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在其旅遊文學的散文中,好以充滿感性的筆尖夾議文化,這在自己熟悉的中國文化其弊已不少,但《千年一嘆》對其它古文明之褒(希臘)貶(印度)就更顯其偏見了(詳參【圖博館】:歐豬四國 《印度與中國》)。
余秋雨散文
我認爲《千年一歎》是余先生最失敗的一部作品!隨隨便便的對偉大的埃及、希臘、印度、巴比倫等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文明亂發議論!余先生,你有什麽資格?你的想象力怎麽那麽豐富?
余先生的文章不是我們隨便可以找到的那種美,你需要一點修養和寬容才能接受。1,不要去注意他文章中常常不經意而流露出的優越感,因爲余老師經常不用化錢就能走遍天下;2,你如果對曆史、地理和文化沒有興趣最好不要看;3,不要在意他的賣弄,因爲我們不一定比他懂多少抱著學習的態度是看他的文章比較好的心態;4,最好不要把他的文章和他本人連在一起,他們之間沒有關系,就象我們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實內心也想升官發財抱美女一樣,對這一點,可以看我的下文:(如果你有興趣) “羊頭”余秋雨,“狗肉”金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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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苦旅談余秋雨開啟的文學新風貌 (詳參【圖博館】:《xx版旅遊叢書》 《台灣文學旅行系列》)
余秋雨在20世紀末的台灣文壇掀起一片風潮,在文學凋零的當下,可以說是異軍突起,本文將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探討余秋雨的文學魅力。作者余秋雨是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他寫的一手好散文,「文化苦旅」就是一本令人動容的散文集,他實際走訪中國大陸的「人文山水」,拜訪敦煌,三峽、蘇州、狼山…,寫就37篇散文收集在這本「文化苦旅」裡。透過他的文字,中國的重山複水、莽莽蒼蒼,匯聚成凝練的文化風情。寫出現代中國人的內心糾結。
在圖像式思考的今日,文字逐漸從主角之姿,成了搭配影像的最佳配角,而余秋雨的文字竟以純文字的魔力之姿受到大家的喜愛,引起許多人對文學市場燃起希望的燭光,然而,余秋雨式的書寫與其說是回歸文學傳統,不如說是為文學找到新的出路,以他美學精湛的素養,營造文字影像化、色彩化,例如在「老屋窗口」中白皚皚雪嶺上消失的紅點;又如「三峽」中這樣的文字經營的影像:
帝王著一身縞白的銀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高個,瘦削,神情憂鬱而安詳,清晨的寒風舞弄著他的飄飄衣帶,絢麗的朝霞燒紅了天際,與他的銀袍互相輝映,讓人滿眼都是光色流蕩...。
搭配的色彩與生動畫面讓文字築起影像的舞台,更特別的是還能突破眼睛影像的局限,接續想像的無限視野,例如在「道士塔」中:「從西天淒豔的晚霞,看到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在自我與異己的疆界中,拓展心靈寬度,在影像掛帥的世界裡,藉由閱讀文字延伸豐沛的想望。正如余秋雨說的:「人世間最有吸引力的,莫過於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發出的生命信號。」余秋雨的文字不但發出了生命信號,還給了讀者一對翅膀,如同每個人因旅行奔逐或遠或近的山光水影與未知世界的探險慾望,推入身靈合一的旅人天寬地闊裡。
原先我會質疑,對於一個未曾接觸大陸山水的人而言,這樣將中國漫長歷史時空攬在身上,是不是太過沉重。或是引不起內心共鳴?而余秋雨擅長以「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腳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透過他的文字「貧瘠沙漠可以成為完整的天地,讓浩瀚蒼茫中,形如侏儒的凡人獨個兒走成了巨人;山水、歷史、幻想、生命潛藏,湧成一團,把人震傻,還能留一個夢輕輕吟唱。」余氏文字探索不同的生命面相,閱讀者從余秋雨的文字拓展視野,滿足冒險的想望,卻也隨著余秋雨叩問著無窮的歷史,追尋人類共同的生命基調,尋找心靈的原鄉,在時空中尋找天人的對應,裱褙安身立命的篤定。
旅行在自我意識強烈的現代而言,是面對繁瑣多元生活的有效配備,暫時從當下的壓力與一貫的生活模式中脫拔,離開熟悉的城市,脫離日常的軌道,讓蟄伏已久的心靈自在舞動,在感官不同的體驗與異於平常頻道的心靈波動中,感受自在的孤獨,在他鄉尋找心靈的原鄉,出發與回歸的起點與終點雖然相同,但是因旅行產生思維的差異,成了旅行的珍貴品質,從三毛時代撒哈拉的故事開始,旅行文學就已經是流浪自我的想望,而在今文學凋零的時代,旅行文學似乎逐漸取代80年代盛行如社會廣角鏡的報導文學,啟動另一式的閱讀新風貌,在孤絕的時代氛圍中,追尋內在的心靈桃花源,「旅行文學獎」的舉辦,更名正言順為旅行文學的名稱定位,而透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風行全台,形成旅行文學的新風潮,在感受觀察力敏銳的作家而言,透過眼、耳、心的通感觀照,在文字的一方天地裡或者探訪普羅旺斯的梵谷靈魂、威尼斯的水鄉漂泊、北海道的細雪氛圍,符合了旅行潮流的知性導覽需求,也為每人的旅遊代言,找到靈魂的出口。
於是,余秋雨為未來的文學氣質找到妥貼的出路,讓居無定所的文字找到暫時的掛褡處,也揭示在多元媒體充斥的今日,文學雖然走向輕薄短小的速食趨勢,卻也在新時代裡尋找傳統與現代接續的表現形式,型塑新風貌的可能,未來文本閱讀的需求在於是否能敲進影像世界的浮面表象,與人性的孤獨心靈悄然接合,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回歸人的完整,讓自我的心靈視野取代影像的主控霸權,也能成為演繹生命多樣化色彩世界的主人。透過作家的感官探索,藉著作家對人事物的深刻感動,推衍每個人內心的宇宙,以更方便的通達,在心靈作畫,經營心靈的影像世界,製造繽紛多彩的豐富視野。因此,於秋語的文學自有非凡的意義,接引21世紀的文學蘊趣,啟動新世紀的閱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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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軍:當代中國旅遊文學書寫的成功與局限——以余秋雨和鍾文音爲例
旅遊文學是最近興起的文學類型概念,但是有關旅遊的文學書寫卻是古已有之,形成許多蔚爲壯觀的“旅遊文學”,如東漢時期曹操的《觀滄海》、陳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的《登幽州臺歌》、王勃“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藤王閣序》、王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的 《使至塞上》 ,無不是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旅遊文學是一種古老而又新穎的文學題材類型。“古老”是因爲旅遊文學書寫是中國古人非常拿手和成熟的一種文學題材;說它“新穎”是因爲隨著當代文明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往、倡導和實踐旅遊;與此同時,旅遊和文學不僅僅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個體自我生命的情感抒發和記錄形式,而更多的有著一種濃厚的商業文化氣息。“旅遊文學”在當代文學題材類型中呈現爲一種曖昧、模糊的存在,漸漸失去了原有的清新自然、爽朗開放、磅礴大氣的詩學意味。
在百度百科的介紹中,有這樣一種定義:“旅遊文學是反映旅遊生活的文學。它主要通過對山川風物等自然景觀以及文物古迹、風俗民情等人文景觀的描繪,抒寫旅遊者及旅遊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旅遊文學從原先的自然而然的生命個體在自然地理空間的自由行走,已經轉化爲一種走馬觀花式的休閑娛樂的“文娛活動”,簡單還原爲一種“人文景觀的描繪”,因而以往中國古人那種生機盎然的生命活力和神氣貫通的詩歌意境變爲淺薄的情感和蒼白的思想。不僅如此,在方大衛 、程宏亮爲高職院校旅遊、酒店管理等專業編寫的實用教材《旅遊文學》中,“旅遊文學”更是簡單化約爲 “山水自然”、“樓閣景觀”、“民俗文化”、 “異域風情”等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當代中國文藝界對“旅遊文學”産業化、商業化、庸俗化的曖昧思想認知和魚龍混雜的審美現狀。
在旅遊文學書寫不盡如人意、魚龍混雜的審美局面裏,有兩位旅遊文學書寫者非常值得關注,即大陸的余秋雨和臺灣的鍾文音,這兩人的文學書寫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趣味、審美追求,是較爲成功的旅遊文學,爲當代中國旅遊文學書寫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了一面當代的審美鏡像資源。
一、重新尋覓文化魂魄的“大曆史”旅遊書寫
余秋雨的旅遊文學書寫表現出一種極爲可貴的尋歸文化荒野的“大曆史”文學書寫方式,可謂是爲千年悠久曆史文明的國度重新尋覓曾經有過的文化魂魄。作爲一個在世俗看來成功的人文學者,余秋雨已經厭惡了“閉一閉眼睛,平一平心跳,回歸于曆史的冷漠,理性的嚴峻”的“一派端肅板正”,而是從紐約大學高齡教授冒險遊曆和頑童般引吭高歌的行爲中,從三毛的“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的話語啓示中,決意從故紙堆、冷書齋中走出來,開始一種新的有生命、有情感、有溫度、有汗水、有魂靈的文學寫作。“我們這些人,爲什麽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爲代價,那麽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爲了什麽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沈重的身心負擔,那麽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遊戲總是對立,那麽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去做一種豐富的、自由的、滋潤自身生命和複活曆史文化魂魄的學問,成爲余秋雨心中悄然升騰而起的一種生命意識和文化自覺。幾千年來,特別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化曆史被外夷蠻族和偏狹的文化革命破環得已經是滿目瘡痍,已經是鏽迹斑斑,已經是無人問津了。在1990年代這樣一個經濟大潮蜂擁而至、紛紛下海的時代裏,余秋雨做出了一種迥異于常人的舉措:去重新擁抱蒼涼的曆史文物,去重新激活那些古老曆史空間的文化魂魄,與它們進行心靈的對話。
在《莫高窟》一節中,余秋雨從公元366年樂樽和尚發現三危山的金光談起,講述莫高窟的來曆,用一雙深邃的曆史之眼體察其中的文化風雲和精神經脈:“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均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藝術家前呼後擁向我們走來,每個藝術家有牽連著喧鬧的背景,在這裏舉行橫跨千年的遊行。……不管它畫的是什麽內容,一看就讓你在心底驚呼,這才是人,這才是生命。人世間最有吸引力的,莫過于一群獲得很自在的人發出的生命信號。這種信號是磁,是蜜,是渦卷方圓的魔井。沒有那一個人能夠擺脫這種渦卷,沒有一個人能夠面對著它們而保持平靜。唐代就該這樣,這樣才算唐代。”余秋雨從莫高窟的壁畫看到了北魏到元代流淌的色彩美學和精神氣韻,構成了兩種不同的“長廊”:“藝術的長廊和觀看者的心靈長廊;出現了兩種景深: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靈的景深。”正是源于作者的豐富曆史文化知識和深刻的生命體驗,我們讀到了一個活著的莫高窟,一個給凡人生命帶來文化狂歡和曆史召喚的莫高窟,一個具有文化儀式和宗教玄秘、聖潔的莫高窟。 “這塊土地上應該重新會聚那場人馬喧騰、載歌載舞的遊行”;在那裏,我們與曆史、文化、生命、自我重新彙聚在一起,驚豔生命的亮麗和永恒的瞬間。
