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燈泡命案法官引用兩公約，拒判死刑，有無道理？】

前言：王景玉在去年3月底於內湖區環山路一帶(小編就住內湖阿..抖)犯下駭人聽聞的兇殺案，三歲女童小燈泡遭王景玉兇殘手法殺害、身首異處，經過近一年的審理後士林地院於12日宣布判決結果，法官認定，雖然王嫌經精神科醫師診斷認定有思覺失調症，但王嫌在行凶時並沒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明知殺人是違法行為，因此判決書並未援引刑法第19條給予減刑或免除其刑；但因為我國受聯合國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註解1)，均對我國產生國法拘束力，不得對精神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處死刑，法院便無從對被告科處死刑。(本段前言引用自成大台文系程蒟蒻的文章)

探討如下：

本判決的法官明顯屬於「廢死主義者」。亦即支持廢除死刑的思想。因為引用兩公約作為拒判死刑的理由，向來屬於廢死支持者的主張。由於多數國人主張維持死刑，因此這一判決遭到網友譁然，自不待言。

本文不擬探討死刑應否存廢，但本案的判決衍生一個重要的法理辨證問題：台灣既然不是聯合國成員，在兩公約的簽約資格不被承認，這樣，兩公約對台灣的法律還有任何約束力嗎？

要探討這一問題前，請先看一段補充資料：我國兩公約之批准過程

國際公約之生效，通常必須經歷三道程序，亦即簽署、批准、以及送到聯合國秘書處存放。我國在1967年10月5日即已由常駐聯合國代表劉鍇在兩公約上簽字，但是在當年威權時代除了做完簽署的國際公關之後並未有相關作為。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致四十二年來皆未批准，更為政府和社會所遺忘。九十年代後期才由民間人權組織開始推動要求完成相關程序。幾經波折終於在2009 年3 月31 日，立法院三讀全文通過了兩項國際公約，更重要的是，立法院於兩公約之外，並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共計九條。其施行法內容明訂兩公約送或不送到聯合國存放都有國內法的效力，以解決目前無法存放於聯合國之現實問題；優先編定落實的經費預算；各級政府機關並應於兩年內檢討法令措施，必須完成修法或改進等等。其中，施行法亦明文要求，依兩公約之規定，定期針對施行成效，建立國家人權報告制度。目前，除官方完成首次人權報告外，國內民間人權組織如台灣人權促進會已完成2011年台灣兩公約民間社團影子報告，進行對於政府落實兩公約之監督。(本段引用自新北市立安溪國中邱麟媛老師網頁)

回歸正題，兩公約對我國法官是否具有拘束力？首先必須釐清，法官所持的理由，到底是引用「兩公約」，還是「兩公約施行法」？

由於本案並非第一個以兩公約為理由而拒絕判死的案例，因此，以下所言內容，並非只針對小燈泡命案的判決來論述，而是探討我國現今每一位法官在抉擇是否進行死刑判決的情況。

1.法官引用兩公約vs.法官引用《兩公約施行法》；此為兩個不完全相同的事情，不該混為一談。

前者是指法官直接用兩公約的內容或精神來判決，後者是指法官依照我國國內目前對兩公約施行的「進度與程度」來判決。兩者的判決結果，未必相同。

以死刑來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的條文內容，明顯傾向於鼓勵各締約國廢除死刑。故理論上而言，法官若是直接引用兩公約來做為判決理由，也會傾向於避免判死刑。

然而，若法官並非引用兩公約，而是引用《兩公約施行法》時，由於施行法中明訂我國應有一定「時程與進度」來推動施行兩公約之相關立法。故在立法未完成時，理論上，這表示法官仍存在做出違背兩公約精神的判決之權力與可能性。故法官若想判決死刑，就可以主張因我國尚未立法廢死，故可以判決死刑。

2.《兩公約施行法》屬於國內法。但會否受國際法規則所制約？

本問題就是在問，如果依照國際法規則，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後，理論上就不再屬於兩公約締約成員，此時，台灣政府單方面以「國內法」來宣告施行兩公約，此法理是否有問題？

若說此法理有問題，則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有問題。所有上至憲法，下至施行細則，全都建立在不受國際法承認的基礎上，因此都會產生問題。

若說此法理無問題，則既然已經落實為國內法，則領國家薪水的法官，也沒理有不依照國內法去判決。

此一問題逼問到最後，會牽涉到我們採取怎樣的法哲學觀點。假如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卻要求承認兩公約精神對中華民國法官的拘束力，則未免過於牽強。

但若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則中華民國法官依照國內法(兩公約施行法)而進行判決，則屬天經地義，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反而比較奇怪的是依照一個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機構所推動的公約(兩公約條文本身)作為理由來進行判決，此一邏輯比較違背常理。這也是多數支持死刑的國人比較難以接受的判決邏輯。

(以上只針對國際條約對於國內法的拘束力進行探討，無關本人是否支持死刑存廢，請讀者理解。)

2018-06-09 16:51 貼於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