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呂書》重利思想
在《呂氏春秋》中，重「利」的思想頗為突出，當中最明顯的為其政治主張，《呂書》認為政府的起源在於「全生」，在於利群；管治天下的手段在於利用人的情欲，要「能令人得欲無窮」，換言之就是讓人得其利。從這看來，不難看到《呂氏春秋》中的重利思想，樂利主義。

政府設立在於利群
《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大致根據「法天地」的自然主義，發展貴生的思想。在〈本生〉篇：
「始生之者，天（地）〔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政府的設立在於「全生」，在於利群，〈恃君〉篇曰：
「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群，而人備可完矣。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利之〕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為君者對己要「貴生」、要「重己」，治國則要「貴公」、「去私」，利民而非自利。
所以〈恃君〉篇云：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
〈貴公〉篇亦言：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管治手段在於利用人的情欲
政府的功用在於「全生」，故認為管治之手段在於利用人的情欲。〈用民〉篇說：
「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
〈為欲〉云：
「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
「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欲惡是政策的紀綱，欲望愈多的人，愈可得用；欲望愈少的人，愈不可得用；無欲望的人誰也不能用之。為君者若能滿足人之欲，讓各人得其利，則人人皆為所用。


以「愛利」為政治綱領
從上文可見，《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著重使人民得其欲，這是一種樂利主義。《呂氏春秋》提倡樂利主義的政治思想，而健全的樂利主義必須建築在健全的「貴己」、「貴生」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故此，《呂書》論政治，常提出「愛利」的目標。
〈離俗〉篇：
「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
〈適威〉篇云：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


以利為義
我們亦可從《呂氏春秋》中看到「以利為義」的思想。〈長利〉篇：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此不計個人是生死窮達，以利國利人為義，甚近於墨家以利為義的思想。
《墨子‧經上》：「義、利也。」《墨子‧耕柱》：「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綜觀以上而言，《呂氏春秋》認為政府之設立在於利群、利民；人可以追求各自的欲望、利益；利用人的情欲是為君者的管治手段；凡有利於天下者就是義。



二、孟子之義利觀
前面提及《呂氏春秋》之重「利」的思想，《呂書》強調了「利」的作用。另一方面，另一部先秦散文《孟子》，亦多有論及「利」，然《孟子》論「利」之同時與「義」並舉，目的在於突出「義」的性質。
《孟子》與《呂書》相反，《孟子》反對人追求「利」，指出，凡為利者，皆是不當的。筆者於下文敘述《孟子》一書對「利」的看法，簡述其義利觀。然後在一部分再為兩者作比較。

凡「利」皆不當
出在《孟子》一書中，凡為利者，皆是不當的。這一點，司馬遷也對此作出總結和評論。
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卷七十四)的開首：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從這裏，可看到孟子所言之「利」，非作正面之意。司馬遷肯定了「利，誠亂之始，禍之源。」


「利」蔽本性
〈告子上〉中: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脪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孟子舉「一簞食，一豆羹」極言食物之少，而「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則又說明這極少的一點食物的重大價值。這樣珍貴的食物若經「爾」、「蹴爾」而施捨出來，那便是對人格的侮辱，這不義之食，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尚且不肯接受。可見人們的羞恥之心，是勝過求生的欲望，而所謂「羞恥之心」，乃孟子所謂「義之端也」。
「萬鍾」與「一簞食，一豆羹」相比，數量上是大大增加了，但其意義、價值卻減少了，因為接受「萬鍾」的俸祿，不外乎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氏乏得我」之類身外之物，這同生命本身的價值相比，當然是微不足道。前一個例子裡，人們在「生」與「義」之間選擇了後者，但在後一個例子裡，人們卻在遠不如生命重要的身外物(利)和義之間選擇了前者，足見這些見利忘義的小人的荒謬可笑。孟子指出人之所以會做出這樣愚蠢的行為，正是受到「利」所蒙蔽，才會失掉本性。

