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傷痕文學電影，《假如我是真的》的「影音文字魅力」不如《苦戀》《皇天后土》《販母案考》。（詳參【圖博館】：文革電影：名導演79  王童：名導演68 《小說改編與影視編劇》 《語言與影像的魅力》）

《苦戀》（1982）

導 演：王童
演 員：徐中菲 胡冠珍 王玨 古軍 魏蘇
改編自白樺的同名傷痕小說。一個出生在大陸雲南的畫家淩晨光，窮其一生的熱情，苦苦愛戀著大陸河川，響往一個新中國，雖然僑居海外，但仍舊依然放棄安逸的生活與自己的妻子回到祖國。但最後才發現，他依戀的雪原大地是那樣殘酷的埋葬了他的遺骸，而他的遺骸只不過是一個他匐匍爬行成一個大問號底下的一個渺小的逗點而已。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他們的女兒從小也遭受歧視。最終，他在逃亡中黯然死去，臨死前在雪地上畫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女兒執意要出國生活，在四邊親人都極力試圖挽留她的時候，女兒則感慨起了父親對祖國的單思與苦戀。整部電影描繪了中共政權在大陸三十多年慘無人道的統治以及對海外華僑的統戰欺騙，是洞悉中共統戰陰謀的上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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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文學﹕唐達成批《苦戀》文＞收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的文集 

　　我們先看一段關於批《苦戀》一事，丁東對唐達成的訪談﹕
　　丁東﹕您和唐因聯名寫文章批評《苦戀》，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當時是文藝界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您是較早看到這部影片的嗎﹖
　　唐達成﹕八十年代初，白樺創作的劇本《苦戀》，由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彭寧執導，拍成了電影《太陽和人》。當時影片並沒有公演，只是內部觀摩。我和唐因都在《文藝報》任副主編。彭寧是烈士子弟，電影拍成後，先請軍隊的一些人看，也請我們看，希望得到捧場。但我看了以後，先是感到藝術上漏洞很多，許多情節設計站不住。比如畫家愛上了黃浦江上的搖船女，怎麼出國，沒有交代﹔畫家到國外辦畫展，搖船女居然到展覽會上與畫家重逢，抱頭痛哭。她怎麼去的﹖沒有簽證，沒有入境手續，一切像是天方夜譚。而且，理念的東西太強了。為了反對造神運動，就寫一個大佛，把善男信女熏黑了。當時反對個人迷信已成共識，但這個片子把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寓言化了，也就簡單化了。不能真正揭示出這種社會歷史現象形成的複雜原因、背景及其嚴重後果。與當時張弦的短篇小說《記憶》相比，就不那麼有說服力。
　　文革又來了﹖
　　丁東﹕您和唐因是怎麼想起要寫這篇文章的呢﹖
　　唐達成﹕當時，《解放軍報》登了黃鋼一篇大文章，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批判作者反黨反社會主義。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動。文藝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滿意。《苦戀》與《太陽和人》雖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這種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驚恐感。好像文革又來了。大批判又來了。言談之中，都很不以為然。文藝界在文革中飽受摧殘，本來就是驚弓之鳥，心有餘悸，好不容易恢復了一點元氣，再搞一次大批判怎麼得了﹗
　　當時黨的總書記是耀邦同志，他很注意文藝界的事，要看片子。鄧小平同志也要看，看了之後很不滿意，說了很尖銳的話。這話已經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裏。
　　當時耀邦說，文藝界對《解放軍報》的批評有意見。鄧小平說，那就讓《文藝報》再來寫一篇。小平同志說了話，《文藝報》不能不寫。當時主編是馮牧，他不願意寫，白樺在雲南時是他的部下，他說﹕「我寫不合適。」我和唐因是副主編，我們就推不掉了。張光年當時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他決定讓我和唐因寫。
　　本來，二十年過去，當年的劍拔弩張，如今早已塵埃落定。對當年做法的認識，也漸趨於一致，形成共識，唐達成對這段歷史的回憶，應該說還是比較客觀、真實的。
　　當年，四月中旬以來，《解放軍報》、《時代的報告》增刊、《北京日報》、上海《文學報》、《紅旗》等報刊，先後對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進行批判。《解放軍報》於四月十八日、二十日、五月五日先後發表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及讀者來信等，認為《苦戀》「不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到了實際上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它所描寫和抒發的感情」「是在『愛』的掩蓋下，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怨恨」，它「違背歷史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表達了「新中國不如舊中國，共產黨不如國民黨，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主題思想，「實際上是自己滑到同黨和人民對立的位置上去了」。
　　也是當年，《文藝報》一九八一年第十期有這樣的文字﹕
　　目前本刊收到來稿及來信共十二件，除對《苦戀》提出自己的看法外，其中十件對《苦戀》進行批判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特約評論員文章，對文藝創作的批評「採用了不夠慎重的方法」，「使得社會效果適得其反」。「即使《苦戀》有原則性錯誤，也只能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分析，不能無限上綱」。
　　唐達成既然持這樣一種觀點，那他為什麼又會寫出《批〈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呢﹖讓我們也看看當年的「歷史真相」。
　　批《苦戀》之時，張光年是當時的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他應該可以作為重要的歷史見證人。下面我引用他《文壇回春紀事》中有關批《苦戀》一文的日記﹕
　　……羅蓀轉述了陸石傳達的王任重前天在中宣部辦公會上對《文藝報》的粗暴批評（甚至談到編輯人員要調整）。我提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事實如有出入，可以適當說明，顧全大局，不要有抵觸情緒、委屈情緒。荒煤轉述敬之意見，不要急，照常學習，調查研究多種傾向材料，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
　　（筆者注﹕此處，我用一段對劉錫誠的訪談錄，作為佐證﹕「我們共同在《文藝報》的時候，那是很複雜的。有一段時間，就是批《苦戀》那陣，王任重當宣傳部長，說《文藝報》是右派掌權，指的就是唐因、唐達成。我們都做好準備他要調班子了。」）
　　上午到周揚家開碰頭會，重談了白樺的電影《太陽與人》修改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漢氣惱不置。會上周揚說我不贊成賀敬之這時候去黨校學習，一時夏、陳、劉、林、巍峙等都表示不贊成。賀說了他自己願意去的話，周揚生氣說，那我就要另找一個副部長。
　　賀敬之在關鍵時候抽腿，這點看清了。
　　上午到周揚處參加核心組例會，……黃鋼借《太陽與人》電影事件向中紀委寫報告，要求調查出籠經過，追查支持者。周揚在會上徵求意見，默涵支持黃鋼，賀贊成調查，荒煤和我表示反對，夏衍、趙尋、陸石等也不贊成作為違紀事件處理。……
　　……老教授們對《解放軍報》批白樺文章很緊張，北大師生大都反感。
　　早上賀敬之電話﹕上午八時半他要來談周揚同志和他對評獎篇目的意見，……報告文學選一篇黃鋼的，有利於團結。……賀提議關於抽下黃鋼報道李四光的文章，還可再徵詢地質部黨組意見。……
　　並非逢五逢十，《解放軍報》卻發了紀念毛主席延安《講話》，晨聽廣播後，有所啟發。
　　……去警衛局禮堂看引起風波的電影《太陽與人》，太過份了。
