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之邦》與後評《明天過後》《不願面對的真相》是美國立場對立的有關全球暖化之作。
　　右左立場對立又如何？反正都要老美說的算
　　就創作而言，克萊頓的《恐懼之邦》，如前評《侏羅紀公園》所言：了無「語言魅力、文字藝術」。
　　更好笑的是譯者洪蘭在吹捧《恐懼之邦》拆穿左派政治正確的科學霸權之餘，竟忘了她自己大力提倡的「快樂學習」不也是教改下政治正確的科學霸權（只引有利於其立論的腦神經學研究，另參本館：洪蘭的快樂學習偽科學 黃光國vs曾志朗  科技巫師）。

　　就可看性、政治正確性和科學性而言，《不願面對的真相》和《明天過後》（前評）勝《恐懼之邦》（前評）。（另參本館：氣候政治學 氣候峰會 政治科學人)

恐懼之邦＞維基百科

《恐懼之邦》美國首發精裝封面《恐懼之邦》（State of Fear），中國大陸譯名《恐懼狀態》，是美國暢銷書作家麥可克萊頓出版於2004年的一部小說。該小說由哈潑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於12月7日出版。這部小說與克萊頓以前的多部小說一樣屬於「科技驚悚小說」，是關於環保恐怖份子意圖破壞地球的故事。這部小說包含了大量的與氣候變遷有關的圖表和注釋，另外還有兩項附錄和20頁的參考書目。
克萊頓在書尾附上一篇自己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觀點，申明全球暖化的部分原因是人類，但是主張氣候變遷的損害與否仍屬未知。他警告拿全球暖化為科學議題作泛政治化爭論的兩邊人馬，並以20世紀初期的優生學為例，舉出當偽科學和良善用意結合，所導致的災難性結果。最後他以贊成荒野保護，和對地球環境作全方位的持續研究作為結束。
這部小說首刷150萬冊，出版後即成為暢銷書，連續18周居於《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20名，一度高居亞馬遜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這部小說的標題意涵，引申自政治、法律和媒體系統誘導普羅大眾進行歇斯底理的恐懼，以便長久保有權力。
　　小說情節
小說主要描述了一位熱心環保的億萬富翁和他的男律師及女助理三人，配合一位為政府工作的科學家和他的尼泊爾助手分別在南極，美國西部的國家公園和索羅門群島阻止環保恐怖分子發動的襲擊。環保恐怖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試圖改變天氣，甚至不惜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用以證明全球暖化和氣候突變，威脅全世界接受他們的激進主張，使人們生活在假想的恐懼國之中。
　　作品主題
主角彼得‧艾文斯，環保律師。艾文斯貫穿全場，一而再地阻撓所屬激進環保團體所進行的恐怖活動，期間艾文斯對全球暖化的觀點不時受到其他角色的挑戰。
克萊頓這部小說的次要課題，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主題，則迷失於這部小說異於一般大眾的全球暖化觀點中。小說後半段，克萊頓藉著一名小角色引出他的看法，現代政府、傳播媒體和募款機構利用恐懼控制人民的意見，從中獲取選票、收視率與各項捐款。包括用矽膠隆乳會生病和電線致癌在內，都是一連串使用非科學手法驗證威脅的例子，而目前全球暖化的討論，不過是其中新的一環。這就是小說標題所暗示的恐懼之邦。
角色把這種結果歸咎於政客、經理人和傳播媒體的相互作用，因為使普羅大眾產生恐懼對其有利。克萊頓將荒謬的恐懼之邦跟合理的本利分析並列。例如他指出DDT因為含有未經證實的致癌物質遭到排擠，取而代之的卻是導致操作者死亡的化學藥品，因為替代品對人體更具毒性，拿來殺蚊子卻成效不彰，上百萬第三世界人民因此死於瘧疾。
其它的例子還有因為恐懼臭氧層遭到破壞，禁止使用二氯二氟代甲烷（Freon-12）這種低價冷卻劑，結果上百萬人因為沒有便宜冰箱，食物容易腐敗而死於食物中毒。（然而氟氯化合物主要是用在汽車冷氣上，這項禁令是否餓死人是有爭議的）
　　作品評論
這部小說受到科學家跟環保人士強烈的抨擊，指稱內容錯誤連篇。不過，這部小說因為對全球暖化的懷疑論者和環保反對者採取公平理性的態度而受到讚揚。
儘管只是虛構的故事，這部小說還是獲得了2006年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Geologists，AAPG）的新聞獎。AAPG公關長賴瑞‧納遜（Larry Nation）向《紐約時報》表示，「這部作品雖然是小說，但是寫的完全是實情。」這項獎項被批評是石油業者對這部小說的政治升級，模糊了小說和新聞寫作間的界線。經過內部討論後，AAPG將這項獎項改名為「地球科學媒體」（Geosciences in the Media）獎。
　　在氣象學者傑佛瑞‧馬斯特（Jeffrey Masters）的評論中指出：
「書中對全球暖化科學的描述錯誤百出、誤人子弟，包括那些北極海冰層變薄、陸基溫度測量法對都市熱島效應的修正數字，和衛星測量法跟地面測量法在地球暖化上的差異。
我幫讀者省去那些旁枝末節吧。從正面看，克萊頓強調的事實中比較正確的是，過去幾十年，世界越來越熱的當口，南極洲卻越來越冷。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特別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南極冰原未來百年預期會劇烈變厚。（雖然最近NASA的新發現，使這項結果存疑）此外克萊頓正確指出了大西洋在過去數十年間，颶風活動確實沒有增加。（但是2004年有4個颶風侵襲佛羅裏達州是不可爭的事實） 」
上文的參考文獻作者彼得杜蘭（Peter Doran）在2002年1月為自然雜誌撰寫報告，報導了部份南極洲地區在1986年到2000年之間變冷，他在2006年7月27日《紐約時報》發表他的部份看法，他宣稱，「我們的研究結果被麥可?克萊頓的小說《恐懼之邦》濫用來作為對抗全球暖化的證據。」
　　其它
佛烈德巴恩斯（Fred Barnes）在《領袖角色的背叛》（Rebel-in-Chief: Inside the Bold and Controversial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一書中宣稱喬治布希「迫不及待的讀著麥可克萊頓的《恐懼之邦》，在這部小說裡，惡棍扭曲科學研究，以控制全球暖化為殘酷的步調正當化…2005年年初，政治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安排克萊頓到白宮覲見小布希。他們談了一個鐘頭，相談甚歡。這次拜訪政府完全不怕冒犯到環保人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1%90%E6%83%A7%E7%8A%B6%E6%80%81

憑良心講，《恐懼之邦》並非一本好看的小說。整本書不含「專文推薦」、「譯者序」與「目錄」共有705頁，扣除21頁「參考文獻」、2頁「地圖資料來源」後，作者的文字共計682頁，窮篇累牘在發表對「環保」與「恐懼之邦」的見解，真正的小說情節反而不多，其中又充斥許多未盡完善與不合理之處。
　　首先是出現在小說中的人物刻畫極遜：
凱納教授與山容博士，總是來無影去無蹤，無時無刻不出現在地球各個角落。在小說中，兩人始終沒頭沒尾，既沒有清楚交代來歷，也沒有交代「後事」，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具備了什麼確實的權力可以叫得動各地警察、FBI為其效力。他們無所不能，既會開直昇機，又對環保知識如 !珍，更是電腦高手，簡直是神的化身。
男主角艾文斯是個窩囊的律師。沒有個性、沒有信念、沒有主見，總是任人擺佈來、叫喚去，完全沒有做自己的意志及對狀況的判斷力，比小說中的眾美女更軟弱無知，真不曉得是怎麼當上律師的。這樣的人，卻又可以突然地勇猛起來，雪地激流荒島鼓足餘勇救人，百分百無厘頭　
　　其次，小說的情節也有諸多不合理之處：
凱納教授與山容博士既然有偌大的權力，又掌握恐怖份子搞破壞的陰謀，以美國政府武力與外交力量之強，派架轟炸機到預定製造海嘯的索羅門群島投顆炸彈，事情不就解決了嗎！何必一夥人還去冒險犯難呢？就算要冒險犯難，不帶視死如歸的精銳特種部隊，卻找一些拖油瓶去製麻煩，不是自尋苦吃嗎？
神秘兮兮的富翁摩頓，既有能力自顧自的做那麼多調查，發覺贊助的「環境資源基金會」從事非法勾當，那又為什麼還贊助那麼多年。這種事情，要查不是早查出來了嗎？
萬那杜團隊的律師珍妮佛到底是怎樣的人？既是凱納的外甥女，又為「環境資源基金會」支持的官司效力，不折不扣是個奸細，以「環境資源基金會」可以在全球搞破壞，派人監聽跟蹤之能，又怎麼會容得下珍妮佛呢？
律師出身的「環境資源基金會」總裁德瑞克，居然有能耐和科技知識，指揮恐怖份子在世界各地從事不法勾當。
突然插入一位人物霍夫曼教授，對艾文斯發表了一大籮筐與環保無關的「恐懼國」理論。
　　除了以上種種之外，小說中人物與情節的問題還有很多……。
因為如此，這本小說其實更像一本科普書籍，引導讀者從另一角度看世界，藉由書中人物的談話，讓讀者更加瞭解地球環境，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暖化，可能會造成氣候變異，產生許多巨大災難，南北極冰山融化、各地冰河倒退，使海平面上升，可能會淹沒許多地勢低窪的的地區。
真的是這樣子嗎？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事實上所謂的「溫室效應」、「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氣候變異」等，都是科學家至今無法證實的理論，僅止於臆測，而種種為防止上述現象所做的努力，主要都只著眼於工業國家們的好處，某些措施，甚至可能會讓第三世界的窮國蒙受損害。
那麼，我們到底應如何是好呢？奮力看完本書後，其實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當然我自己並不是一個極端的環保份子，但是，就我的體認，盡量地節約能源，少製造垃圾、少製造污染，也許不會替我們的地球帶來什麼好處，至少可以替我們的荷包帶來好處，少繳點電費、水費、瓦斯費、油錢。對於即目所見的生活環境，也有很大的幫助，起碼天藍一點、水乾淨一點、空氣清新一點。
所以，縱使是完全站在自利的觀點，我們以往所知的環保作法，和本書所提到的種種環境理論，也未必有什麼矛盾之處。
http://blog.sina.com.tw/hanako20060101/article.php?pbgid=18343&entryid=2908

生態新視域︰《恐懼之邦》＞洪蘭2006-04-18

我去一所大學演講，結束後與師生一起共進午餐，一位在該校教書的朋友看到我，很興奮的過來打招呼說：“聽說你在翻譯麥克克萊頓的《恐懼之邦》，什麼時候可以出版？我們上課在用這本書。”我聽了很驚訝，反問：“你不是在政治系教書嗎？怎麼會用到環保的東西？”他大笑說：“環保是政治上最紅的議題，罵的一方義正詞嚴，被罵的大氣也不敢吭一聲，只有乖乖的花錢消災。環境污染是開發中國家指責工業化國家最有力的武器，無論什麼議題，只要祭出環保、人權，對方就會遭到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所以我們到處找這方面的教材，克萊頓的書一出，我們立刻團購，全班閱讀；只是原文書學生讀得太慢了，無法在課堂上進行辯論。聽說你已動手在翻，所以來問一下趕得及下學期用書嗎？”
我聽了恍然大悟：難怪這本書在美國熱賣，原來許多科系都把它當作補充教材。它談的正是當今最紅的全球暖化──溫室效應，只不過作者從反面的觀點，論證鞭闢入裏。他說他並不是反對環保，就像反對死刑並不代表贊成犯罪！這句話在二分法盛行的臺灣頗有暮鼓晨鐘的警世味道。
　　政客、律師與媒體共同炒作、制造恐懼來控制人民
常年待在實驗室，我忘記了象牙塔外的人心是很險惡的，一點小事就足以被有心人炒作成大事，沈默、客觀的數據也可以被硬拗說出你要它說的話。克萊頓把這本書叫做《恐懼之邦》，因為他認為政客、律師與媒體共同炒作、制造恐懼來控制人民，興訟賺錢及提升收視率，這就是PLM（政治──法律──媒體復合體， politico-legal-media complex）：政治家需要恐懼來控制人民，律師需要危險來打官司賺錢，媒體需要嗜血的故事來吸引觀眾，三方面聯手可有“曾參殺人”的說服力，即使這恐懼是沒來由的無稽之說，人民也會全盤接受，地球暖化便是一例。作者說地球並沒有暖化，冰河並沒有融化，海水也沒有上升，幾百年來的氣象紀錄可以為證，但是這個議題經過PLM炒作後已深植人心，每個人都不假思索就照單全收。
《飄》的作者瑪格麗特．密契爾說：“財富累積最快的時候是一個國家建設和毀滅的時候。”人在恐懼中最容易失去理智，讓人予取予求。1980年代“危機”這個字出現在新聞報導中的次數跟“預算”一樣多；一九八九年以後就不一樣了，新聞中充滿了“恐懼”、“擔憂”、“危險”、“不確定性”和“遽變”等字眼。“遽變”在1999年出現的次數比1985年多出五倍，到2000年又再倍增，其原因在于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甦聯帝國瓦解，冷戰結束，西方國家一下子失去了原本使他們人民恐懼的對象，因此必須趕緊制造出另一個恐懼來填補這個空缺。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想要控制人民的行為，使他們安分守己、順從聽命的話，最好的方式就是恐懼，這就是社會控制的真諦，因此環境危機就成了填補冷戰的空缺的替代品。回想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前，我們恐懼有毒環境；在那之前，我們恐懼共產主義；但不管哪個時代，我們從來沒有遠離恐懼本身，恐懼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假如我們不知道生態是什麼，我們就不能經營它
其實，我們比起老祖先來不曉得安全了多少倍，壽命也延長許多，二千年前亞歷山大活到卅三歲就是高壽了，即使在1950年，人的平均壽命也才四十九歲，現在已達到了七十八歲，但是我們比起父母那一代更加生活在恐懼中：我們恐懼疾病、恐懼陌生人、恐懼被偷、被搶、被殺、我們恐懼買到海砂屋、吃到黑心醬油、開的雜牌拼裝汽車、貼身的內衣有螢光劑、養身的虎鞭酒是塑膠鞭，難怪現代人集膽小、緊張、煩躁、憂郁于一身。PLM覺得這還不夠，硬是制造出地球要被人類毀滅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讓人民生活在極端恐懼之中。
克萊頓反對這種恫嚇伎倆，他藉著書中主人翁的口告訴我們：“假如我們不知道大自然是什麼，就無法去經營它。”大自然從來沒有平衡過，在1960年代，自然平衡的觀念很流行，大家認為假如你不去幹擾大自然，它就會回到原始維持的平衡狀態；但到了1990年，再也沒有科學家相信自然平衡，因為那是不可能的。如今大家主張動態平衡、多項平衡，環境其實一直不斷被幹擾、被中斷、被改變，中國自古也有“滄海桑田”的說法。白人剛來到北美洲時所看的景觀其實是印第安人經營出來的，克萊頓把美洲大陸的道格拉斯冷杉、鐵杉叫做大型野草，因為它們大量繁殖，濃密到鋪天蔽日，阻斷了其他植物的生存權（無法行光合作用），因此森林大火是必要之惡，就像政治上的政黨更替一樣，輪流上臺、下臺，環境才會改善，彼此才有生存的空間。
印第安人是絕佳的大自然觀察者，他們發現古老的森林外表上看起來很壯觀，卻不適合動物生存，所以他們定期放火燒山，促進森林的世代交替。印第安人用他們祖先的方式經營森林，所以代代有獵物可打；但是白人來了以後，不準他們打獵，中斷了環境的經營，造成黃石公園的生態災難──白人先是以為麋鹿瀕臨絕種，因此把它的天敵──狼──除去，麋鹿大量繁殖後，吃嫩芽、啃草皮，造成樹木死亡、地表流失、河床改道，不得已現在又把狼放回來。其實克萊頓是對的，假如我們不知道生態是什麼，我們就不能經營它。
　　因為人性，媒體通常只報導負面
現在許多學者把電腦模擬的預測奉為圭臬，但是預測只是合理的猜測，並不是證據，它會因變項的種類及加權而改變。過去幾十年來，很多電腦預測都沒有成真，例如有人預測到公元二千年時，一百萬個物種會消失，有人甚至更預測屆時世界上所有的物種將會消失一半；然而因為我們不知道地球上有多少物種，我們就無從得知對不對，就像你不知道皮夾裏有多少錢，就不知道錢有沒有少。倒是每年有一萬五千個新品種被發現，不過這些都沒有被報導，瀕臨絕種的消息倒是時常見報，作者認為這是PLM炒作之結果。另外，PLM也把聖嬰現象炒作成每個人都知道的全球現象，但它在上個世紀其實發生了廿三次，過去幾千年皆有，它的發生遠在全球暖化之前。媒體通常只報導負面的，因為這是人性，我們不喜歡知道別人的好事，但是我們對別人的不幸深感興趣。我們一般只知道聖嬰會導致山洪暴發、農作物歉收，然而我們不清楚它在經濟上反而是淨收益，因為生長季節長了，收成增高，冬天不冷，暖氣用得比較少。他指出“京都議定書”把全球暖化的罪過怪到二氧化碳頭上是不公平的，因為二氧化碳在大氣中所佔的比例很少，不可能是元凶。人口增加、大量蓋房子所造成的熱島效應與大量砍伐熱帶雨林的傷害遠大于二氧化碳。
從詹姆士．密契納（James Michener）以來，用小說的方式來傳播知識和觀念漸成風氣，他的《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是極精彩又充滿知識的小說，最近流行的《達文西密碼》也增加了很多人對宗教教義和儀式的了解。美國哈佛法學院很早就選用桃樂賽瑟耶（Dorothy Sayer）的偵探小說來上課，這位牛津第一位女畢業生的思想縝密、布局（plot）奇巧、邏輯推理周延，使得學生在捧書展讀之際，不知不覺就把知識吸收了進去。多年前有一次高中聯考的作文題目是“假如教室像電影院”，如今很多教室都有視聽設備，真像是電影院了，但不知什麼時候我們的教科書也可以像小說一樣的引人入勝？原載聯合報2005/05/29
　　附錄：《恐懼之邦》譯者序
二○○四年十二月底，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董事長把這本書的樣書拿來給我看，看適不適合臺灣的讀者。我被這本書的故事所吸引，兩天之內，利用睡眠時間把它看完。書還給他時，我說：“故事很好看，但是會有人知道什麼叫海嘯嗎？”三天後，南亞發生大海嘯，死了二十幾萬人。
王榮文打電話給我說：“我們現在知道海嘯的厲害了！”
海嘯不是我翻譯這本書的原因，因為人的記憶是短暫的（從歷年立委選舉可看出），而且流行的東西如葡式蛋塔或甜甜圈只有三分鐘熱度，來得快去得快，熱度一退便棄之如敝屣了。我翻譯這本書的原因是它給我們很多新知識，我從來沒有翻譯過任何一本小說是附注有學術論文的期刊編號，供讀者查詢的，作者本身在這方面下了苦功，他自己說花了三年閱讀所有相關的資料，包括無數圖表、數據。這個精神很可佩，用作學術論文的態度寫小說，而我們臺灣卻常見到用寫小說的態度寫論文，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真是應了馬克•吐溫的話：“科學最令人敬佩的一點，就是能夠從這麼少的事實中得出這麼完整的理論。”
這本書帶給我們的資訊是我們一般在臺灣不太會踫到，學校也不太會教的知識，它讓我們在閱讀懸疑小說的同時，把這些資料讀了進去。有了正反兩方的資料，我們自己便可作判斷，所謂獨立思考能力，必須先建立在寬廣背景資料上。沒有數據，如何判斷？我看到氣溫的圖表時，想起以前念研究所時教我們統計的老師說：“數據會說話是沒錯，但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會讓數據說他想要它說的話。”讀者可以仔細閱讀附錄，這是麥克克萊頓寫這本書的原因，也是這本書的重點。
學術和政治一定要分家。學術不能為政治所用，因為學術本當指導政策的制定，不能反賓為主、角色混亂。當學術為政治所用時，會造成的人類悲劇。我在翻譯這本書時正踫上《京都議定書》生效，報章雜有很多討論的文章，但是當我拿著書中作者所舉出來的證據問我的朋友（假設教授是高級知識份子），他們都不知道，也不曾想過這些問題。這本書裏面的知識是一般少見到的正反辯論，作者主張期刊應在刊登論文同時把同儕審定的意見一並刊出，至少讓讀者了解選擇刊登的理由，使主編不能因人情而放水。
這種把數據攤在桌面上大家討論的風氣，是臺灣最沒有的，我們一般一聽到別人批評立刻想到政治迫害，扯上一堆與批評不相幹的事來證明政治打壓，很少能虛心檢討別人的話是否有道理。非藍即綠、非黑即白的政治風氣已走入校園，使處于少數地位的不相同聲音已不敢出現。書中的退休教授霍夫曼真是可愛，但也很難過為什麼要到退休以後才敢說出心聲？人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意見，政治的功能本來就是在協調，將不同的意見整合使能朝同一目標前進，中國人說“宰相肚裏能撐船”是有道理的。協商是政治家的天職，不是扣帽子。
書中最後說“破壞環境最大的原因是貧窮”，這句話使我擲筆三嘆！近年來有去山地服務，看到人吃不飽肚子時，顧不到永續經營，當自己都顧不了時，如何去顧子子孫孫？經建會的封山政策封掉了很多原住民的生路，環保政策真是如作者所說的：“我已有我的了，我不要你去拿你的，因為那會破壞環境。”消除貧窮是保護環境最有效的方法。路不通，煤油上不來取暖時，只有砍木頭燒柴取暖，總不成為了你的環保，凍死我的妻兒？作決策的大官們，請務必實地去考察當地的生活。坐在直升機中繞一圈是看不到真相的。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575

