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與中共
蘇俄與中共
第一章 俄國史之分析 4
一 斯拉夫民族的悲劇
二 地緣政治、經濟與民族性 5
三 羅瑞克王朝(862-1598)
（一） 基輔公國 6
１ 公國的统治基礎
２ 公國的危機
（二） 蒙古人的統治
（三） 莫斯科公國 7
１ 諾弗羅哥公國
２ 加里尼亞公國
３ 莫斯科公國崛起之因
４ 伊凡四世 8
５ 混亂時期
四 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
（一） 彼得大帝與俄國西化 9
（二） 彼得之後的混亂與凱琳大帝
（三） 亞歷山大帝的改革與反動 10
（四） 尼古拉一世的保守專制
（五）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 11
１ 俄國農奴制形成的過程
２ 解放農奴的实相
３ 解放農奴的結果
４ 其他改革 12
５ 改革的後遺症
（六） 俄國革命的實相
１ 由西化派、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
２ 革命政黨的成立 13
（１） 社會革命黨
（２） 社会民主黨
３ 1905年革命與憲政發展
４ 1917年革命 14
五 蘇共政權的建立
六 蘇聯的統治、挑戰、回應與瓦解 15
（一） 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１ 馬克思如何看待歷史唯物論
２ 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
（二） 新經濟政策之實施
（三） 權力鬥爭與史達林的獨裁 16
１ 由三人集體到一元領導
２ 中央計劃經濟
３ 農業集體化 17
４ 極權恐怖統治
５ 史達林主義的危機 18
（四） 赫魯雪夫時代
１ 由集體到一元領導
２ 赫魯雪夫的經改及其結果
３ 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與東歐的反蘇 19
（五） 布里玆湼夫時代
（六） 戈巴契夫時代 20
１ 初期經改的無效與「重建」政策
２ 矛盾百出的重建與蘇聯的瓦解
七 葉爾欽革命性的改革 21
八 震揻療法與漸進式改革 22
九 社會主義瓦解與自由民主之關係
第二章 中共之分析 23
一 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
二 第一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
三 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958-1960) 24
四 調整期經濟(1961-1965)
五 文化大革命(1966-1977)
六 改革開放(1978-) 25
（一） 改革的內容及其弊病
１ 農業改革
２ 工商業改革 26
３ 教育改革
４ 政治體制改革
５ 改革產生的弊病
６ 解決之道及其後果
（三） 六四悲劇之分析 27
１ 六四悲劇的性質
２ 蘊釀期
３ 示威期
４ 絕食期 28
５ 六四餘論 29
引用書目 30
《蘇俄與中共》是在完成《緣現論》和《台灣共犯緣現體》之後，為析判中共與蘇俄的改革而寫，在「六四民運」及「蘇聯瓦解」的背景下，早在十年前就得出中共的漸進式改革優於蘇聯的震盪療法的結論，這十年來再再証实這種看法，這方面的統計資料只要翻翻相關的論著便一目了然，所以在輸入电腦時似乎也沒必要大量地補入這十年來的數据。
第一章 俄國史之分析
一 斯拉夫民族的悲劇
斯拉夫人的發源地在現今捷克和波蔅南部一帶，約一世紀之後往四方發展成：西支的斯拉夫人，含波藺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支的含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斯洛凡尼亞人。
東支的斯拉夫人九世紀時受從北歐入侵的瓦倫吉安人同化成俄羅斯人(一p.15-6)，並共建了俄羅斯第一个基輔公國(p.69)。
其中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因受立陶宛、波蘭的統治，而與大俄羅斯人在政治、文化、種族尤其宗教上（天主教－東正教）產生差異（直至2004年底，烏克蘭還因親西的西烏和親俄的東烏在總统大選上決裂，在美歐介入下，親西勝。在此之前，美對台灣更為嚴重的選畢舞弊，並未表態支持反對黨，因為執政當局是親美的）。另外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分別被丹麥、日耳曼占有(p.70)。
由於俄羅斯南部長期受外侵同化，故當莫斯科公国壯大、驅逐蒙古人、重建俄國、並收回這些地方後，反而形成了民族衝突的根源。壯大後的俄国對外極力向回周擴大帝國勢力，對內則加強同化少數民族(p.101-2,123-4,178,294-308)。並在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一世時、藉對瑞典發动戰爭、收回波羅的海沿岸(p.145)打開了俄羅斯向西的出海口。到十八世紀末凱薩琳二世時，與普魯士瓜分波蘭，收回白俄(p.194-5)，對土耳其開戰奪得南俄至黑海北岸含克里米亞半島、打開了向南出海口(p.198-220)。
俄羅斯向四周的侵略不但與中、日、英、德、法等嚴重衝突，俄羅斯又缺乏類似中國的表意文字、家族主義、儒家大伝统文化、和共同的小伝統等可用於統合整个俄羅斯。所以當十九世紀之後夾雜著赫德、菲希持等人開創出的日耳曼浪漫民族主義(二p.1)、親斯拉夫主義(三p.4-5,一p.231-3)、及當時流行的種族主義而來的大斯拉夫主義，非但無力团結尚為兄弟的波海三小國及白俄、烏克蘭，反而刺激了各民族的民族主義(二p.8-9)。各民族趁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俄國的內憂外患、紛紛獨立，列寧和史達林利用此一民族自決风潮奪取政權，但随後又以無產階級高於民族為口号，壓制各民族的自治、自決和獨立(四p.251-4)，以致於民族衝突在戈巴契夫自由開放政策下、催促著蘇聯帝國的瓦解。
二 地緣政治、經濟與民族性
俄國地緣在歷史上除二次以惡劣的風雪天氣及廣闊野地、阻止了拿破崙和希特勒的入侵外，其餘影响是弊大於利，其因是俄羅斯平原自古以來便是各民族角逐之所，壯大後的俄羅斯不論為發展或自保，都会向四周找出海口或天然屏障，其結果當然是衝突不斷。
至於丰富的天然礦產(四p.4-5)也因欠英德美日有效的資本主義而不能充分利用（即使蘇聯瓦解、石油民營化後，也因俄國经濟極依賴高价的出口石油，而發生當局與石油大亨的鬥爭），反因不徹底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粗放的中央計劃经濟向浪費掉了，加上做為東歐及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国家的中心國，為取得政軍上利益而將各項資源以低价半買半送的方式輸血出去(七p.289-290)（當然還需精確統計，有人就認為蘇聯也是向內輸血、一p.652），如對比美帝的向內輸血，二帝國的輸贏便可知了。所以美蘇雖然都犯了帝國向外過度擴張之病，但Kennedy忽略了美蘇之異(六p.8,457)。
俄国的地緣在長期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的運作下，產生了俄國人「兩極矛盾的民族性」(一p.20,四p.10,七七p.2-3)：
孤立性與落伍性。俄羅斯十世紀發展出來的東方正教與西方主流羅馬正教有別，之後的文芸復興和宗教改革又錯失。到十七八世紀彼得的西化又深度不足且未影响到一般国民。十九世紀後大量湧入的自由民主不但未能結果，反促使共產主義生根茁壯。蘇聯成立後更使俄羅斯重回孤立狀態(一p.19-20)。
自大狂與自卑感。冰原使得俄羅斯人自大自卑又憂鬱，帝国對外擴張產生大斯拉夫主義，對比於西歐文化又自卑(一p.20-1)。
忍耐性與反叛性。冰原及長期封建專制造成俄羅斯人的忍耐性，但長期的壓抑又造成反叛性，故不像中國人中庸、英國人漸進式改革，而是巨变革命(一p.23)。
猜疑性與机詐性。欠安全疆域所造成(一p.22-3)。
憂鬱感與宗教性。冰原、封建專制加外患不斷，造成憂鬱感，這充分表現在文學音樂上。憂之極則躁，不只宗教，連政治亦然(一p.24)。
貝德葉夫將知識分子的上述特質哲學化成──與俄羅斯的土地人民決裂但又帶著懺悔及理想化意識地為其效命──而產生民粹主義及虛無主義(八p.30-2,72-5)。
三 羅瑞克王朝(862-1598)
羅瑞克王朝(862-1598)從瓦倫吉安人酋長羅瑞克建国起，到Theodore一世死止.。
（一） 基輔公國
１ 公國的统治基礎
基輔公國的统治基礎在於：(A)以北自波羅的海南至黑海的「大水道」為基礎建立南北貿易網。(B)並沿河流兩岸城市建立東正教信仰成為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及產生教会教徒兩階級的封建社会結構(一p.52)。(C)以分封制建立王朝的政治體制(p.42)。(D)以封建制的上層王公貴族、中層城市工商階級及鄉村小地主、和下層佃農農奴，建立公國的社经基礎(p.50-2)。(E)抵抗外患並擴張領土，九至十一世紀主患是佩臣尼格人，十一至十三世紀是古曼人，十三世紀是蒙古人(p.35)。
２ 公國的危機
危机就在公國頂盛時的Sviatos1av(964-973)，斯氏對外征戰雖使公國領土以基輔為中心，擴到北自諾弗哥羅、南至黑海北岸，西自多腦河、東至窩瓦河。但不穩定的王位繼承使斯氏死後三子各自据地爭奪王位，內戰五年，最後由幼子Voladimir一世統一(p.36)。弗氏雖建立了東正教教会國家，但死後仍諸子奪位，Yaras1av(1019-1054)勝出。雅氏雖擊退佩臣尼拉人入侵，建設基輔城、編著第一部俄羅斯法典、與歐洲王室聯婚，但他試圖解決王位繼承的「新王位繼承法」，在他死後的第二代仍因爭位而內戰甚至引進外力(p.43)。
在此同時大水道的南北分別被日耳曼騎士团和古曼人侵占(p.45-6)，十字軍東征後西歐通過地中海與東方直接聯繫，基輔喪失了貿易中心作用(七四p.12)，加上南俄大草原因外患而破坏，使得公國的人口和物資重心往北移(一p.46)。蒙古人入侵前公國已名存實亡，入侵、瓦解成三个地區(p.75)。
（二） 蒙古人的統治
蒙古從成吉思汗開始憑著优越的騎兵，以伝統的狩獵包抄方式發展出一套極具戰力的戰略(p.56)，自1220年發动二次西征，首次攻下回教中亞的花剌子模，繼位者窩濶台命拔都為第二次西征統帥，1240年攻下基輔，並大敗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但因窩死撒兵，留下欽察汗國統治歐俄的中南部(p.54-7)。
蒙古的統治是間接的（各公國朝覲汗國取得治理該地之特許狀），其因是諸侯割据，加上疆域遼潤森林沼澤密佈。所以蒙古雖以恐怖鎮壓取得政權，但承平之時是透過良好的交通網、詳实的人口調查以供徵稅、保護商業、宗教自由等方式，維繫蒙古帝國內的政治秩序(p.60-1)。
欽察汗國第三任可汗蒙哥死後分裂，托托可汗(1300-1313)即位後才統一，但1370年又因繼位之爭分裂為東西「托塔米失」和「馬麥」汗國，馬麥攻莫斯科失利、而被受帖木耳汗國（以撤馬爾干為中心）支持的托塔米失擊潰，欽察再度統一，但1395年又遭帖木耳打敗。可是帖木耳汗國在帖木耳1405年死後便告瓦解，此時莫斯科公國不斷壯大，到伊凡三世1480年宣佈獨立，蒙古在歐亞大陸的霸權正式落幕(p.63-6)。之後雖仍有一些小汗國苟延至十六世紀，克里米亞汗國甚至數次攻入莫斯科公国境內，但已無能為力。凱薩琳二世1783年併吞克里米亞汗國，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該地三十萬蒙古人被迫內遷，二戰期間史達林又以韃靼人親德反俄為由放逐西伯利亞而結束了「克里米亞韃靼自治共和國」(p.68)。待蘇聯瓦解後，韃靼人試圖回去建共和國，但該地已被俄國人占有。要不是廿世紀初在蘇聯扶持下在中国外蒙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盛極一時的蒙古帝國全亡國了。
（三） 莫斯科公国
欽察汗國的滅亡不全是內鬥，主要是莫斯科公国憑著出賣自己同胞(一p.62-3)及較优越的政经社會制度，而統一了俄羅斯並驅逐蒙古人。
１ 諾弗哥羅公国
西北的諾弗哥羅的統治基礎是由一群「貴族富商階級」組成的市議會，選出公國的大公、市長及市民团团長，負責公國行政(p.77)。此制易生富商貴族與平民奴隸間階級對立，加上糧源受控於莫斯科，所以注定了被併的命運(p.78-9)。
２ 瓦林尼亞、加里尼亞公國
西南二公國的統治基礎是由一批封建武士、地主及富商組成的「包亞」貴族階級組成「貴族院」與大公共治。由於位於立陶宛、波蘭與蒙古爭戰之地，经二百年的戰亂到十四世紀淪為立、波統治(P.80)。
３ 莫斯科公国崛起之因
莫斯科公国最初無論開發程度或所處位置均是最差的(p.81)，但最終為何能统一全俄呢？其因是：(A)位處歐俄平原與大森林的中心，易守難攻，又處西北與東南兩大水系的交接點故成貿易中心(p.82)。(B)利用東正教大主教1326年遷駐莫斯科，及與拜占廷聯婚的有利條件，趁1453年回教攻陷君士坦丁堡而亡了羅馬帝國之机，宣稱莫斯科是「第三羅馬城」(p.82-3)。(C) 莫斯科大公的權力沒有其他公國市議會或貴族院的限制，再利用其他公國所沒有的「封建農奴制」（初期因地廣人稀，農民又因各諸侯間相互爭取，而享有「自由移动權」，故異於歐洲人身固著的農奴制）、「長子繼承權」（如此大公權力就不会分散）、及政教合一制，到伊凡四世1493年時將大公權力提升至專制獨裁的「沙皇」(Tsar由Caesar凱撒而來)，自稱為「全俄統治者」(p.84-5)。(D)蒙古的提携，加上公國社会安定吸引了大量移民。(E)歷任大公為統一全俄用盡了各種權術(p.86)。(F)從國家主義來看，莫斯科公国的中央集權統一政策受各階層支持，人民期望她反抗蒙古、中小封建主希望她保証封建農奴制、城市工商希望她建立全俄的自由市場和行会经濟(七四p.18)。
４ 伊凡四世(1533-1584)
伊凡四世即位時，莫斯科公国的勢力已穩固下來，他為了與貴族鬥爭所建立的沙皇体制深深地影响俄國的來來（從彼得、凱薩琳、亞歷山大、列寧、甚至戈巴契夫之後的葉爾欽亦猤能免）。
召開国民大會。1550年召開由包亞貴族、教士、武士、域市代表、農民代表等組成的「国民大會」來對抗貴族議会(p.96)。藉机將部分地方官員由貴族壟斷改由人民選出(p97)。
建立沙皇直接統治的「特區」及特務机關來打擊包亞貴族，此舉使俄國的二分之一由沙皇直接統治，另一半則由政府和貴族統治的封建制。這種恐怖統治貫穿整个帝俄和蘇聯(p.98-100)。
建立沙皇直接統治的「禁衛軍」和「常備軍」以壓制地方貴族，但也產生了新的武士貴族，並為後來的政变埋下陰影(p97-8)。
５ 混亂時期
四世死後，次子錫氏身心雖殘，但幼子廸氏Dimitri年幼，故仍由錫氏繼位，但王政由妻兄高氏攝政，並監視廸氏及其母瑪麗。1591年九歲的廸死，瑪麗認為被暗殺，因而被迫入修道院。
錫死國民大会選高氏為沙皇，貴族以Dimitri復生為号召推翻高氏、但農民及軍隊又起來叛亂(p.105-7)。
波蘭趁机入侵，教会結合農民驅遂之，1613年國民大会選羅曼諾夫為沙皇，開始了羅曼諾夫王朝。
四 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
（一） 彼得大帝(1682-1725)及其西化
羅曼諾夫王朝之初延續著前朝的紛亂：(A)南俄大草原的哥薩克人不堪被壓起而「拉新叛亂」(1667-1671)。(B)與瑞典、波蘭不斷有衝突。(C)政教衝突(p.118-122)。
彼得1696年親政立即南下打敗土耳其，次年組团親赴西歐考察軍工技術，1698回國平定叛亂，邊西化、邊西進，花了廿一年與瑞典爭奪北歐霸權，大勝、取得波羅的海沿岸、建立波羅的海艦隊(p.132-145)。
政治改革。(A) 1711年中央設有九人參議院掌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1718年設立九个委員會取代舊「部」。1722年設監察長監察參議院、監察官監察委員會、監察員監察各省(p.147-8)。(B)1708年設十二个彼得任命的省長，並以三權分治方式削弱地方權力(p.148-9)。(C)建立公務員制度，但因欠配套的教育及考試制度而失敗、並產生一批新權貴(p150)。
財稅改革。為龐大軍費(A)巧立各種間接稅，連信教及留鬍也要交稅。(B)經人口調查、苛征戶稅及人頭稅，此稅占全國預算支出的一半以上。(C)將塩、煙、油、豬鬃、魚子醬專賣(p.151-2)。
經濟改革。官營軍需工業，但价高質差，故彼得又以關稅保護、免稅、專賣來獎勵民營，希望藉以發展產業及培養出中產階級和自由工人，可是受限於農奴制(p.153-4)。
軍事改革。建立約廿万陸軍及八百艘軍艦的波羅的海艦隊(p.155)。但俄軍重量不重質（至紅軍時代亦然），只能挫敗二流國家如瑞典、波蘭、土耳其，（面對一流如法德日英美則不堪一擊。）
宗教改革。沒收教產及教長之權(p.156)，但無法發揮日本大化革新尤其明治維新時神道教配合當局現代化之功能。
教育改革。重軍工技術學校，欠詳實計劃、经費、人才，加上農奴制，使得國民教育失敗(p.159-160)，以致改革無法深入民間。
社會改革。新舊貴族加強了農奴制。表面則是彼得以西方礼仪強改伝统(p.160-2)。
綜論彼得的改革，由於龐大、倉促、欠整体計劃，所以未能深化且遭人民反抗(P.162-3)。
如比較英法德日俄的改革，彼得和法國的重商主義式中央計劃，都有效率差、浮而不实之弊，究其根本在於未能將貴族和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
（二） 彼得之後的混亂(1725-1762)與凱薩琳大帝(1762-1796)
彼得之後的混亂和伊凡類似，皆因王位繼承之不定，被壓迫或失勢者趁机向改革旣得利益鬥爭。卅七年間共產生了三男三女六位沙皇，且实權在與西歐王室聯婚的母后，故外力个入且宮闈淫亂朝政不修(p.169-172)。
到凱薩琳大帝，后權達頂盛。其夫彼得三世心智不全昏庸怪戾，公私場合均對政治聯婚自日耳曼的凱羞辱有加。凱透過收買朝中大臣尤其禁衛軍，發動政变奪取王位，如同之前的「偽迪米特里」，農民也在「偽彼得三世」的鼓动下叛亂。凱年輕時在日耳曼王室雖受啟蒙運動之教育，1766年的「上諭」也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次年又召開民主自由的「立法會議」，但实际施政：
政治制度。類似彼得，表面上還權給參議院和地方，实則弄个檢查長來奪其權(p.182-4)。
財經政策。基本上延自彼得，只不過增加些自由經濟成分。1796年的工商規模雖比1762年增加三倍、奴工也漸有自由工代替，但較好的工廠和技術工人都是外國人。對外征戰及政府費用更落於廣大農民身上，其中人頭稅占33%、酒專賣25%、塩專賣10%、關稅10%。
農民問題。俄農奴制至凱時達頂盛，農奴占總人口49%，其因是：(A)將農奴制推至原無的烏克蘭和東南各省。(B)禁止農奴原可直接向君王訴顧。(C)提高地王對農奴的處罰權(p.187)。結果造成哥蔭克的普加契夫冒充彼得三世復活、叛亂(1773-4)。平亂後她更加壓制農奴及對貴族的要求更讓步。避往城市的貴族地主如同法國的貴族遊手好閒，以法國享樂文化為尚，連帶啟蒙思想也趁机而入(p.190)，但在專制結構下，只能帶來毀滅性的革命力量而非建設性的改革。
（三） 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的改革與反動
亞歷山大一世和凱薩琳大帝一樣（又有幾個君王政客不是？），都是言行不一。
一世即位就召集自由進步的青年，推出含大赦政治犯、放寬自論出版自由、取締私刑農奴、地方自治等新政(p.215)。
1804年頒「大學法」，大學自治、入學無階級財產限制(p.215)。
1810年实施史普蘭斯基所擬「君主專制憲法」（還不是民主自由憲法），俄法戰起，反动勢力趁机壓迫史氏去職(p.218)。
1812年拿破崙失敗後，亞氏受神秘体驗及當時歐洲保守思潮影响，1816年開始在西南各省实施「軍事屯墾制度」將人民軍農奴化，1822年恢復地主對農奴的處罰權，廢除大學自治(p.218-9)。
（四） 尼克拉一世(1825-1855)的保守專制
尼克拉一世是在鎮壓「北社」（一批深受西歐自由民主洗礼的貴族）和「十二月叛亂」（禁衛軍之政变）下就任的，故他一生堅持「三原則」（東正教、專制君權、民族國家主義）。
為控制日益不穩的社会和知識分子，他：
1833年頒佈史氏所編「俄國法典」.
財經上，透過關稅保護和減少支出來解決對外戰爭及國內日增的費用。任內工廠和工人皆倍增至万所和四十万人。
教育上，加强書報新聞檢查，取消大學自治、嚴控上課內容，為建設人才又派留學生出國，這造成俄國思想界保守、改革與革命之爭(p.227-8)。
特務统治，設「第三局」對付日增的社会動亂、農民叛亂、政治犯和思想犯(p.229)。
俄国因欠大量類似西歐的中產階級，貴族在「十二月叛亂」中重挫，改革或革命力量便落在西化的知識分子身上，這有點類似中日知識分子（其实是後進國所常見），中国知識分子也分伝统、西化及赤化，鬥爭結果西先勝但赤終贏。日本知識分子則在「和魂」下進行非你死我亡的鬥爭，全為維新效命。俄国知識分子則欠「ｘ魂」，即使親斯拉夫派的「斯拉夫精神、東正教会、公社制度、君主專制或全民同意制（維契）」大多皆非俄原有，更何況在俄長期的專制封建農奴制、王位繼承爭鬥不斷、及種族間欠共同體意識下，所謂的斯拉夫精神也無法發揮「大和魂Ｊ的功能，甚至比「中体」更無力，因為「中体」的大小伝統在歷經二三千年的儒家教化、家族主義、科舉制度等的培植下已根深地固。
上述中日俄知識分子的不同也反映在：中国知識分子雖能在新思潮上各領風騷，但清末民初的实權仍在軍紳；日本是天皇結合少壯派武士貴族和新興知識分子共促現代化；俄國則沙皇主控，貴族的農奴制需沙皇支持，貴族又不像中国士紳掌有國家意識形態和官僚体制，故反抗沙皇的主力転至新興知識分子。
（五） 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的改革
尼克拉一世晚年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於土英法聯軍，這產生西化為何失敗之反思？（有實像中國甲午戰後之反思），答案是腐敗的官僚專制、僵化的農奴制度、落後的軍備和訓練(p.240-1)。亞歷山大二世被迫在君主專制大架構下進行改革，首先是解放農奴。
１ 俄國農奴制形成的過程
蒙古統治時農奴制還只盛行於歐俄西南公國，随著莫斯科公國壯大、為统治之需、乃大力推行。此時自由農和佃農因債、求保護、為免除稅役，紛紛淪為農奴，到伊凡四世時全俄1/2農民為奴，到解放前夕1861年已達2/3。(p.244-8)
２ 解放農奴的實相
亞歷山大二世花了六年秘密進行有利於地主和政府的準備，至1861年才提出「解放農奴案」：農奴分四＋九年向政府交「土地補償金」（至1906年已交15.7億盧布、超過解放前農地市价的兩倍，七四p.64），而政府則一次付地主債券。但為控制，除烏克蘭及少數地區，其餘農地都交給集体「公社」而非个別農民(p.249-253)。
３ 解放農奴的結果
解放農奴後的耕地反比解放前少，加上為支付補償金、地方政府及公社等之苛捐雜稅，農民所得降低約有一半不足維生。而地主又欠英国貴族之生產力（比日法也不如），所得很快在城市奢華掉了，到1905年革命前夕舊地主損失一半以上，此即帝俄後期革命主力会転向知識分子之主因。在大量貧農和沒落地主貴族的對比下，全俄3/4土地由15%的富農取得。這些貧農、勞工、沒落貴族和新興知識分子便構成了俄國革命的主力(p.254-5)。
４ 其他改革
財經改革。設立國家銀行，实施會計制度。將私人包稅收回由政府直接征稅。取消酒專賣改收酒稅。工廠及勞工數增倍(p.314)。
教育改革。恢復大学自治，仿日耳曼開辦文科和實科中學，再由教育部主辦小學(p.260)。
司法改革。司法獨立，審判公開，法官終身制，仿英国設陪審團(p.260-1)。
軍事改革。改募兵為徵兵，除獨子需負家計者全俄男子一律有服役义務，為鼓勵教育，大學生服半年、高中生服二年、小學四年(p.262)。
５ 改革的後遺症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由於未能解決君主專制、貧農和勞工問題，加上三世(1881-1894)以其父雖改革仍遭暗殺為鑑(p.272)，而加強了各种控制。但改革所造成的貧農，勞工、各式改革與革命等之問題(p.335)。終於在軟弱的尼古拉二世(1894-1917)時達到臨界點，日俄戰爭和一次大戰的失利，爆發革命結束了帝俄時代。
（六） 俄國革命的實相
１ 由西化派、親斯拉夫派到民粹派
俄国中央主導的西化表面看龐大，实則缺乏有效的教育、考試、文官制度，而只能腐化無能的新兴貴族，人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政府為應付內憂外患，不但加強鎮壓，還將絕大部分負担壓在農工身上。知識分子對西化理想幻滅而随著西歐的社會主義风潮而走上激進革命之途。
其中民粹派認為資本主義不可取，俄國可憑著自己的公社伝統，透過改革或革命走上社會主義大道(三p.8-17,30-1,44-5)。這使得馬克思認為歷史唯物論並非普遍的真理(三p.67)。在1882年的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序言認為俄國的公社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的起點(九v.1p.231)。
上述改革主張同遭尼古拉一世的鎮壓充軍放逐至西伯利亞(一p.233)，知識分子不是流亡國外就是地下化。當七Ｏ年代「到民間去」運動因農民冷漠和政府鎮壓失敗後，1876年主張以嚴密黨組織領導民眾革命的「土地與自由社」成立，其中因採合法手段和恐怖手段的不同而分裂成「民粹派」和「恐怖派」，後者经一番恐怖暗殺（尤其幹掉亞歷山大二世）後転型(p.327-8)。
２ 革命政黨的成立
（１） 社会革命黨
社会革命黨1897年成立，強調農民為革命的主力，主張沒收土地轉分配給農民。此黨在當時雖是最大的革命黨，但因缺乏嚴密的黨組織加上因暗殺而遭強力鎮壓(一p.330-1)而衰。
（２） 社会民主黨
社会民主黨是一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立於1898，同樣因鎮壓而流亡国外，1900年在德国成立「火星報」為黨的聯絡中心。
社民黨1903年在布魯塞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爆發了因領導方式（集權、民主）和革命路線（工人聯合貧農、聯合資產階級和自由分子）之爭的分裂。列寧贏得布爾什維克派之稱（意為多數派，簡稱布黨），反對者則為孟什維克（少數派，孟黨）。(一p.332-8,十p.90-1)
３ 1905年革命與憲政發展
1905年俄日戰爭俄大敗，莫斯科工人廿萬至克里姆林宮請願，尼古拉逃出城，一月廿日群眾不從守衛解散令，軍隊開槍，導致全俄各地叛亂罷工不斷(一p.345-6)。
俄共迅速成立工人蘇維埃(p.349-350)，各式中產階級團体也聯合成鬆散的「立憲民主黨」主張：君主立憲，立法保障勞工利益，地主私有士地転配給農民並由政府合理補償，取消種族歧視政策(p.329-330)。
由於布、孟和立憲派三者不能合作，加上陸軍支持政府，沙皇又以「十月上諭」因應各方改革要求，故失敗、蘇維埃被迫取消(p.350)。
依「十月上諭」於1906年5月選出第一屆「都瑪会議J，由全俄農工間接選出497各議員，其中147為立憲派，85名為勞工，布孟抵制，保守派大多未當選(p.352)。
都瑪一開始便因保守的葛瑞米金首相鄙視議会，又因反對議会通過士地法案而遭「不信任案」，沙皇乃換之以斯托里賓為相並解散成立才二个月的都瑪(p.353)。
斯氏一面以士改爭取農民，一面以選區劃分法（將部方城市劃入鄉村以減少勞工當選，城市則分貧富代表）壓抑工人，結果1907年12月的第三屆都瑪，勞工只當13席，社民黨由第二屆的180↓20，立憲派也只36名，保守的「十月派」則154席。
帝俄就靠著議会和鎮壓，苟延了四年(p.355)。
４ 1917年革命
在参加一次大戰、朝政敗坏和內亂交錯下，終於燝發了「二月革命」，軍警已無力鎮壓，都瑪趁机成立臨時政府，通過：大赦政治犯、言論出版信仰罷工之自由、各宗教階級民族一律平等、以國民兵取代警察、地方選舉，但未顧及農工兵利益，且仍對德作戰(p.380)。相反的，以孟黨為主的共黨則迅速成立工農兵蘇維埃(p.383-4)。
尼古拉三月十六宣佈退位，臨時政府主張送其出國，但蘇維埃決議逮捕，1918年7月遭布黨處死(p.387)。
在臨時政府強求下，社會主義者以6/16席加入聯合內閣，同時在六月召開蘇維埃全俄第一次代表大會，克倫斯基的社會革命黨占285/1090席、孟黨占245席、布黨只有105席，会中前二者主張與臨時政府合作、加強對德作戰、土地問題到立憲会議時再處理，列寧反對、主張以工農無產階級實施專政，表決結果列寧敗(p.396-7)。
克氏趁勝接管臨時政府國防部長，希望藉發動西線「七月攻勢」來爭取聯軍支持和国內声望，但敗。臨時政府首都彼得格勒發生罷工及兵变，布黨趁机發动「七月暴动」，被平、列寧逃亡，但臨時政府未能趁机剷除布黨(p.400-2)。
克氏任第二屆聯合內閣總理，為凝聚全俄，於八月廿五至廿八日在舊都莫斯科舉行「國是会議」，期間右派領袖俄軍總司令柯尼洛夫與保守派密謀發動政变，克氏九月九日解除柯氏，柯氏率軍攻入首都，雖有多位將軍支持，但人民厭戰、鉄路工人破坏交通、布黨控制的電報局拒伝叛軍电文、加上布黨滲入叛軍內宣伝，結果叛軍在與政府軍接戰前便自行瓦解(p.405-8)。
布黨於政变後掌握了首都及莫斯科蘇維埃，又控制了首都的武裝工人民团（日後紅軍之基礎）(p.408)。列寧於是加強十月奪權的準備，廿二日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控制首都的武裝民团和軍隊，十一月五日策反首都最重要的「彼得保羅要塞」，七日發动總攻，二天內攻下首都(p.416).
五 蘇共政權的建立
1917年11月7日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会通過土地法案（土地公有再由各地蘇維埃決定集体、个体或公社耕種）及和平法案（希望在不割地不賠款下與德合約，但卻承認芬蘭、烏克蘭、喬治亞獨立，割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賠款、六十億馬克，幸好八个月後德敗、合約失效，p.433-4），深獲農兵好感(p.423-4)。
經濟上。成立「最高經濟委員會」有權沒收大企業及私人財產。
財政上。銀行黃金國有，股票交易非法，取消舊政府內債，工資全俄统一。
統治上。成立赤卡秘警和紅軍，對付反革命和白軍。
社会上。廢舊曆行新曆，改革舊文字、俄文拉丁化，廢舊婚姻法（宗教仪式婚姻無效、双方同意可離婚、非婚與婚生子女法律地位同），宗教自由但鼓勵無神論，沒收教会財產，學校不准上宗教課，。
司法上。解舊法官之職而代之民選，舊法抵制新法者無效。(p.424-8)
列寧的布黨雖有上述做為，但挑戰如下：
1918年1月18日立憲会議，以168席輸給社會革命黨的419席，只能動用軍警關閉寿命猤到二天的立憲会議(p.436)。
各地白軍及哈薩克紛紛反抗。
少數民族（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哈蕯克、吉爾吉斯、烏兹別克、波海三小國）紛紛耍求獨立。
知識分子和教会反對思想、言論、宗教、出版之壓迫。
聯軍為報復蘇聯單獨對德和談，又恐蘇共向外輸出革命，乃趁机干預俄內戰(p.447)。但因各地白軍不团結，聯軍各國人民又厭戰，故敗(p.452-6)。
蘇共為因應上述危機乃实施「戰鬥共產主義」：
征糧、配給並收回農地，造成糧食生產減半、五百万人餓死(p.445,467)。
沒收工廠商店、禁止罷工，造成1920年生產量只有1913年的13%(p.445,467)。
六 蘇聯的统治、挑戰、回應與瓦解
馬列主義最無法解決的是權力移転和经濟問題，其因不是不夠理想，而是太過於实現其理想才会陷於困境。由古今中外的歷史实踐可知，權力的移転最終只能以民主方式解決，而馬列主義在「人民民主」迷思下卻鄙視它。同理，经濟問題只能理性經濟（不論古典或國家資本主義）未解決，但卻貶之為剝削或異化。如此一來蘇共雖能透過極權統治應付內憂外患，最終還是敗在權力移転和经濟問題上，對比之下，中共則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下成功了（雖然還只是初步）。
（一） 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一般認為蘇聯是極權統治，但對極權統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則至少有二種對立但皆謬的看法，反共者根本否認馬克思有什麼人道民主的「異化論」，但新馬克思主義卻認為蘇共的極權統治背離了馬克思的「異化論」。
本書原稿有四千字的相關析判，但懶的抄了，結論是馬克思雖有「異化論」，但列寧的極權統治並不違馬克思主義，而且馬克思主義想奪權的話自然会走上極權統治。
（二） 新經濟政策之實施
列寧的「戰鬥共產主義」雖暫時地解決內亂外患，但也使經濟几乎破產，不得不暫時讓步、实施新經濟政策：
農業上。取消徵糧改納賦，准許糧食買賣。土地國有，農民有耕租權，雖不能買賣繼承但子女有優先耕種權。設合作社以取代公社、減少富農、和訓練農民走上社會主義(一p.472)。
工業上。大企業公營、小私，公私皆採資本主義方式管理，工資依工人技術和工作性質而定。到1927年產量微超戰前水準(p.473)。
財經上。以國家銀行復興農工商業，建立新盧布穩定幣值（1923年1元新盧布兌換100萬舊盧布，七四p.149），再配合農工政策穩定了通漲(一p.474)。
（三） 權力鬥爭與史達林的獨裁
１ 由三人集体領導到一元獨裁
1922年12月第二次中风後，列寧口述決定以增加蘇共中委会人數來解決權力鬥爭和官僚化(十p.330-1)，並認為史達林大權在握且為人粗暴無礼，故要撒其總書記之職。
可是1923年4月召開的第四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在列寧病重無力控制下，大会雖依列寧指示改組工農檢查部、增加中常委為四十人，改列寧領導為三人集体領導、实則是史達林領導（卡米湼夫、齊諾維耶夫只能掌控彼得格勒、莫斯科黨部）以對抗托洛斯基(十p.337)。
托在蘇共雖只位居列寧之下，但三人小組仍以宗派主義和反黨為由誣之「托派」，1929遭史達林驅逐出國，1940年被史所派殺手暗殺於墨西哥(p.496-9,501)。
兔死狗烹，卡齊垂死、反批史的「一國社會主义」和「新經濟政策」違反了馬列主義且產生了一批新經濟權貴，史則祭出民族主義和通敵罪，1925年第十四屆代表大会上將卡齊托逐出政治局，三人後來非死即除籍(p.500-1)。
到1930年第十六屆代表大会上，政治局九位委員全為史親信，完成了个人獨裁目的(p.501)，之後更殘酷剷除異己，這可從1934年第十七屆中央委員139中的98名先後遭逮捕或處死、出席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的1108人先後被判入獄(p.743-9)看出。
２ 中央計劃經濟
史認為列寧以退為進的「新經濟政策」已產生了一批小資產階級，為建設蘇聯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心，故推出五年经濟計劃(128-1932)。因缺資金故須剝削農工商，為應付外患故須發展軍重工業而忽略民生輕工業，為與中央極權相配而發展中央主控的大型農工企業。
層層相扣的計劃經濟（又少抄五百字，詳參十二p.6-12）不可避免的会產生：
各工廠為完成計劃而隱藏工廠的生產能力並壓低計劃指標。將從中央申請到物料和工具暗藏以備不時之需。只依計劃數量而忽略品質。
為提高生產效率而採獎金制，為求獎金：追求產量而不重品質，將庫存品虛報為本月的超產，與計劃處共謀虛報超產，賄賂上級，過度使用机器。(十二p.17-26)
為因應上述弊病而產生下述監督机制:
以会計長控制獎金和資金，以品管處長防止劣質品，以机械處長防止過度使用机器，三者失職將處以五至八年徒刑。但廠長乃黨中要人，為了達成整廠計劃和獎金，故未真正監督而是同流合污。
以書記監督廠長，但為整廠計劃、很少不與廠長配合，不配合可能会升官，但到新單位会遭排斥。
上級工業部為了官途，只要工廠能達標，甚至為了超產，即使有些違法也不太計較(十二p.33-6)。
因此表面看來非常科學化理性化數字化（有關史達林時代五个五年計劃的官方統計成績，參閱七四p.176-224。），實則無效率可言，浪費、劣質、產銷脫節。
３ 農業集体化
史達林以殘酷手段（至少一千万農民死亡，p.525）強迫推行的農業集體化（到1950年完成，p.725）是以集体農場、国營農場和曳引机站等構成。農民所得有約占農場總收入三成不到的工資、和不到一畝的私田之農畜產品，其餘則交公(一p.520-2)。
曳引机站不但擁有全蘇農具的85%，也是使蘇聯集体化比中共人民公社成功的主因之一（但「成功為失敗之母」，和計劃經濟一樣，都成為日後蘇聯與中共改革之失敗與成功之因。）
４ 極權恐怖統治
蘇聯宪法表面上人民有充分的各種權利、各民族及共和國也有高度的自治權，又有最高蘇維埃行使政權，但實際上是以黨領政、軍、經、社和文化的極權統治。同理，蘇共表面是民主地從全蘇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再選出政治局及書記處，但實際極權式民主集中制(p.549-550)。再以龐大的秘警用暗殺、處死、思想改造、集中營、勞改等方式，將政敵、反計劃经濟者、反集体農場、反蘇共、甚至嫌疑者，均處以恐怖統治(p.533-8,704-8)。
５ 史達林主義的危机
史達林雖能以嚴密的黨組織和極權統治，控制全蘇的政軍經社文化，並對東歐和世界各地輸出共產革命，以東歐各國的共黨組織趁二次大戰後的國际紊亂建立了社会主义國家，並利用黨（東歐各國的共黨與蘇共有直接關係）、政（東歐各國的政策和人事均受控於蘇聯）、軍（華沙公約的裝備、制度和訓練均與紅軍共通）、經（透過「經濟互助會」以專業分工和相互貿易來控制東歐各國的經濟，但因組織鬆散約束力差、各國為各自利益合作意願不高、各國為發展經濟而不得不與西方貿易即使外債激增、各國貨幣及价格不统一，而失敗，七p.274-5。如對比「北約」和「歐盟」在蘇聯瓦解後還繼續東擴，优劣更明顯）等机制來控制東歐社會主義国家(一p.647-653,五p.20-1)。
（在此又删掉千字有關南斯拉夫狄托主義對史達林主義之反批，及狄托主義之迷思和對南斯拉夫悲劇之影响。）
６ 赫魯雪夫時代
（１） 由集体到一元領導
1946年史達林患高血壓之後，黨內權力鬥争遂漸惡化，1948年8月31日權勢僅次於史的三人（日丹諾夫、馬林可夫、莫諾托夫）中的日氏遭馬氏結合秘警首腦貝里亞和黨內新秀赫魯雪夫，利用九名御医殺掉，次年日派的另二位要角也遭暗殺(一p.744)，1953年3月7日史達林也因中风而死.