　　……應邀去周揚同志處。他向我傳達了昨天小平同志邀他和中宣部王、朱、新聞界胡、曾談文藝問題情況。小平同志要文藝界寫一篇有說服力的評論《苦戀》的文章，《文藝報》發表，《人民日報》轉載，結束這場爭論。我說這篇文章可讓唐因、唐達成合寫。……
　　下午三時半，二唐應邀來，他倆上午參加了文藝局召集的會，聽了賀敬之同志的傳達和布置，但對承擔寫作任務有顧慮，總想推給別人。我幫助解除了顧慮，提出幾點建議。……
　　我們且把張光年的話作為一家之言，再聽聽賀敬之的聲音。偏聽則暗，兼聽則明。
　　先引用賈漫所著《詩人賀敬之》裏的一段話。
　　……部隊的同志首先提出意見。鄧小平同志對這個問題十分重視，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月，在兩次談話中講到《苦戀》的問題。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同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的談話中，小平同志指出﹕「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小平同志講話之後，《解放軍報》等陸續發表文章，批判電影《苦戀》。文藝界有些人不理解，港澳有些傳媒乘機進行煽動，抨擊對《苦戀》的批判。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同宣傳部門負責人的談話中指出，目前要繼續克服「左」的傾向，但更為突出的是領導的軟弱渙散，對錯誤的東西不敢批評，一批評就被指責為「打棍子」。小平同志說，《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是應該的，「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上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的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
　　以上文字大概可以說明﹕唐達成所言屬實，是要《文藝報》克服《解放軍報》「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上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的「缺點」，寫出「質量高」的文章。這樣引用，大概沒有歪曲小平同志的旨意吧﹖
賀敬之在我對他的訪談中說﹕「在批《苦戀》期間，根據小平同志講的精神。王任重召集了一個會議，找張光年、二唐來參加。讓他們二唐來寫，是張光年的建議。事先，我把唐達成找來，給他們講了五條。談了個提綱。在會上，我把給唐達成講的五條又講了一遍。後來初稿寫了出來，又討論了一次。……我想，如果沒有那個複雜的環境，唐達成可能會聽從我的意見，白樺也會接受我的意見。」
　　身不由己被捲入
　　我為什麼要強調唐達成是在寫「遵命文學」﹖因為當年文壇，以文買官者有之﹔寫「歌德還是缺德」文章邀功討好者有之。是主動請纓，還是被迫上馬，此兩種態度，恐怕還是「差之毫釐，失之千裏」。以後產生的「二十年河東，二十年河西」之感，恐怕不能作為當日「五十步笑百步」的解釋吧﹖
　　唐達成當年就說過﹕「《苦戀》不是好作品。」這一點不必忌諱。我問過唐達成﹕「既然你認為《苦戀》是一種傾向掩飾下的另一種傾向，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政治標籤，而絕非什麼藝術品。那麼你為什麼對寫它的一篇批評文章，顯得那麼躊躕不前呢﹖」唐達成說﹕「我是不願意加入圍捕行動。當時的情形，讓我覺得湧動一股趨向。我不願意加入這一潮流。」
　　唐達成最後還是身不由己被捲入了。
　　我能理解。
　　唐達成說﹕「愛之愈深，受害愈烈。就像你愛一個女人，你陷入愛愈深，你愈受到她身上各種壞毛病的擺布。你的每一個愛，都成為套在你脖子上的絞索。我這一輩子，讓牛牛、馬中行跟我受苦了。我沒能給他們帶來任何幸福，卻給他們帶來太多的苦難。只要有三分奈何，我總應該盡為夫為父的責任。」
　　我不知道，設身處地，能有幾人會比唐達成做得更好﹖
　　黃鋼「一棍子打死」白樺
　　對於寫這篇文章，唐達成如是說﹕
　　於是，我和唐因住進了廠橋中直機關招待所。文章很難寫。第一稿是我寫的。當時電影沒有公映，老百姓沒看過，寫影評不行，大家會莫名其妙，於是只好評劇本。本來我對作品藝術上的缺點有看法，但這篇文章光談藝術交代不了。我自己當時認為，毛澤東晚年確有錯誤，這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已經作過全面的分析。個人迷信要批判，根據當時的認識水平，我認為毛主席有一系列失誤，但作為一個歷史偉人，要全面看。戰爭年代他施展雄才大略，把艱難曲折的中國革命引向勝利，建立了新中國，有大功績，不能也不應該全盤否定。《苦戀》這種寓言式的寫法說不清楚，理念模糊，把歷史的發展簡單化了。這部分我寫得比較有分析。然後講藝術。最重要的是最後一部分。黃鋼的文章是一棍子打死，按他的調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白樺就不能再寫作了。對於白樺，我們認為不能沿用文革中那樣無限上綱、不允許改正錯誤、無情打擊的態度。因為這涉及到如何保護和引導作家創作積極性的問題。如果對白樺的問題處理不當，不實事求是，就會大大挫傷文藝界十年浩劫後剛剛開始恢復的元氣。小平、耀邦同志他們從大局出發，認為對於有錯誤傾向的作品要展開正常的批評，同時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文藝界的實際情況出發，要求《文藝報》寫一篇更加有分析、更加以理服人，不至於使作家無所措手足的文章，用意是積極而深遠的。這並不僅僅是一篇評論的問題。更何況白樺寫過《曙光》、《陽光不能壟斷》等好作品，他是在革命隊伍裏多年的作者。悟往者可鑑，知來者可追。他還是世界觀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只要重新認識、改正就可以了。
　　當時唐因和我思路不完全一致。我寫第一稿後，他又寫了第二稿，我覺得他的稿子比較繁瑣，未能抓住主要的東西。兩稿都列印出來，讓光年、馮牧看。光年同志讓我把唐因稿子的優點吸收一些，我又搞了一遍，寫成第三稿。唐因還覺得不合適，又寫了第四稿。唐因寫評論的長處是很細，很具體，但容易瑣碎。光年同志也覺得他的稿子有些瑣碎，太長了，有些重要的東西反而淹沒了。於是讓我在第三稿的基礎上再來一次。馮牧同志一看光年同志管起來了，就沒有再發表太多意見。寫出第五稿後，請韋君宜、秦兆陽、葛洛及文藝界的老同志看了，韋君宜還動手改了一些字句。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的意見，我們圍繞這些意見進一步對作品進行了具體分析。這一稿指出毛澤東晚年有錯誤，對毛澤東的分析符合六中全會決議，比較客觀，大家認為基本可以，讓我在此基礎上再整理成第六稿。光年、我、唐因拿上這一稿送到中宣部審查，王任重、趙守一、朱穆之等看了以後，說文章分量不夠，《苦戀》對毛主席的評價很不對，是全盤否定的態度，文章政治上還要加強。我很為難，還怎麼個加強法呢﹖坦白地說，如果他們的意見全採納，我們的文章和《解放軍報》的文章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那文藝界就很難接受。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和《解放軍報》的文章有區別，更有說理性，更以理服人。和《解放軍報》文章一樣，也不符合小平、耀邦同志的精神吧﹖最後的結果，為了加強政治性，只好把小平同志的原話加上去。文章一開始實際上是小平的原話，但沒有加引號。
　　這樣送上去以後，有人還是不滿意。但耀邦同志比較滿意，說我看寫得還可以。聽說兩位同志寫了很多遍，很辛苦，是不是眼都熬紅了﹖就這樣發吧。文章就這樣反覆修改了七八遍，前後大概兩個月，最後發表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應當說是在小平同志的提議下，耀邦同志的關心下，光年同志和文藝界一些老同志的指導和參與下寫成的，實際上已經不單純是我們兩個署名人的文章了。（摘自 《 與丁東談〈苦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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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戀》風波始末一一《讀書文摘》徐慶全
　　
　　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發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據此攝制的電影改名爲《太陽和人》，導演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彭寧，在1980年底完成。這是一部中國人耳熟能詳卻沒有看過的電影，介紹這部片子，還得根據文學劇本《苦戀》。
