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0-23 06:07:19taihen
愛滋狂潮－哈維‧貝爾二世，製藥公司聯盟
日內瓦－這個位在湖邊，參雜著利他主義與拜金物慾的城市，有個全世界最龐大產業之一，裡頭最具權勢的角色。哈維‧貝爾二世(Harvey Bale Jnr)領導著多國藥業鉅子所組成的貿易體—稱作是「製藥協會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的組織。
簡稱為IFPMA 的人為他們的立場而戰，為他們的利益辯護，並打壓一些社會運動者的訴求，這些訴求總是認為這些製藥鉅子們應該放棄昂貴藥物的專利權，以澤被地球上目前那些病得最嚴重且最貧苦的民眾們。
他之所以稱做「二世」，只是為了尊敬且緬懷他父親。貝爾的博士(doctor)稱謂—不是醫生，而指的是經濟學博士—他畢生幾乎都花在會議桌上的辯論，專長是擊潰對手及壓制在檯面下背著他暗中匯集的決議。他在政府單位共待了十三年，曾在美國貿易代表處工作的他，工作性質是迫使窮困的國家撤除貿易保護措施，好根據美國自己的主張來跟他們做生意。
他當下的任務是為藥物專利權辯護—新藥上市後，該公司可享受二十年獨斷的專利權。這表示這家公司在此二十年間可以把價錢訂得天高，據貝爾博士的辯稱，這只是為了當初研發時所投入的龐大投資，所做的回收舉動而已！他做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主張，表示一個新藥品從研發到上架為止，所需的花費竟要高達八億美金。
照這樣的算法，我想在馬拉威的葛雷絲只能逐漸地向死亡的終途筆直前進。在英國，購買具專利的抗愛滋藥物每年要花上一萬英鎊。受到從開普敦到加州等地憤怒運動者的壓力，製藥公司已經個別地為非洲國家調降藥價（雖然它們仍比學名藥公司所生產的多了至少兩倍以上價錢）。在目前兩千九百四十萬遭受愛滋病毒感染的人當中，卻只有少於五萬人正在服用這些救命的藥物。所以貝爾博士看來更振振有詞：「事實顯示了根本不是專利權的問題！」
而且製藥公司需要龐大的利潤。「60 年代左右，平均研發一項新藥大約要花費一百到兩百萬美金，」他說，「當今的花費卻已接近十億美金或歐元。原因是 50 和 60 年代研發是以抗生素為主。一些人跟我說，這樣新藥的問世就好比射殺池塘裡的鴨子一般簡單。細菌就是在那裡，這些製藥公司只要試圖找出抑制它們複製的材質與方式即可。但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可是癌症、心臟病、愛滋病和精神分裂症這類難纏的疾病。這可不是簡單的化學程式就可以解決的！」
如果這些製藥公司要讓藥物取得執照，必須通過的所費不貲的層層環節，過程包括需持續不斷地測試，以確保它的安全性。貝爾博士從他那容量可觀的記憶裡，找出一個引證，「亞伯拉罕‧林肯總統於1859 年曾說過，專利會添加含有興致的燃料，使天才的創意得以被激發。當今的世界，你是需要這樣的燃料。」貝爾博士試圖讓我們相信專利是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它在富裕和貧窮的國家同樣可鼓勵新意。
去年九月，由英國國際發展事務大臣（development secretary）克萊兒‧蕭特（Clare Short）設立的智慧財產權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IPR），是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的。該委員會表示，專利對貧窮國家是有害的，它們讓價格居高不下，使得唯一的贏家總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這可不是 IFPMA 所樂見的報告。「我是極度的推崇克萊兒，蕭特，」貝爾博士是如此起頭，「但我認為她的錯誤在於，讓CIPR的組織無法完全反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他說，只有那些沒有專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才會加入這個組織。
他接受亞非窮國是無法負擔正牌藥物的事實。但他們同樣也無法負擔得起印度學名藥公司所製造的便宜複製品。「對沒有或只有一點點收入的人來說，價錢就是一道屏障。我是說我同樣也買不起我心目中的夢幻車種，像是 Jaguar XJE或是同等級，你懂我這意思的。」「這或許不是個很好笑的笑話，」眼見似乎說得過火，他迅速地補充，「但如果這是救命的藥，那就可得另當別論才對。」
