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已經提出，對公平的看法最能預測對經濟不平等的不滿程度。因此，針對當前實際階層流動進行公眾教育可以幫助確保，人們對於所生活的世界的道德評估是基於相關事實做出的。
　　其次，當代政治論述往往把許多截然不同的事項模糊到了一起。對不平等的憂慮和對貧困的擔憂、基本權利的退化，還有我們本文重點討論的不公平混為一談。
　　如果讓人困擾的確實不是不平等本身，那麼我們如果仔細區分這些擔憂並把注意力轉移到對我們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或許會幸福很多。
　　認識到公平和平等之間的不同不應僅僅是實驗研究的一個註腳，也不能只是政治談話中鮮有提及的一件小事，將本應該是不平等的話題，變成不公平的話題。
專注地探討人們真正關注的“公平”，而非人們並不關注的“平等”，能夠促進實驗室里和現實世界的進步。
（這篇文章最早發表於2017年4月7日發表在Nature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自然人類行為》上，有刪減。三名作者均為耶魯大學學者。翻譯：熊小平）
　　回應
　人民不是不喜歡不平等而是不喜歡不公平！這地洗的真牛！如果可以讓自己可以“公平”的“不平等”其他人，大家都是支持這個“公平的不平等”的。
　人們需要的是公平而不是絕對平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們的先輩幾千年前就總結出來的真理，西方科學家們現在才發現嗎？這個“寡”和“均”，兩個自己完美的說明了一切。用現代的語言來解釋，就是各類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社會規律，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這才使百姓更關注的東西，至於一時的多寡，那都不是核心矛盾，用發展的眼光長遠的看問題，那才是最正確的態度。
　懶漢不勞而獲本身就是不公平
　我們需要不平等，是因為我們不能忍受有懶漢可以不勞而獲的無所事事而過著和我們辛苦勞動一樣的生活；我們需要平等，是因為我們不能忍受有地主和吸血資本家可以不勞而獲的剝削他人而過著和我們辛苦勞動一樣的生活；綜上，我們喜歡的不是平等或不平等，而是不勞動者不得食
　人們都渴望佔據社會頂層，於是希望有進升的空間和渠道，但佔據頂層的人可不希望被擠下來，於是佔據了頂層就希望封閉通道。悖論罷了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6_11_412704_2.shtml

不平等社會的後果
　　儘管對公平的關注或許會導致對不平等的偏向，但還有許多與之抗衡的心理力量會讓人們認可平等。其中之一就是對於不平等社會所帶來的後果的擔憂。也就是說，即使人們對於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意見，它所產生的負面結果，可能會讓人們希望去避免。
　　首先，不平等增加的同時，自我幸福感會降低，這在個人收入墊底的40%的階層中尤為明顯。原因之一就在於“相對劣勢”對幸福的消極影響要比相對優勢的積極影響大得多。當人們知道自己在總的收入分配中所站的位置時，那些處於低端的人的工作滿意度更低，可是那些處於高端的人卻並沒有更高的滿意度。
　　這對生產力也有消極影響：那些知道自己處於低端的工作者們會減少努力，但知道自己處於高端的人卻並不會因此增加努力。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這種消極效應是由不平等本身，還是由對不公平的不平等感知造成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相信自己處在一個公平的體系之中——個人的努力可以推動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收穫比他人少的人，其幸福感和生產力會不會下降，這是個開放式問題。
　　在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當前的經濟環境中，對公平的關注恰好能促使人們減少現階段的不平等程度。然而，從目前和歷史上許多其他社會（比如當前蘇聯面對共產主義理想時）來看，對公平的關注卻使得人們對太過平等產生憤怒。要弄明白這種反向的激勵，人們要關注的不僅是這種系統是否讓財富相對平等或不平等地分配，同時還要關注這種分配方式是否被視為公平。
　　真正讓人們煩惱的是什麼？
正如大多數心理學所說的那樣，我們的建議最多也只是能給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一點間接的啟發。即使一般人想要一個某種程度上不平等的社會，可能有人也會說人們沒明白自己想要什麼。或許人們在絕對平等的社會裡會有更好的處境——他們只是不想而已。
　　不過，我們的確能從本次研究中找出兩項啟發。
首先，很明顯，許多人在他們所處的社會與自己的理想社會之間的匹配度方面受到了誤導。他們未能正確地認識到不平等的程度，一味相信目前的形勢比實際上要平等得多。另外，美國人誇大了美國境內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以及過於樂觀地認為美國當前市場體係是財富劃分的公平手段。

