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06 18:56:03長老
臺灣文化VS.全球暖化
人籟2008/8/20選讀
台灣文化‧對抭暖化
數百年前，亞馬遜的印第安原住民運用一種特殊的耕作方式「terra preta」（葡文意指「黑沃土」）來恢復土地的生機。
土壤孕育生命，生命扎根於沃土。全球暖化的危機，使我們從未如此強烈地體認到：即使來自不同洲陸、國家或民族，我們都在同樣的大地上扎根。事實上，「文化」是我們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關鍵。它包括了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等等。台灣原就擁有肥沃而饒富多樣性的文化土壤，雖然在工業化與全球化的沖刷下漸漸流失；但今日我們應該重新開啟文化間的對話，再次肯認並共同尋求那足以引領我們面對危機的集體智慧。
藉由十月四日將舉行的「台灣文化Vs.全球暖化：面對氣候變遷的文化行動國際研討會」以及第二屆「生命永續獎」的頒授，我們將展現台灣人對抗全球暖化的努力與成果，並再次宣告台灣與國際社會共同行動的決心。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讓我們學習珍視腳下的土地，並在文化的黑沃土上，重新扎深心靈的根。
與世界同一陣線– 倡議台灣推動環境外交
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台灣誓言成為永續發展的亞洲典範。
台灣承諾運用並分享所有資源，與世界一同對抗全球暖化。
對台灣而言，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也是機會
撰文：魏明德
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在不同時期創造了「經濟奇蹟」與「民主奇蹟」，成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典範。此刻的台灣應該致力於開創第三波奇蹟──「永續奇蹟」。如果永續發展成為政治決策的首要考量，如果永續發展被社會視為優先，如果綠色企業成為企業的主流意識…換言之，如果台灣能對國際公共事務做出貢獻，台灣就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同時也幫助了自己。
藉由環境外交，台灣可以和其他國際成員建立起特殊的夥伴關係，亦能突破國際社會對國家權力的資格認定藩籬，且能鼓舞台灣人民、科學人員、企業團體和社會份子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這項前所未有的使命共同貢獻心力。公民外交也應發揮其作用，成為密切維繫與他國人民及非政府組織的橋樑。換言之，台灣應傾其經濟、技術、文化和人力資源來進行環境外交，藉此讓全世界都認同台灣的特殊貢獻。
台灣應該站在這一邊
「節能減碳」朗朗上口，「關燈種樹」處處可見。
然而，這些行動足以讓台灣善盡責任、安度氣候變遷的危機嗎？
面對暖化議題牽動的國際局勢，台灣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
撰文：賴偉傑‧馬康多
台灣動起來，台灣好像真的動起來了！「減碳」取代了「愛台灣」，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但這些現象是一種社會多元的活力與主張，還是一種更深沉的警訊？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是各國盤算利益的角力場：已開發國家中以歐盟為主的「附件一國家」，強調不能讓地球升溫超過2℃，並希望有全球的減量承擔；以美國、澳洲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強調兼顧經濟自主減量；中國、印度與第三世界國家則強調他們
「人均排放」偏低。而這裡面又有巧妙的合縱連橫，譬如歐盟與中國都支持以「聯合國」為主的議訂框架；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都認為開發中國家應納入減量義務；美國、中國等陣營卻又認為歐盟國家訂的目標太嚴苛，而且擔心歐盟想寡佔新能源市場。而在這新的國際政治鬥爭場域中，台灣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到底想站在哪一邊？扮演何種角色？ (照片提供：賴偉傑
台灣文化‧對抭暖化
數百年前，亞馬遜的印第安原住民運用一種特殊的耕作方式「terra preta」（葡文意指「黑沃土」）來恢復土地的生機。