另參本館《誰在操縱我們》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3420547/20080215082016

2004年有一部電影的主題和《恐懼之邦》的主題類似：《明天過後》（After Tomorrow）。電影探討的問題是：全球溫室效應造成各地天災頻傳，暴風雨、龍捲風、地震、海嘯、山洪爆發……等等。
就某個程度來說，《恐懼之邦》當然是在討論「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巨變」的關係，但是，隨著克萊頓不厭其煩地舉出種種科學反例，我們可以發現，克萊頓似乎更在意於破除我們對當今主流科學的迷信。
工業化的重工業使二氧化碳增加，二氧化碳增加導致溫室效應，而溫室效應將導致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若此，低海平面的島國就會面臨消失的危機……。這是我們廣泛並不加懷疑接受的科學「事實」。我們接觸到的各個媒介，媒體、政治人物、環保團體、甚至某些學術期刊的主編，都為以上的「信念」背書，彷彿這是已經被確定的真理。
　　然而，是嗎？
在《明天過後》上映後，《科學人》曾經應景地探討過氣候變遷的問題。
請讓我引用陳明德在《科學人》的文，來說明氣候巨變這一理論其實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堅固，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我們現在的氣候和以前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以及，與其說我們的氣候正在變暖，不如正視我們即將邁入下一個冰原期。
在陳明德的「南極冰心的古氣候記錄顯示，我們還可以暖和1萬6000年！」一文，他指出：『……由歐洲團隊所主導的「歐洲南極冰心鑽探計畫」（EPICA, European Project for Ice Coring in Antarctica）的最新成果，完整呈現了地球最近74萬年、主要由軌道力所驅動的氣候變化史。……這支冰心提供氣候學家首次有機會研究這塊對氣候變化敏感的極區，在氧同位素第11階的氣候起伏與振盪型式。……氧同位素第11階在氣候學上有什麼重要性呢？氧同位素第11階的氣候相當於我們現代所處狀況的間冰期，但特別的是，驅動氧同位素第11階氣候的軌道力週期變化的背景條件，與現代狀況幾乎完全一致。EPICA研究團隊也發現，當時的大氣溫室氣體濃度與我們工業化前的狀況相當，……從這支新發表的冰心記錄研究可看出，氧同位素第11階的溫暖氣候大約維持了近2萬8000年之久，無論從記錄中的大氣溫度與溫室氣體濃度等背景值來看，這樣的宜人氣候與現代氣候狀況並無二致。若以這樣的證據推論之，我們所處的現代氣候，由於相同的軌道力週期變化背景條件，也應該可以維持這樣長的時間。古氣候資料顯示，地球上一次冰期結束的時間距今約為1萬2000年，所以我們現代的溫暖氣候與生態環境，應該還可以持續約1萬6000年，可說是相當長的了。』
當然，毫無疑問地，也有一群科學家相信冰原正在融化、海平面正在上升。然而，正如克萊頓所提供的數據，整個情況是很混沌的、不確定的。例如，有些地區的冰原是在融化沒錯，但很少量，或者，更多其他地方的冰原更冰了；要不，那些被指稱上升的海平面，是經歷過數十年才稍稍上升個半吋，幾乎等於沒增加；那麼，二氧化碳有沒有增加呢？有，但是在過去五十年，二氧化碳只增加了百萬分之六十，對比於整個大氣層，就相當於一隻鉛筆在一個美式足球場上的體積。（見：「蛇紋」一章）
作為一個關懷環境、但沒有科學知識的人類，我得要承認，這是一個很令我驚訝的宣稱，然而，我完全同意克萊頓的想法，也就是，指出氣候變遷理論的不準確性、溫室效應的有待商榷，並不就可以被草率地等同於反對環境保護。只是，克萊頓顯然認為人類不可能不幹預自然，因此，他提出來的是一種「經營自然」的觀點，並因此，他認為「保育」、「保護」並不是我們在面對自然環境時正確的態度。
（要注意，這裡絕對沒有允許破壞環境，而是指出既然自然是處在動態的不平衡之中，人類面對自然的態度顯然很難說保育或保護，因為人類對自然的知識沒有足夠到可以去保育；與此同時，「經營自然」則可以和當今的環境運動共存。）
（我不想在這裡討論，克萊頓是不是人類中心論的擁護者，也不想苛責克萊頓沒有在一本科幻小說裡、仔細描繪他的經營自然的哲學是如何可能的；事實上，我認為他在環境倫理學上的討論不夠細緻，以致自身論點矛盾，並且對環境保護運動的同情不足。）
除了對科學理論的態度，應該要能排除純粹信仰、無證據支持的偏見以外，克萊頓對恐懼的國度的見解，也很值得我們讚許及討論。
克萊頓指稱：『每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如果要控制人民的行為，使他們安分守己、溫馴聽話，使他們開車靠右、乖乖繳稅，最好的方式就是恐懼。……儘管某個特定的恐懼原因改變了，我們依然離不開恐懼的糾纏。恐懼滲透到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我們自以為住在不同的國家──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其實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恐懼國。』
我想，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控制顯然是無所不在的，而誘發人民的恐懼，又似乎是保障統治者的權力的最好方式。然而，這是怎麼運作的？
克萊頓提出一種「政治---法律---媒體復合體」的答案。亦即，這三者結合成有力且穩定的社會機構，政治家需要恐懼來控制人民，律師需要危險來興訟、賺錢，而媒體需要可怕的故事來吸引觀眾，與此同時，這三者的結合也很有說服力。此外，大學也和這個復合體聯手，成為恐懼的製造工廠。大學發明新的恐懼、製造新的社會焦慮、規範新的限制，換句話說，恐懼之邦如果沒有大學這個幫兇，是不可能存在的。（見：「聖塔莫妮卡」一節）
《恐懼之邦》是一本科幻小說，但是，正如克萊頓自己指出的，這是一本他花了三年多閱讀過眾多期刊論文後，精心寫成的，每個數據和說法都附有詳細的註釋（根據洪蘭和曾志朗的背書，這些註釋都可考），因此，它雖有幻想之處、但也有真實，同時，還有著很深刻的理念。
我基本上比較願意把《恐懼之邦》理解成一本，小說家為理念而寫的書，在我看來，這本書的主要情節並不在於故事性、而比較是由理論和資料堆砌而成的，只是當然，其中仍然有精彩的故事性。
至於克萊頓的理念，我認為是：指出為意識型態服務的科學的虛偽性，強調科學不應先預設立場、或先有目的。我覺得這個觀念是正確的，只是，這或許並不太容易實現。
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本精彩的書，值得一看究竟。
http://blog.roodo.com/franwu/archives/168864.html

前幾天看完<<恐懼之邦>>後一直想寫一點東西，但想了幾天發現我很難完整的說出整個概念，以致於現在只有一些零星的想法..。我想就先po出來，有興趣的人就自己去看這本書吧。
<<恐懼之邦>>是一本小說，雖然是小說，但裡面大量引用了真實的科學期刊和論文，所有的圖表和數據都是真的。書中的情節主要在質疑全球暖化、溫室效應是不是真的是一場災難？
現代的媒體總是喜歡誇大其詞、惟恐天下不亂，對於新聞消息也不願意多加驗證就想搶佔頭條，不久前的腳尾飯新聞就是最好的例子。近年來在媒體上也常出現危機、災難、劇變等駭人字眼，但事情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這本書中以全球暖化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議題作為整本書的主軸。
你我可能都很熟悉全球暖化是因為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急速增加，而導致全球氣溫上升，南極冰山溶化，接下來就是海平面上升，而一些小島國就會逐漸消失..。
於是最近全世界的先進國家就在協議簽定「京都議定書」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看這本書之前，上面這些資訊大概也就是我對於全球暖化這件事的了解。但令人震驚的是，事實並不全然是這樣。
人類製造的二氧化碳的確是不斷增加，過去五十年來增加了多少？百萬分之六十。全球的溫度都在上千嗎？事實上有不少地方的氣溫是下降的。而南極冰山的確在融化中，但事實上六千年來那些冰山都一直在融化，而海平面其實也沒有顯著的上升。京都議定書，能在2100年時替地球溫度降低一點。一點是多少呢？ 攝氏0.04度。
作者提了這些並不是為了反環保，而是為了讓世人能看見完整的資訊，而不是活在政治-法律-媒體複合體所製造的恐懼之中。
許多人認為科學能得到客觀、真實的結果，但如果一個聰明的科學家有預設立場，其實很容易能讓數據說他想要它說的話。這些論點又很容易的被媒體放大成各種駭人的危機，於是我們就這麼一直活在各種人造的恐懼之中而不自知…。
這本書帶給我很多衝擊，這讓我不得不懷疑沒有親身驗證過的各種資訊。不管是電視、報紙、網路，甚至是科學論文，其實都不是那麼能完全相信的。
http://blog.vgod.tw/2005/06/23/%E6%81%90%E6%87%BC%E4%B9%8B%E9%82%A6/

對現代「科學」的省思－《恐懼之邦》

《恐懼之邦》這本小說，是麥克‧克萊頓的作品，他最有名的小說，是大家應該都聽過的「侏儸紀公園」；該同名電影，就是由他的小說改編的。Heresy 對於他的其他著作，也僅知道《侏儸紀公園》和《奈米獵殺》罷了～
以這三本小說來說，作者都是以現代先進科學為入門點，開始對於這些科技作一些省思；像《侏儸紀公園》是以基因科技為主，《奈米獵殺》則是以人工智慧為主。那《恐懼之邦》呢？大致來說，應該是氣候方面的地球科學吧？但是如果要以書名來說，重點卻應該是書中「第六部 藍」中，諾曼教授所說的：「每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要控制人民的行為，使他們安分守己、溫馴聽話，使他們開車靠右，使他們繳稅，最好的方法就是恐懼」。是的，真正點出書明中「恐懼」的，就是這一部的這一段而已；但是所有對於「為什麼有政治立場的科學是危險的？」的所有探究，幾乎都是由這兒出發的。
而這本小說，實際上就 Heresy 所知，算是毀譽參半的；許多人認為裡面所寫的太過誇張，不可能發生在現實；也有人認為作者用偏激的方式去解讀資料。但是 Heresy 認為，不過是小說啊！為了張力，許多故事、對話，本來就會誇張化，不是嗎？就像《達文西密碼》一書，成名後，就如 Heresy 所料，沒多久，就有基督／天主教團體出書反駁了。
上面有點是題外話了～回到《恐懼之邦》吧！其實 Heresy 非常贊同作者的說法：「人類所知道的是少的可憐的！」現在社會中，到處充斥著統計數字，但是實際上，有多少是「確定」的事？有許多統計數字，實際上在無法完全控制條件的情況下估算出來的；甚至過了一陣子，可能就會有反面結果的報告。像是以往說臭氧好，但是最近有有報告說，不要太接近臭氧…你說，要相信誰呢？
其實更慘的是，很多時候，大家都在做「自認為對的事」；但是實際上，這樣真的好嗎？有一種說法是「只要問心無愧就夠了」，但是 Heresy 認為是不夠的…尤其對於有影響力的人，他的「問心無愧」、他的「對的事」如果是在錯誤的方向，可能反而會對整體造成更差的影響。之前在別的書中也有讀到：有人為了保護一些瀕臨絕種的動物，而是著去減少其天敵的數目；但是事後發現，大多是沒有用的！甚至，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後果。世界上就太多人在努力堅持自己認為對的事，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紛爭的。
但是實際上，這可能也是個無解的問題…在進行一件事時，我們也只能以現有的知識，來計算成本，進而判斷是否值得去實行。但是，當我們所知不足時，這個判斷似乎就沒什麼價值了？但是就因此不去做嗎？有的時候似乎也不行…
http://heresy.spaces.live.com/Blog/cns!1pid3sLrjEWC5XCM3Q4-Titw!534.entry