莫高窟是無言的訴說,而八大山人的繪畫卻構成一種強烈視覺沖擊。在文化學者余秋雨筆下的《青雲譜隨想》中則複活了一種中國式的文人精神。從八大山人談道徐渭,“他的天地全都沈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地老天荒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範疇,而是誇張地袒露其醜,以醜直砌人心,以醜傲視甜媚。”這種悲烈的生命激流得到了齊白石“恨不生前三百年”、鄭板橋“青藤門下走狗”的贊賞、崇拜和追隨,見出生命和藝術的真。
二、追尋藝術足迹的生命探尋和精神對話
比較于余秋雨的這種大曆史、大文化的旅遊文學書寫,臺灣作家鍾文音的旅遊文學書寫呈現爲一種孤獨生命間的心靈探尋和精神對話,是一種個體自我的、內聚焦式的審美想象,有著非常濃郁的抒情詩意氣質。
《巴黎情人》是鍾文音的一本副標題爲“尋訪杜拉斯、卡米耶、西蒙•波伏娃”的旅遊文學作品。鍾文音在第一章中漫不經心的敘述“我的巴黎紀行”,接著作者漸入正題,開啓對心儀的女性作家的心靈探尋。“我飛越大片的陸地與海洋,來到屬于你的城市,巴黎的夏日正豔,我心卻近乎蕭索的枯萎,絕望是你的基調,于是我看出去的炎夏豔麗的風光自此沒有了色度。你的眼光成了我的眼光,究竟是什麽樣的眼光成爲你的獨特體驗,那就是絕望與孤獨,那是你的生命元素,追求與獨特,是你生命的火花。我帶著獨特與火花,來到你的巴黎。”作者以一種你我同構的生命體驗來,書寫你我共同巴黎夏日豔麗而絕望的時光空間。
在一幅幅精心選擇的照片的旁邊,作者用心呈現了自己對杜拉斯的物質性身體和精神性魂魄的觸摸:“我喜歡你的雙極,光滑可以如此無缺,皺褶可以如此深陷,18歲前如此地婆娑且迷離,18歲後有如此地無垠且堅毅。……你有一張毀損的臉孔,使這個絕對的自我,全然投入絕對的光陰所對應出來的磨損,我第一次見到女人可以如此地接受老化,接受得如此徹底,因爲徹底所以有了一種逼人的美,連老都美。每一條皺紋都像刀痕,光陰像是深入蝕刻版畫的化學物質,最後臉孔像是侵蝕完善的銅板,刷上了一層黑色油墨,印在浸過水的白紙上。”具有美術功底的鍾文音充分展現了自己的所長,從顔色、痕迹、味道等各個方面闡釋出來杜拉斯的獨特性格和超絕魅力。
從外在的照片到內在的心靈探尋,鍾文音找到了一種精神的途徑和思想的佐證,那就是作品,只有作品是作家、藝術家存在的精神刻痕。在杜拉斯那裏。鍾文音在第四章“她們的作品裏”進一步從作品的存在之在展現作家內心心靈的精神之在。“書就是我,樹的唯一主題是寫作。寫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書。”從杜拉斯的話中,作者讀出了杜拉斯“這樣的霸氣與坦然吐露的自信。”而“流動的文體”,“像流水一般流動自如的文體,不斷向前流動而去。不拘泥在某個事物也不加以區分。”鍾文音找到了杜拉斯的寫作方式和審美思維方式,這樣我們才能能夠理解那個“斷斷續續、沒完沒了進行寫作的”、“自我和寫作之間不被切割”的、“像野人那樣工作的”杜拉斯。同樣,鍾文音對西蒙波伏娃和卡米耶的寫作也是非常動人,是深入了敘述對象的心靈世界之中的,尤其是對波伏娃和卡米耶的情感史的糾葛和纏繞的寫作,特別出彩。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杜拉斯、波伏娃和卡米耶的困境也是作者的心靈困境,或者說是女性們的普遍困境。
鍾文音的《臺灣美術山川行旅圖》回歸了當下旅遊文學的涵義,通過對一些重要臺灣畫家的本土性美術作品的文學分析,用一雙審美的眼睛向我們講述了美術作品中的臺灣山水。美術作品中的臺灣,從自然空間經過畫家的眼睛轉換爲富有色彩和情感的精神空間,而在鍾文音那裏,小小的話框中的臺灣山水早已經從框外流溢出來,幻化爲一片心靈的山水,一片潤澤枯萎的魂魄的山水。
從文字到繪畫到攝影,鍾文音的旅遊文學書寫采用者多樣化物質媒介來呈現一個豐富、感性而又傳神的自然空間、精神空間和靈魂空間。比較而言,大陸旅遊文學書寫,如余秋雨等人的則單調的多。旅遊文學書寫可以采用多樣化媒介來呈現一個豐富多彩、搖曳多姿的自然和人文,乃至是容顔和靈魂的多維世界。
參考文獻:
[1]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
[2]鍾文音:《巴黎情人》,中國旅遊出版社,2005年版。
[3]鍾文音:《臺灣美術山川行旅圖》,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版。
作者簡介:張麗軍,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泰山學者”團隊成員、博士後。山東省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主持中國博士後基金課題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子課題一項,省部級課題兩項。主要研究方向爲20世紀鄉土文學研究、新世紀文學文化研究、樣板戲研究等。在《文學評論》、《文藝爭鳴》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余篇,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報刊複印資料轉載。出版《想象農民》、《鄉土中國現代性的文學想象》、《對話與爭鳴——新世紀文學文化熱點問題研究》等學術著作五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0-26/103793.html
王若谷:余秋雨,江郎才盡否?
余氏文風,有時舉重如輕,有時飄雪無痕,頗爲瀟灑,自有其不同凡響之處。余氏文風的長短,論者無數,有人厭煩,有人著迷,更有人心生莫名的感慨。記得余秋雨四十初度時,出版學術著作《藝術創造工程》,寫完那部著作,余秋雨開始散文創作,《文化苦旅》石破天驚,而後每一部新作産生,文壇隨即嘩聲一片...
余秋雨的出名是從《文化苦旅》開始的,《文化苦旅》出版之後,可以說洛陽紙貴,給中國的散文界帶來一種清新的空氣,評論界有人說是爲中國散文開拓了一種新的境界。盡管後來的《霜冷長河》、《千年一歎》等書賣得也不錯,但最受讀者喜愛的還是《文化苦旅》。他對國外文明的考查只能是隔靴搔癢,外國學者不會拿它當回事,中國讀者也大可不必認真。國內沒有幾個人去過那些地方,所以並沒有人像對《文化苦旅》那樣較真,非要挑出多少錯誤來。
記得余秋雨四十初度時,出版學術著作《藝術創造工程》,寫完那部著作,余秋雨開始散文創作,《文化苦旅》石破天驚,而後每一部新作産生,文壇隨即嘩聲一片。
好像是余秋雨自己說過要封筆,此話只能一笑置之。現今還不是推出新書《笛聲何處》?說是新書,其實是舊作重新整理。十二年前,余秋雨應《聯合報》之邀,在臺北中央圖書館發表了一次有關昆曲的演講。演講之余,還與白先勇作了一次有關昆曲之美的長篇對談。那是余秋雨第一次到臺灣,《文化苦旅》還沒有在臺灣出版,因此余秋雨留給臺灣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昆曲研究者。余秋雨把十二年前在臺灣的演講有關篇什整理成冊,意在捕捉昆曲的笛聲。說余秋雨是大師,一定會有很多人提出抗議;說他是文化明星,余秋雨一定也不會服氣。但他當評委、做大使、打官司忙得不亦樂乎,看起來都讓人眼暈。前陣子余光中建議余秋雨暫時停筆,再尋突破。然而,不久就得到了他出版舊作《笛聲何處》的消息,大師也炒冷飯,多少讓我輩有點始料不及。他的這碗冷飯炒得有點夾生,夾生之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除了穿鑿附會,有時信口開河這些常見的“余式錯誤”之外,編校馬虎則是余秋雨近作的最大毛病。《笛聲何處》一書不過數萬字,設計上,一半是文,一半是圖,盡管精致,只怕會落人以“注水書”的口實。文字中有好幾處實在羅嗦,看時禁不住想刪去。通讀一遍,發現書中的錯別字甚多,好在難不倒我,我隨手就用紅筆在書上改了好多個錯字。或許又是盜版書吧?錯字之多自然也就難免了。不過,讀盜版書也有個好處,省錢。一利一弊,讀者自去取舍。
盡管《笛聲何處》存在著以上種種毛病,但仍然覺得它還可以一看,至少要比他的那些“考查國外文明廢墟”的書要深入得多,也有意義得多。而國內有的人對《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挑錯”---這裏應該指出,那些挑出來的錯誤,其中有的還不是錯誤,有的則屬于不同的學術見解,只有少數,如“致仕”一詞,因余先生的古書讀得不多,古籍功底欠深,才鬧出了將其“退休”含義錯誤解讀爲“當官”的笑話----不過,這少數錯誤,似乎也無傷大雅,並不對 余秋雨大作的成就構成太大的傷害和影響。有幾個人,對余書中的“硬傷”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不論全書的做法,我一直是很反感的。
余秋雨最近對他放棄文化散文寫作,而熱衷于寫懷舊生活散文的做法有個解釋。余秋雨說,在我們叫做文體學的領域裏邊,有不同的等級,有的人等級越高他劃分得越簡單,比如散文、小說、詩歌、戲劇,在分類學上的等級越細密越小。但是作爲一個創造者,不要在乎。如果在乎的話,你會死在這個等級上,死在這個劃分上。我如果相信我是學者散文,我突然要寫一篇回憶我祖母的文章,我就有點縮手縮腳了,因爲這篇文章裏邊一點學問也沒有,只是一個老奶奶。我因爲毫無障礙,所以我也會隨手寫一篇有關我祖母的散文。我沒講過我一定是學者散文。我是個人,我什麽都可以,回憶我小學的同學可以吧,回憶我的鄉親鄰居可以吧,都可以。這裏邊沒有任何學者痕迹,所以我對我的散文不做定位。我在好幾篇文章裏講,說我的文章不像散文不要緊,你不叫我散文家也可以。我只是寫文章的人。我的有些文章如果按照散文的標准來看,好像太長了,比如我研究科舉制度的文章,有近五萬字。哪有這麽長的散文,一篇散文五萬字,好像有點學術論文了。但就論文來說,又不對,因爲它有好多感性的概念。這樣的話,只能說是一種文體交雜的文體,文體交雜的文章。文體交雜的文章怎麽來劃分不重要,就像我始終在講,我在北京旅遊的時候,我不在乎我的腳是在海澱區還是在朝陽區,這對我來說不重要。
至于余秋雨在其舊作新書中大談的昆曲,大多數讀者可能興趣並不太大。昆曲全盛的那兩百多年,我們只能神往,昆曲的衰落,那是氣數所然,浩浩蕩蕩的潮流,非人力所能勝。余秋雨對昆曲衰落的原因分析,其一說:“昆腔傳奇通過一大批傑出戲劇家的發揮,已把自由的優勢盡情展示。作爲一種沈積的文化遺産,它具有永久的價值;但作爲一種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戲劇現象,它已進入疲憊的歲月。當觀衆已經習慣了它的優勢,當文化心理結構已經積貯了它的優勢,那麽,它的優勢也就不再成爲優勢了,相反,它的局限性卻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耐煩。它太長,太完滿,太緩慢,太文雅,太刻板;但是,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們還在以苛嚴的標尺刻意追求它的完整性和規範化,刻意追求它的韻律和聲調,致使它的局限性越來越嚴重。它被素養高超的藝術家們雕琢得太精巧,使它難于隨俗,不易變通。”如今,昆曲自救之途中,余秋雨認爲較爲成功的一法是折子戲,既然觀衆對昆腔的過于冗長的整體結構和過于緩慢的行進節奏已經厭煩,那就截取其中一些精彩片斷出來招待觀衆吧。
余秋雨這裏說的是昆曲,但聽起來,我總覺得有點兒像是在說他自己。看來,戲曲之道與文章之道殊途同歸。實際上,余秋雨的寫作,自被譽作文化散文(又稱學者散文)的《文化苦旅》一炮打響,在海內外華人世界走紅看俏之後,除了接下來的《山居筆記》繼續了這趨勢,且其文化思考尚有某些深入發展之外,後來的幾本書從《霜冷長河》、《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到這本新作《笛聲何處》,盡管銷售量都還頗爲不錯,但在思考、行文、謀篇布局方面,均已呈江河日下之勢,可說是一蟹不如一蟹 ,一本不如一本了。《霜冷長河》中還有個別篇目可以一讀,《千》、《行》、《笛》中,則只有一些片段零星閃光,通篇光彩者幾乎已不見蹤影了。可能余先生是太忙了,又要上電視當評委,又要講演授課,還要接受采訪、打官司----縱是“才子”,又如何能靜下心來思考、寫作?!而寫作從來便是一項寂寞者的事業,寫作從來與熱鬧無緣。這樣下來的結果,便是毀了可能成爲 大師的余秋雨先生自己。余秋雨是否正在重走現代昆曲由強盛到式微的老路!