土壤孕育生命，生命扎根於沃土。全球暖化的危機，使我們從未如此強烈地體認到：即使來自不同洲陸、國家或民族，我們都在同樣的大地上扎根。事實上，「文化」是我們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關鍵。它包括了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等等。台灣原就擁有肥沃而饒富多樣性的文化土壤，雖然在工業化與全球化的沖刷下漸漸流失；但今日我們應該重新開啟文化間的對話，再次肯認並共同尋求那足以引領我們面對危機的集體智慧。
藉由十月四日將舉行的「台灣文化Vs.全球暖化：面對氣候變遷的文化行動國際研討會」以及第二屆「生命永續獎」的頒授，我們將展現台灣人對抗全球暖化的努力與成果，並再次宣告台灣與國際社會共同行動的決心。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讓我們學習珍視腳下的土地，並在文化的黑沃土上，重新扎深心靈的根。
與世界同一陣線– 倡議台灣推動環境外交
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台灣誓言成為永續發展的亞洲典範。
台灣承諾運用並分享所有資源，與世界一同對抗全球暖化。
對台灣而言，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也是機會
撰文：魏明德
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在不同時期創造了「經濟奇蹟」與「民主奇蹟」，成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典範。此刻的台灣應該致力於開創第三波奇蹟──「永續奇蹟」。如果永續發展成為政治決策的首要考量，如果永續發展被社會視為優先，如果綠色企業成為企業的主流意識…換言之，如果台灣能對國際公共事務做出貢獻，台灣就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同時也幫助了自己。
藉由環境外交，台灣可以和其他國際成員建立起特殊的夥伴關係，亦能突破國際社會對國家權力的資格認定藩籬，且能鼓舞台灣人民、科學人員、企業團體和社會份子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這項前所未有的使命共同貢獻心力。公民外交也應發揮其作用，成為密切維繫與他國人民及非政府組織的橋樑。換言之，台灣應傾其經濟、技術、文化和人力資源來進行環境外交，藉此讓全世界都認同台灣的特殊貢獻。
台灣應該站在這一邊
「節能減碳」朗朗上口，「關燈種樹」處處可見。
然而，這些行動足以讓台灣善盡責任、安度氣候變遷的危機嗎？
面對暖化議題牽動的國際局勢，台灣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
撰文：賴偉傑‧馬康多
台灣動起來，台灣好像真的動起來了！「減碳」取代了「愛台灣」，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但這些現象是一種社會多元的活力與主張，還是一種更深沉的警訊？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是各國盤算利益的角力場：已開發國家中以歐盟為主的「附件一國家」，強調不能讓地球升溫超過2℃，並希望有全球的減量承擔；以美國、澳洲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強調兼顧經濟自主減量；中國、印度與第三世界國家則強調他們
「人均排放」偏低。而這裡面又有巧妙的合縱連橫，譬如歐盟與中國都支持以「聯合國」為主的議訂框架；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都認為開發中國家應納入減量義務；美國、中國等陣營卻又認為歐盟國家訂的目標太嚴苛，而且擔心歐盟想寡佔新能源市場。而在這新的國際政治鬥爭場域中，台灣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到底想站在哪一邊？扮演何種角色？ (照片提供：賴偉傑
賴偉傑, 台北 08.15.2008
台灣應該站在這一邊
撰文│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馬康多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能源政策小組召集人
中研院「環境與能源研究小組」在總統大選前提出「因應地球暖化台灣之能源政策」，專家說了算；慈濟大力推廣「節能減碳、克己復禮」；經濟部、環保署分別成立「溫室氣體減量辦公室」，四處提供「減碳小撇步」；台北縣政府環保局設立「低碳社區發展中心」；企業界有「企業永續發展協會」關心溫室氣體減量投資策略；也有企業一直要公關公司辦「種樹」活動…
南投縣草屯鎮的一所縣內推薦的環保學校，每天中午常態性厲行關燈一小時，這是政府宣布2008年為「減碳元年」後，學校最容易配合的活動。台南縣後壁鄉的一所農村小學、嘉義縣布袋鎮的小學、大埔鄉水庫上游的國中，還有一所花蓮秀林鄉國家公園內的小學，也都在中午強制關燈一個小時。