史死、類似列寧死，也行馬林可夫（第一書記，一週後3月14日改由赫魯雪夫担任）、貝里亞、莫諾托夫（掌外交）三人集体領導。
赫先與馬合作，調、戰後被史降級的二戰名將朱可夫為國防部次長，一面拉攏軍心、一面用軍隊壓制貝里亞的秘警。1953年7月10日逮捕貝里亞、年底處決，成為平復史達林恐怖統治的替罪羊。赫在四年內大赦70%政治犯，取消2/3勞改營。
赫又利用馬經改（強調輕工業）所引起的軍重工業之不滿，一面降低消費品售价、提高農產品征收价格、增加民生消費之投資(十二p.39)。加上莫反對、赫的與西方和平共存及對東歐強硬。赫於1957年6月22日將馬莫等打入「反黨集团」(一P.788)。
２ 赫魯雪夫的經改及結果
赫為改善本位主義，取消卅个工業部門、另設105个「區域經濟委員會」，雖稍有改善並藉以打擊馬在中央及地方的勢力而重建赫氏勢力(p.792)，但此種新經濟諸候（1957年地方企業占全蘇工業產值的55%而1953年只占31%，1961年又將105个改組為十七个大經濟區），卻造成了人事、生產計劃及產銷等同時受制於中央地方(十二p.48)。
赫於1959年提出新的「七年計劃」，吹牛將「超美」。但第一年便重挫、農產↓20%。七年間全蘇經濟成長率↓2/3、農業↓９／１０(廿p.253)，但官方統計工業，生產↑84%農業↑14%，(七四p.231-3)。
赫被迫於1964年10月下台。
３ 赫魯雪夫的和平共存與東歐的反蘇
赫主張，與西方和平共存、東歐非極權化(一p.809,五p.52)，結果造成中蘇共分裂、東歐的反蘇。
中共為了和蘇共爭奪國际共黨的領導權，在蘇聯停止對中共的經軍援之後，從1962年開始中共便以：蘇聯在國际共黨搞霸權、赫的和平共存乃臣服於西方帝國主義、赫搞修正主義，赫刖指毛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為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而導致中蘇共分裂(一p.825-7)。這不但使中共的經濟走上歧途，也使美國聯中反蘇、更造成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挫敗(七六p.200-218)。
東歐各國紛紛以民族主義和民主自由反蘇。波共藉赫抨史，１９５６年５月史派波共首腦柏曼下台，工人示威要求「結束蘇聯占領」「波蘭獨立万歲」，波共不願莫斯科干預，造出被史囚禁的前波共領袖戈默加，但拒往莫斯科会商。蘇聯大軍壓境，赫則率团赴華沙。由於波蘭秘警及保安部隊控制在戈默加好友柯瑪手中，加上戈氏一再保証波蘭將遵守親蘇路線也不脫離華沙公約。故戈的騎牆雖未獲人民支持，但也因而取得波蘭部分的自主和自由。可是波蘭長期來四次被瓜分悲慘造成了波蘭人強烈的反抗意識，故之後1966,1970,1976尤其1980年代均不斷發生反蘇反共的示威，到1989年終於拔得東歐「非共化」的頭籌(七p.62-4)。
1956年10月匈牙利也發生反蘇抗暴，但遭蘇波武力鎮壓，赫為緩和情勢，默許納吉組聯合政府、解散秘警、重組匈共，但11月納吉與聯合政府要求蘇軍撒出、且退出華沙，蘇軍入侵扶持親蘇新政權(一p.780-2)。
（五） 布里茲湼夫時代
赫下台後，布里茲湼夫也經歷杈力鬥爭使集体転為一元領導(四p.21)。布以「有限主杈論」鎮壓捷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但其強勢外文也付出了軍重工業之代价。
蘇東各国的經濟體制可大分為三類：集權模式（蘇聯），分權模式（南斯拉夫），結合模式（匈牙利）(七三p.372)。三者皆堅持計劃經濟又注意發揮市場作用，但蘇式造成体制僵化、運転不灵、效率不高，南式造成地方割据和市場不統一，匈式也無法結合計劃和市場(七三p.399)。
赫下台後，柯錫金便以李柏曼的類南式改革：將計劃杈收回中央但管理權下放給廠長，減少中央對企業的產量、利潤、工資等指標之控制，以利潤及獎金來刺激生產(十二p.69,75)。希望解決計劃經濟的：耗費大量資金、物資及人力的無效率，決策權紊亂，設備技術陳舊等弊病(p.67)。
但是柯及布的經改均因欠私人所有權、自由經濟及真實的市場价格而失敗
（十二p.79-81)。這可從蘇聯1960年代下半期之後的各種總体經濟指標不斷下降看出(四p.125-6)。
更糟的是，蘇聯的長期改革，已用盡社會主義框架下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獨裁殘酷鎮壓與利用物質誘因、及各种監督方法，布的後繼者几乎已無計可施了。
（六） 戈巴契夫時代
布1982年11月10日死後，歷經短命的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戈於1985年當上蘇共總書記(四p.281-2)。戈從集體到一元領導的過程比前人迅速，到1987年初，戈以年輕化專業化為由，更換了黨中央部長級幹部70%、地方第一書記45%、政府部長70%，駐外大使50%(廿二p.56-8)。
戈上台後從事以下經改：農業实施集体和个人承包制、擴大合作社經營權及准許私人營利活動、改國營企業為獨立自負盈虧的法人及勞工集体牐包、中央只做長期戰略性的經濟計劃而減少計劃指標、開放外來投資(四p.34-5)。
經改失敗，1987年戈推出「重建」，以政治及社会的民主開放為主，想藉以打擊保守勢力、激發人民及社會的創造和生產力。
由於戈未能以「經濟鬆政治緊」方式改革，亦即應先將大量沒必要公營的転由私營，比如七＋三万多家的商店、三十五万多的餐廳、三十二万多的生活服務店、上万家的小企業，加上農改(四p.121)，逐步減少每年高達上千億盧布的生活必需品補貼(四.p127,廿二p.64)，逐漸減少軍重工業，讓各項原料、能源和產品的价格転由市場決定，等這些改革有成效之後再行政社改革。不如此則惡化的经濟將是各種對立的開放言論的激烈衝突之溫床。事实証明「重建」之後，政治衝突、行政機關腐化無能、民族紛爭和社会失序更形惡化，最後導至蘇聯瓦解(四p.136,八十p.796-8)。
２ 矛盾百出的「重建」與蘇聯瓦解
黨改。1987年7月1日通過民主改造方案，決議各級書記一律由黨員秘密選出，公務員以民主方式選出(四p.47-8)。戈的黨改在重建失敗下，使蘇共由左到右至少分裂成七个派系(p.83)，蘇共功能及经費不斷下降(p.88)，各共和國共黨紛紛獨立(p.89)，成千上萬的非共政治团体成立(p.96-104)。
政改。1988年通過新憲法、1989首次以民主選出「人代会」2250其中80%由共黨當選(四p.56)，並選出最高蘇維埃及主席戈氏(p.51-5)。但此種仍帶有人民民主意味的蘇維埃制度不但無力處理反而加劇动盪。1990年又修憲擴大戈氏实權，首屆總统戈氏由人代會間接選出，以後則由選民直選(p.60-1)。
媒体。1990年6月開放出版及大眾伝播(p.199-200)。
戈總統試圖以「五年經濟計劃」解決經改問題(二三p.19)，以「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解決民族問題但只有九个共和國贊成，五个拒絕(四p.295)。
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提出「五百日方案」(二三p.18-9)，最後折衷成「四階段經改」(p.21-2)。
經比較分析「五年方案」較合蘇聯實际需要，「五百日方案」過於激進，「四階段經改」則混淆不清(四p.140)。
經濟凋弊、民族衝突、和社会失序導致1991年8月政变，但「重建」下的多元政治和社会環境，在政变著無法有效掌控媒體及軍隊，加上戈氏不屈服，和俄羅斯人民支持葉爾欽反抗政变等因素下，政變三天即失敗(二四p.14-20)。蘇共遭解散，各共和國紛紛獨立，戈失勢，葉時代來臨。
七 葉爾欽的革命性改革
俄羅斯獨立後於1992年7月实施比「五百日方案」更激進的「深化經濟改革網領」，此綱領效法波蘭捷克等的「震揻療法」，由哈佛牛津大学的經濟學者構想，並在國际貨幣基金會（ＩＭＦ）支持下推行(二六p.69)。不幸的是蘇東社會主義国家就淪為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兩極的实驗品(八六p.832-3)。
綱領的野心很大，想同時達成自由化、私有化、控制通膨，葉將重點放在价格自由化、公有財私有化、和外援。
在价格自由化成效不佳下(二六p.63)，推出預計高達720億盧布的私有化(三十p.57)，結果前三季只完成204億(三十p.65)，十月便推出全俄每人一万盧布的「股杈憑証」(p.61)，使得私有化家數由前三季的12947家暴增至46000以上。但存在以下問題：高通膨使人民無力承購，賺錢的國營企業未納入私有化且憑証不能購買商店，商店只有承租權無所有權，低价圖利特權造成貧富兩極化。
一年「震揻療法」造成國民所得↓20%、工業↓18.8%、農業↓8%，而通膨↑2623%、赤字高達5340億盧布，通貨每月以倍增發行及貶值，每年外逃資金高達二百億美元，並導至犯罪率劇增、失業增加、賣淫、黑社会、自殺等社會問題也劇增(三一p.23,30-1)。而二百四十億美元的外援到1993年底实际不到20%。
失敗的经改加劇了府会的衝突（二五），1993年10月葉違憲解散国会，國会通過罷免葉，葉則以坦克砲擊國会。
有人預估俄羅斯的經濟衰敗、在亞洲金融危機下要持續到廿一世紀(八八,
八九p.40)。還有高漲的原油外銷收入緩和了衰敗，但又造成晋丁總統與石油大亨的鬥爭，普丁憑借的是俄國民族主義（導因於俄人懷念蘇聯之偉大、西方在政經社文化上對俄之敵視、尤其車臣的恐怖攻擊）。由此可知：
八 震揻療法與漸進式改革
1993年美國經濟學年会中多位學者認為中共漸進式改革勝過蘇東的震揻療法(三二p.53-5)，激進並不能產生理性化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掠奪式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二七p.40)。其實漸進改革的成功並不只是中共如此，早在之前的英國、德日、ＮＩＣs均如此(三三p.52)。
九 社會主義國家瓦解與自由民主的關係
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瓦解之後並採激進政經改革，並不能表示Dipalma的《製造民主》（認為透過國际強權的干涉，即使在極權或威杈國家地區，不須民主條件也能製造出民主，三四p.58。）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已戰勝並終止了其他意識形態，三五p.140-153）。理由如上。
第二章 中共之分析
中共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雖仿自蘇聯，但中共領導人卻不像蘇聯，可歷经數次長期幾十年的浮沈如毛澤東、鄧小平，故不以人分期，而以經濟為表、權力為實並高舉意識形態的各階段鬥爭為分期的標準，分成：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第一个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期(1958-1960)，經濟調整期(1961-1965)，文化大革命極左期(1966-1977)，改革開放期(1978-)。
相對的台灣經濟可分成：戰後經濟恢復期和第一次土改期(1949-1952)，進口替代期(1953-1958)，出口替代期(1959-1973)，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和二次土改(1974-)。
由於台灣的發展能將中國伝統家族主義、尊重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充分掌握國际有利經貿環境、配合著穩定有計劃的經政社的發展，所以雖自八０年代之後有嚴重的社政經文化脫序現象，仍將台灣帶上現代化多元化的經社文化，而這又是政治現代化的有利條件。
相對的中共不顧本身條件，盲目學蘇，加上嚴重的政治社會運動，而使經濟社会之現代化要到改革開放之後才能展開。
一 國民經濟恢復期(1949-1952)
中共建政之初基於毛的「新民主主義」，一面為農工商的人才資金及設備、一面為穩定及重建殘破的经濟，乃於1949年9月29日政協會議的「共同綱領」中保証扶持私有經濟，毛認為此一過渡要長達一二十年(三七p.117-8,三八p.278-9)。
但穩定之後，在社會主義理想的驅使下，為汲取「抗美援朝」所需資源，乃發动「三反」（在公家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义）「五反」（在私營發動反賄賂、反偷工減料、反走私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物、反窃取經濟情報）及土改(三七p.118,153,三八p.279)。
在一波波運动下，工業的社會化由1949年的34.9%↑1953年的56%，商業由15%↑42.8%，沒收財物廿億美元，全国土地一半沒收或分配，参加互助隊農民39.9%(三七p.119,154,三八p.295)。
此期農工生產統計表如下（三七p.120-2,155，《蘇俄與中共》的所有表格均因电腦製表之難而省略）。
二 第一个五年經濟計劃期(1953-1957)
恢復期的成就促使中共推出更為激進的第一个五年經濟計劃(1953-1957)：
改造農工商，到1957年止入合作社農民達93.3%，商業99.9%公有或公私合營，工業100%(三七p.126,161,三八p.332)。
推行以重工業、交通和郵电為主，輕工業、農業和文教為副的五年計劃，其投資比例見(三七p.129-130)。重工業的鉄煤油等在五年內雖能二三倍增加，但輕工業民生必需品的紗布五年只增約10%、糧食19%。
由於中蘇條件的不同(表見三七p.127)，中共一昧仿蘇五年計劃，導致人民負担過重(三九p.153-162)，民生必需品嚴重不足，失業嚴重(三七p133-4)。
三 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期(1958-1960)
中共解決上述問題之道，受到毛迷信以政治掛帥、群眾路線和軍事化管理的、勞力密集式建設之影响(三七p.137)，加上中蘇惡鬥、使毛以正統自居，進行激進的集体化運动(三八p.140)，大鳴大放又危及毛政權(p.356)。
上述使毛不能以正確的政策來發展中国伝统擅長的勞力密集、輕工業和小農經濟，而走上荒謬的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毛的生產大躍進由於土法煉鋼奪去了大量資源，蘇又撒回軍經援，造成鋼劣、各項工業產品成年逐年降低如表(三七p.140)。
人民公社也導致農產品以20%連降三年(p.177)，財物損失142億人民幣，餓死二千万人。
這些又造成了黨爭，1959年7月14日在盧山開的政治局会議中國防部長彭懷德批評、有人附和，毛以反黨集團鬥之(三八p.375-9)。
之後毛雖因大躍進失敗而下台並讓出国家主席給劉少奇，但毛仍發動反右傾鬥爭，以「新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窃、反投機倒把、反官僚主義）打擊城市政敵，在鄉村則实施四清（濟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 經濟調整期(1961-1965)
劉少奇以「三包一獎」（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户）農改，使糧、肉、棉以二位數成長(表見三七p189)。
周恩來總理的工業調整方案，降低重工投資、關閉低效工廠及基建、工廠自負盈虧、生產以市場為導向、增加民生品，重輕工業1963年止降、後二年則兩位數成長(表見三七p.234)。
五 文化大革命極左期(1966-1977)
正當因大躍進而殘破的經濟經五年的調整逐漸復甦之時，毛卻利用調整所產生的部分資本主義現象，以黨中央已遭走資派把持為由，利用紅衛兵和群眾運動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三八p.423-)。這場運动不但徹底地破坏了知識分子、教育體制、政治體制和社会秩序，更造成了高達五千億人民幣的損失。
1969年奪權後的文革派為解決無力發展大型工業的困境，乃發展自力更生的五小工業使得煤、鋼、电、化肥稍有成長，但輕工業和農業成長仍下跌(表見三七p.193,241)。
毛在文革後期雖了解到四人幫（江清、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的野心，並重用周恩萊、鄧小平(三八p.465,468)，但仍造成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數十万追悼周群眾聚集天安門，四人幫动用軍隊打死逮捕了數千人)。毛9月9日死，10月16日四人幫被捕。
華國鋒雖奪得國家主席，但他好大喜功的十年計劃、1978首年就慘敗(三七p.257-261)，且華仍強調毛的人民公社，故1980就失勢，由鄧小平掌權推行「改革開放」。
鄧不但恢復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更大力在「一个中心（發展經濟），兩个基本點（四个堅持、四个現代化）」，希望能在四个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下完成四个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0p.44-5,四一p.149)。
六 革開放期(1978-)
鄧的政革開放是依農業→經濟→政治等的順序「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改」的方式進行。
（一） 改革的內容及其弊病
１ 農業改革
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能自由支配資金、生產工具、勞力、產品，加上提高收購价，刺激了生產力。專業戶和重點戶助長了農業商業化。鄉鎮企業到1987年占農村產值的50.4%(三八p.512)，到1993年更占全國工業產值的I/3(四五P.43)。
但也產生了以下問題：土地零碎化，農民占地建屋加上鄉鎮企業用地，1983,84每年耕地面積減少約二千万畝（約福建省大）。農民收入增加導致人口增長率由1980年的1.07%↑1982年的1.45%。其他收入增加使農民耕種意願下降。1985年实施价格改革，取消農產品徵購，造成物价狂漲，市民大排長龍、勞工不滿、學生罷課及農民進城示威，迫使中共取消价格改革、振興農業（如降低化肥价格、以工補農），但效果不佳。至此可知農改的效果已達極限，1986年棉產↓14.6%、食油↓6.7%、煙葉↓33.4%(四二p.198,四四p.247-250,四八p142)。
２ 工商業改革
所有制改革。將全民所有制改革成國家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所有制，在1980到1990十年間，国營工業比例由70%↓50%，國營商業由50%↓40%。
釐清黨政經關係。強調「黨政分工」「政企分管」「政（公）社分開」。
建立責任制。農業強調「上交國家，留夠集体，剩下的都屬自己」。工業「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商業「國家所有，集体經營，國家徵稅，自負盈虧」。
价格改革。由国家统一定价改成國家定价、企業定价、自由定价。1985年的价改將中共直接控制的物資由256種減少至65種，工業產品由123↓65，農產品由29↓10(四二p.198)。
將工資分成基本工資，職務工資（按工作能力和貢献大小），勞績工資（按年資加工齡），及浮动獎金。
為改善「吃大鍋飯」﹕廠長採四年一聘，幹部三年一聘，勞工採合同制，專業技術員公開招聘，並建立社会及企業勞工保險制。
改利潤上繳為向中央地方交固定稅金。
改國家撥款給企業為向銀行貸款，並实施浮动利率，發行債券及股票。
開放沿海經濟特區、港口城市、沿海探油及部分国內市場由外國投資。
建立經貿法規。
開放建築市場、实施住宅商品化、購屋貸款(四三p.21-38)。
３ 教育改革
為解決文革所造成的人才荒及二億三千多万的文盲：
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依大城市、沿海地區、農村、經濟落後地區，順序推行。
發展職業教育。
擴大高校自主權，入學分國家公費、單位委託、自費。鼓勵自費留學(四三p.40-1)。
４ 政治體制改革
在四个堅持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四十p.24)：
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領導，重建書記處、恢復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設中央顧問委員會(p.70-4)。
提高中央及地方人代会功能(p.113-4)，在鄉鎮縣实行直接、密秘、差額的人代選舉(p.125)。
權力下放（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業、黨政向群眾組織放權），精簡政府机關，建立公務員制(p.152-3)。
５ 改革產生的弊病
農改的功效已不顯，農民收入相對減少，政府對農投資下降，而各項苛捐雜稅反增。雖然1989民運時農民尚未出亂子，但1993年終爆，迫使當局各級嚴禁苛捐雜稅，保証農業基金到位、化肥、農藥、柴油等生產資料的供應並補貼价格，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实施糧食保証价格，建立糧食风險基金，降低農民所得稅等來解決(四六p.18-9)。
政改在四个堅持框框下，欠法制化民主化的杈力移転(四十p.100-2)，人代会仍欠自主性(p138-9)，官僚主義陷於「精簡與膨脹」的惡性循環(p.167)。杈力下放造成了腐化無能及諸侯經濟。
６ 解決之道及後果
中共所能做極其有限，不外緊縮黨政經及「精神治療法」，1983年發動整黨（統一思想、整頓官僚、加強紀律），及清除精神污染（反資本主義、人道主義、民主自由）(三八p.518-9)。
此舉非但無助於問題解決，反而刺激了學生及知識分子的反抗。
（二） 六四悲劇的文化思想因素
本節約有一万字析判大陸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人權之迷思、及對中国伝统之謬解，與六四悲劇的關係。因嫌煩又懶抄，故删了。（和《展題》一樣只剩不到一半，接下來有十七本各五万字的《歷史小說》原稿，不知会如何？）
（三） 六四悲劇之分析
１ 六四悲劇的性質
六四的性質至今仍高度爭議，一般認為六四乃是以學生為主的全民性民主運動，但被中共以極杈武力鎮壓下來。中共則將六四定調為反社會主義動亂。
本文認為六四是一失敗的革命，其因是民運人士未能了解六四最後已成為一場革命，又缺乏革命所需的農工群眾、嚴密的黨組織及革命武力，而這些是中共從推翻国府至對付六四均具的，故勝敗早已定。
２ 蘊釀期
相對於大多農工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學生及知識分子由於教育預算之缺乏又沒自己財源，從学校經費、老師待遇、教育設備、到學生食宿生活費均嚴重不足，而改革開放又增加了師生的自主性及外面信息、但中共對高教的控制仍嚴，二者對比加深了精神壓抑。中共無力也不想解決，反將同情學生的胡耀邦解職，並開除三位激進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之黨籍(六八p.131)。
胡1989年4月15日病死，從北大開始校園內各種運動興起，他們將長期來的不滿表現在17日的七條請願要求上﹕公開評价胡之功績。公開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平反其受害者。公佈中共領導及其子女的年薪財產。新聞自由及開放報導。改善知識分子的地位待遇，增加教育經費。修改北京市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如實地報導學生請願運动的真相(四十p.396)。由此顯示六四性質與農工無關。
17日約万名學生不顧北京禁令、到天安門悼胡。到20日凌農數千名學生與軍警在新華門外再度衝突，這次中共鎮壓，双方均傷，但中央電視台及人民日報說軍警遭學生施暴。學生受此刺激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罷課及示威。21日人民日報警告：「破坏政治安定团結者会受到法律制裁，誤認政府容忍為示弱者会自食其果。」
22日包遵信、嚴家其等47名知識分子首度公開支持學運。當日中共一面指示媒体淡化悼胡，一面調三十七軍的二个師入京，以人牆圉堵聚集在天安門的十几万學生，不驅但也不准入人民大會堂悼胡。中共草率悼胡後便火化之。當日西安發生學生群眾與軍警的武鬥燒殺的「四‧二二」事件(六九p.243-4)。學生受此刺激於23日成立「全學聯」以對抗官方的「全國學生团結聯合會」。當日趙紫陽出訪北韓前對李鵬表示以疏導對話處理學運(四十p.397)。
24日北京各校發动罷課。李鵬召開政治局會議，会中李錫銘認為學運是有組織有黑手的、其目的是反黨反老同志尤其反鄧，並批趙軟弱。25日李鵬向鄧報告会議情形，鄧定學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四十p397-8,六九p.432-3)。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並在所有報紙頭版刊出(六九p.241-2)。當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万人黨員幹部大会學習四二六社論，会中宣佈停止世界經濟報編輯欽本立之職。
３ 示威期
受四二六社論刺激，十多万學生27日遊行突破軍警層層封鎖，徒步四五十公里至天安門廣場，沿途上石萬民眾支持，到下午六點才解散。
四二七遊行民運人士感受到中共試圖以反黨动亂來定罪，故將訴求重點改為「反官僚、反持權、反腐敗」「穩定物价」(六九p433,456-7)。
28日北京高等学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正式成立（北高聯），吾爾開希當選主席。當日嚴、包、蘇曉康、戴睛等卅三位知識分子就欽本立事件要求新闖自由。
中共29、30日兩次與学生對話，企圖安撫並分化學生，但學生繼續罷課遊行示威要求新聞自由、取消遊行禁令。5月3日北京新聞工作者也加入要求新闖自由(六九P.304-5)。
4日北京十万名學生在數十万市民歡迎下、会師天安門發表五四宣言，耍求更進一步的民主、人權、自由、法制、對話(p320-1)。這次有十几个單位數百名記者參加（之後更多到13日達到高潮，但20日的戒嚴之後転以消極方式應付中共，p.82-3,309-317）。
4日學生及中共內部均正式分裂。五四後吾、王丹宣佈結束罷課，但北高聯內部有不同意見，6日北大投票決定繼續罷課。4日趙在接見亞銀代表時認為學運是支持黨的、反的只是貪污腐化，故應以理性和平民主法制的方式解決(p.428)，並在政治局会中認為四二六社論定性偏高(四十p.398)，而李鵬則在5日接見亞銀代表時反對學運。
學運便利用中共內裂(六九p.457-8,64)，加上15日戈巴契夫將到北京召開首次鄧戈高峰會議，希望藉國际關注之际(六八p.146)，13日決定「絕食」.
４ 絕食期
絕食果然壯大了學運声勢，相對的伝出卅七軍因與北京關係太好而不全力執行中央政策(p.173)，16日趙在政治局提議：否定四二六社論、由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及官倒的机構、公佈副部長以上高幹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並取消特供，但遭否決(p.191-2)。趙在見戈時暗示學運由鄧決定(p191-2,460)。同日嚴等發表＜五一六声明＞與趙呼應(p.323-4)。17日政治局在鄧宅開会決定戒嚴時（会中只有鄧一人反對，四十p.402），嚴等又發表＜五一七宣言＞批評鄧是「一位沒有皇帝头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並引趙的話說「中国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经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最後高呼打倒獨裁者(p325)。
至此中共定調學運乃一場結合了學生、知識分子、黨內改革派、及國外反动勢力的陽謀(p.460)。於是當19日趙執意前往絕食現場並發表同情(p.431)之後便遭軟禁。至2005年初死都無法平反，這实在是歷史的吊詭，台灣的李登輝利用學運奪取政權，但卻帶來台灣政經社文化的紊亂，相反，失敗的趙卻帶來大陸經濟高速發展及政社穩定。
20日戒嚴令後，伝出38軍抗命，黨內元老反對用軍隊鎮壓學生，軍隊不穩之迹(p.103)，加上戒嚴軍被北京市民阻在市郊。於是中共改派與北京沒關係的27軍，並從全國各大軍區調廿万大軍及坦克包圍北京，以防改革派反撲(p178)。
18日李鵬以退為進，在人民大会堂與學生領袖吾、王對話，各說各話(p.116-7)。
戒嚴前後，學生及市民三天來雖成功阻止軍隊入京，但部分部隊已透過秘道進入人民大會堂和廣場，加上群眾及學生已呈疲態又內鬥，吾在未經商議下、誤判軍隊將血洗廣場，而廣播撒離。北高聯罷免吾並送回學校休養。經二天紊亂，廣場指揮權由柴玲取得(p.129-130)。柴批吾遭中共改革派收買，強調寧死也不離廣場(p.265-6)。
但到27日在種種因素下，柴玲等決定30日前光荣撒出廣場。只是此時虞場已非北高聯所能控制，外來及激進者反對，決定托到20日人大常会召開。這些人便在29日開始的各地華人數以百万的呼應(p.161-3)、民主女神象進駐廣場、2日劉曉波、侯德建等知識分子加入絕食的氛圍下，步入死亡的悲劇。4日凌晨中共攻入廣場，造成從數百數千甚至上万不等的死亡──如同其他革命屠殺──的不一甚至矛盾的說法(p.54)。
５ 六四餘論
六四之後各國當然制裁，但中共誘之以經改，尤其1991年之後國際上連續發生波灣戰争、蘇聯瓦解、南斯拉夫內戰等大事，這些要中共配合才好解決，故從1992下半年開始不但恢復與各国正常關係，還恢復了經改。當年便取得143.7億美元順差，工業生產率↑20%，商業↑9%，農業↑3%，ＧＤＰ↑12%等之成績。（更遑論這十幾年來的高速成長，已使中共成為世界工廠，各項经濟數字已好到沒必要引用了。）
總結中共的改革開放，如果双方能体驗改革應以建立現代化的經濟制度、行政体制及多元礼会等為基本要務，共同先撤開意識形態之爭，先從權力下放民間企業開始(八四)，加強教育(八三)，進行地方自治(八一,八二)。當然中共也必須順勢自我改革，不然將被改革力量衝垮(八五)。
以上是十几年前的手稿之論，不知幸或不幸，中共之後的改革大体合上論。對大陸來說是幸，對台獨及反中者就不幸了。但國力如同大自然的演化，豈是个別的主觀意願所能擺布，即便超強美帝也不能阻止大陸之發展，更何況不知量力的台獨。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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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天安門一九八九》，聯經，民７８。
七十：Huntington,S.P.著，江炳倫等譯《転变中社會的秩序》，黎明，７２。
七一：王芳著＜杈力分配的矛盾＞，中時周刊，民８２、３、１４。
七二：Moore,B.著，拓夫譯《民主與獨裁的社会起源》，桂冠，民８０。
七三：王愛珠編著《蘇聯東歐經濟改革概論》，水牛，民８０。
七四：琼圖洛夫等著，鄭彪等譯《蘇聯經史》，吉林大學，１９８８。
七五：汪毓瑋著《從戈巴契夫新思維探討蘇聯社會主義之变革》，政大中山研究所博士論文，民８４。
七六：Chang,G.H.著，梅寅生譯《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金禾，民８１。
七七：Berdyaer,N.A.著，雷永生，邱宇娟譯《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
１９９６。
七八：黑田篤郎著，宋昭儀等譯《中國製造》，新潮社，２００２。
七九：朱高峰主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製造》，社科文献，２００３。
八十：周尚文等著《蘇聯興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八一：楊開煌等著《中國大陸基層的民主改革》，桂冠，民８７。
八二：金太軍等著《鄉村關係與村民自治》，廣東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八三：范利民著《中共高等教育體制之取向》，桂冠，民８５。
八四：熊映梧主編《公營企業改革》，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八五：許明主編《當代中國亟待解決的27个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７。
八六：Hobsbawm,E.J.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麥田，民８５。
八七：尹庆耀著《蘇維埃帝国的消亡》，五南，民８３。
八八：王承宗著＜俄羅斯財政困境與金融問題＞，美歐季刊，民８８、４。。
八九：王承宗著＜俄羅斯經濟概況與發展前景＞，問題與研究，民８７、２。
上一篇：台灣共犯體(10)
3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研究“不同製度對國家繁榮差異”
2024-10-14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在合著《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認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是實現長期經濟成長的關鍵，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成長，但卻無法持續。
回應
他們認為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是攫取型經濟，是不可持續的，除非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更加轉向包容。
為西方制度捧臭腳，含沙射影罵中國，這就是這仨貨得獎的原因。
與其叫「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如叫「諾貝爾政治獎」。
202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理論完全沒有說服力。四十年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顯然沒有被這些學者研究。今天已經民主化的台灣，除了科技業引領全球，造就少數科技新貴之外，慘業空洞化，社會財富極度集中，大部份人民的經濟前途其實沒甚麼亮點，年輕人辛苦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子，只能躺平。韓國人民更慘，物價比肩美國，民選總統幾乎都是法院認證，被財閥賄賂的現行犯，制定的經濟制度被財閥掌握，人生目標簡化成拼命進入明星大學，畢業後進入明星公司，一輩子當財閥的經濟奴隸。只有新加坡保持一黨民主專政，在高薪制度下，保持廉潔的政府，年輕人剛開始租政府提供的公寓，累積了財產後買得起產權99年到房子。至於最專制的中共，四十年前GDP只有台灣的兩倍半，今天是台灣的22倍。十四億人不但解決了溫飽問題，超過西歐人口的中產階級。
再拿亞洲另外三個國家比較。菲律賓從美國殖民地獨立時，經濟地位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經由師法美國的民主制度選出馬可仕總統，把整個社會退化成靠幫傭賺取外匯的傲人國家。緬甸與印度從英國殖民地獨立時，GDP、鐵路建設和工業能力都遠高於中國。緬甸演變成獨裁軍政府，完全無法管理超過一百個民族的國家，到現在還是一窮二白，內戰不斷。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和台灣開發經國號戰機的同時，也開發自己的光輝戰機，花了30年才開始成軍，如此沒有執行力的政府，最大的制肘力量就是龐大的地方勢力，以民主之名，要求本身利益。直到現任的莫迪總理上台，用獨裁手段和印度教歧視政策，經濟才逐漸有起色，但是GDP 也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
世界上還有其它的民主國家退化的失敗例子。阿根廷原是最富有的國家之一，70年來經歷了幾次民主和軍事政變輪替，經濟每況愈下，破產了好幾次。
再為「鐵桿兄弟」說話 普亭：中國經濟模式比美國有效 2024-06-07 世界日報
繼日前駁斥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中國產能過剩論」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亭5日再為中國發聲，他表示，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企圖以某種方式阻礙中國經濟增長，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並指中國成功創造了一種獨特、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比美國模式更有效。美國能源專家也指美總統拜登的「中國產能過剩論」可能是「致命錯誤」，因為世界需要中國來應對能源轉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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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中國經濟快崩潰 一帶一路「討人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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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正確說法是:美國經濟快崩潰 一帶一路「討人喜」
拜登的打敗俄中比川普的「讓美國再偉大」 更荒謬。
人民教授金燦榮：美國已單方面對華發動“新冷戰”2023-08-16
筆者認為，以2023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佈任內首份完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標誌，美國已經單方面對華開啟“新冷戰”。
新舊冷戰存在四個共性：
一是確立一個唯一的全球性對手，彼時是蘇聯，現在是中國。
二是展開配套的內外動員：對內表現為反華意識形態化，對華強硬成為“政治正確”，對華理性派、不斷被邊緣化。對外試圖構建亞太“小北約”；推動北約亞太化；逼迫中立國家選邊站，比如組建晶片四方聯盟（CHIP4）等。
三是不留空隙地全方位對華施壓。
四是在全方位施壓的同時竭力避免熱戰。
中美雙向“新冷戰”並未開始
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中國拒絕“新冷戰”。
二是美國內外動員並不順利。美國主要大型企業在對華關係上普遍保持理性。“老歐洲”國家不願在對華政策上公開跟著美國跑，同時幾乎所有東盟國家明確反對選邊站，再加上俄烏衝突等牽制，導致美國對華“新冷戰”的動員和實施障礙重重。
美國對華為何越來越歇斯底里
二戰結束之初美國是民主國家“兵工廠” ，美國造船佔世界90%，製造業占一半。但今天的美國“造血能力”明顯減弱。筆者認為，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突然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直接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國經濟開始走向虛擬化、金融化，利潤較低的中低端製造業開始外移。因此，維持“一把手”位置在美國一些精英看來已經不僅僅是利益問題，而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雖然中方多次強調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但美國的戰略焦慮仍然不斷積聚並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得越來越歇斯底里，直至單方面對華髮起“新冷戰”。
面對美國的新冷戰釁，中國不能再對中美關係心存幻想，關鍵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尤其是要以新舉國體制推動下的晶片、工業設計軟體和工業材料等新興領域的穩步發展。在外交層面繼續以全球發展/安全/文明等“三大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持續推進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在此基礎上，面對美方對華“新冷戰”挑釁，可借鑒國共合作末期我們党應對國民黨反對派挑釁時的做法，我們可以繼續保持不主動挑釁和“後發制人”的總體戰略框架。
德媒：德國經理人可以向中國學習什麼？
德國《焦點》週刊2023-08-10 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國崛起為一個創新超級大國，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企業文化如何，文化差異在經濟中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中國人具有強烈的職業道德，由於政府治理和高度職業道德，中國成功實現社會穩定並確保廣大人口的富裕。
實用主義是中國經濟的優勢，員工突出的職業道德和積極性讓從想法到實施的速度非常快，在我看來，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在德國，官僚主義和缺乏靈活性以及高品質標準往往會削弱創新能力。中國經濟的座右銘是：不說，只做！面對新技術的巨大勇氣也令人驚歎。微信可能是最好的例子，超過80%的中國人現在使用智慧手機支付，在德國僅11%。
德媒：中國的經驗可以給巴西帶來啟發
德國之聲網站2023-08-13《中國怎樣避開俄羅斯休克療法》 中國成功避開了旨在一舉將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一系列政策，而是發展了一種以國家作為增長戰略核心的市場經濟。
發展電動車走錯路了？不如反問為什麼日韓不行(回應：現在這波“日韓電動車無用論”，就是之前“日韓移動支付無用論”的翻版，說什麼中國是因為假幣太多、小偷太多、信用卡支付落後才那麼順利發展起來的，而日本/韓國因為“國民素質高”、“體貼老年人”、“假幣少而atm多”等等，然而現在再看，人家不也老老實實加入移動支付的“真香”？現在是人家落後了才跟你忽悠“電車無用論”罷了。)
【英】馬丁•雅克：西方可以從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學到什麼 2023-02/07 環球時報
第一，共識。在當今全球發生劇變時代，事實證明，一黨制國家比西方多黨制國家更善於達成共識。
第二，參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陳腐的。主要模式是選舉，選舉週期之外幾乎沒有民眾的參與。在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有許多不同形式：選舉、持續的協商過程、自治、民眾參與立法以及制訂五年計劃，等等。
第三，長期。西方民主政府更替不利於連續性，不利於追求長期目標。政黨制度強調贏得下一次選舉，而很少關注未來十年。在中國不斷地進行長期思考，無論是五年計劃還是2035年遠景目標，短、中、長期之間產生非常動態和創造性的關係。這是現代社會實現深刻變革的唯一途徑。中國對“長期”的偏好深深植根於這個國家的基因中，長城和大運河就是其象徵。
第四，專業知識。一位中國共產黨員幹部在政治層級中上升的唯一途徑，升職時，他們已經積累了如何管理的大量知識。西方模式的政治人士主要技能是說話，而中國是做事。
第五，實效。西方認為民主的意義在於民主本身。其實民主的意義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改善經濟和社會。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迅猛，已全球2大經濟體。使近8億人擺脫了貧困。中國的抗疫表現遠遠優於西方。它對未來有清晰的認識。
西方能否展示智慧和謙遜，從自身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治理中學習呢？挑戰不是在於要採用中國的政治制度：那將是一項既不可能又無望的事業，它們的歷史和文化截然不同；挑戰在於理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並找到將其應用于西方民主的方法。（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
當我問“戰敗可能性有多大”，俄羅斯人回答Ничего 2023-01-31 觀察者網
回顧十年與俄羅斯人打交道的感受——果敢、達觀、豪爽、無所無懼、不拘小節…。“Ничего”簡直就是他們的性格標籤，而能夠傳達其神韻的中文詞，我暫時想到的是東方哲學中佛家的“空”和道家的“虛無”，或者簡單理解為“心大”。
傲慢與偏見：有關俄烏衝突的幾點迷思
首先，俄戰力問題。外界認為“戰鬥民族”的戰鬥力著實令人大跌眼鏡，“龐大俄竟打不過區區一個烏”。對此，莫斯科民眾則相當看得開。俄在這場“群架”中四兩撥千斤，能維持國內政局穩定，經濟相對平穩，而不是迅速“垮掉”，屬實不易。
其次，反戰情緒及反戰遊行的確存在，但更大反對的是戰爭本身，而不是普京政府。25-35歲以下不少青年人不滿普京，卻也不知更好的選擇是什麼。50歲以上中老年“戰爭很糟糕，而俄沒有更好的選擇”，表現出理解、信任及支持。
此外，民眾並沒把烏放在敵人的位置，更罕見的民粹主義情緒。絕大都相對客觀、冷靜，無奈而平靜地描述傷亡損失，講述著俄烏曾如何情同手足、又為何走到今天。
第三，民眾認為俄並不是為了支撐“帝國野心”，而是為了保持其國際地位不繼續下滑以及不被“霸淩”的剛需。
第四，關於俄的各種負面資訊鋪天蓋地，甚至國內某些研究國際關係的前輩和同行也時常發來一些諸如“俄還行嗎”之類的讓人哭笑不得的“關切”。
有意思的是，也許是因為疫情、戰爭的突然爆發，讓人們深切感受到了生命的無常，身邊的俄羅斯年輕人在經歷過短暫的苦悶後，反而更加“今朝有酒今朝醉”，旅遊、閃婚、五花八門地狂歡…將及時行樂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對於“俄羅斯有多大可能戰敗”的問題，我很熟悉的兩位老師，一位表示：“俄羅斯人不考慮/不適合這樣的問題”，另一位表示：“萬物各有其時”。這不是個例，從與當地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也能發現有一種難以描述的信念或者說“信仰”支撐著他們即使在千鈞壓頂時，也能淡定。這大概也是“神秘的俄羅斯靈魂”的具體表現之一吧。這能從歷史中找到注解，就像19世紀俄羅斯詩人丘特切夫那首經典四行詩所描述：“用理智無法理解俄羅斯/不能用一般標準來衡量她/她具有獨特的氣質/對俄羅斯只能信仰。”同樣具有借鑒意義的是“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經典論斷：“永遠不要同俄羅斯人作戰。對你的任何戰鬥謀略，他們都會報以不可預知的蠢行。”
'23.01.20趙少康 關中談「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6nKF6a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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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檢討 關中 時報出版
內容簡介
美國神話變成謊話，美國民主變成笑話。
美國的資本主義其實是戰爭的資本主義、
掠奪式資本主義和贏者通吃的資本主義。
美國一向自認自己的偉大，自認是「山頂之城」、「希望之地」和「天佑之國」，「美國第一」是永遠。冷戰之後，美成唯一霸權，不允許他國挑戰。
美是最霸道的國家，有著強烈的優越感和使命感，自認是「例外」:有使命去宣揚基督教和教化落後的國家和人民；只相信資本主義，排斥非資本主義國家；以「利他主義」來包裝美國的自私自利，以「自由、民主和人權」、「解救被壓迫的人民」為口號，在海外打仗，其實都為自己的利益。
本書分析美後冷戰外交政策的失敗，使美享有的「單極時刻」不到20年便被消耗殆盡，「大美和平」曇花一現。
●像是北約東擴、攻打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推動以巴和解、北韓的核武問題、與中國的「化友為敵」等等，分析美國由勝而衰的原因。
●美外交精英集團──「美國戰狼」，評價美國的五位總統及外交政策上認知的錯誤。
本書詳解美國霸權的衰退和墮落，並整理許多學者跟專家的論述！
肯楠(George Kennan)
敵人對美的危害，遠低於來自美國政治菁英們的幻想。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冷戰後，美國首要工作是妥善處理俄中問題。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美不可過度伸張武力，要爭取俄留在西方陣營，俄不能失去烏克蘭。爭取俄中合作，並以日印牽制中國。美最大夢魘是中俄和伊朗的合作。
漢廷頓(Samuel Huntington)
冷戰後，世界進入多極和多元文化並存時代，美應接受非西方文明，並尊重多元文明。西方文明的沒落，主要是道德敗壞、文化墮落和政治分歧。
佛格森(Niall Ferguson)
美未能記取歷史教訓，帝國不能只靠武力，還需正當性。美入侵伊拉克是公然說謊，在伊建立民主也是神話。中美，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中國的文化是難以匹敵的力量。
卡布蘭(Robert Kaplan)
中國崛起沒有任何不合法和不合理之處，東亞現狀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分裂國家經常會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統一。
王世堅父親遭綠批鬥抓耙仔 蔡英文側翼暴走控制不住了?
回應
還好有蔡正元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台灣的民進黨菜執政早就變成為文革的共產主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amKaIhU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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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宇2023-01-14稱王世堅爸爸是｢返校原型｣：同學都死了 出賣大家的飛黃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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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宇打臉蘇貞昌/李登輝嗎？蘇家族在日據時代是以走狗起身的！
蔡正元FB: 白色恐怖是在殲滅共產黨
王浩宇是民進黨的外省人,他身上的DNA是黨國體制時期的國民黨運送到台灣島的產物.
王世堅是民進黨的本省人,王父王明德擔任成功中學支部書記,負責發送中共宣傳刊物《光明報》遭女友的父親舉報,循線逮捕中共在台灣的重要幹部:蔡孝亁/陳福星/張志忠/鍾浩東.蔡陳變節,導致中共在台大/成中和基隆中學的幹部大批遭逮捕,當然也有人逃過一劫,李登輝就是其中之一.有1500以上在台灣的中共黨員遭槍決,史稱「白色恐怖事件」. 王明德當時未滿20歲被判感化教育,王的低階角色,認識的共產黨幹部不多,談不上出賣同志,王浩宇的指控與事實不符.
李登輝-維基百科
1940年，到皇民化運動的感召，決定讓李登輝全家改用日本姓「岩里」，李登輝改名「岩里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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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的「台大法學院葉城松案」，是從1950年李水井〈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案牽出的，共逮捕19人，五名學生槍決；李水井案46人判刑，處死11人。判決文開宗明義指出：「被告葉城松於三十六年十月間，由匪幹李登輝介紹加入朱毛匪幫組織楊廷椅領導，擔任台灣大學法學院支部書記，以學生自治會與戲劇研究會為後援，從事發展組織及反動宣傳」。
王世堅-維基百科
王世堅的外祖父張榮宗，是台灣文化協會重要成員，長年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二二八事件，在嘉義被逮捕處決。王父王明德就讀臺大期間，受教於謝雪紅，參與「讀書會」，並加入中共台大法學院支部。他涉入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同學多遭判處死刑到十年不等徒刑，坦承案情的王明德僅判處感化教育。
俄羅斯計畫讓影院播放盜版好萊塢電影，這算回擊制裁還是妥協？2023/01/12
部分網友認為，雖然這聽上去像是俄羅斯又一次成功扛過了西方制裁，但感覺這其實側面證實了俄羅斯民眾內部羡慕西方社會的比例其實很高，喜歡看好萊塢電影的俄羅斯人更多。
也有網友認為，這樣的情況其實一直以來都存在，在俄羅斯使用西方盜版已經是常態了，不過這樣的舉動對俄羅斯日後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那可就說不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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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來扣留沒收外國國家和公民財產那些更流氓的行徑這點盜版算個屁
完全合理。當對手的行動不再是為了維護規則，而僅僅是為了削弱你，甚至消滅你的時候。單方面遵守規則就是一種愚蠢。關鍵的是，你國內的文藝創作呢。
俄羅斯也算是文化大國，就不能拍一些弘揚民族文化的正能量影視作品，非要搞這些上不得檯面的事，真他麼丟人
歷史上，俄羅斯沒有創新能力，從彼得大帝開始，科技到文化，都是引進西歐的，然後模仿一番。
最搞笑的是，俄貴族不說俄語，說法語。目前仍癡迷西方文化，初心不改。
那第一個上太空的人類，叫做加加林，請問他是哪國人？
有識之士紛紛反思西方民主失靈的根源，這時候一些人居然還在聲嘶力竭地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普世性”。明明自己得了病，為什麼不趕緊去看病，反而以醫生自居，給全世界開藥方？
自然是因為別有用心。長期以來，他們打著“普世主義”旗號，大肆輸出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和社會政治制度，大搞文化同化運動和意識形態洗腦，甚至公然策劃政權更迭、“顏色革命”。他們以專制的手段推銷自由民主，千方百計“普世化”那套由自己牢牢把控、服務一己私利的制度和規則，試圖建立起一個“等級世界”和“中心—週邊”體系：三十幾個“自由民主制國家”永遠居於這個世界的頂端和這個體系的中心，而其他國家則永遠被壓制在發展的中低端和國際體系邊緣，淪為西方予取予求的物件。這不就是披著“皇帝的新裝”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麼？
事實反復證明，經歷過西方“民主改造”的發展中國家並未得到被許諾的自由、民主和繁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並未幫助撒哈拉以南非洲擺脫貧困和戰亂，反令其陷入逢選必亂的怪圈。“阿拉伯之春”沒給西亞北非帶來繁榮和穩定，反而成為阿拉伯國家的嚴冬和噩夢。
在21世紀的今天還能聽到這些譫語，說明西方一些人人陷在所謂“西方中心論”“普世主義”敘事中難以自拔，拒絕甚至是無力客觀看待、理性分析自己所處的世界。各國人民摒棄傲慢和偏見，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攜手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才是真正的普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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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搞笑的是一個霸權國家天天喊民主！
應該把democracy改譯得魔可拉稀，freedom佛戾得魔，美國黴國，大眾容易被這些美文帶偏。
郭正亮曾說：不要以為民調民意在決定歷史的大勢，歷史的進程不是群眾決定的，而是5%的政治精英在塑造思維跟認知。按郭說法，西方所謂“民主”，只不過是被政治精英塑造的群眾，有投票權便以為自己可以作主的一種幻覺。
中國駐法使館：當西方一些人談論“普世主義”時，他們在談論什麼？
據微信公眾號“中國駐法國大使館”2023-01-10消息，日前，法國《世界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自由，戰鬥繼續》，大談西式民主（亦稱自由民主制）的“普世性”，為有關國家“人民反抗威權統治”搖旗呐喊，呼籲歐洲作為“自由和法制堡壘”肩負起自身責任。文章竭力渲染“民主對抗威權”敘事，打著“普世主義”的幌子鼓吹“西方優越論”，企圖霸佔民主自由定義權。
西式民主並不“普世”，將其同“普世價值”劃等號本身就是偷換概念。從時間上看，西式民主脫胎於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距今不過300年，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倏忽一瞬。即使我們根據流行觀點，將民主的起源追溯至古希臘，那麼自古羅馬帝國建立到中世紀結束的漫長歲月裡，古希臘城邦民主制在西歐早已湮滅。從空間上看，根據《世界報》文章引述的瑞典研究機構V-Dem統計，當今世界只有34個“自由民主制國家”，僅占全球國家總數的不到五分之一，世界總人口的不到13%。
西式民主也不“民主”。近現代的西方民主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資產階級取代封建階級統治而逐步確立起來，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即為實現和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保護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創制的政治制度。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指出，民主共和更有利於資本的統治。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本國勞動者的剝削和對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掠奪實現了資本積累和工業化，又試圖用“民主自由”來洗白其罪惡。1840年，英國議會正是用投票的“民主”方式決定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實踐中，無論在英國、美國或其他任何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民主制度下的選舉權都長期被刻意地限定在“某一群有資格的人”中。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才實現了18歲以上男女公民平等擁有選舉權的普選制度，而這也不過是“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杆”。
縱觀當今西方世界，社會撕裂、貧富分化、中產墜落、金錢政治、極端思潮等亂象疊出。就在這幾天，西方民主世界發生了兩件令人震驚的事件。一件是美國國會經過15輪投票才選出眾議院議長，另一件是在美國國會山暴動兩周年之際，在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巴西也發生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國會山暴動。
如何看待俄媒發文稱“為什麼趕超美國的是中國人，而不是我們”？
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網站2022-1212刊登《為什麼趕超美國的是中國人，而不是我們》稱，看看中國經濟，你會感到嫉妒。幾十年前，它還是個農業國家，近10億人過著窮日子，被看作強盛蘇聯的“小老弟”。而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高科技強國，在全球市場擠走了其他競爭對手——從玩具、服裝到汽車、電腦。
前不久，阿爾平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創新者：中國企業是如何征服世界的》一書。文章指出，一種流行的看法是，中國人只會模仿。但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院長阿列克謝•馬斯洛夫解釋說，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效仿老師是必要的。這並不是偷竊。許多中國企業從生產西方產品起步，按照許可證的規定，一絲不苟。而且中國很快就認識到，僅僅生產別人的產品沒有多大意義。“中國人的口號是‘市場換技術’。你們需要培訓人員，把技術帶到我們這裡來。而作為回報，我們給予巨大的市場——你們將在這裡獲得補償。”中國人不但獲得了新技術，還完善了它們。原因之一是激烈的國內競爭。中國共產黨也很務實：在照顧企業的同時，給予其行動自由。
文章總結道，重點在於中國人採取的戰略，他們巧妙地利用了自身優勢，並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中國經驗可以幫助我們：給經營活動提供最大的自由，掃除官僚主義障礙，鼓勵各種發明和創新，保護企業利益。同時，監管不能惹人厭煩，以促進企業家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另一個重點是，遊戲規則不能變來變去。
回應
俄國官僚主義的腐敗是全民性的，腐敗的不僅僅只是政府官員。
辦世界民主大會 蔡政府該汗顏 2022/10/24 中時社論
第11屆「世界民主運動」全球大會將於10月25日至27日在台北登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台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但民進黨政府全面執政以來大肆破壞台灣民主，有何資格主導其事，蔡英文總統又有何顏面在開幕式致詞？
回應
披著羊皮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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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的白手套「民主基金會」主辦的大拜拜是要把疆藏台港獨全弄來唱一段
綠執政6年慘留「9大敗行劣跡」
吳子嘉2022-10-22在網路節目《董事長開講》中指出，現在在蔡英文政府的執政下，有以下9點的敗行劣跡，分別為「介入司法系統」、「政治黑手介入員警人事，破壞警戒傳統，治安敗壞，槍案頻頻發生」、「黑道高居廟堂」、「政府採購弊案成為常態」、「特權交換台大學歷」、「控制媒體」、「豢養名嘴、網軍側翼欺壓善良百姓」、「控制金融機構，縱容金融犯罪」、「綠色恐怖，企業選擇屈從」。
李世默：普世價值很無聊！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諮詢委員會主任
英文普世（ universal）一詞源於希臘語oînos和拉丁語unus，意思是一。普世的意思就是全部屬於一個單一。普世價值的宣導者們相信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倫理等都必須遵從一個價值觀，就是所謂自由主義價值觀。這種世上只有一種的理念，往往造成了當今世界的很多失敗。例如自由之家給所有國家和地區做排名是按自由主義的程式衡量的。你們國家的人民也許在忍饑挨餓，生活悲催，百姓對政治體制信任度很低，但你按自由主義的程式去衡量，這國家的民主排名可能還挺高。
李世默：普世價值很無聊！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諮詢委員會主任
全球明天研究所線上論壇於2022-10-13舉行，成為資本董事長及管理合夥人李世默受邀出席，以下為發言。
英文普世（ universal）一詞源於希臘語oînos和拉丁語unus，意思是一。普世的意思就是全部屬於一個單一。
自冷戰結束以來，我們的思想一直被普世價值的概念所把持。普世價值的宣導者們相信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倫理等都必須遵從一個價值觀，就是所謂自由主義價值觀。
這種世上只有一種的理念，往往造成了當今世界的很多失敗。
例如自由之家給所有國家和地區做排名是按自由主義的程式衡量的。你們國家的人民也許在忍饑挨餓，生活悲催，百姓對政治體制信任度很低，但你按自由主義的程式去衡量，這國家的民主排名可能還挺高。
這很荒唐！這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構建了不符合本國民主發展的政治制度。另外，那些宣導普世價值的傲慢反而在摧毀他們自己國家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度。
也許我們可以按照結果來衡量民主，而不是按照程式。老百姓是不是都滿意？對體制信不信任？生活水準有沒有提高？是否有安全感？
民主治理的程式和體制可以——也應當是根據不同文化環境和價值觀而有相應差異的。
回應
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
世界上哪有什麼普世價值，都是發達國家強行將自己的價值觀要不發達國家遵守，所謂以實力來說話。
西方的普世價值不過是包裝後的極端種族主義而已，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一不證明了這一切。
美國政客嘴巴上嚷嚷普世價值，實際上都被他們拋棄。美國政客本身是壞蛋的榜樣。
普世價值不僅僅是無聊，而是鼓吹者的陰險，惡毒。
戈巴契夫評價兩極 西方讚譽英雄 2022/09/01 旺報
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逝世，儘管他在莫斯科的執政時間不到7年，但在任期中，他結束了冷戰，允許了中歐和東歐國家和平解放，導致了蘇聯帝國的解體，他在西方被譽為英雄，並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另一方面，不少俄羅斯人或前蘇聯民眾對他的評價毀譽參半，批評他導致一個超級大國的崩潰，甚至成為最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遠因。
1985年，年僅54歲的戈巴契夫被選為蘇共總書記，他上台時，蘇聯是一個被疲軟的經濟拖累，官僚腐敗嚴重的大國，問題很明顯，但解決問題方法卻沒有那麼簡單，戈巴契夫高呼「開放透明」（glasnost）及「重建」（perestroika）等關鍵詞，但這些政策成為一把雙面刃，結果在不到7年時間內，他帶領了這個世界最大的共產主義集團解體，蘇聯於1991年12月25日宣告解體，結束40多年來的東西冷戰，戈巴契夫辭去蘇聯總統，各國共產主義制度陸續崩潰，戈巴契夫率先帶動改革風潮，改變了世界秩序，但蘇聯不復存在，經濟並沒有起色，商店貨架上依然空空如也，戈巴契夫也失去權力。
中蘇同樣經歷共產制度轉型為市場經濟，戈巴契夫上台時，蘇聯國力遠超過中國，如今俄羅斯等國的經濟一蹶不振，中國大陸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蘇聯當時的改革無方難辭其咎 ，「休克療法」造成蘇聯社會民生大幅動盪，不如大陸的「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摸索前進漸進式改革有效。
曾任大陸外交部長李肇星卸任後的外交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一書中就提到，李肇星有一次擔任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使出席美國前總統雷根的葬禮。回程的飛機上，碰巧和戈巴契夫坐同一班飛機。李肇星和戈巴契夫聊了起來，李肇星問，「多年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朋友一直特別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大的蘇聯，那麼強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短短的幾年內就解體了？」戈巴契夫猶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說，「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告訴你的是，在各國領導人當中，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在我們那裡沒有個鄧小平。」
張維為：戈巴契夫，一個失敗者 2022-08-31 觀察者網
2022年8月30日晚，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病逝，終年91歲。
對於戈巴契夫的功過，各界褒貶不一。西方把戈巴契夫描述成結束冷戰的“英雄”，而許多俄羅斯人則將他視為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
003型航母福建號2022/06/17下水 專家曝為當今美唯一勁敵
福建艦是中製第一艘彈射型航母，採用平直通長飛行甲板，配置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滿載排水量為8萬多噸。福建號放棄了前兩艘遼寧艦和山東艦的滑躍式甲板，而像美國航母，改採3套「電磁彈射系統」（EMALS）。由於中方發展航母起步較晚，設計師獲益於前人數十年來的研發，結合了許多最新的技術。將搭載殲-35雙引擎戰機，以對應美國F-35C。而中方海軍擁有3艘航母將具備更大的軍力投射能力，並能更頻繁地部署航母戰鬥群。
回應
可憐哪，又一艘鐵棺材
果然吃了莱猪、核食的绿蛙变身辐射超人，用你那吃屎的嘴打出的炮，击沉它，
還是燒柴油的，跟莫斯科號一樣！
聽說台灣海軍都燒柴的，連個柴油都買不起
003不是核動力嗎，只能用在局地戰
美國航艦採核動力目的就是全球橫行，是霸權心態的表現
以非核動力來說,福建號艦島不大,排煙囪不大,應是以大型燃氣輪機(配中冷循環)搭配柴油機.