余氏文風,有時舉重如輕,有時飄雪無痕,頗爲瀟灑,自有其不同凡響之處。余氏文風的長短,論者無數,有人厭煩,有人著迷,更有人心生莫名的感慨。但人們喜歡的還是他的《文化苦旅》的執著(雖然略嫌輕飄),以及《山居筆記》的深沈(盡管有些做作)。
爲何會如此?我覺得余秋雨可能是錯誤地采納和吸收了從外界傳來的一些負面信息。一些批評者抓住《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一些“硬傷”猛烈開火,大掙稿費,弄得余秋雨自己也疑心文化散文之路是否還繼續走下去,是否已經走到盡頭?余秋雨于是“悔其舊作”起來。他決心要另辟蹊徑,寫一些與文化散文不一樣的東西,這就是他後來呈現給我們的那些雞零狗碎的“憶舊散文”篇章和所謂“行者文學”(實爲“跑車觀景、安樂旅遊文學”)。殊不知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余秋雨的強項,硬要以自己的短處去拼人家的長處,如何能不露拙敗陣?!我早就曾撰文指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論其思想,遠不如當代一些雜文家的篇章深邃閃光;論其文采,又不及當代一些散文大家豐盈華瞻——但余秋雨的勝出之處,乃是他兼有這兩者之長,其文章中既有一些思考,又文采斐然,所以人們喜歡讀他的文化散文,盡管並不完美。但文學從來就不可能有什麽完美,一完美,便完蛋——這是文學的常律(《大品與小品》)。現在,讀者喜愛的仍然是使他當初紅起來的那些文化散文篇章,而不是現在的小品型生活懷舊散文。
我忽然想起一個文學典故,似乎值得余秋雨深思。南朝梁代文學家江淹,早年以文章著名,人稱江郎。他年輕時才思敏捷,寫得一手好詩文,爲世人所贊賞。傳說他晚年曾兩次得夢。一次夢見一個自稱郭璞的人對他說:“我有枝筆放在你處好多年,現在可以還給我了。”江郎就從懷中摸出一枝五色筆交給他。又一次夢見晉代的張協來向他討還存放在他那裏的一匹錦,江郎把剩下的盡數奉還,張協大怒說:“怎麽只剩下這點點了!”從此江郎的才思大不如前。人們說他“江郎才盡”。這種江郎才盡現象,當代文學界也有,譬如作家余華就懷疑自己是否也江郎才盡了?
余華說:美國作家哈金告訴我,每個美國作家都有一個強烈的寫一部偉大小說的願望,在中國作家中很少聽到這樣的聲音。如果中國多幾個作家有這個願望,我們就能提高基數,出現偉大小說的概率就高一些。我當然也有這個強烈的願望,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寫出來,我的睡眠成了我最大的敵人。
余秋雨是否也“余郎才盡”了呢?!希望不是。因爲喜愛余秋雨以前文化散文文風的讀者,還盼望著余先生能有重振旗鼓的一天,希望著能讀到他突圍之後超越自我的新作。
作者簡介:
王若谷,男,漢族,雜文家,曾執教大學中文系,並任海內外多家報刊主編兼主筆,有幾千篇雜文問世,上百篇作品獲獎(其中包括《中國青年報》、《河北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等獎。)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92900846_yuqiuyufengbo/12.shtml
徐霞客文學獎頒獎 余秋雨遊記改編黃梅戲亮相 2006-5-23 新聞晚報
中國旅遊文學論壇暨首屆徐霞客旅遊文學頒獎典禮日前在江蘇南通舉行。席慕蓉、張賢亮、吉狄馬加等知名作家和旅遊界學者共同探討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旅遊與文學的互動問題。同時,爲了推動南通旅遊業的發展,南通市政府還出資設立了“徐霞客旅遊文學獎”,向中國各地廣泛征集旅遊文學作品。
在頒獎典禮上,黃梅戲演員馬蘭首次表演了根據其先生余秋雨的遊記散文《菩提樹》改編的黃梅戲唱段,另外尚長榮、單仰萍等表演藝術家和著名演員也獻上了經典的戲曲作品。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09316&cid=319048
首屆“徐霞客旅遊文學獎”頒出 6篇作品獲獎
新華網南京2006年5月20日電(記者 朱旭東)首屆“徐霞客旅遊文學獎”20日在江蘇南通頒出,王志清的《心如古銅》、米思及的《黃色、藍色、紅色》和王海兵的《錦瑟華年》分別獲得詩歌類一、二、三等獎,王充閭的《感受時間》、沙白的《夔門的水滴》和曹保明的《最後的漁獵部落》分獲散文類一、二、三等獎。
徐霞客是我國明朝著名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400多年前,他曆時30多年雲遊考察名山大川,撰成幾十萬字的《徐霞客遊記》,開辟了世界地理學上系統觀察地理、描述自然的新方向。
盡管徐霞客是江蘇江陰人,但這位足迹遍天下的布衣旅行家被後人稱爲中國的“遊聖”。南通市政府2005年出資設立“徐霞客旅遊文學獎”,向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廣泛征集旅遊文學作品,共征集到700多篇作品參評。
江蘇省作家協會對參評作品進行初評後,又委托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散文學會、中國詩歌學會成立兩個終評委員會,最後評選出上述獲獎作品。
據了解,“徐霞客旅遊文學獎”今後將每兩年評選一次,分設散文獎、詩歌獎和攝影作品獎。凡在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地區正式出版的報紙、刊物上發表的或由出版社出版的,以描寫中國大好河山爲主題的旅遊文學作品,均可參加評選。
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中國明末旅行家、地理學家。名弘祖,字振之,別號霞客,南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人。生于萬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年1月5日),卒于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年3月8日)。當時中國的封建制度已趨衰落,資本主義有了萌芽,探索自然、重視考察試驗的風氣開始興起,徐霞客順應時代潮流,擯棄利祿,沖破科舉制度的羅網,畢生從事旅行考察事業,開拓了中國古代地理學走上實地考察、研究自然規律的新方向。
他出身于書香門第的地主家庭,自幼“特好奇書”,欲“問奇于名山大川”。21歲開始出遊,30多年間曆盡艱險,足迹遍及現在的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湖北、福建、廣東、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等16個省區。他的出遊大致可以崇禎九年(1636)爲界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閩粵,東涉普陀,西攀太華之巔,偏重搜奇訪勝,寫下了天臺山、雁蕩山、黃山、廬山、嵩山、華山、五臺山、恒山等名山遊記17篇;後期的西南地區之行,則在探尋山川源流、風土文物的同時,重點考察與記述了喀斯特地貌的分布及其發育規律,寫有《浙遊日記》、《江右遊日記》、 《楚遊日記》、《粵西遊日記》、《黔遊日記》、《滇遊日記》等著作。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5/21/content_4578309.htm
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徵文獎初賽結果揭曉【大紀元2005-5月22日訊】
「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徵文獎」自去年底公佈比賽細節,到今年4月15日截稿期後,澳洲3位評審即時展開審稿,經過20餘天,已評出高下;並定於5月9日星期一下午2時半,假座廖蘊山詞長府上召開評審會議,並邀請澳亞民族電視臺副臺長、作家婉冰女士擔任記錄。
首由黃玉液向另2位評委說明共收到34篇作品,其中5篇寄自巴西、紐西蘭、法國、加拿大與中國,他已轉寄香港主辦總部處理。4篇字數由5,436字到8,000字、因超出5千字限制,被取消評審。3篇寄錯地方,由香港掛號轉來,可惜接到時評審工作已完畢,錯失了機會。餘下22篇,共計雪梨11篇、墨爾本5 篇、昆士蘭3篇、南澳、西澳、坎培拉各1篇。
繼由婉冰女士收集3位評委的計分表,依英文字母編號次序,加出每篇共得的總分。從最低分數185至最高得分280中選出5篇最高分的優勝者,入選佳作得分如下:青海情思280分(雪梨)、情留山海湖262分(墨爾本)、秘魯畫卷261分(墨爾本)、四十載旅遊縱橫談259分(昆士蘭)、一本聖經一個民族 255分(雪梨)。
廖蘊山認為此次收到作品珠玉紛陳、有些極好,他也無法寫出,要他評審真是很慚愧。
黃惠元以主題、語言、結構、題材作為打分基礎,作品中的景物、思想、感情、輿論和人文至為重要。他每篇都有評語,摘錄幾篇入選佳作如F、青海情思:「由觀景而生情、由情而觸發憂國憂民的思緒、思想正確、主題有教育意義。」L、情留山海湖:「標題及結尾都很好,點出了旅遊文學的主旨和應有的靈魂…」O、四十載旅遊縱橫談:「題材豐富由今而往,由東而西,寫景精煉,語言妙趣橫生,筆端含情結構銜接巧妙。」W、秘魯畫卷:「題材尋古探秘,很吸引人。」
黃玉液對優勝作品評語:E、 一本聖經一個民族:「不單看到景物表面、用心去體會,對多災多難的猶太民族內在精神有深刻動人的描寫。」F、青海情思:「文字優美、娓娓道來,有思想內涵、蘊藏豐富感情。」L、情留山湖海:「文筆自然、人情味濃,把日月並升奇觀及海潮寫得真切、感人。」W、秘魯畫卷:「很獨特的萬裏遊、千古之迷又豈是作者乘小飛機匆匆鳥瞰能解?娓娓描述、寫來生動感人。」
由於仍要寄往參加總決賽,故不公佈5位勝出者的大名。
審評會議順利於5時完成,由黃玉液負責將五篇佳作掛號寄往香港主辦單位。3位評審祈望澳洲參賽的佳作能夠在總評審時脫穎而出,為全體澳華增光。
香港終審委員會將於本年9月公佈比賽結果,得獎者將獲專函通知
http://www.epochtimes.com/b5/5/5/22/n930291.htm
余秋雨>維基百科。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中國浙江餘姚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曾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榮譽院長,國際知名的學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臺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現任《書城》雜志榮譽主編。
簡曆
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縣橋頭鎮(今屬慈溪縣)。
1957年搬到上海,1963年畢業于上海晉元中學,考入上海戲劇學院。
1968年8月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
1983年到1986年間,出版了一系列學術著作,包括《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中國戲劇文化史述》、《藝術創造工程》等,先後獲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戲劇理論史稿》是戲劇思想理論著作,博士點教材;《戲劇審美心理學》是中國首部戲劇美學著作。
1985年時,在從未擔任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被破格提升爲教授,並以39歲成爲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當時獲此稱號的全國僅十五名,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
1986年開始被任命爲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上海市委咨詢策劃顧問,並被選爲“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寫作文化散文,之後更加辭去正廳級的戲劇學院院長職務,以考察研究國內外各大文明和文化地。他先後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借我一生》等六部散文集。在大陸公布近十年來全國最暢銷書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獨占了四本[1]。這些散文集,先後獲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獎、中國出版獎、上海優秀文學作品獎、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連續兩屆)、金石堂最有影響力書獎、臺灣中國時報白金作家獎、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的華語作家獎、香港電臺最受歡迎書籍獎等,同時也使余秋雨成爲中國當代最具公衆影響力的學者和作家之一。
2004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編輯部等單位選爲“中國十大藝術精英”和“中國文化傳播座標人物”。[2]
2005年,成爲參加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2005年世界文明論壇”的唯一中國學者。[3]
2005年春季在臺灣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講,每場都擁擠了數千名聽衆,被臺灣媒體稱之爲“難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風”。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編的《傾聽秋雨》一書,記錄了這一盛況。
近年來,他在“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總標題下,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馬裏蘭大學、紐約亨特學院和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發表演講。
據報道,2006年余秋雨版稅收入至少1,400萬人民幣,為中國作家之首。[4]
爭議與批評
著名評論家樓肇明認為,“余秋雨是中國20世紀最後一位散文大師。”隨著余在公衆面前的大量曝光,面對的苛責也隨之排山倒海而來。關於這方面可依“文革餘孽”與“歷史常識錯誤”兩方面探討。
捐款門
2009年6月,由于媒體大衆以及名人的揭露,都江堰教育局首度開腔回應余秋雨捐款事件:他捐的是書不是錢。據稱,余秋雨給三所小學每校一萬冊圖書,實際價值超過20萬元。因校舍尚在修建中,據透露,余秋雨援捐的3萬冊圖書將在9月1日開學前運至都江堰。[5]
文革曆史
