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將胡文＜國父是拼裝的夢想家？＞補貼於＜誰的國慶？＞本想到影視史學的《國父傳》再詳貼，
不料旣呆且歹的台灣霉體銘手酩嘴政剋冥眾/邪者磚家叫獸,便吵了起來，想起前貼＜蔣的本來面目＞＜蔣渭水真相？＞，不禁感嘆在「理盲又濫情」的呆/歹彎,根本無法論理【依理,應先界說「欠缺抽象思考」「拼裝」,再用同一標準分析比較相關對象如華盛頓/三權憲法,才能批判孫是否如此。連強者(含女之武則天/凱薩琳)好不好色也可用性演化學來討論,可是女性主義者和敵陣營只會訴諸性別及道德正確,於是防禦性的掩飾和神化便發生。故官民應皆知在歹彎不宜用公費拍孫片】，
只好重貼本館＜台灣共犯體(6)＞有關孫蔣毛之舊文以代評：

另參本館：誰的國慶？  《國父傳》《宋氏三姐妹》 蔣的本來面目  蔣渭水真相？ 民粹亡台 自作孽的偽君子 《精子戰爭》 男女大不同

國父是拼裝的夢想家？【聯合報胡佛中研院院士/周陽山監察委員 2010.08.09 
 
日昨報載文建會將出資二千萬元，拍攝有關國父的紀錄片，由建國一百年基金會執行顧問平路擔任製作人。據其介紹「孫先生的熱情」是在「當革命夢想家」，「他有種憨、不怕輸的特質，沒有實權也沒有兵力」，「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去世時只有地方報紙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他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憲政結構」，「台灣憲政因實行他的五權憲法至今如此困惑」。基於此，文建會出資拍片的主旨，是以多元史觀解讀國父，「你可以罵他，也可以選擇同情他。」
如果我們把上段主詞改為美國和華盛頓，試想：美國政府若用公款拍片紀念華盛頓，主旨竟然「可以罵他，也可以選擇同情他」，並對美國整體憲政架構予以否定，結論則為「美國憲法是欠缺抽象思考的拼裝產物，如此令人困惑」。我們真不知美國納稅人將作何感想？
更重要的是，上述內容嚴重與史實不符，更欠缺憲政理論的基礎：
一、中山先生逝世時真的只有地方報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真是既沒有實權也沒有兵力？且看當時胡漢民代理國父在廣州領導南方政府是如何處理的：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胡漢民接汪精衛來電，謂孫中山於上午九時四十分病終京寓，胡漢民即分飭各大小機關，下半旗七天，並令公安局分飭市內酒樓，即日起停止宴會，市民停業七天，在職人員停業一個月，各機關用藍印一月，兵士及各機關職員纏黑紗一月」。這豈是「一則小新聞」，無人理睬？那時國父不僅掌控粵軍，且已創建黃埔軍校，正積極準備揮軍北伐，統一全國，實踐建國理念，這又豈是「沒有實權也沒有兵力」，「有種憨」的「夢想家」？
二、中山先生手創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實業計畫，皆是有系統有方略的治國藍圖。他主張五權憲法先將「政事」與「人事」劃分清楚，再將政事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加上人事兩權（考試、監察），構成獨立運作的五權，而交互制衡。如此既可遏制政府濫權，促進民主政治實施，且防止人事敗壞，增進政府施政效能。這種兼重民主與效能的設計，解決了民主缺乏效能及分贓政治難題，非常符合近來國際學界著重善治的理論。我們在大學講授且研究憲法多年，從未將國父學說看成教條，但實在感覺五權憲法理論與設計，思慮高遠而落實，結構完整而緊密，對西方三權憲法理論與設計確實是突破性的創造與發展。怎可謬指是「拼裝產物」，使台灣憲政「如此困惑」呢？
三、今日憲政問題真正出自近年來多次輕率修憲，造成政府權責混淆，但與考試、監察兩權獨立運作根本無涉。進一步看，現代民主國家無不積極推動文官體制的中立和文官考試的公正。即以監察權獨立行使為例，國父在世時，全球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設立監察制度（如瑞典、芬蘭、波蘭），但在全球民主化趨勢下，近年來已有逾一四○國設立獨立的監察使、護民官或監察院。可見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並非「拼裝出的夢想」，而是與當今民主善治潮流相接軌的重要資產。
四、我們從不贊成把中山先生神格化，並曾深入探討過他的人格特質，孫先生極富現代性，即傾向開放、進取、改革、創造，並積極吸取新知與新經驗。我們好奇地想像，若中山先生仍活世間，參加政府紀念建國百年大典，忽來一位紀念主持人對他說：「你的五權憲法是拼裝產物。你有種憨的特質，天真而無知，你欠缺抽象思考能力…」他會覺得怎樣？不會瞠目而慨嘆後人不肖嗎？
五、至於台灣有志之士，當年則視中山先生是懷抱崇高理想的革命導師，而非「夢想家」。當初清廷甲午戰敗，割讓台灣，就加深他推翻滿清的決心。孫先生一生曾訪台三次。他辭世後，台灣民眾自發籌備追悼會，重要的文學家張我軍先生（人類學家張光直院士的尊人）發表了有名的「孫中山先生弔詞」：
「中國的同胞喲！
你們要堅守這位已不在了的導師的遺訓：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尚須努力哪！
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
先生的精神，
先生的主義，
是必永遠留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
先生的事業，
是必永遠留著在世界上燦爛！
這應該就是所有臺灣人對孫中山先生崇敬的心聲罷。」
從上文分析看來，文建會和建國一百年基金會處理此事的心態和作法，恐怕只有「輕佻侮慢」四字可以形容了。

籌拍國父紀錄片 周陽山：輕佻侮慢將糾舉【聯合報記者李順德 2010.08.11
 
監委周陽山上周致電文建會主委盛治仁，提醒官方籌拍國父紀錄片要尊重歷史，昨天他進一步提出警告，若文建會紀錄片內容錯誤百出、違背史實，或全面否定孫中山、五權憲法，他將不惜動用糾舉權，把違失官員拉下來。
文建會為慶祝建國百年，擬出資二千萬元籌拍國父紀錄片，由建國一百年基金會執行顧問平路兼製作人；平路之前曾說，國父是革命夢想家，「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欠缺抽象思考拼裝出建國大綱、三民主義」。
對此，中研院院士胡佛與周陽山日前聯名投書聯合報，批評文建會和建國一百年基金會主其事者「輕佻侮慢」。
周陽山受訪指出，國父紀錄片的規畫「有很多事實上的錯誤」，上周曾致電盛治仁溝通，平路也與他聯繫，他對平路說，如果這是私人製作的紀錄片，他沒意見，但如果是用公款就不妥，「平路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但盛治仁適用。」
周陽山說，他與平路、盛治仁有多年交情，才會善意致電，提醒對方注意；雖然紀錄片還在籌拍階段，他也只是「善意警告」，監院後續怎麼做，要看紀錄片最後的呈現。他的原則是，既是官方籌拍，用了納稅人的錢，就該非常審慎。
周陽山表示，監察院不可能指導紀錄片怎麼拍，但至少不能全盤否定中華民國憲法整體架構，如果美國政府用公款拍片紀念華盛頓，卻否定美國整體憲政架構，美國納稅人會做何感想？
周陽山說，言論自由必須基於史實，他對國父的研究絕不是歌功頌德，研究二十多年，可接受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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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平路：有言論被箝制的感覺2010-08-11 中國時報 林采韻

    　建國一百年文建會出資拍攝紀錄片《國父孫中山》，還沒開始對外徵件，已引起輿論爭議，紀錄片製作人、作家平路以「失望」兩個字表達自己的無奈：「我很吃驚，這件事情受到如此意識形態的規範。」平路說，「有種言論被箝制的感覺。」
    　她表示，自己的言論沒有任何違反史實的地方，當初會一心投入紀錄片的規畫，就是秉持凸顯國父人性，打破他被神格化的一面，未來還會堅持下去。
    　平路說，之前她與一些國內導演討論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想法，就有人反應，「接這樣的案子一定會被檢查得很慘。」只是沒料到，片子尚未拍攝就已掀起波瀾，令她擔憂在外界的注目下，很難有好的作品產生。「如今我只能往正面想，如此一來，可以吸引更多人來挑戰這不可能的任務。」
    　去年底平路卸下香港光華文化中心主任，在忙碌的寫作生活中，願意答應出任建國一百年基金會的執行顧問，就是出自她對國父的喜愛及研究的投入。平路一九九五年完成的小說《行道天涯》，故事主人翁就是國父。當時她以七年鑽研各方史料才寫出這本書，「那時我的生活只有國父，房間全是有關國父的書籍。」
    　平路說，對於國父的好奇在於想要了解這位在教科書中只有「一號表情，統一造型」的人物。「這張被選擇的照片，彰顯國父的嚴肅和偉大，但在史料中所呈現的國父，卻是個性浪漫且急躁的人，一位遇到挫折即找尋出路，具有包容力的夢想家。」
    　平路強調，過去太多人將國父神格化，但依據她收集的史料，國父的聲望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力量，應是他過世後才開始。她曾經親自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翻閱國父去世前後的大陸報紙，國父去世時，北方報紙的確只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而非舉國哀悼，「那天報紙最大新聞，討論的是一觸即發的中原大戰。」
    　此外，國父去世前，北方報紙還說「國父的實力百不及張（作霖）馮（玉祥），聲望遠不及段合肥（段祺瑞）。」
    　學者周陽山對她曾談到國父「五權憲法」是拼裝的說法有疑慮。平路說，「五權憲法」為國父原創，但是中華民國在實行之前，「五權憲法」從來沒有被實驗過，因此在適應的過程中進行修繕是必經的過程。
    　平路指出，當初《行道天涯》完成後，她特別交由近代史學者過目，書中並沒有違反史實的地方，寫作過程中，若有不同史實陳述，她也選擇將兩者並列，藉此呈現最真實的國父。
    　平路說，她對這部紀錄片有期待，因為台灣社會進步到現在，應該有容納各方觀點的空間，只有回到人的觀點來看待國父，紀錄片才能跳脫教條束縛，才會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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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說說的作家.妳錯了,忘了在威權時代.是高中歷史.還是三民主義說過.國父在陳炯明叛亂時.燒去參考[西籍]是數百本=四百本?只好用[演講]說出主義精華=重點.還有孫先生還在倫敦蒙難後?到大英圖書館?研究??時間.試問這叫[平路]作家.是到過大英圖書館讀過幾本西洋政治書籍ㄚ.包含現在的政法學者?有些是可以私下有隨便說說的言論自由.但是公開亂講時那叫毀謗.污衊.尤其是有人民抗議[文人相輕]時.長得很抱歉的[平]女士.風頭出過.不認錯.就安靜點.[政法]本來就非妳風花[寫]月的專長.
不要又來個“言論箝制”的大帽子。既然有人認爲有不實醜化國父的顧慮，平製作人就該虛心多就教專家學者和國父後人，以求觀點完備。亂送“言論箝制”的大帽子，不看今夕何夕，給人的感覺就是平路一意孤行，自己講的都是“言論自由”，別人的意見都被他講成了反自由。
平路還是死不認錯。昨天已有學者在聯合報撰文指出孫文去世時，中國當時的大報大公報、益世報、申報，都大篇幅報道孫文病逝的相關消息。請問平路，你到底是看了哪個北方大報??自己不會去翻人家已經指給你看的東西嗎?死不認錯，還鬼扯!這種人繼續搞國父紀錄片，擺明了就是要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胡攪蠻幹。
說什麼不是舉國悼、實力不如北方軍閥領袖，這明顯是不懂民國史才會說的屁話．不是不對，而是你只是在說廢話。孫文沒兵沒權沒錢，當然比不上權貴，但沒地位沒權勢卻有著不同凡人的影響力才更加可貴，不是這樣嗎?不然你平路給孫文作紀錄片是要做心酸的嗎?孫文的聲望，如果只是如平路自己想像的微不足道，國內各大報(除了平路自己看到的某北方大報)和北洋政府會如此重視嗎?更別說網友也早在聯合報的哇新聞中貼出了泰晤士報、讀賣新聞，和台灣日日新報也都提及這個中國平凡人的死訊，泰晤士報還寫了一篇專稿，並評論南方的政治局勢，對於人家的指點，平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被糾正錯誤還硬栽贓人家是要鉗制你的言論自由，真是作賊的喊捉賊，和某政黨政客嘴臉如出一轍。
平路別在那邊假藉民主言論自由硬ㄠ說國父記錄片要人化不要神化才動人了 美國比你台灣民主自由多了 平路在美國敢把美國國父林肯亂拍看看 早被FBI抓去關或被美國民眾亂棒打死了 是平路全憑己意在搞獨裁 根本把她當肖耶即可(肖耶台語發音是何意 還用問我??)
平路應該記住,這是紀錄片,不是小說,更不是電影
荒謬！平路是綠營的台獨份子，人盡皆知，找她當製作人，肯定會貶損孫中山，歪曲歷史,他們這群綠營是要建立去中國化、親日的、台灣人史觀

