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天使(Iron Jawed Angels)，是一部關於美國1900年代女性爭取投票權運動的電影。

女性主義運動和普選權美國婦女參政最初是在廢除奴隸的運動中。柳克麗霞•莫特和伊莉莎白•斯坦頓組織了1848年8月26日的紐約塞尼卡福爾斯的第一次婦女權利大會。蘇珊•安東尼和伊莉莎白•斯坦頓在1869年建立了全國婦女投票權協會，露西•史東建立了美國婦女投票權協會。

愛麗斯•保羅在20世紀早期建立了議會聯盟。這些協會的活動促使美國憲法第18和19條修正案得以在1920年被國會通過，禁止了生產、銷售、飲用酒類的行為，以及各州因性別而剝奪公民的投票權。

在20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者呼籲實現婦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平等。在70年代，女權運動者試圖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但是在規定的批准時間內沒有得到足夠數目的州的批准。在這次失敗之後，女權運動者轉向爭取在議會之內的席位。一些政治行動委員會被創建來支持女性候選人。雖然還沒有主流政黨提名女性為總統候選人，但是有婦女參選副總統、州長，以及在內閣和最高法院任職。2002年，南希•裴洛西當選眾議院民主黨領袖。

如是，可以發現這部片的中心，以菁英女性，在體制內掙取女性投票權，一面也展現了不同黨派之間的齟齬，其中也暗示著政治人物之間利益的磨合，不過我有興趣之處，也在這部片裡某個橋段出現，即是菁英女性以及非菁英女性間的對話。女主角愛莉絲•保羅在街頭遊說民眾，卻引起了一位工廠女工，反駁，直言都吃不飽穿不暖，就算上街頭參與這類看似高遠的抗爭，其實反倒會帶給這些女工在工作上的不利。但是女主角卻是這麼回答，唯有透過體制內的改變，才可能真正影響這些更為弱勢團體的權利，在這裡，我予以保留，不過我卻有感於這部影片：標準的好萊烏敘事手法，得以塑造影像上極其偉大的英雌，在音樂上亦是渲染度極高。

我想，探討女性普選權的同學，應該不少，在這裡，我岔出影片的主軸，想簡短地整理女性菁英分子的社會影響力。並且或多或少觸及其相對應的問題，非菁英女性，其抗爭的過程及問題。

女性主義批評可以成為學術圈裡的一股改革力量；不過要知道，想達成這個目標就得先在體制中佔有一席之地、得跟體制共存共謀，而這漫長的任務可能會讓女性主義批評不再跟體制對立，而是改站在針砭、督導體制的位置。
史畢娃克（Gayatri Spivak，美國女性主義者）

依照French以及Raven的區分，權力資源可以分為酬賞、強制、參照、專家、訊息與法定權力六種。而在這部影片裡，愛莉絲•保羅運用大量的專家權力(expert power)以及訊息權力(information power)。前者，與其知識技能有關，多半是受教育的高低關係；在台灣的現況來說，這樣的專家權力，對於女性是有增加之趨勢。

訊息權力，與專家權力相近但不盡相同，專家權力：透過其特有的背景，告訴人們所當然而不告知所以然；訊息權力：針對一般普遍性的社會問題，透過言論告訴人們為什麼他們必須怎麼樣，或如傳播要民主必需解除戒嚴，最重要的不是什麼人來講，而是講的人言之有理有力。(李美枝，1986)

能夠發揮訊息權力影響的人，即是激勵社會清流得知識份子，具有真知灼見，不畏強權，不受利誘，本著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這樣的知性扮演著烈士的角色，常受到強權壓制，可是其言論及言論背後所反映思想人格，是歷久不衰，這種陽剛的作為，很少有女性為之。(李美枝，1986)

如是，在影片裡所看見的，包括走上街頭引起媒體所揶揄的「女權天使」，或是在牢房裡所進行的絕食抗爭，或多或少是剛性的風範，可確實也引發了許多男性的不滿與批評。在社會主流氛圍內，女性在法定權力(legitmate power)上多半成了附庸，而這部影片，最後的終局即是女性得以擁有投票權的一小步，在我眼裡即是貼近法定權力的第一大步。