這本書看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因為內容實在蠻值得討論的，就靠著記憶把重要的想法寫下來吧！
首先，看完序之後瞭解到這是本小說的主軸是溫室效應或說氣候異常都是假的，再加上之前看網路上一些對Michael Crichton的負面評論，在開始看小說本身之前，我就已經對它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了，「竟然敢說溫室效應是假的，真是大逆不道！」
故事的主軸大概可以分成三次災難，不過我覺得在第一次極地迷路結束後大概就可以把故事收尾了，三次危機未免同質性太高了吧！Michael Crichton確是很會說故事，看文字就能體會到緊張刺激的畫面也確實讓書讀起來毫不費力，不過劇情方面似乎就稍嫌不足了。另外，我邊看書的時候是邊生氣，做為一個深深相信溫室效應的學生，看到他如此批評科學家實在不能接受，還找一大堆期刊論文幫他背書，我如果要找的話也可以找到很多證明溫室效應為真的證據呀！當然，我並沒有去找……，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過度醜化環保團體，難道所有環保團體都那麼的不理性嗎？甚至還在最後一個事件中讓激進環保人士掛掉了，我知道他很不理性、也可以說完全沒有科學常識，甚至搞環保搞不好為的只是名聲而不是地球，但有必要讓他死得那麼慘嗎？男女主角就算是心跳停了大概都能救回來，這位環保人士竟然如此的倒楣，只遇到一次危機就直接慘死，而且還是此事件中唯一掛掉的，難道跟作者理念不合的人就只有一死嗎？
對《恐懼之邦》稍稍有些改觀是讀完作者的後記之後，Michael Crichton提出更多的理由讓我們相信現在大家都認為是真的的事，不一定就是真的；其中有個論點讓我很有同感：所謂科學研究很多都是先有結論再去找證據，把所有無法得到這一結論的實驗結果都忽略不看。我所認識的研究，包括我自己在做的，感覺都是這個樣子，一直重複同一個實驗直到出現我要的結果，其它次得到相異結論的實驗數據則視為失誤、手殘，總之就是有問題、不正確。雖然同樣的問題對Michael Crichton也適用，他不也只引用對他有利的文章、忽略支持溫室效應的證據嗎？不過人本來就是有立場不可能完全客觀的，只是當我們做研究或、或討論事情時，一昧從看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看，根本只是在自我麻痺吧！常常換個角度挑戰一下自己才能有所進步呀！如果接下來念博班的話，當實驗證據不支持預先的假設時，一定要找出合理的解釋，而不只是歸究於做實驗時發生不知名的問題，(希望能夠如此)。
本書故事有些糟糕，不過作者想傳達的對科學的態度倒很有思考的價值！
http://ritchiechang.pixnet.net/blog/post/21994882

正當全球陷入一種對綠色瘋狂崇拜的熱潮之中（這裡的綠不是指政黨綠，是指環保綠OK？）麥克克萊頓竟然敢寫出這樣一本小說，質疑大多數人自以為環保的行為，只會對地球造成因小失大的嚴重破壞，甚至直指某些環保團體根本就是為了利益，而對單純的科學實驗結果加以扭曲渲染藉由引起人類對環境的恐慌來募集更多的金錢
嗯…我只能說，這老小子，真他媽的很帶種！
我不是科學家，只是一個普通讀者，因此無論是媒體上所強力宣導的全球暖化危機理論，或是麥克先生書中提出的諸多反證，我幾乎都無從反駁起，完全屬於被動弱勢的一方，不過，麥克先生對事情的思考邏輯，倒是令我頗為認同
我一直認為，就算你是一個文盲，面對強大的知識壓力（比如某個了不起的諾貝爾得主跟你講話），你依然沒有必要感到害羞
遇到不懂的，當然也可以大膽提問，如果對方講的話太難讓你無法了解，那你就請對方用簡單的方法說到你懂為止，真理是不需要艱澀語彙來錦上添花的，我一直相信這點，也從不吝餘暴露我的膚淺與無知，而且說真的，無知真的沒什麼，最恐怖的，是你完全不知道你無知，就像一個一輩子只讀過一本書，然後就用這本書的觀點去看全世界，並且緊抓不放的人，面對任何事物，保持想法的彈性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你面對的，是一個和原本觀點完全相對的新邏輯，不必急著對知識膜拜，但也沒有必要莫名其妙地堅持己見，與其談論接受或不接受，更應該被關注的是，不同觀點的思考邏輯
很多人看完恐懼之邦後，都會想問，麥克這本書中說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嗯…麥克先生為了寫這本書，花了三年時間找資料，並且在書中所提的科學反證之中加上原始論文索引，我既不是科學家，也沒花過三年時間了解，所以也實在沒什麼資格選邊站，不過，我絕對肯定他願意花這麼大的功夫來寫一本小說的精神！
雖然書中很多東西都是我所不了解的，不過，麥克書末所舉的優生學的例子，倒是令現在的我頗有感觸，現在臺灣外籍新娘很多，所以所謂的『新臺灣之子』也大幅激增，之前新聞報導，這些新臺灣之子有學習遲緩的現象，（雖然新聞也沒說這個資料是用什麼方法調查出來的…），讓很多民眾開始害怕，以後臺灣人口素質會越來越差
哇塞！多麼熟悉的論調啊？上一個說這些話的人，不就是惡名昭彰的希特勒嗎？
最妙的是百年前，白人歧視移民到美國的黑人、猶太人、黃種人，接著百年後，當美國開始誕生奧斯卡黑人影帝、後的時候，就輪到我們臺灣人接棒來歧視一下新移民了，難道這就是傳說中最神奇的『多年媳婦敖成婆』嗎？
如果唸過社會學的人，應該都會對以下這個邏輯有印象，國家機器如果想要強力介入人民的生活，而又不招致人民反感的話，最好的方法就是『製造恐懼』，比方說，如果你每天回家都要被警察盤問搜身一遍，你會很不爽，不過如果警察告訴你，現在有一個變態殺人魔潛伏在你家附近，那你接受盤查搜身的時候，就不會不爽，而且還會覺得很安心
在恐懼之邦裡面，麥克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每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想要控制人民的行為，使他們安分守己、溫馴聽話，使他們開車靠右，使他們繳稅，最好的方式就是恐懼！』
我們以為我們住在不同的國家－法國、德國、日本、美國----但其實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恐懼國』，我們恐懼陌生人、恐懼疾病、恐懼犯罪、恐懼環境，害怕自己住的房子、吃的食物、圍繞在身邊的科技，但事實上，我們的平均壽命，比起前一個世紀已經延長了50%，雖然統計數字顯示，紐約過去30年來的犯罪率不停的下降，但是每個住在紐約的人，都比過去更加擔心害怕，不同的是，以前製造恐懼的來源是國家，現在製造恐懼的來源是政治、法律和媒體的結合機制
大學時代在新聞部打工的時候，我就常想到這件事，新聞播報的，明明就是有異於平常的極端事件，（如果很普通的話，哪裡還叫新聞？），但是由於各臺電視新聞24小時不停輪流放送，因此觀眾開始覺得，新聞中所報導的事件就是一種常態，我們看得多，感覺這些事情好像就變得很多，新聞中的變態罪犯，好像隨時潛伏在我們身邊，搞得大家怕得要死！
麥克有提出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危機』『災難』『劇變』等字眼，從1989年之後出現的頻率比1985多了五倍，我是不知道臺灣有沒有人做過類似統計，不過我自己的感覺是，自從有了24小時的新聞臺之後，不但新聞播送的時間量被增加了，而且因為事件不夠多，因此質也被加重了，正是所謂小事化大、大事要搞得更大！觀眾到底需不需要一個24小時猛烈放送的新聞臺，我看就連觀眾自己其實也搞不太清楚就是了…
講了這麼多之後，我想，大家對這本書的胃口，也被我搞壞得差不多了吧？說真的，我是一個很膚淺的人，連看『美麗境界』都會打瞌睡，所以，以我膚淺的觀點來看這本小說，其實還真的蠻好看的，雖然書中有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論文索引，不過，作者已經盡量把這些理論都簡化到故事裡面，雖然偶爾還是會冒出野島伸司式的角色個人申論，不過都還算控制得宜（意思是：還算忍受範圍以內…）
麥克老小子畢竟是編劇出身，所以敘述中並不缺乏畫面，雖然講的是範圍很廣的議題，不過，我們還是會看到一個像007一樣神勇帥氣的探員，帶著一個俊美又軟弱的年輕律師和一票長得活像名模的美女們，大家浩浩蕩蕩地像郊遊一樣去拯救世界，雖然有人批評這個邏輯很不對頭，不過，說實在的，觀眾就是喜歡這種英雄故事咩〜看書的人就不要太計較了啦！
『恐懼之邦』一開頭，就引用了馬克吐溫的一句話（沒錯！他就是那個寫乞丐王子的傢夥）科學最令人敬佩的一點，就是能夠從這麼少的事實中得出這麼完整的理論。姑且不論這句話是否有過於偏激（雖然得知電腦模擬天氣的誤差值居然超過400%，還被大家奉為圭臬，這點讓我非常震撼！）不過，還是提供給大家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囉〜
http://blog.udn.com/chientai/1022458

書上那個小雞雞 「就是我！」＞聯合報／紐約特派員林少予 2006/12/25
 
若有男人被影射生殖器短小，大概沒有人會承認自己就是被影射的對象。但最近一位專欄作家麥可‧考利說，著名暢銷書作家克萊頓新小說「未來」中描述一位生殖器短小、還強姦兩歲男童的虛構人物就是影射他。
當然，考利先生沒有沾沾自喜之意。他跳出來對號入座，卻打破了誹謗訴訟律師的「小雞雞法則」。
　　小雞雞理論 語出紐時
克萊頓在「未來」的第二二七頁寫道：「這是一件住在（加州）馬裏布的兩歲男童的性侵害案。被告米克‧考利現年卅歲，是一位住在華盛頓的政治專欄作家，他是到弟妹家時，無法壓抑想要與她兩歲大的兒子肛交的強烈慾望，那小男生還包著尿布呢。」
克萊頓在書中描述米克‧考利是一位「有錢、驕縱的耶魯畢業生」，「雞雞雖小，依然造成那搖搖學步的小男生屁屁嚴重撕裂傷」。
真實世界的考利先生說，克萊頓如此影射他，是因為他今年三月在「新共和」雜誌發表一篇批評克萊頓的文章。考利說，「米克‧考利」與他的姓名發音相似，他本人也是耶魯畢業、目前在華府從事政治新聞寫作。考利指責克萊頓躲在「小雞雞法則」後，逃避輿論譴責。
「小雞雞理論」語出紐約時報一九九八年的一則新聞。那則新聞討論文人作家筆下的虛構人物往往在真實世界中確有所本，而作家既希望讀者一看就知道筆下指涉人物的真實身分，又不希望誹謗訴訟纏身，保護自己的方式之一，除了不用真實姓名外，就是在文中描述這人生殖器短小。紐約時報引述一位律師的話說「沒有男人會出來承認：那個雞雞非常小的人物，『就是我』。」
麥可‧考利今年發表在「新共和」的文章，攻擊了克萊頓在上一本小說「恐懼之邦」的論點。克萊頓在「恐懼之邦」中認為，人為造成地球暖化，是「未經證實的理論」與「誇大的威脅」。他接受考利訪問時也說，「地球暖化絕對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恐懼之邦」是個虛構作品，作家當然有權在書中提出任何主張。但克萊頓不是藉藉無名之輩，他從「侏羅紀公園」以降的作品，不僅娛樂效果強，書中理念也一定引起輿論討論。
二○○五年一月，克萊頓與布希總統面對面談了一小時，兩人頗相契合。二○○六年初，「美國石油地理學家協會」頒了一座「年度新聞獎」給克萊頓，因為該協會表示，書中人物描述全球暖化現象沒有科學根據，「這件事與真相無異」。
　　全球暖化立場 引爆戰火
也因此，「恐懼之邦」上市後，許多科學家批評克萊頓。考利對克萊頓的批評，就是針對他對暖化問題的立場，以及與布希政府的關係而發。
考利在「新共和」批評克萊頓的書是「撈錢的急就章之作」，不爽的克萊頓以「小雞雞」回報。考利自己對號入座，看得開，但也有點阿Ｑ，他說他有個「陰險小人理論」，也就是「如果有人提出具體批評，但被批評者的反應是攻擊這人的胯下。我認為此舉代表他承認批評者有理。」
http://tw.myblog.yahoo.com/bull-shooting/article?mid=241&sc=1

另參本館：政治科學人

　　你在暗諷美國《科學人》雜誌有美國中心嗎?
　　豈敢激諷專家，這是我讀新聞大舞臺三月號一篇有關全球暖化問題專文之後，腦中浮現的題目。你瞧瞧美國的右派科學家如何與右派政客共同維護「美國利益」：
　　美國大氣物理學家辛格爾（Fred Singer）被喻為否認暖化陣營的教父，他的意見甚具代表性。1998年辛格爾就在美國眾議院作證說：「氣候沒有變暖，預測全球未來將暖化的氣候模型還沒證實推論正確。無論如何，暖和些的氣候一般較有益於農業及其他人類活動。」
　　他當然力挺布希總統不甩京都議定書的立場，但這樣還不夠，他認為任何企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都沒有道理；因為若政府發展氫電汽車，就表示還是把所謂溫室氣體問題「當做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
　　辛格爾本人就體現了全球暖化否定論或懷疑論主張的幾個層次：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地球氣候根本沒有在變暖；地球氣候是有在變暖，但不是人類造成的，而另有自然原因；全球暖化「可能有」人為因素，但無法證明；就算有全球暖化，人類也無法阻止；全球暖化也不見得會比較差，說不定還會更好。總之，這些說法都指向：我們不願意因為一個虛幻的理論而犧牲我們的生活方式。
　　不只右派科學家，連作家也在媚美國人之俗：
　　如果全球暖化論最火紅的通俗娛樂版是電影《明天過後》，那麼它的對手就是2004年出版的小說《恐懼之邦》（State of Fear）；作者是《侏儸紀公園》、《急診室的春天》等知名電影和影集的原著者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在書中，他把全球暖化論比擬為1930年代籠罩政治和知識菁英的優生學迷信狂潮，認為二者都是以科學為掩飾，卻缺乏真正科學根據的政治運動。
　　克萊頓以「政治—法律—媒體複合體」一詞（politico-legal-media complex）來解釋全球暖化論的風行。他認為氣候並沒有變暖，這一切都是政客、律師與媒體聯手炒作出來嚇人的，為的是利用大眾易於恐懼的心理，來控制社會或從中獲取漁利。至於科學界為何也一面倒憂心暖化，他則認為是整股社會風潮下，異議者遭到漠視跟打壓，學者不朝這方面作研究，就弄不到經費。
　　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殷荷菲有句名言道：「全球暖化是有史以來對美國人民設下的最大騙局」，頗能反映自知居少數的暖化否定者和懷疑者的憤慨。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4700255/20070422072654

全球暖化到底有多嚴重？ 科學人 2007/05/08 【

跨國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PCC今年總計會發表四篇報告，由來自154國、超過2000位的科學家合作。已發表的第一份報告只檢驗氣候變遷的科學部份，報告的草稿 由科學家撰寫，再由主要撰稿人分出章節，例如氣候變遷的歷史或區域預測等。在草稿階段，政府代表和其他審稿人提出的意見超過三萬則。最後，主要撰稿人和外 交官在巴黎齊聚一堂，逐字審閱最後定稿，更改用字（例如用「非常顯著」取代「顯著」），或刪除爭議性的發現。
例如，在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國的反對之下，IPCC報告刪除了這個句子：人類活動對地球熱收支的影響，是太陽活動的五倍。主要撰稿人、英國裏 茲大學的佛斯特（Piers Forster）說：「比對歷史記錄，太陽現在對地表每平方公尺多輸出0.12瓦特，而人類活動留住的熱，每平方公尺有1.6瓦特。所以，其實影響差異有 10倍之多。」
IPCC報告會這麼保守，其實也反應了氣候變遷科學的現況。許多模式採用不同的暖化腳本來預測海平面上升程度，預估結果從18公分到59公分都有。而且，這些模式並未完全把格陵蘭和南極的冰河融化列入計算，這兩個地方的冰都在陸地上，撰寫模式的氣候學家無法把陸冰融化寫成簡單的方程式（例 如：多餘的熱量X＝融化量Y）。格陵蘭和南極的冰河對海平面的潛在影響，可能比預估的更大。
格陵蘭的冰河正在融化，移動速度也加快了，然而變化卻不是線性的。例如位於格陵蘭東岸的康格隆薩（Kangerdlugssuaq）開始融 之後，冰河的質量降低，就無法推擠冰塊來加快冰塊移入海的速度。
另外，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科學家霍華特（Ian Howat）的研究，冰河融化增加的流量，80%發生在一年之內，隨後冰河又回到平衡狀態。賓州大學的冰河學家艾利（Richard Alley）指出：「冰河正在融化，融化程度隨時間增加，目前冰河並不是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但它還是十分重要。」事實上，控制格陵蘭冰河的變數很多。 艾利說：「我們正試著研究一頭離我們很遙遠、組成又很複雜的巨獸，這絕不是簡單的事。」
另外一些重要現象，像是導致雷雨的對流胞，發生的尺度則太小了，科學家只能得到近似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氣候模式學家齊比亞克（Stephen Zebiak）說：「模式不可能直接計算這些現象，科學家只能嘗試找出對流過程的淨結果。」
全球氣候模式雖然有許多缺陷，但還是越來越可信了。如果以過去100年的氣候參數為輸入值來預測目前的氣候，全球模式的輸出非常符合目前的觀測值。精確的模式，讓科學家對預測未來更有信心；而且，所有的氣候模式都認為，在未來20年內，地球會繼續暖化至少0.4℃。
今年4月，IPCC發表第二份報告，說明全球暖化的影響，包括乾旱、豪雨，或其他劇烈天氣的發生頻率和強度都增加了。第三份報告會在5月發表，內容將討論如何減緩暖化，以及代替化石燃料的新能源。美國對替代能源的態度還不明確，政府投資更多預算研究生質燃料和氫燃料，但是研究再生能源的經費卻減少了。整體來說，現在美國投資在新能源上的研究經費，比1970年代還低。