網友激辯！ 平路被噓：輕佻侮慢【聯合晚報記者陳英珊 2010.08.11
 
國父是拼裝的夢想家？文建會籌拍中的國父紀錄片試圖以多元史觀解讀國父，中研院院士胡佛以及監委周陽山卻認為這種作法是「有人噓輕佻侮慢」。
紀錄片應該如何詮釋國父？網友有番激辯，有人力挺平路的論述，有人則認為拍紀錄片要對得起國父的思想，文建會作法太輕佻。
網友pastic表示，周陽山與胡佛是意識形態作祟，因為實做後驗證五權憲法根本就行不通，不是拼裝車是什麼？網友coolbier說，理論沒有十全十美，但無礙孫文做為一個革命理論家對中華民族的貢獻。
網友alextw2007直指平路說「中山先生去世時，只有地方報紙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論點有誤，他指出當時的大公報、申報、英國泰晤士報、日本的讀賣新聞、台灣的日日新報也都有刊載國父去世的消息。
部分網友則認為，平路不適合擔任拍攝有關國父的紀錄片製作人的工作，要她懸崖勒馬，網友brickwall就直言，找平路當製作人，是擺明著要以獨派史觀製作紀錄片；dogbitedog則說，用接近侮慢的態度拍出的國父紀錄片，令人搖頭。
 
真實國父 不會只有一種形象【聯合報記者李明賢2010.08.11（楨：假中立的偽君子評論）
 
文建會籌拍國父紀錄片，詮釋權引發學界兩極反應，對國父形象與定位南轅北轍；但歷史不是政治，應單純回歸「真實」，不美化、不偏頗。
國父六十年的革命歲月，如果要用九十分鐘呈現，不論是革命創建民國、二次革命、與軍閥斡旋、擬定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都只能片段呈現，難免顧此失彼，文建會要呈現「夢想家精神」，就是想著重價值與理念的傳承。
但過度政治力量介入，反而將扭曲歷史真實性，台灣過去在威權時代，刻意將兩蔣神格化，反而造成人民反感；這次政治人物「指導」文建會紀錄片，還不惜以糾彈權要脅，不但阻礙多元聲音的呈現，也可能引發反效果。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孫文被稱為「革命先行者」，這有歷史區隔意味；但孫文是中華民國國父，馬政府選在百年建國之際，籌拍國父紀念片也等於延續歷史傳承，象徵中華民國正統，更有政治涵義。
但若只是美化歷史人物，一味以教條式說理，拍出來的紀錄片，與大陸當年樣本戲有何差別？就好比電影十月圍城，雖遭批評是悖離史實，但電影場景呈現出的壯烈，不就是國父當年拋頭顱、灑熱血的真實寫照？
平凡也能見偉大，起草獨立宣言的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儘管傳出與黑人女僕有染，但沒有美國人會否認他對國家的貢獻；即使如開國總統華盛頓，也非完美無缺，但美國人仍尊為國父。
孫文也應該是如此，真實的孫文不會減少民眾的崇敬。監委宣稱自己是學術權威，否決平路說法，但學術的真諦，不就在於不斷辯證討論？為何孫文只能有一種形象？誰有資格壟斷孫文形象的論述權？
近年對岸不斷反省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學界不少討論，但台灣似乎比對岸更為保守，孫文竟比毛澤東更不容討論。若要讓年輕一代多認識國父，就應讓國父走下神壇，擁有人性的革命家更偉大，也更讓人發自內心的喜歡。

拒神化  法學者解構「孫逸仙」：跨界溝通的天才2010-08-11 中時 林欣誼

    　被兩岸塑造為「偉人」的孫中山，在不少西方學者眼中，卻是個充滿人性弱點、自相矛盾的人。法國歷史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曾說，孫逸仙在中國、台灣政治建構中不斷被神化，部分西方史界人士則傾向戳破這種英雄崇拜，「但無論是製造迷思或者執意破除迷思，都扭曲了對孫逸仙的研究。」白吉爾在一九九四年寫成《孫逸仙》一書，企圖從平實的人性角度給孫逸仙一個合理的定位。
    　在白吉爾筆下，孫逸仙是個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也是個懷抱救國理想的人。最大的才能就是「跨界」溝通的能力，他能同時動員三合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產國際等這些利益大相逕庭的團體。「他知道該如何在國際上『推銷中國』；他對民主及社會主義的觀點不比同代知識份子犀利，但中國居民卻是通過他，才得以認識這些西方的意識形態。」
    　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是個有行動力、而非思考型的人。孫逸仙剛組織起義時，目標並非推翻滿清，只是想引起響應。直到他發現日本報章雜誌以「革命」形容他所做的事，才赫然驚覺自己「正在革命」。
    　書中談到孫逸仙愛作夢而不切實際的一面。建國後，孫逸仙被大總統袁世凱任命為鐵路督辦，負責籌畫全國鐵路。那陣子他常在桌上攤開一張中國大地圖，拿著毛筆在上面東南西北地畫線。有個記者看著他畫的線對他說：「博士啊，環繞西藏那條路線是永遠不可能修建的，那些線，會跑在海拔一萬五千呎的高度上。」但他悠悠回答：「那裡有道路，不是嗎？只要有路，就可以造鐵路。」
    　白吉爾認同其他西方學者所指，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學既無原創性又缺乏學術嚴謹度，孫逸仙的通達權變也常招來見風轉舵的譏評。但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卻不是給這位中國偉人一記打擊，而是要給讀者一個「真實的孫逸仙」：「是一個在成功和挫折之間顯現的血肉之軀，是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
留言
難道找個國人不知.未經本國政法學者肯定說者學術地位的說法.就可否定一切.作者未免小覷讀者
白吉爾是誰?我還以為是紀登斯,杭亭頓,或是奈伊呢,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居然拿出來當佐證,怎不看看紐約時報的觀點呢,知識的廣度決定文章的深度,中時的記者素質很有問題，那這種只會隔靴搔癢的外國人的作品糊弄~~

拼裝方略 群書做基礎【聯合報╱鄭文炫（新竹市） 2010.08.11
 
孫中山是「夢想家」，還是「拼裝的」！有人不同意這樣的史觀，寫文章辯駁。其實胡適就為孫中山「辯誣」過。胡適說：「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畫的人絕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
平路在名人堂的大作說，孫中山死後「留下的不是一個，而是三個遺孀」。孫中山對女人的「博愛」，他曾對日本友人犬養毅坦承過。他表示自己最大的嗜好依序是：革命、女人、書。犬養毅聽後大笑，他沒想到孫中山會說實話，把女人排在書的前面。並說：「你這樣忍耐對於女人的愛好而拚命看書，實在了不起。」如無豐富知識，如何「拼裝」出他夢想的「建國方略」。
若說平凡的孫中山偉大，他的偉大處，往往非凡人能及。
 