「利」，禍之源也
在〈告子下〉中：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從上可見，「義」、「利」之間，孟子必擇義，這也是「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的道理。亦由此可見，重「利」會禍及整個社會，人皆「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凡事應以義為先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梁惠王所談及的「利」，是指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則說求「利」之害，「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梁惠王的重利輕義可使「國危」、出現公卿大夫弒奪之禍。
孟子認為，凡事不可以利為先，以義為後；應向義處思量，不應以利為依歸；見事須以是和非作準則，不可只重利害。聖人做事，只向義邊做；然而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綜觀以上而言，《孟子》認為「利」，乃亂之始、禍之源也，它使蒙蔽人的本性，使人「與義分背」，人人取利捨義，失掉羞惡辭讓之心，禍及社會。他認為凡事以義為先，所謂「君子喻於義」。



三、《呂書》中可合《孟子》義利觀之處
從上可見，《呂氏春秋》與《孟子》對「利」的看法，表面上存在著對立的關係。《呂書》重視「利」，政府之設置源起於利群，鼓勵人追求利以達管治國家之效。《孟子》則清楚指出「利，禍之始也」。
但我們再仔細閱讀《呂書》，就可以看到《呂書》並非與《孟子》的義利觀對立，《呂書》雖重視「利」，然而亦有言「義」，且有近於《孟子》言義之處。
下面，筆者將從《呂書》中找出可合孟子義利觀之處，以得較全面之比較分析。

以義為先
《呂氏春秋‧離俗》曰：
「非其義，不受其利。」
〈高義〉篇云：
「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失也。」
〈用民〉篇說：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
〈無義〉篇：
「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則〕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為奸，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

如前文所言，孟子認為凡事不可以利為先，不可先說道利，應以義為先。於上，《呂書》亦有言不符合義的，我們不取不為。在上位者治國用民也以義為先。作為人臣的亦應依據義來行動，若以利為目的而追逐利，這是不會得到天下人的認同，同時名利也不會實現的。反之，「以義動則無曠事」，因為「義」就是「百事之始」、「萬利之本」。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呂氏春秋‧慎行》曰：
「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
又說：「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乎！」
又說：「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孟子‧萬章上》云：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孟子‧盡心上》云：
「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誦其詩、讀其書。如果不合道義，縱使以天下財富作為他的奉祿，他都不回頭望一下，正是「君子喻於義」。
孟子舉堯舜之徒與盜跖之徒之分，以說出善和利之間的分別。「利」是為君子聖人所不取的。「孳孳為利者」也就是「小人喻於利」。
從《呂書》所言：「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我們不難看到其近於《孟子》承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思想。


捨生取義
《呂氏春秋‧士節》曰：
「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

《孟子‧告子下》云：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
《孟子‧告子上》說：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呂書》說的「臨患忘利」也就是《孟子》說的去利了。而所謂的「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正是孟子所說捨生取義的意思。由此可見，《呂書》在義利之間，也有孟子捨生取義的思想。




四、總結─呂書義利兩有
總結來說，《呂氏春秋》重「利」的思想突出，強調「利群」既是政府的起源，而管治國家亦需要利用人的情欲，「能令人得欲無窮」，讓人人得其利。另一方面，《孟子》認為「利」乃亂之始、禍之源，人皆應取利捨義，凡事以義為先。
單從此看來，若說《孟子》是「義利對立」的，那麼《呂氏春秋》就是另一面的「義利對立」，與《孟子》剛好相反。

不過，若果我們看到《呂氏春秋》也包涵孟子「以義為先」、「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捨生取義」等重「義」的思想，我們就不會說《呂氏春秋》的義利觀是《孟子》以外的另一個「義利對立」了。
從本文的分析來看，《呂氏春秋》既重「利」同時也重「義」，重「利」之中它亦指出「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凡事之根本應先取「義」。故此，說《呂氏春秋》是「義利兩有」似乎比較恰當一些。

而這個結論相信也符合《呂書》採眾家之說的情況。





參考書目：
1.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臺北
2. 王范之：《呂氏春秋研究》。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年
3. 徐子宏、金忠林：《白話呂氏春秋》。湖南：岳麓書社，1993年
4. 劉元彥：《雜家帝王學─呂氏春秋》。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
5. 蘇文擢：《孟子要略》。1991年
6. 吳福相：《呂氏春秋八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73 [1984年]
7. 吳康：《諸子學概要》。臺北：正中書局，民國68年[1979年]
8. 朱熹注：《孟子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8年[1969年]
9. 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10. 朱熹：《朱子語類‧卷五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