利字當頭 暖化大難拋腦後 【歐洲日報2007/05/04社論】

聯合國於日前在非洲肯亞首都內羅畢舉行備受關注的世界氣候會議，與會者發言熱烈，對於各國執行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執行情況作了檢討，並研議2012年之後，如何進一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問題。
就在這項關係人類未來生存發展極為重要會議舉行的前一週，英國首相布萊爾，向媒體介紹英國政府首席經濟學家史登撰寫，長達700頁的《全球暖化問題研究報 告》。該報告指出，如果全球各國在未來10年內，繼續忽視氣候暖化現象，而不立即採取改善措施，人類所付出的代價將高達6兆9千8百億美元，比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及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損失還高。非但如此，屆時，地球許多地區將無法居住，數以億計的人將面臨飢餓，也有數億人為洪災及旱災所困，其中 以非洲所受影響最大，後果之嚴重難以想像。
該報告作者認為，世界各國經濟必須轉型為「低碳經濟」，各國應立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實施相關鼓勵性稅收政策、監測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增加對開發新能源技術的研究經費。其實，全球各國只要付出大約國民生產毛額的1%，就可以見到效果。
英國政府刻已決定採取實際應對行動，準備在2007年的預算中，增加與環保有關的稅收，包括提高公路使用稅、航空燃油稅，在歐盟國家開徵航空增值稅，並對 需要大量使用能源的家庭電器用品，徵收特別稅等等；法國政府也計劃加徵能源及環保稅，期以經濟方法，勸說企業及一般家庭消費者，以更符合環保的觀念，改變 生產及生活方式。
《京都議定書》是經過十幾年漫長而且艱苦的談判，才於1997年在日本京都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締約國第三次會議簽署定案，2005年2月 16日正式生效。根據該公約所訂「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於經濟開發和經濟轉型國家規定了具體、有法律約束力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但是，由於各國及集團的利益不同，美國即以氣候變化在科學上尚有爭議為由，認為「議定書的目標對美國經濟影響太大」，於2001年3月宣佈 退出《京都議定書》。由於美國在199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全體「經濟開發及經濟轉型國家」的36.1%，美國的退出嚴重傷害了《京都議定書》的效果， 導致在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佔17.4%的俄羅斯有意仿效退出，後經歐盟給予協助俄羅斯加入WTO的承諾後，俄國才批准。但是，美國的退出及發展中大國中國、印度、巴西等並未參與，使得《京都議定書》效果打了折扣。
英國在當前這個時間點，公佈史登的全球暖化問題報告，對美國及若幹尚未參加的開發中大國，應可產生很大刺激作用。史登在他的報告中，已呼籲將《京都議定 書》第二階段承諾期，即2008年至2012年之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提前到2007年簽署新協定；這次在內羅畢舉行的全球氣候會議，就負有此項任務。
但因美國在國際問題上，仍然維持其單邊主義的強硬立場；而且，美國作為世界超強經濟大國，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到2004年間，又增加了 16%。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在這次會議開幕當天，美國談判代表已經明確表示，美國在布希政府任期結束前，不會改變有關《京都議定書》的立場。
再者，最近盛傳，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能源生產國加拿大，也有可能採取美國模式，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至於發展中經濟新興國家，基於本 國利益，當然也不會對於第二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過於熱中。因此，這次內羅畢氣候會議想要取得較為滿意的成果，似乎不太容易。
雖然如此，世界各地最近幾年，由於氣候劇烈變化造成的巨大災難，許多對於溫室效應原持懷疑態度者，似已動搖；再者，在歐盟國家積極推動下，《京都議定書》 的執行效力應可影響若幹國家的態度；而這次英國經濟學家史登的700頁全球暖化問題報告問世，從經濟角度，探討暖化對於世界的巨大影響，相信會受到世人及 各國政府的重視。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恐怕是大家必需認真思索的課題。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世界村」的觀念也已廣為大家所接受；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終將成為人類共識；消耗較多能源的產業及消費行為，今後必然因為替代能源的研發，政府課徵重稅，及採取其他經濟手段而減少。大勢所趨，濫用能源，破壞環境的自我毀滅行為，各國均應該會知所節制！

氣候變遷的樂觀期待＞ 知識通訊評論2007/07/06

專家表示，要防止大氣中溫室氣體量不斷攀升，不必耗盡全世界的資源。前不久聯合國發表的報告指出，對抗全球暖化的成本，也許並不像之前想像的那樣巨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和它研討的主題一樣，常常不按牌理出牌。而且，防止氣候變遷持續惡化的選擇方案，也越來越多了。
這個新報告的內容，成為德國海利根達姆市「八大工業國高峰會」，以及十二月印尼巴裏島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的討論項目。這兩個重要會議的與會代表，將解決二○一二年京都議定書期滿失效後如何規範碳排放量的棘手問題。
監督京都議定書執行狀況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主席德波爾（Ivo de Boer）希望在印尼開會的時候，大家能夠討論二○一二年之後的氣候變遷國際規範。
這份最新報告指出，如果每排出一公噸二氧化碳就得付出五十美元的污染排放費，到了二○三○年，這種經濟力量將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少百分之二十到五十。
據研究，到二○三○年，如要採行措施將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只有工業革命起始時的兩倍，要消耗世界各國國內生產毛額總值的百分之三。到了二○五○年，會增為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雖然這是一大筆錢，但是這些政策措施只會把全球年度經濟成長率拉低百分之零點一二。假如這些措施會帶動科技變遷，儘管推動計畫的前期成本會提高，但是總成本可能還會下降。
上述結論五月初在泰國曼谷發表出來，論點是大會第三工作小組數百位科學家、經濟學家、工程專家與政府代表的心血結晶。大會第一工作小組今年二月發表了第一 份報告，列出了氣候變遷的自然科學方面難題。大會第二工作小組四月發表的報告，旨在預測氣候變遷對於全球人類，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人群，會帶來什麼悲慘後 果（有些情況已經發生）。
如今，第三份報告給各國政府一個很有彈性的解決方案，其中特別強調能源科技。德波爾認為，由於能源產業的碳排放量已達到碳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全世界的能源需求可能在二○三○年增加百分六十，的確需要一個有效的緊急解決方案。
雖然並非每個人都像IPCC主席帕卓理（ Rajendra Pachauri）一樣，對這個新報告評價很高，能講出「見解卓越、一針見血」這種讚語，但是這份報告確實頗受好評。
普林斯頓大學「碳排放量減緩計畫」主持人之一史克羅（Robert Socolow）說，這份報告嚴格檢討了所有必須考量的行動選項，他可以感受到與會專家的迫切感，這實在令人高興。他也認為，二○○一年發表的報告是紙上 談兵，思考架構鬆散。但是新的報告把焦點放在二○三○年，不像二○○一年的報告，連達成目標的期限都沒有。
新報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葛路伯（Michael Grubb）表示，準備報告期間，各國代表的態度有驚人變化。他認為自己在兩年前，也不敢想像各國政府會支持這個報告。他以為，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各國政府的歧見似乎不如從前那樣明顯。
歧見雖然不那麼明顯，但是問題依舊存在。中國代表不希望這份報告詳細列出那些成本較高的維持溫室氣體濃度穩定的措施。他們認為，假如現在就接受這些大幅降低排放量的手段，未來各國研商取代京都議定書的新協議，中國勢將做出更多讓步。
靠著歐洲代表的努力，幾經波折，這份報告還是收錄了將溫室氣體濃度降低到前工業革命時代兩倍以下的目標。
換言之，人類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濃度，必須維持在百萬分之五百卅五（目前的濃度約為百萬分之四百三十）。專家認為，把濃度維持在百萬分之五百三十五以下，可以避免全球氣溫上升超過攝氏兩度。一般認為，這個兩度的增溫極限值，是氣候變遷惡化屆臨危險的指標。
許多與會學者認為，用百分之三的國內生產毛額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量非常劃算。荷蘭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氣候政策主任海爾（ Bill Hare ）在曼谷會議結束後表示，如果投入資源即能減少氣候變遷危機，這些成本根本是九牛一毛。
不過，還是有人反對這種說法。美國白宮環境品質會議主席柯諾頓（James Connaughton）說，國內生產毛額總值減少百分之三，將造成全球經濟衰退。
其實，某些國家也許會採用IPCC新報告中提到的比較省錢的作法，那就是把溫室氣體濃度極限水準調高一點。
二○三○年之前把溫室氣體濃度維持在百萬分之五百三十五到五百九十之間，大概會消耗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零點二到百分之二點五，如果把濃度極限值調高到超過百萬分之五百九十（前工業時代濃度兩倍以上），也許一毛錢都不用花。
政府如果有辦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甚至還能使國內生產毛額增加百分之零點六。
這個新報告的評估結論究竟對將來的國際協商有多少指引作用，仍待觀察。某些既得利益團體可能會反對這些改革方案，消費者的物質需求也可能增加，使計畫失敗。畢竟，消費者手上握有選票。
對於俄羅斯等化石燃料出口大國而言，某些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策略，會造成經濟嚴重的傷害。這份新報告對於京都議定書開創制度的奠基功能，雖然多所讚揚，但是新報告也強調，京都議定書影響力有限（此外，新報告也指出，京都議定書所主張各種措施的實際成本，其實並沒有當初預期的那樣高）。
這份新報告的主要結論，是「政府選擇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措施的規模與推動時程，必須同時考量迅速減少排放量的經濟成本與延遲行動可能造成的中、長期危機」。
這些考量當然脫離不了政治上的利益交換，這也是IPCC無法掌控的部分。不過，這份新報告還是點出，解決這個問題的工具與科技逐漸增加，效果也不錯。
英國倫敦碳排放量顧問公司「碳信託」首席經濟學家葛路伯說，這份新報告擺明支持為碳排放量定價的作法，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不過，這份報告也 提出許多著重科技發展的可行方案。在此之前，多數專家學者都認為，強調科技發展的策略，與嚴格的碳排放量定價管制作法相互矛盾，兩者並不相容。
葛路伯說，溫室氣體排放量牽扯複雜，沒有一種方案能徹底解決所有問題，政府必須動用各種手段才能成事，「能否成功，全看各國政府願不願意混用多種措施，使出渾身解數」。

高爾式思維的迷思＞知識通訊評論07/08/15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籌拍的討論「全球暖化」紀錄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去年在美國放映並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之後，似乎引發世人對環境變化的危機意識，一時之間高爾也成為世界新希望的代言人。
「全球暖化」披著一個所謂「科學的外衣」，而這件「科學外衣」其實十分像是一個現代版的「國王的新衣」。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籌拍的討論「全球暖化」紀錄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去年在美國放映並獲得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之後，似乎引發世人對環境變化的危機意識，一時之間高爾也成為世界新希望的代言人。
高爾籌拍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主旨，反映的是十多年來大氣科學主流的一個思維，也就是目前人人耳熟能詳的「全球暖化」。「全球暖化」是近十多年來地球氣 候明顯可見的具體現象，未必危言聳聽，但是三十多年以前，同樣的一個科學領域，當時最熱門的議題卻是，地球上是不是要進入一個小冰河期？
到底地球是如近十年來的越來越熱？還是會像三十年前的越來越冷？真正謹慎的大氣科學家也沒有定論。許多研究海洋洋流，海洋大氣交互作用以及大氣層中其他影響溫度因子的科學家多認為，只把溫室氣體當作影響地球溫度的唯一因素，恐怕失之偏狹。
但是在現今主流的大氣科學領域中，要出而反對「全球暖化」，恐怕除了相當的見識，還需要有一定勇氣。在大氣科學圈子之外，以寫通俗小說和電 影編劇舉世聞名的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花了三年時間研讀大氣科學文獻，寫成一本建基在嚴謹科學數據上的小說《恐懼之邦》，不但是一本有趣、有見識也有勇氣的傑作，也生動描 繪出「全球暖化」的政治炒作現象。
在《恐懼之邦》中，克萊頓引用科學論文資料，指出南極冰山的崩解，至少已持續有六千年之久，這可以說對高爾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中，將 南極冰山崩解，歸諸於工業革命後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說法，提出有力的質疑。克萊頓也撰文指出，在大氣科學界反對「全球暖化」最力的，是已經沒有研究 經費壓力的退休科學家，也點出近代科學學術的一種「不願面對的真相」。
大氣科學界以近十多年的證據，宣稱得到了「地球暖化」的結論，但是研究更長時間尺度的古氣候學家，卻有不同的看法。今年二月間英國的《自 然》雜誌就刊出一篇討論古氣候學研究的專文，這篇專文提出一些觀點，其一是近三千萬年以來，事實上我們的地球是處於一個較冷的時期，在更早一個三千萬年較 暖時期的地球上，南極是一片草原覆蓋的地區。
撇開當前大氣科學用模型來作預測的很多問題不說，如果以人類對地球溫度測量大約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以及近十多年來地球升溫的紀錄，來論斷有 四十億年歷史（誤差也許有上億年)的地球，就很像是測量一個人二十四小時的體溫，在某一秒中發現溫度上升零點零一度，就論斷此人一個小時後會熱死一樣。
《不願面對的真相》以及「全球暖化」最近成為全球傳誦一時的熱門話題，是人類社會的一窩蜂現象，並不足為奇，這本來是人性的一部分，只不過現在這個「全球暖化」卻披著一個所謂「科學的外衣」，而這件「科學外衣」其實十分像是一個現代版的「國王的新衣」。
近年來全球對於地球環境問題的關注，反映了人類意識到生存環境變化的危機，毋寧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張旗鼓地來宣揚一種恐懼的印象，用許多怵目驚心影像的紀 錄片，甚至在報紙上刊登太平洋上島國的照片，宣稱即將遭海水淹沒，其實很像是八卦雜誌的看圖說故事，只能滿足人類虛妄的偏見。
人類和地球環境的和諧共處，本來是不同文明的共同信仰，近代科學本質中的控制自然改變環境，其實一直是人類文明中一個異數。地球的氣候如果真要暖化，它巨大的幅度和長久的週期，恐怕也未必是人類可以左右的。
但是近代科學卻使得人類有一種虛妄的自信，正是這種科學帶來的「國王新衣」信心，使我們相信人類可以改變地球的氣候。高爾聲嘶力竭的訴求，儘管如此撼動著 許多世人的心，但是真正能改變地球命運的，不是更多的環境科學，而是重新省視在近代科學之前，那漫長向自然臣服歷史中的深刻智慧。