坦承性慾強 施明德：不好色不是男人【聯合報記者林政忠 2010.08.11

紅衫軍前總指揮施明德在台灣時，對媒體窮追猛打的感情生活保持緘默，但本月二日世界日報午宴，施明德首度大談情慾；他強調，「男人不好色就不是男人」。
施明德表示，有人形容他是「台灣的曼德拉」，可是曼德拉第一次被捕入獄已四十三歲，「該享受的都已享受」，而他正值血氣方剛的青春年代，正常人的男歡女愛卻與他絕緣。
獄中常自慰 監視器看光
他說，本來兩性關係是私密的，不應公開討論，但性慾是人的生理自然反應。他和世俗中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但在獄中卻必須壓抑慾望而不變態，像苦行憎在牢中遭受十五年的折磨，且比苦行僧還苦。
施明德說，他不諱言天生有強烈性慾，在獄中經常用自慰方式解決性需求，曾有過一周自慰八次的紀錄；但最殘忍和悲慘的是，他的囚室有三個監視器，不分日夜監視一舉一動。
絕對不買春 上床都真心
他說，他忍無可忍，砸爛了監視器，獄方再重新安裝，他一怒之下，乾脆對著監視器自慰；他相信獄方已掌握這些鏡頭，但他不擔心公開，「因為我不認為這是我的錯，這是他們的恥辱」。
施明德說，他不反對別人「性交易」，但自己沒辦法一夜情，「一生絕不買春」；跟他發生親密關係的女子，他都是真心的，即使分手後仍會想念，自己不會當愛情騙子。
喜歡豐滿女 叫妻別減肥
……………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5778944.shtml

誰的國父？ 【聯合晚報社論 2010.08.11
 
建國百年基金會有意籌拍國父孫中山紀錄片，由文建會出資2000萬元，找來寫過「行道天涯」的作家平路擔任監製。結果「未拍先轟動」，引來中研院院士胡佛以及監委周陽山投書質疑，指這種作法「輕佻侮慢」。
孫中山的紀錄片該不該拍？當然應該，建國百年基金會的構想值得肯定。特別是這幾年社會氣氛改善，兩岸史學界對民國史的觀點逐漸鬆綁，都願意從更寬廣多元的視角去處理民國史上的人物與事件。再加上大陸保存的史料及影音檔案豐富，如果好好籌畫製作，這部紀錄片絕對值得期待。
當然，現在不再是歌功頌德的年代，孫中山是該要從過往黨國偉人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回歸到那個大時代，重新去認識他的思想、他的情感與他的革命實踐。尤其這幾年大陸不論在電影、連續劇乃至紀錄片方面，都已多次處理過孫中山的題材，台灣如果再沒有動作，有關孫中山歷史定位的詮釋權可能全面被大陸壟斷。這一點，也是建國百年基金會發想拍片值得肯定的地方。
只不過，籌拍紀錄片是一回事，由誰來拍，要拍成「誰的國父」，則是另一回事。認識國父要從人性面出發，這點沒人反對。但小說家從書寫孫宋情史當中，已顯現出強烈的個人特定觀點，看「故事」的角度或有其獨特之處，若有任何民營公司願出資，讓小說家主導籌拍國父傳，觀眾也樂觀其成。問題是，現在拿的是國家2000萬預算，交由既非電影界、又非民國史專家去掛上製作人頭銜，程序上的正當性何在？更不要說小說本身的觀點和文學評價，本來就見仁見智，萬一由此為國父角色的官方詮釋定了調，能不引發爭議嗎？畢竟，這是號稱為慶祝建國百年而拍的紀錄片。
盛治仁身兼建國百年基金會執行長與文建會主委，角色重疊，如果用政府公帑提供個別作家發揮創意，最後若真把國父拍成「拼裝的夢想家」，監委發威都還罷了，恐怕史學界也會反彈，那就美事成憾事了。這事後續如果處理不當，肯定又會讓馬政府深陷風暴。

從孫中山紀錄片爭議談神化與醜化2010/08/12
 
由於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論述與生平，沒做過深刻的研究，因此不敢加入台灣因拍攝國父紀錄片而引發的論戰。影片顧問平路小姐辯稱不該把國父神格化這點，我也認同。然而，宣揚國父的偉大處，並不等同於神格化或美化他。斷章取義的刻意以淺薄語調譏評孫中山，也不代表就是所謂的人性化。
讓我們先來看看製作人平路所謂「動聽的故事」：「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去世時只有地方報紙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憲政結構」，「你可以罵他，也可以選擇同情他。」
這不太像是自稱「被國父深深感動」的人所該有的觀點，說她是「輕佻侮慢」，基本上也不為過。如果這是平路或民間出版的記錄片版本，我想大家雖不滿意但還是會尊重她的言論自由。但是，這是由納稅人出資拍的紀錄片，所以，恐怕也不能以平小姐一人之見，就定調為台灣人對孫中山的普遍觀感。
或許是對威權時代一言堂的反撲，近年來對稱得上偉人的政治人物，台灣輿論的評價都有尖酸刻薄的趨勢，不知道是什麼心態。是想看見偉人墮入凡塵的自卑感，還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偉人強，所以他們也沒什麼了不起的自大？偉人之所以偉大，在於他們有著不同於平凡人的不凡功績。他們也是人，自然有這個那個的缺點與不足，但並不減損他們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拍國父孫中山的紀錄片應該專注在他公領域的表現，縱然不該忽略必然會有的過失，但也不是隨便加上一些空洞的形容詞，就要別人接受這樣就算多元化的評論。
對偉人的神化與醜化都是走極端，執春秋之筆者，在論斷他們時，請常懷最起碼的尊重。台灣人在各個領域中都已經找不到可以仿效的對象，如今把爭議性最小的國父，也拿出來貶低，還教訓大家不要神格化偉人，真是要拜託台灣的意見領袖們了，可不可以留一點英雄讓我們小民崇拜一下。
http://blog.udn.com/amytsai/4310952

平路的孫中山先生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曾說過「沒上過酒家，不是男人。」，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說：「不好色不是男人」，這都顯示了他們就如同一般雄性激素亢奮的普通雄性動物，都會有向外「掠食」的行為。但是他們不是因為上酒家或好色成名，而是因為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表現，受到注目。所以，如果我要詮釋他們的話，重點不會在許信良和施明德感情生活，因為他們的成就是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所作所為。這不是神化他們，也不是為他們歌功頌德。他們也不會因為略去感情生活的報導，就被認為不是普通人。
最近因文建會為慶祝建國一百年，出資拍攝《國父孫中山》紀錄片《國父孫中山》。可是因為紀錄片製作人平路發表的言論，惹起陣陣風波。平路到底說了些什麼？
平路說，國父是「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的人。他有種憨、不怕輸的特質，沒有實權也沒有兵力，依舊不屈不撓。他去世前沒有軍閥願理會他，去世時，只有地方報紙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地位今昔落差極大。回溯國父的一生，他既親日又聯俄；他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憲政結構，影響台灣甚大。另外，在紀錄片簡介裏還提到「台灣憲政因實行他的五權憲法至今如此困惑」。
因為這些話，引來中研院院士胡佛及周陽山聯名投書媒體，批評文建會和建國一百年基金會主其事者，處理國父紀錄片的心態「輕佻侮慢」。平路以「失望」兩個字表達自己的無奈：「我很吃驚，這件事情受到如此意識形態的規範。」平路說，「有種言論被箝制的感覺。」她表示，自己的言論沒有任何違反史實的地方，當初會一心投入紀錄片的規劃，就是秉持凸顯國父人性，打破他被神格化的一面，未來還會堅持下去。
孫中山先生，本來就是一個普通人。筆者相信他一樣有七情六欲，一樣有生老病死，一樣有優缺點。在2000年以前，他的形象的確受到完美的保護，有關他的批判，或在台灣成為禁書，或是以隱微的方式評論。但無論如何，在教育普及、思想多元今天，再加上國民黨失去中央政權八年，台灣本土意識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成為台灣不可挑戰不可批判的神主牌，孫中山先生已經不可能再有任何神化意象。連每年3月12日的國父逝世紀念日都只成為植樹節，不再有人提起他的事蹟，擔心孫中山先生神格化未免過慮了。
拍攝國父紀錄片的動機和目的何在，是為了記錄孫中山先生與四個女人的感情生活？是為了記錄孫中山先生的天真、無知？是為了記錄孫中山先生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理論行為？是為了記錄孫中山先生對台灣憲政因實行他的五權憲法至今如此困惑的禍害？這真的是政府出錢拍攝國父孫中山先生紀錄片的目的？如果不是這種目的，那紀錄片的製作人講這樣的話，其目的為何，是為表示自己的公正超然，是為表示自己不會把孫中山先生神格化？
以台灣社會今天這種開放程度，以台獨和反中為神主牌的民進黨氣燄高張的政治氣氛，筆者不相信拍出一部歌功頌德、塑造聖人的紀錄片會有市場，會不受到嚴苛的批評。因此身為紀錄片製作人平路必然得以忠於史實的方式，經得起挑戰的內容製作本片。但如果平路真的是以國父是「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的人」、「去世前沒有軍閥願理會他，去世時，只有地方報紙以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地位今昔落差極大」、「他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憲政結構」、「台灣憲政因實行他的五權憲法至今如此困惑」心態來製作這部紀錄片，對孫中山先生必然會是一部偏向負面的影片，必然會把孫中山先生在台灣本已衰頹到無人追思的情境，再加踐踏貶低。
以平路自己表示的，她之所以願意答應出任建國一百年基金會的執行顧問，就是出自她對國父的喜愛及研究的投入。筆者寧可相信平路並不是抱著想貶低孫中山先生的動機來製作本紀錄片，但從她的發言，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胡佛先生和周陽山先生會認為他處理國父紀錄片的心態「輕佻侮慢」。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平路2006年1月22日在亞洲周刊發表的文章「浪漫不浪漫？」，評論老少配的現象。當時引起諾貝爾獎得主的楊振寧極大的不滿(註：82歲高齡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於2005年1月結婚)，平路的回答是「對啊，我覺得他太沒幽默感了，而且我真的不是針對個人，我對他們的八卦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是就是把它當作一種現象，就是老少配我一點都不反對。」。請看摘自平路該篇文章的部分文字，到底是不是楊振寧先生太沒有幽默感：（另參本館：《情書》）
「不久之前，音樂會中見到那位老科學家與他的新婚妻子。」
「對妻子，畢竟是一種太長久的壓抑，所以儒家文化的家庭結構包含著隱隱的暴力：日後，不滿足的婦人用扭曲的欲望或變態的淩虐﹐掌理家、支使子媳、或頓挫那只無能的老獸。
真相是……老夫少妻怎麽過日子？
眼前飛著細小的蚊子，視網膜有破洞，膝蓋頭也颼颼地風濕骨刺，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覺，站著，憋氣，卻又像滴漏一樣遲遲出不來。」
也許平路是一位作家，習慣以文學方式處理議題，不過卻忽略了其表達方式可能對別人造成的傷害。就這一次平路談論孫中山先生的事，我單純的把它認為，那是平路認知的孫中山先生，這些評價也許真的是孫中山的一部分，但是否適合做為慶祝建國100年紀念的孫中山先生臉譜，我建議政府是應該慎重考慮的。
http://blog.udn.com/Horace2007/4311987

