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真實世界認識永遠都是如此侷限。

該提醒自己重新展開對於現實的一種積極瞭解並且投入，或是如要真正改變什麼，當然陳義過高；但一種對於現實認識的情懷，應該不容滅減。

這種默然的懼怕或是感傷如何油然而升的，我想與意識到自我與大眾媒介的疏離或許有深厚的關係；批判是一種連帶的情感，亦應是一種深厚的功力與勇氣，怎麼持續下去與自我規劃時間，亦是有那麼多的關係。

意識到侷限如此的問題，就或許不該歸為另一種侷限。陳定南走後的這段尷尬時光，包括邵曉玲或是其它種種爭鬧不休的議題，在在提醒了自我的愚昧與封閉。

世界觀如此限縮在狹窄自我方缸內，與日日作夢不是沒有差別？

這樣連帶似的情感不該掛在嘴邊，刻在心上以手與腳去做，去認識，去開更多的窗。另，桑塔格所言甚是，知識是作為一種解放。不該是象牙塔內或外的自我愉悅或自我標示，得時時刻在心上。


下面轉貼島嶼邊緣回顧，那樣無以逼視的八O年代，總是提醒了我一些關於什麼或不是什麼的。







重尋曾經有過的軌跡──《島嶼邊緣》發展漫談
秋風掩至，本就帶點憂鬱色彩，一個就讀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的學生陳筱茵（她的指導教授是陳光興），因其擬以《島嶼邊緣》的發展始末作為論文題旨，先前已訪談過王浩威等人，十月十五日終於輪到我本人接受訪談。彷如白頭宮女的悽悽縷述，深秋已提前探問我心坎了！作為今之梁山泊的《島嶼邊緣》，作為核心要角的宋江，不二人選自是王浩威，而陳光興、卡維波、吳永毅等人也遠比我活躍、深具影響本領，他們就像五虎將。只因自恃記憶力不弱，對於人事時地的憶往捕捉，常有出人意表處，這才願接受訪談。如今台灣文化、歷史的反思深陷泥淖，集體、無私的奉獻竟微弱如天上渺星，這更讓人不時追繹那曾有過的奮鬥時光來；但，《島嶼邊緣》成員四散，不少人集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學會」也是另個集散地；唯在藍綠統獨的標籤區隔下，舊日夥伴今成路人或敵對者，所在多有，所以，要想讓曾有過的這群人再集結發光，早已不可能；且在世代交替的歷史輪軸下，重新集結也殊無必要。記得一九九六年三月，王浩威以電話告之，已然出刊十四期的《島嶼邊緣》即將畫下休止符，其時心裡反倒鬆了一口氣。不久，接受香港《信報》之邀，於該年四月廿七日發表〈「島嶼邊緣」停看聽〉一文，一抒個人對《島邊》緣起緣滅的經緯，時隔九年多，趁著接受訪談之際重新溫故一番，當時的看法似乎還談得通，略將其中的人事時地補述後，特貼於此，謹供眾人批評指正！
http://blog.yam.com/chita/article/5334610

《島嶼邊緣》（以下簡稱《島邊》）終於停刊了。台灣文化界有人深為惋惜，認為又少了一份充滿高度挑戰性的批判雜誌；也有人終於鬆了一口氣，慶幸「妖言惑眾」的東西已然不存，王子和公主的童話故事又可以繼續編造下去。為何會有這些不同的反映呢？讓我們細說從前吧！

一九九○年台灣社會歷經波濤洶湧的二月政爭、三月學運以及五月反軍人干政之後，有識之士赫然發現新的政經保守體制已經蔚然成形，並開始進行反撲。


於是，有一群不滿學院陳規以及主流論述的知識菁英──包括大學教授、媒體工作人員、社運人士、精神醫師和女性主義者等，一方面深感當時有不少的媒體停擺（像《文星》、《新文化》、《南方》、《人間》等），異議、邊緣可能騁馳的版圖開始縮編，另一方面，台灣政治力和社會力不斷激盪沸騰的同時，整個文化反思的能力似乎有萎縮不前的跡像。這群人遂決定另起爐灶、亟思重建文化界的梁山泊，第一個構想就是辦雜誌。