比如說，針對收入和幸福感的研究顯示，一旦達到基本的財富水平，相對財富對總體的幸福感更加重要。同樣地，社會心理學大量研究發現人們一直把自己與其他人相比較。知道自己的收入比鄰居高得多（或低得多）對幸福感有著重大影響。正如戈爾·維達爾說的那樣：“每次有朋友取得成功，我都會難過一陣。”
　　獲取“相對優勢”的這種動機會激發不平等分配的慾望。的確，為了取得相對優勢帶來的光環，人們甚至願意自己支付費用來降低其他人的收入。
　　甚至小孩子都顯示出了這種尋求相對優勢的行為。5歲的孩子常常會拒絕自己接受兩枚獎牌、同時分配給另外一個孩子兩枚獎牌的做法，寧願選擇自己拿一枚獎牌，不過前提是另一個孩子一個獎牌都得不到。相對優勢所帶來的不平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凌駕於對公平和絕對增益的渴望之上。
　　偏向不平等的另外一個動機或許是因為人們認為不平等對提升刻苦耐勞精神和推動社會階層移動來說必不可少。比如說，諾頓認為人們偏向於不平等是因為他們把這當成了一個動力，使得人們更加努力和出色地工作，因為他們知道這麼做可以改善他們自己和兒女的生活狀況。
　　這種觀點需要某種程度上的“精英階層可流動性”作為支撐——並且這種流動性也確實是不平等社會變成公平社會的必要條件。畢竟，在一個缺乏流動性的社會裡，那些生來貧窮的人會一直窮下去，不管他們多麼努力工作和多麼有才華。
　　那麼，對精英階層可流動性的堅信，與對不平等的寬容緊密相關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反映在現實中就是，人們對現有的財富不平等不會很不開心、不那麼願意支持重新分配教育資源，以及不那麼願意提高對富人的徵稅。
　　從這一角度來看，對階層流動性的期許不同或許是不同文化下對不平等忍受程度不同的原因。比如，有些美國人對於不平等有著過高的容忍度，因為他們往往高估了美國的階層流動性，而事實上美國的階層流動性要低於加拿大和大部分歐洲地區。
　　這種流動性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美國的收入分配——最窮和最富的人之間的差距——比起這些國家要大得多。在丹麥，從10%的階層上升到90%這個階層，收入需增加45000美元，但是在美國獲取同樣的提升則需要增加93000美元。
　　並且這種形勢並未得到改善。1940年出生的美國人之中，92%的人收入將超過他們的父母，而出生在1980年的人之中只有50%的人做到了這一點。