還有，花東國家公園深山裡納入小型水力計畫，卻號稱是增加「永續水力發電」？台電計畫在九公頃多的永安鹽田濕地野鳥棲地興建集中式的太陽能場？中研院「環境與能源研究小組」建議核一二三廠延役和增加機組？環保署打算同意到企業到中國種樹植草也可抵減在台灣設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台灣動起來，台灣好像真的動起來了。「減碳」取代了「愛台灣」，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但上面這些的現象，是一種社會多元的活力與主張，還是一種更深沉的警訊？
關燈不能解決問題
面對真相，承擔責任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除了是地球的集體危機，也是各國盤算利益的角力場：已開發國家中以歐盟為主的「附件一國家」，強調不能讓地球升溫超過2℃，並希望有全球的減量承擔；以美國、澳洲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強調兼顧經濟自主減量；中國、印度與第三世界國家則強調他們「人均排放」偏低。而這裡面又有巧妙的合縱連橫，譬如歐盟與中國都支持以「聯合國」為主的議訂框架；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都認為開發中國家應納入減量義務；美國、中國等陣營卻又認為歐盟國家訂的目標太嚴苛，而且擔心歐盟想寡佔新能源市場。而在這新的國際政治鬥爭場域中，台灣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到底想站在哪一邊？扮演何種角色？
台灣若是真心體會到暖化的危機，那為何在研擬溫室氣體減量法時，卻常見經建部門以「並非聯合國會員國」、「經濟承擔不起」為推託之詞，並任憑碳排放密集的鋼鐵業與石化業恣意擴張？但若是不願意面對真相，承擔責任，為何又會以「台灣減碳需仰賴核能」營造虛幻的輿論壓力？
於是乎，「節能減碳」四個字喊的震天響，但政府實際端出的產業政策、能源政策，卻是自相矛盾。在熱熱鬧鬧的關燈、種樹之後，台灣會不會反而是原地踏步？
或許，問題就在整個台灣社會，都從「減量」的角度在看待，卻沒有去思考以及面對「調適」的問題！
清潔發展機制的推動
須考量文化及生物多樣性
若我們詢問公部門，台灣企圖於國際社群中扮演何種角色？得到的答案或許會是「協助友邦國發展再生能源」等環境外交計畫，也會有「舉辦氣候變遷國際NGO論壇」。但或許更多的回答，是順著現任環保署長鼓勵企業種樹減碳的脈絡，喊著「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也將是善盡國際責任的表現。而環保署、國科會、經濟部等單位所提出減碳路徑圖上，亦早已將CDM列為減碳選項，但卻同時忽略了現行的CDM的缺陷，以及其背後「國際互助合作」的原意。
國際環保組織「碳匯監督」（Sinkwatch）指出，CDM中的大型植栽計畫，為了使碳抵銷量最大化，多選擇生長期較短的樹種，反倒使植栽的單一化更加嚴重，縮減了生物多樣性、更損害糧食安全。「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的《世界銀行：氣候受益者》報告（World Bank: Climate Profiteer）更指出CDM往往因為執行者不夠重視當地社會及文化因素，而導致計劃失敗。
以社區為本的調適策略
將風險與責任融入生活
鑑於以上缺失，國內各單位在埋頭翻譯各項CDM文件、企圖在台灣推行之餘，不該忽視近年來國際上更強調的另一個概念：「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CBA）。CBA指的是：因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是內化於社會與文化之中，因此重點在於如何培力社區，使其透過既有的決策方式，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以增進其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水災、風災、乾旱的抵禦與重建能力。
欲落實CBA的概念，則需先瞭解以往在地社區面對這類災害的應變模式，進而分析氣候變遷將對此類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的關聯性，進而研擬出該社區應採取的調適策略。也因此，所謂的CBA並非只是單一事件的回應，而是一個社區的整體發展計畫。唯有藉由此一過程，方能使民眾將氣候變遷的風險內化至其生活之中，以因應短期與長期的影響。
以既有社造經驗為基礎
深化民眾對願景的討論
