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lien

　　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一直是我所熱愛的；所熱愛的不僅僅是因為其道德議題，除外，對於台灣整體社會內涵的壓縮以及影片中空間結構運用到角色之間連綿關係再再讓人著迷不已。

■一貫道德提示，核心女性角色

　　從1982年回到台灣後首次使用正式膠卷開拍《光陰的故事》裡的《指望》片段到1991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繼侯孝賢《悲情城市》後，長達四小時，人物架構極其龐大的歷史陳述)，不難發現楊德昌不斷試圖超越原有的自我作品，並且維持一貫的道德提示：從六O年代家庭關係外封閉的台灣社會、青少年的壓抑，一路推移到八O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人際關係疏離、濫用且薄弱無力的道德感。除此之外，楊式系列作品中存在的核心女性角色，該角色成為全片的敘述主體亦或是認同主體，比方《海灘的一天》鋼琴家青青(胡茵夢 飾)以及其妹妹林佳莉(張艾嘉 飾)「如何在道德與價值感急遽變遷的社會型態中，自我成長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的紀錄……」(李昂 語)，《獨立時代》裡的琪琪和Molly，其對於自身主體性的追尋以及認同。

　　中文片名與英文片名反覆交錯指示著全片的內涵及道德觀望。譬如《獨立時代》/ A Confucian Confusion 以及2000年新作《一一》/One and a Two。在《獨立時代》中藝術、道德與人之間的拉扯，更給了觀者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孔子活在現代？孔子所提出的道德論述可不僅僅只是自圓其貌？《一一》提及了家庭關係內隔代疏離的問題，是一還是二？是上一代的悲劇沿續還是第二代社會文化的衝擊？中文片名成了一種反諷，而英文片名片斷地截出影片中的觀點。

■角色侷限性/平面化

　　在《獨立時代》中最危險的不啻是過份誇張的角色性格，也讓角色過份侷限及平面化。楊德昌在《獨立時代》座談中提及：一心一意將其人物卡通化、漫畫化。黃建業老師針對這點提出了他的看法：導演放任演員誇大演出，不單損害了全片已建立的寫實基礎更削弱了其企圖探索的道德題旨，黃老師認為或許應該讓演員們回歸複雜的寫實性或推向極端的表現主義，構成極端化風格，倒可能成功。

　　回應到一開始楊德昌在《獨立時代》的宣告：字幕卡--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其後場景設定在Birdy穿著溜兵鞋，以遠景取鏡，記者訪談Birdy，透露著現代流行的偽藝術，而政治與藝術不過僅僅一線之隔？在台北經濟活動蓬勃發展之下，「人」到底還需要被賦予什麼？楊德昌在此片推陳手法，以荒謬都會喜劇呈現，並放入字幕卡，構成章回分段，造成更加鮮明地闡述道德題旨。這種大膽又嚴謹的敘事手法，誠如楊德昌所說：希望《獨立時代》有幾分Woody Allen的喜劇。關於台北城塗鴉，角色之間相互牽動，確實讓人不自覺想到Woody Allen式的幽默。

　　15段的字幕卡以及節奏輕快的敘事方式，生活場景不斷地迴旋：「很少中國人不懂這個道理的」、「感情已經是種廉價的藉口，裝得比真的還像」、「還有一個裝得更不像的」……。

■純粹二元分法？

　　你有思想想一定是雙面的，所有事情都有雙面。雖然台灣還是有單一論說的傾向(不管你肯定那個權力或否定那個權力)，這個傾向正在改變。 --(節自　楊德昌訪問錄)


　　誇張的角色性格，大抵可以把《獨立時代》角色以二元作為連線(真誠，儒家—世故，現代)琪琪—小鳳；立人—上司；阿King—Larry；Molly—Larry/Molly姐；Molly姐夫—Birdy；琪琪—小明。

　　常常在片中出現兩人對話的情境(讓人不禁聯想起高達的《與安德烈的晚餐》)比方小明與上司之間下對上間對談，又比方Larry對Molly講授中國人的「感情」，兩兩角色間隱涵著權力競賽，對話過程中像是拋出一顆權力球，等待另一方擊回。

　　角色提示饒富趣味：Larry在化妝間背後出現卓別林的海報，琪琪在Molly姐夫房間身後貼著奧黛麗赫本的照片，實體與映畫間存在的共通性，也為一種二元觀念(現象/理型)。

■送給自己又何妨？

　　《獨立時代》是繼楊式系列作品中七長一短片裡轉型作品的分水嶺，或許其失去了之前作品中嚴謹的架構及精確的描述，但它的裸裎實為楊德昌性格的展現，冒險突破、不斷捨去過去的導演確實難得。

　　楊德昌童年及學生時代總是熱愛漫畫並且自己為其畫中角色配音，在交大唸了四年的控制工程，培訓了楊德昌理性思考分析，爾後到美國南加大(USC)學電影，拿到USC碩士後在出國念建築系及拍電影兩難中掙扎，後來決定做電影，這些求學經驗或多或少影響了楊式電影。

　　楊式電影中強烈的西方美學、理性傾向(常有人將楊德昌譬喻為安東尼奧尼，他特別討厭這個比擬，一再強調其深受荷索的影響)，其場景空間結構帶來強烈的穿透及延伸性，開放性的收尾（楊式結尾），以及理性思維下透過影像闡述大環境內的故事。在《獨立時代》中卡漫式的角色性格以及高達式的角色對話，台北城空間孤寂感(辦公室、豪宅、Friday餐廳、計程車內)不啻呼應了楊德昌過去的生活、求學經驗。除了慣用的道德題旨外，對於現代藝術的反諷，很可能是楊德昌的自省。

　　作為創作者送給自己小小的回饋，又何妨呢？











參考資料：
黃建業著，《楊德昌電影研究》，1995，台北，遠流
焦雄屏編著，《台灣電影新浪潮》，2002，台北，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