余秋雨的父親余學文曾在文革時遭關押迫害達十年之久,叔叔余志士割脈自殺于安徽蚌埠。但有人認爲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曾是張春橋、姚文元麾下的“石一歌”寫作組的健筆,然而“石一歌”小組的幾百次會議余秋雨一次都沒有參加[6],而且其中相當長的時間余秋雨不在上海。1999年4月27日,《文藝報》發表余開偉文章《余秋雨是否應該反思》,揭起余秋雨的文革內幕。1999年第10期《四川文學》發表張育仁文章《靈魂拷問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缺環》,文中指稱余秋雨曾經是“紅衛兵”。余秋雨之後曾在《借我一生》一書中,詳細回憶自己家庭當時被造反派打倒,全家老少八口人靠每月二十六元的救濟求生的經曆。
余傑相關
1999年底北大青年余傑發表《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7]一文,文中質問余秋雨“假如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懺悔,那麽中國的自由和正義只存在于‘過去’和‘將來’。假如我們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樣失去了對苦難的記憶、對罪惡的記憶、對責任的記憶,那麽我們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遠沒有保障。”斥之為“文革餘孽”(後余傑在《我們有罪,我們懺悔》一文中表示使用“文革余孽”並不恰當,並在此文中向余秋雨就這一稱呼表示歉意)。余秋雨寫了《答余傑先生》答辯,這也是余秋雨唯一一次發表文章指名回應任何批評意見。[8]之後兩人曾在成都會面。不久余傑又發表長文《我們有罪、我們懺悔——兼答余秋雨先生》[9],認爲余秋雨在對許多具體事實的陳述中,「有大量避重就輕、自相矛盾甚至顛倒黑白的地方」,「有必要作出我個人的追問、質疑和反駁」。
余傑認爲:「“石一歌”作爲受到上層重用的寫作班子之一,在“文革”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在當時就享有相當的名氣和地位,完全不是余秋雨所說的“石一歌那時候連外圍組織都算不上”」;「余秋雨先生反複想說明,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加寫作班子的,幾乎沒有實際爲寫作班子做過什麽事情,所有的重頭文章都沒有參加撰寫」與1976年10月魯迅代表團訪日時「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少將臨時掌管上海大局,派了兩位先生來找我,說從一些幹部子弟那裏知道我的思想趨傾向,要我隨團出去起‘阻止’作用,一是阻止朱離隊出走,二是阻止朱離開講稿發言,並規定代表團一切講稿都由我起草。」的說法自相矛盾,「既然僅僅是一個沒有發揮過什麽作用的無名小卒,爲什麽當時掌權的軍方將領會毫不猶豫地就讓他承擔如此重大的使命?大上海擁有若幹名牌大學和若幹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爲什麽官方不找其他人,而來找當時不過30上下的余秋雨?……朱永嘉是代表團的團長,有較高的地位,余秋雨一個毛頭小夥子,有什麽權力來起“阻止”作用呢?周純麟少將僅僅因爲因爲……聽到一點點余秋雨的“思想傾向”,就對他委以重任,在階級鬥爭嚴峻的當時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假如余秋雨的觀點完全與“石一歌”對立,軍方的兩個代表難道會讓他輕易地就使用這一名號嗎?我認爲,冠以“石一歌成員”的稱呼,不僅不是一種“曖昧”,反而是一種“順理成章”。」「根據在這一事件中余秋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他所掌握的重要權力——負責起草代表團的一切講稿並在歸國後直接向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彙報情況,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余秋雨先生顯然在寫作班子中……是上海秀才們當中的紅人,而且還擁有相當的職務。雖然在“石一歌”中他不是最核心的成員,但是他卻是當時與《學習與批判》齊名的一份重要雜志《朝霞》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據一位當年也參與過《朝霞》雜志編輯的學者透露,余秋雨先生……他負責了大量重要的編輯事務並對是否刊登某一篇批判文章有相當的決定權。」;
「《胡適傳》……這篇白紙黑字署名“余秋雨”的文字,余秋雨先生用當時特定時期作者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署名權、發言權來進行辯解。……如果這一思路成立的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也會辯解說,他們的文字是在毛澤東的強迫下寫的,並非出于他們的本意。這樣也就喪失了談論問題的前提。」;「余秋雨回顧說……似乎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由于條件的限制和官方對胡適著作的封鎖,對胡適幾乎一無所知。但是,余秋雨在《長者》一文中卻有另外一種表述,1975年在回鄉養病期間,“……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裏去了。那兒除了《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萬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刊物。”(見《霜冷長河》)既然是“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刊物”,哪會沒有胡適的文字呢?……既然余秋雨閱讀了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的刊物,就不可能繼續處于與胡適完全隔膜的狀態,就會對胡適的學術、思想和生平有一個起碼的了解……應當比大多數信息被全面壟斷的同代人更早地覺醒過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再替自己開脫,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余秋雨對此沒有再正面做出回應。但是有意見認爲余傑憑借道聽途說和孫光萱一個人的“家藏材料”,就說成是“清查資料”作爲證據[10];也有人認爲余傑應該感到慶幸余秋雨沒有深究他的法律責任[11];還有人爲余傑作爲本身就有創作能力的作者,與孫光萱、金文明等完全靠批評余秋雨而出名之輩聯合而感到惋惜[12]。
但廈門大學教授謝泳認爲:「余秋雨早年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他總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時代達成妥協」,「他是一個永遠生活在當代的作家和學者,他不大考慮未來。」,「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幸的人」[13]。
古遠清相關
2001年3月21日《文藝報》發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古遠清的文章:“余秋雨現在不能也不會‘懺悔’。要等大環境不再視‘文革’為一些人的政治包袱的時候,到了看客們的心態均趨于平和理性的時候;或幹脆等余秋雨淡出文壇,或到了像周一良那樣步入老年,已看破紅塵之日。”2001年古遠清又在第2期《文學自由談》和2001年第2期《學術界》上發表《弄巧反拙欲蓋彌彰》、《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懺悔”》、《余秋雨與“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麽樣的傳記》和《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等五篇文章。據不完全統計,在數年間全國媒體出現批評、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共有一千余篇,其中單數量來說以古遠清爲首,余開偉第二。2002年6月,余秋雨起訴古遠清侵犯名譽,索賠16萬元人民幣。2003年8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余秋雨文革片斷》長文,據稱披露了余秋雨鮮為人知的文革經歷。同年11月3日的《新周報》以三個整版的篇幅,刊登《幫余秋雨回憶“文革”》專欄。在這些文章中,古遠清一再表示,“我自己也在文革中寫過大批判文章,但我能夠承認這一點。很多知識份子都在文革中有過錯,他們都在反思,可余秋雨為什麽要掩飾呢?”
作爲回應,余秋雨的訴訟代理人上海恒信律師事務所鮑培倫律師在媒體上公布了上海一中院一年多前作出的民事調解書全文:“
1.被告古遠清分別在2001年第四期《南方文壇》、2000年3月21日《文藝報》、2001年第1期《魯迅研究學刊》、2001年第2期《文學自由談》和2001年第2期《學術界》上發表其撰寫的《弄巧反拙欲蓋彌彰》、《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懺悔”》、《余秋雨與“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麽樣的傳記?》、《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五篇文章,其中關于原告余秋雨涉及《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有關內容與事實不符,特向余秋雨表示歉意;
2.原告余秋雨自願放棄要求賠償精神損失和經濟損失的訴訟要求;
3.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0元由被告古遠清負擔;
4.雙方無其他爭議。
上述協議,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確認。
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法律效力。
這一調解書的文號爲(2002)滬-中民-(民)初字第388號。審判長爲許偉基,審判員爲華雙根,代理審判員爲黃蓓,書記員爲王茜。”[14]
有實際文革審查經曆的人士的意見
中共中組部退休幹部王尚賢,曾長期負責幹部考察工作,主要任務是考察八十年代提拔的幹部在文革期間的政治表現。王尚賢關于這一事件發表文章,認爲余秋雨參與的教材編寫創作工作是在周恩來指示下,主要在周恩來、鄧小平執政期間進行的,與文革前期“造反”“武鬥”“奪權”和後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階段,有本質性的區別。王尚賢認爲這個階段的文化重建工作是極其艱難的,也是最最不應該批判的,卻恰恰是古遠清等比余秋雨還年長的幾個人的批判重點,因爲現在的很多年青人並不了解文革十年內的變化和政治風潮。王尚賢最後感歎:“首先是驚歎余秋雨先生當時年紀輕輕就有如此清白的政治操守,接下來是驚訝批判者們怎麽敢于在朗朗乾坤之下徹底顛倒了是非!”[15]
文史錯誤
所謂“文史錯誤”,則直指余秋雨的學術素養和水平,之後更發展爲所謂的“余秋雨剽竊事件”。2003年,該風潮的核心人物爲《咬文嚼字》月刊的資深編委金文明。金文明所著的《石破天驚逗秋雨》(《月暗吳天秋雨冷》前身)一書舉出大量資料,指稱余秋雨散文中有一百三十多處文史差錯。2003年10月19日,複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恒教授在《文彙報》發表文章《恐非正解》,分析了金文明提出的所謂的“文史差錯”,並批評金文明這種對作家的“無端攻擊”。[16]
2004年,金文明再度發文,指稱經過他“逐字逐句”的校對,發現余秋雨在早年戲劇理論作品《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一書中剽竊章培恒教授的著作《洪升年譜》中關于清代戲劇家洪升的介紹,直接質疑余秋雨的學術道德和人格。但是事情真相逐漸被中國的媒體和記者揭露,原來1985年出版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一書明確寫出被質疑的300余字概引用自章培恒的《洪升年譜》,而且這300多字所用的字體不同于書內主體文章以示區別。在記者采訪金文明,問他爲何不提及原書明確的出處引說時,自稱曾經“逐字逐句”校對過兩本著作的金文明回答他是“想當然”。2005年8月,七十多歲的章培恒教授在病榻上寫下《余秋雨何曾剽竊我的著作》一文,分析認爲金文明根本就不是“想當然”,而是捏造事實誣蔑陷害余秋雨[17]。
其它方面批評
其實,在金文明「咬嚼」余秋雨“文史錯誤”之前,也有不少人對余秋雨的散文其它方面提出過諸多批評。天津師範大學高恒文在《突兀之語何其多》一文中指出:余秋雨喜歡在文章中使用“顯得過于突兀的警策之語”。同濟大學朱大可《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的文章指出,余秋雨的散文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化“在走向軟化、平面化和輕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這種軟性話語起始于鄧麗君的一聲嬌媚淺唱,而後漸次轉換爲文人的婉轉長吟”,其文章呈現出“輕快、輕浮、輕松和輕賤的‘四輕’面貌”,是“塗著文化口紅闖蕩世界”的人。但是此類旁敲側擊,本身就非常“輕”的評論,顯然與金文明所爲的捏造事實、指責剽竊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往往無法吸引非文學、學術界人士的興趣。
李敖認爲余秋雨不能算文化名流,“逃避現實,他有沒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問題,而不是光遊山玩水,光寫一些遊記之類的文章?在我看來大陸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18]
余秋雨對于批評的應對
與他的一些批判者不同,余秋雨本人從來沒有就他被公開批評的任何事宜在任何途徑表示過道歉。截至2007年6月底,余秋雨仍然繼續在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大媒體中頻頻出現,而各界主要批評的聲音已經平息了近兩年。曾經積極參與批判余秋雨的天津《文學自由談》雜志的編者後來發文認爲:原來余秋雨的問題只有他預想的“十分之一”,那麽他的問題主要就是態度問題。[19]
“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事件