　　劇本寫了畫家淩晨光一生的遭遇。在舊中國，少年淩晨光雖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時，被國民黨抓壯丁，被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相愛。後來，淩晨光因反對國民黨被特務追捕，逃到國外。在美洲的某個國家，他成爲著名的畫家，綠娘也來到美洲，有情人終成眷屬。祖國解放後，淩晨光夫婦返回祖國。在輪船駛入祖國領海看到五星紅旗之時，他們的女兒降生了，並取名爲“星星”。回到祖國享受了短暫的快樂時光後，十年“文革”浩劫來臨，淩晨光一家的命運墮入谷底：全家人被趕到沒有窗戶的昏暗鬥室。在淩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淩晨光表示反對，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淩晨光無法回答。此後，淩晨光被迫逃亡，成爲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淩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後一點力量，在雪地裏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從劇本發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圍繞這部電影持續了兩年的爭論，並在文壇上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最初的爭論

　　早在電影劇本發表後，就引起了文藝界的爭論，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時任中宣部部長的王任重聽到這些爭論後，要求文化部主管電影工作的王闌西和陳播關注這部影片的拍攝。現在保存下來的當年陳播的一封信（寫于1980年4月24日），就是因王任重的詢問，給時任中宣部文藝局局長的賀敬之和副局長李英敏的答複。信中寫道：我找了幾個看過劇本的同志談。認爲：
　　一、這個劇本想寫“四人幫”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劇中不僅寫了對畫家晨光一家的迫害，還有對詩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們過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長期隱藏湖蕩吃生魚、鳥蛋爲生。寫了畫家一生，熱愛祖國、忠貞不渝、堅強不屈的性格。從這點說來，有一定意義。
　　二、作者在探索“電影詩”，追求電影所表達的一種新的樣式和風格，這種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過藝術形象隱藏著自己的傾向，而不是說出來的，這種藝術探索是可取的。
　　四、對于劇本有以下幾點看法：
　　1.整個劇本的構思與藝術形象的表現，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後是悲愴的情調，這個劇本沒有反映出“四人幫”橫行前，黨對于知識分子總還是重視的，（雖然有“反右”擴大化的問題），歸國華僑中有許多人、許多知識分子是受到重用，也發揮了他們的爲祖國服務的才能。這個分鏡頭劇本在結尾，寫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雪地裏爬行，尋找他的人們發現他時，他已經是在一個大問號的那一個點兒上冷卻了身體，他用兩手盡量向天空伸去，兩眼睜著……這和文學劇本開頭引了屈原的《天問》篇的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相呼應的，這樣表現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晨光卻死去了，是爲什麽？沒有解答，令人難以理解。
　　2.這個劇本大寫雁在天空寫成人字，從開頭貫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後結尾是“一枝蘆葦在風中晃動著，堅強地挺立著……”這種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晨光死去了再現的，更加深了對死的渲染，這種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個劇本所描寫的，由于采用“電影詩”的手法，對于年代、時間，雖有所表現，但是，有許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門前貼一張屈原《天問》的畫，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聯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幫”前後也是分不清的，還有一些其他情節不一一說了。
　　4.據說長影對這個劇本，有不同意見，導演彭寧同志曾將拍過的兩本樣片，請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樣片，夏衍同志說，我未看過劇本，不好發表意見。（看過樣片的人認爲，樣片的調子低沈，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後死掉，腳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來找他）。

　　4月28日，賀敬之將陳播的信轉給王任重：
　　任重同志：關于影片《苦戀》的情況，文化部電影局的陳播同志寫了這個情況和他們處理的意見。我建議你、周揚同志和我們一起調看一下這部影片的樣片。可否？請批示。
　　當天，王任重批示說：
　　敬之轉周揚同志，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請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揚讓秘書露菲轉告賀敬之的秘書張作光：調《苦戀》看一次，看時要把夏衍請上。
　　5月21日，王任重與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一起看了樣片，“大家都反對拍這部電影”，但是，顯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後拍攝的意見。所以，王任重告訴王闌西和陳播，“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
　　根據這樣的意見，文化部電影局便開始組織修改這部影片。但是，導演彭寧思想不通，只是將結尾淩晨光趴在大問號那一幕改掉了，其他基本沒動。無奈，陳播只好報告中宣部。王任重很慎重。他提議，請中央黨校和軍隊的人來看看，意思是讓這兩部分觀衆來說服白樺，對影片進行修改。
　　在此期間，白樺和彭寧又找到電影家協會，借了放映間放映該片，尋求支持；1981年1月召開的“電影創作和理論座談會”上，又放映了該片，多數人對其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態度，有的給予很高贊揚，認爲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現代個人迷信，並真實地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面對著一方面是一片叫好聲，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繼續修改的局面，白樺想到要讓中央高層領導看看這部片子。1981年1月10日晚，他找到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請他看看片子”，但胡耀邦拒絕了他的請求。
　　而在文藝界領導層之間，對這部片子的看法也有重大的分歧。
　　周揚、張光年、夏衍、陳荒煤等人，與王任重的意見一樣，不槍斃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劉白羽雖同意這樣的意見，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張光年日記中有生動的記載：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揚家開碰頭會，著重談了白樺的電影《太陽和人》修改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頭氣惱不置。
　　從這則日記可看出，在當時，最起碼是意識形態領導部門中的部分領導，對于處理“《苦戀》問題”是相當慎重的，而且，對于《苦戀》的“修改”（即“挽救”）已經基本“取得一致意見”，但是，從張光年筆下劉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現來看，劉、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說不願就此罷休。劉白羽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領導，這也是稍後的“《苦戀》風波”最先起于《解放軍報》的重要原因。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苦戀》的作者白樺是部隊作家———武漢軍區，這也使得《解放軍報》對于他的批評“師出有名”。