納粹科學黑暗歷史的教訓＞知識通訊評論 2008/03/12

近年來，德國一連串針對納粹時期科學家與學術資助機構的研究，結果顯示出的事實更為複雜。
對於二戰納粹的犯行，德國一向勇於反省，最近他們再完成了納粹德國科學資助機構與科學家關係的歷史調查研究。
在德國納粹政權底下，德國科學家與學術機構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一直令人好奇。然而由於歷史因素與當時國際局勢，紐倫堡大審譴責了納粹高級將領的罪行，對罪行較淺的個人與一般科學家則網開一面。戰勝的同盟國需要德國成為一個強盛而和平的國家，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因此在伸張正義的同時，留下有經驗的科學家，以重建戰後德國的科學基礎，這也影響了人們對納粹科學的認知。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少數科學家和納粹合作推行罪大惡極的計畫，例如進行雙胞胎縫合實驗的年輕醫師門格勒（Josef Mengele）或主持優生政策T-4安樂死計畫，有系統去除身心障礙者的希特勒禦醫布朗德（Karl Brandt），多數科學家則於政權底下苟安於自己的研究。但近年來，德國一連串針對納粹時期科學家與學術資助機構的研究，結果顯示出的事實更為複雜。
一九九九年，下轄八十幾個研究機構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PS）投入四百億歐元，針對學會於納粹時期的角色與作為，進行為期六年的調查。由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組成一組獨立科學史家，進行「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威廉皇帝學會史研究計畫」，研究結果顯示納粹政權相當重視基礎研究，持續提升研究經費，當時許多的研究也並非門格勒那一類的「偽科學」，多數仍遵照嚴謹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令人意外的是，當時許多的科學家將自己研究導向符合納粹政策的行為，並非受到脅迫，而是出於自願，以便取得研究經費與資源。例如支持侵略擴張並參加擬定發展計畫，研究人員乃得以獲得從他國搜刮而來的資源。許多研究人員似乎不認為納粹政權是一種威脅，而是滿足其研究野心的機會。例如植物基因學家斯多伯（Hans Stubbe）曾與黨衛軍合作，於入侵俄羅斯後取得珍貴物種，諾貝爾獎得主生化學家布特南特，擔任馬普會長期間（一九六○-七二），顯然對柏林生化研究所使用取自集中營的血液檢體的行為知情。(參見《知識通訊評論》第十期〈納粹德國科學家的歷史角色〉一文)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這項勇於反省的調查，普遍受到科學界的肯定，而馬普學會在預算大幅縮減下，亦不改變該調查的研究補助。另一項令人矚目的計畫則為針對學術資助單位，德國研究學會（DFG）為期七年的調查，調查於上週結束。歷史學家兼研究計畫主持人，弗萊堡大學的賀伯教授（Ulrich Herbert）接受《自然》雜誌訪問針對該調查提出看法。
 　　你們獲准查閱哪些資料？
我們獲准調閱德國研究學會自一九二○年成立以來的所有歷史文件，這些文件很重要，因為我們要透過這些文件瞭解當時科學家提出哪些經費申請，然後我們才能檢視他們用這些經費做了哪些研究。
　　調查過程中有何發現？
調查過程並沒有發現其他新的驚人罪行，和我們原本預估的相似。那些眾所周知惡名昭彰的罪行，例如安樂死計畫（T-4 euthanasia program）和人體實驗等，戰後紐倫堡大審時就已提出討論。但我們發現可以說完全「正常」的教授（不只是那些瘋狂支持納粹的教授），都會調整研究方向來來配符合納粹政策。舉例來說，從研究經費申請文件就可以看出，有多少教授參與納粹德國預期戰勝後向東擴張的發展計畫，此一計畫將造成三千萬人的奴役與死亡。
　　當時產生的影響有延續到一九四五年以後嗎？
由於我們的研究範圍不只針對納粹時期，是涵蓋了一九二○到一九七○左右，因此我們能夠更為廣泛的瞭解德國知識學界如何受到一次戰後崛起之民族主義的影響。我們發現其影響沒有止於一九四五年，效應甚至延續到一九六○年代世代交替後才逐漸消失。我們也發現當年將猶太裔與民主派人士逐出大學的舉動，大約四分之一的教授受到波及，也阻礙了今日生物學的發展。二戰後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在各國蓬勃發展，德國卻遠遠落後。但在另一方面，例如癌症研究領域就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事實上有些領先的研究是由納粹所資助的，也因此為德國在戰後留下了優良基礎。
　　這些發現對今日有哪些意義？
今日廣為接受的政治思想認為，聯邦制比中央集權更能抵抗極權主義的興起，德國一九四九年憲法即依此概念廣泛引入了聯邦制。但數年前歷史學家對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研究調查結果，納粹期間，任職於權力集中的馬普學會科學家，與任職於其他權力相對分散的各大學科學家的作為，並無顯著差異。因此無法認定只要有聯邦制就足以對抗一切邪惡。
大學與納粹政權妥協合作的理由，和一般民眾相同，因為接受納粹的政策能讓保守的教授繼續保有教職。當時沒有人對這些政策提出什麼有組織的反對，對異議也沒有公開討論。因此儘管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對身心障礙者施行安樂死的作法在許多國家引起廣泛爭議，在德國不但沒有引起爭議，反而加速推行。這些歷史經驗揭示了壓抑多元意見，終將導致不可收拾的激進作為，因此德國對幹細胞研究特別謹慎的態度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我們已經嚐過不謹慎帶來的惡果，儘管這些持續不斷的公開討論可能減緩了研究進度，我們仍應以此為榮。
你認為其他國家如俄國或中國，也應該進行類似的調查研究嗎？
身為德國人，我不敢說其他國家都應該效法德國進行這樣的研究。但我認為曾經經歷極權統治的國家在轉型之後，透過對各級機構的歷史研究都能有許多收穫，尤其是針對特別容易妥協合作的學術體系進行調查。揭開過去的陰影、對過去犯下的錯有更深的瞭解，都能使我們更有信心不再重蹈覆轍。檢視這些錯誤是否延續也同樣重要，我們發現學術圈中許多當年與納粹合作的人，在民主化後依然平步青雲。各國當然有權決定是否進行這類研究，但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收穫相當豐碩。

峇裏島氣候會議 決議繼續磋商【聯合報07.12.16陳世欽

在印尼峇裏島舉行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十五日有意外轉折，美國不再反對以強烈措詞形容窮國對降溫技術的需求，之後，與會的一百九十國代表通過協商新全球暖化協定的計畫「峇裏島路線圖」。
根據「路線圖」，各國同意2009年年底前在哥本哈根結束談判，談判結果可能決定未來幾年世人遏止全球暖化的效果。各國談判代表必須找出方法，以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協助窮國加速技術轉移，並對窮國提供財務援助。
此次會議數度瀕臨決裂，各國代表徹夜進行馬拉松磋商，最後勉強通過「路線圖」。歐洲與美國代表一直到最後關頭都還針鋒相對，原因是歐盟建議，到2020年，工業化國家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必須低於1990年排放量的百分之廿五至百分之四十，但美國反對，最後雙方同意不列出具體數字，僅間接觸及。部分開發中國家代表則要求已開發國家正視他們對技術援助的需求，並在最後文件中加強對其他課題的著墨。
中共與印度代表也曾反對協議草案。他們聲稱，工業化國家必須加倍努力，以為各國表率。印度代表強調，富國必須為窮國提供潔淨技術及財務援助。中共代表孫國順表示：「這是陰謀。」許多開發中國家也對「路線圖」未對富國訂定嚴厲的減排目標不滿。
峇裏島路線圖不保證任何溫室效應減排規模或任何國家的承諾，僅意味各國同意繼續磋商。新協定旨在取代2012年失效的京都議定書。聯合國表示，新協定必須後年底前定案，使各國在2012年年底前批准。

抗暖化提案 美再封殺【世界日報07.12.14

美國13日在印尼峇裏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中，成功封殺工業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建議案，這也意謂會議在14日日結束時，雖有共識文件，但大概不會明列減少排放的具體目標，將會發表「縮水版」的聲明。
美國拒絕的態度連前副總統高爾都看不下去。剛在挪威領完諾貝爾和平獎的高爾飛到峇裏島，對數百名聽眾表示：「我要說一個不願面對的真相，我的國家美國，最該為峇裏島會議受到阻礙而負責。」現場頓時掌聲如雷。
對高爾在海外放砲，白宮馬上就反駁回去。白宮發言人黛娜．波瑞諾（Dana Peri-no）說：「此話並不正確，說這種話毫無建設性，對大家要在會議上達成共識的努力毫無助益。」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坦承美國的緩兵之計，達到他們與會的主要目標之一。歐盟各國部長則揚言除非美國讓步，否則將杯葛下月於美國召開的氣候高峰會。
布希邀請16個主要經濟體，包括歐洲國家，日本，中國和印度，明年1月30日在夏威夷共商各國自願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
被美國、日本和其他工業化國家所封殺的提案，要求工業國於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從1990年的標準減少25%到40%。
美國表示，除非快速工業化中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也允諾付出具體努力，工業國不必先自縛手腳。美國的說法，贏得加拿大、日本、俄羅斯的支持。
出席峇裏島會議的美國副國務卿寶拉．杜布瑞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說：「這只是一個開始，美國對於和其他國家合作始終抱持開放和建設性的態度，我們已經捲起袖子，準備規劃2012年以後的全球架構。」
此次會議的一大目的，是希望能將降低排放目標納入文件，作為未來兩年國際談判的依據。潘基文對記者解釋，提案可能「野心太大」，但承諾預定在2009年定案的任何氣候公約，一定會明訂目標，不會只有共識。

溫室減量？只見大國討價還價【聯合報陳欣之成大政治系副教授07.12.15

在印尼峇裏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仍只見大國假環保之名，進行討價還價權力競逐的遊戲。全球環保人士可能必須正視在國際舞臺上，政治考量永遠淩駕道德訴求。
目前該項會議已進入擬定未來減排目標的關鍵時刻，不過美國等大部分工業先進國家的態度仍令人失望。
歐盟建議，以一九九○年為基準，在二○二○年之前將開發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削減百分之廿五到四十，更訴請開發中國家在內的全球國家，在二○一三年起十至十五年內，減少全球整體排放量。然而在部長級會議舉行之前，美國、日本和加拿大已經明確拒絕訂定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另一方面，美、日等工業先進國，面對中國大陸、印度暨巴西等新興發展國家，彼此在場上相互較勁，就減排數額、環保技術移轉暨資金援助等問題討價還價。
美國與日本等國，認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位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應承諾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減排數額。中國大陸在表面上聲稱氣候變遷是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努力的問題，同時認為應付氣候變遷的國際責任應有所區別。中國要求工業先進國家應為率先減排，為其歷史排放承擔責任，同時中國要求先進國家應向開發中國家轉讓技術和提供資金，幫助開發中國家減排。美國與日本則聲稱，環保技術的轉移需保障先進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也就是要付費！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締約國會議，沒有看見為阻止全球暖化悲劇的無私與合作，卻看見大國之間壁壘分明的討價還價。
美國與日本等工業先進國家雖不敢違逆環保的訴求，卻在減排數額與向開發中國家移轉環保技術上再三保留。中國大陸、印度暨巴西等國看似開發中國家的利益守護者，但也不願犧牲本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拯救全球的生態劫難。
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的一百七十餘國，都矢志愛地球，但是一討論到本國的經貿與政治利益，就又都語帶保留。政治考量淩駕環保訴求，可能是所有環保支持者的錐心之痛，但是如果環保人士未能正視一個不願面對的真相，對各國政府施加更有力的政治壓力，單純地寄望各國政府能捐棄成見完成環保大業，到頭來仍不免是一場虛幻。

複雜的國際角力 才剛開始【經濟日報╱編譯 陳家齊07.12.17
 
美國代表15日在國際氣候變遷會議上態度急轉彎，簽下「峇裏島藍圖」；白宮卻在自家代表還在返美的飛機上時發言，賞了簽約人一巴掌。峇裏島藍圖只是無比複雜的國際角力開端，同時還牽涉到國際折衝，以及美國明年的總統大選。小布希政府這番急切表態，一方面可能是說給國內共和黨基本盤聽的政治語言；另一方面，則凸顯美國是目前國際溫室氣體減排談判中，先進國家陣營裡僅剩的質疑者。在一致讚揚聲中，美國是唯一「嚴重關切」峇裏島藍圖的國家。
現行的京都議定書國際減排公約，以往反對最力的工業國是美國與澳洲。隨著澳洲新當選總理陸克文已明確表示將批准京都議定書，峇裏島藍圖能否順利執行，焦點將放在美國明年大選後的新政府。
目前全球前四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是美國、中國大陸、俄羅斯與印度。科學家希望在2030年時，把排放量急遽削減到1990年代的60%到75%。如此大幅的削減量，若無這四大汙染國的配合，不可能達成。
因此，白宮繼續堅持開發中經濟體一樣必須減少排放的立場，值得玩味。因為即使較支持參加國際減排公約的民主黨真能入主白宮，這樣的態度仍可能維持不變。民主黨一向嚴厲抨擊大陸的廉價出口貨奪走美國人工作、造成巨幅貿易逆差。現在要美國自願犧牲經濟以配合降低排放，卻輕輕放過中共，恐非民主黨會有的立場。
因此一種可能的發展是：美歐組成聯合陣線，要求銷售到歐美的產品，必須符合以一定的能源效率或排放標準生產，否則課以懲罰性關稅。類似法案正躺在美國國會。臺灣出口商難以在全球暖化的國際角力中置身事外，必須嚴肅思考未來的「減排」布局。

抗暖化商機…金融業搶碳權交易【經濟日報編譯陳家齊07/12/25

全球各大銀行與創投業者現正逐步跨入碳權交易市場，他們走出交易廳，加入並規劃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建設項目，希望藉此獲得排碳配額，再賣到歐洲市場牟利。
為對抗全球暖化應運而生的碳權（carbon credit）市場已交易多年。Point Carbon公司估計，去年全球碳權交易量達325億美元。然而，華爾街金融公司不只擔任碳權交易中間人，還實地執行減碳排放的工程，顯示投資界更加看好碳權市場。
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碳權交易部門主管阿瑪德（Imtiaz Ahmad ），就不只在辦公室盯著碳權價格而已。他在中國大陸負責建設風力發電廠，在厄瓜多爾興建水力發電廠。巴克萊資本、德盛銀行（Dresdner Kleinwort）也積極投入減碳排放的工程項目。
而像湯森（Bill Townsend）這樣的創投業者，則是把石油公司排放的溫室效應氣體，灌進德州荒廢的油井儲存，不讓其散入大氣層中。湯森原本是採油業者，他共同創立的藍色資源公司（Blue Source），自2001年以來已用這種方式獲取2.7億公噸的碳權配額。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EU ETS）是目前最大的商業化碳權交易機制，主要在歐洲氣候交易所（ECX）交易。歐盟27國廠商必須符合EU ETS規定的二氧化碳減排標準，如果減量超過標準，就可賣出稱為「歐盟排碳配額」（EUA）的碳權；如果減排沒有達標，就必須從市場購買碳權。
隨著碳權市場擴大，歐洲企業現在希望從中國大陸、印度等開發中國家購得較便宜的碳權。這些國家可根據京都議定書規定，在減排之後獲取「合格減排配額」（CER）的碳權。CER今年已開始在ECX交易。
由於發展中國家現行技術水準低，改善幅度大，因此引進新技術、獲取碳權的成本比在歐洲便宜。舉例而言，CER目前售價約為每公噸7到17歐元，而EUA在歐洲氣候交易所的價格約為24歐元。
新聞辭典》碳權（carbon credit）
‧依國際公約或企業自願減排架構，企業或國家沒用到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稱為「排碳權」，透過市場賣給需要排放CO2的買家
如何獲得碳權：
‧自行減排換配額：企業減少的CO2排放量若大於應減幅度，就可透過交易所賣給需要排放量的廠商。
‧幫別人減排換配額：創投業者、銀行投資協助開發中國家改善能源效率，因此減下的CO2排放量可拿到市場銷售。
‧交易單位：每單位1,000公噸CO2排放量
‧交易市場：歐洲氣候交易所（ECX）占全球碳權交易約四分之三，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於2003年最早成立。此外尚有新近成立的澳洲氣候交易所（ACX）等。

日本將買中國排碳配額【聯合報╱陳世昌08.01.04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日本已與中國大陸達成共識，日本將向中方購買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以達成日本在京都議定書中承諾的氣體排放削減目標。
讀賣說，在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今春依計畫訪日時，兩國會尋求就此一計畫正式達成協議。
據稱，日本已同意對中方提供日圓貸款，用於協助甘肅省興建集中供熱設施以取代現有小型鍋爐等六項計畫。日本政府估計，這六項計畫可能讓中國大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五年內減少達到一千萬噸至一千五百萬噸，日本將向中方購買因為這些計畫所減排的量，用以抵消日本部分排放量。
讀賣新聞透露，日本與中共在上月出席聯合國主辦的印尼峇裏島氣候變遷會議時，一名北京高階官員已接受日本的這項提議。
根據在日本京都制定的京都議定書，日本在二○○八年至二○一二年期間，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須比一九九○年減少百分之六，大約是七千六百萬噸。

研究：中國超越美國 躍登全球廢氣排放首位＞08.04.16中央社

　美國加州大學研究人員的報告指出，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廢氣排放大國。
　加州大學研究人員表示：「我們原本預測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二零二零年才會超越美國，卻提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實現了。」
　這份由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歐霍瑪，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教授卡森所做的報告，將刊登在下個月的「環境經濟學與管理」期刊。
　研究人員收集許多中國省份使用石化燃料的資料，預測從二零零四年到二零一零年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年增率是百分之十一。
　先前預估的年增率是百分之二點五到百分之五。
　研究人員指出，中國空氣污染程度的激增，已經大幅度抵銷其他國家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符合京都議定書標準的努力。