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在個人博客中發表日志《含淚勸告請願災民》,認爲,汶川地震後一些家長在子女所在學校倒塌、子女被埋喪生後要求通過訴訟來懲處相關學校領導和承包商的舉動被“反華媒體”利用,這些媒體有四點“污衊性的説法”——“是天災,更是人禍;官方宣布法院不受理這事;五個境外記者拍攝這種場面時被公安“短時間拘留”,詢問他們的身份;難道地震真使中國民主了嗎?”;全體中國人爲罹難者默哀三分鍾,並聲稱一位佛學大師告訴他,這些孩子“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他個人也認爲“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想不出有什麽機構會包庇相關責任人,但追究需要一個過程;“地震到了七點八級,理論上一切房屋都會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因而“再要論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煩得多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防疫和堰塞湖搶險,家長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被“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利用。
負面評價
該言論引起了部分中國大陸學者[20][21]、網民、網絡媒體以及部分地方媒體[22][23]的強烈反彈和批評。香港[24][25][26][27]、臺灣[28]、新加坡[29]、馬來西亞[30][31]、美國[32][33][34]、英國[35][36][37]、澳洲等地的華文媒體也對事件作出報道和評論。另外,美國的合衆國際社 [38]以及紐約時報[39]也在關於遇難學生的家長請願的報道中提及此一事件。
針對“被反華媒體利用”之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質疑,「按照大師的邏輯,我們這些鬥升小民,無論碰到什麽事情,都不能說三道四,……一說就可能爲反華媒體所乘。無論什麽時候,政府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別幹擾了政府做事,相信政府,一定會給大家一個公道,因爲誰也不敢包庇那些作惡的壞人。反正是一個字,忍。實在忍不住了,這不還有佛學大師嗎?」[20]也有人認爲,所謂「國際反華勢力」是余秋雨利用許多中國人無法區分民族、政府、國家等概念所作出的文字遊戲,而習慣于傳統感性思維的中國人,很難接受人權高于主權的現代文明思想,所以往往被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者利用,達到轉移內部矛盾爲外部矛盾,維持其專制統治的目的。[40]
針對“菩薩”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諷刺余秋雨聲稱的「一位佛學大師」的「菩薩論」與九一八事變後戴季陶發動全國和尚為死難者超度有「異曲同工之妙」[20]。
針對“八級全倒”
批評者認爲:倒塌校舍附近的一些建築(包括衆多政府大樓)和震區的一些學校並沒有倒塌;房屋受損程度,取決于地震的烈度,而非震級[41];沒有説清楚是哪些具體“專家”。
針對“還有其他更緊急情況”
中央有關部門早已派出調查組調查取證,處理學校偽劣工程、學生遇難與救災由不同的部門來處理,各行其實,並無政府無法騰出人手的問題[24]。
針對“大局觀”
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指出余秋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鏡頭下的示威場面……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所說的的「大局」其實是「當局」,而獨立知識份子應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同樣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裏,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梁「建議余先生……換個人民的角度」,並質問喪親之痛的悲憤「還要讓位于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梁文道還認爲做文章的人「應當向歷史交代」,而這才是真正的大局觀[24][42]。
對文章整體的批評
中國中央電視臺第十二套節目6月22日《道德觀察》節目中,主持人批評余秋雨和王兆山“漠視生命”,即使退一萬步講,余的文章是“勸人向善” ,但“如果不分時間、地點、前提條件地勸人向善,也很難說他的目的用心是善良的”[43]。張鳴則批評,這種「搬出佛祖和菩薩,夾帶警告和威脅」的言論最好還是收回去,真正添亂的也許就是余秋雨自己[20]。
對余秋雨個人的批評及對寫作動機的質疑
6月7日的《北京晚報》對該文進行轉載[44](刪去對“四點污衊性説法”的具體描述),該報在文前評論稱『著名學者余秋雨6月5日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最新博文,就地震災難之後續問題有條有理地談出了他的看法。文章保持了其清醒的大局觀,文字不失理性真誠,一經發布立即引發了網友的熱烈反響。』,其後人民網文化頻道對《北京晚報》的評論和刪節版“勸告文”進行轉載[45],6月9日的《西安晚報》又對人民網的文章進行了轉載[46]。新加坡《聯合早報》相關報道稱「官方據說下令突出余秋雨的這篇文章」,「有知情者表示,官方已要求各大網站論壇刪除對余秋雨文章的討論帖子。」[29]。但也有人以余秋雨言論「既不符合中央精神,也不符合我國法律規定,又不符合災民意願,更不符合災區已經查辦失職官員的實際」爲由,認爲不能說余秋雨發表的「勸告文」是官方授意[47]。
有批評者還認爲:這是余秋雨作爲政府諂媚者的又一次表現,並將此事與上海社保案曝光後余秋雨的言論《良宇,我說的就是這個名字》相提並論,再次質疑其是否有作爲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
調侃
在文章發表之後,“含淚勸告”一時成爲網絡流行語,除了“含淚勸告餘秋雨”還有模仿《含淚勸告災民》的“含淚勸告裸聊官員”[48]、“含淚勸告A股災民”[49],王小山也在為搜狐體育撰寫的歐洲杯球評中稱“要向餘秋雨老師學習”,“含淚忠告法國足球,你們應該用主人的姿態把球踢好,保持好齊達內留下的氣氛”[50],並調侃餘秋雨“通過這樣藏著淚水、汗水的文字換取生活費用和政治前途”,“含淚”既沒有直播也沒有照片無法令人信服,即使有也沒人相信,因爲在演員妻子的“輔導”下“含淚並非難事”。 也有人認爲,余秋雨從「黨和國家」的角度出發,具有「不可企及」的高度,令人不敢評價[40]。
2008年9月,發生了中國奶制品污染事件後,模仿文章《含淚勸告三鹿受害者家長》[1]在網絡上盛傳一時,遵命文學也被戲稱爲“余秋雨體”。更有筆名蘇南坡的網友寫就古文《吊余翰林》,並附白話文解釋,取笑擬建余氏生祠一事。
正面評價
有支持者認爲,余秋雨並沒有遷就豆腐渣工程,也有提出要保護證據以備未來進行司法調查,不存在不同情死難者的問題;余提出勸告只是出於對災民情緒失控的擔心,而“中華民族正處于一種大悲和大喜(北京奧運)交替過程當中”,“適當有一些擔憂”,“是可以理解的”[51]。還有人讚賞余秋雨「言人所不敢言」的勇氣,認爲確實需要提供更寬裕的時間供當局進行調查[52]。
余秋雨個人的回應
在網友強烈反彈之後,余秋雨刪除網友的負面評論並禁止瀏覽者在其博客對該篇文章進行評論[53][54],並轉貼了若幹爲其辯護的文章[24]。
其後,余秋雨又於6月12日在其博客發表感謝災區朋友一文,宣稱:“得知一些救援隊的朋友把我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及時地向有關帳篷作了轉達,效果很好”;對情感災難的勸告就像對堰塞湖的疏導;如防疫隊員勸告背著親人遺體的災民,會使勸告者“顯得‘不仁不義’”,“僅僅從親屬的情感權利而言,那些防疫人員有可能遭到群毆”,因而“大災中的理性勸告,也需要不小的勇敢”;“‘請願‘他們(災民)在延續著對孩子的悼念儀式”,應該“把法律的事交給法院”“更不要在心理康複過程中不斷咀嚼悲哀”;“同意醫學專家們的判斷”,請願“主要是災民在心理治療和康複過程中出現的現象,不要硬拉到政治層面和法律層面上去”、“國外的反華力量拿他們說事,很不道德。”;重申在“勸告文”中對“另一方面”的兩點要求;全民救災體現“生命第一”原則,經過地震,“中華文明必將開創一個以生命、人性、至善、大愛爲主軸的新時代”。
其後,《中國新聞週刊》聯系余秋雨,表示有意就「勸告文」引發的爭議進行採訪,被余拒絕,但稱願意就一些「文化問題」以回信形式接受採訪(余認爲面對面採訪可能令記者誤解其語意)[54]。在訪問中,記者最後發問「你怎麽解釋5?12大地震之後你發表的那些言論?」,余秋雨卻大談「大愛互助精神」與「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稱「不知道」記者指的是「地震後各種文化現象」中的哪一些,余還認爲「那些遠離災區」的評論者「喋喋不休」、「情緒化」,不必關注[55]。
作品
散文集(按首版時間先後順序)
《文化苦旅》1992年(臺灣),1995年(大陸)
《山居筆記》1995年
《霜冷長河》1999年
《千年一歎》2000年
《行者無疆》2001年
《借我一生》[2]2004年
戲劇專業著作(按首版時間先後順序)
《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主要選材是東西方十多個國家的戲劇曆史,是中國大陸首部完整闡述世界各國自古代到現代的文化發展和戲劇思想的理論著作,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
《戲劇審美心理學》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獎。
《中國戲劇文化史述》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藝術創造工程》198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主要是作者的課堂講稿。
《余秋雨學術專著系列》200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包括《戲劇思想史》、《觀衆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論》四本,分別是以上四部學術著作的修訂改寫。
其他編選文集(包括他人編選)
《余秋雨臺灣演講》1998年。
《藏著的中國》余秋雨主編 2002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根據大型電視文化專題片《中國博物館——源自100個博物館的往事》解說詞整理,主要選取介紹了中國100家博物館,有大量彩圖。
《笛聲何處》[3],2004年,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85頁,責任編輯施曙華。主要選取戲劇專業著作和相關演講,介紹昆劇。
《傾聽秋雨》2005年,天下文化出版,286頁。記錄余秋雨2005年2月臺灣演講情況,摘選講稿及各界評論。
參考
《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第十九章第一節
《庭外“審判”余秋雨》,古遠清
《咬嚼余秋雨》,古遠清
《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金文明
《秋雨梧桐落時——余秋雨、金文明之爭始末》
《余秋雨評傳》,欒梅健
《十作家批判書》,朱大可
外部連結
維基語錄上的相關摘錄:
余秋雨余秋雨 新浪博客
秋雨在線 個人官方網站
秋雨時分 鳳凰衛視節目專欄
解放網文化名人專題
金文明再“逗”余秋雨
中新社記者 楊瑞春.《論敵相見 論而不戰——余秋雨余傑對話饒有余味》,《中國青年報》,2000年2月1日.
湖南紅網: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與余秋雨在蘇仙嶺下品茶說文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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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道德觀察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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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7%A7%8B%E9%9B%A8
余秋雨稱將向地震災區追加30萬元捐款2009-07-04 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
稍微平靜了的余秋雨“捐款門”事件又有了新進展。前日,余秋雨在博客中曝出自己不僅為都江堰災區捐出20萬元買書,還追加30萬元購買圖書館的設備。昨日記者致電都江堰教育局副局長肖融求証此事,她稱,目前還沒有收到余秋雨追加30萬捐款的通知。而負責余秋雨捐款的九久讀書人公司表示,對于此事不再做任何回應。
余秋雨:追加30萬用于購買圖書館設備
前日,余秋雨在博客中貼出了一組與當代作家張公者的對話。在對話中,余秋雨對“捐款門”事件進行詳細的回應,他同時透露,除了用20萬買書外,再追加30萬元用于購買圖書館的設備。在對話開始,余秋雨直呼:“歷年來我受到最多的誹謗,主要原因就在于我的直言。”
稍後,余秋雨說到了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捐款門”事件,“更奇怪的一次誹謗是,就在地震發生後決定捐款20萬元辦一所希望小學,但災區教育局的領導建議我,改捐三個圖書館,由我自己來挑選書。于是我就用20萬元買書,再追加30萬元購買圖書館的設備,三家圖書館都得在今年9月1日落成。”
對于“捐款門”的始終,余秋雨說,“由于整個過程我是親自組織團隊完成的,沒有交給紅十字會來做,因此有人造謠說是‘假捐款’,又說怎麼不直接捐錢,卻捐了書。災區的教育局站出來說明事實真相,他們仍然一片喧嘩,在網上大吵大鬧。我與他們的對立,已經持續了整整一年。我反對用誹謗別人來獲得自己名聲的做法。 ”
都江堰教育局:還沒接到追加捐款的通知
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長肖融昨日告訴記者,他們還有接到余秋雨方面追加30萬捐款的通知,九久讀書人公司方面也沒有就此事聯系他們,但對余秋雨宣布新增30萬元的捐贈絲毫沒有覺得奇怪。她告訴記者,余秋雨決定向都江堰改捐3個圖書室,每個圖書室將配備圖書1萬冊,“圖書室,不可能僅僅只有圖書,還必須得有書架、桌椅等相應的設施。”肖融表示,按照目前的情況,3 萬冊圖書的價值顯然超過了20萬元,而要把這3個圖書室建得像樣,花費的資金肯定會遠遠突破20萬元。
肖融還告訴記者,余秋雨當初曾表示,捐建這3個圖書室,不論是花20萬還是50萬,他都願意承擔,只要把這3個圖書室建好。肖融表示,余秋雨捐建圖書室的3個學校目前正在加緊施工,“相信到8月底,關于余秋雨的一切質疑都會真相大白。”
昨晚,記者致電余秋雨的助理金克林,他稱,余秋雨確實追加了30萬的捐款,但是具體事宜是九久讀書人公司在運作。稍後記者致電九久公司負責宣傳的杜小姐,她開始告訴記者,表示問一下詳細情況再作回應,最後,他給記者打來電話稱,“對于此事我們不再接受任何採訪,請理解!”
