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之心情(汪兆銘遺書)
最後之心情(汪兆銘遺書)
兆銘來日療醫,已逾八月。連日發熱甚劇,六二之齡,或有不測。念銘一生隨國父奔走革命,不遑寧處。晚年目睹巨變,自謂操危慮深。今國事演變不可知;東亞局勢亦難逆睹,口授此文,並由冰如(謹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銘
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爲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爲蘇計,實計之得!爲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捨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變以還,日本侵逼,有加無已,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片戰聲。渝府焦心積慮,亦惟以不變應萬變,以謀國府基礎之安全。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又必須本黨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後日人始信吾人有謀和可能,而爲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人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兆銘行險僥倖,或不爲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然當時之念國際演變,已至千鈞一髮局面,此時不自謀,將來必有更艱險更不忍見內外夾攻之局勢發生,馴至雖欲自爲之謀而不可得。兆銘既負國事責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輕棄其或有可能之途徑。年來昭告國人者曰:「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則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産,仍爲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瀕於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於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如儘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求是,切忌虛矯,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負責任:則兆銘自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餘年來,固未嘗不以跳火坑自矢。個人與同志屢遭誣衊,有壬(唐)、仲鳴(曾)、次高(沈)被戕者數數。今春東來就醫,即因民廿四之一彈,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爲中國未來,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爲。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爲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日本如能早日覺悟及此,以中國爲日美謀和之橋樑,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爲之勉籌化干戈爲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也。
兆銘竊有慮者,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勢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大有可慮者也。
兆銘於民主政治夙具熱忱,民十九擴大會議之後,曾通過憲法,當時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爲與虎謀皮,然仍以爲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兩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爲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爲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爲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銘交涉有得,無傷於渝方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爲釜望爲薪」者,實爲此意,所以不惜艱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時,銘始與對日之役,其後兩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迫,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
九一八初起當時,粵方派陳友仁渡日與幣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寧方同志,寄望於國聯,斥爲賣國。及淞滬長城諸役衄敗後,累次交涉,見日本政出多門,而軍人勢力膨脹,海陸之傾軋,議會制度之破産,軍閥野心之無已境,其前途如失韁野馬,彼國之有識者早引爲隱憂。兆銘離渝與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對象,爲日本政府無力控制之軍人;爲淪陷區當地之駐軍;爲仰軍人鼻息之外交使節;爲跋扈日張之校、佐、特務,而非其國內一二明大體識大勢之重臣。然以銘在國府之關係,與乙巳以來追隨國父四十年之地位,對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爲謀我滅我之資,亦不得不以之爲交涉對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勝於南北舊官僚(按指維新、臨時兩政泉),兆銘即可於此時覘其國而窺其向。況彼政出多門,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對彼元老重臣,銘固未嘗不以東亞大局危機爲憂,以國父「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之言爲戒。即彼跋扈自大,無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級機關於盡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兇焰,以待其敝。
又日軍閥氣焰雖盛,進退時見逡巡,海陸軍之交誹,時或露真相於我。然其表現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樞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標榜,駐屯軍亦不能故違,只能拖延圖利。是以國府交涉之對象,非其謀國之臣,而爲重利之酋,銘仍不至於一著全輸而無以自立。即我或無法延拖改變其初衷,在淪陷範圍,彼既承認我政府爲盟邦,爲復興東亞之夥伴,即不能全不顧我民生需要與政府體制,仍可爲民生留一線之機,此實國難嚴重非常時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銘爲國之切謀一己犧牲之拙策,屢爲二三同志言之者。
蓋中國爲弱國,無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強大之理。蔣爲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爲謠諑,以促使國府之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淪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即國府過去打倒者如吳××(按指吳佩孚),所斥如安福餘孽×××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銘亦必儘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爲國事奮鬥之曆史於不顧,亦以此爲曆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艱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爲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是以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爲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而中國局面之收拾,則誠爲不易,戰後大難,更有甚於戰爭之破壞,必有待於日軍之和平撤退而後,政府陸續規復,始得保存元氣。民國二十六年廬山會議時,銘已懷此隱憂,時至今日,而此種跡象,蓋益顯著。苟國人能稍抑其虛憍自滿之心,實事求是,日本能憬然於侵略之無所得,戰局之逆轉,化戾氣爲祥和,亦爲一念,端在局勢之最後如何發展耳。
民國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長山本秀實入京,事後語人雲:「
今於此亦可爲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爲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爲中央軍校之校訓,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爲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復興中華,保衛東亞」,乃清末同盟會「驅除韃虜,復興中華」之餘音。「同生共死」,爲事變前某文中之成句。至於條約交涉各端,更可謂殫心竭慮,實已盡其檢討對策之能事。且戰爭結束,日軍議和撤退,此項條約,終成廢紙,固無礙於國家之復興。
目前所疚心者,東北與內蒙問題,迄未得合理之解決方策耳。然關於東北內蒙,本月與小磯言,同意有改變之餘地。如銘不幸病歿抱憾以終者,未能生見九一八事件之起因東北之收復耳。然在九一八以前,東北地方政府與日本懸案,積有百餘件,懸而未決,地方中央,互相諉責,大禍終啓。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爲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時,爲事變十三年來惟一有憬悟與誠意收拾時局之一時期。中國如謀振奮自強而又一切求之主動者,理當爭取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俾其從容退兵,收其實利,一隙之乘,肇端於此。回憶三年前山本之言,蓋亦謂燭見機先,不可以爲敵方之新聞界人士而忽視其意也。
華北五省局面,殊形複雜,一年來稍有變動,尚未受中央(按指汪政權)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鬆,我當緊力準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於十三年前奉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已於政府及黨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畫,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準備,此意當由冰如商公博以銘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之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爲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於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瞭中國抵抗,出於被侵略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對於渝方,當使其瞭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有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澈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期與吾黨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爲共同之認識與共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