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92位

　中新社北京2007-十二月二十六日電:中共國務院新聞辦今天發表的《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稱，從一九五0年到二00二年，中國大陸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只占同期世界排放量的百分之九點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九十二位。
　中共今天首度以國家名義發佈能源白皮書。中國大陸政府表示，中國大陸是處於工業化初期的發展中國家，歷史累計排放少，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彈性係數亦很小。
　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大陸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加強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基本國策。今年前三季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情況繼續趨好，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出現近年來首次下降。
　白皮書指出，中國大陸將全面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努力降低化石能源消耗。積極防治機動車尾氣污染。嚴格能源專案的環境管理，新建、擴建和改建能源工程項目建設與環境保護設施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使用。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能源需求不斷增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中國大陸能源威脅論”等論調，對中國參與國際能源合作形成壓力。國家發改委今天表示，為增信釋疑，正面介紹中國大陸能源狀況與政策，駁斥“中國大陸能源威脅論”十分必要。

抗暖化 雙重標準有理 中時2007.05.14黃之棟

日前在泰國曼谷舉行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會議，集結了世界各國的代表與專家，一同討論如何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會中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力主歐美各國應該為暖化問題承擔更多的責任。其中中國代表更因為主張在報告內加上「已開發國家必須對自工業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的溫室氣體排放負責」等字眼，遭到各國圍剿，以致會議一度陷入僵局。歐美各國媒體在報導此一事件時，莫不以略帶譴責的口吻，呼籲各國不應該在措辭與政治等枝節問題上打轉，而應該實質討論如何有效減緩溫室效應。
由於報導的影響，筆者參加蘇格蘭地球之友會活動時，一位平時拘謹嚴肅的英國老先生也不悅地批評道：他們在歐洲力行減量，但有些國家卻仍不顧後果地照常排放廢氣。他說：地球只有一個，二氧化碳也只有一種，會產生溫室效應的那一種。
但二氧化碳真的只有一種嗎？在實驗室裡持這種二氧化碳的分子性質、構成或是影響都相同的看法，當然無可厚非。由於實驗室中的二氧化碳大多與外在大氣系統的變化無涉，因此刻意在二氧化碳之中區分其來源為何，當然也沒有任何實益。不過，在以整個地球為單位，探討人與自然的交互影響時，同一個二氧化碳分子所產生的溫室效果，可能代表著截然不同的意義。
幾乎人類所有的活動甚至是「生命」本身都會產生二氧化碳，因為不管是呼吸的時候，還是乘飛機遨遊天際之時，都會有二氧化碳的產出，因而二氧化碳與人們的生活可說是如影隨形。但是，由呼吸所產生的二氧化碳，與因豪華旅行而起的二氧化碳在性質上可否等同看待，則是一種價值判斷的問題，而不再只是事實的描述而已。如果我們不對生存排放（survival emissions）與奢華排放（luxury emissions）加以區分，這個「不區分」本身也同樣有著強烈的價值判斷。
哲學上有所謂「應然意味著能力」的原則。簡單來說，當我們認為某人（或某國）有責任做某事時，這個責任必須是能夠履行的責任，因為強求某人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也是一種不道德的表現。對那些背負著龐大人口壓力的貧窮國家來說，該國絕大多數的排放都來自生存排放（如洗衣、燒飯、甚至呼吸等等）。這類排放不但很難有減少的可能，要求縮減這類排放本身也是不道德的（我們有權要求他人不要呼吸嗎？）。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常常說數字會說話，但同樣的數字也會說謊。光從數字上看到中國馬上要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國，並不當然意味著他們也必須採取與歐洲同樣的標準。由生產與消費的角度來觀察，我們可以發現歐美各國的社會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因此他們二氧化碳的來源大多來自發電或是交通工具而來的排放。反觀中印兩國，近年來由於經濟高速發展，這兩個國家幾乎已經成為世界的工廠與全球注目的焦點。然而，連續多年的經濟高騰看似成果豐碩，但要等雨露均霑到動則十億的人口身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家只看到兩國輝煌的經濟成果，卻忘記這兩個國家基本上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事實。
歐洲國家近年來不遺餘力的進行「漂綠」（greenwashing）工程。不只民間企業拿環保包裝自己的品牌形象，政府更是全面綠化自身政策。但是，歐洲之所以得以優雅地高唱環保，很大的原因來自他們把工廠移轉到了他國，這等於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算在他國頭上，再高嚷著要別人減量。結果是污染算別人的，享受則算自己的。
暖化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全球化的挑戰，需要各國共同承擔。但共同承擔卻不意味著責任也需均擔。歐洲各國當然有理由理直氣壯的指責美國開大車，他們自己也可以棄小車改搭公車，但是絕對沒有權利要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一直得坐牛車。

另參本館＜馬能源政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8973177/20080717060253/

去年十大天災 九成怪暖化【聯合報編譯陳宜君08.01.20
 
最新調查報告指出，洪水、旱災、暴風雨和熱浪等天災去年在全球共造成625億美元（約臺幣2兆元）損失，奪走1萬6517條人命，又以亞洲受創最重。而去年各地水患較前年「大幅增加」，則特別引人注意。
接受聯合國贊助的災難流行病學研究中心（CRED）18日公布調查報告，指出去年全球死亡人數最高的前十大天災，僅八月的祕魯強震和氣候無關，反映全球暖化的威脅升高。全球去年共發生399起天災，其中206件是洪災。全球在2000至2006年間，平均每年發生172起水患。
報告警告，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引發的全球氣候變化，將使天候變得更為極端，未來數年將出現更多熱浪、旱災、水患和海平面上升等現象；中國大陸和印度積極發展經濟的同時，水患發生頻率也將增加。
中心主任黛芭拉蒂．古哈薩皮爾（Debarati Guha-Sapir）18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研究發現天災的發生趨勢和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的預測一致，亞洲和西非的水患災情規模與發生頻率都較其他地區嚴重。
報告指出，去年全球死亡人數最高的前10大天災有8起發生在亞洲，其中以11月強烈氣旋（cyclone）席德爾（Sidr）侵襲孟加拉奪走的人命最多，有4234人喪生。
全球去年有近2億人受天災影響，較前年1億3500萬人大幅增加，但死亡總數1萬6517人低於前年的2萬1342人；去年受天災影響的災民有半數是在中國大陸。大陸去年6至7月發生嚴重水患。
古哈薩皮爾表示，去年全球並無超級災難，值得欣慰，但經濟損失達625億美元，超越前年的340億美元（約臺幣1兆1千億元）。日本新潟縣去年發生芮氏規模6.8強震，造成125億美元（約臺幣4045億元）損失，最為慘重。歐洲去年1月遭暴風雨基裏爾侵襲，財物損失共100億美元（約新臺幣3236億元）。

暖化？ 熱帶氣旋威力加倍【聯合報╱編譯陳世欽
 
3年前，卡翠納颶風重創美國墨西哥灣沿海地區，超級氣旋戈努去年肆虐阿拉伯半島，熱帶氣旋納吉斯日前侵襲緬甸，登陸前威力倍增。
這些氣候現象是否彼此有關？這些一個比一個強大的風暴是否肇因於全球暖化？氣象專家對這些問題見解不同。不過他們表示，世人不宜將單一的氣候事件歸因於氣候變遷，因為氣候變遷是長達數十年或數世紀長期氣候形態的一環。
倫敦大學學院災害研究中心的裏亞表示：「不可能論斷。」法國研究員崔特則表示：「唯有長期累積觀察結果後，才能據以研判，單一的極端氣候事件是否是更廣泛趨勢的一環。」
部分專家認為，鐵證已經足以指向一種可能的趨勢：全球暖化導致洋面溫度升高，致暴風雨的威力越來越強大。
麻省理工學院的氣象學教授艾瑪紐認為，1950年代至今，熱帶氣旋的威力約已增加一倍，增幅多集中於過去30年間，反映人為全球暖化效應加劇的趨勢。1990年代中期，全球平均氣溫開始屢創新高，這種趨勢更是加速形成。
何謂氣旋？
大西洋的熱帶暴風又名颶風（hurricane），太平洋的暴風稱為颱風（typhoon），形成於印度洋者名為氣旋（cyclone）。它們的基本成因相同：洋面溫度升高到至少攝氏26度或27度後，產生熱氣與濕氣。另一個因素是垂直風切。

G8「偽善」 吞魚子醬談糧荒【聯合報╱陳世昌08.07.09

北海道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今天進入第二天。這些富國領袖口稱世界糧價暴漲問題必須解決，自己卻享用豪華大餐，歐洲媒體群起批其「偽善」。日本努力扮演支援非洲的角色，也被指是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拉票。
8日英國各大報紙砲火齊開，抨擊G8峰會歡迎各國領袖和夫人的晚宴過於豪奢，今天在北海道峰會的會場上引起軒然大波。
這些批評說，東道主日本動員米其林星級名廚中村勝宏為首的60位廚師，準備的八道菜盛宴，讓與會領袖大啖魚子醬、海膽、燻鮭魚、京都牛、黑松露小羊排，暢飲香檳、紅酒和頂級日本清酒。
報導稱，這次峰會共耗資約臺幣170億元，夠買1億頂蚊帳讓非洲人民遠離瘧疾。
八大工業國8日決議提供1億頂經過防蚊處理的科技蚊帳給非洲，協助非洲民眾預防瘧疾。輿論顯然是先給G8下馬威，讓援非行動大為失色。
報導中說，這些富人集團的領袖們一邊享受豪華晚宴，一邊討論糧食危機，是一個非常諷刺的偽善行為。
不過日本官員反駁道，這是地主國最起碼的禮儀，總不能讓這些領袖們吃得過於寒酸。
此外，日本政府在這次高峰會議的同時，還邀請了七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與會，一起探討國際糧價暴漲的因應。作為G8主辦國的日本，希望藉此機會，重新構建非洲外交，不過也招徠日本想要拉攏非洲國家，以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批評。
日本政府在高峰會的第一天，就安排了與非洲七國的擴大會議，凸顯日本重視非洲的姿態。據稱，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想要再次嘗試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然而，日本「入常」的最大障礙仍然是北京，雖然日本曾是援助非洲開發的大國，但近年中國為獲得資源而增加對非洲的援助，已經超越了日本，日本要想挽回局勢並非易事。