台灣長期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已有類似CBA的行動，如社區防災地圖的繪製、原始林原生樹種的保護等等。因此，應以既有社造脈絡為基礎，將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塑造成社區工作的優先順序，此經驗還可進一步協助較不具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的邦交國建立CBA的機制，其功效絕對比現行由上而下類似CDM的機制為佳。而同為海島的台灣，若能針對海平面上升之議題，研擬出「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其能提供諾魯的協助，絕對比去年贈送六十套太陽能光電設備為佳。
再回頭來看看前文所提到的國中小「關燈運動」。如果各校所在各社區可以進行危機與願景的開放性討論，例如後壁鄉的水圳與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關連性；布袋鎮地層下陷的防災與產業願景的調整；大埔鄉與水共生的生活經驗以及其他水源區保護經驗的交流；還有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礦業、坍方、防災等等。如此，才能讓在地社區的民眾共同找到屬於自己所在環境的「調適之道」。
要有調適的政策
更要有政策的調適
另一個更重要的積極面向，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應納入全球暖化的思維考量，並考量政策調整下的所有「公平正義」問題。譬如水患治理、水資源管理、道路開發，又如健康保險、外交思維、中小企業的承載力、企業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糧食安全等等。這牽涉到所有的國家公共資源能否進行一種新而合理的分配，也牽涉到透過整個社會對「二氧化碳」這項新外部成本的責任釐清與體現。這「調適」的過程，也有助於在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找到真實的解決之道。
而當經建會願意花上六年的時間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我們更期待能儘速將之深化至公共政策的考量。換言之，除了「調適的政策」，更要有「政策的調適」。在此脈絡下，紛擾多年的「國土計畫法」，不該只被侷限於對原墾農的土地權的侵害，而是台灣整體居民擺脫洪水與缺水夢靨的核心工具。而產業部門方面，不該畏懼促產條例的落日，而該擁抱一個以永續發展為充要條件的產業基本法，方能跟上高喊「綠色企業」的商業競爭時代。
台灣掌握契機
創造低碳社會新典範
當整個台灣社會能誠懇面對「調適」問題之後，重新回到「減量」的行動時，應該會有新的體認與澄清。譬如針對邦交國，除了以友善的CDM、在地經驗的交流等等的合作協助以外，台灣也有成為新興工業國「低碳社會典範」的機會。如前所述，台灣政府推動溫減法時，常自豪於身為非附件一國家的首例。因此若及時於法案審議過程中，修正「缺乏減量目標」、「無部門減量優先順序」、「偏重碳交易的減量策略」等三大缺點，並經過充分的公民討論，則台灣絕對可作為其他國家的模範。
另一方面，台灣已於「環境基本法」中揭示「環保優先於經濟與科技發展」、「非核家園」，而政府現也採納NGO所提出的「虛擬式電廠」的概念，更欲修正能源管理法，建立能源發展綱領，進行能源供應總量管制。上述這些理念，其實非常符合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於《能源革命》（Energy Revolution）所揭櫫的基本原則。若能逐一落實，則台灣的能源政策將可作為貿易出口導向經濟體的典範。
未來不是命運，而是選擇
朝向公平正義的永續台灣
政策從來不是一種「命運」，而是一種「選擇」。雖然「無法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自有能源缺乏」、「地狹人稠」都是台灣的侷限，但當我們選擇從全球公民團體角度出發，將台灣視為一大型的國際NGO時，反倒能擺脫國家觀點的限制，尋求一種公平發展的立場與作法。
因此我們認為，台灣應從氣候變遷危機出發，藉此議題而強化的全民環境意識，檢視台灣成長的極限，重新調整資源分配模式。台灣應從能源需求管理來著手，來規劃整個低碳、環境友善、符合環境正義的國家永續發展目標，並以二十年來的環境運動所累積的公民參與為基礎，擺脫「專業社群」、「政治高層」的制約，以「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共同的未來與承擔」為出發點，重新規劃包括交通、住宅、產業、農業等的整體政策，以及相關法令與配套。因為，我們最終的目標並不是減碳而已，而是以環境為本的永續台灣！
台灣應該站在這一邊
撰文│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馬康多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能源政策小組召集人
中研院「環境與能源研究小組」在總統大選前提出「因應地球暖化台灣之能源政策」，專家說了算；慈濟大力推廣「節能減碳、克己復禮」；經濟部、環保署分別成立「溫室氣體減量辦公室」，四處提供「減碳小撇步」；台北縣政府環保局設立「低碳社區發展中心」；企業界有「企業永續發展協會」關心溫室氣體減量投資策略；也有企業一直要公關公司辦「種樹」活動…