恭喜福建，江蘇、廣東也別著急，成為核動力航母的機會來了
第一艘叫“遼寧”（銘記甲午旅大戰爭） 第二艘叫“山東”（甲午威海衛戰爭）第三艘叫“福建”（中法馬尾海戰），民族之恥，從未忘記！
福建號 暗示台灣?抗議！
收復台灣從福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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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2022-06-15舉辦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60周年活動 國台辦回應：鄭成功是兩岸同胞共同景仰的偉大民族英雄。360年前，他率部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祖國寶島臺灣，為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開發建設臺灣作出了重大貢獻。
普丁2022-06-09在紀念彼得大帝350周年展覽自稱現代「彼得大帝」有責任拿回烏克蘭領土
2022哈薩克動亂相關新聞資料
哈薩克油氣價格上漲2022-01-05遭遇"顏色革命"“中亞之春” 。哈動亂01-10平息164死、近6000人被捕，400多輛汽車被毀，100多家大型商場和銀行被搶，損失約2億美元。哈舉行全國哀悼：在緬懷中走向復原。
哈總統：抗議團夥在國外受訓，襲擊為外部侵略，調查定性：未遂政變。背後涉及內部權力鬥爭，解除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名副主席職務。哈前總理涉嫌叛國罪被捕，大批外國人被抓。
哈總統請求集安組織（CSTO）派維和部隊應對“恐怖主義威脅” 。
俄率集安組織5國聯軍出兵維和，特種兵突襲，奪回首都政府大樓/機場，叛軍措手不及，扭轉局勢。哈總統解除緊急狀態01-13集安組織維和部隊開始撤離。
哈50輛軍車包圍200抗議者 現場傳出槍響。哈警方：數十名暴徒企圖襲擊警局被擊斃。
哈總統：批准無警告開火，不投降將被消滅。哈記者：西媒CNN“標題誤導”帶節奏“哈領導人下令毫無預警地殺人，街頭躺滿屍體” 。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向哈派兵維和 否則像烏克蘭一樣送美大禮。
哈官員稱暴徒行動專業:用特殊通訊方式，專人做狙擊手。
哈第一大城前首都阿拉木圖市長險遭刺殺司機身亡。查獲非法運送武器和人員車輛。
哈總統：恐怖分子約兩萬，繳獲暴徒裝備:汽油桶醒目，還有各式槍支。
哈暴徒自述：收錢上街，每人分一瓶"飲料"喝完就失控。
哈搗毀伊斯蘭極端組織窩點，負責人為外國公民，暴徒曾接受外國訓練。哈總統：有阿富汗等國民兵參與了此次未遂政變。
上合組織：對哈騷亂表示關切 願向哈提供必要協助。
習近平向哈總統表示，反對外部勢力在哈策動顏色革命，反對任何破壞中哈合作的企圖。
哈暴亂有明顯外力介入:烏邊境重兵集結，美俄即將談判，哈薩克突發暴亂！(回應：美歐圍魏救趙，豈料普金老謀深算、棋高一著！)
俄主導維和部隊進駐哈，影響中國一帶一路發展 -- 三立 (回應：中國也表態，哈顏色革命不可能成功！)
哈動亂恐延燒新疆，美國讓中國剉咧等--關鍵時刻(回應：這節目常不經查證，當脫口秀看。)
哈暴動! 中:提供必要支援--全球大視野(回應：哈動亂實則是美給中俄送大禮!)
哈騷亂背後：美國控制的NGO組織煽動哈暴動，哈天然氣75%為美資，但國內供氣不足，2019年哈油氣補貼130億美元，由於人為壓低價格，導致供應短缺和品質下降。但補貼已成騎虎難下，有阿拉伯之春在前，任何去補貼和漲價都會成不穩。
習普2021/12/15視訊會議 聯手抗美意味濃
兩國元首將對明年關係做出頂層設計，並就重大國際及區域議題交換意見。由於剛落幕的美國「民主峰會」正在營造「天下圍中」的國際態勢，加上俄國與烏克蘭邊境戰雲密佈，預料這場「習普會」可望進一步確立中俄聯手抗美的基本戰略態勢。
美國最大的失誤, 是把俄羅斯當紙老虎而過度關注中國 (原載Foreign Affairs)
【導讀】本文分析，俄羅斯並非像一些政客所認為的那樣不堪一擊。俄經濟總量雖然停滯不前，但是體量依然十分龐大。雖然人口在不斷地減少，但是人口結構仍然在不斷改善，並且一直在積極地吸納優秀移民。在軍事力量方面，近年來通過不斷改革與資金投入，仍然具有強大實力，並對俄的傳統勢力範圍保持威懾。而且，寄希望於普京卸任後俄出現重大變革的想法也不現實。所以，作者認為美國必須重新調整戰略部署，拋棄俄日薄西山的迷夢。
回應
作者的意圖是要挑撥離間中俄，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中俄的戰略夥伴關係，幸好俄羅斯人特別是普沒有作者這麼傻，他們十分清楚美歐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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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領袖2021-12-09會談，普京警告北約勿在烏克蘭跨越「紅線」，拜登警告普京前所未有經濟制裁：不派美軍保衞烏克蘭
尼加拉瓜2021/12/10對台斷交:蔡當局痛心，美國受打擊！ 拜登民主峰會、抵制冬奧，習近平美後院開戰。路透社：痛擊美國！ 日本產經新聞：潑民主峰會冷水！美台勾結近期愈發頻繁。美先後打出國會牌、互訪牌、軍售牌、日本牌、歐洲牌、太平洋島國牌，達到以台制華的目的。而民進黨當局亦倚美謀獨。
2021.10.30補：
國家戰略：用一切手段(經軍政文化)達成國家(有限)目的之科學與藝術。
軍事(含外交)是政治的延續，目的在使彼屈服於己之意志。
兵者、不祥之器，上兵伐交、伐謀，次伐兵、攻城：知彼知己(但彼己皆難知故須)料彼(不論敵友軍民)從寬(且)出彼不意(如此代價才小)。能戰才能和(迦太基和南北宋雖富而亡於不能戰)能守才能功(二戰德日亡於不能守)。
蘇聯瓦解後，國際戰略的實(然之)相非福山《歷史終結》而是亨廷頓《文明衝突》，各國多回歸傳統。但非亨氏所言，儒回共抗美國，而是美帝為保霸權，以儒(韓日越)制儒(中國)、以華(台港獨及海內外反中華人)制華、以回制回(含以疆獨制中)、以歐制歐(含制中歐投資協議)。
美回歸從古希羅以來的霸權零和競爭，美不許挑戰者(不論敵友軍民)崛起，故見，二戰前美挫敗德日軍國，戰後壓制日本的經濟(從日本第一墜至泡沫失落)科技(扶持台韓打壓日本半導體全球市占從50%墜至10%) 。2016美對中經濟戰(貿易戰中小勝、科技戰小敗)，美先禁台韓售中高階芯片、再逼台積電到美設廠並交出商業機密，試圖重奪半導體霸權。而中從19「863」計畫就未大力重視半導體、直至芯片進口額超過原油、2014才訂出2025芯片自主70%之計畫、但至2021才17%，習近平乃仿「戰機引擎國家隊」(三年解決了軍方「心臟病」故可造出大量三四代戰機、在日台防空識別區「自由航行」讓日台軍機疲於奔命)，重組大陸半導體產業，想在三年內拿下十至二十幾奈米芯片的自主生產能力，至於占10%的高階芯片則另謀彎道超車、譬如以石墨希取代矽。
中國回歸天下觀：以文化判華夷(實則以父系血統)，對夷(客人)朝貢(禮尚往來、往多來少)，對華(家人)統一(家國體制、堅拒分裂獨立)且嚴厲(故常見「寧給外人不予家奴」、習從2020嚴打各行業猴王猴后「殺猴警雞」野雞被逼在密林秘行、詳見【圖博館】《習中國夢》)。
由於美台堅拒中國崛起/統一，故中不可能「和平」崛起/統一、又陷於「和平與發展」之迷失而未能積極備戰、至2021才三航母，亡羊補牢，中要多塢並建多航母及武庫艦、在三大洋力壓美軍(如此便可能戰才能和)，要從朝至印建立體防空/導/巡網(能守才能功)。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135413
〈島中對〉 劉紹楨 (台北淡水)
諸葛亮在〈隆中對〉分析當時天下大勢，前段三分天下是歷史實然、後段以蜀國統一天下則是其應然願望，在此〈島中對〉以生物演化和中國歷史的實然來分析兩岸大勢。
生物演化的實然是整個族群生命(DNA)的延續，人類則是國族存亡鬥爭的本能(這反映在成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黨同伐異」「你死我活」)，但人演化出理性，故常以各種價值(如個人民主自由)合理化其應然。中國歷史鬥爭的實然是，在朝掌權時多持中央天下統一觀，在野奪權時多持地方分裂獨立觀，這不只是現今兩岸(三地)實然，也是島內實然。
台灣的政治，自從蔣經國因缺乏其父蔣介石與滿清和中共的國族鬥爭經驗，而誤用了李登輝之後，台獨大勢已定。
所以不論蔣介石以三七五減租幫佃農耕者有其田，當祖先多為地主的民進黨以台獨奪權時，台灣農民便捨土地之小利而取台獨國族存亡之大「義」。
即便到2018年韓國瑜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和九二共識，贏得高雄市長後，仍大力幫助農產品外銷大陸，2020的大選也不敵蔡英文的恐共反中之「芒果乾」(亡國感)。
別以為只有讀書不多的農民有亡國感本能，即使知識藍、經濟藍也因無亡國感失業感而不投票，更遑論台獨教育下年輕人的高投票率了。
如果中共認清上述台灣政治大勢，便知不論如何讓利也不可能和平統一，但並不表示要立即武統，因為即使中國的軍事、經濟發展到足以迫使美國不介入，代價也太大。
其實中共在和戰間的對策很多，比如台灣經濟靠外銷、外銷又靠大陸，故上策是長期的「窮台」(港呢)，可以美對中貿易戰之道，用關稅制裁台灣，首當其衝是知識經濟藍會大量失業，看能否激發其失業亡國感而投票，島窮則內鬥「亂台」。中策是「窮台」逼迫民進黨宣布台獨，接著就下策「攻台」武統了。
蘇天澤：李田田事件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 - 多維新聞
實事求是的說，李在微博支持宋，本是一件很小的事，但由於現在中國大陸民粹高漲，任何一件小事都很容易被激動的線民“上綱上線”為政治問題，結果就讓永順縣官方陷入輿論漩渦，遭遇不測。
十年前，中國人可以輕鬆自由地討論各種問題，基本上不用擔心被舉報、被網暴；但現在國內外民粹、對抗、鬥爭氛圍的裹挾下，現在很多中國人的神經變得敏感而脆弱，中國人動不動舉報這個、舉報那個。連本應該十分成熟、穩重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各類組織團體也變得敏感、脆弱化，這讓中國社會應對各類事件的能力大大降低，製造事件的能力卻大大提高。在由泛政治化民粹製造的李田田事件中，李田田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永順縣官方和整個中國社會都將為此付出應有的代價。
【圖博館】習中國夢
習近平想要到2021中共、2049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可能性如何？由本【圖博館】的相關貼文可知：軍經政的硬實力很可能，文化等軟實力不可能。（再加貼文〈島中對〉兩岸國族對立下的台灣未來，本館已完成兩岸之研判，館長夕死可矣，靜待歷史驗證。）
如習的偉大復興是指漢唐文治對東亞周邊之影響力，那不可能！漢唐武功會隨王朝衰亡，但只要中國與東亞的文明尚存，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永存。相對於唐文化的開放包容，中共體制從毛澤東的極權、到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威權，對周邊國家均無吸引力。鄧1992南巡後、尤其繼任者江澤民「海派文化」的開放包容性之下，中國軟實力一度有可能，但由下對習之析判，可知已不可能。
相對於江澤民的「右」（海派文化）「南」（出生和文化性格皆屬江南），習的文化屬性「左」（習乃清大馬克思主義法學博士＋中共的反資本反封建之本質）「北」（習和國母彭麗媛都出生北方），[中國文化的南北之別，詳參《實然觀》〈南北〉一節]。江的海派文化雖開放包容，但也奢華、易生貪腐，民氣「仇官仇富仇名」。習上台後，民氣可用，先反貪肅腐、樹立官威，再私心自用「殺猴警雞」打壓各行各業。……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555972
對於相關輿論，葛劍雄6月17日發微博回應稱，「請問我的話哪一點不是事實？我説這番話，意在告誡青年人、天真的讀書人不要以為近代史是學術，可以自由討論。」
他還表示，「我變了嗎？這些話我並非第一次説，至少已經説了五六年了。我一直主張，在學術上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必要也不應該觸犯政治的底線，更不應走極端。如果想搞政治，就堂堂正正搞，不要打著學術的旗號，更不要混在學術界累及他人。」
湘西自治州2021-12-24通報“教師李田田”事件：已成立工作組調查
12月17日，微博帳號“湘西教師李田田”發帖聲援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教師宋某的不當言論，被線民舉報(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女教師宋庚一上週在課堂就1937年侵華日軍造成的南京慘案等相關問題發表評論被學生偷拍視頻曝光後遭校方開除，另參【圖博館】《南京大屠殺》)。
經核實，李某2013年在讀大學期間，經診斷患抑鬱症，今年4月病情加重，曾到位於永順縣城的湘西州精神病醫院檢查。根據診斷結果，李某一直請假休養治療。19日上午，李某在其母親和姑父肖某（縣教體局工作人員）等人勸說陪同下到湘西州精神病醫院檢查，診斷結果為“心境障礙，建議住院”。當天下午，經其母親、姑父和醫生反復勸說，李某同意入院治療，但情緒一度出現反復，經過醫生治療和親屬安撫疏導，病情趨於穩定。22日中午，根據本人意願轉入永順縣人民醫院進一步治療。考慮到李某某患病、懷孕等因素，對其發表不當言論的行為，待出院後再依法依規進行教育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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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李田田：中國敢言教師失聯引發公憤--紐約時報中文網
袁斌：李田田事件，到底誰在說謊？--大紀元
歷史哲學 2021.12.25 劉紹楨
歷史的教訓是：人不會記取歷史教訓，因人的積極理性會合理化自己不會重蹈歷史覆轍，故非經親歷，個人或國族不易記取消極理性所得知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意義是：歷史沒有意義(及價值)，因應然的史觀才會積極地找啥是歷史意義，但如同廉能勤儉是各種政經體制之普世價值(如真有普世價值的話)，消極理性的實然史實，也是各種史學應追求之價值意義。
歷史是時間的排泄物，其屎有二：史觀之屎，貌似美玉，黑臭其中；史實之屎，貌似醜石，道在其中。
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政軍勝利者書寫的政統史觀，冷眼旁觀便能一目了然其謬，但一屎障目的典範勝利者之史觀，會合理化自己的道統才是正統，故不易了然。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876416
「歷史就是維護當代政治、政權合法性」 學者葛劍雄言論掀爭議 2021-06-18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歷史》的演講在社交媒體傳播，其中「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就是維護當代政治、政權合法性」的主要觀點引發爭議。
他認為，「任何國家、政黨、羣體講的歷史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質疑，更不許否定的。學術研究仍應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但在成果發表時要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內部説（楨：內部就可説? ），或直接報告當局。」
葛認為自己「只是把一層紙捅破了，不知為什麼有些人會大驚小怪？是一些人想像的『歷史』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還是我説的不是事實？」
有支持的觀點認為他捅破了「現實政治虛偽性」，但也有認為其言論與身份不符，還諷刺稱他「想當國師」、「跪著搞學術研究」。
雙減新政策，騰訊禁止12 歲以下兒童玩遊戲！
農村老師工資並不低，但很多因素影響農村老師留任
兒子的同學去雲南偏遠貧困地區支教一年：結束後他非常失望，覺得自己做了無用功
職業教育搞了幾十年了，水準還是這麼差，為什麼？
多地政策頻出，學區房降溫了嗎？ 2021-07-08 新華社
杭州2021-08-10禁止仲介炒作學區房、惡意哄抬房價(回應：學區房是客觀事實，和仲介宣傳沒太大關係，不讓宣傳學區房，可以換個名稱照樣價格飆升！)
台灣育才警訊 5成5大學生自認選錯系 2021-08-19(回應：教改/快樂學習/減負/學測/基測/會考指考/繁星錯在哪裡?)
回應
中國當今社會三大矛盾：家校/醫患/房產矛盾，都是極其複雜，醫改/教革/房革，一定要徵求各方意見，才能達成。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另參【圖博館】 習中國夢
相對於江澤民的「右」（海派文化）「南」（出生和文化性格皆屬江南），習的文化屬性「左」（習乃清大馬克思主義法學博士＋中共的反資本反封建之本質）「北」（習和國母彭麗媛都出生北方）。江的海派文化雖開放包容，但也奢華、易生貪腐，民氣「仇官仇富仇名」。習上台後，民氣可用，先反貪肅腐、樹立官威，再私心自用「殺猴警雞」打壓各行各業。各行各業的猴王猴后再怎麼「狡兔三窟」---「虛薪」「虛職」「虛籍」，也無所逃於（習的）天地之間，若習有美帝惡霸長臂執法的硬實力、則全球難逃。故馬雲「以范(冰冰)為鑑」，不領薪、卸下阿里所有職位、在美上市，並在電商扶貧等政策配合習，但當螞蟻金服的數位私銀傷及習的傳統公銀利益時，仍慘遭「殺猴警雞」。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555972
台灣育才警訊 5成5大學生自認選錯系 2021-08-19
三三會昨邀請台大校長管中閔演講「未來大學與未來人才培養」，管中閔語出驚人指出，根據最新統計，有5成5以上的大學生認為唸錯科系，導致1/7大學生離開，這對大學來說無疑是一大警訊。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更感嘆，在公司選任下一代（幹部），以前只要學校畢業、頂多EMBA就很夠用，但是現在單單學校畢業根本touch不到企業想要的。凸顯「產學落差」亟待解決。
台大新鮮人休學率近15％
管表示，2019年大學休退學人數超過18萬人，占比15％，有1/7的大學生進入大學後離開。統計也顯示，有5成5的大學生自認為選錯科系。另根據台大統計，大一休學的比率達到14.98％、退學比率9.26％，大一升大二申請轉系超過10％，轉系核准比率也達到6％。
104獵才資深副總晉麗明表示，台灣IC設計、半導體瞄準國際市場，技術具世界領先地位，但薪資卻無國際競爭力，外人早已虎視眈眈，要不是海外疫情起起伏伏、阻擋部分人才外流，否則，台灣科技人才的缺口恐怕更為嚴峻。
104人力銀行2021年半導體人才白皮書資料顯示，半導體平均每月人才缺口近2.8萬人，創6年半新高；五年前理工科系畢業生7.7萬人，現在恐只7.1萬人，下滑速度比少子化還快。
回應
教改/快樂學習/減負/學測/基測/會考指考/繁星錯在哪裡?
習近平2021-08-17在第9次中央財經會議定調財富「三次分配」重提毛澤東「共同富裕」
會議稱，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要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要確保經濟金融大局穩定等。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有評論質疑無異是新「打土豪 分田地」時代回歸。
早前，阿里巴巴、騰訊、地產公司SOHO中國等中國巨企，接連成為監管部門的整頓目標，施以巨額罰款之餘，再加以嚴厲規管。近日，高收入的娛樂圈人士亦受到針對。
回應
名為回報社會,實則搶劫捐錢,富人未來要嘛設法脫身閃人或出國,要嘛則是失去再創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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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減輕學生作業和校外培訓負擔)政策出臺後，全國20多萬家教培機構(北京9萬教培人全國千萬教師恐失業)2億多學生深受影響，老師更不敢負責了，各種盜版網課成了搶手資源。
國家發佈闢謠榜單 澄清"毛岸英因蛋炒飯犧牲"等謠言
7月15日，“2021中國網路誠信大會”在湖南省長沙市舉行。會上，由中央網信辦舉報中心主辦、新華網承辦的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臺發佈“正本清源 明理增信”涉黨史闢謠榜，以澄清模糊認識、糾正誤解誤讀、批駁錯誤言論，為建黨百年營造良好網上輿論氛圍。
涉黨史網路謠言，嚴重污染網路生態、誤導社會公眾、損害黨的形象。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講話精神，中央網信辦會同中央黨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社科院、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等部門，指導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臺，針對一段時期網上流傳的歪曲抹黑黨史謠言資訊進行梳理盤點，並從革命領袖、英雄人物、歷史事件三個層面，選出具有一定代表性、權威性和影響力的十大涉黨史闢謠榜單。
榜單內容主要包括批駁詆毀、抹黑革命領袖等謠言，如誣稱毛澤東同志並非《沁園春•雪》原作者、捏造“中共啟封‘鄧穎超日記’”供黨史研究的不實資訊；辟除否定、污蔑英雄烈士等謠言，如歪曲編造狼牙山五壯士兩名戰士不是“跳崖”而是“溜崖”、捏造毛岸英同志犧牲是因為做蛋炒飯暴露了目標、誣衊雷鋒同志做好事是假的等謠言；澄清涉黨史軍史重大事件等謠言，如紅軍長征沒有“二萬五千里”、“飛奪瀘定橋”戰役不存在，誣稱共產黨抗戰“遊而不擊”不是“中流砥柱”，借為周扒皮、黃世仁等地主形象翻案否定土改以及否定抗美援朝重大意義等不實內容。
走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無人能擋中國 2021-07-01 環球時報社評
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共百年慶祝大會吸引了全球的矚目，中共帶領中國人民取得的成就和中國的美好願景不斷加重一些西方精英的危機感。他們一邊唱衰中國，一邊因預感到中國發展不可阻擋而憂心忡忡。
首先是中共的領導力不斷提升，這是中國的最大政治優勢。
二是中國發展道路從實際出發。
第三，中美關係的陣形和形態也出現了變化，過去西方輿論機構很倡狂地在中國輿論場“帶節奏”，現在他們這樣做難多了，而且越來越多時候他們這樣幹會遭到中國公眾的無情抨擊和嘲笑。
第四，美國無法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相關新聞資料
習中國夢
https://mypaper.pchome.com.tw/souj1/post/1380555972
71架戰鷹飛過天安門廣場 向党、祖國和人民致敬
2021年7月1日上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71架飛行編隊從天安門廣場上空通場而過。15架殲20戰鬥機三梯隊，71字樣由10架殲10組成，殲10C今年換國產太行發動機的殲-10C公開亮相作戰部隊，這標誌著殲10已經正式進入了100%國產化狀態。
蘇聯吧，一群極左分子 2019-05-25 愚者
本人在看了馬列之聲的視頻後，幾經周轉認識了一下這群人，一開始當作左翼的同志的，但漸漸發現他們說話時過於喜歡引用，極其教條主義，喜歡排除異己，談起馬列頭頭是道卻不能用自己的話說服別人，但對其他領域的認識極其淺薄幼稚，還極其自以為是，喜歡製造白色恐怖氣氛，喜歡造謠傳謠，抹黑政府。
他們極其反國家反愛國，反對任何的愛國主義，特別反華，一切以推翻政府為中心，嘴上說著代表人民和馬列，卻不在乎人民死活，不在乎真相，有相當強的政治目的性。他們打著馬列的旗號企圖在中國製造動亂，主張推翻現政府，喜歡拿前30年的成就來全面否定後40年，號召推翻中國政府，卻覺得事後就算是更壞也無所謂，認為中國已經無比黑暗了。喜歡強調因為自己喊著馬列，所以不是境外勢力。
極左和極右的共同點我發現極左極右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反愛國，反國家，反觀察者，反兔子這個形象，經常喜歡看些自媒體和網易之類，獲取資訊極其片面，對於國家只相信不好的東西，對於新聞比較喜歡youtube，都很自以為是，喜歡陰陽怪氣，比較唯心主義，比較喜歡排除異己，嘴巴上都喜歡喊著為了人民代表人民。
蘇聯解體是個偶然事件，但蘇聯輸掉冷戰是個必然事件 2021-01-13
古代的俄羅斯和中國一樣，都是地大人多的典型代表。這種國家的特點是體量極大，只要足夠團結，打總體戰幾乎是不可能輸的。這點無論是蘇聯硬抗小鬍子還是民國抗過日本都是很典型的案例。
蘇聯能打贏的是熱戰，而絕不是冷戰。
冷戰。既要搞軍備競賽，還要比生活水準。
蘇聯最大的問題是——調門起的太高了。
在蘇聯的官方宣言裡，是從來沒有將蘇聯人民的幸福作為終極奮鬥目標的。他們的終極目標是橫掃世界全球反，實現人類大同。
所以蘇聯人民的落差感是非常強烈的。一方面，自己是第一世界國家，無產階級的老大哥，世界的核心。本國的火箭上天航母下海，七條航母橫行大洋，六萬輛坦克碾壓西歐，幾萬枚核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壓艙石。但是，眼下的你連買點好衛生紙都費勁，彩電一用就爆炸，你的下水管沒人來修，你一家五口擠在六十平米的老樓裡，和人共用衛生間和廚房。
冷戰是消耗戰，蘇聯以一個蘇東集團之力，跟美、歐、日三大工業中心整合的全球市場拼消耗，他是不可能拼得過的。更不要說歐美巨大的先發優勢和自然條件優勢，以及蘇聯自己的戰爭創傷，雙方本來就不在一個起跑線上，能撐五十年已經算是奇跡了。
留美學生：美國令我很失望，但我仍選擇留下 2020-11-30 觀察者網
編者按：一出國就愛國已經成為很多出國過的中國人的真切感受。海外知乎Quora上也對類似的問題進行了討論：“為什麼很多中國人在西方生活過後，變得更加愛國和維護中國？”有理有據、力挺祖國的論述相當之多。不過，也有留學生寫下了其內心對於這個問題的糾結，即使意見本身可能存在偏頗，往往也反映著很多問題的深刻。
上大學之前，我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是冷嘲熱諷的。坦白說，我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持我的憤世嫉俗，我只知道：某些話題不允許談論，當我終於來到（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時，生平第一次聽到了“解放西藏”、“新疆再教育營”類的事情……我感到遭到了欺騙與背叛。同時，作為一名藝術家，自由的狀態賦予了我前所未有的自在感。我以為，如果我想繼續創作能照亮現實的藝術，我就不能回到家去。最重要的是，我以為美國是我最終的歸屬。
之後，在寒暑假回家的時候，我感到自己比同輩們更開明、更有優越感。然而，每次我回去，中國的生活都會變得不一樣。更多的摩天大樓，更多的主權，更多的驕傲感。最重要的是，人們是快樂的，比“自由”國度的民眾要快樂得多，諷刺地是，在“自由”國度，人們感到的壓抑和窒息卻更多，而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自己高中國人一等。
所以，作為一名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當我試圖拋出“我們國家和社會實際發生的很多事和你們以為的是不一樣的”的論點時，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在乎。人們對於廉價的公用事業和勞動力、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以及數千萬人在幾十年內擺脫貧困的事實感到滿意。
正是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在美國這四年裡接受了多少宣傳和洗腦，意識到我已經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救世主中的一員——居高臨下地對待著“野蠻人”，以轟炸、入侵、顛覆（以及強姦）的方式“引入”文明，而就在你閱讀這篇貼文之時，上述這些（罪行）仍在繼續。
事實是：如果不是因為（新冠）大流行，我會盡我所能獲得（美國）這片“希望”之地的公民身份。我會填寫好所有的檔，請我能負擔得起的最好的律師，把最完美的檔材料寄給美國移民局，以證明我是最有才華和最勤奮的人之一……我會拼命工作，納稅，然後等待獲得公民身份，等上10年，或者20年。
說實話，我不知道自己的立場該是怎樣的。我不相信民族主義。可悲且不幸的是，現在我可能不得不選擇自己的立場，並一路堅持下去。
所以：也許今天的美國更像冷戰時的蘇聯。剛才講到的肯南是個大咖，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我只是一個上海的小商人，人家寫了8000個字的長電報，我不能跟他比，不過我決定今天“山寨”一下他：
讓中國去單挑自自由主義陣營是不現實的。對美國的擴張企圖最有效的政策是保持長期、審慎、堅定的制約。
我們要認真理解西方自由主義的本質，就像醫生檢查一位失去理智的病人一樣，拿出非凡的勇氣，客觀的態度、中立的立場和堅定的決心，避免受到情緒上的干擾。我們要讓公眾瞭解美國的真相。我堅信我們的民眾對美國瞭解得越深入，那種盲目的敵視和無端的畏懼就會少很多。
中國有能力對美國在政策上施壓，迫使美國表現得更加克制，謹慎。應對美國，很大程度上還要依靠我們自己社會的健康和活力，這是我國內政和外交的一個焦點。
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每一步推進，都是一次對美國的外交勝利。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牢牢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同世界各國在開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80集：接軌與不接軌
在接軌與不接軌方面，我們採取了趨利避害、有所接軌，有所不接軌的方針和民本主義的導向。這樣做一方面使我們成功阻止了西方把顏色革命的禍水通過互聯網蔓延到中國的企圖，另一方面又保持了有效的中外交流與合作，最終使互聯網在中國大地上獲得了勃勃生機，促進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方方面面的進步，極大地豐富和方便了人民生活，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實現了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走到了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最前沿。中國這種開放模式的成功反襯出了其他一些國家盲目西化的失敗。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只知接軌，不知不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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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燦榮：世界正在與中國接軌
李世默主題演講:中美新格局 2020-11-28
首先：中國不是蘇聯。在冷戰時期，特別是60年代以後，蘇聯及其盟國體系和西方體系幾乎完全隔離，沒有任何交流，連貿易都幾乎沒有。蘇聯對美國和歐洲形成的是根本的生存威脅，兩者互不相容，兩種意識形態都要把世界全吞了，而且都有核武器。
60、70年代以後，蘇聯的經濟不斷衰敗，70、80年代，發生了嚴重的政治衰敗。不過，蘇聯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很多民族國家組成的聯邦，所以說散夥馬上就散夥。
中國現在是一個全球性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與外界高度互聯。我們是全世界，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現在是大概130個國家的最大交易夥伴，以美國為最大交易夥伴的國家大概只有70個。中國經濟正在日益增強，收入在增長，產業在升級。
中蘇對美的威脅也有質的不同，中國只威脅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並不具備生存上的威脅。中國對歐洲更是只有經濟競爭，也不存在生存威脅。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實施的是防禦政策，不讓別人來干涉我們的治理模式和意識形態。而且十八大以後，我特別意識到我們的政治在崛起。在習主席領導下，特別是90後、00後的年輕人對祖國越來越有信心。
第二，今天的美國也不是冷戰時期的美國。今天的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內在矛盾在不斷加劇。美國在60年代以後，進入了經濟收入增長，產業升級的黃金時代 “美國世紀”。
那時候的美國也是“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可今天，美國正在經歷福山說的政治衰退，經濟面臨失調，貧富差距沒有辦法緩解，社會契約無效。
另外，還有保羅•甘迺迪教授講的，美國的過度擴張和國家利益發生了巨大的矛盾。今天的美國跟那個時候的蘇聯一樣，在實施意識形態擴張，到處輸出他們的意識形態，要全世界買它的政治，甚至不惜用軍事手段強迫別的國家接受。
有些人說，因為特朗普敗選了，所以美國政治體制的自我糾錯能力發生了。這種觀察並不準確，美國政治衰敗、經濟衰退，都是在特朗普以前就發生了的。特朗普的當選是一次自我糾錯的嘗試，但是失敗了。拜登當選是舊制度的復辟，根本不是什麼自我糾錯。拜登的支持者、給他資助的，幾乎都是美國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另外，美國的國家認同正在從內部瓦解。他們現在搞所謂的“身份政治”，我比較尊重的政治學家福山也講到這一點。
河殤式思維已盡窮途末路 2020-05-26 觀察者網
前幾天有朋友強烈建議我認真回顧河殤，他為中國年輕人的自信感到憂慮。保守是錯誤的，擁抱海洋西方文明才是正確的，為何這些年輕人不明白？
對此我只問了一個問題：為何你一定口咬定，年輕人的愛國熱情是一種保守？而你嘴上西方文明就一定是開放的？
他羅列了一大堆孟德斯鳩和喬姆斯，但是面對美國現在的現狀，還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最後他只能感歎：特朗普這群人是民主的大害。
對於這種認識，個人認為已經是河殤式思維人群裡的開明人士了。
河殤式思維在中國已經走向窮途末路，親手埋土的，不是和他們意見截然相反的年輕人，也不是我們這些批判自由主義的不同意見者，而是特朗普、蓬佩奧以及他們代表的極端保守勢力。
是東方的現實主義和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交錯而成的奇景。
…….
回應
真要做了這些河殤們想像的全盤西化，我們現在應該是大號烏克蘭 利比亞 或者伊拉克。
這次看得明明白白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核心明明就不是自由和民主”，還信它們的“自由民主”那他就是個睜眼瞎。
我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河殤甚囂塵上。但我很驕傲的說，自己從未拿正眼瞧過它和它的擁躉們。
從小讀《上下五千年》，就知道“英雄千千萬”。我們這個民族一路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穿過硝煙，歷經苦難，每當危急關頭，總有無數雙手伸出來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於是儘管滄海桑田，但我們的精神仍得以薪盡火傳。
黃河沒氾濫，公知卻變災了！河殤之罪，整整誤導一代人！
一部“河殤”，幾乎把中國再次拖入燃燒的火坑。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16004
旺報社評》政治集權、經濟分權的試探 2019/09/25
大陸人大常委會決定，自2020年起改變農村土地僅能由國家徵收的規定，在符合國家資源整體規畫的前提下，作為工商業經營之用的農村建設用地，將可以由農村集體透過出售或出租等方式，轉讓給單位或個人使用。修訂案也大幅改善過往地方政府強制徵收土地的弊病，明確界定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用途，也加入更多限制條件與補償規定，讓地方政府不能隨便亂徵收農村土地，也讓農民擁有更多的參與、監督及話語等權利。
北京這次土地改革獲得正面的肯定。一方面，對人口比重高達4成的大陸農民來說，這是對早先土地管理過度傾向城鎮發展的矯正，也是遲來的公平正義展現。另一方面，對當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北京當局而言，此舉將可全面解放長期被凍結的農村土地財富，為陷入成長停滯困境的大陸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資金動能活水。除有利市場化的加速進行外，也將有助大陸挺過這一波經濟成長動能趨緩危機。
這些看法，都沒有錯，但似乎流於表面。嚴格說來，這次的土地制度改革，有兩個深層意涵，一是加速推動大陸城鎮化進程，另一是打破中央權力愈來愈加集中的迷思。
首先，在加速推動城鎮化進程方面，農村土地交易的市場化，代表農民不需在苦守著代代相傳的土地，而可以透過土地的買賣移轉，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從而擺脫農民身分，除可加快城鎮化的步調外，也可縮小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換句話說，土地改革不只是要創造「土地紅利」，更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提供農民誘因，加快農業人口轉移為城鎮居民，進而達成2035年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5%的目標。
其次，這次土地改革，無疑是北京政府再一次大規模的放權讓利行動。目的是把過去國家壟斷的農村土地買賣權利，重新歸還給農民。這就不免令人聯想到，1979年大陸經濟改革的濫觴，即是源自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個讓大陸得以實現市場經濟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改革，不僅改變當時農村貧瘠的樣貌，也為大陸經濟帶來40多年的榮景。箇中關鍵，無非就是中央政府願意放手，把權利下放給人民。
王義桅：西方為何開始向大陸學習改革 2019/09/19 中時
「求知，哪怕遠在中國！」這是阿拉伯聖訓。現在，西方也效法阿拉伯了。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改革研究院、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今天在中共黨媒《環球時報》撰文表示，起先是羡慕，後來是刺激。西方前政要不斷吐真言，讚賞大陸的同時不忘激勵現任西方領導人。大陸獨特的發展模式對解決中東地區的貧窮、失業、教育和科技落後等許多問題都有著積極啟示、激勵作用。
如今，學習大陸改革了。比如，不久前川普宣佈成立人工智慧國家委員會，並補貼千億美元給臉書、穀歌等私企搞5G。歐盟學習大陸的產業政策，日本學習大陸一帶一路等等。
王稱，西方學習大陸，首先學大陸治理，其次學大陸創新，再者學大陸制度。非常弔詭的是，西方越想學大陸，越不謙謙虛虛的，還罵大陸，罵的正是想學的！比如，歐盟將大陸定位為「制度性對手」，推出歐亞互聯互通戰略，希望收編一帶一路；美日澳也在印太地區搞基建、民生，學習大陸產業政策，抵銷一帶一路影響。
王表示，西方學大陸，實際上是學習西方遺忘的東西。學大陸，是學自己，是回到初心。產業政策、國有企業、補貼等，哪個不是大陸從西方學來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市場經濟模式、治理模式邊際效用遞減，甚至窮途末路了，不得不學大陸改革。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主動也好，被動也罷，都在借鑒。學習本身是一種創新，而不再是一種模仿。
王不諱言，事實上，西方學習大陸改革較停留在器物層面，制度層面仍然不多，精神層面更稀罕。真正的大陸改革精神西方怕是學不了的，那就是「苟日新，日日新」的文明底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其實是他們最需要學習的。
回應
治理，西方要先把領導人改成“終身制”，哈哈
所以，你就是個島蛙。因為你根本看不到內在
很多人可能說，如今印度高素質人才也很多，在矽谷很混得開，甚至連微軟總裁都是印度人納德拉，印度軟體外包業也很發達。但我們要知道，正因為印度高等教育培養出的軟體人才都不願意留在國內，紛紛去了美國矽谷，印度本土的軟硬體還是舉步維艱，除了做軟體外包，他們做不出任何獨立自主的東西。去年有人吹噓印度本土的非智慧手機如何受歡迎，卻發現這家印度本土手機的內部晶片，全部來自于中國的展訊，而小米也已經佔據了印度整個智慧手機市場第一。
印度的精英，從未想著如何建設印度，而是想著自己是高種姓的雅利安人，和歐美白人是一家，他們努力學習是為了離開印度，成為美國人。
三、要有大一統的國家，和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
一個工業化的國家，需要大一統的國家政權，需要人民擁有平等、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大一統和自由開放從來不矛盾，沒有大一統的美國，就無法解決南方種植園和奴隸制的問題，只有消滅了奴隸制和種植園主，讓農業為工業服務，建立現代文明，才會有自由開放的基礎。
印度之所以存在封建殘餘、種姓隔離、歧視女性，就是因為沒有經歷過國家的大一統，政權、制度、經濟都沒有強有力、高效地整合。各個邦、各個地方政府，其實還是一盤散沙，無論多麼高明的政策，都缺乏執行力。這就回到了第二個問題，印度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革命和統一戰爭，自古以來，印度其實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在近代以前，這塊土地上就王國林立，宗教信仰繁雜，皇權不下縣，一盤散沙。最終在英國殖民者的操作下，才誕生了這個現代的“印度”。
如今，“民主”的印度擁有一千多個大小黨派，各個邦都有自己的傳統勢力，從中央到地方，互相扯皮，除了日復一日的貪腐和貧富分化，他們無法擰成一股繩帶領這個國家前進。“民主”的真正內涵，是協商和妥協，是聽取民眾的意見，是高效執行符合大眾利益的政策，而不是如印度這般，只有貴族、富人、高種姓的過家家。他們只有民主自由的外表，卻沒有民主自由的精神，一個不尊重女性和窮人的國家，談什麼開放？
……..