四、孫中山之分析

　　孫中山的面貌如同Schiffrin所說的，由國民黨、中共、蘇聯、甚至軍閥、日本等各取所需來決定（五一五導言p1）。在此偏重於析判他的三民主義。

　（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依孫自述其三民主義體系產生於流亡歐洲時，考察當時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問題，而將興中會時期原有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權之外，加上民生主義。但薛君度認為孫的三民主義在1910前並無系統的闡述（五一六p143）。其實孫的三民主張在歷史發展中，除一些基本原則外，並無固定的主張。
　　1905年7月30日〈中國同盟會會員盟書〉孫云：「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五一四Ⅱ5p1，指《國父全集》第二冊第五篇第一頁）。11月26日〈關於三民主義之著述與演講〉提出「三大主義」（Ⅰ1p173），同年在民報發刊詞則改為「三民主義」。
　　1906年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提出革命三期說－－軍法時期以三年掃除革命的障礙，修道路、設警察、辦教育、興農工商後，再行約法時期的地方自治，最後實施憲法（Ⅰ3p1）。同年〈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則提出五權憲法（Ⅰ1p178）。
　　由上分析可知，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同盟會之初，即孫梁論戰時已提出。只是孫氏一貫的妥協心態（五一五p1。妥協雖是民主精神但不利革命），並未將之貫徹實施。在辛亥革命後遭多次革命挫折，才認為革命黨人未確實依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並重及軍法約法憲法三期順序，而只知以種族主義排滿，並輕易讓軍紳滲入革命陣營，以致革命失敗（Ⅱ7p96）。

　　　１、民族主義的前後不一致

　　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和孫的種族觀是「漢族中心沙文主義」，比如章太炎1903年〈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否認文化天下觀，批評滿清奉行孔子之教只是為愚民（四七八p426）。鄒容在1903〈革命軍〉認為滿人蒙人同是西伯利亞人種不屬中國人種（p492），認為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滿清奴隸之代表（p497），主張要誅絕洗盡滿人使中國大陸成為淨土（p490）。此種偏頗當然激出滿人「殺盡漢奴」的主張（五０六P705）。以上可對比「台灣河洛中心沙文主義」的「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國豬滾回去」「半山是台奴的代表」「客家人、外省人是台奸」。
　　即便後期因統一全中國之需要，而強調中華民族，但孫氏骨子裡均一貫地以漢人為中心（Ⅰ1P86）（這就好比民進黨的溫和派和李登輝掌握了台灣優勢之後，也會說客家人、早住民、外省人只要認同台灣皆是台灣人，或李的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其骨子裡仍是河洛中心沙文主義）。
　　孫在民元年〈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說：「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民族之統一」（Ⅱ4p8），同年〈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甚至認為鐵路建設可促使各地方言消滅而形成統一的國語。到民8年〈三民主義〉認為漢民族應犧牲血統及歷史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合為一中華新民族（Ⅰ1p206），孫氏如此主張的背景是滿人附日、蒙人附俄、藏人附英之情勢已逐漸形成（Ⅰ1p214）（這就好比外省人逐漸從台灣國民黨疏離出去，李登輝又用各種權術想拉回或至少穩定情勢）。孫並辯駁認為中國漢族中心的種族帝國主義是種王道和平的感化（Ⅰ1p30）（對比起來孫還算誠實雖免不了美化，而民進黨、李登輝及一些學者，操弄了台灣民族中心主義，還誣指他人不認同台灣、是中共的同路人）。到講《三民主義》之前後，中國已淪為「次殖民地」（Ⅰ1p11），故他堅決反對聯省自治和世界主義，批評這些主張只不過是軍閥意圖分裂和列強意圖瓜分中國的借口。

　　　２、民權主義理想的幻滅

　　孫在1906年即提出五權憲法，之後他認為西方的代議政治會造成人民無權政府能，故要改行全世界最完善的「權能區分」，使人民享有政權，政府有五種治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Ⅰ1p99,119）。孫本來心儀直接民權，但地廣人多的中國不可能，故創出「國民大會」代行。民7年〈革命方略〉規定人民的直接民權限於縣級，在中央只能選舉總統、國大代表、立委，其餘對中央五院的選、罷、創、複四權由國大行使，五院皆對國大負責（Ⅰ3p146-7）。到民13年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24條規定國大對中央官員含總統有選罷權，對中央法律有創複權（Ⅰ3p371）。
　　孫之後國府的《五五憲章》充分地反映孫以國民大會為中心的五權憲法。抗戰勝利後，張君勱為抑制蔣中正權力，乃將蔣原構想的總統國大雙軌制，扭轉傾內閣制的《中華民國憲法》。蔣在台灣又透過臨時條款加強蔣總統實權。解嚴後，法政學界回歸內閣制憲法之理想，不敵民進黨渴求以總統實現台獨、和李登輝奪權的野心，而在修憲中陷於有權無責的直選總統制。以上申論後述。

　　　３、民生主義背離革命實相

　　與毛澤東相比，毛成長於內陸的湖南，從小對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政經文化深層結構有種無意識的理解，而孫生於沿海靠殖民地澳門74里的翠亨村，該地土劣不宜耕種，村人多到外經商。據說孫從小就反對纏足、蓄奴及賭博。但13歲（1879）便到檀香山投靠大哥（五二七p11-4）。1883回國不到二年又出走殖民地香港學醫，1892年畢業後在廣東行醫，但1895年廣州起義後便開始流亡海外，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回國。
　　孫一生雖為中國而奮鬥不已，也試圖了解中西文化，但由他認為中國自古便有民權且過於自由（Ⅰ1p56,63-71）、西方人權是爭來的而非天賦人權（Ⅰ1p99），由他的平均地權和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民生主義（Ⅰ1p129,137）。可知他不了解天賦人權是西方古典民主政治的形上基礎，不了解政府權力的危險故主張五種治權是政府的能力而不予分立式制衡，不了解中國的民本不是民主當然也不可能自由，不了解民生主義並不合當時中國需要。當時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勞工受到軍紳、資本家的壓迫，故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是都市平均地權而是土改（孫雖也提耕者有其田），不是代表全民所有階級（Ⅱ4p61）而是農工階級（孫雖也說要解放保護農工，Ⅱ4p49,61）。中共尤其毛派就深深地抓著此要害，經長期鬥爭而打敗了國民黨。
　　難怪Young會認為孫和梁啟超、章太炎等精英對中國社會結構欠深入了解，對農民及工人只是傳統家長式的關心，而不知群眾運動和土地改革才是革命的核心（五五一p50）。

　（二）三民主義餘論

　　由於孫對中西文化均欠深入了解，加上其妥協性格，未能建立嚴密的革命的武力組織、綱領及長期的宣傳、組織、動員和革命群眾（五一五p83p220）。這不但造成三民主義在理論及實踐上均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難題，也使得他的革命在十次革命、討袁、護法、北伐、容共中不斷挫敗。
　　相關於三民主義尚有二個議題值得討論。首先是正統之爭，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國共都在爭誰才代表孫的正統，以三民主義為判準，吾人可判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才是正統，同理，李政權及台灣國民黨均背離了從孫中山以來三民主義所強調的中國統一及中華民族、五權憲法、平均地權及均富。再來是孫所創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否尚存？國府在台雖極力為二者生存奮戰，但終不敵國際現實、中共壓力、尤其台灣民族主義。到李政權時，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只剩名號而已，其骨子已是台灣民國及台灣國民黨。

　　六、蔣中正之分析

　（一）學者對蔣中正的不同看法

　　有關對蔣中正的評價，由艾愷的《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可知，被負面評價者多（五三七p1）。艾愷認為其實這些評價大多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認為蔣太保守傳統故無法讓中國現代化，但蔣大致同樣的做為卻能讓台灣現代化，而毛卻不能使大陸現代化（p12-3）。
　　艾愷認為會如此評價是因學者在找蔣失敗的理由（p61-3），結果：「辯論的核心是，如果蔣介石不是Ｘ（軍人、儒教徒、頑固、權威主義等等），他可能不會把大陸失落於共黨之手。同時他們又辯解或承認（暗示或明示），蔣介石之成為Ｘ，也正是他成功的原因。在政治和行動的問題方面，蔣介石採取短視的Ｙ政策（派系權力均勢、派系彼此對抗、與地方當權者妥協、在實施社會改革前致力於軍事統一、喜好比較現代化、西方化的城市資產階級等等），而不採Ｚ政策（促進群眾組識、農村改革等等），是他最後失敗的理由。然而，他們同時也辯解和承認，如果蔣介石沒有採取Ｙ政策，他就得不到他那樣的顯要地位或根本不能生存。因此在基本上，他們的辯論是：使蔣介石成為一個成功的、甚至『不可缺少的』政治人物的因素，也就是他保不住大陸的原因」（p61）。
　　但艾愷認為：「他們為什麼不辯稱，蔣介石Ｘ因素不夠或Ｙ政策未能充分執行，這樣不是更符合邏輯嗎？」（p61）。

　（二）蔣中正與孫中山

　　孫中山的繼承人是蔣中正，理由是蔣氏除清共、反共、及統治較集權外，其餘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之看法與做法均承襲孫。即便清共反共及集權，孫蔣易位，孫也會如此，不然只能對中共和軍閥稱臣，其實孫在討袁失敗後成立「中華革命黨」對黨員要求也是非常集權（五一四Ⅱ3p2，Ⅱ6p16），並造成黃興反對而脫黨。
　　至於中共所謂孫中山的「三大主義」（援助工農、聯俄、容共，五三八p290），也不過是中共在爭孫之正統（五三八p531,650,765）下所創出的口號。更何況孫的工農政策也非中共的工農運動，而是與蔣的主張一致。蔣在18年1月1日〈對於關稅之感想〉認為國民黨的農工政策不同於中共的抗租、罷工、怠工、減工（五三０p527）。
　　在民族主義方面，孫認為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而成，蔣亦然（五三二p2）。孫主張中國統一反對聯省自治，反對蒙、回、藏分裂，蔣在民33年的《中國之命運》也認為百年前尚未被分裂的中國疆界－－包含當時不被國府管轄的東北、台澎、內外蒙古、新疆、西藏－－是中國生存所必需（p7）。即便撤台，也反對台獨，反對兩個中國，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合法的正統（五三０p2352,2356,2360）。
　　在民權主義方面。蔣繼孫厲行軍訓政。蔣也與孫一樣認為學生、軍人、黨員不可有個人自由，而必須為追求國家的自由而奮鬥（五三０p1701）。
　　在民生主義方面。蔣不但依孫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在民生主義增補育樂兩篇。

