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28 17:12:45紅冰
石頭夢／石頭人
石頭夢／石頭人
《石頭夢》，「又是」一部激起大夥激辯、討論的片子？討論什麼呢？你看到了什麼？是省籍？是族群和解？是土地認同？你的仇人或者伙伴或者毫無關係？
族群衝突或和解？
在傳統的省籍對立觀之外，大家都看得出胡台麗《石頭夢》中試圖呈現的省籍交融與土地認同。誠如張茂桂教授在自由日報副刊一篇談「族群和解」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劉必稼的生平體現出「低階官兵」的生活，多數士兵都和他一樣，不但在動亂的年代被抓兵，被迫來台以後又被政府派到「荒涼」的鄉村開墾。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停留在張教授這種過於簡化的印象之中，也就是依然將當代台灣社會簡化為兩個群體，並敘述其彼此之間有不同歷史經驗和不同的社會觀，如此一來，使得整部《石頭夢》變的沒有太大的批判性，也頂多呈現出異質社會中的「另一個」案例罷了，即便呼喚了部分「非權貴」的外省人及其後代的共鳴，或引起部分「恨外省人者」的一點點同情，也僅僅雷同於任何一部揭露「二二八」史實的文本，只能將感覺結構的共振封閉在原本就後設好的差異群體之內。雖然張茂桂認為，要藉由這樣的文本去瞭解，才能更正「自己」原本的謬誤，進一步邁向和解，但如果思想中已預先設定了「省籍邊界」為最高指導原則，那何必談和解？如果看不見隱藏在《石頭夢》裡的劉必稼之生平以外更深刻的東西，如何談和解？
在這個問題上，或許胡台麗自己在座談會表達的的較為進一步：『心繫故土是不忘根，是至情至性，在新的時代，卻沒有被珍貴的肯定，反而被現代政治扭曲為「不愛台灣」』。或許，先拋棄省籍對立的後設觀點，才能從真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去發現，受壓迫者承受的痛苦其實沒有差別。
看見國家暴力與歷史
像劉必稼之類被分派到荒山遍野「墾荒」的事情，其實是蔣介石政權一方面無力解決眾多士兵的生活必須，而另一方面擔憂無所事事的官兵聚集在一起生成兵變，說白了就是為了鞏固統治的穩定性，而將多餘的士兵派出「開山開路開墾」，以及鞏固統治正當性，而施行「公地放領」、「假退伍」等等眾多命令，在養不起軍隊的狀況下讓官兵「自謀生活」，相信政府。然而，在這裡面必須解構「國家」對外省低階官兵而言，自始至終是暴力的行使，即便不用他們來作戰了，也放到鄉村中，美其名是讓官兵擁有土地同時墾荒，事實上也是讓大批部隊滲入各地原本的社會網絡中，至終要將這批人的功能性用到極限。
正如同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國家以軍隊壓迫人民，我們首先必須拉出「國家—人民」這組關係，而不僅是將粗糙地將「劉必稼這類人」劃歸為差異社會中的一種個案，唯有更進一步體認，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並無差別，只是形式與手段不同。
然而如何更進一步呢？如果只像張茂桂那樣粗糙的把問題設定放在劉必稼身上，而詢問：哪裡是家呢？外省人是不是認同台灣呢？「本省」（暫且稱為本省）老婆死了還想不想繼續留在台灣呢？面對毫無血緣關係的「兒子」劉必稼要怎麼辦呢？或者更常見的「台灣對他來說是不是臨時的棲所而非家呢？」等等，那麼未免太小看紀錄片文本所能呈現的多重細節。
除了較為理論性的看見過去各種壓迫事件幕後的力量，拉出「外省人」不等同於「外省統治者」以外，或者看見不同社會群體的內部差異性以揭露「省籍」這個極端不適用的分類方式，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把問題放在「阿興」身上，然後才能體會從阿興這個角色所開啟的敘事。
真實社會：阿興
胡台麗自己的名字其實也是姑且泛稱為「外省」族群中的普遍現象，如同另一位紀錄片導演湯湘竹，「台」、「湘」、「竹」或其他以地名簡稱放入自己小孩名字裡面的外省人，將過去的鄉愁—未來的根著予以隱喻，但這除了情感的表達，大概只有政客才會拿來用作政黨鬥爭的國族論述操作。雖然我們並無法從《石頭夢》中見到這樣的關係，因為阿興是劉必稼無血緣的兒子，然而我們也無須將上述的關係過份看重，因為藉由「石頭」，胡台麗找到了新的連結。而且在這麼多年之後，胡台麗何需因為找到了劉必稼而就替陳耀圻的紀錄片發展一部「劉必稼生活史」的「續」呢？那未免多此一舉，也顯得張茂貴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或其他只關注在討論劉必家之生活評論者們，其實想的不夠深。