該年六月十四日，群賢（或群妖）首次在醫生作家王浩威家中聚會，眾人開始構思一份不一樣的新刊物，原先的主旨方針是以英國的New Left Review為依歸，卻因成員間的意見相當紛歧，所以在經過無數次冗長的討論後，兼具新左和激進邊緣色彩的刊物──《島嶼邊緣》才在九一年秋天問世。首期內容主打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之一的葛蘭西，直到今年三月決定停刊，總計出刊十四期，就一份異議、邊緣性的刊物而言，也算是壽終正寢。

《島邊》的構成員相當駁雜──包括新左派、後現代主義者、都市空間改革者、精神分析學派、女性主義、邊緣藝術工作者，所以，從創刊伊始不論對內或者對外，它都以「直接民主、多元丰貌」的姿態出現，不像先前出現的或左或右的各種文化刊物具有強烈的主導性格。不過，大體而言，《島邊》的投入者都有「超越狹隘的統獨國族論述，進行全面的激進民主鬥爭」的基本共識。

囿於傳統左右統獨論述的「衛道人士」，一方面對《島邊》的怪聲怪調恨的牙癢癢的，並忙不更迭的奉送「新統派」（因為成員中有不少外省人）、「墮落的虛無主義者」之類的標簽給《島邊》。可是卻不得不小心處理《島邊》丟出來的思想炸彈，苦思如何拆解雷管，稍有不慎即可能炸得粉身碎骨。因此，《島邊》雖然已經打上休止符，但是它的效應仍在醱酵內爆中。那麼《島邊》到底丟出了什麼炸彈呢？


首先，《島邊》的雷管引信不在文字本身，而藏在相關的圖片、解說和廣告之類的後正文（post-text）裡頭。也就是說，《島邊》初期走的儘管還是引介西方左翼思潮的嚴正路線，卻隨時在長篇大文中穿插情欲色彩濃厚的圖片和充滿顛覆趣味的解說，真正發揮了「寓教於樂」的效果。它顛覆了食古不化、和台灣社會嚴重脫節的老左派，也糾正了自由派過於一本正經的蛋頭性格，並為左派提供了「另類」（alternative）選擇。

《島邊》發行了五、六期以後，一方面因為台美智慧財產權談判後帶來了翻譯的不便，另外也開始對本土的各類議題進行解構，於是第八期「假台灣人專輯」就直指國族論述（不論是大中國主義還是台灣建國史詩）的虛妄，並試圖以「假台灣人」（工人、學生、婦女、性少數、殘障者等）的逃逸路線作為左翼路線的回應，其後製作的「女人國」、「酷兒（QUEER）專輯」都是循此方針企畫。它震撼了整個台灣知識界，不論贊成與否，激起的漣漪迄今仍餘波蕩漾。

然而，在《島邊》製造出各類思想風暴的同時，它內部卻寧靜的可怕，「假台灣人專輯」的推出，也讓吳昌杰正式出走，統獨的敏感神經已被挑起；另外，多數成員也愈來愈噤口，參與的次數愈來愈低，原因在於，直接民主的討論方式導致極度的無效率，使得眾人疲憊至極。再者，成員中不少人羽翼已豐，已經沒有了創刊初期保有的高度熱情和全力投入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共識已經慢慢的瓦解。


過度使用後正文的表現形態，成員中認為「玩物喪志」的大有人在（如傅大為）；而對於「假台灣人」、「酷兒」之類走美國虛無主義左派的作法，不以為然的更多──因為它放棄了西歐更珍貴、更踏實的左翼路線參照模式。祇是這些歧異愈來愈少在內部會議中提出來，逐漸淡出就成為多數成員的共同選擇。也就是說，《島邊》營造出來的祇是外熱內冷的兩極效果。

原先，《島邊》內部包容不同形態的組合，就是想藉由辦雜誌和各式串聯，達成以人民民主為主軸的左翼新路線，最後結果卻祇剩少數兩三人在舞台上四處飛奔，內部多元卻不見了。因此，儘管財務狀況窘困是《島邊》停刊的要因，但真正的關鍵還是「人」。

如今，《島邊》的成員們雖又各自打遊擊去了，然而，回歸左翼理論再充電可能更為重要。沒多久再集體搞份不同於《島邊》的激進、邊緣刊物絕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