有些事情，不能想當然，不要覺得“中國行，我也行”。
回應
文章條理分明，論據充分、事實清楚，可謂一針見血，非常有見地！
人們常常說一個笑話，說印度其實只有“一億人口”，因為剩下10億都不算人，是“賤民”，印度是一個沒有經歷過革命戰爭就建立的“民主國家”，既沒有自下而上的革命，也沒有真正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們的封建文化、種姓制度根深蒂固。婆羅門、刹帝利、吠陀、首陀羅四大種姓涇渭分明，高種姓不可和低種姓通婚，大量農村的“賤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人權，不能成為自由的勞動力，特別是女性，大量印度農村的女性類似於男性的財產和物品，根本無法離開家庭，成為職業女性。
當年的英國在工業化之前，通過“圈地運動”和“勞動救濟”獲得土地和自由勞動力，美國通過“南北戰爭”、“廢奴運動”和“西進運動”獲得土地和自由勞動力，說白了，這些都是“土地改革”，必須讓農奴、農民從地主、種植園主手中解放出來，經過教育、培訓成為產業工人，一個國家才能實現工業化，而實現了工業化之後，工業生產的化肥、農田水利、電力輸送、農業機械、交通運輸才能反哺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集約化。
而中國在建國之後，不但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了農民和土地的問題，解放發展了生產力，還通過掃盲教育，九年義務教育，給全國人們普及了基礎教育。新中國剛剛成立時，我國的文盲率高達80%。新中國組建了一支七八百萬人的農村教師隊伍，深入到基層，進行了全民掃盲，這些掃盲教師，有的其實就是識字的農民、識字的戰士、以及大城市裡的青年學生，他們為全民掃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甚至還包括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不是由於他們們的犧牲和奉獻，我們很難在幾十年內迅速獲得一大批受過教育的青壯年勞動力。
印度號稱有10年義務教育，但在實際情況中，大量的農村人口和低種姓是無法入學的。印度四年級和五年級入學率不足60%，五到八年級輟學率高達50%，中國女性識字率為99%，而印度不足一半，大量的女童，無法進入學校接受正規教育。
印度為什麼不能學習“中國模式”？ 2019-09-12 觀察者網
印度和中國一樣，人口眾多，勞動力充足，市場廣闊，但中國的勞動力，和印度的勞動力，是一回事嗎？中國的市場，和印度的市場，是一回事嗎？
要知道，成為世界工廠，需要滿足三個條件：1、擁有全部的工業體系；2、擁有龐大的受過中等教育的高素質勞動力，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3、大一統的國家，平等的社會關係，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
一、工業體系不是天下掉下來的
首先看工業體系，當年的印度，工業基礎其實是比中國更好的，因為他們早就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人在印度建立了工廠、鐵路和供電系統。在當年中國大革命期間，印度共產黨羅易甚至來“援助中國革命”，在他眼裡，印度是文明的工業國，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印度援助中國理所當然。
就算到了1949年建國之後，印度的工業化程度，也超過中國，…..但印度卻未能建立起全方位的工業體系，一直在吃英國人留下的老本。而中國通過抗美援朝的付出，獲得了蘇聯156項重工業援助......中國在獲得工業援助之後，也不是吃老本，而是繼續努力，在中蘇交惡撤走專家之後繼續努力，開油田，煉鋼鐵，造汽車，興修水利，造化肥，造火箭，造原子彈，兩彈一星震驚世界。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所積累的工業成就，其實是被低估的。然後中美建交，改革開放，中國所積累的重工業體系加上發達國家轉移的輕工業產能結合起來，就爆發出了驚人的能量，一路狂飆突進，最後成為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在1994年，中國鐵路總里程就反超了印度，並且一路拉開差距，而兩國的鋼鐵產量，更加是天差地遠，中國鋼鐵出產量世界第一，中國粗鋼產量已經占到全球粗鋼總產量的一半，而印度的粗鋼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的比例只有大約6%，2015年中國人均粗鋼表觀消費量是印度的7倍多。
65年來，中國GDP增長了368.5倍，中國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約40%，總量達5萬億美元，而印度的工業產值占比僅為24%，總量不到6000億美元，只有中國工業產值的十分之一！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為技術含量高的電子、機械等工業品，而印度更多的是原材料和服務業。中國鋼鐵、發電、石油、鐵路、電子工業全面碾壓印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印度想當世界工廠，取代中國，根本看不到機會。
二、人口紅利不是人多就行
我們一直講人口紅利，在這個方面上，印度和中國同為人口大國，似乎潛力差不多，但事實上，人口也要講究品質。印度的勞動力品質遠低於中國。
美利堅的DNA裡，“美國”與“世界第一”是同義詞 2019-07-13 觀察者網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教授馬丁•雅克， 復旦中國研究院訪問教授
馬丁•雅克：非常高興再次來到“思想者論壇”，由於我只有7分鐘，所以每講一點我只會花60秒。
第一，當今全球化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中國的崛起。上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的中心在歐洲沿岸，或者說是在大西洋兩岸。如今人們預計到2050年世界經濟的中心將在中國、印度這一帶。
第二，中國對全球化的理解（特別是華為的成長模式）與西方完全。上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占全世界GDP還不到1/3，到2000年時已達50%，目前占59%。與此同時。胡鞍鋼教授預測2030年會占2/3。
第三，早期多極化一般是指歐美等作為一極的政治實體，而我認為多極化興起的過程也是發展中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意味著地區主義（regionalism）的興起。
第四，中國在崛起，多極化同時，兩極格局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第五，自上世紀8/90年代全球化興起以來，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起到主導性作用。可是情況變化得很快，在發展中國家被我所謂的“發展實用主義”取代了。
第六，美國正在從全球化中抽身。在美國人能夠心平氣和地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之前，這個世界將會陷入一種越來越不穩定的狀況。
回應
美國領先兩百年而已，中國領先幾千年，近代落後不照樣被揍。還領先的基因，沒這回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是不講民主，而是不再迷信西方式民主了。
發達國家依靠自由民主而實現發達，發展中國家擺脫不了神權、君權、特權的束縛，只能釆取實用主義而取得一定程度的追趕式發展。
發達國家依主要是依靠殖民和人口貿易，自由民主不過是他們發達之後的偽裝！並以此忽悠發展中國家。具體可以去看17-20世紀西葡英法德美是怎麼成為世界一霸的，世界學習自由民主的100多個國家，只有韓日等國成功，其他的都被忽悠成“南斯拉夫解體”“蘇聯解體”“阿拉伯之冬”之類的東西了
關鍵在於實事求是進行理論創新
回溯7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各國經濟發展實踐中的應用，不難發現，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作為外生給定的最優結構，忽視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經濟結構差異的內生性。若將其主張用於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實踐，就會遭遇“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實行的結果事與願違。
經濟學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推進理論創新，以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差異。新的理論只能來自於新的實踐，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實踐就是推進理論創新的金礦。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發展程度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並沒有多大差異，但在40多年改革開放中，中國探索出了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
所謂奇跡，就是不能用現有理論解釋的現象。如果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到處是問題，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放慢一點，國際學界和輿論界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但實際上，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還一直保持穩定快速發展，而且也不曾出現過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
顯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奇跡非常值得我們去探尋其中蘊藏的新道理。正如習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把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瞭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性在哪裡，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同時，也要瞭解這些內生差異性對經濟運行、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影響是什麼？這種思考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等研究范式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上的運用。作為經濟學家，應當知道，理論創新只有把握住一種現象的內生性，才能説明人們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兩個目標的統一。
今後，中國的發展還會遇到像中美經貿摩擦、技術革命、金融風險、國際格局不確定性等新的挑戰。但不管面對什麼挑戰，我們都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理論，而是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觀察和分析新現象研究其背後的本質和邏輯，通過自主理論創新來指導實踐、應對挑戰。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何在發展中國家屢屢失敗
中國與絕大多數其他轉型國家經濟發展成就的巨大反差，讓經濟學者不得不認真思考：理論的作用是為了説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但為什麼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看起來邏輯清晰，用起來卻屢屢失敗？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異。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的，生產力水準較低；發達國家的產業則主要是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準較高。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的，是二者比較優勢不同造成的——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富。
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一國若著力發展本身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其結果必然是企業缺乏競爭力，離不開政府保護和補貼。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西方主流發展理論對此缺乏充分認知，導致結構主義理論給出的發展重工業的建議如同揠苗助長。新自由主義則忽視了原來所存在的扭曲是內生於維護不符合比較優勢產業的需要，所主張的全面消除政府干預，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改革的休克療法也必然慘遭失敗。因為一旦“三化”同步實行，原來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和國有企業就無法在市場上生存，大量企業會因此破產，大量工人會失業，造成社會不穩定和政治不穩定，經濟崩潰也就難以避免。
上世紀90年代，筆者就曾和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有過爭論。當時一些人的看法是，國有企業之所以效率低、國家會給補貼，是因為企業是國有的，因此，國有企業要進行私有化改革，取消補貼，提高效率。其實不然，許多大型國有企業承擔著維護國防安全、保障國計民生等重大責任，私有化只會帶來更高的補貼。因為私有化以後，企業會以同樣的理由向國家要保護、要補貼。當時這種看法只是理論推論，如今已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得到大量事實證明。
相比之下，在中國推行的漸進式改革中，由於對原來缺乏比較優勢、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所以維持了經濟與社會大局穩定。同時，政府對於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放開准入，還積極因勢利導，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隨著資本快速積累，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具備了比較優勢，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也逐漸減少，為進一步消除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創造了必要條件。
中國的快速發展和轉型經驗
上世紀80年代，在結構主義失敗後，同樣源於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成為國際主流思潮。很多發展中國家是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轉型的。這一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就必須一次性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包括價格市場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三化”必須以休克療法同時推進，如果只推進其一或其二，結果可能會更糟。根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形成的改革方案，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眾所周知，這種休克療法給諸多國家甚至蘇聯那樣的大國帶來了巨大災難。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轉型並沒有遵循“華盛頓共識”，而是在我們党的領導下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漸進式改革。這種轉型方式一方面給原來優先發展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准入，培育和開闢了市場。我們還設立了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等，在破解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瓶頸”的同時，有效降低新生的民營企業的交易成本，使其蓬勃發展起來。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像中國這種既有市場調節又有政府干預資源配置的漸進雙軌制是最糟糕的，甚至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因為計畫和市場並存，政府干預的計畫價格比較低，市場價格比較高，就會產生套利空間，衍生出腐敗和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決不認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中國崩潰論”不時甚囂塵上。但是，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發展。隨著資本不斷積累，中國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具有比較優勢，取消補貼水到渠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最終並軌。
事實證明，中國採取的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不僅快速發展，而且成為同期世界上唯一沒有發生經濟金融危機的國家。而那些根據“華盛頓共識”來推進經濟轉型的經濟體，絕大多數都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而且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非常嚴重。其他少數幾個在轉型中維持穩定並取得發展的國家，同樣是推行這種漸進的轉型。
林毅夫：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看起來邏輯清晰，用起來卻屢屢失敗 2019-06-12 人民日報
回顧歷史，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用於指導發展中國家發展時屢屢失敗。相比之下，中國探索出了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面向未來，不管面對什麼挑戰，我們都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觀察和分析新現象研究其背後的本質和邏輯，通過自主理論創新來指導實踐、應對挑戰。
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艱難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開始追求現代化。因應這個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出了一個子學科——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理論又被稱為結構主義，它主張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就要發展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民富就是收入水準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那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一樣先進的技術和產業；國強就要有先進產業和先進軍事裝備。因此，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要把發展現代化的先進產業作為目標。但實際上，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通過市場發展起那些現代化產業，必須依靠政府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的方式來推進。
雖然這種發展方式可以讓發展中國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現代化工業體系，甚至在部分領域取得了不起的成績，但實行這種發展方式的國家，經濟發展成績並不好，尤其是人民生活水準長期得不到提高。比如，受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影響的一些拉丁美洲、南亞、非洲國家，雖然其工業建設取得一定成績，但人民生活並沒有得到多大改善，仍然面臨經濟發展停滯和各種危機。
包括中國在內的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面臨經濟發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準不高的問題。東亞少數經濟體卻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開始，以出口導向的方式發展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然而，這種發展戰略從當時主流的結構主義理論來看是錯誤的。1978年底，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拉丁美洲、南亞、非洲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相繼從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於是，“轉型”成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個新潮流。事實證明，轉型的指導思想不同、方式不同，其結果天差地別。
安撫左右路線之爭 習近平再提「兩個不能否定」 2019-03-31 聯合報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將發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文章《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文中再度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論述，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是習近平於2013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講話中提出。
針對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論述，有外媒分析指出，習近平「意在安撫中共黨內左右兩派，希望雙方不要陷入永無休止的爭論」，如此論述是「經過精心謀篇佈局的一篇大文章」。
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將在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刊文強調，道路問題是關係中共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中共的生命。
文章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文章稱，中共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中共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文章認為，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
因此，文章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一、《樞紐》一書的優點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我個人覺得是參考文獻，其次是他在通史類著作中加入民族史、內亞史、東亞史的相關內容，最後，這本書寫得通俗易懂，施展尤其口才好，真羡慕。
二、《樞紐》的書寫背景：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我先從這本書寫的背景邏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超大規模性）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對這本書的批判如此激烈。
1、民族主義：大國崛起的證明焦慮
大國崛起情緒引發的民族主義近年來非常明顯，《戰狼2》的爆紅便是例子。
2、國家主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結合，可能把國家引向危險的邊緣，德日大國崛起的教訓和值得我們借鑒。
三、《樞紐》的底層思想：天下體系與超大規模性
1、天下體系：危險的烏托邦
施展在序言裡也提到了這本書與趙汀陽《天下體系》的聯繫，同時，在採訪中提到了《樞紐》思想來源的著作之一是吳稼祥的公天下，軸心文明的載體其實就是天下體系。
2、超大規模性：錯把次因當主因
施展的超大規模性理論的整體偏地理決定論，超大規模性引發出“內卷化”概念之後，說明中國技術落後是因為人口的超大規模性，我承認這是原因之一（費孝通有類似的表述），但我認為這並非主要原因。
關於中國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金觀濤《興盛與危機》等都有回答，我傾向於主要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楨：?)。另外，施展把中國大國崛起歸因於政治整合完成後的超大規模性（尤其是人口）再發力，我更傾向于周其仁教授在《改革的邏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原因在於制度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說大國崛起並非是政治整合帶來的強大，相反是政府退出市場領域帶來的活力（楨：?)。
回應一下網友對我的質疑：
1、你為什麼這麼反對大國崛起？你不相信中國會大國崛起嗎？
首先，我並不反對大國崛起，而且我相信，中國還會繼續大國崛起，因為中國手裡還要很多好牌可以打，比如政治體制的改革、壟斷行業的開放、土地的自由流轉（楨：?)、耕地紅線的潛力...等等，最重要的還有科斯在《變革中國》裡說的思想（楨：政治?)的自由和開放，講為中國的創新帶來巨大的推動力。
2、你是不是不愛國？你是不是愛美國？
關於愛國借用網友說母校一句話來說明，母校換成祖國一樣適用：
母校就是那個自己罵了千百遍卻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
中國崛起的野心之作 「樞紐」熱銷20萬冊 2019-01-28 聯合報
中國崛起挑戰全球秩序需有一套論述、敘事和價值觀來激盪，「樞紐：三千年的中國」一書應運而生。這部中國大歷史的龐大野心之作，具有湯恩比式的歷史哲學視野，亦可視為「一帶一路」對外戰略的新歷史敘事。
「樞紐」作者施展是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亦是「大觀」團隊中有志於中國歷史敘事的青年學者。施展以「樞紐」為書名，指的是中國位於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的仲介位置，即是世界秩序的樞紐。中國歷史有兩大特殊性，一是中國是軸心文明的載體，二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大一統的「二元帝國統治」，既有強大財力的「中原之富」，又有彪悍軍力的「草原之雄」，猶如帝國雙翼。
然而，中國遭逢「內卷化」的魔咒。「內卷化」源於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概念，是指社會文化模式發展到定型後，遂停滯不前而無法轉換成更高等模式。施展援引「內卷化」指中國以龐大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後，中華文明長時間在低水準處徘徊。
若要破解「內卷化」魔咒，施展認為，需要有外部資源注入，中西之間的相遇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加入世界的發展格局，得以在全球化的趨勢中瓦解「內卷化」問題。
這本書在中國大陸銷量已破廿萬冊，「羅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推薦為年度好書。
此書也並非無懈可擊，論述帶有「功能論」的目的論色彩，即認為存在即是合理的，比如談到「二元帝國統治」，以長城為分界線，「中原之富」與「草原之雄」，互為所需；另提出全球經濟的「雙循環」結構，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第一循環」，以及中國與亞拉非國家的「第二循環」，挑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習近平新強人政治崛起，對內對外需要有「王者之聲」。作者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出發，力主歷史辯證法看待中國史，合理化共產黨的執政，合理化習統治政權及對外擴張，當然就無視於中華民國的角色與位置，亦是此書的一個缺憾。
回應
很懷疑記者是否閱讀全書？ 還是加上"野心"就算交差？
給施展《樞紐》道歉，以及“歷史”的危險 by羅成
首先我要向施展的《樞紐》道歉，上次因為情緒性的反感羅輯思維的過度行銷，匆匆寫了一篇吐槽書評《“羅振宇+施展”雙網紅如何用一部《樞紐》為大國崛起唱讚歌》，確實有很多情緒性的東西，沒想清楚也沒說清楚，引起一些質疑，這次寫了一篇長文來說清楚。
無論中國或特朗普政府當下採取何等行動，美國的長期實力優勢都有較大可能維持下去。這些優勢一是地理因素：美國周圍是海洋以及可能長期保持友好的鄰國；中國與14個國家接壤，與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領土爭議。美國的另一個優勢是能源：十年前，美國極度依賴進口能源，而今葉岩革命已經使北美從能源淨進口轉向淨出口，與此同時中國越來越依賴通過印度洋運輸的中東進口能源。
在人口結構上美國也具有優勢。根據預期，美國是唯一能保住全球人口數量排行（第三）的主要發達國家。雖然近年來美國人口增長率已經減緩，但不會像俄歐日那樣出現人口萎縮。中國第一人口大國的稱號很快將讓給印度，適齡工作人口將在未來十年內減少。在21世紀主導經濟增長的關鍵技術（生物、納米、資訊）領域，美國仍處於領先地位，中國在研發方面投入鉅資，在某些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但那些宣稱“中國治下的和平”即將到來或美國時代即將終結的人，其實對國家實力的多種來源缺乏全面考慮。
對美國來說，驕傲自滿固然危險，但缺乏自信和誇大恐懼會導致過度反應，這也同樣危險。在恐慌情緒的作用下，美國可能硬生生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爛。美國背棄盟國和國際機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人稱讚特朗普政府敢於與中國打貿易戰的勇氣，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美國要對盟國徵收關稅。
特朗普政府將中國稱作“修正主義”國家，但中國不同於二戰時的德國或冷戰時的蘇聯，它不會對美國的存續構成威脅。中國並不想橫掃世界，也不想踢翻牌桌，它只想在當前的牌局裡獲得更多利益。今天中美並沒有陷入一場新冷戰，至少不是像四十年前那樣的冷戰。隨著我們展望下個四十年，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美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將不得不適應新形勢。在中美未來的“合作性競爭”中，我們既不應忽視“合作”，也不應忽視“競爭”。
回應
相比與其他保守主義學者他的觀點已經算是清醒的了，但仍然跳不出傳統的歐美零和思想。他只是覺得現在美國過度誇大中國威脅了。而他本質上還是趨於傳統的冷戰思想。
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仍然缺乏對新中國的發展路線的科學定位。新中國到第五代領導人，經歷了打破-重建-發展-和諧-復興的重大歷史階段，新中國與舊中國已經在基本社會結構，共同價值等方面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中國才跳出了傳統歐美零和和冷戰思想，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的新型國際關係。
約瑟夫•奈：美國就不能平視中國嗎？ 2019-01-21 觀察者網
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
中美正在以一場關稅戰來紀念兩國建交40周年，這件事多麼諷刺！有人認為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總統特立獨行的個人風格造成了現在的局面，但不管2016年誰當選總統，這種緊張局勢都會出現。許多美國人覺得，中國沒有作為一個市場經濟體公平參與開放式貿易；也有不少人對中國不再“韜光養晦”大失所望。潛伏於這些觀念背後的是一種與日俱增的恐懼——害怕中國的崛起會導致美國時代的終結。
歷史上，對均勢格局變動失察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72年尼克森訪華，是想制衡在他看來越來越強橫的蘇聯。而他也把蘇聯實力的增長理解為美國實力的衰弱，而非將其視作美國“回歸常態”——事實是，二戰後由於人為原因，美國在世界總產值中占比高得不正常。尼克森宣稱世界將呈現多極化格局，但實際上蘇聯的解體卻促成了美國在20世紀末迎來其單極時刻。
今天，高估或低估中國的實力都同樣危險，以美元匯率計算，中國當前的經濟規模約等於三分之二個美國。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這一刻到來的具體時間從2030年到2050年皆有可能，一切取決於他們對兩國經濟增長率的假設。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把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歸結於兩個原因：新興大國的崛起，以及它所引起的守成大國的恐懼。大多數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他這段話的前半句，但後半句也同樣重要。過度恐懼中國崛起可能會引發新的冷戰或熱戰，而這種恐懼是美國能夠避免的。即使有一天，中國總體經濟規模超過了美國，經濟規模也並不是衡量地緣政治實力的唯一指標。在軟實力指標上，中國遠排在美國之後，並且美國的軍事支出是中國的四倍。儘管近年來中國的軍事能力在不斷提升，但仔細研究中美軍事制衡就會得出結論，中國仍不具備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地區的能力。
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以及最大的雙邊債權國。但今天，中國是近100個國家的頭號交易夥伴；而美國只是57個國家的頭號交易夥伴。在未來十年裡，中國計畫借出1萬億美元用於“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專案，而美國卻在削減對外援助。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將不僅來源於其市場規模，也來源於其在海外的投資以及發展援助。總而言之，相較於美國，中國的實力有較大可能進一步提升。
那種高污染、腐敗嚴重、低俗現象氾濫的GDP運動是中國老百姓想要的嗎？大多數人的回答顯然是“不”。這幾年中國的調整是全面的，既是經濟上的，也是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今天中國經濟增速換擋了，我們對這個數字不習慣，但是政府清明了，社會風氣清朗了，公平增加了，土壤、水和空氣的清潔都在恢復，我們的社會難道不是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嗎？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理念、新路徑和新動力都在逐漸形成，過去的發展成績巨大，但說實話有些粗糙，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在以往成就的基礎上進行轉變。我們無法一蹴而就，但中國新舊轉換的設計是邊行進邊完成。
歷史上一些大調整往往是通過各種“休克療法”實現的，比如斷崖式的經濟危機。中國是迄今唯一沒有出現過嚴重硬著陸危機的高增長大經濟體。
中國的經濟調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和貿易戰的疊加衝擊，增加了複雜度。但是中國能夠有序對抗這些負面影響，錘煉了中國經濟的承受力。2018年6.6%的增長率裡面包含了中國體制所貢獻的特殊定力和成熟。
西方一些分析人士表達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態度，但他們的分析僅僅停留在資料的最表層，而沒有沉下去。
中國2018年依然貢獻了全世界約30%的經濟增量，繼續排第一。我們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市場資源擴張的前景是全球最被看好的。中國經濟總實力和綜合國力都保持著逐年上升態勢，6.6%這一增長率低點對這些趨勢都不構成打斷，而且它所提供的有效能量並不比過去的時候少。
中國經濟當然有自身的問題，邊發展邊調結構，中國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大國，不熟悉就足以讓我們交一部分學費。但是中國的大方向顯然找對了，它得益於我們對國家重大經濟挑戰的客觀判斷和實事求是的解決態度，還有執政黨的領導力。
外界的各種聲音都值得我們兼聽，然而過去的情況已經表明，外界的分析和支招經常有些偏，遠不及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以來的研判準確。這說明外界總的來說沒有摸准中國發展的脈絡和邏輯，他們的視角常有新穎之處，材料的發現也對我們構成補充，但他們就是容易被立場和價值觀帶歪，得出偏離中國現實的結論。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遠比西方人想的充足，駕馭力則比他們想的強大、有效。我們的問題的確多得數不過來，但在這個龐大、厚實的國家裡，沒有哪個問題能夠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對抗。這聽上去有點虛，但它就是中國真實且最為強大的時代公式。
6.6%這一“最低增長率”並非中國經濟正在走向斷崖式危機的徵兆，而是中國解決尖銳問題、控制嚴重風險後實現軟著陸的過程。當然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增長率能夠再高一點會更好，但是能夠一邊大幅調整，一邊保持這一中高速的增長水準，已經證明了中國站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時的穩健和韌性。
世界輿論都提到一點，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中國沒有採取10年前4萬億元基建投資的強刺激。這不僅反映出中國政府對經濟基本面良好頗有信心，還因為這10年間中國經濟的結構已經有了很大變化，當時中國不得已，只有增加基建一條路，而2018年時，中國可以承接溫和刺激政策的經濟運行面和點要豐富得多。
如果中國的治理模式像美歐那樣，在經歷了高速發展的幾十年後，一定會有一場美國1929年式的經濟危機，這也是西方一些人鼓噪中國崩潰論的經驗依據。然而中國的體制優勢使得我們能夠主動化解積累起來的風險，讓前進與解決問題有效結合成同一個宏觀政策。
這不是哲學和詭辯，而是中國經濟活生生的現實。2018年6.6%的增長率對應了遠超過十多年前10%以上的實際經濟增長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比當時清潔了許多，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邁過從遭到破壞到走向修復的轉捩點。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瞄準經濟發展的“以人為本”原則，食品安全、教育、醫療、養老、宜居、旅遊等高度涉及民生的領域更多成為投資的方向。
中美貿易戰發生在2018年，它顯然對中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這種負面影響無疑要比它一旦發生在十幾年前小得多。今天的影響也是大的，但它是中國能夠不以“傷筋動骨”的方式承受得了的。
社評：重回高增長不難，但時代不會回頭 2019-01-23 環球時報
中國2018年GDP增長6.6%，創28年來最低年度增幅，引起諸多議論。其實如果中國想高一點，我們迅速沖到8%，未必是件很難的事。
中國最近幾年大量去產能，高污染的企業受到嚴重限制。華北地區的霧霾天數明顯在減少，很多河流的污染情況得到好轉。只要稍微放鬆一點調結構針對治理污染的努力，就能恢復不小的一塊GDP。但是大家願意嗎？
這幾年不健康（楨：?)的娛樂業(相關新聞：阻礙「中國夢」 娘炮與佛系被央媒點名指導)、尤其是色情業受到嚴厲管制，公款消費也是這幾年GDP中頗具分量的一塊損失，如果恢復這一切，GDP馬上可以點燃一部分動力。
美國在高速增長
你在搞笑？美國GDP同比2.5%, 4.1%是假的是環比，中國用的同比。
經濟增長了，人民得到多少實惠？高房價，看不起病，上個好點學校上不起，工作八對八，每週休三四天。實惠在哪？
大學公立本科一年學費幾千元/大學宿舍住宿費一年1200元的白菜價/高鐵平均1公里0.36元的客運價，鐵路平均1公里不到0.1元的客運價/城市地鐵幾元錢可以環遊半個城市——你以為是市場價？戈壁山區手機信號都能滿格/哪怕不到100人的偏遠村莊都給你開山架橋通電通水/一個村莊建一個4G基站最後收取的通訊費還不夠基站的電費/發生火災或者險情你一個電話消防官兵就迅速趕到而且免費服務/發生天災軍隊3小時就立即出動不顧危險迅速救援——你以為全世界都這樣？城市晚上10點之後你仍然可以喝酒K歌亂串亂逛/最好的醫院都是國家公立醫院都對最貧窮的民眾敞開大門/政府官員直接入住貧困家庭，挖空心思幫助貧困人群脫貧致富——你以為是理所當然？
環球時報社評：如何看經濟下行中6.6%的年增速
國家統計局2019-01-21公佈，中國2018年GDP總值達到900309億元，增長6.6%，第四季度增長6.4%。這是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踏上90萬億元人民幣的臺階，但從增長率看，6.6%又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年增速，6.4%是2009年一季度以來最低的季度增速。
如何看中國的經濟形勢呢？外媒的最初評論大多集中在了“中國GDP28年增速最低”上，強調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這些都是事實，必須正視。然而僅僅從“最低增速”的角度看中國經濟，又很容易誤讀它。
人們都還記得，在早些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兩位數的時候，我們經常談要控制經濟增速。為什麼？因為中國當時的增長高度粗放，而且對出口依賴度太高，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環境和生態成本，而創造的財富卻沒能充分地轉化為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和優化。直到2014年，中國生產的鋼筋水泥和煤炭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再不轉型，這個國家已經承受不了。
外媒稱中國GDP增速實際只有4.1% 發改委回應
2019-01-22，國家發展改革委就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舉行發佈會。有記者提問：昨天統計局公佈了內地的經濟增速是6.6%，但外媒有的認為實際增長只有4.1%，有的認為甚至更低。對此，有何評論？
新聞發言人孟瑋：
首先，從實物量資料看。2018年全社會用電量6.8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8.5%，這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增幅；煤炭在嚴控新增消費的情況下，消費仍增加1.5億噸左右，天然氣更是大幅增長400多億方、增速17%以上；全年全社會貨運量增長7%左右，其中鐵路貨運量增長9.1%。實物量指標是經濟增長最直接的反映，這些實物量資料可以有力支撐全年經濟增長資料。
第二，從關聯資料看。看三大產業，2018年全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2%，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7.7%，一產增加值增長3.5%。看三大需求，2018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9%，且在四季度逐月回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全年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增長9.7%。看就業和收入，全年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361萬人，比上年多增10萬人。前11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6.5%，而且這是在全年減稅降費規模達到1.3萬億元的條件下實現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1.8%。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5%。無論按照GDP核算三種方法的哪一種看，支撐6.5%左右增速的資料都是匹配的。
第三，從國際組織預測看。今年1月初，世界銀行發佈最新一期的《全球經濟展望》，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等對中國2018年GDP增速的預測值為6.5%—6.6%。
最後，我想說的是，中國經濟擁有巨大的發展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中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健康穩定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支持高品質發展的生產要素條件沒有改變，長期穩中向好的總體勢頭沒有改變。我們不追求高速度，更加注重高品質發展，但中國經濟完全有條件、有潛力、有能力保持合理區間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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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這是西方人慣用的伎倆打壓不了中國就唱衰中國。西方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
西方唱衰中國也不是最近這一兩年了，我們也應該見怪不怪。我們應該抱著一個平常心，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對於別人的說三道四，我們只當刮了一個耳旁風！
去年82萬億，今年90萬億，不是增長9.26%嗎？
扣除物價上漲按可比價格算6.6%
美對華政策失敗因中國未複製美國模式?崔天凱駁斥
2019-01-18，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參加卡特中心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
孔子有句名言，“四十而不惑。”然而，在我們紀念40周年時，也必須看到對中美關係仍存在一些非理性質疑和謬見。
一個錯誤觀點認為，美國過去四十年的對華政策失敗了，因為中國沒有複製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模式。很明顯，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不瞭解兩國為何建交，不是為了以一國模式重塑另一國，不是為了消除兩國之間所有不同。至少，中國從未有過任何改造美國的想法，而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將改變中國社會體制、發展道路或意識形態正式作為其政策目標（楨：?)。
另一種謬見是，中國一直在占美國的便宜。事實上，中美關係一直都是互利共贏的。例如，中美貿易總額從1979年的不到25億美元增長至去年的6335億美元。據中國美國商會最新統計，其74%的成員企業計畫擴大在華投資。美國GDP從40年前的2.63萬億美元劇增至2017年的19.36萬億美元，而2017年中國的GDP是12.2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這些年經濟發展的增量比中國一年的GDP總量還要多，我們之間完全是互利共贏。
事實上，不僅我們兩國，整個亞太地區和全世界都從中美關係中受益良多。過去40年來，亞太地區更加穩定，和平前景更加光明，並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在中美兩國通力合作下，國際社會克服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並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取得進步。
事實證明，合作符合兩國利益，合作是雙方最好的選擇。因此，我們不應被謬見所誤導，我們需要的是客觀評價過去，清醒認識現在，堅定面向未來。
—我們要加強協調，增進互信，避免戰略誤判。
—我們要加強合作，擴大共同利益，避免惡性爭鬥。
—我們要相互尊重，妥處分歧，保持中美關係穩定。
回應
崔大使說得好，合情合理，有理有節。
發展到了強大的國家，都不能忘乎所以。美國更應該汲取二戰的教訓不要以為是強大軍事國家就可以戰爭來謀取利益，其結果只能是引火焚身自取滅亡。
https://news.sina.com.cn/c/2019-01-19/doc-ihrfqziz9189780.shtml
第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實行的時間相對比較短，使中國經濟還沒有完全鎖定在計劃經濟的軌道之中，存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可能性。當時中國的計劃經濟不是“鐵板一塊”，劉少奇、陳雲都主張，我們不能學蘇聯那樣，要搞大計畫、小自由。
第三，中國的計劃經濟曾受到多次強大的政治衝擊，是“有控制、無計畫”類型，常常“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特別是政治運動對計劃經濟的衝擊，只有“一五”計畫超額完成了計畫指標，其他五年計劃完成率都相當差，尤其是“二五”計畫徹底失敗。“三五”計畫完成率為82%，“四五”計畫完成率為59%，“五五”計畫完成率只有22%。中國並不是100%的計劃經濟，是以計劃經濟為主的，這就為大力發展非計劃經濟即市場經濟成分留下了很大空間。
第四，中國的國有經濟比重明顯低於蘇聯、東歐等國家。中國最高的比例是工業產值，國有經濟占到了77.6%，而蘇聯、東歐國家國有經濟比例都高達90%以上，就業比重同樣都是90%以上，而中國不足20%。中國並不是100%的國有經濟，是以國有經濟為主的，本身就是混合經濟，這就為發展非國有經濟提供了更大的機會。
第五，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並同時存在於兩種不同經濟體制之中：在城市，計畫內經濟與計畫外經濟；兩種不同經濟所有制：在城市，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兩種不同經濟形態：城鎮經濟與農村經濟兩種不同就業部門；在農村，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在城市，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這種二元經濟社會特徵，給中國的經濟改革留下相當大的空間，也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會選擇“雙軌制”，形成了特有的漸進改革的路徑，不斷地從計畫內經濟為主轉變為計畫外經濟為主，進而轉化為市場為主；從國有經濟為主轉變為非國有經濟為主，進而轉化為混合經濟類型；從城鄉經濟分隔轉變為城鄉經濟融合，從農業就業為主轉變為非農業為主，從鄉村就業為主轉變為城市就業為主，從鄉村人口為主轉變為城市人口為主。反映了不只是經濟轉型，還包括社會轉型。這一切轉型的起點，都與初始條件相關，也經歷了長達四十年的數量、結構、品質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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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4208s=syfwqtzr
討論1978年的基本國情時，可以與1949年做比較，也可以與現在做一下對比，不僅進行歷史比較，還可以做橫向的國際比較。那個時候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改革初期相比有什麼有利的條件？還有什麼不利的條件，另外還可以和同類型的國家，如與印度比，有哪些有利的條件和不利的條件？
最後回答一個基本問題，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會取得驚人的成果。40年前沒有人預見到中國會創造這樣的經濟奇跡、減貧奇跡等，這些與初始條件有什麼關係？實質上是講前30年（1949-1978年）和後40年（1978-2018年）之間的關係。我們怎麼樣能夠更加客觀、歷史的唯物辯證地看中國改革開放所走過的歷程？瞭解中國現代化道路從哪裡來？怎樣走到今天？未來將走向何方？
我想從五個方面給大家分享一下對這個問題研究的看法：第一是改革開放的國際背景；第二是改革開放初期有利條件；第三是改革開放初期不利條件；第四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等領導人作為改革開放的發動者，也作為改革開放的引領者，他們是怎樣認識中國國情，是怎樣作出選擇的；最後談一下改革開放開始的條件和歷史的選擇，為什麼鄧小平首先從農村改革突破，而不像蘇聯和東歐國家從城市改革？為什麼從改革之初就提出要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後來又提出發展私營經濟，進而發動城市改革等方面。這與當時國情的有利的條件和約束條件都是密切相關的，由於時間關係我盡可能把一些結論性的看法與觀點向大家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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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體制角度看，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有許多改革的有利條件。
第一，與前蘇聯等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中國計劃經濟主要覆蓋比率相對比較低。蘇聯幾乎是100%，這在中國是做不到的，因為中國有大量農村人口和不同地區，不僅農民有自留地，還有大量的“社隊企業”、農村貿易市場，農村非農業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1/3，占全國社會總產值的1/10。
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國現代國家初步成長期，即毛澤東時代，為創建一個現代國家打下基礎，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6%；第二個階段是1978年以後，進入到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的關鍵時期，稱之為迅速崛起期或者經濟起飛期，經濟增長率超過了9%。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青年報社講座時，曾預言2020年以後中國將進入國家強盛期，這個強盛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我也受到美國發展歷史軌跡的啟發，美國從建國特別是從1820年到1870年，也經歷了一個初步成長期。南北戰爭以後，從1870年到1913年進入到經濟起飛期，當時經濟增長率達到3.9%。當然中國在1978-201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高達9.5%，遠遠高於美國。不僅如此，美國當時經濟起飛的時候人口只有4000多萬人，中國從1978年經濟起飛的時候已經達到9.6億人。美國用了43年時間，即從1870年到1913年發展成為世界第一，也成為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超級大國。中國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後來者，作為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和資訊化的後來者，發展經歷了至少兩個階段，即準備成長期和迅速成長期。從發展邏輯上看，先是“站起來”，後是“富起來”，今後將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是“強起來”的強盛期。當然，中國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不是美國的複製版，根本的區別在於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和共贏主義，這是在1949年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時就已經確立了的建國方向和路線圖。
這就需要討論幾個重要的問題：1978年中國改革之初的國際背景是什麼？中國是如何利用國際環境變化所形成的天時地利來啟動經濟起飛？中國當時的改革是在什麼起點下基於什麼樣的基礎開始的？它的初始條件是什麼？這些條件哪些是有利條件？哪些是不利條件？哪些是發動因素？哪些是限制因素？
胡鞍鋼：《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
【編者按】2018-10-27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就“40年前：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主題發表演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哥德堡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作點評。講壇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周紹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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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三章，專門分析了1949年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
1978年，鄧小平正是從毛澤東繼承下來的新中國，作為新的歷史起點改革開放創造了新的歷史，即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回顧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和歷史起點。
我用國家發展生命週期理論刻畫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這樣可以比較清晰的看到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過程。1840年之前的中國是“古代中國”，也可以稱之為是農業之國、農業文明、農業社會；1840年之後是“近代中國”，從世界視角看它經歷了一個急劇衰落的過程，一直到1949年。安格斯•麥迪森的世界經濟資料庫資料顯示，在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1/3；到了1913年，辛亥革命以後降到了8.8%；到了1950年又進一步下降為4.5%。這個曲線圖清楚地呈現了中國從農業經濟大國走到歷史高峰，而後在世界性工業化現代化背景下迅速衰落的過程。1949年以後，中國進入“現代中國”，意味著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發展生命週期。
中國第一次發行政府債券（國庫券）是在1981年，那時候距文革結束才5年。如果真的是象某些艾粉所說的那樣，文革時期的工廠效益不差，國家興旺的話，那為什麼會在文革結束僅僅5年之後，中國政府就不得借內債了呢？如果當時的國家財政不是難以為繼的話，還用得著發行政府債券向老百姓借債嗎？難道是由於文革結束後的中國政府倒行逆施，才導致文革時期的經濟成果被揮霍一空，而不得向內舉債的嗎？證據又在哪裡呢？可見，拿“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來證明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發展良好實在是站不住腳哇！
那麼身為著名大學南開大學教授的艾躍進為什麼要發佈這樣一條邏輯混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企圖利用文革顛覆政府，再次在中國製造動亂。這也是我把艾躍進等人定義為“偽左派”的原因。他們為了替文革洗地，不惜顛倒是非，編造謊言。另一個比較流行的著名謊言就是把文革時期的一些建設成當成發動文革正確性的證據。其實，正是由於各級幹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份子的抵制、抗爭和鬥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於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我不反對宣揚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我反對宣揚文革這種錯誤，更反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種名為“大民主”實際上卻是破壞了民主的錯誤做法！
回應
艾躍進似乎說的是事實呀
根本不是事實！比如說工人沒有下崗，你知道大躍進後期大批進城的工人被動員回農村嗎？你知道高中畢業生在城裡沒有工作要上山下鄉嗎？你知道放開個體經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解決城市青年嚴峻的就業問題嗎？又比如說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你知道供給制、票證嗎？知道有錢也買不到肉買不到付食買不到布料手錶自行車嗎？物價是人為壓低的，結果就是全面的物資短缺。我非常懷疑，某些故意美化文革的人是高級黑！
第二，“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
大家都知道，整個毛澤東時代，包括文革時期，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廠是以完成國家行政指令下達的生產任務為目標的。一個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工廠和企業，怎麼可能因為效益不好就倒閉關門呢？而工人又是國家和工廠的主人，讓主人下崗失業與社會主義理念更是背道而馳的。所以，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所決定的，而不是由國民經濟的好壞來決定的。
同樣的道理，“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這種現象都是只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才會出現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產品不是為了贏利，當然也就不允許通過價格的升降來牟利了。艾躍進的一個最大的邏輯錯誤就是，拿市場經濟體制的標準來衡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物。這不是張冠李戴是什麼？
至於“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 （楨：?)，這是一種社會福利，同樣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和追求才決定要實行這種社會福利的，根本就不是因為國家有實力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好了，才決定這樣做的。
所以，這些根本就不是文革的成就。
第三，“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
這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當時人民群眾生活水準的真實寫照。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靠一個人的工資養活一家七八口人的生活水準是什麼樣的。那只是勉強夠溫飽而已，根本就談不上什麼生活品質了。所以，這種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人的現象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更不能把它當做成就來宣揚，這樣做的人才是在昧著良心說胡話呢！這種生活水準低下的“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倒是應該成為證明當時的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好的證據才對呢！
第四，“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處於孤立、封閉的狀態，中國當時就是想借外債也借不著哇（還得有人敢借給你呀）。
駁斥@南開艾躍進 為文革洗地的謬論 2018-10-27 觀察者網
@南開艾躍進：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如果崩潰了，能在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加持黃金246噸嗎？那時候，國家經濟沒有危機、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這經濟怎麼就崩潰了呢？！簡直是一派昧心胡言！
我曾經讓艾躍進拿出“1968年、1971年、1973年三次加持黃金246噸”的證據並請他解釋加持黃金與國民經濟是否崩潰的關係。可至今艾躍進也沒有回應過一句話。他的粉絲替他辯解說：人家根本就懶得搭理你。下面就讓我逐條為你解讀艾躍進在那條微博中提到的“國家經濟沒有危機、工廠沒有倒閉、工人沒有下崗、貨幣沒有貶值、物價沒有飛漲、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上學不要錢、一人工作可以養七八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說法為什麼不能作為國民經濟是否發展良好或是否崩潰的證據。
第一，“國家經濟沒有危機”。
剛才我說過，由於文革的破壞，使得文革結束時（即七十年代末期）的國民經濟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這種說法是有大量的事實和資料來支撐的。
例如：“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係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準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摘自《中國共產黨簡史》
又如：“文化大革命家”這場非常運動，給中國造成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是把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變成了單純指令性計劃的，沒有任何市場調節的僵化的產品經濟，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口號下，平均主義成了分配的主要方式，中國的國民經濟也因此陷入了絕境；” （摘自高皋、嚴家其的《文化革命十年史》序）
還有：《"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席宣 金春明
以上這些著作都對文革的危害以及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進行了闡述。如果那還不算經濟危機的話，難道只有徹底破產才算是經濟危機嗎？
過比較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和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經濟體，我發現，迄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而少數幾個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點是：其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來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推行這種戰略的經濟體都未能取得成功。
少數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卻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產業開始，推行出口導向而不是進口替代戰略，當時這種發展方式被認為是錯誤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宣導“華盛頓共識”，主張採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消除各種政府干預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這個方式來轉型的國家，遭遇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少數幾個經濟體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發展，採用的卻是雙軌漸進的改革模式。為什麼是這樣呢？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現在採用的理論都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比如結構主義，或者看發達國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讓發展中國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義。
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完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干預，就主張發展中國家採用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實際上，這樣的理論忽略了重要一點，就是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的差異性。
這是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開始提倡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原因，它與過去主流經濟學有很大的差異，是總結於中國自己成敗的經驗，也是總結於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成敗的經驗。
我認為，只要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深化，中國在21世紀將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將是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現象。世界的經濟中心歷來是經濟學理論的創新中心，著名的經濟學家多出於此，所以，21世紀當中國變成世界經濟中心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就將大多來自於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中國與其他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條件是比較相似的，我們提出的理論將能比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更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當時認為，這些國家在轉型前經濟效益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沒有建立與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
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干預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目標雖好，但這樣的轉型思路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干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取消保護補貼，結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產倒閉，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衝擊。
而且，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比國有企業更高。尋租、腐敗嚴重，效率反而更低。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維持穩定並快速發展？
我們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於資本密集、規模大、與就業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產業，在轉型期間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穩定；對過去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的，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准入，積極招商引資，並以務實的方式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等，將其變成競爭優勢。
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發展，資本快速積累，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了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由缺乏自生能力變成有了自生能力，保護補貼由“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可以而且應該給予取消，才能根除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所導致的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並使我國完成從雙軌制到完善的市場制度的過渡。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採取的漸進雙軌制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主張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預。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務實的漸進雙軌制是我國維持經濟穩定和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對現代經濟學有何意義
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於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二戰後至今，在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一個是中國臺灣，另一個是韓國。2025年，中國大陸很可能成為二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中國改革開放為什麼能取得這樣的成績
要回答此問題，必須先瞭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麼，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物質不斷豐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對現有的產業進行技術創新，讓勞動者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好產品；另一種方式是產業升級，將資源從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部門配置到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部門。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兩個方式是一樣的。
發展中國家有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後來者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
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產活動採用的技術優於本期，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高於本期，就是產業升級。
由於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準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準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實現產業升級。
當然，利用後來者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快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大幅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能夠實現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後來者優勢。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後來者優勢？最主要的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轉型取得成功而同期其他國家轉型失敗
如認為市場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與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我們是穩定快速地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何在？ 2018-08-19 林毅夫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最合適的是“奇跡”這兩個字。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1978年我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與世界上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
當時，中國也是非常內向的經濟，出口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僅占5.6%，兩項加起來僅為9.7%。而且，出口的產品中75%以上是農產品或是農業加工品。
在這麼薄弱的基礎上，1978年到2017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未曾看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增長，並且我國對外貿易每年增長的平均速度達到14.5%，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沒有任何別的國家能夠這麼快速從封閉經濟變成開放經濟。
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並且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製造業產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到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世界工廠”變成美國，二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德國、日本，現在變成中國。
2013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去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在此過程中，七億多人口按國際貧困線標準脫貧，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在這段時間內，雖然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但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從中西文明基因看中共與蘇共之異同 2018-07-01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白鋼
如果說，列寧主義式政黨是以類似神對凡夫的“聖愛”的態度對待人民，那麼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那裡，這一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作為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就在於要感動人民大眾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來實現目標。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於古希臘傳統與基督教的結合，而黑格爾意義上的主奴辯證法是對於這種文明核心特徵（或說道體）極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雙方相遇後展開生死搏鬥，勝利者成為主人，失敗者成為“奴隸”，二者通過關照對方發現自我。
俄國共產黨乃至其後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體現的正是主奴辯證法中極高的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論的知識精英主動放棄主人身份，領導原先作為“奴隸”的勞動人民走上革命和構造新型社會的新道路。這可以名之為顛倒的主奴辯證法。只是，這種顛倒的主奴關係依然有其相應的痕跡與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導—依附等主奴辯證法中衍生的範疇會繼續頑強而深刻地影響新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
中國文明深處則遵循著一種與之根本不同的邏輯：師生辯證法，這即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在道體意義上的差別。在這種互為師生、教學相長、學習共進的關係中，必然包含對人的本質（乃至作為人之共同體的類本質）的開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不把人當作某種具有恆常不變特質/屬性的抽象體，而始終將人看作具備高度主觀能動性、以自我實踐改造著世界及自身的實踐主體。在這種關係中，平等不離覺悟，覺悟終歸平等，二者互攝互入，相即相融。
這一邏輯如何落實在國際關係中？
第一，尊重各國基於其歷史與現實形成的道路選擇應是長期堅持的原則，不搞傳教式的帶有強制性、排他性的理念或價值觀輸出，而是通過榜樣垂范的影響和感召形成天下歸心之勢，所謂“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第二，現在已經有大量的第三世界國家政要來中國學習經驗，未來會有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這一向中國學習的隊伍，在此過程中，我們應始終堅持教育與學習相結合的原則，既傳授自己所知，也學習對方的經驗，特別應鼓勵外國友人將在中國所學與其實際相結合，形成新鮮的經驗與我們共用，共同探索更好的發展路徑。。
http://www.guancha.cn/BaiGang/2018_07_01_462208_2.shtml
兩會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徹底終結了中國今後將繼續走新加坡道路的說法。中國領導層構想的不是經營式民主和有限的國家干預，而是中共全面指導和領導社會，包括政府和企業。中國領導人一方面自信地強調黨的領導，一方面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和“中國智慧”，堅定認為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即便不適合其他國家照搬，至少也值得學習研究。儘管中國學者和決策者仍將繼續研究其他政治體制，但中國領導人已經宣布中國有了屬於自己的模式，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必須開始適應這一現實。
回應
得了吧，一個城市之國說到底是“城市”，其發展和治理理念不可能適用於一個人口14億的大國。請新加坡認清現實，不要自我感覺良好一廂情願地想做中國的老師。
歷史證明，中共學誰誰完蛋，學新加坡，坐等結果。
許你提新加坡模式，就不許我提中國模式、中國智慧？真是強盜邏輯。
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兆威：以前美國是最好的教材，現在中國是2018-04-03 觀察者網
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不單單是世界工廠，為全世界提供生產配件和工業產品。也逐漸成為各大學術機構關注的商業理論試驗基地。中國做不做，中國怎麼做，中國做的好不好已經成為檢驗一個商業理論的重要標準。
史兆威強調，巨大國內市場和國內消費支持製造業升級，曾經是美國在20世紀成功的秘訣之一。而今天這個優勢在中國格外顯眼。今天，中國已經是全世界許多產品的最大市場，比如智能手機，消費品和汽車。而且中國也正在變成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將會得到大量“熟能生巧”的機會。
回應
這種清醒的歪果仁是我們崛起的最大阻礙。
清醒的人那都有，唯一的問題是我們要保持清醒。
清醒個毛，這些只是事後諸葛亮。80年代，日本的員工終身製被認為是日本企業成功的主因，員工對企業有歸屬感，整個企業就像一個龐大家庭，哈佛丶耶魯把這些列為企業成功的教材。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同樣的員工終身製被認為是日本企業失去活力的主因，員工升遷按年資，排資論輩，固步保守，沒有創新精神，哈佛丶耶魯把這些列為企業失敗的教材。
你們參觀的那個工廠是舉國之力建造給老外看的，我們現在茶葉蛋都吃不起，我們一百年內都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是建立在血汗工廠基礎上的。拿它當教材？歐洲人都要上街示威了。
如果看下勞工的歷史，血汗工廠就是西方舶來品，如果根據工業化時段中國明顯規範的多.
