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0-17 04:01:27taihen
愛滋狂潮－尤蘇夫‧哈米爾德，學名藥廠老闆(一)
尤蘇夫‧哈米爾德，學名藥廠老闆
製藥大亨們認為他是海盜商、竊賊。但畢業於劍橋大學，坐擁雪莉‧波特(Shirley Porter)夫人的倫敦舊居作為其避暑山莊的百萬富豪尤蘇夫‧哈米爾德（Yusuf Hamied），則相信自己是追隨著聖雄甘地(Ghandi)的腳步。他完美地複製了許多世界上最好及最重要的藥物，並將它們以極低的價格售出。哈米爾德博士和他的家人確實是非常的有錢，但許多窮人能擁有健康必須歸功於他，如果失去了健康，他們將會變得更加貧困。
哈米爾德博士的動機為何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結論對當下而言卻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因為有這個人的存在！他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價錢來供應抗愛滋病藥物，獨力地瓦解了幾間知名大藥廠的聯合壟斷。這個在 2000 年九月，一項有關愛滋議題的歐洲委員會中所提出的大膽提議，讓所有事似乎都變得可能。（「你可以聽到全場倒吸一口冷氣！」比爾‧哈達德（Bill Haddad）說，他是紐約郵報前研究記者，後來變成美國學名藥廠老闆）
長久以來我們總認為他們不可能負擔得起，因此根本毋需去思考如何讓這些人獲得治療的方法—這類有關「愛滋病藥物不是給窮人的」的假設，從哈米爾德的提議以下，自此不攻自破。
現在，於後哈米爾德時代，精靈是不會再回到瓶子裡去了。那些大藥廠被迫調降那些新而有效藥物的價格，並將它們銷售到他們過往無甚興趣去開發的市場—那些赤貧的非洲國家，此時在那兒一整個世代中的父母、老師和工人正瀕臨死亡。
哈米德博士的價錢卻仍然是較低的——他以孟買為基地的公司西普拉（Cipla），以每年約 304 美金的價錢販售含有三種藥物合併的雞尾酒療法，從前那些有牌的藥廠以大約一萬兩千美金賣出這些藥，現在則僅索價美金 727 元。
然而他的銷售量在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國家中仍舊非常的低。在非洲近三千萬遭到致命的愛滋病毒感染的人口裡，只有少於五萬人接受治療。而且，雖然馬拉威已下訂單來採購，但其中大部分的人仍無法獲得西普拉的製藥。
部分原因是卡在錢問題上—在每年平均國民所得低於兩百美元的國度裡，304 美元仍舊是個天文數字。但另一個的原因是在美國和歐洲知名藥廠所作的反擊，長久以來，他們總是企望讓這些有如海盜行徑的學名藥公司從地球上絕跡。他們的長期策略是，藉由世界貿易組織(WTO)裡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迫使每個國家都需簽署保障新上市的藥物具有二十年專利，這個協定看似可以有效地打擊學名藥公司。不過這個協定目前卻處於存廢危機爭中，導因於愛滋病危機及西普拉所提供可負擔的藥物。
製藥大廠們已經被迫調降他們的價格，同時辯稱學名藥的盜版行逕是不必要的。只因為一隻病毒，就可以嚴重地損害一堆貧窮國家的整體經濟，使得許多關切這個議題的人們開始相信：依賴那些慷慨的製藥大亨們所做的自動降價，提供亟需的藥物來讓窮人活命及國家的穩定，對整個世界而言並不是個很安全的解決方式。
在美國和歐洲的社會運動者，想法就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出一轍，認為學名藥的盛行—或是說他們對知名藥廠所帶來的威脅—是獲得他們可負擔藥物的唯一途徑，用以對付折磨他們同胞，並損害他們經濟的種種疾病。
在一年前，因為杜哈宣言（the Doha Declaration），使他們獲得的智慧財產權協定的解套方法，宣言中准許處於健康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不理會專利權的規範，購買他們負擔得起的學名藥物。現在的爭論在於，要去決定哪些國家以及其中有哪些疾病，窮人們是被允許購買便宜的藥物—支持企業立場的美國政府，希望將一些像氣喘、糖尿病、癌症的疾病排除，並且將這些特許的讓步協定，嚴格地限制在特定幾個的最貧困國家。