對公平（fairness）的偏向
世界中人們對不平等的偏向，與實驗研究中發現的對平等的強烈偏好，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如何解釋？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實驗研究實際上未提供證據表明對不平等的厭惡導致了人們對平均分配的偏向。相反，這些研究發現正好同對平等（equality）和公平（fairness）的偏向相一致——因為這些研究的設計就是這樣，因此平等的結果也就是公平的結果。
　　這是因為，就一些考量因素，比如需求和美德，受試者們無法區分開來。因此，不管受試者是否對公平或平等敏感，他們都傾向於平等地分配物品。許多詳細區分公平和平等的實驗都證實了這一觀點。這些實驗發現，人們在公平和平等之中選擇了前者。
　　想像一下這種情景：在其他條件等同的情況下，兩個人中其中一個得到了10美元而另一個人甚麼都沒有。這顯然是不平等的，但是公平嗎？如果分配是隨機的，那當然是公平的。並且成年人認為，在分配許多不同的資源時通過拋硬幣和抽籤等不偏不倚的方式都是公平的。
　　小孩也有類似的觀點。在上面所描述的給清理房間的小朋友分配橡皮擦的研究中，如果他們有一個公平的旋轉亮片來隨機選擇誰將獲得額外的橡皮擦，那他們很樂於製造不平等。一個人得到兩塊橡皮擦而另一個人只有一塊（在這一點上說，或者一個人10塊而另一個人一塊也沒有）的情況可能完全是公平且可接受的，儘管這顯然不平等。
　　那麼就由此可得出結論，如果現實世界的人在努力、能力和道德等方面有所不同，有一個公平的系統將這些都納入考量，那麼對公平的偏向也就表明人們在現實社會中更偏向不平等的結果。
　　湯姆·泰勒利用另一項研究解釋了為什麼面對經濟上的不平等時公眾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憤怒。他認為美國人認為該國的市場體係是劃分財富的公平手段，據此他們強烈相信，社會階層之間是可以流動的。那麼由此看來，通過人們對於財富劃分不公而非不平等的看法就能更好地預測他們對社會現狀的不滿。
　　相對性理論
人們在社會中傾向於不平等分配財富也可能有其他動機。這種考量與理論上對公平的渴望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是反映出了想要比別人獲得更多的渴望。有趣的是，這些期望並不總是為了增加個人的絕對數量，往往是為了與其他人相比提升個人的排名。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們在展示大方（分配者將所有糖果給接受方）和自私（分配者自己留著所有的糖果）時，同樣也會拒絕不平等分配。這表明這種拒絕行為確切來說就是對不平等的厭惡，並不是對自私的懲罰。
　　“對不平等的渴望”
基於這些研究，也許有人會認為在現實世界的群體里分配資源時，人們會在群體的所有階層里平等地分配資源。但事實並非如此。
諾頓和艾瑞利最近一項研究獲得了媒體極大的關注，這項研究顯示人們低估了我們社會中不平等的程度，並且跟現實相比，自認為生活在更加平等的社會裡。
　　作者們稱他們的研究測試了“關於財富分配不均最佳程度的不同意見”，並且發表了調查報告“驚人的一致：所有群體——甚至包括那些通常與財富分配不相關的共和黨人和富人等群體——都渴望一個比現在更加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艾瑞利有篇文章的題目就是：“美國人希望生活在一個更加平等的國家（只是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
　　這些總結都非常準確：與現狀相比，這些研究的參與者確實都更希望更多的平等。但研究結果也表明他們並不是特別擔心大規模的不平等。恰恰相反，受試者聲稱，在完美的社會裡，最富有的20%群體中，個人擁有的財富應該是底層20%中的個體的三倍還多。
　　當他們不得不在財富平等和不平等分配之間做出選擇，被告知他們將被隨機分配到某一個財富階層，從最富有到最貧窮不定，超過半數的受試者明確拒絕了財富平均分配，更傾向於不平等。因此，該數據表明在實際的財富分配中，人們偏向於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
對不平等的這種偏向在其他16個國家也是一樣，涵蓋了政治光譜中的左翼和右翼以及青少年群體。就像諾頓說的那樣：“ 人們顯示出了對不平等的渴望——不能太平等，但也不能太不平等。 ”
　　其實，這些數據有可能低估了人們對不平等分配的傾向。諾頓和艾瑞利在研究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若將美國民眾劃分為五個等級，每個等級分別應該獲得總體百分之多少的財富。按照受訪者給出的答案，最窮與最富的人群之間，其擁有的財富理想比例是1：4左右。然而，接下來一項研究把問題做了下改變，改成“每個等級的人平均應該分配多少財富”，結果顯示，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50。當研究人員向參與者解釋了這兩個問題之間的關聯後，大多數人認為更高的這個比例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感知。

美國科學家：為什麼人們更喜歡不平等的社會？

據界面新聞2017.6.11援引英國《衛報》報導，三位耶魯科學家在一篇引人深思的新論文中提出，真正讓我們煩心的不是生活中的不平等，而是不公平。當人們堅信社會階層可以流動，對不平等的寬容也會更大。
　　人們似乎生來就對不平等感到厭惡，對此大量文獻可以證明。比如，一項研究發現，“人們普遍渴望薪資平等”，還有的研究稱，“人類存在平等的動機”、“年輕兒童身上體現了平等主義”以及“平等比互惠更重要”。
　　當實驗研究的對像被要求在互不相關的個體中劃分資源時，他們傾向於平均分配。如果之前已經存在不平等的現象，人們為了糾正或盡可能減少這種不平等，就不再會平均分配資源了。這種偏向影響非常之大，以至於受試者有時候為了追求平等，甚至寧願選擇總體所得較少的分配方式。
　　此外，人們似乎把平均分配資源看作品德高尚之舉，他們還會對那些從不平等分配中獲益的人表達憤怒。這種憤怒非常強大，受試者們甚至會主動去懲罰不平等的分配者。針對這種現象，在15個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一項研究發現各個文化背景的成員都或多或少願意對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實行昂貴的第三方懲罰——儘管不同人群之間這種懲罰的力度存在很大差異。
　　對3至8歲的兒童進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平等偏向。3歲的兒童在第三方之間平等地分配資源，而6歲的兒童則展示出了更加強烈的平等分配傾向，寧願堅持扔掉多餘的資源也不願意在其他兩方中不平等地進行分配。
　　在一項研究中，6至8歲的兒童負責向兩個打掃了自己房間的男孩分發橡皮擦。當橡皮擦總數為單數時，他們寧願堅持讓實驗員將多餘的橡皮擦扔進垃圾桶也不願意導致分配不均。即使接受分配的人永遠都不知道其中有一個人拿到的更少，他們還是做出了同樣的反應，也就是說孩子們並不是擔心接收方的感受，而是反對製造不平等，就算在沒有一個接受方知情的情況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