　（三）蔣中正的基本特質

　　　１、思想

　　蔣的思想主要來自孫的三民主義、中國傳統儒家、及日本武士道軍事教育，蔣對西方的理解和毛一樣欠缺。蔣類似孫強調中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五一四Ⅰ1p42，五三０p580-2）。蔣認為朱子的格物和陽明的致良知，陽明的知行合一和孫的知難行易，彼此可互通（五三四p32）。蔣批評日本的武士道在學習陽明學說時忽略了王道與仁，只知忠勇（五三０p578-580,594）。又批評中共的唯物辯證法是獸性奴性的，而易經天人合一、心物合一、性善、承認天及神存在的辯證法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五三三
p22,11,53）。蔣認為從三十年的反共戰爭血的教訓，得到對付共黨的矛盾律，要使自己內部單一純潔決不容許任何一點矛盾或對立而被滲透分化；對付否定律，反共組織的精神必須自強不息，當你強彼弱時不可姑息，必須徹底消滅，當彼強你弱時寧可待機報復，切勿妥協共存；對付質變律，反共組識的精神必須嚴肅保密（p20-1）。以上促使在台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及白色恐怖。
　　為對付中共，蔣除現代代的地方建設外，還大力推行傳統的保甲團練（五三０p630），並要求將領和官員熟讀曾國藩、胡林翼等清代平亂的練兵語錄及文集（p221,927）。這些做為在瓦解的結構中，如同蔣的反省，已成為「假公濟斯，招搖敲詐，公報私仇，勒索窮戶」的工具（p1267）。而建設農村的現代化計劃（含建立行政體系、警政、戶政、預算制度、銀行合作社金融業、財政、交通、水利、地政、教育、司法，p847），也因軍閥割據、中共叛亂、和官僚腐化無能（p561，五三三p104）而失敗。除上述政軍建設外，九一八事件後又發動新生活運動，希望藉類似軍事化、教條化的生活規範（四維、八德、整齊清潔迅速確實）來維持瓦解中的道德秩序（五三二p118）。
對以上現象的研究，Duara認為在伝統鄉村社会權力文化網絡瓦解下的清末民初，當各種新政權試圖以現代机搆或舊文化網絡來重建政權時，舊有的社会精英因無力保護鄉村杈益而被新勢力淘汰或逃避徵召，而新的掠奪者則乘机占領此一杈力真空，而與新政杈共犯來掠奪鄉村杈益，如此一來不但造成現代化失敗也更進而瓦解了舊有的文化權力綢絡（一二一八p.234-243）。
蔣到台後更加強地方的現代化建設和以大傳統教條改造民間的小傳統禮俗信仰，相對的中共則否定大傳統強調小傳統。而李政權則試圖以後現代的「集體記憶」，喚起已瓦解了的台灣前現代的城鄉情感及結構，藉以突顯其台灣生命共同體、社區運動、文藝季的政治目的。前三者所為，因皆存在某一國家意識形態（西方列強入侵，導致中國民族喪失自信心，故要復興中華文化；西方列強入侵，加上封建文化壓迫，故要解放中國小傳統的生命力；外來統治者尤其中國意識使台灣意識低落，故要重造台灣），所以都在美化某點的同時，虛構一個業已消失或正在瓦解的幻想，其實幻想能否實現對負責推動的官員、學者、及運動家在客觀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經由這些運動達到了國家意識形態重建及權力論述霸占的欲圖。至於民進黨陣政權更是大力搞文化台獨，因為其他形式的台獨已被美中聯手封殺了，難怪杜正勝幹教育部長幹的郥麼差也下不了臺，台獨嘛！只要頭頂台獨神祖牌，任誰也动不了他。。

　　　２、軍事、教育、與政治

　　比較蔣在大陸及台灣的統治，前者重軍事後者重政治，這與蔣的軍事教育背景及當時面對軍紳政權有關，但深入反思大陸敗因後更加強調政治。
　　蔣從黃埔建軍開始就強調國民革命軍的使命在建國及實現三民主義（五三０p391-2），撤台後形成建國的近中遠程目標，近程是建設台灣成為模範省，中程是實現三民主義於全中國，遠程是弘揚三民主義於全世界（五四三p52）。對此，台獨、反國府、及台灣優先論者，展開了對國府在台含社政經軍文化等舉措的扭曲性批評，而不知國府的這些舉措均有其背景條件，主要並非出自將台視為過渡或剝削的工具，果真如此就沒必要建設成「模範省」（李的「新中原」也不過如此）。老蔣的近中遠程理想，隨著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的劣勢，小蔣經國改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李登輝奪權之初偽倡「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天下」，奪權中則操弄「台灣優先」「台灣至上」，已奪權則高舉「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其实李一貫的本質是投机下的台獨分子，所以下台後便原型畢露了，不！從年青時加入共產黨便已是个投機分子。還有陳水扁也一樣‧怪了？為何只有投機分子才能在力得勢，這顥然不只是投機者本身的問題，更嚴重的應是台灣人出了問題，不然怎会老是選出這些人？
　　革命軍的精神強調主義，軍紀，三信心（自信、信仰、信任），主義領袖榮譽責任，服從命令，親愛精誠（p393,408），這些成為國府在台軍隊及軍訓的政戰之核心－－五大信念、三信心（五四三p20，五四五p110）。
　　蔣並認為透過政工人員、革命警察、學校教育、新生活運動等，撤台之後更透過系統性的黨政軍教育、救國團、各式社團組織、傳擴媒體等，以威權統治方式，將以黨治國、以三民主義治國的理念，貫徹到整個社會國家（五三０p493,505,1055,477）。過程雖有效但最終還是失敗。
　　民國16年批評各級學校大對三民主義和當前中國問題欠了解（p481），這種教育教出的學生不知如何做人，不知本國歷史及立國精神，只知盲目地接受外國一切，不惜出賣國家民族（p1055）。蔣認為唯有依黨員十二守則而來的青年十二守則來教育，才是革命的、愛國的、人生的教育，才能建立民族自信及自覺（p1056）。
　　蔣的上述教育原則均體現在大陸及台灣的所有軍事、學校、和軍訓之教育上，只不過實施方式不同。在學校是透過正式的公民與道德、生活與倫理、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軍訓之課程，及非正式的朝會、週會、標語、口號、訓話……等等來完成。
　　由於蔣認為民主非長期訓練不可，有了知識和紀律才有民主可言（p552，民18年），加上軍訓憲政的革命方略傳統。蔣反思北伐之後列強侵略、地方武力、思想紊亂，所以要先訓政，不准罷工、罷課、示威遊行（p516，民17年）。認為青年救國的方法是刻苦求學而非呼口號搞小組織（p554，民18年）。之後中共又利用民主自由，發動群眾運動（五三一p408-9）。抗戰勝利後中共和共路人更鼓吹「國民黨退出軍隊、校園」「反內戰」「反美帝」「反飢餓」「反壓迫」等之學生運動（五四五p89,90,94）。
　　以上促使蔣認為在革命成功及全國統一前不能充分地實施民主憲政，表現在台的就是長期戒嚴、以黨政軍治國、反對美國以外援要求實施民主自由（五三一p266）。批評異議人士為反動分子，試圖以民主自由迷惑世人、擾亂社會、投機取巧（五三０p2015）。並認為立院的質詢要有分際，要考量當前的反共抗俄任務及國家民族利益，監院監察的敵人應是共匪而非國府（p1768）。又將憲法冷凍，如停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以臨時條款擴大總統權力（p2037）。
　　蔣的上述做為在國際冷戰、威權統治、及大力發展經濟下，在民60年之前雖有《自由中國》、雷震組黨、少數省籍政治人物、彭明敏事件、及孫立人事件等政軍異議問題，但統治上仍屬極有效。之後小蔣在內外情勢力變化下逐漸將老蔣的硬式威權，轉成軟式威權（到李登輝則是名為民主實為民粹威權，中共則還只是準威權）。反映在軍訓上的是，民41至49年軍訓由救國團主管，民49年之後由教育部主管。民64年開始革新，教官年青化、校外輔導時可著便服、校內則將重點置於軍事教育和生活輔導而減少思想政治的成分（詳見五四五）。但隨著社會運動及自由派師生之反對，軍訓及教官在教改的聲浪中遲早將被掃出校園，現今李政權尚需以它執行軍政任務而已。
　　蔣在軍事上除強調學自日本的正規軍訓練之操典外（五三０p417），從國共合作中學得蘇共式軍隊黨代表制，並在與軍閥及中共鬥爭中加強以黨領軍，加上克勞塞維玆的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五四六p1，五三一p310-320）。這些總和成政治作戰（五四五p98），並由小蔣負責「政戰學校」和軍隊之政戰。如此雖能有效地以黨領軍，有效地解決了大陸時代的幹部腐化、軍閥遺習、軍紀敗壞、及薪水補給遭貪污等弊病。但在台獨及反軍權的聲勢下，軍方成為反對運動的靶子，李登輝趁勢先除去軍方強人赦柏村，再迫使軍方認同其經營大台灣的政策，軍方表面上最附和李，但其實早在意識形態尤其國家認同上陷於紊亂及分裂。二蔣時代的國軍戰力在Cline的國力評估公式：國力=（基本人口領士+經濟能量+軍事能量）*（國家政策+國家意志），因後二項得分很高，故國力評估結果大增（五四七p269）。但隨著國家認同紛亂及族群對立，國力衰退。李政權採取強化台灣意識及增購尖端武器的方式，來加強國力，而正好對上中共的中國意識及更尖端武器，於是在1995年6月之後爆發了中共對李的文批武嚇。到陳政杈時玩的更兇，當然老共下手的也更狠，什麼三天亡台、斬首行動等都伝出來了，連老美也跟著起哄，當然其目的是為了賣武器及恐嚇陳不得盲搞台獨。