南投縣草屯鎮的一所縣內推薦的環保學校，每天中午常態性厲行關燈一小時，這是政府宣布2008年為「減碳元年」後，學校最容易配合的活動。台南縣後壁鄉的一所農村小學、嘉義縣布袋鎮的小學、大埔鄉水庫上游的國中，還有一所花蓮秀林鄉國家公園內的小學，也都在中午強制關燈一個小時。
還有，花東國家公園深山裡納入小型水力計畫，卻號稱是增加「永續水力發電」？台電計畫在九公頃多的永安鹽田濕地野鳥棲地興建集中式的太陽能場？中研院「環境與能源研究小組」建議核一二三廠延役和增加機組？環保署打算同意到企業到中國種樹植草也可抵減在台灣設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台灣動起來，台灣好像真的動起來了。「減碳」取代了「愛台灣」，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但上面這些的現象，是一種社會多元的活力與主張，還是一種更深沉的警訊？
關燈不能解決問題
面對真相，承擔責任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除了是地球的集體危機，也是各國盤算利益的角力場：已開發國家中以歐盟為主的「附件一國家」，強調不能讓地球升溫超過2℃，並希望有全球的減量承擔；以美國、澳洲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強調兼顧經濟自主減量；中國、印度與第三世界國家則強調他們「人均排放」偏低。而這裡面又有巧妙的合縱連橫，譬如歐盟與中國都支持以「聯合國」為主的議訂框架；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都認為開發中國家應納入減量義務；美國、中國等陣營卻又認為歐盟國家訂的目標太嚴苛，而且擔心歐盟想寡佔新能源市場。而在這新的國際政治鬥爭場域中，台灣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到底想站在哪一邊？扮演何種角色？
台灣若是真心體會到暖化的危機，那為何在研擬溫室氣體減量法時，卻常見經建部門以「並非聯合國會員國」、「經濟承擔不起」為推託之詞，並任憑碳排放密集的鋼鐵業與石化業恣意擴張？但若是不願意面對真相，承擔責任，為何又會以「台灣減碳需仰賴核能」營造虛幻的輿論壓力？
於是乎，「節能減碳」四個字喊的震天響，但政府實際端出的產業政策、能源政策，卻是自相矛盾。在熱熱鬧鬧的關燈、種樹之後，台灣會不會反而是原地踏步？
或許，問題就在整個台灣社會，都從「減量」的角度在看待，卻沒有去思考以及面對「調適」的問題！
清潔發展機制的推動
須考量文化及生物多樣性
若我們詢問公部門，台灣企圖於國際社群中扮演何種角色？得到的答案或許會是「協助友邦國發展再生能源」等環境外交計畫，也會有「舉辦氣候變遷國際NGO論壇」。但或許更多的回答，是順著現任環保署長鼓勵企業種樹減碳的脈絡，喊著「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也將是善盡國際責任的表現。而環保署、國科會、經濟部等單位所提出減碳路徑圖上，亦早已將CDM列為減碳選項，但卻同時忽略了現行的CDM的缺陷，以及其背後「國際互助合作」的原意。
國際環保組織「碳匯監督」（Sinkwatch）指出，CDM中的大型植栽計畫，為了使碳抵銷量最大化，多選擇生長期較短的樹種，反倒使植栽的單一化更加嚴重，縮減了生物多樣性、更損害糧食安全。「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的《世界銀行：氣候受益者》報告（World Bank: Climate Profiteer）更指出CDM往往因為執行者不夠重視當地社會及文化因素，而導致計劃失敗。
以社區為本的調適策略
將風險與責任融入生活
鑑於以上缺失，國內各單位在埋頭翻譯各項CDM文件、企圖在台灣推行之餘，不該忽視近年來國際上更強調的另一個概念：「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CBA）。CBA指的是：因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是內化於社會與文化之中，因此重點在於如何培力社區，使其透過既有的決策方式，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以增進其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水災、風災、乾旱的抵禦與重建能力。
欲落實CBA的概念，則需先瞭解以往在地社區面對這類災害的應變模式，進而分析氣候變遷將對此類災害發生頻率與規模的關聯性，進而研擬出該社區應採取的調適策略。也因此，所謂的CBA並非只是單一事件的回應，而是一個社區的整體發展計畫。唯有藉由此一過程，方能使民眾將氣候變遷的風險內化至其生活之中，以因應短期與長期的影響。
以既有社造經驗為基礎