他所持的論調似乎看來充分。非洲大部分國家沒有愛滋病藥物的專利權，是因為他們從未提出申請。社會運動者反對這樣的論調，認為這些國家不曾申請是因為沒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藥物。那些擁有葛蘭素和百靈佳（Boehringer Ingelheim）專利權的地方，是像南非和肯亞這些除了窮人以外，還是有不少有錢人的國家。而在特定藥物上的專利權，使得三合一療法的價格益形昂貴。
貝爾說，但那其他致命的疾病該怎麼說？結核病、瘧疾、小兒麻痺症和痲疹也同樣奪走成千的性命，現在治療這些疾病的藥物大多已經沒有專利權的問題並且十分便宜了。如果這個世界真想要讓每個病人都能康復，在許多年前早就該著手進行了，其實他意指的是—為何要只在愛滋病這件事上找我們的碴？
其實貝爾博士憎恨的是學名藥工業——那些以像印度、泰國、巴西及其他尚未有專利權制度的國家為基地的公司——他們靠仿製正牌藥物並以較便宜的價格賣出牟利。更讓製藥巨頭們作嘔的是，這些在他們眼中是小偷和海盜商的人，卻因為愛滋病的流行讓他們贏得敬重。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將印度公司西普拉製造的愛滋病學名藥物列入安全、高品質並可接受的名單中。2001 年十一月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杜哈舉行的協商會議中達成一項共識，准許處於健康危機中的貧窮國家可以不理會專利權的規範，進口便宜的學名藥物。
此時的貝爾博士的語氣，變得有如經驗老道的談判專家般激昂…「我想說的是，要及時行樂也可以！假使有一天我們發展出治癒愛滋病的藥物，我會告訴學名藥公司我成功了，你可以朝這方向試試看。但如果你要偷它，我不會讓你這麼做的，我的態度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但事實是我們到目前仍沒有治癒愛滋病的方法。我們也沒有預防愛滋的疫苗。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只是治療愛滋病的工具裡最不完善的一種，但每個人的表現，似乎已經把這樣的進展看作是研究過程的尾聲了，好像這已經是目前所能達到的最好境地一般…這樣迫不及待的及時行樂，好吧！我們儘管拋棄專利權吧！」
那葛雷絲注定要死是誰的錯呢？「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國家運作的失敗，不是市場的運作失敗。我感到很遺憾，但看看那些亞撒哈拉非洲區的政府的行徑，他們肯花了四十億歐元去買潛水艇，卻說沒錢去買愛滋病藥物！」他這邊指的是南非，這個國家在處理愛滋病問題上托托拉拉的態度，的確引起不少爭議。「他們讓愛滋問題變得如此不可收拾，終將會全然吃掉他們的國防預算，之後仍剩餘的那些國防預算，他們寧願花在購買武器上，抵抗那些我實在想不出來會是誰的敵人。」有些政府做得不錯，像烏干達、波札那、塞內加爾和象牙海岸，這些製藥工業以折扣價銷售抗愛滋藥物的國家，在社會運動者的認知裡，認為僅是一小部分人能負擔得起。
製藥工業，一向被指控忽視找出可治癒發生在世界最貧窮國家裡疾病的療法，尤其是那些殺死或重創父母和小孩的毀滅性疾病。愛滋病所帶來的巨大危機，首度讓這樣的忽視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是否貝爾博士認為製藥工業該對葛雷絲和相同處境的非洲女人負道德上的責任？「是的，」他簡潔地說道，「但刺激必須從外而來，從政府著手。這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可扮演的積極角色。」
但他也釋放出要社會運動者「別再攪局」的暗示性訊息。「如果這個工業在特定地區長期受到威脅，唯一會發生的是就是取消他們在那些地區的投入。正如你所知，在英國和美國，我們也有亟需治癒藥物的癌症病患，而這些公司的總部都是設在英國或美國，因此他們對那邊也有一定的責任。所以你要怎樣劃分你的忠誠？這些是願意自己掏腰包的病人，這情形正如你看到在聖誕時節裡的街頭募捐(總是有些人會願意出錢，但其間並沒有強迫)。製藥公司無法假裝若無其事地就這樣走了過去。」
【圖片說明】