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總編馬特·施拉德爾：“新加坡模式”不再是中國的榜樣2018-04-04觀察者網
在許多種意義上，中國今年三月的兩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除了修訂憲法和政府改革等重大事件，它還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終結。今後，對中外觀察者而言，“新加坡模式”都不再是理解中國政治演化的有效途徑。不管如何，本次兩會凸顯出一個事實，即中國如今認為可以向世界推介自己的模式，而這種獨立的模式並不承蒙任何國家的恩惠，包括新加坡。
模範城市
當鄧小平1978年向全世界敞開國門時，他很快將新加坡確定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原因顯而易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締造的國家融合了高效的經濟管理、廉潔的政府、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長期持續的一黨專政，而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多民族、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當中。
據報導，1978年鄧小平首次訪問新加坡時，他對其繁榮程度感到吃驚。1992年，鄧小平鼓勵中共幹部“要向世界學習，特別要向新加坡學習”，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熱”。這股熱情化為製度：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5年，大約有5萬名中國官員南下“向新加坡學習”。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密切關注引發了西方學者和記者的注意，他們通過探究兩國間的聯繫來尋求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
但由於新加坡對中國在南海的強勢態度和相應舉措感到擔憂，兩國間的熱絡關係如今開始降溫，逐漸從尊重變為猜疑。由此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是，中共開始減少派往新加坡學習的干部人數。
鷹派的聲音開始主導新加坡國內的公開辯論：新加坡無任所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說，中國對海外華人的政策對新加坡構成了“生存”威脅，新加坡要想生存必須找到抵制的辦法。
在中國方面的官方和準官方聲明里，中新兩國間的摩擦往往被歸因於新加坡難以適應中國的期望，沒有對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給予相應的尊敬。
新的方向
中新關係降溫有一定合理性，因為中國對新加坡模式的熱情從來都不像表面上那樣情投意合。近來，比較敏銳的觀察家提出，中國眼裡的新加坡模式與新加坡本身的模式並不一樣，為適應中國發展道路它經過了修改。
俄媒：為什麼俄羅斯不像中國？
俄羅斯“銀行”網站2018.2.7文章，原題：為什麼俄羅斯不像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比俄羅斯從更低的水準起步，如今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開始市場經濟改革早於中國的俄羅斯卻位居世界第12位？俄專家表示，發展模式可以解釋俄中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巨大差距。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91年俄羅斯名義GDP為5180億美元，而中國卻只有3834億美元。到2000年，俄羅斯GDP降至2597億美元，而中國卻升至12113億美元。到2016年，俄羅斯GDP達到1.3萬億美元，而中國為11.2萬億美元，兩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俄經濟剛剛走出低谷之際，中國經濟則繼續高速增長。2017年中國GDP增長為6.9%，而俄羅斯的增長率為1.5%。
在數字面前，俄羅斯人必須認清現實。而中國的發展起步於更低的經濟水準。俄中兩國都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起步的。當初落後的中國如今經濟發展遠超俄羅斯，關鍵就在於循序漸進的發展道路。在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俄羅斯用近乎一刀切的方式不僅摧毀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讓自己的轉型之路走得無比艱辛。而中國從鄧小平時代起進行市場改革，逐漸增加私人資本的份額，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穩轉型。中共中央到目前為止仍實施“五年計劃”，從2016年起開始了第13個“五年計劃”。
公平地說，中國是較早開始轉向市場經濟的：在1978年的中共中央全會上就公佈了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針。中國的特點是循序漸進、逐步開放市場。而俄羅斯則不同，上世紀90年代國家資本主義幾乎全部被摧毀，但到了21世紀又開始恢復，在一些領域，國家資本主義擠壓私人資本主義。例如，在銀行領域，我們看到私人銀行的破產。
在中國逐步實施改革開放時，俄羅斯近30年來卻摧毀了已建立的經濟結構。這樣中俄經濟出現大的差距就有了明確的答案。當然，造成這一差距還有其他重要原因。例如：廉價勞動力是中國主要競爭優勢。低收入的農民進入城市成為了中國工業增長的基礎。廉價勞動力也成了向中國經濟投資的吸引力，包括外國投資。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強大的工業化開始了。反觀俄羅斯這些年的發展，還是過於依仗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帶來的經濟效益。但出口油氣只需要管道，並不需要工廠，如何解決就業問題也成為俄羅斯經濟的一個障礙。最終，俄羅斯成為了“荷蘭病”的受害者。(作者為俄羅斯BKF銀行分析部主任馬克西姆·奧薩德奇，柳玉鵬譯)
馮紹雷：俄羅斯自由派開始反省，自己的話語體系在哪裡？2018.1.12
在觀網年度論壇的自由討論中，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提到，俄自由派也在批評90年代的俄國精英，危機當頭卻只會左顧右盼，缺乏自主的理論話語系統。這也是普京上台、自由主義陣營衰落的一個原因。
馮：從8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30多年的Transitionology （轉型學）這樣的一個說法。它跟民主理論、新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跟現在流行的new authoritarianism（新威權主義），跟民粹，他都是一整套東西。
今年我有一個多月在歐洲，在日內瓦參加了幾次（會議）談這個事。（會上）連續幾次討論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因為情況在發展，歐洲人自己，特別是新歐洲這一片跟20多年前（相比）面目全非。...我注意到一個保加利亞學者很厲害，07年他就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談威權，當然這個語詞有點問題，還是西方語言系統，讓我們一下子找不出一個更好的貼切的（詞語）去描述這樣一種政體。但是問題在哪裡？07年他就提出，為什麼這個所謂的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能夠維持？
到了前兩年，歐洲學者普遍也提出了一個問題：何以new authoritarianism（新威權主義）會這樣地持續？會這樣地經久不衰？你批評它罵它，甚至有的人認為dictatorship（獨裁）跟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是一樣的。但它為何能維持到今天，而且這個聲勢越來越大呢？什麼道理呢？沒有解釋。
所以我個人在以Transitionology（轉型學）來理解這樣一套。我注意到大概是世紀之交，也就是普京上台前後，為什麼俄國人普京能夠起來，而他原來所在的自由主義陣營衰敗？實際上我有些好朋友都是自由派，而且都是90年代的高官。他們反省反思，他們批評俄國的精英。碰到這麼大的危機，俄國人卻左顧右盼，看人家意識形態。你自己的自主性在哪裡？切合於俄國的本身命脈的理論系統話語哪裡？就不去做這些事。現在反思的都是當年的大自由派，七八十歲的老先生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到了一個時候，就是需要一種總體性的學術範式的構建。因為光是政治學、民族理論、經濟自由主義恐怕是不夠的，甚至也要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當然也離不開歷史，要有一個總體性的範式構建。大家能夠填補一下學術飢餓。
回應
對的，當他們在用“自由派”、“保守派”這樣的字眼的時候，就已經落入了美國的話語體系之內了！
京東營銷總監徐雷回懟：「這不是數學問題，是邏輯學問題，為啥你家可以提前預售20多天開賣，然後算一天銷售額，我家不能正常開門做買賣只算11天購物季銷售額。」
「口水戰」熱烈，無損業績飆高；11日股價，阿里漲0.69%，報收186.41美元，總市值4,772億美元；京東漲0.4%，報收39.96美元，總市值569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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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過度沉迷於算法和數字 雙11不該只是數據的狂歡(回應：京東明目張膽的顛倒是非欺騙消費者！)
北京商報:數字早已不是惟一的意義 雙11千億背後的商業比拼和創新智慧
馬雲：阿里雙11沒怎麼賺錢 就是給消費者帶來快樂 給我們帶來技術提升
京東戳中了哪個G點，惹得阿里老大發飆了by李成東(回應：京東滿嘴謊言被人揭露，11.14股價大跌5.9%，價格只有38.9美元，從高點下來跌幅已超過20%以上。而阿里股價180多美元，這就是差別。)
馬雲的帝國2017-11-13聯合報
大陸的網購與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被人稱頌是「中國的新四大發明」，而探究這「新四大」當中的網購、支付寶就是由阿里巴巴推動。
阿里巴巴1999年由馬雲等十八名核心團隊創建，廿年不到形成一支年輕有朝氣的七萬多精英大軍。如今公司市值突破四千七百億美元，超過亞馬遜，事業版圖遍布電商、金融、百貨零售物流、音樂影視娛樂、文化媒體等，且不斷擴大中。
馬雲本身就是個點子王，他不像中規中矩的商界巨擘，他可以騎哈雷、高歌一曲，扮麥克傑克森大跳機械舞，他的太極拳功夫更跨界到拍電影（功守道），他的人生過得太多彩多姿。未來他還將推出什麼新鮮事務，今後的「雙十一」還有什麼驚喜，不僅他的對手，甚至全球都愈來愈關注。
陳經：雙十一對電商IT和快遞業是一種極限測試
許多網民戲稱要“剁手”防止在這一天過度消費，也有“剪斷網線”防備妻子“敗家”之類的玩笑。中國消費者在雙11這天的狂歡氛圍中，像美國“黑色星期五”購物者衝進商場那樣，無腦地點擊手機填充購物車，會不會是過度消費？
中國剛脫離物資短缺時代，這種質疑可以理解，但沒有必要。從宏觀經濟大局來說，高速增長的網購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亮點之一，不僅實在地對經濟增長率有貢獻，而且有想像力，可以期待電商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蘇力： 古代中國為什麼沒有公民？2017-10-20
——重新理解傳統中國人的家國與正義
歷史中國未產生公民概念，這並非一種智識上或製度的“缺失”。公民概念是城邦的產物，作為一種特權，也是一種區分/歧視。在農耕大國，除極少數政治文化精英外，普通百姓通常只是作為歷史中國的自在但並不自覺的成員——國人，同時也作為其生活村落的更為活躍的成員——村民，這種身份制度是大國的必然。雖然沒有公民以及相應的公民權利制度，歷史中國也還是以獨到的方式，大致公正、系統、有效地處理了百姓在國家和村落這兩個共同體中的分配正義問題，只是沒有依據公民個人權利的概念或話語體系。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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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中國人翻譯外國的東西，一向有美化的傾向。公民citizen一詞，源自城市city，citizen直譯就是市民，市民一向是自私的，卻非得譯成公民。明明是自私自利的文人，非要譯成公知。按說，公民應該是天下為公之民，可普世價值宣傳的所謂公民意識公民權利，無非是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決不為公犧牲自己一點點利益的思想。到目前為止，在民的普系裡，英國日本還處於臣民階段，法國美國雖有所進化，也不過處於市民階段，全球最先進的中國，也不過處於國民階段。真正的公民群體遠遠沒有形成，恐怕到全球化徹底完成，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時的民，才能真正稱為公民吧。
華東師大教授田雷：“兩百年的神話”及其批判
【每當美國人遭遇重大分歧而陷入僵局時，他們總是選擇回到建國者確立的那部古老憲法，以求解決之道。然而，制定於馬車和油燈時代的古舊憲法，難道真的有如此之神力，可以解決21世紀提出的新問題？10月22日，“觀天下”講壇特邀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田雷主講《假如林肯還活著，會如何看待美國當下的文化內戰？》，探討美國當下的政治文化亂象與美國憲政模式的問題，歡迎大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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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按中國王朝興亡的周期來看，美國立國200來年，正在步入一個王朝的末期，所以當今美國出現各種反人類的么蛾子都屬正常！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末年，當皇帝想要改革的時候，總會出來一大堆的祖訓來困住他的手腳。美國建國歷史不長，以前沒有類似的煩惱，不過到了今天，他們也終於到了要煩惱祖訓的時候了。
變不變法的問題，從中國戰國時代就已經在討論了吧？米鍋太嫩了吧？
然而，鄧小平不是莎翁筆下的麥克白，他的憧憬已成為現實。今天的中國總體上實現了小康，人均收入接近10000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銳意進取的社會湧現出大大小小許多領先於世界的互聯網公司，在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生活水平等領域都取得了廣泛而迅猛的進步，可謂前無古人。
在這個歷史的交匯點，中共召開十九大，習總書記在大會開幕當天宣布五年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共和國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目標是：到本世紀中葉即2050年，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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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社會主義在中國何以成功？2017-11-02
我的答案就是兩個詞：中國傳統和社會主義。對中國數千年文化和政治傳統的繼承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是中國道路成功的關鍵原因。具體而言，可從三個方面來看：國家能力,制度基礎(國家能力，不能是來自於暴力或者是對社會的壓制，而是來自於國家製度所具有的平等性、公共性、客觀性等正當性特徵),第三個條件：代表人民性的、具有主動性、責任感和領導力的先鋒隊.
文揚：中國社會主義的古文明淵源2017-10-17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晚近的概念，理論上的歷史未超過100年，實踐上的歷史未超過70年，放在5000多年中華歷史的長度上，是百分之一到二，兩者不可能是割裂分立的關係，必然是傳承發展的關係。
那種認為新中國是馬克思主義國家，是5000多年中華歷史文化的對立面的觀點，本身就是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
習近平主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這是一個正確的、科學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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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的內在契合性，那是由中華民族的早熟性決定的：曾經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最現代化的大一統國家製度而獨領風騷上千年，那麼現代中國人自然能夠在初級工業化的前提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儘管還是初級階段，從而再次引領世界。
2002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六大。《經濟學人》社論宣稱，中共面前的麻煩越來越大，此前總能“蒙混過關的策略”今後就不靈了。文中充斥著“危機”、“動盪”等不詳的字眼，彷彿凶兆當頭。
又過了五年，這份雜誌再次盡心盡力地表達了失望，認為中共十七大沒有釋放出改革的信號：“從政治角度來看，什麼都沒做”。
2012年秋，中共召開十八大。《經濟學人》再次“打鳴”預警。這次它對中國的抨擊力度上升到了新高度，社論借某匿名學者之口稱：“中國的政治現狀是底層失穩、中層失落、上層失控”。
這還不是最激憤的，看看今年《經濟學人》有多“不爽”。在最新出版的一期中，《經濟學人》發表關於十九大的封面文章，不但誇張地稱習近平總書記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而且危言聳聽地警告世界各國，不要“指望習先生會帶領中國或世界朝好的方向發展”。
四分之一個世紀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但足夠我們認清一家媒體——哪怕是備享盛名的《經濟學人》雜誌。
1992年《經濟學人》稱中國在“倒退”，而正是那年，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啟動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引發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從2002年到2012年，也就是《經濟學人》筆下中共“蒙混過關”的十年，可中國的GDP總量增加了4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唱衰中國的媒體遠不止《經濟學人》一家，不過它還是頗能代表主流西方媒體在報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人類重大歷史事件時的“集體表演”。
中共十九大的特殊意義在於它對當今中國和世界遼闊的前瞻性。按慣例，每次黨代會都會繪製未來五年的藍圖。但十九大製定了中國從今天到2050年的發展目標。這種情況幾十年一遇。上一次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鄧小平把建設小康社會確立為中國的目標。他借用儒家典籍中的“小康”一詞，描繪了國家總體繁榮、社會穩定的圖景。具體而言，作為一個階段性目標就是爭取到2000年時，中國人均年收入要達到800到1000美元。什麼？800美元？即使扣除通脹因素，現在上海一名勤勞的外來農民工一個月掙的錢也不止800美元。然而1980年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僅有250美元。收入增加四倍在當時看起來，頗像“麥克白式的不自量力”。
基於有所增加的土地銷售和政府主導的經濟適用房建造，中金認為明年的房地產投資將有所增長。這家公司預測稱，明年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將增長10%至15%，高於今年8%至9%的增速。
中金認為，由於有所改善的盈利狀況和政府對創新的推動，製造業投資增速有望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面的增長勢頭將會保持下去，但增速將有所放緩——從現在的25%降至2018年的15%至20%。
但是中金說，考慮到北京想要避免經濟過熱並追求更可持續的增長，短時間內不太可能放鬆貨幣政策。
報告說：“明年重點將放在提高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上。”
中金說，這意味著將更加強調城市化和對戶口登記制度的改革，並且也將努力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國有企業效率、進行產業升級、鼓勵創新。
李世默：兩岸猿聲啼不住，中國已達“新時代”2017-10-25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和《赫芬頓郵報》以“西方媒體又錯了，中國將繼續崛起”為題，聯袂發表李世默文章
這幾天，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集會，這是中共自1921年建黨以來召開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和那些時政專家們彷彿著了魔一般，都在臆測“誰進誰出、誰上誰下”。然而，研究中國的各國專業人士卻在逐字逐句分析3萬餘字的十九大報告全文（這份報告是習近平總書記花三個半小時一氣呵成向全世界宣讀的），希望分析出這個全球最大國家的未來走向。但是如此之多的政治術語和如此具體的政策內容，要分析解讀還真不容易。
不過，要讀懂這份報告，倒確實有條捷徑可以走，那就是先閱讀《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最新出版的關於中共十九大的社論——它的篇幅比十九大報告短得多——然後再反其意來理解就差不多了！
發行量超過150萬的《經濟學人》被許多人視為最具影響力的時政評論周刊之一，關於中國的誇張封面，是其標誌性特徵
好吧，還是解釋一下。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經濟學人》發表社論稱，中共在“倒退”（指中國政治經濟改革沒有進一步西方化），認為十四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說辭。
五年後的1997年，中共召開十五大。《經濟學人》又發社論認為，從私有化到解決就業問題，大會做出的都是“空洞的許諾”，根本不會兌現。它還不忘潑冷水稱，民眾希望越大，失望就會越大，最後可能導致“內亂”。
如今攪動西方社會的那些棘手問題在現有體制中基本看不到可以有效應對的槓桿，解決它們需要決心，而形成這樣的決心要求有政治權威和凝聚力。這些都是西方最缺少的，那裡的精英們不是幫助國家塑造權威和凝聚力，而是為社會的渙散羅織合理性。西方的競選中經常出現“改變”的口號，但所謂改變都是形式上的。
沒有一種優勢是可以靠阻止其他外部優勢的崛起而長期維持的。西方問題的大暴露剛開了一個頭，那裡的政權必須領導人民向內奮發圖強，重新凝聚起解決問題的能力，那恐怕是西方保持長久繁榮和先進的唯一正道。
回應
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
任何事物,從出生那天起,就注定有消亡的一天,資本主義也不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這一歷史進程.
“普世價值”成了形式主義高尚口號，這話切中要害。
我們自己整明白就行了，哪能把西方叫醒呢？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賓塞:創新vs.紀律 中國發展大考驗
中國領導人與民眾現在更相信，中共一黨專政是穩定與成長的重要支柱，西方國家的治理焦點已入歧途，與包容式的經濟與社會進步背道而馳，因為民主與專制體制都會滋生貪腐。
再者，中國的經濟規劃已超越國內成長與發展，還包括擴大中國的全球經濟影響力。這些對外計畫引發資源需求，並影響政策選擇。
近年中國政策架構已更能因應社會與政治緊張，及市場自由化的現代目標。中共仍堅持一黨專政，因此繼續聚焦維持秩序，並將價值涓滴到生活所有層面，不僅主動介入政策爭議，在民間活動與社會事務方面亦然。
政府也設法讓市場在經濟體系中扮演更具決定性的角色，釋放創業與創新力量，並更有效反應年輕人、知識分子及中產階層的需要與願望。這些人是中國經濟在轉型期間仍能達到經濟年成長6%至7%的引擎。
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本質是否一定衝突，雖非絕對，但值得擔心。公部門在基礎研究等領域的選擇確實有重大影響，但創新卻非中央指導的產物。中共高層雖允許內部政策辯論，領導人對公眾辯論及評論仍多所懷疑。
展望未來五年，中國領導人一方面要使共產黨強有力、守紀律且無所不在，以制定標準並保障公眾利益，同時又要高創新、有空間、有活力的市場，繼續推動經濟邁向未來；如何在兩者間保持平衡，將是中國能否落實各項規劃及因應內部緊張的關鍵。
全球治理排名 中國已經比肩美國甩開日本不少
央視2017.10.19聯合多家機構引用24項國際組織數據，對189個國家的全球治理做出計分排名。
過去五年間，中國堅定推進全球化，以601的總分提高三個位次，躋身美、法、英組成的全球治理第一陣營，超過第二集團領頭羊日本77分，僅全球決策話語權的分差就達到63分。
最近三年，中國在聯合國提出動議數量名列第三，在世界銀行提出動議數量名列第一。
世界銀行測算，過去五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
在維護和創建“全球治理機制“方面，五年前，在G20內部，中國以170分位居中游。
五年裡，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發起成立亞投行，開始彌補亞洲每年8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
“國際會議承辦”是體現全球治理能力的風向標，近三年，中國的得分增長174%，增幅是美國的5倍、德國的19倍。
環球社評：西方世界怎麼了？這個問題愈發嚴肅2017-11-04
西方世界怎麼了？一段時間以來這個問題被越來越多地提出來。歐美國家的選舉、公投不斷形成衝擊西方傳統價值和政治秩序的結果，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西方還成為了發生各種恐襲的新的“中心”。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則把分離主義的混亂帶向歐洲，而在美國，“通俄門”也像是在拷問整個執政團隊，特朗普已入主白宮快一年，相當一部分美國精英仍拒絕與他合作。
這一切很可能不是臨時、彼此孤立的現象，而在昭示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時代的變化正在挑戰西方曾經引以為傲的治理模式，在新的現實面前，西方沒有實現制度的與時俱進，一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和槓桿落後了，但仍被教條地堅持著。
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的政治基本上躺在“功勞簿”上，藐視世界的多樣性，傲慢地視自己的體制為“人類歷史的終結”。
西方社會由資本主導，同時又提出“民主、自由、人權”的高尚口號，這兩者之間原本是不協調的，但是繁榮所帶來的物質極大豐富將這一內在矛盾搪塞了過去。不過這個問題的病根是除不掉的，它有些時候會兜著圈子發作。西方當下盛行的民粹主義比它表面的那些主張有著更深刻的線索，很大程度上折射了這個病根。
以儒家為例，孔子所以被稱為“聖之時者”，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他把過去的經典按照時代需要給予了創新性整理和詮釋，正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後儒家文化吸納了佛家文化的內涵，發展為宋明“理學”和“心學”，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承內容的中華文化有能力隨著時代而調整、創新。這一點也可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文化包含多個層面，當一個文化體跟另外一個文化體碰撞時，就會有強勢弱勢的差別，其決定因素在於經濟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經濟基礎完全有可能不斷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識地實踐、倡導，中國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倫理價值取向，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進行上層建築的創新。
今天，我們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更為冷靜平和客觀地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關係。除中國以外，世界上還有6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有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因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條件相似，來自於中國復興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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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林毅夫是比較早認識到西方經濟學理論不適合解釋中國發展的人，在國內一大幫經濟學家指責國有企業效率低下，要學習西方徹底私有化時，林就是提出不同意見的少數人。現在，好多經濟學家跟著人云亦云，因為事態明顯了，中國完全走的是適合自己的道路
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現象。然後他們會說：統計數據是假的。
所以林毅夫永遠都不可能獲得諾獎，但是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將永遠記入人類歷史，他自己明白，西方人也明白。
但這反而大大加強了林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中國的道路太超前了，這也證明了西方文明所謂的包容性多元性都是假的。
第一波思潮是盛行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主張以政府主導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失靈，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二戰結束至今已70餘年，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所推行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從結構主義角度來看恰恰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我國改革開放以後以漸進雙軌方式轉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如果從新自由主義視角來看卻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西方主流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經驗，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完全達到的理想條件為前提，拿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必然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局限性。在現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閉關鎖國不行，照搬發達國家的道路、理論、文化亦不可行，學習參考他人要建立在對自己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礎上。
文化復興是一種文化自信，它意味著文化的綿延不斷。中國文化何以幾千年綿延不絕？首先，需清楚何為文化。我傾向於使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即生產、生活工具；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倫理、價值取向，等等。五千年來，器物層次和組織層次的中國文化都在發生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體系始終綿延不斷。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都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延續的體現。
面向未來，伴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不斷釋放，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統之一的中華文化，能否與經濟基礎發展相適應並不斷演進，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精神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答案是肯定的。當西方還是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而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也頗為活躍。可以說，中華文化以及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係是共容的。
從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既能適應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斷變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實質，並以相應形式與變化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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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報（7中5），命中率71.4%
美國馬可波羅智庫智庫（5中3），命中率60%
日本讀賣新聞（5中3），命中率60%
政大國關中心模型（5中3），命中率60%
調查局（9中5），命中率55.6%
英國路透社（6中3），命中率50%
中央社（7中3），命中率42.9%
國安局（2中0），命中率0%
回應
中共研究方法「失準」
別說「中共研究方法」、就連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洋學（邪？）者為典範！
林毅夫：西方國家理論不能解釋中國經濟奇蹟2017.10.27人民日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學會西方先進國家的理論，拿來推行，就能夠取得發展和轉型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幾十年的實踐證明， 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蹟。
以我的專業領域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自主追求現代化之需，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子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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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領導人或接班人的產生，既不是西方國家產生國家元首時像空降兵一樣通過競選一舉上台，也不是像文革的政治新星王洪文那樣搞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階式:第一個台階是擔任黨的省區市委書記。第二個台階是擔任黨的領導集體成員的主要助手，也是集體交接班的過渡期。
回應
這種選拔的好處是，無能之輩和生手都被屏蔽掉了。比西方那種選舉要靠譜得多，國家發展可長遠規劃，並且能執行到位。近幾期英美的公眾投票結果，都證明了這種制度的缺陷——參與投票的人，未必知道投票的後果是什麼，無知且不負責任，率性而為。
選舉產生的，別說得那麼複雜。
但這個選舉只是最後的一個確認步驟，而且是由懂政治專業、能理性思考、選舉人自己也具有高度治理能力的人來選舉，不是由一幫大部分只會聽誰說得好聽、看誰臉長得好看來投票的人來選舉。
中國近兩千年來實踐的是選拔制，西方是選舉制。近代以來，中國選拔中加入了部分選舉程序。
http://www.guancha.cn/HuAnGang/2017_10_24_432019_2.shtml
十九大的7天5大議程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17.10.18上午9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會期18至24日。
聽取和審查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審查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
選舉十九屆中央委員會；
選舉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改革最難啃的硬骨頭還有哪些？十九大後反腐是否會弱化？如何杜絕虛假脫貧？針對中外記者的提問，大會一一回應。
談改革
黨的十九大將對今後五年和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改革發展作出新的戰略部署，將站在更高起點上，謀劃和推進改革，堅定不移將改革進行到底！
談脫貧攻堅
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我們黨作出的莊嚴承諾，是必須完成的硬任務，沒有退路。
談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國也不會照抄照搬別國模式。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談反腐
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製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打破隔代接班 習近平不設接班人2017-10-26聯合報
習近平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出場序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接任人大主席)、汪洋(政協主席)、王滬寧(中央書記處)、趙樂際(中紀委)、韓正.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調整，結果是「留二進五」，新進五名新血 ，此舉打破隔代接班的潛規則。那些被視為前朝安排的接班團隊，就此風流雲散。外界盛傳六○後的胡春華與陳敏爾是入常熱門人選，並據此推斷可望成為新的接班人選，但昨天名單公布，常委皆為五○後，顯示習打破預排接班人的政治規矩。
回應
聯合報事後諸葛寫落落長，誰能操控習接班人?「七上八下」王岐山裸退未進中委名單 !習圖第三任總書記?
習思想已經進黨綱了，習就是退也是鄧小平了，寧可幕後控制也不可能破壞接班制度，給人口實。
連滿清都知道，立了太子就是給其它皇子樹立了靶子，所以，滿清200多年只有兩位太子，就是為了保護所有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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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商業會理事長王應傑：台灣很多賤民不知道大陸多進步,2021中共建黨百年時要成為小康社會，2049中國建國百年時成為世界最大強國。網民怒：抵制東森房屋 (回應：果然是賤民,一講就大反彈. 看賤民玻璃心碎滿地，真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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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社論:台灣願景貧瘠，如何應對習近平的雄圖？蔡承諾給年輕人一個更好的國家，但一年半來青年低薪依舊。相對的，習近平對台灣民眾開出就學、就業、創業與生活等同居民待遇的優惠，福建要在三年內吸納台灣一千名年輕博士師資。蔡保證要讓經濟結構升級轉型，但閣揆換了，產業「五缺」還在緩步尋找解方。蔡英稱要促進公平正義，但只看到假轉型正義之名的政治追殺，和劫貧濟富的全民稅改。蔡說要妥善處理兩岸關係，但台獨閣揆就讓她的兩岸政策破功。蔡有個2025非核家園夢，只是她絕口不提人民必須付出缺電危機、電價高漲和窒礙經濟為其代價。(回應：中國夢帶來中國強，台獨夢帶台灣去死！)
前述官僚制度的第二個缺陷——易於保守和僵化，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實際上它也是人類任何制度形式都面臨的一個永恆難題。再好的製度，都會停滯、僵化下去，形成固化的利益。歷史上，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家國情懷是克服官僚制度僵化的精神動力，每當精神衰落，官僚制度自身就喪失自我調適能力。
中國共產黨通過“有聲的革命”、土地革命、“無聲的革命”等，打破了財富和權力封閉性，才真正打破了治亂循環的周期率。毛澤東主席與黃炎培談到“歷史週期率”時，所講的“民主”顯然不是今天常用的以競爭性選舉程序為基礎的“自由民主”，而是體現“人民性”的實質民主。
這種人民性是任何一種具體的製度安排都無法永遠保證的，它需要一種信仰動力，需要一種自我革新、自我批判的主動精神，需要一種認清歷史趨勢、承擔歷史責任的領導力。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中，革命先鋒和職業官僚的矛盾是一個重要原因。而中國的先鋒隊組織一直保持著信仰、活力、責任感和領導力，因而能夠成為“死”的製度中一種“活”的力量源泉，不斷突破制度僵化的趨勢，打破利益集團的固化，推動制度不斷往前走。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成功的根本保證。
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帶來了國家公共性的進步，但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克服資本俘獲國家的問題，只不過是用階級性代替了其它“部落性”因素。而縱觀中國歷史，國家在秦漢之後就至少在理想上代表了天下所有人，並逐漸通過中性的官僚機器，建立起初步具有公共性的國家。
3.客觀性。官僚制度在維持國家公共性中的作用，但是官僚制度本身有兩大問題，一是會被某種“私”的力量所俘獲（歷史上最常見的“私”的力量是資本，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權力高層為了保留資本作用的空間，對官僚制度是有嚴格約束的，比如1883年頒布《彭德爾頓法》以來，副部級以上官員是不受文官制度約束的。），二是官僚制度天生易於陷入保守和僵化。
對於第一個問題，就只有依靠客觀性選擇統治集團成員來解決，通過不斷將“非世襲”性的精英人員填充到官僚機器，來避免某一特定利益集團的俘獲。人類政治最難的問題就是“誰來統治”的問題，這個問題最早只能通過暴力來解決。但人類文明的發展要求超越暴力階段，於是普遍產生了靠血緣來維繫權力傳承和分配的製度。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帶來了一個巨大進步，即將權力資源轉化為金錢，由不流血的財富競爭來解決選擇統治者的問題。但是這個制度仍然不是公共性的，必然會導致資本的專制。
中國從漢代的“選+舉”到隋唐的科舉再到明清的八股，實際上是將權力資源轉化成“知識”，通過一種純粹客觀的標準較好地解決了選擇統治者的問題，實現了在人類歷史上獨有的以客觀性保障公共性的國家製度。新中國通過人民及其先鋒隊直接掌握國家權力，將這種客觀性進一步提升，通過人民直接“接管”知識而推翻了傳統社會的地主階級和精英主義色彩，再通過對人民的教育創造了人民掌握公共性權力的國家機器。（李中清教授對150年來中國精英教育的研究發現，1953年-1993年，工農子弟大量進入精英教育領域，他稱之為一場“無聲的革命”）。用技術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是極高的智慧，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製度同時使用技術手段和政治手段解決了國家公共性的問題，無疑代表著人類製度實踐的最高智慧。
第三個條件：代表人民性的、具有主動性、責任感和領導力的先鋒隊群體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出現過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但大多都失敗了。歷史經驗表明，社會主義的生存和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會主義本身不是空想，但是社會主義的實現條件卻像空想般嚴格。迄今為止，只有中國實現了這種成功，而且第一次真正證明了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成功。
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過去常說，西歐、北歐國家在社會主義方面更成功，也就是說，通過合法鬥爭，社會主義一樣可以從資本主義國家中生長出來。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掩蓋了而不是揭示了歷史的真相。
首先，西北歐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其國家體系範圍內是無法自足的，它之所以能夠存在是以全球政治經濟的等級制為前提的，需要充沛的資源和財政能力來供養，需要不斷向外轉嫁矛盾才能獲得暫時的穩定。
其次，只要存在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制度形式，資本的力量一定會盡一切努力追求對國家製度的俘獲。議會政治、多黨競爭、大眾選舉、多元主義文化，都是服務於金錢掌握權力這一最高目標。所以，表面上呈現出部分社會主義色彩的所謂“福利國家”，最後必然會走向“福利資本主義”。它和社會主義本意是相對的，這種以個體和群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國家製度，最終一定會走向反對共同體整體利益的解體狀態，資本最終會控制一切。所以說，在西方福利國家中，社會主義也沒有成功，只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社會主義被當作幌子，現在隨著西方國家國際地位的下降和內部共識的解體，這種制度已經在走向失敗。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社會主義何以能夠成功？我的答案就是兩個詞：中國傳統和社會主義。對中國數千年文化和政治傳統的繼承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是中國道路成功的關鍵原因。具體而言，可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條件：國家能力
只有強大的公共性的國家能力才能夠克服資本力量。
第二個條件：制度基礎
國家能力，不能是來自於暴力或者是對社會的壓制，而是來自於國家製度所具有的平等性、公共性、客觀性等正當性特徵。
1.平等性。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平等身份的國家，並且這種平等性不斷上升。
2.公共性。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具有“部落性”，即國家中的某一部分人（如宗教、教派、種族、階級、地區或者是民族）掌握國家公器而實現對所有人的統治。即便在今天，世界上多數國家仍然具有這種“部落性”。
歐盟現有逾四分之一成年人不工作，比例最高的是意大利
歐盟委員會2017.11.2發布的一份公告顯示，在歐盟總體失業率逐漸下降的背景下，15歲至64歲的非經濟活動人口從2002年的31.4％下降到今年的25％左右，比金融危機開始前的2007年下降約4.7個百分點。
在成員國層面，非經濟活動人口比例最高的是意大利（36％），最低的是瑞典（18％），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大國分別為29％、23％和22％。
根據歐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基金會的界定，非經濟活動人口是指年齡在15歲至64歲之間、沒有從事工作的人，確切的說是指那些並未工作、也沒有找工作或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比如學生、囚犯、家庭主婦等。
回應
非經濟活動人口？把失業說得這麼清新脫俗！經濟學家們真是造詞大師.
簡稱“廢物”
估計就是下一個希臘了。大家都不干活不創造價值，但是福利照拿，國庫遲早入不敷出，債台高築，又不敢砍福利，最後宣布破產。
希臘不都破產了一次，現在債都沒還清吧。
我看我們很多人都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家那麼多人不工作，而生活卻過得很好。相反，中國人一天工作十一個小時，收入卻沒能達到人家的水平。這究竟是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不務正業的噴子太多了
因為從個人層面來說，他們可以依賴足夠豐厚的國家社會福利保障.而國家層面來說，歐美仍然在以剪刀差剝削亞非拉各發展中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那麼多人可以閒的蛋疼去愛狗、愛政治正確、愛人權，然後一臉鄙視地看著其他國家奔波忙碌在生存溫飽線上的人說：你們低級人種不懂生活的情趣和人生的意義所在
人家祖上搶了一波，夠用很多年的，我們以前可是啥都沒有。勤勞與懶惰目前看來，正在慢慢顯現出他們的功力.