藉由「石頭」，胡台麗已經製造／發現了連結。劉必稼與「石頭」的緣分呈現在陳耀圻的片子裡，但是在胡台麗的片中，那其實只是背景，當鏡頭掃過劉必稼耕耘過的土地再帶到阿興站在溪畔的「石頭」群中，何嘗不是展現了兩者的連帶？大多數的評論者，把焦點放在劉必稼與土地及認同的議題上，卻忽略了胡台麗藉由石頭，不僅點出整個村裡外省老兵的夢，即他們「擁有這塊地」的喜悅，更藉著石頭將兩個無血緣關係的父子給聯繫在一起，同時，這些石頭也是阿興的夢，整理這些「石頭」所開闢出來的土地完成了老兵的夢想，同時，片尾阿興找到自己滿意的石頭也完成了阿興的夢。
為什麼多數的評者不去說這一點？反而立即的將焦點放在「族群」與「和解」上呢？在這裡我想要說，就是這些評論人的這些觀點，反映了整個台灣社會目前的變形扭曲。尤其，關於「族群和解」我們其實不用多說，因為阿興已經藉由他的發言說的很清楚「叫叔叔」但是「還是會當爸爸一樣看」，即使媽媽過世了，並無礙於劉必稼繼續住在家裡，甚至因為劉必稼老了，他們也不願意劉必稼冒險往大陸去，因為他們「已經」有了連結，不須言喻。
不但不用多說，我們還必須發展《石頭夢》所帶入的新的發問：一些失業的市井小民回到自己的家鄉。它其實也戳破過去錯誤的關係設定：外省政府—本省人民。亦即，如『果陳水扁這個本省南部鄉村貧戶的孩子』當了總統，或者『那個主張台灣正名建國的北部福佬客李登輝』，事情會就不同於『浙江善化威權統治者蔣介石』，則為何這個社會仍不斷的有企業賺飽飽，但同時有人不斷失業？還是，如王墨林在座談會所說，這塊土地這麼貴我們根本買不起，為什麼我們要認同？
這其實呼應前面所說的，抽離且重新定義「國家—人民」這組關係，因為國家不僅是坐在總統府裡面那個人，還是整個支持他的社會權貴集團，他們構成了一個與「一般人民」無關的統治結構，無論統治集團是誰，他們在乎的僅僅是，怎樣的操作才能激起人民之間的對立並且忽視政府其實沒有做好自己該做的民生議題，以及，怎樣在激起人民對立的情境中穩固自己的權勢。
石頭，不僅是關於土地的認同的家庭之夢的衍申，還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未來的憧憬的理想之夢隱喻。
《石頭夢》，「又是」一部激起大夥激辯、討論的片子？討論什麼呢？你看到了什麼？是省籍？是族群和解？是土地認同？你的仇人或者伙伴或者毫無關係？
族群衝突或和解？
在傳統的省籍對立觀之外，大家都看得出胡台麗《石頭夢》中試圖呈現的省籍交融與土地認同。誠如張茂桂教授在自由日報副刊一篇談「族群和解」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劉必稼的生平體現出「低階官兵」的生活，多數士兵都和他一樣，不但在動亂的年代被抓兵，被迫來台以後又被政府派到「荒涼」的鄉村開墾。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停留在張教授這種過於簡化的印象之中，也就是依然將當代台灣社會簡化為兩個群體，並敘述其彼此之間有不同歷史經驗和不同的社會觀，如此一來，使得整部《石頭夢》變的沒有太大的批判性，也頂多呈現出異質社會中的「另一個」案例罷了，即便呼喚了部分「非權貴」的外省人及其後代的共鳴，或引起部分「恨外省人者」的一點點同情，也僅僅雷同於任何一部揭露「二二八」史實的文本，只能將感覺結構的共振封閉在原本就後設好的差異群體之內。雖然張茂桂認為，要藉由這樣的文本去瞭解，才能更正「自己」原本的謬誤，進一步邁向和解，但如果思想中已預先設定了「省籍邊界」為最高指導原則，那何必談和解？如果看不見隱藏在《石頭夢》裡的劉必稼之生平以外更深刻的東西，如何談和解？
在這個問題上，或許胡台麗自己在座談會表達的的較為進一步：『心繫故土是不忘根，是至情至性，在新的時代，卻沒有被珍貴的肯定，反而被現代政治扭曲為「不愛台灣」』。或許，先拋棄省籍對立的後設觀點，才能從真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去發現，受壓迫者承受的痛苦其實沒有差別。
看見國家暴力與歷史
像劉必稼之類被分派到荒山遍野「墾荒」的事情，其實是蔣介石政權一方面無力解決眾多士兵的生活必須，而另一方面擔憂無所事事的官兵聚集在一起生成兵變，說白了就是為了鞏固統治的穩定性，而將多餘的士兵派出「開山開路開墾」，以及鞏固統治正當性，而施行「公地放領」、「假退伍」等等眾多命令，在養不起軍隊的狀況下讓官兵「自謀生活」，相信政府。然而，在這裡面必須解構「國家」對外省低階官兵而言，自始至終是暴力的行使，即便不用他們來作戰了，也放到鄉村中，美其名是讓官兵擁有土地同時墾荒，事實上也是讓大批部隊滲入各地原本的社會網絡中，至終要將這批人的功能性用到極限。