讓一種新藥上市需要花費幾多錢？根據在2001年11月，Tuft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 （這個中心 65% 的經費來自製藥業）的研究結果，需要八億零兩百萬美金。但美國的消費者協會 Public Citizen 分析此數據後，結論是這個數字大約有75%是被灌水的，真正的花費應該在七千一百萬到一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之間。
不尋常地，Tufts所評估的68種藥物的研發過程中，沒有一個藥物是由所政府贊助研發的。
簡稱為IFPMA 的人為他們的立場而戰，為他們的利益辯護，並打壓一些社會運動者的訴求，這些訴求總是認為這些製藥鉅子們應該放棄昂貴藥物的專利權，以澤被地球上目前那些病得最嚴重且最貧苦的民眾們。
他之所以稱做「二世」，只是為了尊敬且緬懷他父親。貝爾的博士(doctor)稱謂—不是醫生，而指的是經濟學博士—他畢生幾乎都花在會議桌上的辯論，專長是擊潰對手及壓制在檯面下背著他暗中匯集的決議。他在政府單位共待了十三年，曾在美國貿易代表處工作的他，工作性質是迫使窮困的國家撤除貿易保護措施，好根據美國自己的主張來跟他們做生意。
他當下的任務是為藥物專利權辯護—新藥上市後，該公司可享受二十年獨斷的專利權。這表示這家公司在此二十年間可以把價錢訂得天高，據貝爾博士的辯稱，這只是為了當初研發時所投入的龐大投資，所做的回收舉動而已！他做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主張，表示一個新藥品從研發到上架為止，所需的花費竟要高達八億美金。
照這樣的算法，我想在馬拉威的葛雷絲只能逐漸地向死亡的終途筆直前進。在英國，購買具專利的抗愛滋藥物每年要花上一萬英鎊。受到從開普敦到加州等地憤怒運動者的壓力，製藥公司已經個別地為非洲國家調降藥價（雖然它們仍比學名藥公司所生產的多了至少兩倍以上價錢）。在目前兩千九百四十萬遭受愛滋病毒感染的人當中，卻只有少於五萬人正在服用這些救命的藥物。所以貝爾博士看來更振振有詞：「事實顯示了根本不是專利權的問題！」
而且製藥公司需要龐大的利潤。「60 年代左右，平均研發一項新藥大約要花費一百到兩百萬美金，」他說，「當今的花費卻已接近十億美金或歐元。原因是 50 和 60 年代研發是以抗生素為主。一些人跟我說，這樣新藥的問世就好比射殺池塘裡的鴨子一般簡單。細菌就是在那裡，這些製藥公司只要試圖找出抑制它們複製的材質與方式即可。但今天我們要面對的可是癌症、心臟病、愛滋病和精神分裂症這類難纏的疾病。這可不是簡單的化學程式就可以解決的！」
如果這些製藥公司要讓藥物取得執照，必須通過的所費不貲的層層環節，過程包括需持續不斷地測試，以確保它的安全性。貝爾博士從他那容量可觀的記憶裡，找出一個引證，「亞伯拉罕‧林肯總統於1859 年曾說過，專利會添加含有興致的燃料，使天才的創意得以被激發。當今的世界，你是需要這樣的燃料。」貝爾博士試圖讓我們相信專利是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它在富裕和貧窮的國家同樣可鼓勵新意。
去年九月，由英國國際發展事務大臣（development secretary）克萊兒‧蕭特（Clare Short）設立的智慧財產權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IPR），是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的。該委員會表示，專利對貧窮國家是有害的，它們讓價格居高不下，使得唯一的贏家總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這可不是 IFPMA 所樂見的報告。「我是極度的推崇克萊兒，蕭特，」貝爾博士是如此起頭，「但我認為她的錯誤在於，讓CIPR的組織無法完全反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他說，只有那些沒有專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才會加入這個組織。
他接受亞非窮國是無法負擔正牌藥物的事實。但他們同樣也無法負擔得起印度學名藥公司所製造的便宜複製品。「對沒有或只有一點點收入的人來說，價錢就是一道屏障。我是說我同樣也買不起我心目中的夢幻車種，像是 Jaguar XJE或是同等級，你懂我這意思的。」「這或許不是個很好笑的笑話，」眼見似乎說得過火，他迅速地補充，「但如果這是救命的藥，那就可得另當別論才對。」
他所持的論調似乎看來充分。非洲大部分國家沒有愛滋病藥物的專利權，是因為他們從未提出申請。社會運動者反對這樣的論調，認為這些國家不曾申請是因為沒有人能負擔得起這些藥物。那些擁有葛蘭素和百靈佳（Boehringer Ingelheim）專利權的地方，是像南非和肯亞這些除了窮人以外，還是有不少有錢人的國家。而在特定藥物上的專利權，使得三合一療法的價格益形昂貴。
