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理智」和「良心」的十字路口，你會如何選擇？

「朋友」有很多種，一個腦筋清楚的人，總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去找哪些朋友。你永遠不想去找一個欠缺同理心的朋友「訴苦」；玩樂的時候，你叩「酒肉朋友」來；罵人的時候，身邊需要能「沆瀣一氣」的朋友；中午用餐的時候，你想找「懂時事、會報明牌、能聊八卦」的朋友切磋一下。想吃冰淇淋的時候，你希望「美麗、英俊」的朋友坐在你對面。「看電影」如同「選擇朋友」一般，你不大可能在心情惡劣時去租一部會讓你心情更沈重的片子，或許此時沒有負擔的「愛情喜劇」會是首選。有的時候，在我們沒有預設心態去看某部片子或結交某種朋友時，往往會出現令人異想不到的體驗。觀賞「竊聽風暴」就是這樣偶然的心情。

在台灣長大的小孩，對於中國大陸「文革」這一段歷史應該不陌生。雖然教科書裡不會長篇大幅細訴其來龍去脈，但是，多少了解當年許多人為了保護自己不被鬥臭，而「供出」(背叛)至親的家人、鄰居、師長/學生的殘酷史實。為了不被歸類為「黑五類」，這些選擇逃避「良知」而傷害自己人的「抓耙子」，後來也有不少因此而發瘋或自殺。台灣的「二二八」也是如此。當人站在「理智」和「良心」的十字路口而猶豫不決時，該如何選擇？「小我」重要？還是「大我」？而「大我」是真理還是謊言？「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是以1984年東德國家情報局以「監聽」恐怖控制人民，直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代表自由主義的哥巴契夫崛起的這段其間為背景，而探討「良心」(人性)的故事。

電影以代號「HGW XX/7」的「Stasi」(祕密警察)在波次坦祕密警察學校播放自己過去「疲勞轟炸審問犯人」的錄影帶，坐在台下的一名學生提問演講者「是否不人道」揭開序幕，直接點出此片的核心價值。當年東德情報局編制了十萬名祕密警察和二十萬名線名(普通老百姓)加入監聽、密報的恐怖統治行列，目標是「無所不知」，以達到「不讓無產階級以外的人破壞社會主義」的目的。「XX/7」的上司(亦同學)接獲部長(他愛上的某女演員---克里絲丁娜西蘭)的授意，監聽東德知名劇作家--德瑞曼(女演員的男友)的生活，欲加「對共產黨不忠」的罪名於德瑞曼，以剷除其愛情的絆腳石。「HGW XX/7」於是展開日以繼夜的監聽活動，介入了克里絲丁娜西蘭和德瑞曼的生活(愛情)。同時間另一位東德戲劇導演耶斯卡(德瑞曼劇本最佳的詮釋者)因為被列入黑名單七年而上吊自殺，讓原本對於黨不怎感冒的德瑞曼興起批判的念頭。他想要發表一篇關於東德自殺率的文章(被禁止的題材)在西德的「明鏡」雜誌中，然這種對黨不利的言論當然不可以見光，也正是祕密警察存在的理由。「HGW XX/7」全程監聽德瑞曼和朋友密謀的過程，原本該做個冷血稱職的「抓耙子」，將德瑞曼背叛祖國的行為供出，使之入獄；但或許受到藝術(真理)的感動、良心的呼喚，「HGW XX/7」替德瑞曼做了假的監聽記錄，讓劇作家得以「自由」。女友克里絲丁娜西蘭也因為現實的需要(部長權力大到能夠決定她當演員的壽命)而背叛了她的肉體，選擇了像德瑞曼在劇初時「犬儒」的態度；最後也因為受不了祕密警察「高壓、懷柔」的審問和無所不在的恐怖網路而「出賣」心愛的人，終究「沒有選擇」地選擇了自殺。然這一切德瑞曼從不知情。柏林圍牆倒後兩年，德瑞曼在劇院巧遇「前部長」，問他為何當年周遭朋友都被監聽而只有他倖免，部長叫他回家檢查電燈開關，德瑞曼才從埋在牆後的電線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被監聽的事實。他到檔案室尋找當年被監聽的一車記錄本，才恍悟女友自殺身亡的真正理由和自己為何倖免於難的原因－「HGW XX/7」。
「HGW XX/7」在升官和道德做了選擇，「勇者任務」失敗後，他被調職懲處降為郵務員，每天檢查信件和送信。柏林圍牆倒塌後四年的一天，他經過一家書局，發現德瑞曼的新作---「獻給一個好人的奏鳴曲」。他知道這是獻給他的，他買了一本回家。郵務員日子雖然不好過，但，至少晚上能安穩地睡覺。

太震撼的一部電影，讓我想起波蘭羅曼斯基的「戰地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