也有很多是祖輩積下來的成果
因為這些錢是預支或者藉的，他們是現在享受後來來還。
“福利社會主義”更成功？這是掩蓋歷史真相
范勇鵬：社會主義在中國何以成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2017-11-02
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是有一個背景的，即世界上存在著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但同時又要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不照抄別國經驗，此之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陸將超美 成世界第一工業大國2017.6.26旺報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聖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文一25日表示，西方工業革命的成功來自於其量化生產及市場規模，如今中國也已具備足夠準備，挾帶龐大的市場優勢，終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化大國。
由觀察者網、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舉辦的2017觀天下系列講座25日在上海舉行，文一就〈破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謎〉主題演講時表示，西方經濟學一直認為，相比民主體系下的自由市場機制，中國透過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壟斷資源所造成的經濟增長，這種方式並不能長期持續；但實際上，中國卻在不同於民主體系的政治制度下實現了超常經濟增長，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複製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成為發展中大國。
市場運作靠三大基石
歷史上，也有東歐國家、俄羅斯等計畫經濟國家引進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但都沒能複製西方工業化的成功，為何只有中國能夠例外？文一指出，這是因為市場是個公共產品，其出現及有效運作有賴於三大基石：政治穩定、社會信任，以及基礎設施。俄羅斯經濟改革之所以失敗、非洲和拉美之所以陷入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歷史上的滿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之所以沒能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皆是因為忽略上述幾種高昂的社會成本，和缺乏克服這些巨大成本所需要的強大國家能力和正確產業政策。
文一說，西方引爆工業革命所需的規模經濟及市場，是透過殖民主義來實現，時至二戰以後的今日，發展中國家不再擁有這樣的「特權」來創造世界市場。
成功複製西方工業化
因此，中國政府必須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市場開拓和創造方面起到「催化劑」作用。
文一表示，今天做好了「在21世紀取代美國製造業和技術創新地位準備」的，是中國而非印度，是因中國在過去30多年間持續開創一個比美國還要巨大的超級市場。這一市場定會孕育比卡內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還要偉大的企業和企業家。挾帶龐大量化生產、市場優勢，中國終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化大國。
英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則表示贊同。他指出，現在中國的發展已經達到這樣一種階段，以購買力平價來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而且還在不斷增長，儘管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仍然是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3到4倍。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目前也許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體，而這也是我們談論“中國世紀”的原因。有預測表明中的發展趨勢仍將持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預測，到2019年前後，中國經濟規模將比美國經濟高出20%。
馬丁·雅克指出，有關“中國世紀”的討論不斷出現，原因很簡單：中國在持續崛起。你可能知道，西方對中國看上去“忽冷忽熱”。總體上說，西方人更傾向於談論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然而，西方也時不時地意識到，中國正在迅速發展，變得越來越強大，然後就有了這麼多有關“中國世紀”的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2015年就此問題則表示，現在的中國不過是“1872年的美國”，當年美國GDP按購買力平價第一次超越英國，而世界進入“美國世紀”要到一戰以後，因此，中國世紀的元年還遠遠沒有到來。
回應
這種捧殺水平太低
另一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拿中國嚇唬美國呢
管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們利益為先就好了，自己要掌控主導權。
先把歐洲土地上的那群美國大兵趕走，自己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再來談什麼擁抱不擁抱中國的問題。自己脖子上的狗鍊子還沒解開呢，就想上桌當人了。
歐洲就是一幫聖母白蓮花
對歐洲來說，也就是面臨著兩種選擇，你是要和兔子擁抱著一起搞“小錢錢”呢，還是要繼續和老鷹手拉手一起玩“小鋼砲”~
不要太相信這些鬼話，韓國不過是大號的台灣，日本不過是大號的韓國，歐洲其實類似於大號的日本，在今天脫離美國祇能是想想，幾十年後還有可能。寶壓在歐洲和壓在韓國一樣，還是好好經營自己的一帶一路吧。
嗯，美國不過類似大號的歐盟，俄羅斯不過大號的美國，非洲不過大號的俄羅斯。亞洲不過大號的非洲。好好自己玩一帶一路吧。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7_06_22_414518.shtml
延伸閱讀：諾獎得主稱2015年是“中國世紀元年”
1941年，美國《時代》周刊聯合創辦人亨利·盧斯發表了著名的《美國世紀》：“美國的經驗是未來的關鍵，它將成為國際社會的領袖。”
74年後，美國《名利場》雜誌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撰寫的《中國世紀》：“中國經濟以拔得頭籌之勢進入2015年，並很可能長時間執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國已回到它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間裡所佔據的位置。”文章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爭論。
施蒂格利茨的“中國世紀說”，主要依據是經濟學家們推算中國經濟規模在2014年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4年10月份發布報告稱，按照購買力平價，當年中國經濟規模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此前，世界銀行也發布過類似的報告。
很多專家認為，“購買力平價法”並不科學，忽略了資本流動、貿易成本和非貿易壁壘、勞動力流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表示：“到目前為止，包括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組織的PPP研究仍被公認為屬於研究、探索性質。所以用這種方法來衡量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總量只具有參考價值。”
2015年會成為“中國世紀元年”嗎？贊成者認為，除了中國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趕上美國外，還有其他“類中國世紀”現像出現，比如倡導亞太自貿區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主辦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反對者則認為，近期中國經濟增長“已經看到上限”，甚至稱“好像不久中國時代就要結束似的”。
通常情況下，“世界第一”的稱號總是讓人陶醉，但中國網民卻很淡定。2015年，新華社“新華全媒頭條”曾以“世界將進入中國世紀，你怎麼看？”為題，在新華網、騰訊網發起民意調查，有近10萬網民參與。大多數網民對“中國世紀”說法審慎而冷靜，人們更關心自身生活水平、中國未來如何發展等問題。
調查結果顯示，網民普遍認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並將原因歸結於改革開放（51%）和抓住了全球化機遇（35%），但超過半數網民並不認同“中國世紀”已經到來的說法。的確，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即便按照可能存在高估的購買力平價法，2013年中國國民人均收入也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
“就目前而言，居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主要差距，也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潛力和空間所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舍福爾德對此表示。
《中國世紀》一文指出，特朗普帶領美國持續走向孤立，因此讓中國成為世界舞台上的頭號選手。特朗普上台後的首批行動包括埋葬耗時多年時間逐步達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該協定旨在創造一個美國領導下的、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無壁壘新經濟區。
文章稱，特朗普從未理解這一意圖以及該協定的可能影響。在去年的競選過程中，他不遺餘力地批評中國人，甚至指責說氣候變化是中國人的惡意發明。退出TPP後，他現在又把競選中承諾的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付諸實施。這樣一來，特朗普就兩次給美國造成了巨大損失，使他的國家孤立於自己的伙伴。
文章稱，這一國際政壇上的此消彼長再次提出了製度優越性的問題。當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西方在冷戰中取得勝利，這一問題原本已經有了答案。但時局變化，今非昔比：“當年美國曾經打造了堅固的聯盟堡壘，軍事基地遍及世界各個角落，而如今中國卻積極投資基礎設施項目，堤壩、公路、發電站--這些工程如果沒有中國的巨大財力是無法實施的。這樣的方式比軍事手段更為聰明，在東西方對峙的冷戰時期，軍事措施常常會帶來戰爭威脅。”
但是，這種做法影響力太小，因為世界上不僅有貿易。中國的做法可能在經濟方面是有意義的，但迄今為止卻沒有世界觀或者倫理道德的承諾。而只靠自己的話，歐洲是沒有足夠的魅力和政治影響力在新體制競賽中去宣傳開放世界和自由民主的。
文章稱，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現在轉向中國。兩國很長時間以來就希望合作：投資，購買股權，收購。在柏林，人們將會想到必須利用各種可能性。兩國相互是對方重要的貿易夥伴：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是德國在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夥伴。
此前，歐洲各國還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太平洋世紀到來感到憤怒：在他的領導下，美國把目光投向亞太，而不再投向大西洋對面。歐洲曾認為自己處於失敗地位。
文章稱，現在，對歐盟來說，到了掙脫美國霸權、作為西方領導力量擁抱和塑造未來的歷史時刻。
文章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事實上終結了美國的主導地位，並標誌著美國統治時代的結束。現在，中國已經踏入美國空出來的位置，“中國世紀”正在開啟。
英國調查：中國大陸民眾對國家發展道路最有信心2017-06-22
英國著名調研機構益普索（Ipsos）近日發布了2016年度30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報告，統計了全球人民最關心的問題。在“民眾對國家（地區）發展道路認可”（Right direction）這個問題上，中國大陸以89%的讚同排名第一。
在全球經濟形勢普遍不佳的背景之下，全球大部分的民眾往往都表示了一種非常悲觀的態度。在調查中，全球對於自己國家和地區表示悲觀的民眾平均數高達63%。相比起金融危機高峰期的2010年（62%），這項數據還提高了一個百分點。看起來，大家的情緒都沒有好到哪兒去。
在這項數據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點，首先是中國大陸在這項數據上獨占鰲頭，高達89%的群眾認為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亞和沙特均只有80%。同時，美國在此項數據上為36%，有64%的民眾認為國家走錯路了。和美國並列的是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於自身發展的不信任度同樣高達64%。墊底的是巴西，只有12%的國民同意國家的發展方向，另外88%不同意。
另外，屢遭恐襲的法國民眾的支持率也只有13%。陷入經濟“滯脹”的日本也是反對者居多（61%），贊同者偏少（39%）。
.....
回應
國外機構發布的報告，當成娛樂看看就行了，不必太當真。之前一直唱衰中國的是他們，現在這半年總是捧中國的也是他們。國內媒體也別一天到晚當別人的傳聲筒，努力搞些報告調查啊什麼的傳播出去，爭奪話語權才是正事。
和美國並列的是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於自身發展的不信任度同樣高達64%。
好棒！爸爸永遠跟我們站在一起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06_22_414659.shtml
德媒：歐洲到了掙脫美國霸權，擁抱“中國世紀”的時刻
德國《焦點》周刊網站2017.6.18發了一篇此類文章——亞歷山大·格拉赫的《中國世紀》。文章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事實上終結了美國的主導地位，現在，中國已經踏入美國空出來的位置，“中國世紀”正在開啟。
為什麼該討論不斷出現？英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曾指出，原因很簡單——中國在持續崛起。馬丁·雅克表示，西方對中國看上去“忽冷忽熱”。總體上說，西方人更傾向於談論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然而，西方也時不時地意識到，中國正在迅速發展，變得越來越強大，然後就有了這麼多有關“中國世紀”的討論。
幾天后，毛澤東果真派秘書登門，給章士釗送上了第一個兩千元。從此，每年的農曆大年初二，章士釗都會收到他派人送來的兩千元，一直到1972年累計送滿兩萬元。
此後，毛澤東又以“還利息”的名義繼續資助章士釗，直到1973年7月章士釗去世。
除了章士釗曾得到毛澤東資助，名單還能開列出長長的一串。
毛澤東的稿費總額究竟有多少？他又是怎麼對待這些稿費的呢
毛澤東不過幾百元月薪，按我們的計算，開支龐大的他，已經要省吃儉用了，又哪來這麼多錢資助他人呢？
吳連登說：“錢肯定不夠，不夠怎麼辦呢？就從毛主席的稿費里出。”
毛澤東的稿費，這無疑是令許多人感興趣的話題。自從毛澤東去世以來，有關他巨額稿費的各種傳言就喧囂不斷，在許多未經核實的書籍以及網絡小道消息中，常有人言之鑿鑿，說毛澤東50年代就擁有百萬稿費，說中國取消作家稿費制度期間，全國唯有他一人，還保留版稅式的稿費標準，他通過發行量巨大的選集、詩詞作品發了大財。傳言中，甚至不乏“億元稿費”之類的天文數字，把毛澤東傳說成了億萬富翁。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這一點毛澤東的賬目足以證實，他的稿費清單明確記載，1959年底結存款248689.3元，所謂50年代即達百萬稿費之說，顯然不實。
毛主席臨終的時候，稿費是124萬多一點，用在家庭的也只是幾萬元錢。
主席的稿費沒有作為遺產留給自己的子女，而是把這些錢歸黨、歸人民了。
毛新宇說：“從爺爺去世以後，他老人家的全部遺產，包括生前用過的遺物，一律都由中央辦公廳保管，不僅我的父母，李敏、李訥姑姑都沒從爺爺那兒分到遺產，但是我們永遠繼承爺爺的這種偉大的精神遺產。”
被傳說得沸沸揚揚的毛澤東巨額稿費之謎，至此應該畫上句號了。而毛澤東這個本可擁有巨額財富的人，在他去世後，所遺留的全部現金財產，只有工作人員找到的7張新中國成立初期發行的人民幣，合計不到今天的10元錢。
吳連登說：“臨終的時候家裡只有幾百元錢，這是毛主席的全部財產，最後這個錢也交了公。另外，毛主席的銀行戶頭里沒有一分錢存款。”
這堆發黃的一分一毫公私分明的賬本，於1994年被確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或許，我們可以藉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雷潔瓊為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的題詞作為本篇的結尾。她這樣寫道：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摘自北京衛視《檔案》節目）
1965年5月22日，離開35年的毛澤東重返井岡山。毛主席是1965年5月22日下午5點左右到的，28日上午9點多離開。這位連喝茶都要交錢的領袖，在這短短7天內，一樣地公私分明。收藏在韶山紀念館的兩張發票，足以證明毛澤東幾近嚴苛的公私分明。他重遊井岡山後由井岡山交際處開具的發票，上面寫的是首長伙食費7天，每天2.5元，合計17.50元。另一張是首長交糧票23斤。
吳連登說：“毛主席說，'如果說我隨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長也可以，省長也可以，縣長、村長都可以，這個國家就沒法治理了！ '”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毛澤東明白這個道理。作為黨的主席，為了全黨的廉政建設，他必須以身作則，也因此，他與身邊的工作人員訂了個“約法三章”：
凡是首長需要的一切東西，托當地辦的必須貨款兩清，對方不要錢我們就不收東西。
嚴格認真地執行中央關於不准請客送禮的通知中5條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請客送禮，公私不分，鋪張浪費，不得用任何名義向地方要東西不付錢。
於是，有著高額工資收入的毛澤東，在承擔了各種經濟負擔，甚至付清了自己在公務活動中喝的每一杯茶錢後，經濟上也常常不免捉襟見肘。
巨額的資助開支
1968年1月的開支表上，支出部分有這麼一項：送王季範、章士釗4400元。這巨大的數目與毛澤東的收入和其他支出相比，頓時顯得格外醒目。這又是為什麼呢？
章士釗的外孫女洪晃說：“上世紀20年代的時候，主席找我外公說，他想籌一筆款，送一批進步學生去歐洲勤工儉學，那個錢是我外公自己拿出來一部分又籌了一部分朋友的錢，應該有兩萬塊銀元吧。”
毛澤東通過章士釗籌到的這筆巨款，本是用於革命運動的費用，完全可以“公債公還”。
洪晃說：“我媽媽寫的自傳上說，她教主席英語的時候，有一次主席主動問她，我欠你爸爸錢，這事你爸爸有沒有跟你說過？然後還說他要還錢，說這兩萬塊錢，他要分10年還清，兩千塊錢一年。”
洪晃說：“毛主席是一個心特別細、特別敏感的人，他能意識到，像我外公這樣一個老文人，補助一下的話，在面子上他肯定不會接受的，所以呢，主席就想出一個招來給他錢。”
毛澤東還會錢不夠用，難道是他的收入不夠高嗎？
吳連登說：“毛主席的工資是404元8毛，江青的工資是243元，當年來講，應該來說是高工資了。但是毛主席400多元錢要負擔一大家子的開支。”
從賬目來看，毛澤東的開支的確很大，這首先因為他長期背負著沉重的經濟負擔。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裡除了主席、江青以外，李訥是長期待在這兒，李敏結婚以後才搬出了中南海；還有李雲露，江青的一個姐姐，她還有一個孩子；實際上毛遠新也一直在主席家里長大。主席負擔這麼些人口，家庭開支確實是比較大的。”
兩個女兒、姨姐、侄子，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費，資助親戚、朋友的一筆筆款項，種種負擔，賬目上歷歷在目。甚至許多時候，連身邊工作人員的醫藥費與出差補助，毛澤東都自掏腰包。大部分工作人員得到過毛主席的資助。
比如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之間，短短4個月裡，毛澤東就用自己的錢，支付了身邊工作人員醫藥費72.8元，出差補助280.35元，平均每月將近90元。
吳連登說：“毛主席的開支還有一項，就是吃飯，這是個大頭。吃飯一般在100元錢左右。包括請他的朋友、老師吃飯。只要主席說，'我今天要請客。'這個費用就是從主席的工資裡出。毛主席每天晚上開會，如果開會開到12點，也要給開會的人做頓夜餐，夜餐費用也得從主席賬房裡出錢。另外一項開支就是喝茶。毛主席喝茶喝得比較多，一個月兩斤左右。還有一個就是抽煙，毛主席抽煙抽得比較多，一般一天3包左右。”
“如果說我隨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長也可以，省長也可以，縣長、村長都可以，這個國家就沒法治理了！”
毛澤東承擔的另一筆固定生活開支更出乎所有人意料。
吳連登說：“固定的開支有：房租、水費、電費、租用家具費。包括桌子、椅子、床鋪，掛衣服的架子等等，這些東西都需要交費，每個月要交84元左右！冬天，還要交相應的取暖費，一共加起來120多元錢。”
美國總統住白宮，不必交房租，毛澤東住在中南海卻是要出房租的，甚至水電、煤氣、取暖、家具樣樣要交錢，總額占到工資收入的四分之一。這也許出乎一般人的想像。
哪怕在公務活動中喝杯茶，毛澤東也得私人付錢。
吳連登說：“喝茶是肯定要交茶錢的，到外地都是我們自己帶茶。而在大會堂、釣魚台這些地方，我們就忘了帶茶，如果用人家的一杯茶，我一般不定期或者定期，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就要到這些地方去結一次賬。”
毛主席的家庭生活賬本：稿費總額究竟有多少2017.6.1華聲在線
1990年10月，碧瓦紅牆的中南海內一片忙碌，中共中央警衛局與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之間清理交接毛澤東生前遺物的工作正在進行。就在數千件遺物基本清理完畢，紀念館方面的接收人員準備打道回府之際，有人突然想起了什麼。
在地下室的一個角上，有一大堆紙張擺放在那裡。翻開這堆塵封的紙張，所有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居然是毛澤東一家的生活開支賬目。
回到韶山，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才騰出手開始整理這批從地下室“搶救”出來的賬目。直到這時，他們才真正明白自己是何等的幸運，被搶救出來的東西又具有怎樣的價值。
賬本非常齊全，從生活費的收支報表，到日用各項開支，寫得非常細。時間跨度也很長，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一直到1977年元月。
主席生活賬本包括的幾個部分
第一，外面購買的日常用品，包括茶葉、牙具、衛生紙、火柴盒、香煙等費用。
第二，毛主席本人外出時的餐飲開支，比如到地方交糧票、喝茶。
第三，毛主席家庭的雜物支出費用記載，比如修熱水瓶、修理家具等。
韶山紀念館現保存毛澤東生活費收支表11份，日常雜費開支賬本4本，糧食賬本2本，物品分類賬2本。
換句話說，這堆賬本足以體現當年中國第一家庭的幾乎整個財務與生活狀況。紅牆高聳的中南海裡，曾經為億萬普通人仰望的開國領袖，在這一筆筆賬目中，還原成了普普通通的一家之主的身份，要管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油鹽柴米。
毛澤東究竟是怎麼掙錢花錢的呢
最有發言權的，當然是負責記賬的人，這個人叫吳連登。
吳連登說：“我管賬前後一共12年時間。從1964年到1976年，毛主席家的賬說好管也好管，說難管也很難，難在什麼地方呢？沒有錢。”
回到馬偉明院士的產品上，現場看到的無軸泵噴推進器體積和直徑都相當小，要么只是一台功率較小的輔助推進器，要么根本只是更加早期的技術驗證機。無論如何，這台無軸泵噴推進器距離真正裝上核潛艇，成為水下高速航行的主動力系統，顯然還存在相當大的距離。雖然這樣也不影響其在技術上的先進性甚至領先性，但就實用性而言，我們顯然還不能就此樂觀的認為，即將服役的新核潛艇的推進系統就能因為這樣一台驗證機而萬事大吉。
《焦點訪談》截圖採訪中出現的無軸泵噴樣機
從目前的情況觀察，無論是已經服役並且多次遠赴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進行巡航的093型核潛艇，還是增加了垂直發射的對陸攻擊巡航導彈，指揮台圍殼後部有隆起的093改進型核潛艇，都還沒有使用泵噴推進器的跡象，而是繼續使用傳統的七葉大側斜螺旋槳，因此對於中國海軍而言，無論是哪一種泵噴推進器，都能提高中國核潛艇的水下隱蔽性，並且提高中國海軍核潛艇的推進效率。對於過往記錄中水下噪音偏大，且長期因為反應堆尺寸和技術問題功率不足、水下航速偏慢的中國核潛艇來說，無論哪個形式的改變都是值得可喜的，而如果考慮到技術的複雜性，那麼技術上更加成熟可靠，且同時在推進效率和降噪兩方面都能取得較大進展的機械式泵噴推進系統，也許是眼前中國海軍核潛艇的最好選擇。至於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無軸泵噴推進器能否突破現有的技術上限，就要看馬院士給我們帶來的驚喜有多大了。（觀察者網）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7-06-04/doc-ifyfuvpm73377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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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濟都是計劃經濟，無非是誰制定計劃而已，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製定計劃，中特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制定計劃。
人類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物質文化需求，而不是為了利潤。從這個根本邏輯上來講，計劃經濟才是回歸本質的，市場經濟則將人和社會異化了。計劃經濟的大問題就是信息的缺乏和滯後容易導致資源錯誤配置，最終抑制生產的有效運行。市場經濟則利用信息的不對等，放開資源自由流動的限制，來賺取差價。如果真能解決信息的缺乏和滯後問題，比如能將每個消費者的需求精確又實時的反映到工廠，那工廠的生產當然就會是極具計劃性的，完全就不需要中間商的存在了，更不會有消化庫存或產能不足的煩惱。剩下的就交給物流了，而物流也能夠根據工廠生產的實時數據和消費者的訂單信息計劃性地安排精確合理的配送服務。
很有意思的想法，聽起來也很有啟發。數據產生智能，或者以後也可以不說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叫數字經濟？智能經濟？
這種新經濟模式中，信息十分全面。所有人消費所有產品的信息都被記錄在平台上，只要調出來就一目了然。不用再像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那樣以非常粗糙的技術去收集十分有限的信息。
這種新經濟模式中，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抱著己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加入進來，所有人都在做決策，所有人也都在共擔風險。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些新產品、新技術、新的商業模式無法被納入這種“需求指導生產”的模式中，但平台依然會給他們提供容身之所，這樣，就能為將來的技術變革和組織變革留下可能的空間。
所以，大數據時代的新型“計劃經濟”保留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目標明確、執行高效的優勢，卻完全摒棄了它的粗放、浪費、呆板僵硬和信息粗糙的缺點。
不過，在未來“市場”依然會存在，但是按現在的教條研究“市場”的經濟學家們恐怕要失業了。因為大數據的思維方式跟人類註定不一樣。
如果讓大數據來研究太陽系，它恐怕不會像牛頓那樣總結出萬有引力定律，因為它可以在自己的系統裡完整地再建一個太陽系。
經濟活動也是一樣。它不需要像蘇聯計劃委員會那樣去“抓大放小”，也不需要學著研究市場的經濟學家們去總結規律，建立各種理論模型。對它來說，計劃也好，市場也好，沒有我們人類感知意義上的“複雜性”，接入其係統的所有人、資源、設備、產品和貨幣的運行軌跡，在它眼裡都是纖毫可見。
也只有在這種大平台大數據的支持下，“計劃經濟”才有可能重新復活。換句話說，也許這才是計劃經濟的正確打開方式！——在新經濟模式中。
不是把一個國家粗暴地變成一個步履蹣跚的巨無霸企業，相反，應該讓公司和企業——市場經濟中的“計劃經濟體”——自然而然地生長為跨地域跨國界的經濟平台和大數據庫。
試想一下，如果將來的企業平台，既可以做到像中國當下的社交網絡、手機支付、網購平台和共享經濟一樣滲透到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又能像亞馬遜一樣將業務覆蓋到全球範圍，也許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方式就會完全顛覆。
現在的主流市場經濟中，企業都是對外自由競爭，對內指令計劃，但從今以後這種模式將被打破。
以網購市場為例，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網購平台表面上依然是消費者向產品生產者支付貨幣，購買產品（經銷商等中間環節注定是要消亡的），但背後產品如何生產出來，卻發生了極大變化。
從前的企業家製定產品生產計劃時，都是依據自己以往的經驗，一鱗半爪的信息和“敏銳的商業直覺”，風險太大。但有了網購平台，產品製造商們就可以從平台數據庫中獲取各種消費信息（即前文提到的消費者的消費數額，消費頻次和產品偏好；消費產品大小、款式、顏色、型號等各方面的需求度），根據這些信息再去調派資源生產。我們日常生活中消耗的食品和日用品，出行時乘用的交通工具，住房需求，人工服務甚至文娛產品，可以說除了那些處於技術發展前沿，前景不明的科技產品（如2007年的初代iPhone），我們生活中使用的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依據這種方式去生產。
這種生產模式的最大好處，就是將“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產品在生產前，先要通過各種消費信息分析出真正的“社會需求”，根據這些“社會需求”再去製定生產計劃；而產品的分配問題，依然交給市場解決，即仍然按照個人的經濟購買力去分配。
新型經濟模式絕不是計劃經濟簡單的“復辟”，或是拋棄市場，它依然是全民參與，全民決策，不會把“運算權”和“控制權”上交給某個具體機構。
這就是分佈式計算的好處，一個節點斷了，可以立刻用另一個取代和彌補。這就跟樂高積木一樣，所有的構件都可以隨時替換，也許到最後所有原來的構件都已經被替換，甚至構件形成的結構也發生了深刻改變，但作品依然擺在那裡，不會發生中途崩潰的慘景。
但計劃經濟體制就不一樣。計劃經濟體制中是由上而下構建的。如果只改革裁撤底下的機構，於大局並無影響，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也就不會發生根本變革。而計劃經濟的最上層又跟國家政治生態牢牢綁定在一起，如果要對上層機構做傷筋動骨的手術，已經無異於一場革命，注定會引發政治波動和社會動盪。市場經濟把風險分攤到每個具體的公司和消費者頭上（決策權和風險一併下放），而計劃經濟體製本身就是一個大包大攬的巨無霸企業，也因此，它也就把所有的風險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蘇聯的迅速崛起和緩慢隕落，根源都在於這套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優勢和劣勢。
蘇式計劃經濟的優勢，是因為它打通了需求和生產之間的渠道，可以直接根據需求制定生產計劃（“按需生產”），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目的明確，執行高效。
它的劣勢，在於獲取需求信息和實現產品分配的手段過於粗糙，經濟體制從上而下又管得過死，扼殺了基層的活力，也阻礙了外界新鮮血液的注入。
幸運的是，隨著大平台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計劃經濟的優勢不會丟掉，它的劣勢卻可以有效地避免。
雖然創業前輩們經常苦口婆心地勸說後來者們不要“一門心思想搭建網絡平台”，但多少人依然趨之若鶩，因為一旦真的功成，就擁有了一樁躺著也掙錢的生意。
一個網絡商業平台一旦匯聚了海量用戶，不管它是B2C、C2C、還是社交網絡，它就可以搭建自己的生態鏈，變成一個具有很高競爭壁壘的商業帝國——名副其實的帝國——國家尚且需要依靠暴力機器來逼迫公民登記戶籍，繳納賦稅，但在網絡平台上，用戶們（不管是消費者還是生存者）卻是心甘情願地向平台交出自己的各項身份信息和消費習慣，主動在平台上消費形成平台內部的現金流。
除此之外，由於計劃經濟是跟國家體制相結合的，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權力的影響，比如行政命令一層層向下傳達時會扭曲放大；比如一個生產部門的具體負責人由上級委派，本身不熟悉業務，會瞎指導亂指揮等，這就相當於計算機系統中信息在傳遞和解讀的過程中發生了扭曲和失真，或者說這個輸入信息本身就是錯誤的，這使得缺乏準確信息輸入的問題就更加嚴峻。
第二個缺陷，是這台大型機的運算能力有限。
市場經濟中，參與經濟活動的所有人，都在根據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波動更改自己的決策，也就是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市場經濟的信息傳遞和決策制定的過程。即使你不是生產者，不是公司高層，你也可以扮演消費者購買者的角色，從而逆向影響到到生產計劃的製定過程。所以說，“市場經濟”的計算節點分佈在每一個公司，每一個消費者身上，所有人存在相互的聯繫，所有人都會影響到最終的計算結果。
但計劃經濟就不一樣，計劃經濟的運行體制就是一個放大版的傳統企業，掌握決策權的只有最高層。計算機的CPU掌管著整台機器的運算和控制，“國家計劃委員會”也掌握著整個經濟運行的決策和管理。如此一來，計劃經濟體制這台封閉式的大型機，要以有限的計算能力，去跟市場經濟中全民參與的“雲計算”相競爭，勢必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還談得上什麼勝算？
第三個缺陷，也是最嚴重的缺陷，是計劃經濟體制這台機器擴容和升級的潛力不足。
市場經濟是由一家家公司和一個個消費者構成的。公司不適應時代的潮流的話，就會被全新商業模式的初創公司所顛覆；老一輩的消費者即使觀念守舊也沒關係，作為自然人他們總會消亡，然後又被新一代消費者取代。在這個消亡與取代的過程中，每一個消逝的公司或個人，只是一個隨時可以被替換的個體，他們的消亡並不會撼動整個大局。
市場經濟中，每一套價格都有自己的運行規律，相互之間又彼此聯繫，互相影響；身處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每一個人，也都參與了信息的解讀和傳遞，在這套系統中，其運算中心和控制中心分散在各個節點，通過價格信息的傳遞而互相關聯，所以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可以算是“互聯網+分佈式雲計算”。
與之相區別的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體制內，能夠參與到社會需求信息收集與傳遞活動，以及生產計劃制定過程的人畢竟是少數，掌握最終決策權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計劃經濟的運行機制更像是一個封閉式、自成體系的大型機。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套大型機的陋處愈發暴露，作為指導經濟發展的“CPU”——國家計劃委員會至少有三大缺陷：
第一，這台機器的輸入信息十分簡陋。作為上個世紀設立的經濟運行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獲取社會需求信息的手段非常有限，也非常粗糙。它最多也只能做到“抓大放小”，即抓住國民衣食住行的最基本需求，抓住大宗商品的生產，至於其他的邊邊角角，它是無能為力的。
在今天中國的淘寶網站上，淘寶的後台可以記錄每個客戶的消費數目、消費頻次和產品偏好。甚至具體到某一個消費者的特定需求，某一件商品的大小、數量、款式和顏色的需求程度時，也都可以調出數據進行檢索和分析。
上個世紀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能怎麼辦？它能搞清楚全國人民對冰箱一共有多少台的需求，並調動資源去生產分配就已經老費勁了，更別提去關心每個個體的偏好。
市場經濟中，其實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市場經濟本身也是由一個個“計劃型生產機構”——公司組成的。沒錯！公司也是“計劃經濟體”。雖然對外需要面對市場的自由競爭，但在公司內部，尤其是傳統大企業的內部，員工等級分明，公司的生產計劃由高層拍板，然後再一層一層向下攤派，說到底董事會也是個小號版的“計劃委員會”。
公司做大了，決策層就不熟悉基層的情況，這是大企業的通病。也因此，這些傳統大企業的老闆，非常擔心自己會陷入資訊滯後、消息閉塞的窘境。所以才有這樣的說法“CEO是最後一個知道公司破產的人”，所以才會有華為提出“要讓聽得見炮火聲音的呼喚炮火”。而作為管理國家經濟生活方方面面的最高層“國家計劃委員”，一個超級放大版的“董事局”，也就更不可能倖免於信息錯漏與滯後的問題。
任跡：計劃經濟在大數據時代的重生2017-06-02 觀察者網
人工智能現在火得“不要不要的”，大數據這個概念甚至都已經“炒爛”了，技術進步或許將以更快的速度改變我們的社會，包括顛覆一些既定的認知，比如“計劃經濟”。
說到計劃經濟，最大的模板無疑是蘇聯。但蘇聯的計劃經濟在其實施之初，已經偏離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是由全社會共同佔用生產資料，個人勞動作為社會勞動的組成部分；負責生產計劃的機構，在充分了解社會各方面需求後，制定相應的生產計劃，生產結束後，再根據之前收集到的個人需求信息，按需分配。
不過，上個世紀的蘇聯在推進計劃經濟時，其手段還非常原始落後，具體來說，就是需求信息的收集過程、生產計劃的製定以及按照“需求”去分配的實現辦法都是十分粗糙的。如果說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的話，這種經濟體制只是非常粗糙地實現了“按需生產”。
蘇聯的這套體制時當然有先天不足，但實施時，正好抓上了二次工業革命的尾巴。二次工業革命是以內燃機的普及和電力的大規模應用為主要標誌的，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新興工業如電力工業、化學工業、石油工業和汽車工業等，都要求實行大規模的集中生產，歐美國家出現了壟斷組織，而蘇聯則更進一步，在國家層面上設置了經濟計劃委員會，取代公司和企業的職能，全面接管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
這樣做的好處是立竿見影的。計劃經濟徹底摒棄了私人競爭，極大地減少了內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這種體制可以確保資金和資源的規模調用和集中投入，對於需要大量資金大量資源的重化工業的發展是再適合不過。因此蘇聯在實施計劃經濟後，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規模效益，社會生產力也取得長足進步。1929年到1933年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危機時，蘇聯卻在著手開展五年計劃。兩個五年計劃後，到1937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躍居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
可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計劃經濟體制適應了二戰前重化工業發展的需要，推動蘇聯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但二戰後，隨著新一波技術革命的興起（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這種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逐漸逐漸跟時代脫節，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阻礙。
今年的兩會進一步揭示要全面實施「十三五」規畫，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引領創新驅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千萬以上；要積極擴大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做為一個新興崛起大國，在去年G20杭州峰會和在今年5月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峰會論壇，中國模式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大陸今年要新增城鎮就業1100萬人，在雙創政策的帶動下，推動分享經濟和「互聯網+」。近3年來，大陸每天平均有4萬個以上公司註冊登記，相當於每年新增1千萬個以上新職，這對空談改革、產業轉型的台灣，無疑是最好的潛在市場和共同合作布局的伙伴。
在1980年代，中國被估計有達4000萬失業人口；1990年代有4500萬人失業，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之後，也有2500萬人失業；但西方學者幾度預言的中國崩潰論，不但沒有發生，反而實現了快速崛起的奇蹟。中國從被援助國蛻變成至2016年止，累計外援金額達到6000億元人民幣。面對人口老化、少子化和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以及國際經濟形勢動盪等不利因素導致經濟下行的陰影下，仍然堅持持續深化體制改革，推動更高層次的開放。誠如國際網路探討中國情勢時廣被流傳的一句形容：重點不是中國崛起，而是中國人為之所做出的努力。
西方世界已對大陸展開重新認識，台灣更應正視大陸崛起的過程和背後深刻的意涵，不能再用刻板的印象看待大陸，更不能走回對抗的老路。進入21世紀的新叢林，因應大陸及全球政經格局的驟變，全球產業競爭將益發激烈，台灣必須重新自我定位、務實思考最有利於永續發展的最佳策略，而不是被政治意識型態捆住手腳。
台灣在上世紀也曾創造過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也曾經台灣錢淹腳目。面對中國的崛起，應當正面評價、積極參與，共同營造兩岸經貿合作新局面。
旺報社評－換個腦袋看大陸2017.5.31
中國大陸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至今進入第40個年頭，全球都見證了一個古老民族從經濟發展滯後，到邁向現代化的艱苦征程和驚人的成就。隨著中國的崛起，兩岸關係必然受到牽引、面臨挑戰；值此關鍵時刻，兩岸當局應共同珍惜兩岸和平紅利，夯實兩岸一家親的政治基礎，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40年過去，中國GDP從占當時世界的1%，上升到去年的12%，高居世界第2；人均GDP從實際匯率70美元提高到8250美元；貿易規模從當初的可以忽略不計，增長到2013年起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如今，中國已經由初級工業經濟轉變為高級工業經濟體，2010年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1大國。
目前，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1。中國科技人力資源5100萬人，位居世界第1；研發人員總量196.5萬人年，居世界第2位；技能勞動者總量突破1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達到2630萬人。中國寬頻互聯網用戶為1.72億戶，行動互聯網用戶為7.51億戶，都居世界第1，其中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2.1%。截至2015年底，中國全國鐵路營業里程超過12萬公里，居世界第2，其中，高鐵里程達到1.9萬公里，居世界第1。
從2000年到2015年，大陸的GDP成長816%，台灣只成長57.96%；去年大陸經濟總值達人民幣67.67兆元，約11兆美元，台灣是5235億美元，大陸GDP總量已達台灣的20倍，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5省都超過台灣，僅僅比較2017年度的國防預算，大陸就達台灣的14倍之多。
如今，中國不但是世界最大的工廠，也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中國從推動上海、深圳與香港3地證券市場交易及結算互通互聯機制的滬深港通出發，到開通「債券通」，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儲備貨幣之後，在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帶動下，人民幣逐步加速國際化。
與此同時，中國不斷自我變革、思想解放。相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6個方面做出全方位的改革部署；在四中全會推動落實依法治國，下重手改革紀檢體制吹起反腐肅貪的號角。
在沒有國家力量和正確產業政策的幫助下搞工業化，完全讓位於所謂市場力量，就等於讓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裡面靠自己去發現數學知識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國家力量，遵循正確的產業升級政策，主導市場經濟發展，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所以我就聯繫到“一帶一路”了。要想富，先修路。貧窮、落後、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問題的根源在於，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而這一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略了。
“自由”市場並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動有效運作，更不是免費的。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個強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並非來自於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於一個有為的重商主義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
規模化工業品市場難以通過一次性的大推進（無論是進口替代還是休克療法）來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確的順序來實現。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啟工業化，重複早期發達國家的基本發展階段是必要的。
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林毅夫老師最開始帶頭批判的，都把西方國家的屋頂當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國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頂和上面的裝飾品和牆上貼的畫，但是後面的複雜管道、電線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見），把結果當作原因，把西方工業化的成果當作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他們教導貧窮的農業國通過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工業（如化學、鋼鐵和汽車工業），或建立現代金融體系（例如浮動匯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徹底私有化），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如民主和普選制）來開啟工業化。
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如下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
”這樣的經濟學理論因此造成很多國家政治不穩、發展停滯和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成為社會躁動不安和貧窮與收入陷阱的根源。
謝謝大家！
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5_26_410182.shtml
第五點，我們長期維持各級政府對招商引資的熱情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方面越南向我們學習也取得了很好成績。
第六點，因為我們是轉型國家，我們不光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我們還是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所以有很多當年遺留下來的缺乏經濟效率的國企。但是我們沒有像拉美、東歐、俄羅斯那樣把國企全面地私有化。
全面私有化國企是一個非常錯誤的主張，甚至到今天來講還是非常錯誤的主張。國有企業對於國家發展戰略非常重要。當年我們國企的私有化是有條件逐步逐步進行的，比如抓大放小，採納了雙軌制和混合型所有製。而且今天我們仍然重視培育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企。這一點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經濟學。
第七點，我們進行的是漸進的產業升級，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由高儲蓄到高消費。這種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方式裡面都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學原理，不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資源禀賦原理，也符合我下面將要提出的工業革命原理。
成功的工業革命都經歷了“胚胎髮育”式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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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奇蹟也是如此。經濟發展也符合這個“胚胎髮育”的規律。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後來的每一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夠真正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半途而廢。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用第一個十年就複製了英國歷史上用兩三百年才走過的原始工業化階段，用第二個十年復制了英國歷史上用50年走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目前的紡織機比英國當年先進，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產品的目的和麵向的市場也是一樣的。但是你必須重新走這些階段，不能跳過。
我們以前不懂，想把它們盡快跳過了，希望直接開啟重工業化階段和農業現代化階段，結果不行。拉美國家也是這樣，行不通。哪怕落後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如果沒有國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這些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
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面，中國雖然取得了很多的進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以至於到了1970年代末，一場新的改革和工業化嘗試勢在必行。
而這一次嘗試卻意外成功，中國終於自洋務運動一百二十年後引爆了一場震撼世界的工業革命，使得中國踏上了工業化的坦途，迅速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全球製造業中心，而且很快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雖然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沒有完成。
1978年中國引爆工業革命並非否定前三十年
那麼中國第四次工業化的道路，與前三次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這次如此順利呢？我這裡無意想把後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們都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通過分開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而這絕不是簡單的第6個包子和前面所吃的包子那麼簡單。
如果真是這麼簡單，那就意味著中國1980年不需要改革也能夠變成今天一樣的富裕和強大，但這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們也決不能忽略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它為後三十年的起飛奠定了很多看不見的卻十分紮實的地基，雖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理論告訴一個發展中國家怎樣開啟工業化，怎麼樣複製英國的工業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國第四次摸索採取了一個極為謹慎保守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徵。我先介紹一下這些特徵，等會兒我再將他們與工業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第一點，中國當時拒絕全盤西化，在維持即有政治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引進市場化改革。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先做實驗然後再推廣。
第二點，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國家、東歐國家、俄羅斯一樣全面鋪開，而是從農村改革開始，不是從工業（國有企業改革）開始，也不是從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和自由化開始。而是讓農民和貧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這裡面藏有深刻的經濟學道理。
第三點，鼓勵鄉鎮企業，儘管鄉鎮企業採用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而且和當年的國企都沒法相比，但既使是這樣，中國政府一旦發現鄉鎮企業賺錢，能夠幫助廣大基層人民致富，也採取了果斷的措施支持鄉鎮企業。
這是決定中國從此以後走上工業化坦途、開啟工業革命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經濟學理論界以前對這點認識不足。
第四點，鼓勵發展製造業，用日用製造品而非僅僅用原材料去換取外彙和機器；我們長期制定各種產業政策鼓勵製造業出口。
那又是因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嗎？你也許會說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很好，市場機製完善，但是政治制度非常的腐敗。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變了這點，一方面保留了清朝留下來的土地私有製度和市場經濟，同時還從政治的上層建築實行了一系列的現代化變革，但是仍然沒有導致中國的工業革命。
讓我例舉一些簡單的歷史事實，看一看私有產權制度下市場機制是如何失靈的，從而理解為什麼單靠市場機制和私有產權不可能爆發工業革命。
一位法國天主教隨軍牧師於1839-1851年期間遊歷中國，在《中華帝國見聞》一書中記述到：
“毫無疑問，再也沒有一個國家像這個泱泱天朝上國一樣，深陷於如此多災多難周而復始的貧困。沒有哪一年，這個國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飢荒。朝不保夕的人們不可計數。只要來一場使一個省糧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麼災害，整個人口的三分之二會立馬挨餓。你會常常看見乞討的大軍，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們一起行進，只為在什麼村鎮找到一點點給養。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抵達可能獲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會看到他們的屍體躺在田野和路邊，而你經過他們時大概都不會加以注意：畢竟這一恐怖的慘景在這裡實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中國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和土地私有製度沒能解決這樣的問題。1911年的辛亥革命沒能改變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悲慘圖景。革命在高層引進了多元化的政治體制，而在底層仍繼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產權制度。
1920年代末到訪過中國的一位英國經濟史學家就曾經再一次描繪了中國農民的悲慘處境： “在許多地方，農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點漣漪就足夠淹死他們了。在山西，最近幾年有三百多萬人飢餓致死，同時有約40萬婦女和兒童被人販子通過交易易手。”
一位美國作家和社會學家在1940年代研究了中國山西的狀況之後也寫到：“每年糧食儲備耗盡之後的春季飢荒，就會大量出現奴隸（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內戰，地方性黑手黨式的秘密組織，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獸行：這些就是中國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這些景像只是許多前工業社會所面臨問題的一個縮影，不是中國獨有。這些景象同時也是共產主義在落後國家全面興起和共產黨在中國發動激進土地改革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時代背景。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一個人在那裡號召，廣大工人農民就盲目跟從的，一定有其強大的社會背景和經濟基礎。因此我們在這裡可以理解為什麼毛澤東當年提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清朝晚期的那次嘗試用了半個世紀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的貧窮、落後、國家無能問題，因此產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認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國工業化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政治制度落後，所以進行了政治制度的激進改革，而且相當的全面和徹底。它不像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僅僅限制了皇室的權力，而是乾脆徹底廢除了它，比英國光榮革命還要徹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基於西方憲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通過全面模仿美國的民主、分權（即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三分）的政治制度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
中國那時最著名的口號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學和民主才能救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認為清政府工業化失敗以及中國的長期落後是由於其缺乏民主和一個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新制度學派所主張的那樣）。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全面的模仿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後我們知道中國照樣經歷了長期的動亂，軍閥混戰，國力衰弱，無法抵禦外敵。40年以後，中仍然貧窮。雖然取得了好多社會進步，但是遠遠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
正是因為民國期間中華大地持續的動盪和貧窮，才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和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這開啟了中國的第三次工業化嘗試。
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採納的是計劃經濟，因為當時中國已經落後這麼多年，誤掉了這麼多的工業發展的機會，所以想以更加激進的方式實現工業化，模仿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這一時期，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比如文盲數大大減少，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嬰兒死亡率從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發病率從5.55%降低到0.3%，人口從6億萬增長到10億，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一個初步完善（但高度虧損）的工業體系。
但是這些成績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場工業革命。而且，如果不改革開放，會是死路一條。你看所有那些搞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最後都垮了，而且他們當年的工業基礎比我們還雄厚。因此我們也不會獨善其身。
中國前面三次工業化為什麼沒有成功引爆工業革命呢？是因為缺乏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保護嗎？不是的。現在國內外大量的歷史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中國在清朝的私有產權保護和市場經濟，比同時代的歐洲和英國還要好，還要發達，但並不因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開啟工業革命。
這個制度意味著它能夠限制精英階層的權力，限制他榨取和剝奪他人成果的權利，因而意味著良好私有產權保護，人們從而有積累財富和發明創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經濟增長。
另外一種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說專制和獨裁。這個制度下沒有很好的私有產權保護，人民因而沒有勞動和積累財富的積極性，因為積累了以後也被國王和專制政府搶去了，也不會去創新發明，這就意味著貧窮。
因此在這個理論看來，解決貧窮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這個理論在阿西莫各路和魯濱孫的《國家為什麼失敗》這本書裡面得到了很好的闡述。
在我看來這個理論無法自圓其說。
第一，它與歷史事實不符。比如英國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雖然有過光榮革命帶來的君主立憲，它的私有產權保護力度並沒有因為君主立憲而改變，它的法律制度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加完善，前面已經引用了歷史學家們的論述。又比如德國和俄國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專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 這個理論與當代的實踐也不符。當代實踐表明，當我們把民主制度通過革命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時，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採納了民主制度而富強，反而是不斷的內亂，比如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埃及、烏克蘭等。
第三，這個理論不能解釋很多其它現象，比如俄羅斯經濟改革後採納了民主制，但是並沒有因此變成超級經濟大國，和中國奇蹟形成鮮明的對照。
又比如日本在19世紀末明治維新開始的崛起並不是在民主制下進行的，韓國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業化是在獨裁統治下實現的，新加坡的獨立後的經濟起飛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實現的。
第四，我們也看到即使在同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國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區，即便有同樣的製度、同樣的私有產權保護、同樣的法律，我們卻能看到一邊是大面積貧民窟，另外一邊是富得冒油的財富；一邊是非法搶劫和無法無天，另外一邊是社會秩序和守法奉公。
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產權保護在全國各地是一樣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樣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貧窮很多。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前三次工業化嘗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讓我們回到中國。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給我們很多啟示，來重新理解工業革命，也能重新幫我們很好的理解中國為什麼能崛起。中國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業化嘗試，這至少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由洋務運動開啟的。
剛才林毅夫教授介紹的思想就是從一個非常新穎的視角來幫助找出中國做對了的事情。以下是我的觀點。我的觀點如果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中國終於在洋務運動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後，成功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訣。
但問題就來了。什麼是工業革命的秘訣？如果這個秘訣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製。那為什麼中國以前不知道這個秘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落後國家不知道這個秘訣？250年前英國究竟怎樣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長期以來為揭開工業革命之謎爭論不休，現在還搞不清楚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最早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和德國，為什麼沒有發生在同時期的中國和印度？就像美國經濟史學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我認為中國的經驗可以照亮這個歷史之謎，幫助揭開工業革命的秘密，因為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工業革命。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我們知道它對人類的生產力帶來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飛躍。在工業革命產生之前，人類幾千年，不管哪個國家，不管什麼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馬爾薩斯陷阱的邊緣。
但是到1800年之後，產生了一個彭慕蘭說的“大分流”，少數國家因為引爆了工業革命，其收入不斷地增長，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而剩餘的國家卻留在馬爾薩斯陷阱裡面徘徊，包括洋務運動時期和民國時期的中國。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成功地複制了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說不清它究竟是什麼東西。比如西歐地區，大概從1820年開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業化，美國也是大概同樣的時間段開啟和完成了工業革命。
日本開啟比較晚，大概晚了50年，然後用更短的時間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業化，進入福利社會。亞洲四小龍戰後崛起，花更少的時間實現經濟起飛，但是他們不是每個都完全完成了工業化，比如台灣的人均收入目前只有美國的60%左右。
我們把這些國家和地區加在一起，也不過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剩下的都沒有開啟或完成工業化。
為什麼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獲得成功呢？現在最流行的解釋經濟發展的理論，叫做新制度經濟學。這套理論很簡單，認為人類社會大概有兩種政治制度，一種是包容性的製度，比如說君主立憲和民主制。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以後，他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莫基爾Joel Mokyr認為在工業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 [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嚴肅地回答新制度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向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的挑戰。他說：
“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麼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因此，僅僅靠指出中國的問題，不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和解釋中國的增長奇蹟。中國的問題非常多，別的國家問題也很多。但是為什麼中國增長這麼快而別的國家做不到？因此一定要把中國做對了的東西找出來，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才能夠在今後繼續的改革開放中不至於犯顛覆性錯誤。
那很多人會說中國奇蹟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做對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場經濟。但是一聽到這個解釋，菲律賓就笑了，它搞市場經濟比你中國時間長，為什麼沒有同樣的效果？烏克蘭和俄羅斯也笑了，他們搞市場經濟比你中國徹底，為什麼他們沒有起飛？拉丁美洲國家也笑了，他們獨立建國搞市場經濟時，你中國還在那裡？所以，要找出中國做對了的地方看來還真不容易。