　七、毛澤東之分析

　（一）社會主義論戰

　　分析毛之前先要論及民初的兩次社會主義論戰。第一次是1920年的「社會主義論戰」，此次論戰為馬克思主義及中共在中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五四八p454）。第二次是1928-1933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此次論戰是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的屬性是奴隸、封建或資本主義，並藉以找出階級鬥爭的力量及對象（p464）。
　　第一次論戰的背景是陳獨秀等主張民主自由《新青年》，由於欠實現民主之社政經條件，故從道德型的知識分子變成行動型，試圖以共產革命方式建設一套全新的社會主義政治。而當時的西方正處文化危機，蘇共則以全世界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保護者自居，向外含中國輸出共產革命（五五一p212,216）。此次論戰共有三方，社會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分別從兩方夾攻共產主義（p455）。
　　社會改良主義（張東蓀、梁啟超、蔣百里、張君勱……）以《解放與改造》雜誌為基地，分四點攻擊共產主義：一、中國當時缺乏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革命所需的資本主義發達之工業，及大量的無產階級。二、中國當時急需的是開發實業以解決貧窮。三、社會主義者應自知自己沒有打倒軍閥的能力，而只能以教育救「無知病」，發展實業來救「貧乏病」。四、缺乏大量自覺的勞動階級、強行共產革命，將發生「偽」的農工革命（p456-7）。
　　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李達……）以《新青年》雜誌為基地，反駁如下：一、中國不但有階級對立，且有大量因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剝削下的貧富懸殊，所以應建立無產階級為主力的革命。二、發展實業建立資本主義只會增加貧富對立，故應行社會主義。三、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是全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四、社會改良方法是與資本主義妥協，根本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p457-8）。
　　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聲白……）以《民聲》雜誌為基地，分四點批評如下：一、人應有絕對的自由和自由意志，人類社會也憑此而進步。二、國家是強權之最惡，必須反對並消滅之。三、政府尤其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政府，濫用強權、壓制自由、剝削和迫害勞動者，故要全力反之。四、任何國家、政府、組織、紀律均違背人的絕對自由意志，故須取消（p459-460）。
　　馬克思主義者反駁如下：一、絕對自由不可能，強權如用於對抗資本主義則非罪惡。二、國家在共產主義之前不能消滅，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來對抗資本主義、封建階級、帝國主義。三、資產階級不可能自動讓位，故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四、為了革命和建設，必須加強人民的組織和紀律，在共黨的領導下有計劃的生產與消費（p460-1）。
　　由上述批評及反駁可知，陷於政治意識形態者（不只上述陳獨秀等，從馬恩、列寧、到毛澤東均如此）在狂熱的信念下，不但會以保護帶來反駁共產主義既已存在或將會存在的弊病，而且能在背離教義下，深深地動員出革命力量，而取得政權。
　　雖然陳獨秀在1922年中共二全大會曾提出最低綱領的「民主主義革命」和最高綱領的「社會主義革命」（p433-5）。但陳因：一、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而只依打倒權威之心態在批評軍閥、國民黨及中共的反民主。二、不了解革命組織和動員群眾之重要，故在任七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除前二年前參與北京上海的群眾運動外，其餘均只是名義領袖，且被排除在國共合作之外。三、不了解武力對革命之重要，故不但反北伐也反紅軍（五五三p367-371）。相反的毛則深深地掌握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五四八p449）。所以陳不但在國共合作失敗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也在1942年死之前的1940〈給西流的信〉中批評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了民主政治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並重新肯定傳統文化「國粹」的價值（五五二p335-6）。可惜號稱中國啟蒙運動大將和中共創始人的陳獨秀，由於對西方的民主科學、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等的理論及實際，均欠深入的了解，以致於在救亡心切下，導致了啟盲與滅亡的相互芻化。
　　第二次社會主義論戰的背景是聯俄容共政策失敗，1927年陳獨秀下台，瞿秋白繼任總書記執行農工城市暴動，1928年失敗又以左傾盲動主義被清算。在共黨國際方面，托洛斯基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尚無力量，農民又非革命主體，故中共的革命應是培養革命力量而非盲目暴動，此被與托奪權的史達林稱為「托派」（五四九p44-5）。史達林控制下的共黨國際則認為中國革命主力在農工，革命對象是封建、資本、及帝國主義，故李立三又繼續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又失敗。以上內鬥及失敗，刺激了爭論中國社會屬性之論戰，以便找出革命的主力及對象。論戰的過程及有那些主張參見（五四九，五五０p127）。重要的是中共經由此次論戰，將中國社會定位為「半殖民半封建」，主張以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推翻國內封建勢力、國內外資本及帝國主義（五四八p464）。