又訊 前日,一直在質疑余秋雨捐款事件的易中天向記者公布了自己去年地震期間為四川災區捐款8萬元的証據。易中天此舉是否意在暗示余秋雨該做點什麼?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1/1/1188296/1.html
(易中天 詳參【圖博館】:《閒話中國人》 《帝國的終結》)。
易中天公佈捐款證明 稱余秋雨滿足”公佈三條件” 2009-07-02 澳洲日報
易中天最近的連番動作——批評李輝和質疑余秋雨,是為了説明“批評必須有,規則不能無”這個道理。他首先給今年初“炮轟”文化名人文懷沙的傳記作家李輝冠上了“涉嫌道德飆車”的帽子,而後以追問和質疑身陷“詐捐門”的余秋雨為例,以“易中天式的質疑法”來回答李輝給他出的題目。
不過,在這場公共辯論中,易中天主唱獨角戲,似乎是有些寂寞。李輝最初回應過易中天的言論,不過因近期出國而中斷了對此事的進一步關注,截止到昨日下午17點,本報記者仍然未能成功聯繫上他。
余秋雨顯然是主觀上不願意參與。對於捐款問題的質疑,余秋雨從不説明自己是否撒謊,而是一直一口咬定是“咬余專業戶”所為,自己不予回應是出於“博愛”。易中天於6月30日點評道:“哈哈!這個邏輯如果成立,則所謂‘咬余專業戶’,恐怕就不止四個了。”鑒於在“詐捐門”事件中余秋雨至今都沒有應對公衆質疑、出示捐款證據,易中天昨日特向本報記者公開了自己的捐款證明。説余“荒唐”、“蔑視公衆”、“是不是‘合格的文化商人’還是個懸疑”,該説的都説了,易中天此舉是否意在暗示余秋雨該做點什麼
易中天的來信:
2009年6月18日,我在《南方周末》提出了“證據確鑿,立場公正,保護隱私,尊重人格”的主張,即“四原則”。6月30日,我又在《南方都市報》提出了“不問動機,不問資格,不問對象”的主張,即“三不問”。三不問,是批評的“前提原則”。四原則,是批評的“操作原則”。它們共同體現了我對批評的理想追求——自由而有序;或如6月25日我在《東方早報》所説,批評必須有,規則不能無。我質疑余秋雨,就是要證明“批評必須有”;批評李輝,則是要證明“規則不能無”。現在,我借事説理之目的,已基本達到;我要説的“理”,也有計劃、有步驟地大體講完,就等李輝先生回應了。
其實,李輝先生目前尚未回應,原因很簡單——不在國內。但是,李輝先生出國前,我們兩個楚人,已通過《長江商報》表達了相互的敬意和討論的誠意。《長江商報》的劉敏先生,也在6月12日的評論員文章中,闡述了這場辯論的公共意義。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公佈我的捐款證明。按道理,我是沒有義務公佈的。我在回答《廣州日報》記者張素芹的採訪時説得很清楚,要求一個人公佈捐款證明,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即公衆人物、公開捐款、遭到合理質疑。我沒有遭到合理質疑,因此我無須公佈。但“捐款門”事件既已告一段落,為表示公平,我仍願意公佈如下:
捐款人:易中天
捐款數額:人民幣捌萬元整
宣佈捐款時間:2008年5月13日
捐款到賬時間:2008年5月19日
捐款方式:通過銀行轉賬
接收捐款單位:中國扶貧基金會
收據號:00145935
備注:地震
榮譽證書籤發人:段應碧
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news/ausdaily/20090702/2233426919.html
勸告災民博客遭炮轟 余秋雨:我為什麼飽受爭議 2008-07-18 王鵬捷
中新社18日報導,余秋雨無疑是近二十年來中國文化界最富爭議且爭議最持續的人之一。6月5日,余秋雨發表博客文章《含淚勸告請願災民》,引起新一輪的爭議。他拒絕本刊記者關於此次爭議的採訪,但接受就一些文化問題的採訪。余秋雨通過筆答描述自己在中國新時期文化建設中的意義,並對一些質疑作了間接的回答。
富有爭議的現象並不必然深刻地反映社會文化的變遷,但作為一種徵候的意義總是存在的
余秋雨始終是個受爭議人物。
5•12汶川地震後他的一篇博客,又讓他被爭議了一把。
這篇博客發表在6月5日,題為《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余秋雨希翼通過自己含淚苦勸的悲情態度,讓災區民眾以大局為重,不要因為倒掉一兩座學校而成為外界反華的口實。
此文一出,頓時引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認同者認為他語重心長,極具責任感;反對者認為他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
這篇發表在新浪的博客遭到網友“炮轟”。隨即近100頁反對者的留言全部被刪掉,之後博客評論功能也被關閉。
記者就爭議直接向他提出約訪,得到的回復是,現在什麼都不想說,而且很忙。
事實上,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余秋雨這些年在社會上的言和行,已經描繪出了一個余秋雨式的思想K線圖。
上海文化批評家張閎對余秋雨的言論一向關注,上世紀80年代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問世以來,一些文學批評家們把他的歷史散文戲稱為“文化口紅”。如今,張說,當余秋雨作為“文化口紅”的功能在於丹和易中天的普及面前日益褪色時,他正試圖向“多功能口紅”完成一次華麗的轉身。
此前不久,餘秋雨針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落馬,進行了一次“痛打落水狗式的評論”。他在評論中頗具勇氣,不止是陳良宇,對於上海的“跪拜”文人,余秋雨也毫不留情地給予投槍。
余的文章叫《我說的就是這個名字》。他說,有一次,被一位朋友硬拉去參加一次活動,當時上海一批人文學科專家都在。那些專家們在發言中頻頻提到一個名字,不帶姓,只說後面兩個字,顯得十分親切和熟悉。他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旁座一位先生很驚訝地告訴他,這是這座城市的最高領導啊。
余秋雨不解,這個領導人肯定不是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為什麼這麼多學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複地提到他呢?這是一種“精神跪拜”,那天跪拜物件並不在現場,可稱之為“缺席跪拜”——這個被學者教授們一聲聲親切呼喚的名字,就是“良宇”。
他在文章最後說,“真正的知識份子是應該對公共權力擔負監察責任的。但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從事對無權力者的批判,發洩對同行的嫉恨。”
但此後,餘的《含淚勸告請願災民》這篇博文,恰恰引發了網上的爭議。
這種爭議背後的“納悶”還得從上世紀90年代說起。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相對沉寂的文化界,餘秋雨的歷史散文橫空出世,成為時髦風氣。
張閎說,與此同時,上海市委不止一次地號召黨內幹部都讀余秋雨的書,也試圖把他打造成一張上海“文化復興的名片”。
余秋雨試圖在之後的《山居筆記》中還原一段知識份子同權力和解的歷史。他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中說,儘管滿族的康熙皇帝曾經以大興“文字獄”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文化”。由此他發現,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與康熙和解。
在此前後,文化界開始出現少有的歷史回潮,比如大批的清宮帝王戲踴躍登場。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陳良宇主政上海。餘秋雨卻在那兩年的上海文化圈頗為“落寞”。張閎說,比較明顯的標誌是,在上海公務員系統,余秋雨的書自此不作為必讀推薦。
2001年,上海市作家協會第七次全體會員大會上,余秋雨作為候選人參加理事會選舉,結果落選。這讓餘秋雨“頗感意外”,也讓上海的文化界“為此譁然”。他身邊的人對媒體說:餘秋雨對上海“傷透了心”,他不想與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他的秘書也高調聲稱,余老師再也不接受上海媒體的採訪。
回憶這次落選事件,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長天說,當時是差額選舉,作協很多人對余不滿意,爭議很大。
另一面,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余秋雨就將自己的事業中心南移。1996年夏,深圳的文化講壇上開始不斷出現他的身影。當時,他的身份是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這一次現身,又是爭議不斷。起先,他說,“深圳是中國文化的橋頭堡”;接著,他又說“深圳有條件建立深圳學派”,直至他說“深圳最有資格做總結20世紀文化的事”。
與此成為明顯對比的是網友“我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誰拋棄?》。後者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文章對於深圳文化、經濟上顯露的後繼乏力做了一連串詰問。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作為一個文化人,他不斷地出現在各個城市的文化講壇上,為當地的文化復興振臂高呼。起先,輿論還頗為關注,後來,大家也習慣了。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余秋雨就很少現身上海文化圈,他自己也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說,上海的文化圈子他不喜歡沾染。
2007年,出現了微妙的轉折。
這一年4月,秋雨文化教育基金在上海成立。這是繼上世紀90年代淡出上海文化圈之後,餘秋雨的回歸。
余秋雨對當地媒體說,“從今以後,我的工作重心將確立在上海。”
余秋雨答記者問 解釋5.12地震後自己發表的言論 2008-07-18
中新社18日報導,當我們把余秋雨作為一個思想者的身份來約訪時,余秋雨願意回答我們關於文化方面的一些問題。他最終選擇回信的方式。在他看來,面對面,也許記者會誤解他的意思。
中國新聞週刊:從《文化苦旅》至今,在飽受爭議的過程中,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余秋雨:我的文化探索,確實走了一條特別漫長又特別艱難的路。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攻讀經典。
這事在30多年前就開始了。“文革”使我產生了對文化的重大困惑。在“文革”前期,我遭受家破人亡的慘劇,天天面對著“整人文化”“示眾文化”“揭發文化”“專權文化”和“暴民文化”的強大和殘酷,而這些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確實來自于中華文化中的負面遺產。
“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後極左派勢力受挫,我從農場回城,有幸參加周恩來總理親自佈置的複課教材編寫組,雖然時間很短,卻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正面力量。“文革”後期,極左派反撲,掀起什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離開城市潛入山林以示抗拒,無意中遇到了一個早就封閉和廢棄於山間的“中正圖書館”,就在那裏靜心研讀中國古代經典,直到“文革”結束。
“文革”結束,我返回上海,家裏蒙受的冤案一一被平反昭雪,社會生活開始變得正常和熱鬧,我卻覺得自己雖然在山間研讀了中國古代經典,但還缺少對世界其他文明的深入瞭解,就關起門來,用8年時間研讀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的人類主要典籍。當時這些典籍還很少有中文譯本,我讀的是英譯本,但我的英語不好,讀得很慢,還要經常請教一些年老的專家,因此效果反而更好。
在所有典籍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美學、法國的啟蒙主義和存在主義。這種對國際典籍的瞭解,使我反過來更深入地領悟了中華文化的優點和弱點。但是,到此為止,一切還都停留在書面上,因此我期待著一個系統的實地考察,像我閱讀經典那樣完整。為了這個目的,我下很大的決心,把自己的職位都辭了。這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實地考察。
根據民意測驗,我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了6年的上海戲劇學院行政領導。當時我是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又是全國文化系統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而且又曾經被評為“最有行政領導能力的高校校長”,按照中國老話,進入了“仕途亨通”的最好季節。北京高層領導也曾一再示意我“另有任用”。但是,我為了對中華文化進行實地考察,用連續23次堅韌不拔的辭職報告,終於徹底辭職,獨自來到甘肅高原,開始了我後半輩子的人生苦旅。
我先考察中國,尋找的是“曾經發生過大事件的文化現場”。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重心曾被長期錯移,把一些並不重要的內容當作了重心。例如,一直把宮廷鬥爭、豪強角逐、古董卷佚、咬文嚼字太當一回事,而很少關注真正的民眾生態和文明起落。因此,我在甘肅高原呼籲人們重新關注絲綢之路、唐代和敦煌,在都江堰呼籲人們重新關注一種改善民生的政治主張,在山西平遙呼籲人們重新關注曾經給民族帶來富裕希望卻被長久輕視的商業文化。
對於文化人,我考察的重心放到那些被流放和傷害後卻在當地創造了文明成果的人物身上,而並不過於看重傳統意義上的“義士”和“通才”。我最為厭惡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奸臣”和“惡人”,而是各色各樣的小人。
我對中華文化的考察,通過《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表述出來,整體上充滿了崇敬和憂鬱。這與當時中國文化界的基本思潮很不一樣,我沒有在乎前後左右,只覺得還需要從世界座標上獲得定位。因此,因緣際會,我與香港鳳凰衛視的團隊開始了長時間的海外考察。
我認為,對於文化考察而言,實地到達的意義,遠遠超過書本鑽研。原因是,書本記錄的局限性、偶然性、選擇性實在太大,而實地考察所面對的卻是一個“全息現場”,哪怕是廢墟。
第三階段,互動傳播。
我從一開始認識到,在當代,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考察必須與廣大民眾互動,使之變成一種公共意識。正是這種認識,使我選擇了《文化苦旅》這種有可能被廣大民眾接受的文體,後來又選擇了在電視裏邊走邊講的節目形式。這種做法,與中國文化界長期崇尚的“兩耳不聞窗外事”“板凳要坐十年冷”之類的治學模式正好相反。但我早就知道中國文化人的虛假性就在這裏,因此繼續突破,在香港鳳凰衛視用整整兩年時間的《秋雨時分》,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位系統闡釋中華文明。我也愉快地幾度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為全國規模的大獎賽做文化點評,面對上億觀眾,點點滴滴講述世界座標下的中華文化。
中國新聞週刊:這些年,你始終被爭議所圍繞。對於這些爭議你有什麼看法?