最重要的爭議是，在印度、巴西和泰國的學名藥公司，在2005 年智慧財產權協定中對專利權的規定開始生效後，能否被准許輸出藥品到那些無法自行製造便宜複製藥物的國家。除非他們被准許，否則治療愛滋病和其他疾病所研發出的新藥物，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對非洲而言，都是遙不可及且無法負擔的。
西普拉是哈米爾德博士的父親在 1935 年設立，當時是因為戰爭的緣故，使得藥物停止從歐洲輸入，所以那時設立的宗旨是企圖以本土的方式，解決印度當地的健康問題，它的網站上有一張甘地在參觀這個「印度的獨創企業」時，顯露出他欣喜表情的照片。
1972年，印度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只要製程不同，即使這些藥物仍具有國際的專利，還是准許複製它們。現在印度有數百家學名藥公司，但許多的規模都還很小。西普拉是其中最大的公司之一，根據哈米德博士的說法，這公司在市場上的資本額約估有十四億美金。
「我並不想利用愛滋病藥物來賺錢。」他說，「我已經在其他的藥品上賺夠多的錢了！在這個特別的議題上，我們為什麼不能整合所有的資源？我製造了八百種藥物。不從其中六種賺錢，我實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圖片說明】
此圖表為 2001 年各大藥廠盈餘及2002 年美國大選中各大藥廠政治獻金的排名表。可以發現除了盈餘驚人之外，更可以發現其中絕大部分的政治獻金是捐給共和黨，現金佔比例從 77%（Merck & Co. 默沙東藥廠）到 93%（Abbott Laboratories, 亞培藥廠）。若以整個產業計算，95%的政治獻金是流到共和黨手中(現任布希總統的政黨，也是國會大多數黨)。所以呢！這些知名藥廠需要國會山莊站在他們這邊！
於是美國官方派出的貿易代表成了那些製藥巨頭的打手。不管WTO的貿易規則已經准許那些處於健康危機中的國家購買學名藥，那些國家卻寧願不去冒觸怒美國，並可能導致將來貿易制裁的危險。
最近又找到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美國每年軍費抽出幾成，就可以供應全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答案是一成！大約400億美金，這金額等同去年美國報復性攻打阿富汗時的花費。
製藥大亨們認為他是海盜商、竊賊。但畢業於劍橋大學，坐擁雪莉‧波特(Shirley Porter)夫人的倫敦舊居作為其避暑山莊的百萬富豪尤蘇夫‧哈米爾德（Yusuf Hamied），則相信自己是追隨著聖雄甘地(Ghandi)的腳步。他完美地複製了許多世界上最好及最重要的藥物，並將它們以極低的價格售出。哈米爾德博士和他的家人確實是非常的有錢，但許多窮人能擁有健康必須歸功於他，如果失去了健康，他們將會變得更加貧困。
哈米爾德博士的動機為何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結論對當下而言卻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因為有這個人的存在！他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價錢來供應抗愛滋病藥物，獨力地瓦解了幾間知名大藥廠的聯合壟斷。這個在 2000 年九月，一項有關愛滋議題的歐洲委員會中所提出的大膽提議，讓所有事似乎都變得可能。（「你可以聽到全場倒吸一口冷氣！」比爾‧哈達德（Bill Haddad）說，他是紐約郵報前研究記者，後來變成美國學名藥廠老闆）
長久以來我們總認為他們不可能負擔得起，因此根本毋需去思考如何讓這些人獲得治療的方法—這類有關「愛滋病藥物不是給窮人的」的假設，從哈米爾德的提議以下，自此不攻自破。
現在，於後哈米爾德時代，精靈是不會再回到瓶子裡去了。那些大藥廠被迫調降那些新而有效藥物的價格，並將它們銷售到他們過往無甚興趣去開發的市場—那些赤貧的非洲國家，此時在那兒一整個世代中的父母、老師和工人正瀕臨死亡。
哈米德博士的價錢卻仍然是較低的——他以孟買為基地的公司西普拉（Cipla），以每年約 304 美金的價錢販售含有三種藥物合併的雞尾酒療法，從前那些有牌的藥廠以大約一萬兩千美金賣出這些藥，現在則僅索價美金 727 元。
然而他的銷售量在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國家中仍舊非常的低。在非洲近三千萬遭到致命的愛滋病毒感染的人口裡，只有少於五萬人接受治療。而且，雖然馬拉威已下訂單來採購，但其中大部分的人仍無法獲得西普拉的製藥。