貝爾說，但那其他致命的疾病該怎麼說？結核病、瘧疾、小兒麻痺症和痲疹也同樣奪走成千的性命，現在治療這些疾病的藥物大多已經沒有專利權的問題並且十分便宜了。如果這個世界真想要讓每個病人都能康復，在許多年前早就該著手進行了，其實他意指的是—為何要只在愛滋病這件事上找我們的碴？
其實貝爾博士憎恨的是學名藥工業——那些以像印度、泰國、巴西及其他尚未有專利權制度的國家為基地的公司——他們靠仿製正牌藥物並以較便宜的價格賣出牟利。更讓製藥巨頭們作嘔的是，這些在他們眼中是小偷和海盜商的人，卻因為愛滋病的流行讓他們贏得敬重。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經將印度公司西普拉製造的愛滋病學名藥物列入安全、高品質並可接受的名單中。2001 年十一月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杜哈舉行的協商會議中達成一項共識，准許處於健康危機中的貧窮國家可以不理會專利權的規範，進口便宜的學名藥物。
此時的貝爾博士的語氣，變得有如經驗老道的談判專家般激昂…「我想說的是，要及時行樂也可以！假使有一天我們發展出治癒愛滋病的藥物，我會告訴學名藥公司我成功了，你可以朝這方向試試看。但如果你要偷它，我不會讓你這麼做的，我的態度就是這樣，沒有別的！但事實是我們到目前仍沒有治癒愛滋病的方法。我們也沒有預防愛滋的疫苗。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只是治療愛滋病的工具裡最不完善的一種，但每個人的表現，似乎已經把這樣的進展看作是研究過程的尾聲了，好像這已經是目前所能達到的最好境地一般…這樣迫不及待的及時行樂，好吧！我們儘管拋棄專利權吧！」
那葛雷絲注定要死是誰的錯呢？「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國家運作的失敗，不是市場的運作失敗。我感到很遺憾，但看看那些亞撒哈拉非洲區的政府的行徑，他們肯花了四十億歐元去買潛水艇，卻說沒錢去買愛滋病藥物！」他這邊指的是南非，這個國家在處理愛滋病問題上托托拉拉的態度，的確引起不少爭議。「他們讓愛滋問題變得如此不可收拾，終將會全然吃掉他們的國防預算，之後仍剩餘的那些國防預算，他們寧願花在購買武器上，抵抗那些我實在想不出來會是誰的敵人。」有些政府做得不錯，像烏干達、波札那、塞內加爾和象牙海岸，這些製藥工業以折扣價銷售抗愛滋藥物的國家，在社會運動者的認知裡，認為僅是一小部分人能負擔得起。
製藥工業，一向被指控忽視找出可治癒發生在世界最貧窮國家裡疾病的療法，尤其是那些殺死或重創父母和小孩的毀滅性疾病。愛滋病所帶來的巨大危機，首度讓這樣的忽視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是否貝爾博士認為製藥工業該對葛雷絲和相同處境的非洲女人負道德上的責任？「是的，」他簡潔地說道，「但刺激必須從外而來，從政府著手。這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可扮演的積極角色。」
但他也釋放出要社會運動者「別再攪局」的暗示性訊息。「如果這個工業在特定地區長期受到威脅，唯一會發生的是就是取消他們在那些地區的投入。正如你所知，在英國和美國，我們也有亟需治癒藥物的癌症病患，而這些公司的總部都是設在英國或美國，因此他們對那邊也有一定的責任。所以你要怎樣劃分你的忠誠？這些是願意自己掏腰包的病人，這情形正如你看到在聖誕時節裡的街頭募捐(總是有些人會願意出錢，但其間並沒有強迫)。製藥公司無法假裝若無其事地就這樣走了過去。」
【圖片說明】
讓一種新藥上市需要花費幾多錢？根據在2001年11月，Tuft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 （這個中心 65% 的經費來自製藥業）的研究結果，需要八億零兩百萬美金。但美國的消費者協會 Public Citizen 分析此數據後，結論是這個數字大約有75%是被灌水的，真正的花費應該在七千一百萬到一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之間。
不尋常地，Tufts所評估的68種藥物的研發過程中，沒有一個藥物是由所政府贊助研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