　　在此前後，主持編輯《時代的報告》的黃鋼等人首先發難，將《太陽和人》産生的過程寫成報告，送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中紀委介入。中紀委討論後，對此事的處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紀委打電話給中宣部，詢問是否要中紀委出面來處理。王任重征求周揚的意見。周揚則召集一個小會討論。會議認爲，中紀委不應介入此事。隨後，王任重根據周揚等人的意見回複中紀委：電影正在修改，還是由文藝工作的領導部門來處理，不然會使文藝界更緊張了。
　　3月27日，鄧小平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談話時，講到第八個問題時，談到了《苦戀》：
　　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
　　以此爲契機，《解放軍報》和主要由幾個老軍人主持的《時代的報告》，開始醞釀對《苦戀》的大張旗鼓的批判文章。
　　《解放軍報》與《時代的報告》遙相呼應，《文藝報》和《新觀察》發出不同聲音
　　4月17日，《解放軍報》在頭版頭條發表題爲《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批評了文藝界的“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現象”和“資産階級化自由化的傾向”。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部隊讀者批評《苦戀》的三封“來信”。三封“來信”的具體內容不管有何差異，其基本精神都是對前日“社論”的擁護，爲其提供“公然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實例。其中來自白樺當時所在的“武漢部隊”的信———《一部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不管從題目還是從內容來看，都較其他兩封來信嚴厲。這封來信並提出了這樣的籲請：既然《苦戀》“這個劇本和黨中央一再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背道而馳”，“希望報刊展開批評，使人們具體生動地看到：什麽樣叫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怎麽樣才能更好地堅持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
　　有了前日“社論”的“造勢”，又有了今日“讀者來信”的響應，發表一篇長文對《苦戀》進行批判也就順理成章了。
　　4月20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署名爲“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指出《苦戀》“散布了一種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是“借批評黨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決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對愛國主義的污辱”，“它的鋒芒是指向黨，指向四項基本原則的”。
　　隨後，《北京日報》、《時代的報告》、《文學報》、《紅旗》、《長江日報》、《湖北日報》（後兩份報紙均爲白樺武漢軍區所在地的黨的機關報），也發表了對《苦戀》的批判文章。黃鋼等人主持的《時代的報告》增刊，不但發表了黃鋼以“電影文藝評論員”的身份寫的《這是一部什麽樣的“電影詩”？》，而且還再次發表了《苦戀》的劇本，以供批判用。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等媒體的密切配合，確實在社會上産生了極大的影響。那時，“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剛剛過去，人們對“文革”的創痛仍記憶猶新。面對《解放軍報》上綱上線的批判，人們不用太怎麽打開記憶的閘門，江青借助于林彪這個“尊神”從軍隊獲得支持的種種就會浮現在眼前，“文革”開始時該報的種種作爲也會曆曆在目。所以，知識分子們在惶恐的同時，更多是壓抑不住的反感甚至是憤怒，甚至感到“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
　　周揚等人不贊成對《苦戀》展開一場“批判運動”的粗暴做法。在《苦戀》風波開始的3月，周揚就對此提出過批評，此後，周揚也一直沒有改變這樣的態度。顧驤告訴我：
　　對于《苦戀》事件，周揚同志的意見爲三條：一、白樺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但作品《苦戀》有錯誤，可以批評；二、應該對作家采取幫助的態度，幫他把電影修改好，而不是對作品采取“槍斃”的辦法；三、批評應該實事求是。周揚這三條意見在不同場合說過，也受到不少指責。他說了一句“白樺還是有才華的”像惹了禍似的。
　　周揚的三條意見，基本上代表了張光年、馮牧、陳荒煤等人的態度。至于後兩條意見，其出發點是，珍惜與重視文藝界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也正是後兩條，周揚等人與劉白羽、林默涵是有分歧的。因此，即使在《解放軍報》發動了“批判運動”後，周揚等人的“抵觸”情緒依然很明顯的。歸他領導下的《文藝報》，開始是按兵不動，稍後則采取了有傾向性的報道，發出與喧鬧的批判不協調的聲音。
　　《新觀察》也與《文藝報》配合密切，抵制《解放軍報》等媒體對白樺的批判。在白樺遭受批判之際，該刊主動向白樺約稿，白樺寫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觀察》第14期上。白樺在文章中談到自己所寫的曆史劇《吳王金戈越王劍》時寫道：“五月一日剛剛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攝制組從廣州到武漢，他們由于嶺南的連綿陰雨和某種人爲的困難，工作極不順利，延宕了很多時日。”而“某種人爲的困難”一語，則隱諱地點出了因《苦戀》受批判的處境。
　　盡管如此，白樺接著告訴讀者：遭到了批判並沒有什麽，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對自己是“厚愛”的：
　　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後的樣片。當我離開武漢上火車的時候才感到武漢連續的晴天還沒有使氣溫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漢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續了這麽長！是我在追蹤春天呢？還是春天對我特別鍾愛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卻能和春天如此長久的相聚，雖然也有風雨，但它是春天的風，春天的雨……到處都是一片新綠，“天涯何處無芳草”，柔弱而衆多的小草啊！你們才是春天的象征……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攝制組的通知”一語，白樺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戀》攝制組的通知，前往長春電影制片廠看修改後的《苦戀》樣片”，編輯部在刊發時，小心謹慎地刪掉了“《苦戀》”字樣。不過，這篇文章後來還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責。這是後話，且按下不提。
　　文藝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及在媒體上對壘的陣勢，引起了黨內高層的注意。胡耀邦和鄧小平等人，則從大局出發，尋求的是另一種解決途徑。
　　胡耀邦、鄧小平的談話