　（二）毛澤東的奪權策略

　　研究毛澤東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奪權策略極其高明且有效，只是奪權卻無助反損害了中國之現代化（就好比之前的革命黨人能奪滿清之杈而無力建設中国，之後的李登輝、陳水扁能奪二蔣中國民黨之權，但都種下经政社敗坏之因）。另外民進黨的美麗島及新潮流兩大派系的奪權策略與毛竟然神似。毛以分析革命的結構為基礎，找出可做為統一戰線的革命力量和被革命的對象。同樣的，美麗島系的張俊宏和許信良早在《台灣社會力分析》便已開始，到《到執政之路》張俊宏更進一步以革命方式分析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及民進黨應有的鬥爭路線，以做為民78年選舉策略的理論基礎。許信良以主席身分替民進黨民81年選舉失利負責下台後，更積極地建構台灣的民族主義，到84年提出《新興民族》及《挑戰李登輝》，做為黨內競選及85年參選總統的理論基礎，如能在黨內打敗台獨基本教義派支持的彭明敏，將有機會檢驗他的「新興民族」論能否做為革命的力量以對抗李登輝。至於新潮流的《到獨立之路》更加入葛蘭姆西的陣地戰及運動戰，定出獨立革命的方式。（結果許敗出走，之後成為陳水扁的批評者，而新潮流則成為陳的打手，直至2004年立委敗選，二者才鬧意見。）
　　毛每一階段的鬥爭策略都是經他本人獨特的方法，分析了革命環境的結構之後再採取的。依他自述，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分析〉調查的對象是，能夠從他們身上找出革命對象的弊病及革命主力的，中下級失勢官員、窮秀才、破產的商會會長和貧農（五三八p748）。毛辯駁這種方法「雖曾被人識為狹隘經驗論，我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發言權」（p749）。毛迷信這種非理性不科學的調查方法，難怪會發生全民大煉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極悲劇。奈何這種歪理逆施不但能動員群眾和精英，還能奪權。執筆至此，真令人迷惑，為何歷史上一再出現這種非理性，果真是根源於人內在的邪惡？！
　　毛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正處國共分裂及清共的前夕，毛為找出中共革命主力及對象之所在，以進行統一戰線，認為當時中國社會階級如下：一、地主資產階級。他們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是反革命派。代表他們的政黨是青年黨和國民黨右派。二、民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反對聯俄容共，反對左派分子。但革命時這些人只能向左向右，不可有中間獨立的可能。三、小資產階級。含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小商人。其中的：１、右翼，有餘錢剩米的少數，膽小怕革命，相信中產階級。２、中立者，能自足，對洋人、軍閥、土豪、劣紳皆不滿，懷疑革命但非反革命。３、左翼，生活漸壞，是革命主力之一。四、無產階級，可分：１、半無產階級，含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２、無產階級，指現代工業的無產勞工，約二百萬人。３、游民無產階級，指丐幫、土匪、馬幫……等，引導得當可成為革命力量。
　　毛的結論是（一）和反動分子是主要敵人，（四２）是革命主力，（三）及（四１）是朋友，（二）左是友，（二）右可能是敵（p3-9）。
　　到1927年3月為反駁當時黨內外對農民暴動的指責，毛於是到下鄉調查，依長沙地區調查，他認為中國農民，貧農占70%、中農占20%、富農占10%，毛的結論是「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p20-1）。毛認為單就湖南地區就有農會會員二百萬，能動員群眾達千萬（p13）。
　　毛認為農民革命中所做的事均是被土豪劣紳逼出來的，在清算過程也算計的很清楚，一點也不冤枉，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誘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期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決不能矯枉」（p17）。此種坦白其實是所有革命皆有的合理化現象，只是有些「聖人」不會明言，而是透過「打手」來說。比如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對其對手決不手軟，無論速斷或迂迴，一定會用任何方法，包括抹黑、食言，必除去對手才干休。而他的「打手」則扮白臉，說什麼他的對手貪戀權位及反對改革，所以李必須除去他們；說李為了台灣利益，故食言不算什麼。
　　毛的農民革命主要有以下做為：一、以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遊街、關進監獄、驅逐出境、槍斃等來打擊地主，並沒收土地、減租、減息。毛認為土豪劣紳以前行白色恐怖，現在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的恐怖現象，很應該。二、以農民組織、共黨組識、農民武力、農民學校等取代舊有的縣府、團練、紳權、祠堂族權、淫祠神權、洋學堂、私塾等。三、禁止農民的舊習陋俗，如賭博、煙毒、花豉、鞭炮、道場、奠儀。四、清匪、修道路、興水利、廢苛捐、辦合作社（p22-42）。透過上述，毛認為農民運動在幾個月內完成了孫中山四十年國民革命做不到的事。
　　其實毛誇大其詞，兩湖農民暴動事實上失敗，且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所以毛在1928〈井岡山的鬥爭〉和1929〈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才會以工農武裝鬥爭需要：一、有很好的群眾。二、有很好的黨。三、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四、有利於作戰的地區。五、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等為由（p56）。為解決蘇區遭國軍封鎖所帶來的經濟困境（p69），首先對自耕農和富商讓步（p70）。毛並批評群眾有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毛病，所以必須由黨實施民主集中主義的領導（p71）。這種對私人經濟的讓步及對群眾的控制，隨著國軍的第五次而加強（p105,119）。
　　蘇區被攻破，紅軍逃往延安之後，毛在1936年12月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分析了從國共合作以來黨內外的鬥爭情勢。毛認為國共合作因國民黨資本封建階級叛變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而失敗，之後中共內部又犯了一連串左右的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所以才導致蘇區被攻下，「長征」到延安（p169）。分析結果，毛認為除了要反對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逃跑主義外，應依革命的三大法寶，結合當前革命形勢的改變而調整鬥爭策略（p138）。
　　毛在1935年12月27日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抓住了當時抗日的氛圍，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成功地打敗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毛並策反西安剿共領袖張學良、楊虎城，而爆發民25年12月的西安兵變，挾迫蔣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毛除趁機坐大外，並宣傳西安事件乃國民黨不抗日的結果，且認為中共有調停張蔣之功（p228）。真是占了便宜還賣乖。
　　毛重拾中共早期的二階段革命論，提出最低綱領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最高綱領的社會主義革命（p649）。毛認為抗日時期革命策略應是聯合抗日各階級組成抗日統一戰線（p145），但毛認為最高綱領不能放棄，只要時機成熟就應為之（p146,239）。
　　西安事變後，毛除一面進行統一戰線，放鬆早先的農工暴動和沒收土地，改同意用立法解決土地和勞工問題外（p240,766），還一面進行內部鬥爭。利用抗日機會壯大自己，同時對國民黨的要求也隨自己壯大而胃口愈來愈大，最後鯨吞掉。
　　毛內鬥的高潮是延安1942年文藝整風運動，毛針對當時大量湧入的革命新力軍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紛亂，提出黨內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三股歪風（p770）。毛批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觀主義不了解來自群眾的客觀真理，批評黨內其他派系犯了不懂民主集中制的宗派主義（p779）。批評黨八股文章對群眾無煽動力（p790-7）。批評文藝作家忘了文藝家的任務在暴露敵人的殘暴，並歌頌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光明面（p828）。毛認為文藝是一種意識形態，只能反應某一特殊階級的社會生活，不能超越（p817），不存在超階級的人性（p827），所以文藝批評的標準，政治第一、藝術第二（p826），革命文藝要求的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p824）。
　　毛在1940〈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則露出了他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的尾巴，毛認為必須保證共黨占有領導地位，政權代表人數，中共必須占1/3，無黨無派的左派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p701）。這種原則中共日後一再用於奪取大陸政權時的民盟，和九七前的港事顧問。
　　毛對國府胃口與時激增如下：
１　1937年8月25日毛向國民黨提出救國十大綱領，其中毛高明地提出全國人民除漢奸之外，都享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等之自由。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之政治犯。開放黨禁。動員蒙回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原則下共同抗日。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採民主集中制，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改良人民生活－－改善工人、公務員、教員、和抗日軍人家屬的待遇、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賑濟災民。肅清漢奸、賣國賊、和親日派（p326-8）。
２　1904年1月〈新民主主義〉主張：一、政治上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民主集中制方式，聯合反帝反封建者，專反革命分子的政。二、經濟上沒收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為國有，其餘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暫不沒收。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成為農民私有（p639）。
３　1940年2月〈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要求：一、實行所謂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二、取締「軍統」「中統」等特務機關。三、取締利用兵役、公債、統治經濟、救濟難民等機會的貪官。四、保護青年的言論、行動、集社……等自由。五、抗議國府的「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受到不公平待遇（p680-4）。
４　抗戰勝利後1945年4月24日〈論聯合政府〉批評國民黨武器比中共好，抗日戰力卻差，貪官污吏導致缺糧、拉夫、發國難財。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民主政府。懲罰親日分子、法西斯。取消特務、集中營。給人民一切的言論、集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撤消對解放區的包圍，承認解放區政權。懲罰貪官將領，改善中下階級官兵生活。實施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取締官僚資本，廢止經濟管制，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改善工人生活。取消黨化教育，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允許少數民族有自治權（p1013-4）。
　　當國府在國共內戰中不斷挫敗時，中共的胃口更是愈來愈大，最後是全面侵占、奪權、清算戰犯和反革命分子。
　　依蔣在《蘇俄在中國》的反思，蔣對毛的鬥爭策略是明瞭的，但蔣的回應受限於，他的威權統治必須像在台一樣能有效統治，不然更多的回應造成更大的腐化及民怨。蔣甚至無法讓國內外媒體及知識分子相信本來是事實的批評－－中共存在著民主及土改的虛假性、販毒（一一八七p.17,90,125,一一八八p.34）、走私、偽鈔、匪帮（中共如同孫蔣李陳，皆是對黑道旣利用又壓制，基本上是奪杈中利用、奪權後壓制，一二七一p.605-,721-,798。當然找个黑道來在自己鮪鱼肚上開个槍也無妨、只要能當上總統、一切值得。）等。基於以上教訓，蔣才會在台斷然地處置228、之後的白色恐怖、及各種以硬式威權對付異議。
　　由上分析可知毛的鬥爭掌握了以完善的軟體（黨的組織），結合各方力量（統一戰線），展現硬體實力（武裝鬥爭），彈性地（最高最低綱領靈活辯證地運用）順勢打擊對手直到倒地為止之原則。
　　就此比較，孫中山歷經十次革命、討袁、護伐、北伐等之挫敗，死前才從國共的合作中認知此原則，但這一切太遲了，且也僅於認知而已，就好比他透過書本來認知中西文化一樣，並未能在主客的深層對革命及中西文化產生無意識地體驗，所以他雖革命不斷但浪得「國父」虛名而無實權。
　　蔣中正雖從孫的教訓中了解軟硬體的重要，但卻無力完成「結合各方量彈性地順勢打擊對手直到倒地為止」。其因雖有外在環境之限制，但根本上還是他內在虛構出的仁愛慈孝（習自儒耶）異化了他完成鬥爭該有的精神意志。
　　相對的，李登輝個人深層地排他且不寬容的愛憎（習自耶教及個人成長之磨練），驅使他順台灣至上的勢，結合各方力量對其敵手彈性地展現實力，直至對手下台為止（或許有人會反對怎可將李的「民主之寧靜革命」與毛的「共產的暴力革命」比附，此種人若非基於護主心態，就對革命、共產、及民主無知）。
　　另外許信良大致上也掌握了毛李二人皆有的原則，但許面對的對手（蔣經國、彭明敏、李登輝）比他更強，因此勝利困難。雖然李許在修憲上為各自利益而相互勾結，但李無時不警戒對手想吞噬自己，故李在86年5月「就職週年記者會」上，批評許的「國、民兩黨合流及共組聯合政府」，好比共產黨要滲入並瓦解國民黨。李許在台灣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共通，促使他們在面對中共及中國民族文化時，能暫時合作；同理，毛蔣在中國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共通，促使他們在面對美國及台灣民族文化時，也能暫時有默契。
　　最後毛李許三人皆共有實現其目標之彈性，故皆知情勢對己不利時應採取迂迴以待機再打擊對手，這可從李與郝柏村、林洋港、中共的交手可知，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李會妥協，甚至對一路為他衝鋒先陣的宋楚瑜也如此，就好比許信良對於張俊宏，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結果吾人看到當宋阻礙了李為台獨而廢省時，李宋便翻臉，從情同父子転為仇敵，即使下台後仍要組个台联、勾結陳來鬥連宋的泛藍。本書從十年前便已揭穿這些政客的面目，奈何台灣人連媒体學者專家都迷失。其实只要能拋開意識形態情結，無論從奪權理論、人性本質及古今中外史实等來看，便可一目了然了，而無須當事後諸葛後悔不已，如此才是研究理論、歷史及時事之正途。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12518038

