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身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條件不佳(產業結構失衡、財政問題)造成產業出走、資金外流、失業率攀升的狀況而產生了經濟危機(economic coisis )－政府收入不足支出卻逐年增加。而政府為了要保有經濟體系繼續正常運作會採取二種策略(根據O’connor的理論)，分別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社會費用(social expenses)。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包括以直接方式像融資貸款、公共計畫等刺激資本家投資信心的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和以間接方式向職業訓練、失業津貼的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此兩種方式皆有利於資本累積。

社會費用(social expenses)主要用於弱勢族群，意即「社會性支出」，可增加企業信心，減低信心危機，並降低社會性傷害，維持、確保社會和諧。

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和社會費用(social expenses)有可能是一個方案的共同組成，共同特質相結合，像是現階段的擴大公共就業服務方案即為一例。

以目前政府收支結構來觀察，可以發現收入不足，支出卻年增加的現象﹔且以歲出結構來看，社會福利支出佔１８．３５%，高於經境發展的１４．５%。再政府高喊拼經濟的同時，社會福利支出竟高於經濟發展的支出，有此可看出政治操盤的痕跡:像是佔最大比例的的社會保險(55.06%)其保險費率因政治力介入而無法依據精算原則，進行理性調整，而必須挪用稅收填補虧損，居次的福利服務(44.46%)中有八成(189億)拿來發放敬老津貼，為選票承諾的實踐化，曲解社會福利意涵﹔比例最少的社會救助中(0.48%)中幾乎都為中低收入戶的住院給付，顯示其殘補特性的受益者多為老人。

社會福利資源分配的適當性應建立在機會的公平(教育)和安全保障(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的準則上。就其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的兩難，應是鼓勵私人資本累積的經濟性(拉力)和政府提升公共服務即正當性的社會性衝突(推力)。經濟成長仰賴資本累積，而政府為增加企業信心與保障資本家利益會制定鼓勵方案﹔另一方面，為維護政權合法性，避免出現理性危機－資本累積和正當性無法取得平衡，便會對弱勢團體提供最低保障服務的公共性支出，即社會費用。

政府的干預有助於資本主義擴張或妨礙發展，社會福利預算應被視為投資性或生產性支出，其效果是長遠的，不單是眼前所見的消費性支出，而是國家機器的運作推力。經濟與社會福利就像是根與果實的關係，社會福利除了補其不足，也增益了效用與福祉。


目前狀況說明

在景氣不振的環境下，政府順應世界潮流以擴張預算支應，9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高達２３８１億元，赤字佔GDP達2.4%，在政權轉移後至今，債務餘額由2兆３５７５億元攀升至３兆１０２５億元，三年債務增加了7450億元，其累積速度更為前七年平均的1.28倍，使其在洛桑管理學院的評比中，被列為四十九國中的第四十八名，使得台灣每人每年負債高達二十餘萬元，而舉債也已超過法定上限。台灣儼然已成為高赤字高債務的國家。

政府背負著龐大的債務，其負擔及償還的金額不僅僵化預算結構，排擠其他正常支出，還將禍至子孫。另一方面，受環境的外在因素國際經濟景氣變動及WTO的競爭效應﹔結構的內在因素產業的發展取向(偏重高科技產業及產業外移)連帶使得失業率不斷攀升至5.17%﹔調降利率更造成家庭收入減少，可支配所得及儲蓄率下降，所得最低2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下降10.7，而最高20%家庭卻上升2.1%，由此可見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貧富差距不斷被拉大的台灣社會。

為解決台灣財政問題，可從社會福利著手，就政府角度而言，可分為對特定弱勢族群以公共預算保障其生活的社會救助以及屬國人經濟生活風險的共同分擔，雖無需預算支應，但須立法建制的社會保險兩類。雖然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有其政策界定，但受短期的政治考量影響，我國保險費率低於精算費率所造成的巨額虧損，乃由國家負擔，已失去保險的自助互助精神。

另外，為因應高齡化趨勢且解決社會救助的變質化(已成為另類老人醫療補助)，應早日推動國民年金制度，整合現行勞保、勞退、公軍教保、退撫等四大具儲蓄養老性質的社會保險及制度。此外，為解決前述的失業問題，提振經濟景氣和維護社會安定，行政院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提供約75000個不需複雜技能的工作給中高齡者、婦女、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特定弱勢群，而方案性質為social consumption，以間接方式刺激投資者信心和social expenses，以社會性支出－確保社會和諧，並減低企業信心危機的結合體，盼能改善目前結構性失業而引發的連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