　　《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聲勢很大的批判開始後，一些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山雨欲來的架勢，使人聯想許多，國內外反映強烈。這種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講了一次話。顧驤告訴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與中國文聯及各協會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有一次談話，主要是關于目前對《苦戀》批判。他在談話中指出：“首先，文藝戰線形勢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正確與錯誤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須首先肯定成績，也必須克服前進過程中出現的不成熟或有害的東西，接受過去的教訓，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虧。毛主席爲什麽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因爲沒有肯定主流。不要因爲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東西，忘了大量好的東西。”“第二，我們克服缺點錯誤，辦法一定要穩妥。由于文藝界多年搞批判運動，大家特別敏感。文藝界是‘驚弓之鳥’，由于過去遇到了多次‘弓’與‘彈’，更應特別注意。前些日子對《苦戀》的批評是可以的。但是現在看來批評的方法如果更穩妥，效果會更好些。批評是有好處的，爲了幫助他們。但回過頭來看，方法如果好一點，效果則會更好些。……寫《苦戀》的作家還是寫了些好作品，但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軍隊對他的態度還是好的，但軍報那種批評的措詞，用的方法不穩妥。（批評）我過去提過，是否可叫評論？大家叫慣了也可以。但批評是衛生運動，是洗臉，這是一。其次，爭取作者作自我批評，作者反批評也可以。第三，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第四，要把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說理。說理不容易。（批評文章）不要全國報紙一起登。各報可轉載，可不轉載，不要強制人家轉載。我和××談了這個問題。對《苦戀》的批評現在國內外反映強烈，臺灣還轉發了（日本）《讀賣新聞》的消息，說我們黨內意見不一致，說胡耀邦、鄧穎超反對這個批評。我們見意先把這場風波平息下來，現在國內還沒有平息下來。用一兩句話把這事冷卻下來。不要再批判了。過一段再說，有些事情處理方法就應該這樣。”
　　胡耀邦談話後，周揚找到顧驤，要他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寫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報》發表。顧驤回憶說：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揚同志授意下，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撰寫了《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一文，發表在8日《人民日報》上。對《苦戀》事件中的種種過“左”的做法，從正面闡述中作了批評。此文經周揚同志審閱，將原題“開展健康的文藝評論”的“健康”易一字爲“健全”，避免刺耳，還是他老到。這樣的文章署我個人名似乎分量不夠，壓不住；但又不好用“專論”“評論員”之類，因爲胡耀邦同志剛剛講過，要求寫評論文章要以個人名義發表，所以署了一個筆名“顧言”。由于自批《苦戀》事件開始，《人民日報》一直未表態，巋然不動。所以這篇文章發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國新聞記者注意，當日，合衆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發出十幾條消息，有的說：“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場新的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發表，公開批《苦戀》事件告一段落。
　　但是，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卻幾次要求《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胡績偉回憶說：
　　當時負責管理思想戰線的主帥胡喬木卻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這篇批判文章。報社文藝部同志同文藝界領導同志商量，認爲這篇文章帶有“文革”時“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報》一轉載，就表明中央同意他們的觀點和他們的做法，所以我們堅持不轉載。《人民日報》這種按兵不動的態度，對文藝界和廣大讀者的惶惶不安情緒是一種安慰。當時，我們還不敢站出來爲《苦戀》說話，只能說軍報的文章火氣太大，缺乏說服力，《人民日報》只能自己寫一篇。
　　胡喬木知道《人民日報》堅持不轉載，後臺是胡耀邦，因而他把這個官司告到鄧小平同志那裏。
　　于是，有了鄧小平對《苦戀》問題的談話。
　　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召集周揚、王任重、朱穆之、曾濤、胡績偉討論對《苦戀》的批評問題。據胡績偉回憶，談話中，周揚、曾濤和胡績偉都闡述了對《解放軍報》文章的意見，“就是認爲《苦戀》有錯，應該批評，但軍報那樣扣上‘資産階級自由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因而《人民日報》不能轉載”。
　　鄧小平在談話中，肯定了《解放軍報》對于《苦戀》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點。他說：
　　關于《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爲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談話中，鄧小平對如何對待《苦戀》風波指示說：
　　關于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且由《人民日報》轉載。
　　鄧小平的談話傳達後，《解放軍報》對《苦戀》的批判基本上終止，取而代之的是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暢談對文藝界形勢的認識和黨對文藝的領導等問題。而周揚等人領導下的文聯和作協的刊物，也圍繞著同一問題，發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當前的文藝形勢及強調黨的領導的同時，也突出強調了魯迅關于文學批評要有科學的態度、要實事求是、允許反批評的一些主張。
　　兩軍對壘的陣勢開始打破，言論的統一，使“《苦戀》風波”從媒體上淡出了。
　　兩個座談會統一認識，《苦戀》風波宣告平息
　　8月3日，由中央召集一個包括中央、地方、軍隊三方面共三百人的“思想戰線座談會”，“正式傳達和討論”鄧小平的“重要談話，研究部署在思想文藝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作了長篇講話，批評了“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處于軟弱的狀態”。他在強調“三個必須做好”時，第一個談到的就是“要把對電影劇本《苦戀》的批評做好“。他說：“本來這個問題好解決，但當時我沒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責任。如果當時我們建議文聯開個會，請一些作家藝術家來，對《苦戀》作個公正評價就好了。現在看起來，當時沒有走群衆路線，如果走走群衆路線就好了。……對白樺同志，還是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
　　8月8日，胡喬木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多次提到《苦戀》，並由《苦戀》對文藝界提出嚴厲的批評：
　　象對于《苦戀》這樣顯然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的作品，我們的文藝批評界竟然長時間內沒有給以應有的批評，直至讓它拍成電影。在《解放軍報》發表批評以後，一些同志除了指責這些評論文章的缺點以外，仍然不表示什麽鮮明的態度。這不但是軟弱，而且是失職。在社會科學和其他思想工作領域內，也有一些類似的情況。我們再不能容忍這種狀態繼續存在下去了。
　　如果說前一段時間對“《苦戀》風波”還有不一致的意見和看法的話，那麽，經過“思想戰線座談會”的總體動員，文藝界人士則基本上認識到———這種認識不管是表裏如一還是口是心非———兩個問題：一、《苦戀》應該批判；二、在對待《苦戀》的批判問題上，文藝界領導表現是“軟弱渙散”的。在接下來召開的“首都部分文藝家學習小平、耀邦同志關于思想戰線問題重要指示的座談會”上，與會的文藝家基本上都是就上述兩個問題進行檢討。不過，大家基本上有了默契，就是不再指責《解放軍報》而對黃鋼提出批評。而且，在會上的發言中，大家無一例外地對《苦戀》提出了批評。
　　參加會議的《新觀察》主編戈陽，則對《新觀察》14期上發表的白樺的《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進行檢討。
　　早在8月7日，胡喬木就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他在致馮牧和戈陽的信中說：“看了今年第十四期《新觀察》發表的白樺的一文，覺很不妥當。”“我熱烈地希望你們對此有所糾正和補救。”