深化民眾對願景的討論
台灣長期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已有類似CBA的行動，如社區防災地圖的繪製、原始林原生樹種的保護等等。因此，應以既有社造脈絡為基礎，將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塑造成社區工作的優先順序，此經驗還可進一步協助較不具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的邦交國建立CBA的機制，其功效絕對比現行由上而下類似CDM的機制為佳。而同為海島的台灣，若能針對海平面上升之議題，研擬出「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其能提供諾魯的協助，絕對比去年贈送六十套太陽能光電設備為佳。
再回頭來看看前文所提到的國中小「關燈運動」。如果各校所在各社區可以進行危機與願景的開放性討論，例如後壁鄉的水圳與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關連性；布袋鎮地層下陷的防災與產業願景的調整；大埔鄉與水共生的生活經驗以及其他水源區保護經驗的交流；還有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礦業、坍方、防災等等。如此，才能讓在地社區的民眾共同找到屬於自己所在環境的「調適之道」。
要有調適的政策
更要有政策的調適
另一個更重要的積極面向，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應納入全球暖化的思維考量，並考量政策調整下的所有「公平正義」問題。譬如水患治理、水資源管理、道路開發，又如健康保險、外交思維、中小企業的承載力、企業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糧食安全等等。這牽涉到所有的國家公共資源能否進行一種新而合理的分配，也牽涉到透過整個社會對「二氧化碳」這項新外部成本的責任釐清與體現。這「調適」的過程，也有助於在這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找到真實的解決之道。
而當經建會願意花上六年的時間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我們更期待能儘速將之深化至公共政策的考量。換言之，除了「調適的政策」，更要有「政策的調適」。在此脈絡下，紛擾多年的「國土計畫法」，不該只被侷限於對原墾農的土地權的侵害，而是台灣整體居民擺脫洪水與缺水夢靨的核心工具。而產業部門方面，不該畏懼促產條例的落日，而該擁抱一個以永續發展為充要條件的產業基本法，方能跟上高喊「綠色企業」的商業競爭時代。
台灣掌握契機
創造低碳社會新典範
當整個台灣社會能誠懇面對「調適」問題之後，重新回到「減量」的行動時，應該會有新的體認與澄清。譬如針對邦交國，除了以友善的CDM、在地經驗的交流等等的合作協助以外，台灣也有成為新興工業國「低碳社會典範」的機會。如前所述，台灣政府推動溫減法時，常自豪於身為非附件一國家的首例。因此若及時於法案審議過程中，修正「缺乏減量目標」、「無部門減量優先順序」、「偏重碳交易的減量策略」等三大缺點，並經過充分的公民討論，則台灣絕對可作為其他國家的模範。
另一方面，台灣已於「環境基本法」中揭示「環保優先於經濟與科技發展」、「非核家園」，而政府現也採納NGO所提出的「虛擬式電廠」的概念，更欲修正能源管理法，建立能源發展綱領，進行能源供應總量管制。上述這些理念，其實非常符合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於《能源革命》（Energy Revolution）所揭櫫的基本原則。若能逐一落實，則台灣的能源政策將可作為貿易出口導向經濟體的典範。
未來不是命運，而是選擇
朝向公平正義的永續台灣
政策從來不是一種「命運」，而是一種「選擇」。雖然「無法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自有能源缺乏」、「地狹人稠」都是台灣的侷限，但當我們選擇從全球公民團體角度出發，將台灣視為一大型的國際NGO時，反倒能擺脫國家觀點的限制，尋求一種公平發展的立場與作法。
因此我們認為，台灣應從氣候變遷危機出發，藉此議題而強化的全民環境意識，檢視台灣成長的極限，重新調整資源分配模式。台灣應從能源需求管理來著手，來規劃整個低碳、環境友善、符合環境正義的國家永續發展目標，並以二十年來的環境運動所累積的公民參與為基礎，擺脫「專業社群」、「政治高層」的制約，以「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共同的未來與承擔」為出發點，重新規劃包括交通、住宅、產業、農業等的整體政策，以及相關法令與配套。因為，我們最終的目標並不是減碳而已，而是以環境為本的永續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