少數國家引爆了工業革命是因為民主政治嗎？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短期增長與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後的全面崛起有本質性的區別。原因很簡單：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制度變革，沒有民主、法制、人權、言論自由的傳統， 沒有現代法律體制，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資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沒有西方式的知識產權，沒有真正的技術創新，只能不斷複製甚至剽竊西方技術。
一句話，中國沒有一系列當年使得西方產生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不過是一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蹩腳的，拙劣的，虛偽而不踏實的模仿者而已。中國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官本位，和裙帶資本主義就是很好證明。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向歷史的自然回歸。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從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後1800年領導世界文明近2000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正如拿破崙所說：“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覺醒就會再次震撼世界。”所以這個觀點認為中國崛起毫不奇怪，理所當然，是向其偉大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自然回歸。
兩種觀點經不起推敲
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都經不起推敲。首先，一個缺乏良性激勵機制，有效社會管理制度和包容型開放經濟結構的國家，是不可能在改革開放後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迅速轉變成一個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
這一點，資源富饒的非洲沒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優越”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工業、科研、教育基礎更加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在引進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後也沒有做到。
其次，如果燦爛的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為什麼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臘和奧斯曼帝國的重新崛起呢？因此這兩種觀點都是有問題的，我們需要新的觀點和理論。
新的理論觀點是什麼呢？首先我們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紗揭開。很多教科書和媒體誤導了我們。西方文明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我要引用歷史學家對西方文明的考察來證明。
而且中國崛起不是靠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它帶給全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大英帝國崛起的100倍，相當於當年美利堅合眾國崛起的20倍。
所以這個力量非常強大和偉大，它拉動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髮達地區，給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遇。另外，中國還有可能在人類文明現有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增長方式、創造新的工業文明和文化。
我們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國還非常的貧困，人均收入當時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國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生產全球一半的鋼鐵，是美國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車。中國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專利申請國，專利申請總數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生產大國，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
從全球前五大工業生產國的製造業生產總值來看，1970年代中國完全在最底部。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一步一步上升，先後超越其他的老牌工業強國，2010年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且增長的趨勢很難再被扭回。我們再看專利申請總數，中國也是從世界排名非常底端開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開始把發達國家一個一個超越，目前專利申請總數遠遠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
但是中國是在一種特有政治制度下實現的超強的經濟增長。這個現實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驚，疑惑不解。以至於非常多的人，包括我們很多中國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員和企業家還有學者，仍然認為這個增長奇蹟不可持續。
解釋中國奇蹟的幾種觀點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在很多解釋中國過去增長奇蹟的理論中，我找出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他們是兩個極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於兩者之間。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為止的超常增長不過是一個強政府利用各種行政資源和初步市場化改革紅利，以價廉勞動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國企投資為手段，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所製造的“振興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續。
今天與其說是慶祝我回國任教30週年，我倒覺得今天是在座的各位以及我自己的一個新的起點，大家一起推動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貢獻中國的智慧於世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我們現在做的才剛剛是一個起點，未來的天地會更寬廣，未來的成就會更大。雖然說我今年65歲，按現代人的標準還只是青年，但和在座的許多同學們比，就像毛主席曾經講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今天最主要的意義在於未來的世界是屬於中國經濟學家，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的世界，尤其是年輕學者的世界。
謝謝！
回應
林老過謙了，雖然大時代在人的成長上確實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自己的抱負心胸氣度起的作用也很大。如果用林老和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比，我都覺得是在侮辱林老。
林教授在1979年能有如此驚人的眼光和判斷力，令人欽佩。要知道當時在台灣妖魔化大陸已經幾十年啊。我們今天對中國保持樂觀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信賴林教授卓越的眼光和判斷力。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25_410089.shtml
文一：工業化失敗的國家缺了什麼？中國給出了答案 2017-05-26
清華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兼聖路易斯助理副行長
【本文為文一教授在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一帶一路”智庫峰會上的演講，作者賜稿觀察者網發布。文一教授近期將做客觀察者網“觀天下”講壇，歡迎感興趣的讀者參與討論。】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我在演講裡面主要還是想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未來的走向，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遇到的很多問題一個新的視角和思考維度。因為工作單位的關係，要做一個聲明，這是我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所在工作單位。
我覺得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現象，無論怎樣評估都不為過。我把它看成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簡單：
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如果中國能夠完成自己的工業革命，就意味著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夠進入現代的工業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時間。英國工業革命用了好幾百年，我們目前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發展二、三十年，總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時間。
林毅夫：吾道不孤
——在歸國任教三十年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講話2017-05-25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講話，首發於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微信號，原題為《林毅夫：吾道不孤》，恰好回應了他的晚輩同事、北大金融系副教授唐涯的文章《歸國從教三十年林毅夫在孤獨中前行》。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布，外標題為編者所加。】
今天從早上到現在，我自己講了許多話，也聽了同事、朋友、同學們講了很多關於我的話。此時此刻，我內心裡只有三句話。第一，我是一個特別幸運的人。第二，我內心充滿了感激。第三，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一群人。
首先，為什麼我是很幸運的人？我深深地感受到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幸運的大時代裡， 1952年我出生的台灣非常貧窮，在成長過程中我目睹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1979年我剛到大陸的時候，大陸比我出生時的台灣還貧窮，我來後大陸經濟飛速發展，讓我再次目睹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
中國的發展奇蹟，讓我有幸到世界銀行工作，站在小時候從來不曾想像過的國際舞台上。那幾年我經常訪問世界各地貧窮落後的國家，考察非洲的農村時不禁讓我想起小時候住在小縣城裡，暑假到舅舅家裡去幫忙做點農活，放牛、在田裡撿稻穗的影像不時湧現心頭。
有幾次非洲農村的小孩，看到世界銀行的副行長來了，一群大人陪著，他們跟隨在後用充滿羨慕的眼光看著我。小時候我也曾經有過類似的經驗，舅舅家的村子裡偶爾會有地方的小官來視察，村里的大人前呼後擁，我曾經也是跟隨其後看熱鬧的許多小孩之一。我常想今天非洲那些小孩將來會不會像我一樣，有機會受到比較好的教育？有機會看到生他們養他們的國家擺脫貧窮？有機會走上國際舞台？
如果我不是成長在台灣和大陸這樣一個大發展的時代，我自己會不會是在台灣一個小縣城裡面庸庸碌碌的人？我的下一代會否還是跟隨在大人後面看熱鬧的小孩？我有幸生於貧窮，長於欣欣向榮的大時代，世界上許許多多國家的小孩，他們沒有像我這樣的幸運，他們可能生於貧窮，長於貧窮，甚至也死於貧窮！
生活在兩岸中國這個大時代裡不只是我一個人，能得到各位今天的讚譽，反思自己一路走來，最主要是我從小就有了很多在關鍵時刻——用我們台灣話講——牽成我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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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衰退：慢慢陷入倒塌式的惡性循環
作者： 金偉倫
出版社：領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31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真將陷入蕭條？
資金非法流出中國居榜首
江下習上李嘉誠加速撤離
信心動搖，老百姓不敢花錢了
習近平掌控經濟的信心動搖
中國經濟要跌回全球平均值
中國真的進入通貨緊縮時代了嗎？
新年經濟增長靠什麼？
巨龍減速，亞洲準備好了？
中國恐將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李嘉誠新年加速撤離再放危險信號
跨國企業爭相向中國快速投降
城市大躍進造就諸多“鬼城”
中國“超越”市場的改革之路
報告首長：東北經濟告急！
各地市長傻眼，43號文件或改變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談大數據
王岐山老伙計的肺腑之言
防火牆把中國科學從巨人肩膀上拉下來
焦慮的中國人
作者： 茅于軾
出版社：天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8/15
內容簡介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繼續30年的輝煌，或者進入不穩定的搖擺期。」
中國晉身經濟巨人，為何民怨卻與日俱增？
深層次矛盾不解決，將引爆政經大變局？
經濟學界良心、「佛利民自由獎」得主茅于軾，直面中國改革頑症、貧富皆怨之危，把脈下藥的敢言之作！
中國社會矛盾日深，未來步向崩潰，還是延續輝煌？
大國已經崛起，中國人卻充滿怨氣。焦慮根源不僅是貧富懸殊或貪污腐化，而是社會不公義，官員不講理。追求GDP卻犧牲人民幸福，甚至引來「中國崩潰論」之說，預言巨變一觸即發。
站在發展路口，中國下一步應如何走？如何在大危局尋求化解的機遇？被喻為「經濟學界良心」的著名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直搗改革開放的弱點，指出社會及政治危機與經濟問題一脈相承，只有建立保護財富的體系，順應市場和公正的洪流，中國才能在改革頑症中扭轉乾坤。
目錄
前言 正視社會不公
第一章 蝸居在中國
第二章 窮人為何貧窮
第三章 富人如何致富
第四章 消除貧富分化
第五章 人權與中國社會
第六章 人民和國家利益
第七章 自由市場必勝
第八章 未來世界如何
8.1 中國人口隱憂
8.2 尋找「人間天堂」
為什麼中國經濟走向崩壞：大國空巢下的危機與出路
The Road to Ruin
作者： 李國平
出版社：有意思
內容簡介
2010年初，美國《新聞》周刊將「中國經濟的崩潰」列為「2010年十大世界預測」第二位。同年，《紐約時報》以「做空中國」的大標題發表了對華爾街空頭大師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的採訪。中國過多的貨幣造就了房地產泡沫，一旦其經濟體系無法繼續支撐新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的經濟增長程度勢必大幅放緩，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崩潰。
實際上，除了通貨膨脹接近5%外，中國經濟算是平安度過了2010年，而且增長率還達到9.7%。在中國政府推出房產限構的禁令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沒有下跌，更沒有泡沫行將破裂的跡象，「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似乎已經不攻自破。
然而，中國經濟沒有在2010年崩潰，並不意味以後就不會崩潰，因為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的那些問題並沒有隨著2010年的過去而消失。
數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的「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有日趨惡化的跡象。在繁榮的表面之下，中國經濟仍然效率低下，缺乏創新能力，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而且，貧富分化極端。
目錄
第一章 效率低下的經濟增長
第二章 沒有消費的經濟增長
第三章 沒有創造力的經濟增長
第四章 脆弱而效率低下的金融體系
第五章 特權集團壟斷國家經濟
第六章 三大差距危機
一、全球最嚴重的貧富差距
二、農民的生活為什麼這麼苦？
三、東部六省市占了中國富豪的一半
第七章 資源與環境危機
第八章 人口危機
第九章 出路在哪裡？
一、停止「GDP崇拜」
二、「王者富民」
三、民進國退
四、約束政府權力
結語 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公平中國
作者： 王福重
出版社：中華
出版日期：2014/07/25
內容簡介
公平是未來很長時期中國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本書論述了其中所涉及的最重要的14個問題：農村、義務教育、高考、大學、養老、醫療、住房、食品安全、慈善、稅、公共預算、央企、外匯儲備、計劃生育。在所有這些方面，我們都需要以公平為準繩，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這樣才能走向一個和諧的社會。
中國，失控中：大陸的機會和危險都失控，有人套利、也有人心血落空，你得先認清哪些現實
「中国の夢」は100年たっても実現しない
作者： 山田順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27
內容簡介
權威機構一直在替中國背書、按讚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測，2060年，中國的經濟平均成長率為
4.0%，美國為2.1%，中國將成為全球之首。
將成為全球之首
◎高盛集團繼金磚四國之後，提出中美逆轉論：中國成為經濟的世界第一大國。
◎北京政府宣布，2020年中國人將登上月球（月亮將成為超級核彈基地）。
但住在大陸的人，會告訴你：
◎中國的水和油都遭到汙染，食材再好也枉然。
◎從農村到城市各省都有癌症村：四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罹癌。
◎每天都有爆炸案，大工廠會爆、連番茄西瓜也會爆！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高居世界第一。
郎咸平說──中國進入從亂局到變局關鍵十年！：金融、樓市、食安、教育等改革，重裝上陣！
內容簡介
► 中國金融「一身病」：中國股市先天不足、實體經濟萎靡；保險業停留在美國一百年前水準，還在靠欺詐賺錢；再加上國有銀行壟斷，最終導致「負利率」，中國金融圈，亂！
► 貪腐除不盡，春風吹又生：賣官鬻爵，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審批制更是腐敗的「源泉」。想用高薪養廉與運動式反腐止貪，難！
► 霾害愈演愈烈五十年：霧霾籠罩七分之一國土，然政府始終無作為。唯有讓PM2.5和政績考核掛鉤，霧霾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 新型城鎮化引發「逆城鎮化」危機：農民工數量不再激增，地方政府搞的建設「大躍進」無人埋單，製造更多「空城」。「逆城鎮化」則導致有效勞動人口減少，地方財政負擔更沉重。
► 詭異瘋漲的樓市：通膨，讓老百姓把錢投入房地產；製造業利潤下滑，令企業家把錢投入房地產。這兩股熱流，讓中國房價一發不可收拾地瘋狂上漲。
► 房產稅壓垮房市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地方政府無地可賣，製造業低迷難收稅的情況下，房產稅成為支撐地方財政的新稅源，完全背離了原本的「均富貴」初衷！
目錄
序言 「新政」能否改變中國？
第一篇 中國改革重裝上陣
第二篇 經濟弊病無處遁形
第三篇 金融變局迫在眉睫
第四篇 社會危機一觸即發
中國經濟底氣
作者： 陳琳琳
出版社：財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9
內容簡介
每當中國經濟遇到困境，中國崩潰的論斷便被提出來。然而，中國崩潰論的預言一次次的落空。“中國崩潰論”預言的落空，激發了它的對立面“中國模式論”的流行。
專制窮國可能停滯發展幾十年，卻並不發生政治崩潰。真正的問題是，領導階層願不願意降低增長目標，讓增長更能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還是會覺得有責任繼續堅持那些居高不下的增長目標？
自改革開放國策被確立30 多年來，“社會主義威權政體”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因沒有實施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而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使得一個能夠對經濟發展施加主導掌控力的“有為政府”成為可能；其次“有為政府”選擇了正確的發揮比較優勢的經濟戰略。
不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依賴於政府主導的巨量投資不可持續下去，已經到了盡頭。目前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精英集團，是否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和緊迫？
赤色浪潮：Made in China蘊含的挑戰與機遇
作者： 高先民, 張凱華
出版社：上奇資訊
出版日期：2015/11/30
內容簡介
曾經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
現今Owned by China，中國擁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造訪英國，大把的中國訂單為這次訪英行程鋪好了紅地毯。BBC中文網直指，中國正用人民幣買下英國。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文字，精闢分析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發展、世界地位，涵蓋中國經濟發展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各個領域。
2010年，Google正式關閉中國版搜尋引擎，高調退出中國市場。
然而，中國網路產業發展急劇增長，現今全球網路公司市值最高十強，亞洲占了4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及京東，全來自中國。
面對看得到卻吃不到的中國市場，美國科技大腕怎能不著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與臉書執行長祖克伯的互動，尤其引人好奇。
不論「Google重返中國」「2016中國對臉書解禁」的傳聞真偽，都直指一個不可擋的趨勢──.CN時代正在來臨。
目錄
1.「中國製造」－新「世界工廠」正在崛起
2.「13億」－充滿無盡想像的大市場
3.「人民幣」－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金融符號
4.「A股」－全球資本市場的奇蹟
5.「.CN」－中國的互聯網世界第一
6.「改革開放」－中國符號的前行動力
從世界工廠變世界市場，中國13億人的驚人消費力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場，然而許多外資卻也發現，他們在中國生存日益艱難。全球頂尖的中國商業經營個案分析團隊，從歷史、政治、企業管理三大面向，深入淺出剖析當前中國政府的實力和目的，大膽直陳中國經濟成長的關卡與在中國做生意的陷阱。所有現在或未來打算在中國投資經商者，來往兩岸的跨國企業經理人、上班族，都應該一讀。
目錄
推薦序 放不下的第六力——不確定性的根源 馬紹章
導論 重新檢視中國經濟奇蹟
第一章 迷思與現代中國之形成
第二章 黨公司：中國紅色資本主義的興起與侷限
第三章 工程國家：路的盡頭
第四章 計劃革新？
第五章 在中國獲致商業成功
第六章 全球中國：權力的極限
第七章 中國2034
2016年中國難題
作者： 劉金山
出版社：外參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05
內容簡介
在美國智庫的報告中，中國被列為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穩定的因素。
其實，中國股市今年開門大黑，已經反映中國人自己深深的憂慮。但是，這不僅僅是溫家寶濫發貨幣的遺禍，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已將獲利空間榨乾，現在已經到了結構性的銅牆鐵壁面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回到幾年前的黃金時代。
在內政上，民眾將權貴集團譏諷為「趙家人」，但沒有人找到辦法緩解他們與平民的對立情緒。幸而，一般百姓只是將怨氣宣洩在口頭上，新疆人卻是以命相爭。中國立出《反恐法》，也就將分離分子當作恐怖分子予以摧毀。只是生死恩怨已經深根了。
在外交上，「擻幣」很多國家還是頗有效果的，但並非萬能，南海島權之爭沒有顯示出和解的前景。中國是否真有打算硬拼一場？也許這就套住了中國雄心。
「＋」指的是「連接」，即連接傳統各行各業；「跨界融合」是全書的主要概念，也是書中諸位倡導者不斷強調的重點。
本書從理論層面、實踐經驗等多角度切入，全方面闡述互聯網結合各產業的趨勢，推薦給關心傳統產業轉型、互聯網新經濟等具備前瞻性思維的讀者。
目錄
第一篇 「互聯網＋」成為國家戰略之因
第一章｜「互聯網＋」國家級行動計畫
第二章｜「互聯網＋」時代的六大特徵
第三章｜順勢而為，勢是什麼
第二篇 「互聯網＋」連接一切
第四章｜互聯網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
第五章｜用「互聯網＋」連接未來
第六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1) 眾創空間
第七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2) 微信
第八章｜開創移動互聯網新生態(3) 泛娛樂
第九章｜連接社交網路
第十章｜連接數位鴻溝
第三篇｜「互聯網＋」行動計畫
第十一章｜行動計畫導引
第十二章｜互聯網＋工業
第十三章｜互聯網＋金融
第十四章｜互聯網＋能源
第十五章｜互聯網＋健康、教育
第十六章｜互聯網＋智慧生活
第十七章｜互聯網＋Ｘ
第十八章｜時代的風口
強國不強？：中國國力與經濟成長的極限
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
作者： 雷影娜, 柯偉林, 沃倫‧麥克法蘭
原文作者：Regina M. Abrami,William Kirby,F. Warren McFarla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6/06/29
內容簡介
哈佛商學院、華頓商學院著名中國通最新力作！哈佛商學院熱門課程菁華！
面對中國空前快速發展，中國企業又是如何與全球競爭？
從傳統製造業到網路電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無所不在，外資企業的機會又在哪？
到中國經商，技術早晚會被轉移或偷走，你能保護自己維持領先嗎？
公司的中國風險組合有適當的避險安排嗎？
以黨領政下，為什麼中共依然沒有安全感？國內維穩、國防事務仍然占極高預算比例？
◎第二章 一種深厚的文化價值觀
約翰‧奈斯比及夫人：中國是蘋果，美國是橘子
約瑟夫‧奈伊：在曲阜感悟中國軟實力
勞倫斯‧庫恩：中國夢並非模糊空洞的口號
趙錫成、趙小蘭父女：中國夢意義深遠
沙學文：將中國夢注入中國製造
凱瑞‧布朗：中國歷史應是西方的必修課
彼得‧聖吉：中國包容文化將重獲新生
柯偉林：中國很強大，但還不夠自信
◎第三章 一種獨特的政黨制度
約瑟夫‧奈伊：反腐就是增加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
皮特‧鮑泰利：民主的要義是為人民負責
貝淡寧：當代賢能政治是中國的大進步
大衛‧麥克萊倫：高效是中國體制的巨大優勢
廖燃：腐敗與政治制度無關
托尼‧賽奇：學美國沒什麼意思
◎第四章 一種成功的經濟模式
斯蒂芬‧羅奇：戰略思維是中國發展奇蹟的精髓
吉姆‧奧尼爾：中國成就是令人敬畏的尺規
米夏埃爾‧普法費爾：德國對中國企業沒有偏見
馬西莫‧羅依：中國房地產不是華爾街式泡沫
理查‧福爾德：中國經濟不會有「雷曼時刻」
蓋爾‧拉夫特：中國不必為減排「忙於招架」
◎第五章 一種中國式的和平崛起
包道格：中國崩潰論已成笑料
季塔連科等：中國抓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
塔德烏什‧霍米茨基：中國發展有利於全世界
艾瑞克‧霍布斯邦：中國降低了全球戰爭的危險
黛博拉‧布羅伊蒂加姆：中國為非洲打開了一扇門
傑克‧斯奈德：中國離過度擴張還很遠
愛德華‧N‧魯瓦克：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恐慌在加劇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美國沒有能力阻止中國崛起
古斯塔夫‧格拉茨：歐洲的抱怨上不了臺面
馬丁‧雅克：西方年輕人在思考，為什麼中國做的好
拉納‧米特：作為二戰盟友的中國，不該被遺忘
互聯網＋：中國經濟成長新引擎
作者： 馬化騰、張曉峰 等著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30
內容簡介
騰訊官方唯一正版授權
瞭解中國國家級戰略「互聯網＋」權威讀本
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
2015年首度提出「互聯網+」最新指標政策
中國傳統企業正在飛速轉型！
當「互聯網+」的革新如大潮來襲 台灣勢必得站在浪頭上
跨界融合，連接未來無限可能
「互聯網＋」是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的新常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5年首度提出「互聯網＋」國家級行動計畫，認為據此發展順勢而為，將能提升國家未來社會經濟的水準。
我們誤判了中國：西方政要智囊重構對華認知
作者： 季辛吉, 約瑟夫‧奈伊, 大前研一, 法蘭西斯‧福山, 約翰‧奈斯比 等著
出版社：風雲時代
出版日期：2015/07/21
內容簡介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
到底是誰要崩潰？誰才是最大威脅？
讓所有人跌破眼鏡的「中國模式」是什麼？
中國的「軟實力」又是什麼、表現在何處？
誰才是當今世界真正的超級強權？
不能小看的中國實力，你該了解的中國真相！
本書集結了《環球時報》記者於二○○九至二○一四年對西方政要、學者的部分專訪，採訪對象包括季辛吉、法蘭西斯‧福山、約瑟夫‧奈伊、美國前總統卡特等四十一位西方政要和智囊。作為西方長期深研中國、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智庫成員，他們不僅曾經銳利地對中國提出批評，也具有面對中國崛起而承認現實、自我糾錯的勇氣。本書所集結的文章反映了他們對西方種種「誤解」的最新認識，也集中反映了西方對中國文化、現實與趨勢的重新認知和判斷。
目錄
序言一 請不要誤判中國 張維為
序言二 瞭解中國很難，但必須瞭解 金燦榮
◎第一章 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
季辛吉：中美有責任建新型大國關係
約瑟夫‧奈伊：中國變富，中美都會受益
法蘭西斯‧福山：中國崛起對我的理論形成挑戰
卡特：美中合作既是機遇也是責任
布里辛斯基：美民間對華批評源於無知或焦慮
大前研一：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
桑德施奈德：中國就像一面遠方的鏡子
恩道爾：中美關係的不利因素在美國
斯蒂芬‧佩里：國際權力偏移中國讓西方不爽
米爾斯海默：我希望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的
道格‧班道：現在是美國真正改變其對外政策的時候
休‧懷特：澳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促進中美平等對話
我現在主張社會科學家應該秉持的是“唯成乃真知”，只有按照理論去實踐的時候，能夠取得所預期的“改造世界”成果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論。所以我現在主張“知成一體”。
怎樣實現“知成一體”呢？按王陽明的“四句教”，我也提出四句。第一句是“因行得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觀察、分析和歸納，社會經濟現象則是社會中行為主體行動的結果，所以“知”是依靠觀察研究社會經濟中的“行”而得。“用知踐行”，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應該用學到的理論來指導我們的實踐，這是“用知踐行”的意義。
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應該用行的結果來檢驗理論，只有能夠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所以說“以成證知”。最好，只有能被“成”驗證的“知”，才是“知成一體”能夠“改造世界”的“知”。
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將再度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中國快速復興的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許多現像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的，中國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也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作為中國經濟學家我們是坐在理論創新的金礦上，我們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這座理論創新的金礦，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用這套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民族的複興，也可以幫助跟我們條件相似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讓他們實現跟我們一樣的經濟蓬勃發展，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美好世界的願景。
回應
很好，幸虧他當年抱著籃球從對岸游過來，給大陸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
真是先行者，30年前就有最符合中國實際的人生觀價值觀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5_19_409052.shtml
工業革命以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在世界經濟中心研究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隨著經濟中心的轉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跟著逐漸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也就更多地出現在美國。
我相信到2025年左右中國應該會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的人均GDP還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還會繼續比較快速地發展。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轉移，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像也將會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
沿著我前面提出的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可以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運行等有很多新的認識，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
這樣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繼續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實質和背後的原因，貢獻於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而且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去跟我們一樣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依靠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指導，普遍在發展轉型上遭遇各種挫折，未能擺脫貧困，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發展中國家跟我們有較為相同的條件，來自於中國的理論對解決它們的問題也將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有助於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黃益平老師在前面致辭時說我追求“知行合一”，“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認識到了就應該去做，確實這是為什麼1979年我會從台灣到大陸來，也是為什麼1987年我會放棄美國的工作機會回到中國來。
既然我認識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那就應該回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來貢獻自己的所學。然而，我現在覺得作為社會科學家“知行合一”是不夠的，因為按照我們所學之“知”去“行”，經常事與願違。
新結構經濟學把這種反週期財政政策的思路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瓶頸比發達國家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滑時，使用“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改善基礎設施的機會比發達國家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只要是用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可以比發達國家更積極。
同時，在發生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時，也可以用全球的基礎設施的投資來作為走出全球危機的辦法。用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反週期的政策措施，以及用全球的基礎設施作為治理全球經濟危機的倡議，我在世行工作時就提出，現在國際上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國際發展機構支持。
四、結語
很高興在今天慶祝我從教30週年的大會上讓我有機會來談談我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的看法。回想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1995年舉辦成立大會那年，我曾應邀在《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時寫一篇祝賀文章，提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主張以規範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問題，指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就是對經濟學發展有國際性意義的貢獻。
在文章中我還提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在21世紀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根據從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以後，世界經濟學的中心最早在英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轉到美國，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
為什麼著名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經濟現象的抽象，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於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麼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出現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研究這個國家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
當然，貨幣政策寬緊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的可能性相適應，如果過度寬鬆超過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那麼，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對創新者是一種補貼，對儲蓄者則是一種稅負，會有收入分配的後果。
因此，在平衡貨幣政策寬緊對推動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代價之間需要有個平衡，會有一個最優的貨幣增長速度。這個速度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會比發展中國家的速度慢，因此，發達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應該比發展中國家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慢。
另外，像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下滑時應該使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創造需求以穩定經濟。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則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在經濟下滑時用積極財政政策搞投資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是將來政府需要償還投資的資金，就需要增加稅收。
將來增加稅收，一般消費者為了平滑現在和未來的消費，現在就要開始增加儲蓄，而出現“李嘉圖等價”，即政府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去創造就業，但是，消費者會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結果投資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並不增加，並不能阻止經濟下滑，帶來的只是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
但是如果把結構的概念引進來，看法就不一樣。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完善負有責任。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率高，與其發放失業救濟不如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創造就業減少失業，這樣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成本較低，而且，當時各種原材料的價格也低，投資的成本也比在經濟發展正常時低。
並且，這樣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消除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的瓶頸，等走出危機以後，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加快，政府財政稅收會增加，可以用未來增加的稅收來還債，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的問題。
但是，發展階段不一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在世界的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的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依靠引進。
不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需要人力資本，但發明比引進所面對的不確定性高出很多，發明所需要的人才和引進所需要的人才在處理不確定上的要求不同，顯然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也不一樣。
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和教育的水平相關，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並非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好，人力資本的結構應該適應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特性。
不僅在經濟運行理論上新結構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的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會有不同的看法，還可以對一些被主流經濟學作為“基準”的理論有新的認識。
例如，貨幣中性理論，認為貨幣政策的寬緊只影響價格的水平，不影響經濟增長。這是芝加哥大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最主要貢獻之一。但是，引進發展的機制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視角以後，貨幣就不見得是中性。
為什麼呢？因為經濟發展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需要投資。投資決定於資金的成本，資金的成本決定於利率水平，利率高低和貨幣的發行寬緊有關。
如果貨幣政策很緊，利率就會非常高，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高，投資就會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慢。反過來講如果貨幣比較寬鬆，利率就比較低，創新的成本和意願就會比較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意願和速度就會比較快，這樣貨幣就不是中性的。
在芝加哥大學的貨幣中性理論中，並沒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貨幣政策寬緊當然只影響價格水平的高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如果放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靠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一個階段不斷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的過程，就會發現貨幣不是中性。
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基本是按取消政策性負擔的思路來進行的，先把社會性負擔剝離，並逐漸地讓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快速發展起來，資本積累就會很快，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地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各種保護補貼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價格信號完全由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有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不同和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對發展和轉型的認識就會和主流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不一樣。而且在經濟運行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金融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現在西方主流的金融經濟學主張發展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等。這對發達國家確實很需要，因為他們發展的產業和技術在全球的最前沿，資本很密集，而且，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風險也很大。
所以，發達國家必須有能夠動員很多資本又能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全國性的大銀行、股票市場或者是像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對發達國家而言都是合適的。
但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是不是合適呢？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本需求量少，而且，生產的產品以及使用的技術是成熟的，產品的市場也是存在的，主要的風險來自於企業家有沒有經營能力。
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所要動員的資本的規模和所要克服的風險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小銀行、大銀行、股市、二板市場等金融安排在動員資金、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因此，合適的金融安排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應該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也是現在經濟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人力資本理論是芝加哥大學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最重要貢獻之一，有多位諾獎獲得者認為決定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力資本。
這種轉型績效的反差只有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在轉型期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但如果只是因為從計劃向市場的過渡，蘇聯、東歐推行的比我國徹底，績效應該比我國更好，但他們怎麼卻是經濟崩潰停滯？而我們的半拉子轉型反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
另外，轉型中的很多現象，例如預算軟約束，這個概念是科爾奈提出的。他觀察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虧損的時候國家總會給予補貼，幫這些企業度過難關。他認為這是國有產權造成的，只要是國有，國家和企業之間有父子關係，企業一有虧損，國家就只能給予補貼。
從企業自生能力的視角來看則不是這樣，這些現代化大產業是國家要發展的，是國防安全和現代化的需要，但是這些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然會有虧損，這種虧損可稱為戰略性政策負擔；這些國有企業不僅有戰略性政策負擔，因為在轉型之前政府動用了很多資本來投資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創造的就業的機會非常少，為了就業的需要，政府就把大量的勞動力分配給企業，變成了一個崗位有三個工人、四個工人，所以，這些企業還承擔著就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
有戰略性政策負擔，或者社會性政策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誰來負責？應該是政府。但是，政府不參加經營，有信息不對稱，不知道這個虧損實際是多少，所以，就只能把所有虧損，包括經營性虧損也承擔起來。
認識不同，提出的改革策略就不一樣。如果認為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是產權的問題，那私有化就好了。如果預算軟約束是政策性負擔造成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先把社會性政策性負擔剝離，然後，創造條件快速積累資本使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把戰略性政策負擔也消除。
沒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就不再對企業的虧損負責，也就能夠釜底抽薪地消除預算軟約束。實際上，蘇聯東雖然推行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以後政府還對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不能擺脫責任，還要繼續給予補貼，私營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比國有時高，今天蘇聯東歐對私有化以後的國有企業的補貼反而比原來還多。
那麼，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會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就會創造最大的剩餘，可以用來積累，而且，資本的投資回報會最高，家庭和企業都會有最高的積極性將剩餘轉變為儲蓄來進行投資，這樣資本的禀賦增加的會最快，資本就會從相對短缺逐漸變成相對豐富，產業也就會不斷地從勞動或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
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的看法和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的結構主義看法不一樣，結構主義忽視了產業結構是內生的，必須先改變內生現象的外生條件，才能夠把這個內生現象真正的改變過來，結構主義的失敗原因就在於這一點。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以後，就可以對發展經濟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的休克療法為何失敗和轉型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
中國漸進雙軌制改革，避免了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主義的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主流經濟學有個共識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則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如果從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來看，發現在轉型之前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按照休克療法取消掉所有保護補貼，這些企業會破產，產業會垮台，會有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任何當權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的持續；另外，那些都是先進的產業，許多和國防安全有關，為了國防安全，政府領導人也會認為這些產業一定要存在。
結果前門把那些保護補貼都消掉，後門又把那些保護補貼以更隱蔽的方式引進來，其效率更低。漸進雙軌的轉型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繼續存在及腐敗的惡化，認為這是最糟的轉型方式，但其實是最務實的。
承認原來的國有企業沒有保護補貼不能活，那就老人老辦法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原來被抑制、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而且不僅准入，還要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幫這些產業解決交通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不良的問題，結果取得了經濟的穩定和高速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時正式提出。但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則肇始於1988年對我國高通貨膨脹的研究，並經1994年發表的《中國的奇蹟》、1997年發表的《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D•蓋爾•約翰遜講座”、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2011年耶魯大學的“庫茲內茨講座”而逐步成型。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和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
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微觀的分析基礎。引進了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之後，對發展、轉型和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和主流的理論不同的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既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從勞動相對密集、資本使用相對少的傳統產業，不斷地轉型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勞動使用相對少的現代化產業。
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既然是內生於該階段的要素禀賦結構，要從勞動比較密集的產業往資本比較密集的產業升級，條件是什麼？既然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禀賦結構的，那就要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禀賦結構的狀況。
發展中國家是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那怎麼改變這個要素禀賦的狀況？這就是我常講的，必鬚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
因為如果發展的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其要素生產成本在國內、國際的比較中會處在較低的水平。如果再加上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作為上層建築的軟的製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
這裡我強調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信息是充分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
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
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但是，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如第一節中討論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由於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是活不了的，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擴展。
提出一個經濟體在某個時點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該產業決定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由此決定合適的上層建築的觀點也同時擴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主張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必須相適應，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
所以，提出在現代經濟中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由該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來決定，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的運用上的一個貢獻。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的呢？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
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僱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禀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禀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
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國的奇蹟》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
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現象，把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作為暗含的前提，就像姚洋院長在今天上午的開幕致辭中所指出的，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則明確地提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必然有結構差異，中國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時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把結構的差異性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第三，為什麼我主張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來進行研究呢？有兩個原因：
一是，只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夠跟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界交流、溝通，才能讓他們了解、認識、接受中國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否則中國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別人看不懂，也就不可能認識、接受。對國外是這樣，其實對國內也同樣，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大學開設的經濟學課程不是直接翻譯自國外大學通用的教科書，就是根據國外大學的教科書來編寫，學生學的是西方主流的範式，如果不是用同樣的範式來做研究，取得成果很難被理解和接受。
二是，在一定的結構下經濟怎麼運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非常少，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是為什麼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轉變的道理，但是，馬克思主義欠缺在一個階段裡經濟怎麼運行的研究，而這正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所以，在藉鑑現代主流經濟學時不僅要藉鑑其研究範式，還要參照其研究範疇，研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怎麼運行。
要根據中國的現象來提出新的理論，是1988年我發現不能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以後就認識到了，中國的前提條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要以中國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應該不會有多大的爭議。
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中國的經濟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禀賦和其結構。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道理也不難理解，因為去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來的。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發達國家學來的理論確實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現像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為什麼會有尋租行為。
但是如果真的按這些理論去做，結果都跟理論的預期相差非常遠。原因是什麼？理論是不是適用，決定於理論的前提和條件，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必然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制度等作為前提。這些前提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因此，把那些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必然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所以，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希望理論成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或者工具，就應該自己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象，了解其背後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論。
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要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揚棄，也要有繼承。中國經濟學界如果要推動中國自己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怎麼來進行？我認為，首先必須以中國的經濟現象為理論創新的來源，其次，要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來認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第三，在研究中要採用現代經濟學的範式和範疇，這樣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交流溝通。
首先，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不能用過去的理論解釋的新現象。如前所述，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像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其次，現實的社會經濟現象總是很複雜，怎麼來認識？我認為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指出發展階段不同，關係經濟運行的各種制度安排、組織、價值等上層建築也就不同。
從現有的理論來講，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改革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而當時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去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他們的知識分子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是希望國家好的，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蓋達爾，他生前我曾經和他見過多次面，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很熱愛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但是在他主持下推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怎樣？是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
而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進行轉型的其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樣，普遍遭遇到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也就是說現有的理論是不能指導我們怎樣比較好地轉型。