　　當時，戈陽給胡喬木寫了一個字條：
　　《新觀察》發表白樺同志的文章很不妥當，我們當認真檢查。但是馮牧同志因病在外地休養，沒有過問我們的編輯工作。
　　盡管馮牧沒有過問編輯工作，但作爲作協副主席，他還是要認真對待胡喬木的批評。8月8日，他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他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要研究“想出補救辦法來”，並表示“作協今後當努力加強對《新觀察》的領導”。
　　在這次會議上，戈陽在發言中，詳細地談到了白樺文章發表的情況：
　　關于《苦戀》問題，我的認識是比較遲緩的。《苦戀》劇本，我沒有讀過，直到這次思想戰線座談會期間我才讀了一遍。《太陽和人》電影，我看過一次，對于它的情節和細節的離奇、不真實，我非常反感。……但是《苦戀》應當作爲一種錯誤思潮的代表作品來批評，是在這次思想戰線座談會上才認識的。正因爲我對《苦戀》的認識是如此的緩慢，《新觀察》第十四期發表白樺同志的文章《春天對我如此厚愛》，這就不是偶然的了。同時這篇文章的發表，也集中反映了我們編輯部的軟弱渙散狀態。
　　這篇文章是七月上旬編輯部約請白樺寫的。刊物銷數下降，同志們感到不安，有人提出《晚報》發表白樺所在黨支部的一個簡短消息，搶購一空，《新觀察》也應當注意人們關心的問題。我們從側面了解白樺這個階段表現不錯，除了接受意見修改《苦戀》影片，還新寫了兩個劇本。便決定請他寫一篇關于自己的情況的報導，以回答國內外敵人的造謠，說明黨內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是堅定不移的。約白樺寫的這篇文章，原計劃在15期發表，不想14期付印前一天（七月十四日），文章寄到了。編輯部爲了搶獨家新聞竟破例抽換稿件發在14期。而由于發稿匆忙，又在稿件的修改上出現了許多差錯，如爲了回避《苦戀》問題，將文中“看修改後的《苦戀》樣片”句中的《苦戀》字樣以及其他有關《苦戀》的字樣全部刪去了，文中寫軍區領導去看作者的字句也刪去了。而稿件又未送請作協黨組審查就發表了。當時我雖不在北京，但這個責任是應當由我負的。第一，約請白樺寫文章是我同意的；第二，編輯部在處理一篇稿件中所反映的錯誤思想，應當說也是我的思想的反映；第三，更重要的是軍報批評《苦戀》以來，我沒有領導編輯部就這個問題進行座談討論，以客觀的科學的態度對劇本作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以致長期以來在這個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采取什麽樣的“補救辦法”，辦刊人屢試不爽的一招是發表“讀者來信”。9月10日出版的《新觀察》第17期上，發表了讀者“馮明”———大致可以斷定是“奉命”的諧音———的來信：《也談春天的“厚愛”》。
　　文章開篇即講讀了白樺文的複雜心情：“一面覺得高興，一面又覺得遺憾。”文章說：“對《苦戀》確有贊揚支持的，但持批評態度者也委實不少，有些意見還很尖銳，很嚴厲。我個人覺得，人們的批評意見是有道理，值得白樺同志重視。”這封“奉命”刊登的來信，語調相當委婉。這樣的寫法，除了反映周揚等人的態度外，大約有主持其事的馮牧與白樺有著深厚私誼的關系。
　　8月25日，在會議將要結束時，王任重給周巍峙寫了一封信，作了自我批評。這一天主持會議的林默涵在會上念了這封信：
　　請向到會的同志宣讀這封短信，算個表態。
　　（一）宣傳部對思想戰線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宣傳部的同志早就有批評，最近又開了三次會進行了批評，軟弱渙散的錯誤，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之所以軟弱有三個原因：
　　第一，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犯過相當嚴重的“左”傾錯誤，我至今仍然要時刻注意重犯這種錯誤。
　　第二，我有畏難情緒，自己對文藝理論、新聞等等是外行，雖然想向大家學習，因爲一年多來，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鬧病住院休息，對情況很不熟悉。所以怕犯武斷或橫加幹涉的錯誤。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講話，我談了喬木同志的講話記錄，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
　　我看了你們這次座談會上的發言簡報，昨天又聽了半天，許多同志的發言，對我是很好的教育。我願和同志們一起，來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
　　第三，我認爲開展文藝評論，是我們黨領導文藝的一個十分重要而有效的任務和方法。這就是“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內容，批評反批評，表揚反表揚。當然在黨內與對外應有所區別。但都不要只聽一家之言。批評首先要分清敵我，分清是非，不然，就不可能有什麽好的方法可言。對于犯錯誤的同志要真正幫助他們認識和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能過急，允許有一個轉變過程，耀邦同志說過：不要強迫人家作檢討。這是完全正確的。
　　（二）關于“苦戀”。
　　第一，《解放軍報》批《苦戀》，樺南同志曾經打電話和我商議過，我支持批。但我當時沒有向他建議，事先和文藝界領導同志商量一下，寫出文章來，由中宣部找有關方面的同志共同討論一下，假如這樣做，可以大大減輕這一個“軒然大波”。這是我要負責的。
　　第二，早在去年5月21日我們書記處的幾位同志看了《太陽和人》樣片的幾個片斷，大家都反對拍這部電影，我也告訴了王闌西和陳播同志，“修改不好電影劇本，就不要拍”，據吉林宣傳部的同志說，長影黨委多數同志和大多數職工反對拍這部影片，爲什麽竟拍出來了？我們領導上和體制上有什麽漏洞望檢查一下。
　　會議結束後，對《苦戀》在內部的批判，算是告一段落。
　　其後，在周揚、張光年、賀敬之等人的精心組織下，由《文藝報》唐達成、唐因執筆，曆時三個多月，寫出的《論〈苦戀〉的錯誤傾向》一文，在《文藝報》發表。10月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按照慣例，作品受到批評，作者應該有所表示，即表示認錯的態度。胡耀邦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動議。9月25日，在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大會上，胡耀邦私下對已經調到文化部任主管電影的副部長的陳荒煤說：“《苦戀》的事應該了結了，你和白樺熟悉，能不能寫封信給他，請他給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爲文藝討論，表個態就行了。”出于多種考慮，陳荒煤沒有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去做。
　　當然，後來，白樺還是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編輯部寫信的方式，進行檢討。這封信在《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後，《人民日報》又予以轉載。至此，《苦戀》風波歸于平息。 （選自《南方文壇》2005年第5期/劉述禮 薦）

　　對青年一定要注意引導＞鄧小平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六中全會以前，總政提出了批評《苦戀》的問題。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采取措施。倒是一個女學生給校黨委寫了一封信，批評了我們思想戰線上軟弱無力的現象。還有新疆烏魯木齊市有個文聯籌備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産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曆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1) 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僅文藝界，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有的黨員就是不講黨性，堅持搞派性。對這種人，決不能擴散他們的影響，更不能讓他們當領導。現在有的人，自以爲是英雄。沒受到批評時還沒有什麽，批評了一下，歡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定要認真扭轉。當然，這種現象有它的社會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動亂的後遺症，同時也是由于外來資産階級思想的侵蝕。對各種人的情況需要作具體分析。