科技新聞是意識形態嗎？ ＞馮建三

　　中文摘要
　　作為一個主流意識形態，科學新聞迴避了多數科學技術活動，實乃運行於支配之社會關係的事實。另一方面，對於科技的不信任乃至於焦慮情緒，卻又似乎廣泛存在於社會大眾的心理圖譜。在科技意識形態與科技不信任的落差之間，顯示或許存在某種空間，值得我們探討是否可能在其間找到另類的科學報導。本文最後以臺灣的報紙對於超導超級對撞器的報導，檢視科學家與科技記者的互動關係。
　　望題可以生義，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思索科技知識或形象的呈現，是不是只符應特定優勢階層的利益，因此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符合告知真相的民主要求？若將這個問題進一步演化，使之具體，那麼，本文針對這個問題的探索順序，可以表示如次：(一)先從概念上進行澄清，說明科技意識形態這個用語，通常其內涵並不清楚，而如果澄清之後，應該能夠發現，( 二)並非所有科技形象均是社會支配關係之下的一種意識形態，但流行於特定傳播形式的科技形象，亦即科技新聞，確實大多片面而正向地陳現科技，因此是必須批評的意識形態現象，但大眾媒體的科技報導及其批評，範圍流於狹隘，因此有必要進而探究科技新聞的另類(alternative)報導與批評，究竟可以如何進行？最後，(三)作者取本地一個科技政策所引發的系列新聞作為例子，返身評估前兩項子題對這個例子的參照價值。
　　壹、科技的意識形態：澄清概念
　　在進入正題之前，首先應當釐清概念，我們應該明白科技形象的「生產」與「消費」，不同於科技形象的「再現」(representation)。比如，若是舉當今最受人矚目的資訊科技作為例子，那麼，論者所指稱的「工商業界甚至政界，經常齊力協作，企圖透過媒介大力促銷資訊社會即將到來的遠景與正面形象」( Salvaggio, 1987:146)，固然是合理的觀察，但我們並不能夠知道工商政界這些正面資訊科技形象之「生產」者的企圖，是否真能反映在媒體。另有學者認為(Slack, 1984:250)，資訊革命是普遍存在於「媒體、公共關係、廣告…電子遊戲」的形象，而人們經由主動的「消費」資訊科技，已然認可資訊科技有利人群的說法，人們並且積極擁抱之，使資訊科技成為由下向上的「霸權」意識形態。
　　但真是這樣嗎？其實，科技霸權之說，並非全然為真。如果嚴格考察，可能必須另加但書。比方說，一九八○年代迄今，正是資訊科技所推進的自動化與歐美大量失業的現象，同時並舉的時候，因此，曾有一項國際性調查指出，「在這些民主工業國度，普遍可以發現人們對資訊科技抱持提防、懷疑的態度」(AIFIA, 1985:6)。值得注意的或許是，人心這種對科技不表信任的態度，強度相當大，可以從若幹社會政治活動，清楚得知，比如，自有人類以來即已存在的靈異及宗教等不能見容於科學理性的現象，至今仍然流行(如Beckford, 1985)，甚至發展為「重靈性而遠科學的新時代運動」(牟中原，1993)。最後，因環境遭受科學器物破壞而引發的生態運動，在很多國度也是方興未艾，並發展成為「綠加紅」的「生態社會主義」之主張(Pepper, 1993)。
　　科技的生產者，固然希望製造科技意識形態，方便他們售賣科技產品，但消費科技的社會大眾，顯然是基於便利而使用，並非服膺科技至為良善或其使用方式無可避免的意識形態，而就本文目的來說，更重要的是，關於科技的再現，其實也並沒有能夠構成一個圓融和諧的科技世界觀，科技形象往往取決於社會時代背景，甚至，研究科技形象的學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之對像(傳播的形式)，對於他們的研究發現，都會產生影響。
　　發現正面科技形象的研究，大多採取立意取樣的論述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取材則是社會菁英所接觸的媒介(如探討科技思想等硬性內容的書籍)，或宣傳科技之商業價值的廣告。史學家Segal(1985)在研究美國的科技烏托邦思想時，以二十五位文人出版於一八八三與一九三三年間的著作為例，發現他們流於將科技「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重要手段」(p. vii)。傳播學者Carey and Quirk(1989)則明確指出，電子科技是促使美國科技樂觀思潮重新復甦的發明(p.114)，人們認為「機械力與電力差別甚巨、機械化與電子化，是一個質的差異。剎那間，機器所違背的夢境，如今彷彿可以美夢成真」(p.121)。Finlay(1987:28)的論述分析則以國家政策、官方報告、通俗科學報導、理論著作，但亦及於新聞報導與廣告，她論稱這些文本(texts)極具規律性地重複出現「新、革命、財富、未來與莫名的陶醉」等等主題。
　　其次，電視、報紙與雜誌的科技形象，雖然不像前舉傳播形式那麼正面，但基調還是肯定的。比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這家美國菁英報紙的科學新聞，從一九五○年以來，雖然有越來越多的相關報導，「充滿了對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質疑，不再認為他們能夠確鑿地掌控自然」，但它仍然反映了自由主義者以科學為必然進步的意識形態(Simpson, 1987:38-9)。Nelkin(1987)的企圖更為龐大，她多方從報紙與雜誌採擷分析樣本，以個案方式進行研究，她的主要發現是科學形象其實與時俱變，「今日之期望既經誇大，則明日之恐懼必被煽情化」(p.72)，一九六○年代充滿了科學與科技「突破」(breakthrough)與「革命」(revolution)的報導，但到了六○年代的末期則「擔心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聲音」，緊隨在後，直至整個一九七○年代(p. 10, p.34)，一九八○年代的報章雜誌則混雜了前兩種情況(pp.98-100)。Dunn(1979)分析了電視的科技性節目以後，發現一九三○至五○年代的科學與科技形象，絕大多數是負面的，直至一九六○年代以後，電視的科幻虛構節目才「展現一個主題，強調科學是制度化的行當，符應大眾福祇，並且提振了社會公義」(p.345)。就電視的科學與科技紀錄片來說，由於這個形態的節目的工作實務，必須受到較嚴格的約制，因此，若是它的形象並不明確，但它卻好比是「只存在於現在的一扇『不確定的小窗牖』，鑲嵌在由過去及延伸至未來所組成的『篤定明確的城牆』之上」(Collins, 1987)。
　　最後，相對於前舉菁英或廣告主控的媒介形式，在西方社會相當流行的科幻小說、電影或連環圖畫等等由普羅大眾直接出資消費的媒體商品，卻經常以負面或邪惡的筆法描述科學與科技(Basalla, 1976; Journal of Popular Films and Television,1990, Fall，討論科幻小說與電影的怪物之專輯) ，或是混雜著「憤怒與熱情，慷慨的禮贊與深沈的不信任」(Handlin, 1965:268)。其次，政府、財團與科學家對科技有其自得之情，但他們卻從來不躬身質疑聯手之研究成果所造成的道德意涵，對於這種情形，亦有論者認為，直至一九八八年，任何一部科幻電影，其實都傳達了焦慮與不安(Goldman, 1989)。Rushing and Frentz (1989) 則檢視了《洛基 IV》(Rocky IV)、《銀翼殺手》(Blade Runner)與《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他們的論點與前述研究，稍有變化，兩位作者認為這三部電影固然延續了存在既久的人對科技的恐懼之情，但若是經由主動解讀，倒還可以發現，內中透露了另一個訊息，此即這三部電影的內涵暗示，科技文化如果能夠增添「女性價值」(feminine values)，那麼人類仍然尚有重拾科技正果的希望。
　　貳、主流科技新聞之批評的侷限，正是另類科技新聞之批判空間
　　歸結前述文獻，我們大致可以說，若說科技意識形態存在於媒體，則必須注意，這樣的意識形態，往往存在於運作於閱聽人及廣告商的雙元產品市場，但以後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媒介，如報紙與電視(參見Picard, 1989/中譯本馮建三, 1994:30-6)。至於運作在閱聽人單元市場，亦即以讀者為主要收入的媒介，如科幻小說與電影等，則情況比較複雜。簡單地說，雙元市場的媒介位居主流，扮演傳導科技意識形態而有利特定對象、維持其支配的特定社會關係(國家機器的科技官僚、科技廠商、科技社群等)，至於普羅民眾對科技的懷疑情緒、不安全感，若是得到反映，則多半來自於單元市場的媒介。
　　然而，過去二十多年來，英語世界的相關文獻在探討「科學與媒介」這個課題時，很少將重點擺在揭示這兩種類型不同的媒介，何以投射方向不同的科技形象，更未探討這樣的差異是否又具有特定的社會意含？根據多蘭(Dornan, 1990)整理美國一九六七至一九八七年的文獻，雖然這些論文都信誓旦旦地聲稱，它們的撰述旨趣在於針對媒體之科學報導，提出批評以作為其改進的依據，但到頭來，它們非但只是提振了特定的科學社群之利益，它們甚至「妨礙了……真正從批判角度反省流行於世之科學傳播(之問題)的論述……之出現」。為什麼呢？原來這些批評科學新聞的見解，通常都假設(科學)知識本身是客觀、中性而理性的，鮮少分析這些科學知識的生產環境與條件，它們很少探討，面對科學知識已然因為軍事、政商及大學綜合體的商品化的異化現象，媒體究竟應當如何再現這些科學與科技方面知識，才算克盡厥責(亦參見，Dornan, 1989:101-3；Singer, 1990)。於是，這樣一來，這些意見大抵只是抱怨新聞媒體的科學報導，數量太少；其次則是指責這些少量的科技新聞，重點都放在明星科學家(的生活)，而不是科技知識本身；再來則是惋惜編輯與記者不夠專業、寫作技巧尚未純熟，以致於報導不深入、不能吸引讀者，甚至錯誤百出，在專業報導人材的表現不盡理想的事實下，對於培養具有合理科學知識的社會公民，如果不是毫無幫助，就是裨益有限，而民眾也因此沒有好的管道可以知道科學成果。總之，關於科學新聞的學術研究，比較常見的只能說是「批評」，抑或停留在發牢騷的階段，從根「批 判」資本主義產官學的科技知識，實際上乃是強弱支配體系的一部份者，絕少見於流行媒體。
　　將重點擺在提高閱聽人之科學水準，從而將批評的重心擺在改善新聞本身的質量，同樣存在於我國為數甚少的相關研究(請參見謝瀛春[1990]所整理的資料；張靄珠，1988；鄭茹芬等人，1993；不過，蘇惠玉等人[1993]的文字已經出現另類科技新聞之評論的影子)，與國外不同之處，可能是我國在報導華裔明星科學家時(如諾貝爾獎得主)，特別喜歡突顯「中國人」的意象符號，強調他們與臺灣乃至於中國社會或教育的關係，雖說他們獲獎「主要是因個人的努力和其研究環境的配合，臺灣的中國人實在無須掠美」(謝瀛春，1990:98)。這種或許是緣出國際人格之不足，加上新聞編採必須講求接近性的要求，因此產生了我國特殊的新聞報導之「中國化」現象，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四月，這個情形仍然沒有減緩的傾向，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該月二十五日五版分別出現下列標題:「華裔科學家突破本世紀宇宙大奧秘發現頂誇克」，以及「費米實驗室証實發現『頂誇克』，五國四百餘位科學家研究心血正式公布『中華民國臺灣』國際形象再提升」。
　　前舉文字所揭示的事實，亦即主流媒體的科技新聞是一種意識形態，掩飾了科技是社會支配關係的一部份，但卻較少受到當代媒體的批判學者的分析，確實相當不尋常，尤其當我們同時將此事實與下列兩個情況排列對比，應該更能察覺其嚴重性。第一，強調「新聞是意識形態」而掩飽逝相的論述，存在已久，相關的實証研究已經是學術社群的共識( Knight, 1983 )。
　　第二，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新聞，科技新聞尤其容易受到政府機構、科學社群或商業利益的影響，基本原因有二。第一是這個領域的知識日愈分工而精細，並且是人們日常生活所毌須面對或了解的，亦即社會公眾對這個知識系統的疏離程度較高。其次則是這方面的新聞來源(如科學家)與記者的牽連共生之曖昧狀況，更是「特別的強烈而不健康」(Goodell, 1986:177)。記者本身很少有科學知識的訓練則使後面這個原因益發突顯。以美國來說，通見的情況是每十個編採人員，最多只有一位曾經在大專院校期間修習相關課程，「他們經常不知道到那裡找新聞，面對技術行話，他們必須歷經相當時間才能進入狀況，他們難以斷定什麼新聞才是重要的……」(Friedman, 1986:32-3)。臺灣科技新聞人員，並未比美國同行來得好。曾有調查指出，本地科技新聞出差錯的比例偏高，原因之一是調查當時(一九七○年代中期)，臺北市二十六位科技記者，只有一位擁有自然科學的學位」(祝萍/陳國祥，1987:158-9)。更有趣的是，若幹時候，記者欠缺相關知識，在媒體主管眼中，反倒是一項利多，中國時報資深科技記者楊維敏(1988:23)回憶她初進這個領域的情形，提及彼時採訪主任鼓勵的話語:「如果你能懂的科技新聞，社會一般大眾大概也能接受」，記者忐忑不安，認為是不利克盡科技記者厥責的因素，在主管眼中，卻可以利弊倒反，變成讓讀者看懂的條件。
　　由於相關知識相對不足，美國科技記者所組成的聯誼會(inner club)也就比較容易變成互通有無、避免競爭而看重「合作」(Dunwoody, 1980, 1986)，如此一來，科技圈的記者雖然在工作過程取得了方便，這卻同時造成了科技新聞的趨向同質化。再者，美國的科技記者經常強調高聲望的「明星」科學家的觀點，而如果記者繞過他們，逕自尋求另類觀點，這些明星就容易表現出不豫、被冒犯的姿態(Goodwell, 1987)。
　　臺灣科技記者圈的聯誼關係，可能與美國同行接近。根據中央日報文教新聞主任、曾經主跑(生物)科技的馬西屏(1993:26-27)說，一九八○年代初期至中期，是我國科技新聞界的黃金時期，除了因為當時的科技記者(1)不輕易調動，容易積累專業知識；(2)來自文學院卻必須與科技家打交道，於是求知欲旺盛、用功進修；(3)聯誼會發揮很大功能等三個正面因素以外，另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是(4)科技人士熱心協助，「樂於指導科技記者，形成非常良好的互動關係」，甚至在科技教授離臺一年前，彼此「離情依依，完全是好友要分別一年的淡淡感傷」。就提供社會大眾可讀的科技新聞來說，記者與學者的關係如此水乳交融，確實可以說是美事一樁，但另就其他層面觀察，則雙方既然難分彼此，又如何能夠期望記者採取淩空批判的視野，妥善反省科技理性及科學政治的多種難題及其在當代社會所造成的諸般困境？事實上，類如後列問題，在此已經變成不相幹的現象，不是在如此氣氛下發展志業的記者所關心或所能關心的議題。
　　如何扣連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並以之拆解媒體所呈現的實証主義(positivistic)科學觀之迷思，是以另類眼光，批判性地了解媒體與科學之關係，所必須致力從事的工作(參考Dornan, 1989: 117-9；1990:64-5)。
　　二十多年前，孔恩與費洛本相繼發表震動士林的《科學結構的革命》(Kuhn, 1970,王道寰譯, 1985)以及《反方法論》(Feyerabend, 1975)，可以說是來自科學界本身的「內在革命」。針對自然科學的漸進積累說法與自然科學能夠超脫意識形 態與社會成見的說法，這兩本書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在此之前，興起於一九三○年代的批判理論，更是長期而持續地從社會人文角度出發，剖科學與科技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其實只是工具理性的展現，壓抑了人心、束縛了人的行動，到了一九六○年代，這股力量伴隨外在環境的出現危機，鼓動許多社會力量，挑戰建制，猛烈批判實證主義的科學觀(McLellan, 1986；施忠連譯，1991，第四章：科學、語言與意識形態)。
　　在記者方面，懷疑科學技術的聲音，倒是此起彼落，伴隨社會時代背景而時強時弱。比如，美國向來具有記者的扒糞傳統(muckraking)，從本世紀初期的Ray Stannard等人，一直到一九六五至七五年的Ralph Nader, Vance Packard等等，都展示了這股力量對於造成非人性化、不人道的科技，大舉批駁，意圖引發市民的憤怒、渲瀉他們的不滿、主張人民應該握有自主權力，決定如何使用科技。然而，這股現今仍然存在的扒糞傳承，本身並沒有一致而連貫的想法，他們對於什麼樣的社會才能讓人類善加使用科技，甚至時有「模糊」，乃至於「矛盾」的看法(Stein, 1990:408)。易言之，儘管扒糞，這些人並不能看穿這些雜亂引起副作用的科技使用，其實是「內在於」資本主義體系底下必然出現的情況。
　　臺灣學界或科學界在這方面的反省比較欠缺，但這幾年來也已經開始出現。傅大為(1991:406-7)即曾指出，我國的「科學文化……可說是個『精英國家工程師』式的科學文化。這種科學社群一方面深受黨國的照顧青睞，處處以符合黨國科技政策的觀點、高高在上的國家工程師心態，來俯視社會與民間各界。反過來說，這種科學社群對於國家機器、對於照顧他們的那個霸權，在意識形態上是順從的、在政治運作上是無能的、在文化視野上是侷限甚至沒有視野的……除了偶爾附合一下國家科技政策(如人造衛星計劃) 之外，他們在大社會文化界根本沒有聲音、沒有影響力……就這種科學文化的文化環境而言，如果我們今天再說臺灣的科學發展與普及『不足』，是相當錯誤的……就科技官僚體系而言，已是肥腫，再發展則危害更大」，而對立於這種菁英國家工程師的另類科學文化，應該「趨向平民化、社會化，與社會的各種次文化、非霸權團體、甚至邊緣團體(學生、農工、地方性的各種非主流文化與知識團體)的互動關係密切」。