部分原因是卡在錢問題上—在每年平均國民所得低於兩百美元的國度裡，304 美元仍舊是個天文數字。但另一個的原因是在美國和歐洲知名藥廠所作的反擊，長久以來，他們總是企望讓這些有如海盜行徑的學名藥公司從地球上絕跡。他們的長期策略是，藉由世界貿易組織(WTO)裡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迫使每個國家都需簽署保障新上市的藥物具有二十年專利，這個協定看似可以有效地打擊學名藥公司。不過這個協定目前卻處於存廢危機爭中，導因於愛滋病危機及西普拉所提供可負擔的藥物。
製藥大廠們已經被迫調降他們的價格，同時辯稱學名藥的盜版行逕是不必要的。只因為一隻病毒，就可以嚴重地損害一堆貧窮國家的整體經濟，使得許多關切這個議題的人們開始相信：依賴那些慷慨的製藥大亨們所做的自動降價，提供亟需的藥物來讓窮人活命及國家的穩定，對整個世界而言並不是個很安全的解決方式。
在美國和歐洲的社會運動者，想法就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出一轍，認為學名藥的盛行—或是說他們對知名藥廠所帶來的威脅—是獲得他們可負擔藥物的唯一途徑，用以對付折磨他們同胞，並損害他們經濟的種種疾病。
在一年前，因為杜哈宣言（the Doha Declaration），使他們獲得的智慧財產權協定的解套方法，宣言中准許處於健康危機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不理會專利權的規範，購買他們負擔得起的學名藥物。現在的爭論在於，要去決定哪些國家以及其中有哪些疾病，窮人們是被允許購買便宜的藥物—支持企業立場的美國政府，希望將一些像氣喘、糖尿病、癌症的疾病排除，並且將這些特許的讓步協定，嚴格地限制在特定幾個的最貧困國家。
最重要的爭議是，在印度、巴西和泰國的學名藥公司，在2005 年智慧財產權協定中對專利權的規定開始生效後，能否被准許輸出藥品到那些無法自行製造便宜複製藥物的國家。除非他們被准許，否則治療愛滋病和其他疾病所研發出的新藥物，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對非洲而言，都是遙不可及且無法負擔的。
西普拉是哈米爾德博士的父親在 1935 年設立，當時是因為戰爭的緣故，使得藥物停止從歐洲輸入，所以那時設立的宗旨是企圖以本土的方式，解決印度當地的健康問題，它的網站上有一張甘地在參觀這個「印度的獨創企業」時，顯露出他欣喜表情的照片。
1972年，印度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只要製程不同，即使這些藥物仍具有國際的專利，還是准許複製它們。現在印度有數百家學名藥公司，但許多的規模都還很小。西普拉是其中最大的公司之一，根據哈米德博士的說法，這公司在市場上的資本額約估有十四億美金。
「我並不想利用愛滋病藥物來賺錢。」他說，「我已經在其他的藥品上賺夠多的錢了！在這個特別的議題上，我們為什麼不能整合所有的資源？我製造了八百種藥物。不從其中六種賺錢，我實在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圖片說明】
此圖表為 2001 年各大藥廠盈餘及2002 年美國大選中各大藥廠政治獻金的排名表。可以發現除了盈餘驚人之外，更可以發現其中絕大部分的政治獻金是捐給共和黨，現金佔比例從 77%（Merck & Co. 默沙東藥廠）到 93%（Abbott Laboratories, 亞培藥廠）。若以整個產業計算，95%的政治獻金是流到共和黨手中(現任布希總統的政黨，也是國會大多數黨)。所以呢！這些知名藥廠需要國會山莊站在他們這邊！
於是美國官方派出的貿易代表成了那些製藥巨頭的打手。不管WTO的貿易規則已經准許那些處於健康危機中的國家購買學名藥，那些國家卻寧願不去冒觸怒美國，並可能導致將來貿易制裁的危險。
最近又找到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美國每年軍費抽出幾成，就可以供應全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
答案是一成！大約400億美金，這金額等同去年美國報復性攻打阿富汗時的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