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有這些現象，而在于我們對待這些現象處置無力，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當然，對待當前出現的問題，要接受過去的教訓，不能搞運動。對于這些犯錯誤的人，每個人錯誤的性質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認識，如何處理，都要有所區別，恰如其分。批評的方法要講究，分寸要適當，不要搞圍攻、搞運動。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定不行。批評的武器一定不能丟。那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以後，有一部分學生說，這樣下去要亡國的。他和我們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産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爲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産黨的領導。沒有共産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曆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就從來沒有統一過中國。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麽政治運動，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評的武器。
　　關于《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爲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一部分青年人對社會的某些現狀不滿，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導，不好好引導就會害了他們。近幾年出現很多青年作家，他們寫了不少好作品，這是好現象。但是應該承認，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間，確實存在著一種不好的傾向，這種傾向又在影響著一批青年讀者、觀衆和聽衆。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老作家有責任團結一致，帶好新一代，否則就會帶壞一代人。弄不好會使矛盾激化，會出大亂子。總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資産階級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試想一下，《太陽和人》要是公開放映，那會産生什麽影響？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于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麽呢？港澳、臺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麽叫愛祖國呢？至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我們的要求當然要更高一些。對我們黨員中的作家、藝術家、思想理論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們必須遵守黨的紀律，而現在的許多問題正出在我們黨內。黨如果對黨員不執行紀律，還怎麽能領導群衆呢？我們堅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在思想文化的指導工作中還存在著“左”的傾向，這也必須堅決糾正和防止。但是，這絲毫不是說可以不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這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堅持“雙百”方針也離不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要采取民主的說理的態度，這是必要的，但是決不能把批評看成打棍子，這個問題一定要弄清楚，這關系到培養下一代人的問題。我剛才提出的需要進行批評的作品、觀點，只是一些例子，還有一些其他類似的文章，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不一一列舉了。《苦戀》和那個青年詩人的講話，爲什麽還有那麽一些人支持？這值得我們思想戰線上的同志深思。
　　注釋：
　　* 節選自《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同志的談話要點。標題爲《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論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一書編者所加。
　　(1)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指這一年開展的反對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産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産黨的領導。六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人進行複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根據《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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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
　　
　　白樺，劇作家、詩人。原名陳佑華，河南信陽市人。1942年春，與孿兄葉楠(陳佐華)一同考入潢川中學初中部，課外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從中學時期，就開始學寫詩歌、散文、小說。1947年參加中原野戰軍，任宣傳員。1949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先後擔任宣傳幹事、教育幹事、師俱樂部主任職務。1952年曾在賀龍身邊工作，此後在昆明軍區和總政治部創作室任創作員。1958年被錯劃爲右派，開除黨籍、軍籍，在上海八一電影機械廠當鉗工。1961年調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任編輯、編劇，1964年調武漢軍區話劇團任編劇。1979年平反，恢複黨籍，在武漢軍區文化部工作。1985年轉業到上海作家協會，任副主席。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長篇小說《媽媽呀，媽媽!》、《愛，凝固在心裏》、《遠方有個女兒國》、《溪水，淚水》(譯有英文版)、《哀莫大于心未死》、《流水無歸程》、《每一顆星都照亮過黑夜》，詩集《金沙江的懷念》、《熱芭人的歌》、《白樺的詩》、《我在愛和被愛時的歌》、《白樺十四行抒情詩》，長詩《鷹群》、《孔雀》，話劇劇本集《白樺劇作選》(內含《紅杜鵑，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燦爛》)、《遠古的鍾聲與今日的回響》(內含《吳王金戈越王劍》、《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個禿頭帝國的興亡》(譯有英文版本)，《孿生兄弟電影劇本選》，散文集《我想問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說集《邊疆的聲音》、《獵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說集《白樺小說選》(譯有法文版)、《白樺的中篇小說》、《沙漠裏的狼》，隨筆集《混合痛苦和愉悅的歲月》，電影文學劇本《山間鈴響馬幫來》、《曙光》、《今夜星光燦爛》、《苦戀》、《孔雀公主》(均已拍攝發行，並譯有外文版本)，演講集《白樺流血的心》等。
　　【作品鑒賞】