可是這樣的權力，畢竟對於女性整體，影響力也是有限。如果放在台灣脈絡下去思考，我將選定特殊而且較為尖銳的議題作為參照，即是公娼以及主流婦運團體的磨損。

「1997到1998年台北公娼運動後北台灣女性主義及婦運政治陷入了僵局，而這樣的僵局其實可以由另外兩個「問題」看出端倪。第一個問題是在一個女性主義團體的私下討論中提出來的，這個中產都會女性主義團體一向自認在台灣婦運界居領導地位；另一個問題則是在市政府辦的第一屆性工作國際論壇中所提出來的，這個性工作論壇是由台北公娼自救會（TALP）與女工聯盟所籌劃的。第一個問題，或許該說是我所觀察到的言論，是在那個婦運團體中的某個人對女性主義姊妹說的：我實在搞不懂這些性工作者怎麼會是（或可以被當作是）「女性主義者」。第二個問題是由一位歐洲性工作運動成員（她本身也是性工作者）針對觀眾群中的自救會成員所提出的，大意是：妳們為什麼不站出來為自己發言？為什麼妳們總是以團體的名義發言，要不就是透過團體的領導者來發言。」(轉引自 丁乃非，《位移與游動：菁英女性主義「家國」裡的貓狗蒼蠅》)
就如丁乃非所提及的，這樣的問題是歷史發展中的兩股勢力：「台北公娼自救會的性工作者一方面無法成為女性主義主體，遭到暫時「噤聲」、取消，另一方面又好像納入了充滿自我意識、充分個人主義化的女性主義性工作者主體。在依恃第一股力量時，台北公娼自救會成員無法發聲，甚至無法真正進入婦運組織、無法像其他女性主義姊妹一樣聽到那個「妓女是不是女性主義者」的問題」當然這議題離這部影片所要碰觸女性與憲政上的問題，是有些距離，不過我所要申張的，很明顯是主流菁英女性與非主流非菁英女性間，相互認同的問題。這有其弔軌，在我眼裡，菁英女性有可能推辭無法因為姊妹情誼的共識，與其立於相同的位置，進行抗爭，這推辭就是權力位置的限制，在高位階上，所掌有的權力是受到更多限制以及更多利益者間的瓜分及虎視。如果先不談性工作與女性主義間的關聯，就比較淺層來說，即是權力影響力成了一種資源，在分配上極不平均的問題了。

有幸的是，早期婦運史中，主流女性的菁英份子確實花了許多氣力在體制內改革，也惟有在體制內改革，才真的得以改善更多下階層的問題嗎？這我想似乎也不是那麼直接的，不過確實如影片中的(曾經在歷史發生的) 愛莉絲•保羅所說，透過體制內透過選票，才是實質的改善；也如同G.Spivak所言，與體制共謀，包括針砭以及督導，似乎也是更有力量的？

再多舉一個例子，或如呂副總統作為一表徵，曾經是台灣女性運動的先鋒，一步又一步在體制內升高，但是，當她擁有副總統這位階時，似乎對於弱勢女性多半處於噤聲狀態？多讓人失望！「認同」是重要機制，讓不同的女性運動群體能得以接合，或如李美枝老師在其短篇論文所述：「基於相似性、尊嚴度是認同兩大要素，……勇於邁向權力結構體系更高地位，樂於爭取權力資源、運用權力資源，實有賴於當今少數成功女性的示範啟示。……」

這部影片，確實讓人想到V.Woolf所說，女人無祖國。女人在爭權的過程裡，在家庭在工作在更多的現實環境所受的指控，也就如《反挫》這本書談及新右派率先婦運段落裡的採訪：「我認為女性運動真是害了女性，它教導女人要把事業擺在家庭之上。」(p.227)可是影片中另一條故事線：參議員的太太，卻不是如此，一面照顧家庭，以子為重，一面背著丈夫反對派之名參與這場普選權的婦女運動。雖然影片對我來說是刻意渲染了，也過份強調菁英女性的歷史過程，可是想想，我坐在這裡安穩地打著報告，或多或少也是這些前輩掙取而來的。

焦慮菁英與非菁英女性運動團體的問題，似乎也不是那麼重要了。女人無祖國，若是能牽起彼此的手，沒有姐妹情誼間的對立，會不會是種美好的想像？




參考資料：
《反挫-誰與女人為敵》蘇珊法露迪著-顧淑馨譯-自立晚報
〈從社會權力的型態看台灣女性菁英份子的社會影響力〉，李美枝
〈位移與游動：菁英女性主義「家國」裡的貓狗蒼蠅〉，丁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