更多兵力、空軍配合作戰外，根據浙東海防總指揮俞濟時（駐新昌）的報告，我方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準備不周，高級指揮官在外受訓，如一九四師副師長和兩位團長在江西上饒受訓未返，且有三門迫擊炮被征調至浙西。師長陳德法為統籌全防，未到最前線督戰。不料通信網被敵機炸斷，師長無法有效指揮整場戰役。後來陳德法被撤職，轉營商業。二是國防工事年久失修，過半坍塌，封鎖工事除鎮海口外，其餘各口都已失效。戰事發生時，高級軍官在外受訓，武器亦被調離，說明我方對戰事發生並無預計，處於松懈狀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得知寧波等沿海城市淪陷後，曾十分直接地指出：我軍在寧波、福州沒有太多守備力量，日軍過去沒有攻占這些城市，是因為兵力不夠分配。言下之意是，現在日本想取得這些城市，若派出相應兵力的話，一定是志在必得，而我軍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堅定的決心去防衛這些城市。
另外，戰事持久，經濟困窘，加上貨幣貶值，前線官兵面臨衣食等基本供應問題。黃紹竑在寧紹戰役前巡視紹興，瞭解到士兵每日除瞭2兩米之外，隻是拿開水煮些青菜來伴食，甚至一個月內吃不到肉與油。適值陽春四月，天氣很暖和，某團長要求士兵將棉衣脫下，士兵皆怕冷，不肯脫下。可見士兵的營養不夠、身體素質較差。平時士兵的生活太苦，等打仗的時候，軍官監督不到，老百姓早已逃走，士兵殺幾隻老百姓飼養的豬，嘗嘗滋味，成為平常之事。這就是蔣介石批評的士兵在戰鬥過程中到處擾亂搶劫，但仔細分析，也有其生活上的原因。
4月16日深夜，紹興城內的話劇結束，觀眾散去，全城陷入沉睡之中。17日凌晨1時，城外突然響起槍聲，由遠而近。紹興縣保安大隊、自衛隊和警察立即分頭搜尋敵人。他們看見第八十六軍第十六師的士兵佩戴“再厲”臂章，挺進入城，以為是我軍調防，不料突然間被其掃射，才知道敵人喬裝成國軍第十六師的士兵。更令人吃驚的是，城內街巷各處出現許多日軍的便衣隊，他們與入城之敵裡應外合，迅速控制各路口、河道、橋梁和城門。凌晨3時，日軍大部隊攻入城內，陸續占領各城門。
日軍在1941年4月至5月發動寧紹戰役，緣起於日本軍方1940年底的戰略調整。根據國際形勢特別是歐洲戰場的情況，日軍討論、調整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傾向於對國民政府繼續施加武力壓迫的同時，加強經濟壓迫。1941年1月16日，大本營陸軍部通過《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其中第五條為：“在整個期間，力圖從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強封鎖。切斷法屬印支路線，破壞滇緬公路，兼用以海軍封鎖海面、陸軍封鎖海港作戰等方法，加強對華經濟壓迫。”所謂從海陸空方面加強封鎖，主要目的即在於切斷國民政府的國際補給路線。抗戰爆發後，日軍已經占領上海、廣州、廈門等東南沿海的各大港口。1940年9月，日軍又乘歐洲戰場上法國戰敗之際，侵入法國殖民地越南，切斷滇越鐵路、桂越公路。國民政府的國際補給路線，隻剩下滇緬公路和東南沿海中小型港口。日軍大本營1941年初出臺的這一戰爭指導綱要，即指向尚未淪陷的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和滇緬公路。日軍在1941年2月至3月，首先侵占廣東沿海。繼而在1941年4月發動浙、閩沿海戰役，旨在奪取沿海港口。從兵力投入和作戰主旨看，寧紹戰役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寧紹戰役爆發前後，便衣、間諜之所以能充斥後方各地，國軍軍紀之所以如此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走私問題。浙江省及其臨近區域，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貨物往來最為頻繁的區域之一。進入20世紀後，滬杭鐵路、浙贛鐵路、蕭甬鐵路先後建成通車，加上縱橫交錯的水道，物資和人員的交流十分通暢。1937年底，因杭嘉湖淪陷，錢塘江兩岸分別成為淪陷區和國統區，聯系被完全切斷。寧紹地區不能獲得杭嘉湖地區的糧食、上海的工業產品，杭嘉湖地區不能獲得寧紹平原的棉麻、食鹽，但是客觀需求依然旺盛，於是地下貿易逐漸滋長。民以食為天，當時商人走私的最重要的物資便是糧食。紹興原為缺糧地區，浙西淪陷後，商人利用幫會勢力獲得武力保護，從淪陷區運入糧食。1940年10月，日軍入侵紹興，雖然很快退出，但日方特務機構加緊瞭收買幫會分子和地痞流氓充當密探的步伐。紹興淪陷前有200多名便衣混進城內，自然非一日之功。