　　小說以我國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前30多年的政治變革爲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任之初這個農民形象。作者通過這一形象的塑造，對反右、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進行了深入的反思，並以批判的眼光審視了中國農民在曆次政治變革中的心理狀態和行爲方式。在80年代初，任之初這一形象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別開生面的，他的心理及行爲方式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可以說，作者是把他作爲“類”的代表來刻畫的。任之初之所以成爲一個好觀望、不前不後、遇事不虧的人，是因爲他時時事事遵從先父對他的三句告誡：見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後，出頭的椽子先爛。這三句話成爲他一生處世的准則。其實，這種平庸自私的處世哲學恰恰集中表現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所固有的某些劣根性，而並非爲任氏家族所獨有，只不過是小說中作者把這種哲學“化”爲一個人物而加以誇張而已。任之初僅憑這種哲學便得到他的鄉親的信任。每遇事變，人們就聚在他家，把他視爲主心骨，就連飽學的老童生靳老先生也爲他半明半暗、似是而非的觀點所歎服。當解放軍要進駐劉家畈這個偏僻山溝時，衆鄉親圍在他身邊把目光像輻條對車軸那樣對著他時，他回答道：只要你是良民，你就得到解放軍給你的那一份好處；如果解放軍站不住，國民黨回來了，咱還是平民。排頭站不得，排尾也站不得，站排尾萬一來個向後轉，那不又成了排頭了。頭尾不站站中間，即使縱隊一下子變成了橫隊，大家都在前，你也得稍稍往後縮一點。這番高論，既是他對祖上遺訓的理解，又是他對現實生活的領悟。耐人尋味的是，這種人生哲學竟使他受用匪淺。1957年時興“鳴放”時，他硬是把回到山裏刮熱風的女兒反鎖在屋裏，使女兒免遭罹禍。這倒不是因爲他頭腦清醒，能洞察到事態的發展，而是他相信祖訓和經驗。他對女兒說：咱們是小小的大耳朵百姓，就不能“反官”，盤古開天辟地到如今，沒聽說官能聽得進不順耳的話。哪一朝哪一代有認真的監察禦史大人有好下場？任之初周圍的人對他的哲學一唱百和，而且現實的進程又應了他的話，作者如此這般處理，寓意十分深刻，不僅對農民的愚昧保守給予否定，而且還揭示出這愚昧和保守産生、生存的社會原因。作品的深刻性還不僅于此。任之初一生只冒過一次尖，那就是他在山裏第一個挂出“忠字旗”，招來劉家畈及鄰村的人們描樣兒效仿。而這忠字旗又恰恰是任之初的父親留下的那包遺産中兩件寶物中的一件。這旗是當年“皇宮”的主人在光緒皇帝登基那年爲表達臣民對皇上的忠心特別精心制作的。作者就是這樣把對人物性格的描述和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産生了強烈的諷喻效果。這部中篇的突出特點就是它既描述了主人公的性格發展過程，同時也冷靜地反思了中國幾十年的曆史變革。二者相輔相成，渾融一體。爲實現上述創作意圖，小說中采用了象征手法。從總體上看，整部小說就是一個寓言，這僅從標題所提示的含義中就可以明顯看出。另外，偏僻封閉的劉家畈、曆史悠久的“皇宮”及其主人的更替和內在聯系，都是一種象征，讀者從中可以體味到很深刻的意義。特別是小說的結尾處，那個留著長發的大學生以及他和他的父輩的爭論，暗示著農村正面臨著一場變革，而且這場變革的阻力恰恰在迫切需要變革的農民自身。小說的第二個主要特點是它充滿幽默感。這幽默感主要産生于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情節設置和細節描寫。如“四清”清掉了劉家畈的生産隊長後，社員們選任之初接任隊長。任之初爲了不出這個風頭，便裝病、讓老伴幹嚎，甚至翻出裝老衣服，擡出壽材，逼著四清工作隊把四類隊長連降兩級，降爲二類幹部以便複職。又如吃大食堂時，任之初攆走餓得枯葉一般的女兒後又送糧到她家的細節，都有一種喜劇效果。如果前一個情節讓讀者一看便笑，那麽後者我們讀後先是心痛而後又不得不笑，笑他的自私和狡黠。這些幽默效果中隱含著作者對主人公的善意嘲諷和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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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樺派　　

日本現代文學中一個重要的流派，以文藝刊物《白樺》(創刊于1910年)爲中心的作家與美術家所形成。他們主張新理想主義爲文藝思想的主流，因此也稱爲新理想派。
　　20世紀初在日本興盛起來的自然主義文學，已逐漸趨向末流，成爲僅僅刻板地描寫瑣碎醜惡的日常生活的文學。大部分由貴族子弟學校學習院出身的一群年輕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對此表示不滿，他們舉起理想主義的旗子，創立獨自的一派。參加這一派的作家主要有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有島生馬、志賀直哉、木下利玄、長與善郎等人。
　　武者小路實篤在《白樺運動》一文中提出：“白樺運動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類的意志，探索個人應該怎樣生活的運動。”他主張“通過個人或個性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這是緊接純客觀主義的自然主義思潮之後的新的主觀主義運動。他們的理想無一定的方向，僅以個人與個性的成長作爲運動的口號。除了這一根本主張，流派中主要的成員，絕大多數在道德與倫理上保持高度的潔癖，富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因而他們容易被看作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團體。他們反對文學藝術上的自然主義流派，也自稱爲精神的自然主義者。在這一派的作家中，有的站在嚴正的現實主義的立場，有的則具有空想的非現實主義的傾向。在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的資産階級文學中，曾哺育了不少在思想上藝術上處于高峰地位的作家。他們是徹底自由主義的個性尊重者，能夠從各種舊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作品的形式與表現方法上有許多創新。直接受白樺派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有以劇作家倉田百三、詩人千家元□等爲首的一大批知名作家，包括後來成爲無産階級作家的江馬修等人。
　　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資本主義飛躍發展，文化藝術方面接受了歐洲19世紀文藝思潮的影響。屬于白樺派的上層社會青年知識分子，摒棄了自然主義文學對現實生活所作的陰暗的描寫，他們充滿發揮個性的光明與希望。以1914年所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爲契機,在世界範圍內形成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的高潮，強烈地影響了日本。日本知識分子對人類光明的理想與不斷地前進的可能性懷抱希望。白樺派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思潮下進入了全盛時期，成爲大正時期文學的主流，並給以後的日本文學留下深遠的影響。
　　由于有島武郎傾向于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張，與白樺派一般爲唯心主義的觀念，逐漸地發生矛盾。這一流派的主持者武者小路實篤從事于組織空想的“新村運動”，遭到失敗。1924年東京大地震導致了《白樺》的停刊。特別是唯物主義思潮的發展，使白樺派的文學藝術思想逐漸衰微。
　　《白樺》1910年4月創刊，1923年8月停刊，共計出版發行160期。由武者小路實篤和志賀直哉等的傳閱雜志《望野》（後改稱《白樺》）、裏見弴等的傳閱雜志《麥》和柳宗悅等的傳閱雜志《桃園》合並而成，另有有島武郎、有島生馬等人加入，成員大多屬于上流階層。創刊時具有濃厚的反自然主義色彩，同時致力于介紹歐洲美術，尤其是後期印象派畫家。既是文學雜志，又是美術雜志。該刊強調尊重個性，成員傾向各不相同；但就整體而言，起初利己主義色彩較濃，其後則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傾向較強。在該刊周圍，還有《利己主義》和《生命之川》等一系列衛星雜志，其勢力逐漸擴展，成爲當時文壇的中軸。白樺派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有志賀直哉的《到網走去》、《在城崎》、《好人物夫婦》、《赤西蠣太》和《 和解 》，武者小路實篤的《他的妹》、《幸福者》和《一個青年的夢》，有島武郎的《一個女人》、《給幼小者》和《該隱的末裔》，裏見弴的《你與我》，長與善郎的《盲目之川》和《項羽和劉邦》，木下利玄的短歌，千家元麿的詩歌等。除主辦《白樺》雜志外，該派還組織白樺演劇社、白樺美術館和白樺音樂會，出版《白樺之森》、《白樺之林》、《白樺之園》和《白樺腳本集》等同人合著集。《白樺》停刊後，該派又陸續創辦《不二》、《新村》、《大調和》、《獨立人》和《心》等，其影響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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