　　在新聞實務界方面，第二屆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得主韓尚平(1992:12-3)在其考察報告中，如此說道，「科技記者過去較缺乏思考……科技在社會中的角色……科技記者和媒體主事者不應把科技看成另一個範疇的東西。科技活動是社會活動中的一部份，科技新聞……不專屬於科技版或科學版……它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的關係都很密切。」就現階段的臺灣來說，核能發電似乎最能夠呼應韓尚平(科技新聞與政經密切相關)與傅大為(質疑科技官僚體系的另類科學文化)的言談，至於其實際表現是否符合另類科技新聞的要求，雖然有待進一步就本地相關的核電新聞，進行論述( discourse)與內容分析，但孫秀蕙(1994:145, 150)的研究，可以作為初步註腳，根據她的統計，一九九一年元月至一九九三年九月期間，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立晚報的相關外稿中，學者對核能發電的專文，反對者達80.6%，就全部外稿比較，反對(69.4%)亦高於贊成(22.4%)。
　　就西方世界而言，若是能夠結合這兩股已然各自擁有相當力量的知識傳統，則另類科技新聞的空間將可得到較大拓展。我國一方面欠缺如此強大的傳承，再方面則處境更為艱難，這是因為作為工業後進的半邊陲國家，臺灣尤其是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核心國家(美國)之科技知識的牽制(如果不是控制)，這正是狄克森(Dickson,1988, chapter 4)所說，美國軍事需求、政府及大學科學社群所形成的綜合體，在將科技知識商品化以後，必然，而事實上也已經往外擴張，使得科學與美國的外交政策脫離不了關係，此時，(科技)知識變成了一種鞏固、擴張帝國主義勢力圈的利器。美國有司的高階官員對此坦言不諱，早在一九七八年，當時負責國防安全、科學與科技的助理國務卿向國會委員會報告時，明白表示：「把科學與科技當作分立運作的想法，已經是一個漸行漸遠的年代……當下這個年代的特徵，在於科學、科技與外交事務的互動頻率與速度，非但只增不減而持續不已，它事實上對於我們刻正處理的許多重要的外交政策之問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ibid.:165)。
　　面對這個局勢，我國相關的科技新聞(或政策)報導，緣於自身是受此帝國勢力施壓的對象，按理應該會有較大空間，突顯這個事實。但實情如何，下一小節即就此分析。
　　參、超導超級對撞器計劃在臺灣
　　一九八八年元旦報禁解除，各家報紙的篇幅大舉擴充，然而，科技新聞的份量並沒有因為增張而得到更多或更顯著的報導，事實上，關心這類新聞的人，仍然遺憾於「科技新聞攻不進大眾媒體」(王慧、夏幼文，1988)。在科技新聞仍然只能佔有報紙邊緣地位的情況下，後報禁至一九九四年為止，有兩起科技政策事件，特別值得重視。第一起是衛星科技政策，起於一九八八年九月，由總統李登輝指示成立「衛星計劃可行小組」，一九九一年十月行政院正式核定太空十五年長程計畫之後，至一九九四年春，人事領導等風波仍然不斷(財訊，1993,11月:173-5；中國時報，1994,4月30日六版)。第二起則是環繞「超導超級對撞器」(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以下簡稱SSC)而引發的科學界、政界、國外勢力與媒體交互作用而產生的現象，雖然它的規模較小、衍展時間較短(十六個月，大事紀件附件一〈表二〉，相關分析詳見下文)，但在許多方面，它甚至比衛星政策的爭議，還要來得能夠襯托本文所想要探討的問題(本地科技新聞欠缺批判色彩)，理由有四：(1)SSC事件不但暴露了科學社群本身的意見衝突，而且(2)更涉及了科學社群之中，明星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相左，其間則(3)記者與媒體介入事件的程度，遠較衛星計劃為密切與深入，以及(4)本事件自始就滲入美國的力量與利益，更能突顯當代科技問題無法與帝國政經權力關係，分開觀察。
　　關於我國是否參加SSC計劃，根據本文附件一〈表二〉所列的大事紀，起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央研究院士李政道，致函當時的國科會主委夏漢民與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力主加入，中間歷經轉折與變化，到了一九九二年九月中下旬，隨著李政道返臺至新竹工研院講演及國科會座談應否加入SSC的辯論，然後到至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國科會決定中止SSC計劃，終告落幕。
　　SSC在臺灣所涉及的行動單位(agent)可以分作三類:國家機器、科學家與新聞媒體。三個行動單位的立場與強度不盡相同，依事件發展過程研判，國家機器當中，明顯傾向贊成加入的是行政部門的首長(包括國科會前後兩任主委夏漢民與郭南宏等人)，除了立委丁守中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提出的反對質疑以外，似乎未見立法部門的意見。
　　在科學社群方面，基層科學家的發言權力有限，甚至只是被引為背書之用(林崇熙，1993)，真正發揮影響力的主要是「明星級」的科學家，贊成的人數較少，包括李政道、中央研究院正副院長吳大猷及李崇道等人，反對者則包括李遠哲、丁肇中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五位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聞媒體方面，正是下文所要分析的標的，如〈表一〉所示，就我國科學新聞較具規模的四家報紙(中時與聯合在報禁以後，分別從一九??年??月??日與??月??日的週一及週日設置科學版，這兩家報紙與自由時報的科技記者亦曾分別獲得第二及第三屆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中央日報對文教科技新聞的報導則頗具傳統)來說，中國時報關於SSC的報導則數與篇幅最多，因此下文就以該報為例，就其相關新聞與評論(立意取樣的期間，參見表一)，提出分析與檢討。
　　表一關於SSC事件新聞與評論數量分析  
中國時報  聯合報  中央日報  自由時報 
則數  29  23  8  10 
面積  5820  2749  874  1160 
　　直到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當時支持SSC計劃的中研院副院長李崇道(李政道兄長)，在未經授權即以中研院名義對外刊登廣告(謝金蓉，民八二)，指責中國時報資深科技記者江才健的二十二日李遠哲訪問稿「甚為不妥」之前，中國時報關於SSC的報導，完全與其他新聞相同，大致上是跟隨建制政策或消息來源而起伏，而既然官方及較多的科學家站在贊成臺灣參加SSC的立場，這些報導基本上也就「反映」了當時科學行政體系的意見氣氛。
　　比如，依照時間先後的次序，以下措詞似乎「明顯」可以讓讀者得到正面的印象，致而認為臺灣確實應該參與SSC 計劃。
1992.9.18:7  (標題)「臺灣可投入超能導體對撞機計劃最關鍵部份」
(內文)「不是十分容易，也很難得」 
1992.9.19:6  (標題)‘全力支持SSC核心元件中央軌跡定位儀只是「造橋鋪路」…盼國內科學界能齊心努力為培養下一代科學家努力’
(內文)「李政道……以罕見的熱誠及高度的信心，鼓勵國內加入SSC計劃，他的熱誠與信心背後，有他個人對科學信念、對中國科學家的期望，也有一份回 饋臺灣的心情……」 
1992.9.24:5  (標題)「國科會……有意參加超導超能對撞機計劃……與會者均持肯定意見」
(內文)「昨日的會議是歷年來國科會在決定是否進行一項重大科學計劃時，少見的高層人士意見交換會議……教育部長毛高文表示……與世界頂尖科學家合作……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值得一試……立委蔡奮鬥……千載難逢……應該把握……經濟部次長楊世緘……自美國吸收技術……學習大型計劃管理能力，其效益遠超過十年五千萬美金的投資……臺大校長孫震……SSC計劃……效益大的 多……清大校長劉兆玄……為臺灣培養年輕傑出的科學家……才不致浪費李政道院士為臺灣爭取……的機會……總統府資政李國鼎……最少的錢，收益最大，應全力支持 ……」 
1993.3.21:6  (標題)「指二十位諮議委員無一代表高能物理界李世昌質疑國科會否決公正性」
1993.3.23:4  (標題)「郭南宏:中外科學具體合作，支持我國參加SSC計劃」
(內文)「國科會主委郭南宏表示，SSS計劃是他見過最具體的中外科學合作案，他支持我國參加……副主委胡錦標表示……愈早加入……對我國愈有利，可學得愈多」 
　　以上贊成臺灣參加SSC的言論五則，出現形式分別是講演1則、座談2則、訪問2則，篇幅共計1100平方公分。其中兩則由科技記者楊維敏撰寫，佔559平方公分，為贊成言論之總篇幅的50.8%
　　與贊成 SSC 的言論相對照，反對或質疑的評論，以下措詞似乎無法明顯引導讀者判定SSC不值得參加，讀者似乎需要看完全篇之後，才能得到這個認知。比如，「SSC計劃在臺面臨非純科學範圍考量」(標題)，然後作者概述SSC在美國的發展，指出李政道急於要臺決定的近因，可能是「美向外求援壓力緊迫」(小標)，然後歸結於「若涉政治應問好處在哪」(小標)(1992/9/19:6)。當作者使用較負面用語，說SSC計劃的決策過程「值得商榷……對國內年輕科學家作用不佳……不應好高騖遠……不尊重院士」時，編輯的標題卻將負面意義中性化，「吳健雄主張向海外華人科學家進行諮議李遠哲認未經充份諮議前不宜逕作決定」(1992/9/24:5)；「參與SSC計劃 部份學者提出質疑」(1992/9/27:6)；緊隨這個意見氣氛，明星科學家的質疑再次進場，「袁家騮：參與SSC計劃宜諮諏眾議」(主標)，「投資所費不眥決定太草率」、「科學先進國無一參與投資」、「臺灣能否獲益為考量重點」(小標)(1992/10/1:6)。隔年在立委抨擊這項計劃以後，照理反對意見會更強烈，但其實不然，「參與美SSC計劃『敗部復活』再掀爭議」(主標)，「箇中內情愈來愈複雜，對我未來科學研究與海外科學人士間交流等影響至鉅，亟待澄清」(小標)(1993/3/20:4)，該篇特稿的重點在於說明SSC在明星科學家之間的紛爭，惟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嗅出反對我國參加SSC的訊息；「李遠哲返臺對SSC仍表反對」(標題)(1993/3/21:6)；「李遠哲談SSC澄清流 言表明立場」(標題)，「高能物理在美國用各種辦法爭奪經費的作為……引起很大反感，許多科學家都反對」(內文)(1993/3/22:6)。總計反對的言論七則，分別來自座談1則、記者專訪5則與記者特稿1則，篇幅佔1771平方公分。其中有五則為科技記者江才健以專訪與特稿形式撰寫，佔1575平方公分，為反對言論之總篇幅的88.9%。
　　在這段期間(92.9.18-93.3.23)，除了上述贊成與反對的文字以外，另有九則為中立性言論，佔1654平方公分。
　　從以上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知悉，在中研院署名的廣告未出現前，中國時報就SSC計劃，並無明顯立場，但由於記者江才健的秀異守門行為(中研院院士袁家騮稱其「風度……受一般學人信任與敬佩」[1993/3/28:6])，因此能夠略微突出該報質疑SSC的立場，並刺激前述李崇道個人推動，但以中研院名義刊出的廣告之出現，進而導致國科會緊急停止SSC計劃。
　　然而，如前所述，反對SSC的意見經常是「裹足不前、欲語還休」，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到新聞注重時宜性及其採寫格式的專業要求所致。以SSC事件為例，無論是新聞或評論，熟稔此一計劃國內外處境的記者(如中時江才健 )，往往不能自行擔任呼籲角色，而必須等待適當時機或人物的行動強度達到一定的新聞價值以後，才能掌握機會發而為文。就以本例來說，這個專業要求反倒變成了負面的限制，使報紙無法及時達到新聞的守望、預警功能，卻已造成延誤時機的不豫結果(以本個案為例，則是科學社群的不必要之分裂與公帑、公時之浪擲於計劃的評估)。試想，假設李政道與李遠哲等人不到臺灣而只是信件往還、假使立法委員丁守中不提出質詢，那麼，記者還有什麼時宜的機會可以質疑官方的意見？甚至，假設李崇道不刊登該則廣告，則中時是否會如此明確表達質疑SSC的立場，終至於國科會於1993年3月24日一百八十度翻轉，否決前已決定的參加SSC的政策(假設我國參加，不異於啞巴吃黃蓮，因為美國本身在同年十月都否決了這項計劃！)？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否定多於肯定，那麼，中時最後的質疑或反對SSC的立場，或許應該說是偶然多過必然，日後遇有類似的 科技政策乃至於其他公共議題之爭論時，讀者似乎也就較難期待媒體善盡言責。
　　最後，本文尚需檢討，記者、報社與反對SSC計劃的明星科學家，提出哪些修辭(rhetorics)作為反對的理由？這些修辭是不是利用這個臺灣利益、美國利益及科學社群利益發生衝突之際，揭示或至少透露了科技政策與知識的性質，在當今資本主義之下，乃是「軍事-政商-大學」複合體的商品及帝國主義國際政經關係的工具之一？
　　SSC無法脫離政治影響力，這是事實，然而反對論述卻將其淡化，這是第一個特色。在第一篇(1992/9/19:6)反對的特稿，記者將SSC在美國停滯難行的因素，歸為兩大類，一是「美國預算赤字太大……還有政治……理由……眾議員」必須爭取SSC帶來的就業機會，以求「對選民有所交待」，第二是物理科學社群因「無法獨立生存的危機感」，致使他們必須遊說國會通過SSC。據此，顯然SSC在美國絕對不是「純科學」考量，但該則特稿的標題並未突顯這個事實的普遍性，卻只說「在臺面臨非純科學」考量，似乎反而會讓讀者在反襯效果之下，得到美國SSC計劃是「純科學」的印象。中時(1993/3/25:3)就此事發表社論，同樣再次尊厚外邦科學家，將其形象樹立如星宿而永恒發光，正是後進國家如臺灣亟須學步的對象，「科學大師……不斷發現生命起源或宇宙形成的秘密……」，至於我國科學家則欠缺「西方科學家那種一絲不茍的精神」，至使SSC這種「極為單純的科學研究計劃，竟引發……攙入金錢因素的不愉快風氣」，報社沒有善用機會檢討科學發展的當代資本主義的屬性，反倒讓這次事件徒然變成自責(或說反省)本國不如外國的表白，或是利用這次機會提高自身形象，重新申明相關的新聞處理，事後已經証明確是「一本公正、平衡之原則，不偏不倚」。稍後在一篇通欄三分之一版面的專文(1993/3/27:7)，記者就SSC事件而檢討「近代科學、科學政策、大科學」時，多從「人性因素」著手(以上四詞合為主標用語)，並 強調「科學的原動力是對知識的好奇心，不是研究經費」(小標)，然後持續加深、鞏固科研本來是「追求知識真理」(小標)的意識，且將其原因歸為「古風不再更是非常『人性』」，記者不去介紹、揭發的是，歷史上充滿了「科學的騙局」(betrayers of thetruth)(Broad and Wade，張弛譯，1991)。
　　反對SSC的第二大類理由是科學社群認為其發言權未得到官方應有的尊重，是內行人「未經充份諮議」(1992/9/24:5)，因此「宜諮諏眾議」(1992/10/1:6)，可見SSC暴露了「國內科技決策的過程模式、科技社群的倫理規範」等等都出了問題。在這些修辭之外，並沒有文字提供讀者思考科學時，尚且還可以參考何種框架。相關報導只有在立委丁守中質詢時，可能讓讀者知悉SSC涉及美國的利益，但新聞並未就此檢討科技知識與外交、帝國主義的問題，只是讓國科會與外交部表示「絕沒有政治壓力」(標題)與「對美向我施壓……不知情」(標題) (1993/3/20:4)，在另一篇訪問稿中，雖然提及美國能源部官員為要臺灣出金，確有利誘科學家作不實表白的情況，但亦未就此事續作深究(1993/3/22:6)，讓人不能掌握這種已經接近赤裸裸之威脅實例，到底只是異例，或其實反映了狄克金所說的科學知識之帝國主義現象？科學新聞之報導，如同其他類型的新聞，重大缺陷之一，正是它欠缺了歷史的(ahistorical)面向，也欠缺社會整體性的(asocial)觀照。
　　肆、結語
　　一九七八年，全美國只有紐約時報出版科學版，到了一九八六年，則有六六家有科學週刊(Bader,1990: 88)。貝德認為，增加如此快速的原因有三：科學與科技對於人們的生活影響日增，致使沒有這方面知識、訓練的市民，為之不安，所以他們自然就希望報紙多刊載這些消息；其次，許多科學家與有司官員也擔心，若是對於科學一無所悉(science illiteracy)的民眾增多，對於他們工作、研究的自主性，可能會有不好的影響，亦不利於他們爭取科研經費；最後就報社來說，由於讀報人口與時數日減，他們認為科學新聞對於高素質的讀者來說，具有吸引力(ibid.)。
　　臺灣情況迥異，科技新聞得到的重視，至今仍然未如美國。人們對主流科技新聞的需求，並未見到表達；科學家的科普教育主要透過《科學月刊》進行，他們對於主流大眾媒介的期望(見《新聞鏡》民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沒有能夠讓這些媒體認定科技新聞的讀者是潛在而值得開發的市場。然而，從另方面來說，假使存在於這些主流報章報紙的科技新聞，如前所述，徒然服務了特定社群的利益，那麼，這類型的科技新聞之未受到重視，是否反倒沒有如此值得憂心？
　　或者，再換個方式思考，正確的報導科學(家)的趣聞軼事、腦力勞動過程、研發成果、產品，乃至於醫療常識的普及，確實都是大眾媒體為了營建合理公民身份所必須從事的資訊工作，但還有一個更為普遍存在的疑問甚至焦慮，可能也是科技新聞(記者)同等值得，或說更值得為公民探索的問題：為什麼在科學器物如此發達的年代，一國之內及國際之間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如此嚴重、財富資源的使用如此不平均，而致今主導民眾的認知似乎猶然是「科技可以解決生態／解決貧富問題」(如核電更安全、更便宜、不挖煤，如資訊科技可以提升產業結構等)？為什麼科技的發達與人際疏離、社會不安全感的存在，同步進展？其間到底是科技本身應該負責？還是產生科技的社會條件與社會關係必須負責？或是，答案究竟在哪裡？
　　諸如此類的問題的探索，也就是另類科技新聞的開發，其成果愈大，愈是能夠提供另一扇明窗，有助於揭示資本主義之下的近代科技知識，自有其不理性的成份，而亦無法擺脫特定政商軍事乃至於大學等科學社群利益之限制，甚至擴大及於世界這個層次，科技亦已變成實行帝國主義支配的工具。
　　豐富報導的內涵，開拓另類科技新聞的空間，應該是科技編採人員的另一項重要工作。 　　附件一
表二超導超級對撞器事件大事紀：1992.3-1993.12  年/月/日  事件概要 
1992.3.  中研院院長吳大猷指示副所長李世昌擬我國高能物理十年長程計畫。 
1992.5.  吳大猷訪北京，要求李政道協助臺灣發展高能物理。 
1992.7.  李政道返臺向郝柏村說明SCC計畫，得到郝首肯支持，新聞披露以後，五名中研院院士(李遠哲、吳健雄、丁肇中、鄧昌黎、袁家騮)聯名寫信給吳大猷，未得回音。 
1992.8.  中研院擬妥我加入SSC計畫草案。 
1992.9.18  國科會應否加入SCC大辯論/座談。 
992.9.19  中國時報六版大幅報導昨日國科會座談。 
1992.9.20  李文明(未署名職銜)在自立早報五版發表〈反對我國捐款給美國超倒對撞機計畫！〉。中研院二十一位院士聯名致函行政院長郝柏村，要求「進行複查，作成公正妥善之結論」。 
1992.9.23  政府高層人士SSC政策會議。 
1992.10. 1  中國時報記者江才健訪問抵臺的中研院院士袁家騮。 
1992.12.  國科會召開SSC第一次咨議會議。 
1993.2.22  國科會召開SSC第二次咨議會議，國外專家以12:4否決臺灣參加SCC的計畫。江才健報導丁肇中引述美國耶魯大學巴泰教授說「中央軌跡 定位儀是最不重要」 
1993.2.27  國科會主委易人，郭南宏上任。 
1993.3.17  科學月刊辦SSC公聽會。郭南宏於會中表示，二月份的諮議會是在資料不全情況下所做的決定，又稱江才健報導丁肇中引述美國耶魯大學巴泰教授的談話不實(中時於次日六版曾就此澄清)。同日李政道返國拜國高層人士，爭取SSC。 
1993.3.20  李遠哲返國，表示反對SCC。國科會表示此為李個人意見。 
1993.3.22  國科會召開SCC第三次咨議會議，意見分歧。同日中時六版刊登江才健專訪李遠哲稿件。但郭南宏表示他支持SSC，因為這是「他見過最具體的中外科學合作案」(中時23日四版)。 
1993.3.23  署名中研院者在自立早報等六家報紙刊登啟事(後經中研院副院長李崇道証實，這份啟事是其個人發出，並未經中研院同意)，認為江才健22日的報導「甚為不妥」。同日國科會與李遠哲會餐。 
1993.3.24  中時於三版大幅反駁署名中研院之廣告，並影印李遠哲親函「証明 (本報)報導完全正確」。同日國科會召開主管會議，中止參加SSC計畫，並將在國內補助高能物理研究，及補助研究人員加入丁肇中在歐洲的實驗室，「發揮加入SSC同等效果」。 
1993.3.25  中時三版顯著報導國科會昨日的決定， 另以社論「制定科學要多聽科學家的意見:並說明本報處理SSC計畫新聞的態度」評述。 
1993.4.12  中時26版刊登劉源俊的「制定科技政策 應秉科學精神通盤考量：我是否參與美SSC計畫決策過程的省視與檢討」。 
1993.9. 7  江才健善用8日開始的行政院第十四屆科技顧問會議之機會，於本日起在中時七版連續三天發表「變局中臺灣科技發展的危機和挑戰系列」，第一篇是「SCC：可資借鑑的一個美國科學發展例子」 
1993.10.  底 美國參院以壓倒性多數徹底否決SSC。
1993.12. 4  江才健於中時六版發表「SSC計畫失敗和高能物理的故事」。 
資料來源：各事件次日中國時報等報紙；《科技報導》，1993年4月15日:4)。
http://www.jour.nccu.edu.tw/mcr/005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