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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要做的研究報告為例，當我在試圖因應題目「女性凝視」，而整理爬梳理論時，不自覺將女性觀點以及研究者自我主體的經驗，成為一種核心，有意識地排除非我族類的現象；當我驚覺試圖回頭時，不禁莞爾想到柏拉圖的「洞穴喻」，當陽光灑進來後，我質疑的竟然不是眼見的投影，而是真實的行動者，它的真實性。

恐懼與困頓，濫觴。夏曉鵑在研究報告《流離尋岸》中這麼一段自省的語句：方法的語彙(method talk) 實質上是引領他們(研究者)進入經驗的領，它是研究步驟中的操作性語彙。一種慣用的語法指引研究者到一個由事實和形象組成的真實世界，瞬息間便促使他們定睛於真實世界如何被概念化或形塑。

(…)

我試圖強調自我作為一個研究者，可能即是一位殖民者，他可能存著內在法西斯的迫望-有意或無意地、菁英式地透過理論，進行篩選，被研究者可能只是為達成結論的，某種必要中介。我這樣的隱喻是種胡鬧，誇張而且去脈絡地強調研究者「武斷」以及「暴力」。然而，回到視覺性的概念、後殖民論述裡凝視者與被凝視者主體與客體的概念，這樣的胡鬧，只是有意地要自己審視，研究者的一種殖民情懷，這樣的情懷透過特定的理論與方法，可能無限上綱。

真實的世界如何被概念或形塑，與切入真實的角度與位置、價值緊密相關。造就不同的凝視觀點，是最為重要的。考量這樣權力以及暴力的可能影響後，必需不斷發展出新的視野，或如杜威（Dewey）曾這麼說：「假如文藝工作者，不能在工作琢磨中，發展出新的視野；那麼，他不過只是在機械地活動，而且只是重複腦中定型的藍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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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明確地指出的事情，越來越瑣碎。我自己得加油了，時間看得緊，反省自躬好像是種內爆。或許這一個多月，一下就會過了，但終究只是，或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