海外看孫文角度不同2011-09-16 中國時報 【傅建中】

    　今年是辛亥革命、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紀念，但在海峽兩岸要客觀的看這段影響近代中國命運的歷史，還是有很大的困難，因為大陸只談辛亥革命而避談中華民國，因為從中共的觀點，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已不再存在；台灣則強調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特別是過去六十多年在台灣再生的歷史，兩方面都不免失之以偏概全，反倒是在美國沒有這些糾纏，因此一場為時兩天的研討會，在國會圖書館亞洲部與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的合作下應運而生。
    　談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無可避免的要觸及孫中山的角色，儘管國民黨早已奉孫為國父，但海外中外學者都不如是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馬里蘭大學榮譽教授薛君度，他始終認為辛亥革命真正的領導者是黃興，他這種說法有點內舉不避親的意味，因為黃興是他的岳父。
    　不可否認的是，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並不在中國，而是在美國的丹佛市，他是在看報後方知辛亥革命已成功，然後才兼程返國的。至於西方學者所寫的孫中山傳，只消看看題目，就可知道孫並非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定於一尊的人物，像韋慕庭（Martin Wilbur）寫的《挫折的愛國者》（A Frustrated Patriot），或是席扶林（Harold Schiffrin）的《不情願的革命者》（A Reluctant Revolutionary），即可一目了然。
    　研討會的第二天，已八六高齡的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現任蔣經國基金會顧問），就孫中山一生在國內外的影響做了一場主題演說。丁氏認為孫對辛亥革命最大的貢獻在畢生奔走於海外的華人社會，為革命募集經費。這是從美國的選舉文化看孫中山。在美國政治中，誰有辦法在選舉時募款最多，勝選的機會就最大。自此而言，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台灣在這場研討會中並未缺席，中央大學汪榮祖教授提出一篇論文：〈誰促成了一九一一的革命？百年回顧〉。柏克萊加州大學的高棣民教授（Thomas Gold），專談中華民國在台灣從政治與文化上的轉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ROC on Taiwan）。文化的轉型從台灣光復後即已開始，目的在把台灣塑造成顯微版的中國，只是高壓的統治，導致民進黨執政時，處心積慮的去中國化，馬英九上台後，大家期待他全力矯正這一禍延子孫的歪風，豈知他把台灣當作原鄉，不遺餘力的追求獨台。
    　兩天的會議未見台灣駐美代表處有官員到場，顯然他們對歷史沒有興趣，可是在僑社中推動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紀念活動，卻不惜撒下大把銀子，這是政治任務，非得完成不可。中共大使館也不見有人出席，不過孔子學院是會議共同主辦單位，而這個學院是中共出錢支持的，算是達到幕後參與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會議中有不少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的後代，首日會議的主題演講人于子橋教授是于右任的孫子，另一孫兒于建中雖是物理專業，但因幼承祖父庭訓，對先人創造的歷史無時或忘，也到場聆聽，還有曾兩度是中華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的孫子也在會中回憶其祖父的事蹟。至於在國會圖書館任職的居蜜博士，則將其家藏祖父居正的日記、手稿 等文物輯成一集刊印成書，她在研討會上展示了這些歷史文獻，並作了報告。這些飄零異國的遺孑，在辛亥革命百年後，修成正果，讓人刮目相看。
    　居正日記引人注意的一項記載是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在全國十七省代表投票選舉總統時，以十六票當選，可謂眾望所歸，黃興得到的是唯一的一票。這似是對薛君度稱黃興為辛亥革命真正領導人的強有力反駁，不過也有人指出，孫中山的十六票，得力於lobbying（遊說），孫因久居國外，擅長此道。
    　紀念辛亥，緬懷中山，一本由美國學者史傳德（David Strand）執筆的孫傳，已於今夏問世，書名《未完成的共和國》（An Unfinished Republic），似在呼應孫中臨終時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回應
孫文不是偉人而是不負責任的大漢人沙文主義者 中國在19世紀慘遭列強瓜分主因還是滿人漢化太深
他只負責推翻滿清.卻沒辦法讓中國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局勢穩定領土完整.他執意革命的理由是要建立漢人政權而非真正為民主.大家回想一下孫文建立民國後這100年中國歷經多少苦難?
如果清末另一派溫和改革派康梁得勢.維持清朝但皇帝改虛位元首實行跟英日一樣的君主立憲民主議會內閣制.中國也許這百年命運會有所不同 .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並警告孫中山，一旦革命，清廷統治兩百多年的體系一崩垮，中國將是沒完沒了的流血戰爭，生靈塗炭。
孫中山萬萬沒想到康有為的預言這麼快，災難從此次以更大的幅度降臨整個中國，秋瑾砍了頭，徐錫麟剖開胸膛被清官拿去祭天成就的共和國，從此內戰不斷， 海棠殘破
中華民國取代大清國後，政治、經濟一直未能恢復秩序與穩定。尤其，軍事上歷經北伐、中原大戰、對日作戰、國共內戰等，半世紀的中國幾乎處於戰亂的時期，人民顛沛流離，死傷的軍民更難以估算，經濟體系已完全崩潰，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苦不堪言。
    　辛亥革命後.中國歷經: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蔣介石獨裁.日本趁中國貧窮混亂侵略.國共內戰.外蒙獨立.兩岸分裂.台灣發生228.白色恐怖.街頭抗爭國會暴力.大陸發生大躍進文革天安門.相較於君主立憲的英日百年來政治社會相對穩定清廉.如果清末是主張溫和改革的康梁壓過激進流血革命的孫文.可以提早實行民主而不會軍閥們搶做皇帝.造成百年來中國未曾真正民主
孫文說要驅逐韃虜.照理說推翻滿清後.韃虜(滿族)應該被驅逐回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恢復原先獨立地位.但孫文建立民國後為了統治其他少數民族.自創中華民族一詞.說穿了就是讓超過9成的漢族合法統治.說是五族共和.但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居劣勢永遠要被漢族統治.對他們來說只是侵略者從滿人換漢人
    　看看清朝比漢人建立的前一個王朝-明朝領土大多少?
就算清末割地.剩下來的土地也超過1100萬平方公里.如果在現代將是僅次於俄羅斯的國家.這可是滿人打的天下.照此看來.讓清皇帝像英王/日天皇繼續享有皇室禮遇有何不對?況且讓他們答應下放權力給首相改虛位元首.總是應該給一點補償呀.雖然每年要給皇室一筆經費.但這樣和平轉移政權給人民的代價絕對比流血革命動盪不安來得強太多.你看看民國建立後.多少軍閥搶著當皇帝當獨裁者?中國經過多少動亂多少內戰?如果清末是主­張­溫和改革君主立憲的康梁得勢.現在的中國早就是世界第一強國.而且是像英國日本這樣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的君主立憲制國家
    　近代中國只要發動流血革命總沒有好下場
當年共產黨犧牲那麼多生命推翻中華民國值得嗎?
當時蔣已經行憲且下野.但共產黨執意推翻.結果換來30 年共產實驗失敗.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10年文革浩劫.兩岸分裂.外蒙獨立.到頭來還不是實行市場經濟?如果當年維持中華民國.可以選舉國代立委.共產黨可藉民主選舉政黨輪替.兩岸不會分裂外蒙不會獨立.中國少走30年共產冤枉路.現在中國早就是世界首強
蘇聯老大哥慫恿外蒙獨立侵占中國外興安嶺以東含庫頁島1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還輸入共產主義讓中國白走30年冤枉路餓死數千萬人到頭來還不是實行市場經濟?
    　從小上歷史課，老師都會教國父孫中山武昌起義成功，建立中華民國。不過根據媒體，中國廣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家有表示，根據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授馮天瑜所著的《辛亥首義史》，武昌革命時，國父其實人在美國丹佛市，是看了報紙才知道武昌起義成功。武昌起義其實跟孫中山沒太大關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也認為，國父只是宣傳革命有功，不過武昌起義，卻沒實際功勞
    　中國在19世紀慘遭列強瓜分.原因並不是只有滿清的腐敗.主因還是滿人漢化太深.學到漢人中華傳統文化那些過時迂腐的思想(自許為天朝上國妄自尊大.視四周為蠻夷之邦.以四書五經為經典.嚴守祖宗成法聖賢言論)只要這些老舊觀念不改.就算是讓漢人的漢唐明盛世來也是照樣被西方船堅砲利痛宰.
別忘了清朝初期康熙可是歷史上盛世.比起漢唐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是因為康熙剛入關不久.漢化尚不深.思想開明接受傳教士帶來的大批西方科學工業技藝.康熙雅好西學甚至跟傳教士合編數學書籍.可惜自雍正後又落入傳統中國天朝上國的思維.頒布禁教令閉關鎖國.而後西方卻開始工業革命.註定中國日後挨打的命運
    　儒家文化幾千年來重道德輕錢財的觀念害慘中國!
孟子說:"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
過於主張道德高尚而視追求財富為罪惡
因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農工商四大階級中工商業排最低
然而西方近代之所以航海大探險/工業革命/發展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追求利潤"
也就是所謂的富國強兵
然而中國仍然相信中國仁者無敵以王道征服四週蠻夷.視西方這些工業製品發明為"奇技淫巧"
這造成中國與西方這兩百年來的差距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昨日在思涵堂舉辦「思沙龍」邀請歷史學者對話。專治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張朋園，長期研究清朝政治，特別是立憲派、梁啟超。他指出，中國是不是非革命不可？百年前的知識菁英已注意到此問題，當時有兩種主張，一是革命，用激烈的手段，推翻專制；另一種主張是在現狀下改革，君主立憲，在穩定中求進步，步步為營走向現代化，這兩種流派思想，形成清末的革命和立憲派。
　革命後 與亡國不遠
　革命和立憲派分以孫文和梁啟超為領導，初掀起約兩年的思想論戰，以及延續的路線之爭；革命黨說，中國現況已經敗壞到極點，有如破爛的大雜院，必須拆了，建造一幢新大廈，如果不拆，只修理是不行的。梁啟超則認為，拆了之後，如何建起新大廈呢？梁是持悲觀的想法，一旦失去舊秩序，動亂將沒完沒了。中國革命的結果當時是看不到的，多數人都支持革命。不幸革命之後的情況被梁啟超完全料中，中國雖沒有再受到列強威脅，但實際與亡國不遠，最不幸的是此後中國一再革命。包括一九四九的「大江大海革命」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一個又一個。中國推翻現狀後，最終沒有走向現代化，民主和經濟都未在中國實現。在張朋園眼中，「革命等於動亂」。張朋園表示，今天台灣的民主，若不是本省人的爭取和抗爭能否實現，很令人懷疑；但這與辛亥革命無關的。倒是梁啟超的思想，有鄧小平當傳人，鄧自己說：「我告別了革命」，在鄧小平指導下的改革開放，打破中國革命百年有70年在大動亂中的宿命，若不是鄧小平，中國的今天未必是如此的樣貌。
　梁啟超是漸進改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說，過去自己30年都做晚清的研究，辛亥革命成功嗎？要問自由民主政體是否成功？這是很深層問題。
　國人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是從興中會開始，有官方的主流思維，對此海峽兩岸的確各有盤算，大陸方面此前就有媒體、學界大肆炒作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當「品牌」，順便把城市（如武漢）旅遊打打廣告。大陸談辛亥，有官方意識形態的底限和禁區，將孫中山定位為「資產階級」，辛亥是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封建有成就，但不夠成功。因此中共強調要「新民主主義革命」來承接辛亥革命正統性，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正統之所在。黃克武說，梁啟超是漸進改革，1850年太平天國動亂的結果，是地方菁英的興起，清末推動政治改革，地方菁英就扮演一定角色，這就是立憲派，相對的，孫中山是從國外回來的，立憲派對地方結合很深，穩定秩序、社會慈善、地方經營很用力。
　沒立憲派不可能成功
　革命黨人有起義之功，但之後的響應，南北議和，若沒有立憲派的貢獻，是不可能成功的。回到歷史現場，立憲派對辛亥革命成功，具有很大影響力。但他們在民國初年，可惜就是沒有辦法發揮，這也是日後中國走向不斷革命的原因。
　黃克武說，在清末民初大歷史的轉折處「愈激進愈要革命，愈失敗愈要革命」，反而是梁啟超這類相對穩定的主張，是被放棄的一方。若問：革命是否建設的方法之一，但革命所造成的效果，是動亂；最慘的是掛著革命為名的文化大革命，把所有反對的人都打成「反革命」，其實是以革命之名殺人、行肅反之實。
　蔣介石更像梁啟超傳人
　如果說鄧小平是梁啟超的傳人，黃克武認為，最大的差別是，梁啟超是儒家；而中國大陸對改革開放迄今仍然標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框框之中，反而是大陸研究蔣介石的歷史學者楊天石對他說過，從蔣日記中可以發現，1940年起，蔣介石曾深讀梁啟超的著作，大為感動，所以蔣介石更像是梁啟超的傳人。
　革命者是歷史的棋子
　主持人、知名自由派學者、中研院人文社會所副研究員錢永祥表示，建國百年應該成為社會的公共財產，而不是嘉年華會放煙火而己，試著找出不是北京和台北官方的純民間觀點。
　他認為革命的定義應是整個社會為範圍、影響相當數目的群眾同時帶來新體制和新制度，就此而言，革命很難成功，人很難預先構想一套革命藍圖；很多革命者都自認是改變歷史的人，實際他們都被更大力量推引，是歷史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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