余秋雨:所有圍繞著我的“爭議”很奇怪,從來沒有對我寫作和演講的觀點有一絲一毫的爭議。全部“爭議”是三點:一、我在“文革”中從事過寫作;二、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錯”;三、文化人不該上電視。
對於第二點,我的文章中是不是有不少“文史差錯”,我自己不必說了。因為復旦大學文史整理研究所所長、當今頂級大學者張培恒教授已經以80高齡連續發表了三篇長文予以逐一反駁,並指出那個“揭發”者是“蓄意誣陷”,那個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會高於愛好文史的高中學生”。因此,這件事沒有爭議。
第三點,該不該上電視的問題,我已經在回答前一個問題時說清楚了,不再重複。
那麼,問題就在第一點,也就是有人指控我有“文革寫作”的問題。我在“文革”中確實有過“寫作”,我前面說了,那時在林彪事件後有幸參與周恩來總理親自佈置的複課教材編寫。我編寫的內容很少,沒有任何政治問題的痕跡。前些年我曾公開懸賞,有人如果能出示我寫過一段、一行、一句有他們指控內容的文字,我就獎勵全年薪金。懸賞六百天無人領賞,可見是徹頭徹尾的謠言。因此,這也只是胡亂誹謗,並沒有什麼爭議。
對於這種誹謗和圍攻,暴露了中國文化目前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毀損的力量遠遠超過創建的力量。毀損者永遠有英雄的形象,永遠只依賴謠言,永遠不需要實證,永遠不考慮道歉,永遠不自感羞愧。而人數已經越來越稀缺的創建者,則永遠處於“靶子”的地位。王小波先生說:中國文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做事的人,一種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現在的問題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在數量上至少是做事的人的十倍,乃至幾十倍。更驚人的是,很多媒體為了發行量,總是喜歡鼓動批判、揭發,因此也站到了不讓別人做事的人的一邊。
在這種奇怪的趨勢中,我可算一個典型。說起來,我20年前就辭職了,連一個科長都不是,甚至連半官方的作協、文聯的活動也從不參加,更不是任何一級的代表和委員,是一個最純粹的個體文化人,卻遭受到具有公權力的報刊幾千篇文章的反復批判。批判的內容,至今找不到一點屬實,而所有的批判者和報刊,沒有一個道歉。問題的荒唐性,不言而喻。
我自己,對這種荒唐的圍攻完全未予理會。因為我要做的事太多,沒有時間分心。多少年的事實證明,我們真是遇到了一個不錯的時代。你看,不管他們圍攻得多麼聲勢浩大,居然一點兒也沒有影響我的腳步和文筆。而且,廣大讀者仍然堅定地站在我一邊,那些圍攻者忙了那麼多年,也沒有一個人被社會和文化界所接受。這就是歷史的進步。我有信心以自己的經歷宣佈:即使在文化界,整人的時代也結束了。
所以,大家也不必對這種以“爭議”為裝扮的整人風潮,再當作話題。這是昨夜的黑浪,連記憶也不必。
中國新聞週刊:你怎麼解釋5•12大地震之後你發表的那些言論?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現了中國人在災難中的大愛互助精神。這種精神沒有經過動員、教育、輔導、啟蒙,而是霎時湧現於全國各地,可見是一種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屬於“集體無意識”,是一個最深刻的文化範疇。我曾經為文化下過一個定義:“文化,是變成了習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這個定義中,最關鍵的辭彙是精神價值,因為哪種生活方式能成為習慣,正是精神價值一代代選擇的結果。
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長期被掩埋,常常由“術”湮滅了“道”。這次全國救災、全國悼念,感天動地,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那就是“止於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實證明,這種大道並不存在於我們熟悉的文化話語中,而是深埋于廣大民眾的心底。這種深埋,不問年齡,不問籍貫,不問職業。這讓世人對中華文化重新認識。
至於你所說的地震之後的各種文化現象,我不知道是指哪一些。如果是那些遠離災區卻又喋喋不休的文化評論者的情緒化事端,那就輕若煙塵,完全不必關注。要關注的,是一時爆發的至善、大愛,能否通過文化形式加固、成型、擴充、流傳,變成今後中國文化的活體靈魂。
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在哪里,文化的靈魂也就在哪里。5•12汶川地震展示了一幅精神地圖,我們由此知道在哪里了。因此,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臺階。
大陸作家余秋雨 躋身億萬富豪【中央社2011.02.16
大陸知名百貨商城上海徐家匯商城股份有限公司15日開始公開發行股票 (IPO),擬在中小板掛牌上市,預料原始大股東、日前到台灣的大陸知名作家余秋雨身價將破億,成為大陸億萬富豪。
上海「第一財經日報」今天報導,徐家匯商城重啟上市流程。昨天徐家匯商城開始招股,擬掛牌中小板。首次公開發行不超過7000萬股人民幣普通股 (A股)。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大陸知名作家余秋雨以518.64萬股的持股數量,位居這公司第10大股東行列,一旦完成上市,將成為身家過人民幣億元的「文化富豪」。
業界也估算,徐家匯商城的上市也將催生超過40名千萬富豪。
北京晨報報導,2001年12月余秋雨對徐家匯的初始投資僅為人民幣241.22萬元。當時徐家匯的前身—上海第六百貨商店決定解散職工持股權,並計劃將其持有的24.5%股權轉讓出去。
余秋雨當時斥資人民幣241.22萬元購入1.5%的股份,後來經過股份制改造及轉增股本。如今,余秋雨持股數量為518.64萬股,投資回報率超過60倍。
維基百科指出,余秋雨,中國大陸浙江餘姚人,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曾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榮譽院長,國際知名的學者和作家。
余秋雨日前來台參加「2011第19屆台北國際書展」,宣傳2000年出版的「千年一嘆」10年珍藏版,他並到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等地參觀,引起媒體關注。
徐家匯商城前身為上海市第六百貨商店,旗下擁有匯金百貨徐匯店、上海六百、匯聯商廈和匯金百貨虹橋店4家百貨店。徐家匯商城表示,這次IPO所融資金主要用於匯金百貨的建設和收購等用途。
余秋雨回應身家過億:希望‘徐家匯’健康成長2011年02月16日 揚子晚報
“徐家匯”紅了? 知名度≠真金白銀
散戶可參與、恐難有爆發增長
盡管帶來了名人效應,但對于徐家匯上市後前景,業內分析人士表示,目前還較難預測。徐家匯主營業務為百貨零售,主要門店包括:匯金百貨徐匯店、上海六百、匯聯商廈、匯金百貨虹橋店、匯金超市等。公司百貨經營物業全部為自有物業。招股意向書中提及,在當前商業地產價格和租金水平均快速上升的階段,自有物業既能鎖定經營成本,又能享受地產升值的利益。 此外,本次募集資金將按輕重緩急投資于匯金百貨虹橋店項目和收購匯金百貨27.5%的股權,分別將投入募集資金4.16億元和4.9億元。匯金百貨虹橋店具有良好的商業環境和充沛的優質客源。匯金百貨下屬匯金百貨徐匯店地處徐家匯商圈的核心地段。
山東神光金融研究所分析師張生國表示,徐家匯公司的自有物業,可以減少經營成本壓力,投資者可以參與。同時,分析人士認為,從百貨行業來看,與當地消費變化有很大關係,很難有爆發性增長,特別是偏大眾化的百貨業。在招股書中也提到了市場競爭的風險,包括傳統百貨零售業受到大賣場、大型連鎖超市、社區店等新生零售業態挑戰,行業競爭日趨激烈。
名人效應未必帶來真金白銀
“年後新股挺多的,不一定會選這一只,還是要看值不值得買”,昨天,幾位股民對記者表示,名人效應下,看看熱鬧可以,再深入投資,還是多考察考察,看有沒有其他亮點。
管理學專家認為,名人持股不等同于企業的基本價值,有了知名度,不等于管理就上去了,不會立刻帶來“真金白銀”。有時候,名人效應還會是把“雙刃劍”, 因為社會公眾還會時刻關注名人其他行為。因此,名人在完成出資後,還要承擔超過一般股東的社會責任。上市公司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利用了名人來作為其經營的輔助,在上市後,也應充分認識這一點,名人即使不直接從事企業管理,也要重視其後續效應和美譽度。盡量避免名人效應成為遊資炒作的題材。
本報記者鞠健夫就此事連線獲悉,余秋雨的態度是——
“希望‘徐家匯’健康成長”
昨天,針對徐家匯公司招股、余秋雨將身家大漲,本報記者鞠健夫連線余秋雨辦公室主任金克林。針對此消息,金克林表示他此前還不知道這事。不過他說,余秋雨的態度是希望徐家匯公司健康成長。
記者發現,“徐家匯”並非余秋雨的唯一大筆投資。盡管以版稅計算,他已經多次登上國內作家富豪榜,但其投資眼光相當多元——2004年,上海九久讀書人文化實業有限公司以及其旗下的“99網上書城”正式開張,余秋雨以不下100萬元資金加盟。2000年成立于清華大學的網絡出版商——中文在線,作為國內首個由著名作家以作品方式入股的網站,余秋雨也是股東。
■延伸新聞
那些文化名人股神或“疑似”股神們
馮小剛持華誼股票576萬股
2009年10月30日,華誼兄弟在創業板上市,立刻造就了馮小剛、黃曉明、李冰冰等一批影壇富翁。華誼兄弟上市當天,馮導的賬面財富達億元。2010年4月28日,華誼股票10送10轉增,馮小剛的持股數量最初的288萬股上升至576萬股。而且他持有的股票資產已經具備套現能力。
“郭冬臨”是多家公司大股東
“郭冬臨”已經是小有名氣的股神,以潛伏題材股出名。時代科技2009年年報中,新晉自然人股東“郭冬臨”持有95.06萬股,名列十大流通股股東。中電廣通2009年三季報顯示,第二大流通股股東為“郭冬臨”,持有275.14萬股。“股神郭冬臨”是否就是大家熟悉的演員郭冬臨?還未有明確說法。
周梅森被稱“炒股作家”
“炒股作家”周梅森也頗為知名,據悉,周梅森股齡長達十多年。在2005年A股進行股權分置改革之時,周梅森曾率領無數中小股民,痛斥非流通股大股東的“掠奪”行徑,被中小股民稱為“佐羅”。周梅森主要是在二級市場上炒股。
陳好潛伏ST大賺千萬
“萬人迷”陳好,曾被爆料因潛伏ST股票3年賺得2700萬,而除炒股,她還會關注基金與布局銀行理財產品,進行分散風險投資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2/16/c_121085619_3.htm
旅遊文學的概念和旅遊功能
(一)旅遊文學的概念和旅遊功能
從形式上看,旅遊文學是屬文藝性質的範疇,具有獨立文學的體系。但是從內容上看,它又具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屬于旅遊文化系列,也是人文旅遊資源中的一項特殊類型,與旅遊有著密切的關系。旅遊文學的內涵,也就是它反映的對象、題材是旅遊生活和旅遊行業。“旅遊文學”雖然是在旅遊事業蓬勃發展之際出現的新概念、新名詞,但是就其內容來說,卻早在我國古典文學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出現過,如“山水文學”、“旅遊文學”作品,以及曆史傳說故事、碑記、楹聯等,很早就已存在,而且數量極多。特別是描寫自然風光、名勝古迹、風土人情的詩歌、散文更是不絕于書。這說明旅遊文學在我國是源遠流長的。其前身可以說就是“山水文學”、“遊記文學”之類,只是還沒有稱爲“旅遊文學”罷了。
那麽旅遊文學是研究什麽的呢?它的旅遊指導價值如何估計?與旅遊地理又有什麽關系?對這些問題應該一一作出系統的回答。
有人提出,凡是因旅遊而産生的,或者在旅遊生活中所能引起遊客興趣的文學作品,均可統稱爲旅遊文學。也有的說,遊客到某一地區,看到錦山繡水,名勝古迹,觸景生情;或導遊人員向遊客介紹山水勝景、風土人情,這種通過各種形式的表達,包括寫、講、歌、頌、刻等,向社會傳遞信息和宣傳,都叫旅遊文學。還有人認爲,旅遊文學可分爲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即有關旅遊文字記載,都可以歸爲大的旅遊文學的範圍;狹義的即從藝術觀點說的旅遊文學如遊記文學,它屬于紀實性文學,也屬于報告文學的一種,而不過是關于旅遊的文學報告。當然,上述種種表達形式,不外乎講述、抒情、議論等幾類,所以我們在給旅遊文學下定義時,是否可這樣表述:旅遊文學是以旅遊生活爲對象,以抒寫、講述、議論等多種形式,反映旅遊者及旅遊工作者在整個旅遊過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的文學。這一定義有三個出發點:第一,從旅遊角度考慮,認爲旅遊性是旅遊文學的最基本特征,不能離開旅遊者的旅遊生活和活動。世界著名的丹麥作家安徒生說過一句名言:“旅遊就是生活”。這種生活,對個人來說,是短期的特殊生活過程;對總體而言,是長存的特殊生活方式。旅遊文學就是要反映這種具有流動性、變異性和享受性的特殊生活方式。第二,旅遊從業者也是旅遊文學的描寫對象。他們包括旅遊開發者、管理者、服務者以及導遊、翻譯等,因爲沒有他們的辛勤勞動,現代大規模的旅遊業及旅遊生活就不複形成和存在。第三,涉及的題材類別和形式很廣泛,不應僅限于山水詩和遊記散文,還應包括傳說故事、對聯、碑文等。從廣義上說,凡是描寫景物,或借景抒情、觸情入景的文學作品,都應歸于“旅遊文學”。也就是說,它包括了旅遊過程中所有與之有直接關系的生活內容。