正如同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國家以軍隊壓迫人民，我們首先必須拉出「國家—人民」這組關係，而不僅是將粗糙地將「劉必稼這類人」劃歸為差異社會中的一種個案，唯有更進一步體認，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壓迫並無差別，只是形式與手段不同。
然而如何更進一步呢？如果只像張茂桂那樣粗糙的把問題設定放在劉必稼身上，而詢問：哪裡是家呢？外省人是不是認同台灣呢？「本省」（暫且稱為本省）老婆死了還想不想繼續留在台灣呢？面對毫無血緣關係的「兒子」劉必稼要怎麼辦呢？或者更常見的「台灣對他來說是不是臨時的棲所而非家呢？」等等，那麼未免太小看紀錄片文本所能呈現的多重細節。
除了較為理論性的看見過去各種壓迫事件幕後的力量，拉出「外省人」不等同於「外省統治者」以外，或者看見不同社會群體的內部差異性以揭露「省籍」這個極端不適用的分類方式，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把問題放在「阿興」身上，然後才能體會從阿興這個角色所開啟的敘事。
真實社會：阿興
胡台麗自己的名字其實也是姑且泛稱為「外省」族群中的普遍現象，如同另一位紀錄片導演湯湘竹，「台」、「湘」、「竹」或其他以地名簡稱放入自己小孩名字裡面的外省人，將過去的鄉愁—未來的根著予以隱喻，但這除了情感的表達，大概只有政客才會拿來用作政黨鬥爭的國族論述操作。雖然我們並無法從《石頭夢》中見到這樣的關係，因為阿興是劉必稼無血緣的兒子，然而我們也無須將上述的關係過份看重，因為藉由「石頭」，胡台麗找到了新的連結。而且在這麼多年之後，胡台麗何需因為找到了劉必稼而就替陳耀圻的紀錄片發展一部「劉必稼生活史」的「續」呢？那未免多此一舉，也顯得張茂貴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或其他只關注在討論劉必家之生活評論者們，其實想的不夠深。
藉由「石頭」，胡台麗已經製造／發現了連結。劉必稼與「石頭」的緣分呈現在陳耀圻的片子裡，但是在胡台麗的片中，那其實只是背景，當鏡頭掃過劉必稼耕耘過的土地再帶到阿興站在溪畔的「石頭」群中，何嘗不是展現了兩者的連帶？大多數的評論者，把焦點放在劉必稼與土地及認同的議題上，卻忽略了胡台麗藉由石頭，不僅點出整個村裡外省老兵的夢，即他們「擁有這塊地」的喜悅，更藉著石頭將兩個無血緣關係的父子給聯繫在一起，同時，這些石頭也是阿興的夢，整理這些「石頭」所開闢出來的土地完成了老兵的夢想，同時，片尾阿興找到自己滿意的石頭也完成了阿興的夢。
為什麼多數的評者不去說這一點？反而立即的將焦點放在「族群」與「和解」上呢？在這裡我想要說，就是這些評論人的這些觀點，反映了整個台灣社會目前的變形扭曲。尤其，關於「族群和解」我們其實不用多說，因為阿興已經藉由他的發言說的很清楚「叫叔叔」但是「還是會當爸爸一樣看」，即使媽媽過世了，並無礙於劉必稼繼續住在家裡，甚至因為劉必稼老了，他們也不願意劉必稼冒險往大陸去，因為他們「已經」有了連結，不須言喻。
不但不用多說，我們還必須發展《石頭夢》所帶入的新的發問：一些失業的市井小民回到自己的家鄉。它其實也戳破過去錯誤的關係設定：外省政府—本省人民。亦即，如『果陳水扁這個本省南部鄉村貧戶的孩子』當了總統，或者『那個主張台灣正名建國的北部福佬客李登輝』，事情會就不同於『浙江善化威權統治者蔣介石』，則為何這個社會仍不斷的有企業賺飽飽，但同時有人不斷失業？還是，如王墨林在座談會所說，這塊土地這麼貴我們根本買不起，為什麼我們要認同？
這其實呼應前面所說的，抽離且重新定義「國家—人民」這組關係，因為國家不僅是坐在總統府裡面那個人，還是整個支持他的社會權貴集團，他們構成了一個與「一般人民」無關的統治結構，無論統治集團是誰，他們在乎的僅僅是，怎樣的操作才能激起人民之間的對立並且忽視政府其實沒有做好自己該做的民生議題，以及，怎樣在激起人民對立的情境中穩固自己的權勢。
石頭，不僅是關於土地的認同的家庭之夢的衍申，還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未來的憧憬的理想之夢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