日軍攻入紹興時，從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邢震南、縣長鄧讱到普通民眾，都被蒙在鼓裡。邢震南立即率領軍警和署部職員共70餘人，從偏門突至城外，狼狽轉移到紹興城南的平水鎮。鄧讱在紹興著名實業傢金湯侯宅中更換衣服、戴上大笠帽——顯然，他怕城內臥底與漢奸認出自己。金傢的船夫用烏篷小船送他出城，不幸的是，他在都泗門外被日軍亂槍打死。都泗門是水門，位於紹興城的東北部，很可能處於日軍進攻的路線。都泗門往北緊鄰的城門是三江門，即面向三江口的方向；都泗門往南是五雲門，是較早被日軍占領、架設機槍掃射逃難民眾的大門。抗戰期間，浙江省各縣縣長死於日軍槍炮下者僅有兩位，鄧讱就是其中之一，時年僅31歲。鄧讱是湖南人，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因其父鄧靜安與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是好友，所以抗戰前鄧讱即在劉建緒手下任職。抗戰爆發，黃紹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後，劉建緒即向黃紹竑推薦鄧讱。1938年2月，鄧讱任諸暨縣縣長，後來又先後擔任浙江省安吉縣、紹興縣縣長。從鄧讱離開諸暨縣長任時發表的《告別諸暨民眾》、安吉縣長任上的《我們在安吉》等文，以及事後人們對其的回憶看，鄧讱是一位年輕有為、幹勁十足的縣長。雖然在諸暨縣長任上的時間隻有6個月，但他動員民眾抗日、組織農會、舉辦戰時政治工作訓練班、編練土槍隊、整理財政等，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縣政與保甲人員無所事事。在諸暨時，他換掉瞭一批貪污瀆職、老弱無能的鄉鎮保甲長。剛到安吉時，他看到安吉縣政府的科員和書記不到10人，辦公桌上灰塵很厚，未辦移交的公事有四五百件時，不禁十分氣惱，立刻著手重建整個縣政府班底。另外，鄧讱雖然積極做事，但年輕氣盛，與邢震南的前任——紹興行政督察專員杜偉相處不睦。鄧讱在諸暨與安吉時都能放手做事，待他調為紹興縣長後，與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同駐一城，不免有掣肘之感。杜偉堅決辭去專員之職，省政府乃將杜偉與邢震南對調。
從第三戰區實際的戰鬥和生活情形言，兩軍長期對壘，形成疲沓之勢，甚至達成一定默契。漫長戰線逐漸開放瞭一些口子，一些市鎮和秘密交通線興起，供商人與貨物往來，兩方“彼此”心照不宣，各取所需。各個防守部隊在前線設有指揮所，表面是指揮作戰，其實是指揮走私。抗日的戰鬥氣氛，遂被時間和經濟利益逐漸消磨掉。寧紹戰役發生時國軍的節節敗退、蔣介石批評的軍紀問題，紹興城裡的便衣和女間諜，紹興專員和國軍第八十六軍話劇團的缺乏警惕，又有哪一項不與戰爭遷延持久後緊張氣氛的消失有關？所以，蔣介石對於寧紹戰役中國軍隊失敗的容忍度很低，而地方人士長久浸潤於此種環境，對國軍與地方政府的表現，早有預見。第三戰區被當地人稱為“商戰區”，即是真切反映。三戰區和商戰區，有諧音之效，令人感慨。
寧紹戰役之始，紹興城突然淪陷，軍政兩方的表現備受詬病，引起最高層的震怒與批評。雖然紹興城軍政負責人受到軍法處置，但國軍長期駐守一地產生的軍紀問題、走私問題，隨著通貨膨脹、物資缺乏的加劇，成為抗戰中後期日益嚴重的問題，而且在各個戰場普遍存在。國民政府高層知悉原因所在，也限令地方徹底整改，並調換主政人員，試圖予以改進，但成效甚微。隨著時間的推移，抗戰前線，從兩軍緊張對壘、飛鳥難以逾越，到人員與貨物的頻繁往來，前線的含義，正變得越來越日常化。紹興輕易失守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正是前線日常化的生動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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