鑒于上述,旅遊文學是具有人景交融、動靜結合的一種文學活動。人,指有情可抒的旅遊者、旅遊從業者;景,指多種多樣自然與人文景觀。動有兩種含義,一是景物中的動態美,如在流水、風力、日光等作用的各種景物的變幻和演化;一是旅遊者、旅遊從業者的觀覽、欣賞、抒惰、管理等活動;靜指相對穩定的靜態美,如山、石、洞景等。旅遊文學的這種特性,使它在旅遊方面的價值和功能就更加突出化。根據旅遊文學古今實踐活動及效果,我們把它的旅遊價值歸納如下幾方面:
1.旅遊文學所反映的內容,本身就帶有旅遊資源的屬性,而且是一種活生生的、富感召力的旅遊資源。
這種資源亦可稱爲旅遊文學資源。衆所周知,旅遊資源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兩大類,而每一大類又包羅了許多子資源類別。但是這些資源都是以其客觀存在的景物特色來吸引遊人的,而遊人通過戶外觀賞、瀏覽及旅遊指南、導遊介紹來了解景觀的藝術、特色和曆史文化、科學研究價值。但是旅遊活動是高質量生活的重要內容和衡量標准,人們爲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綜合體與結合點,具有更深的層次和內涵,就要借助文學的作用和藝術感染力,把作爲資源的“景”和作爲旅遊者的“情”,以及客觀現實和豐富的想象結合起來,實現旅遊與文學的統一,從而形成一種經人類“加工”的文學旅遊資源,以提高觀賞對象對遊人的吸引功能。這種例子很多。如在我國古代山水詩文中,雖然有不少是純然寫景之作,但更多的作品是融合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相當一部分作者是離家遠客,羈旅行役是由于遭貶謫而被流放,或迫于戰亂而顛沛流離;有的隱居田園、遁迹山林,有的浪迹江湖,登臨憑吊,尋幽探勝,寄情于山水之間。在這樣的生活中,他們抒發了鄉關之思,亂離之感以及脫離世俗官場、渴望建功立業、憧憬美好未來等高尚情懷、政治抱負、思想感情。這種抒情,往往是觸景而生,融情于景,記實和抒情緊密相結合。實感包括時序、方位、名稱、色彩、氣候、環境、山川、景物、曆史、現狀、遊蹤、旅趣、宏觀、微觀等;抒情有自我感受、想象和幻想等,二者缺一就不能稱其爲旅遊文學。前者富旅遊色彩,具有導遊、神遊和介紹欣賞的作用;後者富有文學色彩,可使你浮想遐思,情緒奔放,獲得優美的藝術感受。如讀豪邁的詩文,會使你熱血沸騰,豪情壯志油然而生;讀清新的詩文,會使你心馳神往,陶醉于美的意境之中;讀悲壯的詩文,會使你感慨萬端,禁不住潸然淚下;讀平樸的詩文,會使你心境平和,抛卻一切私念雜想。總之,旅遊文學中的抒情和議論,往往能使山水花木等旅遊資源,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所以旅遊文學作品本身就是具有誘因的一種獨特旅遊資源。
2.旅遊文學具有導遊、興遊的作用:旅遊活動是捕捉美感的高級精神活動,而“美”是一種氣象萬千的詩意,畫意和理想交融的境界。
美感的捕獲又主要靠山水名勝的優美度,同時也要靠旅遊文學對這些山水名勝的詩情畫意描寫。幹巴巴的介紹固然也能領略部分美,但是在運用旅遊文學的藝術手法後,會使人們得到的美更趨本底性,原始性,使美能夠升華,能夠回味無窮。這個審美過程實質上就是導遊、興遊的過程。例如1930年一個名叫江庸的作者,在《旅行雜志》上寫了一篇遊記《臺灣半月記》,其中一段寫道:“備汽艇駛至對岸化蕃村落,聽蕃女杵歌。生蕃爲臺灣最古之居民,……。聞其相傳之神話,昔有清羅大埔之生蕃四十余人,偶入獵林中,追一白鹿,西至水社大山,而鹿失蹤。彷徨山中者三日,發見此潭(日月潭)狂喜。詳志其地形,歸報酋長,以爲天賜之樂園。剡木爲舟,得登彼岸,遂麇居于麓焉。杵歌乃以杵擊石,和以曼聲,石音清越,歌尤哀豔。”此篇短文不僅運用神話給作者遊曆的日月潭風光作了絕妙注釋,同時又與蕃女杵歌相融合,産生了一種感人的原始美,本底美。他人看後,自有一種神韻、清新、奇妙之感,那種遊曆臺灣日月潭風光的意念也會油然而生。有的地方,也許沒有什麽優美的景色可以吸引遊人,甚至曾是窮山惡水,但因某文學旅遊家寫了一篇詩文,它也開始有了名氣,人們也會慕名而去。如唐詩人岑參寫的邊塞詩句:“平沙莽莽黃入天”,“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描寫了我國西北沙漠飛沙走石情狀,讀後容易使人想起聞名于世的“魔鬼城”。這一旅遊文學名作倒成爲一些遊人到此探奇索險的遊興誘因。還有些旅遊文學作品,只描寫了日月星辰、風雲雨雪、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佳肴美味、土特産品,但是由于出色的運用了文學藝術語言,常常也能獲得引起遊興的效果。因爲這裏所描繪的均是旅遊文學資源的內容,如王翰《涼州詞》中寫:“葡萄美酒夜光杯”,杜牧《清明》中寫的“牧童遙指杏花村”等名句,都有一種興遊生趣的深刻作用。
3.旅遊文學有助于人們陶冶情操,提高素養,激發愛國熱情,傳布精神文明。
我國是有著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旅遊資源非常豐富。長城、古運河、敦煌石窟、曲阜孔林、北京故宮等,無與匹儔;桂林山水、黃山奇景、三峽風光等天然景致,稀世勝境。這些奇山麗水、名勝古迹,通過旅遊文學作品的描寫、介紹,其一景一物、一山一水,無不熔鑄于作品的咫幅寸土之中。我國有許多旅遊文學作品,都采用了移步換形的寫法,作者邊走邊看,邊看邊寫,一篇作品即可把人們帶到大自然中去,指示美景,教人去欣賞、去領略、去體驗。人們通過品賞這些作品,了解祖國壯麗山河、悠久曆史,從而激起人們愛祖國、愛鄉土的感情,對陶冶理想情操,培育高尚品德有巨大的作用。特別是那些身居國外的華人,讀了這些作品,更是思潮起伏,浮想聯翩,感到身爲炎黃子孫的驕傲,對祖國産生眷戀之情,更欲親臨其境,一飽眼福爲快。
4.旅遊文學是傳布文化知識的重要途徑。旅遊活動從本質上來說,從旅遊者的角度看,就是文化性活動。
食、住、行、遊、購五個環節是物質的消費,但本質還是文化消費。人們通過旅遊這種特殊的生活方式,滿足自己求新、求知、求樂、求美的欲望。由此而形成了綜合性現代文化現象和大規模的文化交流活動。可見文化,不論是古典文化還是現代文化,對旅遊業的發展均起著重要的作用。遊客不僅吸收遊覽地的文化,同時把所在國所在地的文化帶來,形成了相互交流和滲透的局面。這種文化交流除了直接觀察了解外,還要借助一些書籍加以實現。其中大量的描寫旅遊資源的文學作品,就有著獨特的作用了。比如有些人沒有去過北京,但從旅遊作品中他知道北京長城、故宮,有回音壁,還知道回音壁爲什麽會一呼三應的科學道理。有些遊客在西安看了“無字碑”,但他並不知道無字碑的來曆。可是在他看了介紹“無字碑”文章後,知道了是女皇武則天爲了讓後人評論她一生功過而立的。因此,我們說一篇好的旅遊文學作品,不僅會激發遊興,也會給予你許多知識,使你讀後得益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旅遊文學乃是從文化角度觀照旅遊,如有的風景區名稱很有文化內涵,但有的新地名顯得文化層次很低。旅遊文學就應該對旅遊過程中出現的這類文化現象給予關照。 (選自盧雲亭著《現代旅遊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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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旅遊文學系列【文:吳博仁 /中文系專任助理】
緣起——
當文學的觸角不再侷限於艱澀聱牙的之乎者也,或許,我們可以讓更多人願意把生活中的點滴感動給記錄下來。而現代人憑藉著冒險的意念,經歷著行遊的快樂,或者不拘行程,隨興所遊,大有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自得。
所以,創新課程「旅遊文學」的開設,就是希望藉由教學活動,達到以下的教學目標:
技能--能透過圖畫照片、親身遊歷等方式,進行文字書寫。
認知--知曉「旅行」、「文學」、「旅行與文學」的意義
情意--在主題或作者個人的遊歷中,探索其作品特色及旅人心理,引發共鳴,進而在感同身受或設想中,回應現實的處置方式與態度,提高人文素養、歷史觀與文化觀;並藉此體會華梵中文「生命實踐」的意義與價值。
本課程將採講授、分組活動、文學創作及實際探訪等方式進行,以主題為單元架構,在理性、知性與感性的認知中,提升同學們對文字的記述能力,同時也能涵養文學氣質。
預定進程——
啟發同學對「旅行文學」的定義
旅遊意象的深層探討
旅遊座談會
詩詞與旅遊
異國風華
山水大陸
實際行遊
文化與旅遊
旅遊與反省
旅行的回憶與想像
目標與期待——
卓越計畫1-1分項計畫將針對此門課目進行一整個年度的追蹤與紀錄,並彙整成一可供分析的成果報告,以作為對現代文學等相關課程的參考資料,敬請拭目以待。
http://te.hfu.edu.tw/edm/edm_019/te_edm_019_redirect.php?redirect=2_1-1_01&edm_num=019
臺灣觀光學院96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進度表
旅遊觀光文學 授課教師 鄒桂苑
教師教育理念 教育是令學生在學習中邁向「全人」的過程。教師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與學生一同學習新知、知人論世,期待在豐富的欣賞活動中不斷總結自己的閱讀與生活經驗,拓寬視野、提高鑑賞與應用能力,從而深化對生命的體悟,並由個人提升至全人類,建立普遍性的世界觀。
教學理念
旅行,是遠離,也是回歸,是人類生存的選擇。
將旅行經驗訴諸文字的遊記(travelogue in writing),不外乎描述耳聞眼見的實際經歷,以及抒發對途中的城市山川、名勝古跡、商品文物、風俗人情等的觀察和感想,因此旅遊文學大都帶有自傳性和記錄個人的觀感和反省。但在身心靈歷經異地洗禮終而回歸故土,生活文化的衝擊和反省,兩相激盪則成為旅遊文學的精華。因此旅遊文學建構了自我與外在世界的對話,裝載自我主體及國族想像,是「地理疆域」與「心理疆域」的融合。
旅行的敘述或是內容涉及旅行的作品,自中國古代騷人墨客遊山玩水、仕宦謫遷淪落天涯,乃至臺灣清領時期宦遊之作;或是如西方因民族遷移、殖民開拓、海外探險、原野調查、聖地巡禮、宗教遠征…等,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精采佳作所在多有。而旅行文學(travel literature) 作為一個文類而引起學者的注意,是六O年代以後的事。而在臺灣,旅行文學的發展引起文壇的注意,已是在八O年代末,有評論家甚至宣稱旅行文學為臺灣九O 年代的「時代文學」,確是值得多加探討的課題。
教學目標 一、旅遊文學的定義、範疇、內涵
二、旅遊文學史概說
三、旅遊文學發展狀況
四、旅遊文學佳作賞析
教材課本
孟樊主編,《旅行文學讀本》,揚智出版社,2004。
主要參考書藉 一、旅遊文學論文
劉昭明主編,《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書林出版社,2001。
東海大學中文系,《旅遊文學論文集》,文津出版社,2000。
宋美樺,〈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建構:論狄幅、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外文學》,1997年9月,4-27。
李鴻瓊,〈空間、旅行、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中外文學》,1997年9月,83-117。
胡錦媛,〈繞著地球跑(上、下)──當代臺灣旅行文學〉,《幼獅文藝》,1996年11、12月,pp.24-28、51-59。
曹長青,〈只有強人,沒有知識份子?-奈波爾的第三世界情結〉,《自由時報》,2001/12/30,第33版。
陳長房,〈建構東方與追尋主體:論當代英美旅行文學〉,《中外文學》,1997年9月,pp.29-67。
陳長房,〈疆域越界:論現代英文旅行文學〉,《中外文學》,1998年10月,pp.6-39
鹿憶鹿,〈走看九十年代的女性旅行文學〉,《中央月刊文訊別冊》,1998年3月,pp.29-32。
賴維菁,〈帝國與遊記-以三部維多利亞時期作品為例〉,《中外文學》,1997年9月,pp.70-81。
孟樊主編,《旅行文學讀本》,揚智出版社,2004年。
蔡淑玲,〈「異」的書寫──談法國的「旅行」文學〉,《世界文學》創刊號。
邱若山,〈旅人的心與眼──1920年佐藤春夫的臺灣之旅〉,《世界文學》創刊號。
鄭華娟,〈旅行到底有什麼用?〉,《聯合報》,2003/9/6。
郝譽翔,〈旅行?或是文學〉。
朱衣仙,〈說「旅行書」〉。
二、旅遊文學作品:
清領時期的宦遊文學作品、中西人士來臺旅遊或探險之作及現當代作品。
馬可孛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之「當代名家旅行文學」系列。
胡錦媛,《臺灣當代旅行文選》,二魚出版社,2004。
華航旅行文學獎……等。
三、旅行文學參考網頁:
http://www.cite.com.tw/books.php?cPath=131_15_70
http://www.eslitebooks.com/Program/Object/all_list.aspx?LIST_ID=1147679143671
http://ibook.tht.edu.tw/OutLine.aspx?StaffID=408&EBCourseID=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