後來我又發現不僅轉型的問題是這樣子的，在發展問題上也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應運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結構主義，當時的分析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落後、發達國家所以發達，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領導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要很快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但是，現代化的先進大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倡導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就認為是市場失靈所致。
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推行的都是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而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發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政策則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小工業開始，他們沒有推行進口替代，而是出口導向。
從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這種政策是錯誤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的生產力，這些經濟體發展的是落後的生產力，這樣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但是現在反過來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就是那少數幾個，他們推行的是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戰略的經濟體。而推行從主流理論來看是正確的發展戰略的那些國家沒有一個成功，雖然他們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了，但很快經濟都陷入到停滯，接著危機不斷。
其實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研究中，我去了解為什麼有很多的國有企業、為什麼那些國有企業很大型，又資本密集。後來了解到，其實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複興。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洋務運動開始，到孫中山，到毛澤東他們那一代人，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人，都認為要讓中國富強起來，就要有先進的生產力，也就是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而這些先進的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
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國初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資本很短缺。在資本非常短缺的經濟中，去建立資本很密集的現代化大產業，這是違反比較優勢的，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
既然沒有自生能力要把它建立起來，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護補貼，就如我跟蔡昉、李周，在我們合寫的《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所講的，由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經濟現實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宏觀政策上的扭曲、資源上的計劃配置，以及在微觀經營上剝奪了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看法。
有了上述的認識以後，反思一下，我覺得我們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中國政府能夠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來推進改革。因為我在美國讀書以及讀書回來以後，看到整個學界的看法是計劃經濟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經濟要向市場過渡，就應該按照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以休克療法來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
從理論來看這種主張非常嚴謹、自洽，轉型國家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效率很低。當時學界的共識是要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將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實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實施，而是漸進的、雙軌的，所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會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尋租行為會更加猖獗，腐敗的現象會更多。
那時我可以寫文章去宣傳，政府應該提高利率，不應該用治理整頓的行政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我又一想，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九年，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9%。連續九年的高速增長，在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亞洲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高速增長，但他們是比較小、體制比較完善的經濟體。中國當時是大的經濟體，而且是轉型當中的經濟體，能維持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那政府的決策者一定是很理性，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長、兩年高增長，不可能連續九年高增長。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為什麼要用行政干預的方式，而不靠市場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後來仔細了解以後，原因是當時有很多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國有企業都在資本很密集的行業裡，資本密集的行業最重要的投資成本跟經營成本是資金的價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麼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就會有嚴重的虧損。如果大型國有企業有嚴重的虧損，政府怎麼辦？就只好給予財政補貼。可是如果財政補貼的話，財政赤字就會增加，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的赤字。貨幣增發以後不是又要通貨膨脹了嗎？
這時我突然想到，原來在芝加哥大學讀的那些理論，假定所有企業只要經營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貨膨脹用提高利率的辦法，讓那些管理不好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經濟的效率，又可恢復市場均衡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但是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限制條件不一樣，既然限制條件不一樣，採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當然就會不一樣。
1988年對我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從一個篤信“西天取經”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後來我常講的要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有一種“常無”的心態，必須把現有的理論都拋開，自己來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限制條件是什麼，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有什麼限制條件，然後考慮決策者採取的措施是什麼才是合理的。
比如說我在北大學習時就經常聽到老師講，自己接觸時也看到，在國有企業裡的工人沒有積極性，為什麼沒有積極性呢？從芝加哥學習到理論就很容易解釋，因為當時中國推行的是八級工資制，干好和乾壞沒有什麼差別。按照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如果一個工人的勞動投入多少和工資收入高低沒有關係，那當然就不會有積極性，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非常的合理。
另外，比如說在中國改革初期出現的“倒爺”現象，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道理來看也很清楚，當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時，政府就必須用行政計劃的方式配置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放開了市場，出現市場價格比計劃價格高，自然就會有很多人想方設法從政府那邊去“倒”計劃配置的低價物資賣到市場去套利。
所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上學時非常努力，認為這套經濟學理論很有道理，拿這套理論到中國來可以改造中國，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得更好。
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這是中國從1949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通貨膨脹。第二高是1985年的8.8%。那出現18.5%的高通貨膨脹怎麼來解決呢？
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最新的、最先進的理論認為應該提高利率，這樣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的願就會減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後，儲蓄的意願會增加，當前消費的意願也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總需求就會減少，通貨膨脹率就會降下來。
理論上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國政府當時沒有提高名義利率，採取的是靠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頓，用砍投資、砍項目的方式來減少投資需求。導致的結果就像理論預期的那樣，出現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例如當時的新大都飯店正在蓋新的17層樓，因為治理整頓，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那個樓一直不能封頂。從這種角度來講當時中國政府是很不理性的，所用的政策是很愚笨的。
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本文為林毅夫教授在2017-5月13-14日他歸國任教3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林毅夫賜稿觀察者網發布，首發於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官方微信號】
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按照安排，讓我來談談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看法，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抱有的“西天取經”的信念。其次，揚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創新，中國經濟學界怎麼來創新？
這裡我想談中國經濟學界創新的三個來源：1，中國的經驗，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3，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和範疇。然後我想用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怎麼樣從這三個來源來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最後是一個簡短的結論。
中國經濟學界應該揚棄“西天取經”的信念
我常講我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六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天朝大國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一個受到列強欺凌的國家。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複興，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過去跟很多與我同時代以及前五代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以後，就可以貢獻於國強民富，也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學經濟學對我來講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經世濟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北大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有機會到當時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去學習，去時我還特地帶了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拓片懸掛在寢室里以自勉。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時覺得收穫很大，因為學到的理論在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果關係非常清晰。而且用那些因果邏輯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解釋得非常清楚。
回應
簡單地逐條逐點反駁作者：1、（一）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新興大國挑戰傳統強國。雅典與斯巴達不是新興大國挑戰傳統強國，無法用來論證新興大國不挑戰傳統強國。以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為例，馬其頓崛起滅亡波斯，羅馬崛起滅迦太基，大金崛起滅遼宋，大元崛起滅金宋，不勝枚舉。說明在不同文明中，新興大國挑戰傳統強國都是共性與常態。2、（二）衝突並非不可避免。“並非不可避免”，已經說明了作者也承認衝突是大概率事件，不衝突是小概率事件。3、（三）雅典斯巴達的關係與中美關係不可比。a，一戰前英國與德國也相互經濟交融，皇室還是親戚。b.古代交通不發達，對於雅典與斯巴達來說，希臘世界對他們來說就幾乎是整個世界，兩國間的戰爭對他們來說就是世界大戰，但他們仍然決定戰爭。4.（四）歷史教訓說明“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英美全球霸權的和平轉交是國際關係中的特殊現象，有太多的偶然性。中美之間的關係，相比英美，更像英德。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中蘇同盟尚且兵戎相見、牢不可破的聯盟尚且不攻自破，中美亦敵亦友，現在就自信滿滿認為“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最終肯定會希望破滅；只有時刻警惕“修昔底德陷阱”，才能使得雙方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合作的大船才能不翻。
逐條反駁一下你的觀點：1. 就算在冷兵器的古代新興大國挑戰傳統強國是常見現象，到了熱核武器時代，誰還敢輕言戰爭？馬其頓遼金元這些短命文明不說，就算羅馬與迦太基，與今日中美這樣偉大的超級文明有可比性？2. 衝突必然有，關鍵是可否控制，失控的衝突是大家都全力避免的小概率事件。3. 雅典與斯巴達，英國與德國能夠爆發全面戰爭，是因為他們相信勝利者終將得到整個世界，俄國與美國，中國與美國不會爆發大戰，是因為沒人相信勝利者還能得到一個完整的世界，更可能得到的是地獄。4. 日本人說中國像一戰前的德國，用心何其毒也？你一個中國人，也拿英德來說事兒，你是哪頭的？作者批駁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為了破解人家給我們挖的坑，你卻要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談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正好掉坑里嗎？
http://www.guancha.cn/pengbo/2017_05_16_408595.shtml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國際關係背景，與當代中美關係不具有可比性。用“修昔底德陷阱”並用來比擬中美關係並進行炒作，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不懂歷史的一種表現。當然，也是某些人別有用心的表現，本身又是美國大國戰略的一部分。
對此，中國政府具有清醒的認識。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時再次提到：“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
令人高興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美國的國際戰略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偏向於意識形態轉為更加務實。假如中美兩國在交往中均首先強調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則兩國之間難以找到共識。
但是如果雙方均立足於經濟利益，考慮到兩國在經濟上的融合程度，則爆發直接衝突的概率相當小。雙方的爭執，無非是在共同做大蛋糕時候，誰分得多一點，誰分得少一點而已。
當下，“一帶一路”高端峰會的召開，中美取得全面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早期收穫，在雙方各自讓步的基礎上達成了十項共識，及美國、日本、韓國都派出代表團參加中國的“一帶一路”峰會，均說明中美兩國已經暫時達成和解，雙方爆發直接衝突的可能性顯著下降。
不僅如此，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稱，除了此次的十項初步協議，未來中美兩國還會出台更多協議，“有500項，甚至超過500項內容可能會被討論。”在中美雙方進行越來越深入的談判，達成越來越多協議的過程中，中美之間經濟融合的程度將會越來越高，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只會越來越低。
參考文獻：
1、《正確認識“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報》，2016年4月17日。
2、錢乘旦：《“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真相是什麼？》，《北京日報》，2016年9月5日。
3、[希臘]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
德國統一之後，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行為和英國的反應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但是這個例證並不成立。因為當時首先挑戰英國的並不是德國，而是美國。在當時的世界上，美國的經濟實力才是世界第一，而且早在1890年前後就超過了英國，而且是全面超越，然而兩國之間卻並沒有發生衝突。
而德國不但超越英國在美國之後，而且對英國造成的壓力也遠不能與美國相比。
外交學家們多對歷史一知半解。除德國的例子之外，其他例子如英國挑戰荷蘭等等，仔細考察歷史，也多不成立。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
如前所述，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完全不顧歷史事實的說法。事實上，“修昔底德陷阱”的確不是修昔底德本人提出的，而是當代的美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哈佛大學教授，同時也是美國國防部長特別顧問，與美國政府關係緊密。他為了給美國壓制中國的發展尋找理由，特意杜撰了一個“修昔底德陷阱”。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如修昔底德自己所說，並非新興強國挑戰原有強國，而是兩個現有強國之間的衝突。而且前提是雅典不斷侵略斯巴達的盟國，逼迫斯巴達不得不反擊。
必須說明的是：修昔底德本人是雅典人，還於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擔任過雅典的最高官職將軍，親自指揮過雅典的海軍。他對戰爭的了解及解釋應該是最為客觀和真實的。
也正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用德國挑戰英國歷史案例來證明“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如前文分析，這個例證同樣不成立。
大致可以這樣判斷：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無非是給美國壓制中國的戰略製造理由而已。這是美國一貫的國際戰略，也是當年大英帝國“打擊最強對手”戰略的延續。而美國向來是將自己標榜為大英帝國的繼承者的，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大英帝國的國際平衡戰略。
只是到了後來，如修昔底德所述：“最後，雅典的勢力達到頂點，人人都能夠清楚地看見了；同時，雅典人開始侵略斯巴達的盟國了。在這時候，斯巴達人感覺到這種形勢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決定發動現在這次戰爭……”
因此，雅典與斯巴達之間曾經長期共存，兩國直接的衝突並非不能避免。只要雅典不是把斯巴達逼到無路可走，雙方的直接衝突原本是不會爆發的。
事實上，即使在戰爭爆發之後，兩國之間依然存在和平解決矛盾的機會。
公元前421年，長期戰爭之後，雙方都筋疲力盡，雅典與斯巴達簽訂了《尼西阿斯合約》。根據該合約，雙方恢復了戰前的疆界，實現了和平。但是僅過一年，雅典內部的民主派領袖得勢，再次挑起了雙方的衝突。最終在羊河之戰當中，強大的雅典海軍全部覆滅。自恃強大，一再挑戰對手、挑起戰爭的雅典不得不最後投降。
一帶一路峰會中美關係中國一帶一路美國
（三）雅典斯巴達的關係與中美關係不具可比性
歷史上，雅典土地貧瘠，無以為生，是一個以工商業為主的國家，貿易利益遍及地中海世界。而斯巴達則是一個農業國家，利益局限於伯羅奔尼撒半島之上，少有海外利益。兩者之間在經濟上雖然沒有競爭，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但也沒有任何合作。
現代的中美兩國則不然，兩國之間存在全方位的經濟合作與互相融合。在貿易上，雙方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在金融方面，中國長期是美國國債的第一大持有國。因此，當代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存在重要的衝突，但是在更根本上是合作的關係。
另外，當前世界上，美中是屬一屬二的大國。而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時候，雅典與斯巴達在當時的世界上只能算是比較小的國家，周圍比他們強大的國家還非常多。雅典與斯巴達的強大，只是在希臘世界而已。
所以，雅典與斯巴達的衝突，僅僅在局部地區有意義，對其他地區的衝擊較小。而中美之間假如發生衝突，影響是世界性的。因此，中美兩國之間，必將更加慎重，受到的製約也將更多。
（四）歷史教訓說明“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
據說：人們發現，自1500年以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例。在這些例子當中，一戰常被用於證明“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
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並不存在
但是仔細考察當時的歷史背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過程及結果，再分析修昔底德的原話，可以認為並不存在上述引申含義，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並不存在，用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來比擬中美關係也是完全不成立的。
（一）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新興國家挑戰傳統強國
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什麼新興大國挑戰傳統大國引發的衝突，而是兩個同樣古老的強國之間的戰爭。
一般認為，雅典城邦於公元前8世紀就已經建立，並成為古代希臘的核心城邦之一。
從公元前594～前593年梭倫（Solon）改革開始，中間經過前509～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雅典逐步向奴隸主民主制度過渡。最後經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公元前429）的改革，達到當時民主制度的頂峰。
在這個過程當中，雅典逐漸強大。並於公元前6世紀到4世紀長達將近200年的希波戰爭當中，多次領導希臘城邦抵抗外來侵略，在擊敗波斯帝國的戰爭中取得輝煌的勝利，著名的馬拉松戰役就是雅典的傑作。更加著名的斯巴達三百勇士固然了不起，但是在軍事上其實是失敗的。最後領導戰爭取得勝利的，還是雅典人。雅典人在薩拉米斯海戰中擊潰了波斯海軍，才在根本上扭轉了戰局。
斯巴達更不是新崛起的大國。斯巴達城邦於公元前10世紀就已經建立，公元前8世紀左右就征服了周邊地區，成為南部希臘地區的霸主。而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於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續到前404年。因此，在爆發直接衝突的時候，這兩個城邦都是古老的國家，長期是希臘並立的雙雄，沒有哪個是新崛起的。只不過斯巴達陸軍更強，而雅典海軍更強。至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前，雅典的國力是長期強於斯巴達。
（二）衝突並非不可避免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雅典與斯巴達共存了將近4個世紀，兩者之間沒有發生衝突。而且，在雅典真正崛起的時候，在綜合國力實現對斯巴達的赶超，並且把斯巴達越拉越後的時候，兩國之間也並沒有發生直接的衝突。
一如修昔底德所說：“在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們的帝國日益強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們自己國家的權勢。斯巴達人雖然知道雅典勢力的擴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製止它；在大部分的時間內，他們仍然保持冷靜的態度，因為在傳統上，他們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戰的時候，他們總是遲遲而作戰的；”
彭波：中美之間修昔底德陷阱是個謊言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2017-05-16
5月14-15日，“一帶一路”高端峰會在北京舉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日本、韓國等均派代表團參加。此前中美兩國領導人會面之後約定的中美經貿“百日計劃”成果也一一公佈。這些行動說明一個問題：世界老大美國，與新崛起的中國之間，並非不能共同發展，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能運用於中美兩國關係。
事實上，“修昔底德陷阱”是當代人編造出來，並不符合歷史演變的真實情況。
近幾年， "修昔底德陷阱"成了一個流行的詞語。尤其常常用於指代中美關係，炒作中國對美國的挑戰。
面對西方國家的炒作，2014年1月22日，《世界郵報》創刊號刊登了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訪。針對中國迅速崛起後，必將與美國這樣的舊霸權國家發生衝突的擔憂，習近平在專訪中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祇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定內涵
據說，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古代希臘曾經爆發過一次涉及整個希臘世界的大戰——伯羅奔尼撒大戰，當時希臘世界的雅典與斯巴達兩強爭霸。
從公元前431年到前404年，雙方進行了長達27年的戰爭，最終以斯巴達的勝利和雅典的慘敗而告終。對於這次大戰的原因，當時擔任過雅典海軍統帥並親自參與指揮的史學家修昔底德曾經這樣總結，“……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對於修昔底德這句話，當代的國際關係學家進行了引申，指代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兩者之間的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並進而提出在當前的國際社會當中，美國是現在的領袖，而中國也在快速崛起，兩者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無論東方西方，政治家們都非常重視歷史經驗教訓。因此，這一說法提出來之後，對於中美之間可能會發生如當年雅典和斯巴達兩國之間那種激烈的擔憂就成為了牽動人心的問題，也成為中美兩大國領袖不得不認真對待的問題。
“我認為，若中國想成為領導性的文明，必須創造出能夠帶領新文明前進的新文本（text）。中國迫切需要用新語言和新理念著成的新中國夢文本。我真的很想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如果說您父親（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打造出了深圳特區，您應該創造出思想特區。即在所有思想自由得以保障的思想特區，討論中國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目前全人類正在苦苦尋找帶領21世紀前進的全新規劃。人類迫切需要開拓者學院（Frontier Academy）。習近平主席尋訪全世界，高呼'一帶一路'，那麼為什麼不能建設將全人類聯繫在一起的思想上的'一帶一路'呢？那是我想對習近平主席說的。”
似乎感覺您對中國的未來有種責任感（笑著）。
“雖然我一再強調，中國模式不僅僅是中國的試驗。這是世界各國人都應參與並做出貢獻的人類歷史的新模式。我作為思想家，具有那種問題意識，想參與中國的試驗。最近我和法國的出版社簽訂合同，想要出版直接向歐洲知識分子訴說這一問題的書。作為韓國思想家，我想以全世界的知識分子為對象，告訴他們人類的未來。”
回應
這老爺子想與孔子孟子馬克思並駕齊驅
不不不，思想家您搞錯了，中國不想成為帝國，也不會成為帝國。我們定位就是中華民族。
实力和野心成正比，实力强大到无人睥睨，那作为也会肆无忌惮。
又是日韓學者的中國研究論點，每幾年就來幾下樂此不疲，一會中國經濟奔潰啦，一會中國不會成為令人尊敬的大國啦，一會中國的體制比西方更好啦，一會中國用孫子兵法發展經濟啦，現在又來什麼善良帝國，整一堆地攤文，
但凡研究過中國歷史的世界人，心裡明白的很。中國人從來都是內部鬥爭最狠，對外只講防守幾乎沒有主動侵略過別的國家，周邊的國家只需要叫聲大哥，拿一斗米可以換回去一袋黃金。再看看歐美的大國，哪個不是侵略者？
別的國家是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內鬥，也只有偶們善良，即使內鬥也不侵略。你媽把你生下來真是浪費糧食
俺們就不侵略，你能怎麼滴？為什麼要搞侵略？人家則不容易啊汗
北宋就是榜樣
北宋再差也輝煌過。孫某人，蔣光頭可曾輝煌過？最炒蛋的一個朝代。千萬國土，四億人民，數百萬軍隊，被人像豬一樣宰殺，不平等條約無數，國土被肆意侵占，這在世界史都極為罕見。要不是西方制衡，中國真的有絕種的危險了
“看看世界最強者美國。20世紀初期，美國是自由主義的傳播者和堅守者。那麼好的美國，到了20世紀後期，淪落為巨大金融詐騙集團。在國際關係中，強者往往同時具有善惡兩張面孔。問題是21世紀的中國，可能扮演像20世紀初期善良美國一樣的角色，又或是中國想要扮演那一角色的疑問。雖然悲觀的見解會有很多，我卻不那麼認為。不是說到何種程度才是更加善良的帝國，比起美國，中國或許會成為更加寬厚的帝國。世界各國無需這麼早畏懼中國會成為何種帝國。就是當下，與那喪失道德的美國相比，中國應該也不會做到像美國那樣，不是嗎？我作為一名思想家，想要一起幫助未來的中國人實現新秩序，讓中國成為美國無法徹底實現的善良帝國。繼孟子以來，中國是數千年來承襲王道的偉大和霸道的威嚴的帝國。令人擔心的不是中國的天下主義 而是在中國的複興過程中表現出的過度的中華民族主義。中國人民正處在為了偉大復興而今後需更加努力學習、改善的時期。”
中國的社會主義原則能與民主主義達成和諧嗎？
“社會主義的大原則是人類平等。嚮往平等的人類長久以來的願望，這一願望的理念化就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那種願望體制之一，那不是絕對不變的原則。我想說的是，中國不是要拋棄這一願望，即呼籲平等的社會主義原則，返回到孔孟（孔子和孟子）時期。中國借助偉大傳統先秦哲學的語言，必須重新創造出21世紀的中國式意識形態。”
您是說用古代的語言來樹立21世紀未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嗎？
“我認為，若中國想成為領導性的文明，必須創造出能夠帶領新文明前進的新文本（text）。中國迫切需要用新語言和新理念著成的新中國夢文本。我真的很想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如果說您父親（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打造出了深圳特區，您應該創造出思想特區。即在所有思想自由得以保障的思想特區，討論中國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目前全人類正在苦苦尋找帶領21世紀前進的全新規劃。人類迫切需要開拓者學院（Frontier Academy）。習近平主席尋訪全世界，高呼'一帶一路'，那麼為什麼不能建設將全人類聯繫在一起的思想上的'一帶一路'呢？那是我想對習近平主席說的。”
韓學者：世界應明白中國會成為美無法實現的善良帝國2017.5.13環球時報
韓國著名思想家檮杌金容沃從數年前就對韓國社會理解中國的方式上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最近，他在某綜合頻道中，以通過現代中國社會的巨變來回顧韓國社會現狀為宗旨，主持一檔名為《中國是檮杌》的節目。
4月18日，在位於首爾大學路的原木出版公司，《韓民族日報》記者見到了檮杌金容沃。
“中國不能成為美國民主主義的亞流。”
未來的中國會成為領導世界的國家嗎？
“我們在談及中國未來的時候，有些遺漏的東西。即民主主義不是只有美國模式這一事實。從民主主義理想來看，美國也只是試驗中的體制之一。況且美國民主的問題也非常多。看看那個叫特朗普的瘋子囂張的樣子吧，那不就原封不動地體現出美國民主主義的界限。我想說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中國都不能成為美國民主主義的亞流。中國不能成為另一個美國，不能成為美國的21世紀繼承者。中國必須打造出'新秩序'、'新亞洲秩序'。我堅決反對'另一個美國'。”
當前中國領導班子從2012年上台就提出了在新中國成立100週年之後的2050年，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巨大總體規劃。這表現出了中國的文明史雄心，即在西方誕生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法在西方實現的情況下，在以中國價值為背景的環境下實現。您認為，究竟中國的這種歷史試驗能否成功呢？
“中國是古代文明的傳統至今還在延續的地球上唯一的古文明國家。數千年前實現的古文明，想要在21世紀再次發揮其巨大力量，那種潛力會來自哪裡呢？中國在歷史上具有開放的統合性的時期，最為強盛。唐朝就是典型代表。清朝康熙皇帝時期也是如此。滿族的清朝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那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吸收外部能量。雖然清朝的滅忙主要是因為落後於西方的科學文明，其內部原因是滿族和漢族的分裂與對立。之後，各種路線就中國近代化的主導權進行角逐，共產黨成為最後的勝者。然而，共產主義中國再次唱響改革開放。細緻分析中國這近200年的歷史，毫無疑問21世紀中國將再次發揮以前的潛力。”
中國是一個從傳統上將自己視為中心、具有天下觀的國家。因此，有人擔心，若中國獲得力量，中國一定會走上霸權主義道路。對此，您怎麼看？
新書修正視角 對了北京的胃
他二○一一年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二○一四年出版《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研究視野從西歐、美國、蘇聯擴展到希臘、德國、中國、義大利、印度、拉美甚至阿拉伯世界。他修正「民主是終點」的觀點，而提出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原則和問責制度，國家通過行使權力來維護穩定和秩序，而通過法治原則和問責制度來確保權力用於公共利益。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必須找到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
基於這樣的視角，他在新書中對中國的國家能力給予讚賞肯定，並建議中國在加強國家權力的同時，優先發展法治，這樣的觀點，顯然很對中國政府的胃口，更能向世人證明中國道路的正確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岐山會見了他。
讚賞大陸？ 福山提出兩質疑
然而中國似乎對福山有某些誤解，福山並不是「中國模式」的粉絲，而是很客觀的以這三個標誌衡量中國，認為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是中國的優勢，但是法治、問責制政府（民主）付之闕如(民主=法治問責?)，卻是現代國家建構的重大缺失。福山提出兩點質疑：第一，這種模式是否能出口（被他國複製）？第二，這種模式能否長期存在下去？
歷史還有其他的選擇嗎？福山認為，他看不出歷史有其他的選擇(?)，他並沒有從《歷史的終結》中的觀點後退，仍然認定自由主義民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點，只不過現在修正為，某種方向，朝向現代化的歷史發展路徑，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這仍然是唯一的、能夠帶來穩定的、良好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制度。
民粹主義風潮／福山曾建議陸「優先發展法治」2017-04-15聯合報
長風基金會昨天邀請國際級政治理論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台主講。 福山反省歷史的演變，轉而主張治理能力及法治基礎，才是決定一個國家政治興衰的關鍵。 記者陳柏亨／攝影
兩年前的四月，福山訪問中國，號稱中國第二號人物的中紀委王岐山私下約見他，雖然名為討教，但是王岐山滔滔不絕，占去九成的談話時間。結束後，福山稱這次會見「像玄學討論」(?)。
王岐山的話題從經濟到政治，從中國歷史到美國憲政，再到「法治」和「黨的領導」，無所不談，但是總圍繞著福山提出的現代國家的概念，王岐山認為中國文化裡都有這些優秀的ＤＮＡ，東西方最基本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身負反貪重責的王岐山，談到大陸的當務之急是用法治手段治理腐敗，但這與福山所提出的司法改革問題還是有差距，王岐山堅持，這個法治是中國特色的法治，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
法蘭西斯．福山是當代最重要、也是最受爭議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這是大陸高層見他的原因。
一九八九年夏天，在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局工作的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這是當代政治思想史最著名的論文，以黑格爾式的歷史決定論大膽預言，意識形態的鬥爭正走向終結，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廣泛傳播，標誌著人類社會文化演進的終結，並且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一時刊載這篇論文的《國家利益》雜誌洛陽紙貴，加印了好幾版。幾個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印證了他的論斷，卅七歲的福山由此聲譽鵲起。
中國模式 挑戰「歷史終結論」
但是，福山真正的學術挑戰，來自二○○八年之後，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的歐美一連串金融危機，以及政治運作僵局，這等於否定了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點」是西方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尤其是沒有實行民主制度與完全開放市場的中國，卻逐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模式」出現了。
他在哈佛的恩師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雖然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非常不以為然，但在杭廷頓一九六八年的經典之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再版時，力邀福山寫序。為了這篇序，福山重拾對政治秩序與民主的研究。
軟實力與中國夢（修訂版）
作者： 李希光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9/01
內容簡介
本書是李希光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07AXW002）的階段性成果。在課題撰寫過程中，李希光的課題組先后圍繞國家軟實力組織了三次國際研討會，2009年9月在南京市委宣傳部的合作下，在清華大學組織了「軟實力與政府傳播國際研討會」；2010年9月在西南政法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國家發展模式與道路國際研討會」，2011年初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希光編輯的這次會議的論文集《軟實力與中國夢》；2011年4月，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李希光再次圍繞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這個課題，在《社會觀察》雜志社的支持下，組織了「百年清華•中國模式國際論壇」。
2013年春天，一家韓國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軟實力與中國夢》這本書的韓文版，為此，李希光對這三次軟實力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進行了精選，編成了韓國讀者手里的這本書，其中李希光和王紹光教授的文章是2013年春天專為此書韓文版新寫的。
目錄
第一部分 理解中國夢
理解「中國夢」／李希光
保護社會：中國的新躍進／王紹光
中國的基本體制與「可持續」發展／潘維
中國經驗、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汪暉
「文明型國家」與中國發展模式／張維為
中華文化的重塑／辛旗
第二部分 中國經驗的特殊性與普世性
中國模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童世駿
中國發展模式中的普世價值／馬蘇德•汗
中國模式為亞非拉尋找共同道路提供借鑒／坦卡•普拉薩德•卡爾基
軟實力框架下的中國對外援助／莫瑞登•瓦拉爾
第三部分 中國的軟實力與話語權
軟實力的硬內容：國家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王希／177
軟實力的核心是國家戰略能力／張文木／192
如何加強中國國際話語權／孫雁／200
媒體在軟實力建設中別當別國傳聲筒／吳玫／216
從中國案例到中國模式
——「百年清華•中國模式」論壇發言摘要／223
3 月 10 日，蔣中正主持中樞擴大紀念週，即席宣示臺灣事件之經過及中央處理方針時謂：「日昨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臺，維持當地治安……本人並已嚴電留臺軍政人員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務希臺省却胞深明大義，嚴孚紀律，勿為奸黨所利用，勿為日人所竊矣。」
3月13日，在臺調查事變的監察使楊亮功，注意到警察大隊、別動隊於各地嚴密搜索參與事變之徒，知名人士亦不得倖免。楊因此上電監察院長于右任：「此次二二八事變中央寬大為懷，而地方政府濫事拘捕，人心惶惶。擬請轉陳中央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採取報復行動。」
蔣收到情報後，立刻致陳儀電：「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此為密電、急電，自也無獨派學者說是為了「昭示眾人」的兩面手法。
3月17 日，蔣對臺灣民眾之廣播：「其參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寬免究。」
3月19蔣致白崇禧電：「據劉師長電稱：我軍一營，追擊至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尤應特別注意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故軍隊補給必頇充分周到，勿使官兵藉口敗壞紀律。」
上述史料說明，蔣並無下令屠殺、或縱容屠殺，僅只希望盡速平定暴民、共產黨人的叛亂。
罔顧事實，偷換概念，以假亂真，讓謊言成為真實，還不到十年。史料繁雜，難以詳盡，2/25(三)晚間六點半，台大新生教室204，聽聽完整的真相。
http://n.yam.com/yam_other/politics/20150220/20150220877836.html
孫文學校：蔣經國唯一做錯的就是用李登輝
孫文學校2017.3.9舉辦論壇，主題是「國民黨領導人歷史評價－蔣經國」，由文化大學國發與陸研所教授教授龐建國擔任主講。他表示，已故總統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有目共睹，若要說他做錯什麼？一件事，就是提拔了李登輝。
龐說：「回顧蔣經國的一生，1950-1960年代襄助蔣中正穩住局勢；1970-1980年代執政時期大刀闊斧，開啟十大建設，提高了台灣的經濟水平；晚年解嚴與開放大陸探親，開展了兩岸交流。但他做錯過一件事，那就是用了李登輝！」
龐解釋：「雖然蔣經國錯用李登輝，但在當時不失為合理之考量。其一，李登輝之子早逝，不會有家族傳位的可能；其二，李登輝有海外求學的留美背景；其三，李登輝忍耐的精神恰如幕府將軍德川家康。
最主要的謊言，來自於2006年。2005年隨著民進黨執政縣市大敗，陳水扁往台獨靠攏，終止國統綱領、更積極地操弄意識形態，2006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表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點名蔣介石為「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陳水扁親臨新書發表會，大力讚揚「真相大白」。綠營及獨派人士主張，要對國民黨提起訴訟，求償新台幣五十億元。2007年，陳水扁也不再引述228紀念基金會的說法，直接信口開河，蔣介石就是屠殺台灣人民的元兇，縱容屠殺台灣人民。多年下來，媒體大肆宣揚、立委、議員也直接論述，「蔣是屠殺兇手」。
謊言說一千遍即成真理。此為明證。
那麼，《研究報告》一書是如何論證蔣是兇手呢？可有發現蔣的手諭、電報、或心電感應等任何證明，蔣直接或間接下令屠殺台人嗎？完全沒有。他們用極為巧妙、模糊、誅心、臆測而毫無實證的論述，企圖抹黑蔣是殺人兇手。
什麼是元兇？該書中指出：「掌控當時特殊時空下國家機器的權柄之人，也就是說，統治者掌控有黨政軍的至高權力，始能夠發動軍隊來登陸台灣進而展開殺戳行為。」張炎憲也指出：「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因此，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
懂了嗎？在文中論述的「元兇」，其實只是「負責任者」！
《研究報告》數百頁，其實只是想告訴你一句廢話：「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蔣有最大權力，出了動亂，當然該負政治責任。如此簡單。
先不論這種「出事了，蔣難道不用負責嗎」的論證是否適宜，他們把「責任者」的概念偷換為「元兇」，再用「元兇」偷換為「屠殺兇手」。於是，「蔣中正是殺人兇手」此一命題就在這充滿破綻的語境下成立了。
有證據嗎？沒有。張炎憲說：「事件的元兇與歷史真相早已呼之欲出，祇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原始證據而已。」說你是兇手你就是兇手，還要什麼證據？
那麼，現有的證據是什麼？
二二八後，流氓、共產黨人破壞學校、醫院、育兒院、警局、各地行政公署，而無數的外省人無故被毆打、姦殺、搶劫。行政長官公署被架空，陳儀多次退讓，未果。故請求派兵鎮壓共產黨及流氓暴民。
3 月 6 日，派赴臺灣的軍隊出發前夕，蔣中正對師長劉雨卿面授機宜，訓示「寬大處理，整飭軍紀，收攬民心」 。
7.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台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憤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8.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煦被流氓呂春鬆等輪姦後，衣服儘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救護始脫險。
事實証明228暴亂期間外省人、被暴徒無辜殺害的死亡人數、比暴徒的死亡人數多得多。為甚麼所謂的「228真相調查委員會」對於外省人被虐殺的事實都隻字不提、避而不談？
如果歷史不能忘記，真相不能歪曲，為何事實只敢說一半？另一半要隱隱藏藏？雙重標準，倒因為果？目的為何、居心叵測不言可喻！
真正的228受難者已放下仇恨，欲恢復平靜
別有用心的政客煽風點火的風不願息
台獨政客二十多年來、週而復始地竄改史實，杜撰故事煽風點火、撕裂族群。用死難者家屬不願回憶的傷痛，來製造民族仇恨。在死難者家屬傷口上不斷灑鹽，消費228亡魂及其家屬，藉此來牟取政治資本。利用歪曲事實分化族群、製造仇恨獲取政治利益的民族敗類，他們的言行卑劣、惡毒心態該誅！
台獨黨們嘴巴說，族群和解，終止政黨惡鬥。私底下一群瘋狗在台灣島內各地噴糞亂咬人。台獨份子蔡丁貴們，在中正紀念堂噴糞後，開記者會坦白說
與民進黨蔡英文扮演「黑白臉」。台灣人懂了嗎？蔡英文說的；民進黨執政會「遵循中華民國憲法體制。」：「族群和解，停止對立。」暗地裡幹的是什麼？
http://blog.udn.com/tse1972/48386797
騙你十年的二二八謊言 by侯漢廷2015.02.20中時
日前，苗栗市中正路國立苗栗農工舊校區的蔣公銅像，被寫上「殺人王」、「228」等字樣。近年來，破壞或毀損蔣中正銅像案例眾多，校園中，不乏學生主張銅像撤出校園，因為他們認為蔣中正是二二八的殺人兇手、屠殺元兇，殺害台灣人的大壞蛋。
然而，「蔣中正是二二八兇手」，此一現今年輕人的「常識」，是什麼時候建立的呢？其實不到十年。儘管在1998年就有李筱峰、張炎憲等台獨學者試圖宣揚「蔣為元兇」此一命題，然而因於學術認定上並無具體陳述、突破或是新的證據，故當時撰文，可謂波瀾不興。
當時外省人戶籍資料根本不全，所以被屠殺多少，根本無法統計，遺留在大陸之親戚家人根本無從得知，超渡無門，亦為人間一大慘事。
228在如此悲慘，屠殺多日的局面下，你説政府怎能不派兵？而軍隊上岸後，所見遍地死，及街頭上耀武揚威拿著武士刀濫殺無辜的浪人，又怎會不開槍呢？
沒等到戒嚴，我就提前返廈門了。現雖已事隔半甲子，但當時之慘狀。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我若不替他們説出來，我心不安。
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時下令，就行政院所出之「228調查報告」 ，主要根據之書「台灣事變內幕記，記者唐賢龍著」中，強調所有本省死傷細節，而凡外省人被辱殺，淩虐部份，全被省略或淡化掉。現引述原書部份「原文記錄」如下：
1.228日早上十一點，台北新公園，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少婦，攙了她一個?歲多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攔住了，他們對她儘情的調戲後，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然後將她的衣服剝的精光，橫加毆打，打的半死半活的時候，便將她的手腳綁起來，拋到陰濕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台灣人，變用手抓住該小孩的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2.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綁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於路旁。
3.又在台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4.當天下午，在台北太平丁，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台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個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註，當場身死。
5.又在台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即被一個台灣人當頭一棒，打的他腦漿併流，隨即隕命。
6.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的台灣小學生擠進人群中，一看原來是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其飛，不一會，他們變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獨魂。
依稀記得當日該是個週末吧，街上遊人甚多，在下午一兩點，我們欲轉往屏東遊覽時，暴亂開始發生。在十字路口，我們被一群浪人攔車盤查，為什麼稱他們為浪人呢？因為他們都是一副日本打扮 - 頭綁日本巾，手持武士刀。都是五十歲以下之壯丁，二十人一夥，攔人攔車查問。我們夏門也講台語，因此未遭毒手，但當時我親見車外兩位男子被盤問砍殺的整個過程。
他們當時被攔下，被用台語盤問，供日語沒？不會。供台語沒？不會。供客話沒？不會。當場，巴格野魯，幹XX ，武士刀就砍下來。一人當場罹難，另一人想逃跑，亦被追上用武士刀砍死，身上噴出的血濺了尺高。
當時只以為是局部的，偶發的事件，只想逃離現場，結果越走越不對勁，幾乎每個大路口，都有這類浪人成群的在把關，街上的屍體也越來越多，慘不忍睹。在車上眼見對穿旗袍者就連問都不問，持刀就砍，男女老少全都不放過，有的甚至全家罹難。小的有至襁褓中的一兩歲小兒及大至十來歲的小孩，都無一倖免，更有的頭被完全砍掉，身首異處。不把人當人，只要非我認同族類，一律消滅，與南京大屠殺軍民不分的同樣獸行。
我們深受驚駭，決定繞路返回，結果是愈見愈慘，尤其是高雄火車站，前鎮一帶及往高雄工職的大馬路上，體堆積如山。就我粗略估計，應有上千人之多。僅高雄一地，我所見者就如此，全省死難者更不知有多少。
你無法相信這是因為單純的查私煙風波而起，也不可能像大陸上荒年欠收，民不聊生的暴動。要説對當時施政不滿，為何要以血淋淋的百姓生命為祭品？為何要以族類劃分生死？其實，真正的台灣人是很善良的，在暴動時也都躲在家裡，更有的對逃難者施以援手。今碑文定稿，僧q屠殺不交代，公益何在？
當時在台的除軍人外，外省人大部份就是公務員，及沿海省份來台經商人士，以溫州人居多，浙江人也不少，這些人是無辜冤死的大多數。在街頭屠殺還不夠，這些浪人開始逐屋尋人殺戮，於是外省百姓開始逃向要塞尋求保護。在一些善良百姓幫忙下，假借日本裝扮，惡補些日語，台語，以逃避浪人之盤查捕殺。姑不論所謂之定稿評論，柯遠芬，彭孟輯，史宏喜，張慕陶等人，在當時的避難百姓眼中都成了保生大帝，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我法院一客家同事，先生在新竹當軍需處長，住在客家村，亦被暴民入村點名要人。先生雖有兩只槍，卻不敢用，怕子彈用完仍救不了全家，只好個人躲入糞坑躲藏，還因此得病，但勉強倖免。
台獨媒體別有用心歪曲史實杜撰論述
自由維基百科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臺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觸發2月28日發生臺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同日，市民聚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竟遭公署衛兵開槍掃射，（若是開槍掃射只會一死一傷？）消息震動臺北，民眾情緒更加激昂，從此該事件由向公署的請願活動驟變成對抗政府的行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民不聊生所累積的龐大民怨。抗爭與衝突數日間自臺北市蔓延全臺灣，臺灣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臺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死了數以萬計的台灣「菁英」？若是事實、每人可補償600萬元，為什麼直致現在申請補償的「菁英」只有800多人？數以萬計的死者家屬怕錢多嗎？）
228事件目擊者 - 蕭玉珍口述
本人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為免歷史被扭曲，請各位大德將此文廣為轉載,復制,流傳，併存檔，以便在以後若有歪曲二二八，惡意分化，挑撥，散佈不實言論時，貼此文以為反証，但求告慰這些冤死者在天之靈。
台灣光復初期，因著蔣總統的以德報怨號召，從大陸及南洋平安遣返的台籍日軍有數十萬人之多，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已被完全日化，以講日語為榮，自認為大日本帝國台灣國之子民，無法接受日本戰敗之事實，仍緬懷昔日的皇軍威風，無視於儘管當時百廢待舉，而政府仍儘力照顧，遣返，醫療之苦心，而心懷不滿，待機生事。
同時，在光復兩年後，亦有不少昔日皇民化的公務員，因仍習講日語，不講國語，而被替換，一下子無法適應從大人降為老百姓的心態，也就不滿政府而推波助瀾。再加上共産黨的伺機而動，幾個爆炸性的因素聚合在一起，因著二二八的導火線而一發不可收拾。
我是廣東人，當時在廈門高等法院作個小職員。與同事朋友十餘人一起赴台觀光﹝當時大陸局面尚未惡化) ，在基隆，台北遊玩後，再獨自至高雄探望叔伯。我們一行人坐著朋友借來的車子到四處遊玩。228當日及後兩?天高雄平安無事，大概就在第四五天時，我們在外面玩到一半時，高雄就變成了個恐怖城。
本省人被殺有政府鉅額補償金，但外省人被暴民殺害卻沒有補償金，沒有道歉，沒有任何公平正義。那些被暴徒殺戮姦殺的外省人（外省人被暴民殺害人數，據內部機密文件顯示破萬人 ），算不算受難人？是誰殺了那麼多外省人？難道因為死者家人遠在千里之外，沒有政治勢力為死者喊冤，就可以讓死者蒙冤於九泉？而那些殺害外省人的暴民，就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
歪曲的歷史最終會被平反導正，而一再拿這悲劇遂行政治目的的政客，更該被唾棄。
史觀可以從不同角度查看，可史實終就只有一個。是就是，非就非，不該扭曲、各說各話，更不該指鹿為馬，捏造事實。
二二八是民族悲劇，面對悲劇，請誠懇悲憫，面對史實，以慰祖先，以對國民！
228事件的導火線，緝私煙暴亂真相。2016/03/01
重回林江邁老家 家屬回憶228往事2006/11/24記者黃詩琪
228事件究竟是怎麼發生的？雖然很多資料都顯示，導火線是當初官方查緝私煙，打傷了煙販林江邁才引發。不過當年還是個小女孩，在現場目睹整個過程的林江邁女兒林明珠，卻說當時阿兵哥只是要來買菸，因為自己聽不懂國語，才造成誤會，透過TVBS獨家曝光的舊照片，帶您還原歷史。
瘦瘦的臉龐，她就是林江邁女士，泛黃的照片上，藏著一段不想被提起的秘密，民國36年，她穿著旗袍，坐在亭仔腳賣香菸，當天夜晚，天馬茶房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TVBS找到了當時在林江邁身邊，目睹一切的小女兒。
林江邁女兒林明珠：「我在賣香菸，就是拿著盒子，賣散菸嘛，都說散菸散菸，阿兵哥問我說多少錢？我聽不懂，這個是誤會，看我聽不懂他就是說，唉，意思是說，我先吃1根再說啦，再來拿錢，可能只是這樣，香菸一拉，再掏錢人家就說，旁邊的人就瘋起來了。」
林明珠當時不到10歲，只記得混亂之中媽媽受傷了，躲了一陣子，等事情過去了，全家人又開始賣菸，完全不曉得自己點燃了228的導火線。林江邁女兒林明珠：「他用槍把碰到我媽媽的頭，然後頭就流血，(媽媽說)小孩子不懂事，不要問那個，她怕人家抓。」
當年賣煙的小女孩，已經成了70多歲的老阿嬤，身邊的老伴，正是一位外省人員警。在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族群的隔閡，只看到，和外界解讀截然不同的228歷史。
暴徒趁機點燃暴亂之火，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暴徒藉機燒殺擄掠，越鬧越大引致動亂蔓延全台灣。
後來怎麽辦呢？後來用懸賞的辦法，就是有人證明你家死人了，好，賠六百萬台幣，這個數位很大呢，所以很多人就開始冒領，冒領到現在多少人呢？我告訴大家多少人，我們現在查的很清楚，就是死亡人數，看到沒有在九十三年二月二號，由這個董事會在審查的結果，發現了死亡了六百八十個人，失蹤了一百七十六個人，加在一起是八百五十六個人，就是正好從戶口裏面去核對，就是這麽多人。爲什麽死了八百多人會說死了兩萬八千人，又說死了五萬人，又說死了十萬人，爲什麽這樣子呢？製造仇恨啊，利用這個機會來製造仇恨。
今天沒有道理可講。我講過根據，給蔣介石的報告，外省人當時被殺的也是八百多人啊，等於扯平啊，你殺我八百，我殺你八百，等於就是這樣子啊。
今天歷史整個被改寫，被改成了甚至說臺灣人被殺十萬人之多，天啊，你想想看，十萬人被殺，難道查不出來嗎？當時臺灣也就幾百萬人口，十萬人死是多麽大的數位啊。可是今天道理沒法說，變成了一面倒，就是族群鬥爭一抓就靈，省際鬥爭一抓就靈，要使外省人擡不起頭來。只有我用書，用演說用節目，把這個真相講出來，使大家知道，這個真相不過如此。
http://blog.udn.com/gocrane/6157504
二二八 真相調查聯盟2015.3.3•
我是本省人，二二八是民族悲劇，不該一再被政客拿來操弄民粹，遂行政治目的。
二二八亡者有兩種。外省人被暴民殺，本省人被政府殺。本省人被殺人數，據基金會紀錄，不超過八百餘人。政客刻意忽略外省人被暴民殺害的人數，還嚴重誇大本省人死亡人數。至今還有人口口聲聲，說蔣中正殺了數十萬本省台灣人！
台灣史常被造假扭曲。
許多政客註解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充滿謊言。而許多天天講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政客，其祖上基本上都與這事件無關。
在台共產黨人（如謝雪紅）和日本勢力（日本奉公會）甚或其他外國勢力，都參與了二二八暴亂。當時暴民劫奪槍械總數超過4000枝以上；各地工廠、機關、商店被砸被搶被燒不計其數。暴民全島用日本話和閩南語盤問路人，只要聽不懂的，立刻當場打殺，暴民甚至衝進醫院殺人。外省人死傷不計其數，而這些人，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與婦孺。
故如果8日當天下午已經戒嚴，群眾已無法接近港區碼頭向準備登岸的國軍抗議，試問國軍又如何能在船上向岸邊群眾掃射？又試問Mr. Clark連國軍是向空無一人的街道一事都查證在案，如果有國軍8日在基隆大肆屠殺人民的事，他在報告中怎隻字未提？至於9日已經戒嚴了，他亦未提及有國軍在基隆屠殺台灣人的重大慘案。
台灣歷史博物館是政府機關，不能以公部門資源如此藉歷史挑起族群仇恨，擴大傷痕。
李敖：228真相2012/02/28 李敖有話說 第二百一十六集
二零零五年到了，年底在網站上，一位朋友說希望我客觀的講講二二八的真相。
這個二二八的題目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停止，這個題目鬧到什麽結果呢？就是外省人在臺灣被打壓，頭都擡不起來，覺得是罪人，就是當年啊我們是兇手，我們殺了好多臺灣人。殺了多少臺灣人呢？好有趣啊，我給大家看看資料。根據楊亮公的調查報告，死了一百九十個人，死傷一共是一千八百六十人，根據當時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報告死了三千兩百人，根據保安處的報告死了六千三百人，根據王康寫的二二八事件親歷記，死的是兩千人到三千人，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是死了兩千兩百人，根據現在的台獨分子辜寬敏的他們在臺灣青年上的報告，說死了五萬人，然後再根據這個彭敏明的說死了兩萬多人，根據洋人，喬治柯爾，他的「被出賣的臺灣」，書裏說死了兩萬多人。可是最嚴重的是根據王育德這本「苦悶的臺灣」研究，說死了十幾萬人，根據臺灣四百年史，說死了十幾萬人。換句話說呢，整個的說法裏面，從一百九十個人，到死了十萬多人，這個落差很大了，到底死了多少人？
所以呢，由這個例子告訴大家，死亡的數位是不準確的。用什麽的方法證明死亡數位的準確的呢？我告訴大家，日本人統治臺灣五十一年，它留下很好的戶口制度，戶口很嚴密，這個戶口呢，在國民黨政府來的時候呢同樣的接收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人口同一樣的戶口，跟這一年的戶口去減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用戶口去核對。
在臺灣有國民黨的軍頭郝柏村做行政院長的時候，採取了這個方法去核對，結果發現啊八百人只有這麽少的數目，根本不是什麽兩萬多人，也不是十萬人，只是八百人，翻來覆去都是八百人。
台史博史料解讀惹議 學者：9日登陸 8日上街掃蕩？2017-03-09聯合晚報
台灣歷史博物館二二八特展臉書史料解讀，引發質疑。學者指出，整編第21師1947年3月9日登陸基隆，台史博稱該部隊8日在街上掃蕩，不是事實。關於二二八已有許多官方史料，身為國立博物館，台史博引述資料應更精確，並仔細查證，避免誤導民眾。
中興大學副教授兼系主任李君山表示，整編第21師是3月9日登陸基隆，自然不可能有8日槍殺百姓的情況發生。關於二二八，官方已經有非常豐富資料，口述歷史雖然也是重要的史料來源，但真實性較難判斷，台灣歷史博物館應該更仔細查證，否則可能誤導民眾。
李君山說，依二二八事件的時空背景，政府派軍隊來台很正常，軍隊登陸後的作為為何、適當與否，都必須進一步考究史料，不能總是先入為主認為，軍隊上岸就開始屠殺人民，這樣的說法太武斷，也無助於還原史實。
李君山指出，目前關於二二八的研究，出現「學術霸權」現象，研究國民黨學者提出的意見經常不被採納，甚至連投稿也不被採用，好像二二八只能有一種詮釋。他說，同一批史料，各方解讀差異性大，研究者應該多交流、對話，才能更客觀的看待二二八。
台史館胡扯2017/3/9 戚嘉林
頃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官方臉書稱，「歷史上的那一天，1947年3月8日基隆，下午2點，整編第21師與憲兵第四團登陸，要塞部隊會同登陸部隊在基隆市區進行無差別掃蕩，持續兩小時，街上一片死寂，主力向北推進。基隆港邊一批批手腳被鐵絲穿過綁成串的被捕百姓，在港邊被槍殺、踢入基隆港或就地掩埋。」不勝訝異。
歷史真相是憲兵第四團登陸兩營，是乘海平輪於3月8日約下午5時抵達基隆，是日晚全部順利登陸，其中一部分憲兵分乘5輛卡車星夜奔馳，約於9日凌晨3時抵台北。
據當時中央社所載，8日當天中午後1時許，有數十流氓攻擊基隆要塞司令部，雙方發生衝突，2人遭擊斃，基隆立即戒嚴。
另據英國淡水領事的報告，Mr. Clark當天8日下午2時聽到密集步槍和機關槍的射擊聲，持續兩小時。但Mr. Clark查證確認國軍是向著空無一人的街道射擊，研判目的是在嚇阻。
3）實踐困境
比方說烏克蘭，各種民調都證明東部地區由於種種原因，包括族裔、宗教等等原因，他傳統上就是親俄羅斯的；西部地區傳統上就是親西方的，很多是波蘭人的後裔。那你投票來投票去，這個國家一定是分裂的，所以如果從烏克蘭自己的利益來說，你應該是跟兩邊都發展比較好的關係，保持某種中立。但是西方就是一股腦，以“普世價值”的名義說，你就必須採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必須站在西方的一邊，不能站在普京這一邊，結果這個國家現在就陷入內戰。
“普世價值”導致了很多的“水土不服”。
精彩提問
現場觀眾：張教授您好，在很多年前，撒切爾夫人就說過：“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可以向世界輸出的價值觀。”但是我們現在有自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您剛才所講的西方所倡導的普世價值觀，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沒有可能做比較分析？
張維為：首先撒切爾錯了，她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太缺少了解了。當初上世紀80年代到中國訪問的時候，鄧小平已經給她上過課了，她不想把香港歸還給中國，鄧小平說：“如果我們達不成協議的話，我們將單方面採訪措施。”結果她跟鄧小平談話之後，在人民大會談摔了一跤，這個背後就是中國人的理念太精彩了，而且這個世界需要這些理念，這是最關鍵的。我覺得你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好，或者用中國人的理念也好、或者中國的價值觀也好，它的基本道理很簡單，就是我這個民族有大量的智慧和價值，向全世界都可以分享。
我跟西方人說過的，我說你看整個中國的歷史傳承，你們歐洲歷史上光是宗教戰爭就打了上千年，各種基督教教派之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我說你看看中國，幾乎沒有過宗教戰爭。我們儒釋道是和平相處的，甚至互相借鑒的，這個啟示是什麼，就是我們的文化更加包容。西方歷史上因為貿易而打仗，兵戎相見的歷史比比皆是，我中國歷史上貿易非常繁榮，我們看到《清明上河圖》，歐洲在當時怎麼可能達到這個水平，我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因為貿易引起的戰爭。你們歐洲歷史上有多少種族戰爭，包括對印第安種族滅絕，我說中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的戰爭。
我說我就這三點，我背後這個價值理念，對今天這個世界，可以作出巨大的貢獻。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要自信，特別隨著中國崛起，你有底氣可以講這個話。
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7_02_27_396126.shtml
“維為道來”：“普世價值”的普遍困境 2017-02-27
張維為 複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大家可能知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到今天，西方很多國家堅持世界上有一種“普世價值”。什麼是“普世價值”？從字面第一眼很容易解釋：
“普世價值”的普遍困境
1）程序困境
自由、民主、人權挺好，為什麼不能接受呢？但我就要提一個問題，我叫做程序合法性。如果你說這個權利是全世界都應該接受，所有人民都應該接受的，它總要經過某個程序吧，大家討論過吧。怎麼界定、哪些屬於普世的、哪些屬於非普世的、哪些屬於一個地區的？但這個程序，這個過程從來沒有真正進行過，我們沒有聽說過召開一個什麼會議討論“普世價值”。然後通過投票，多數國家、或者全世界國家都接受了，沒有經歷過這麼一個過程。
我還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你比方說，自由、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那和平、發展、和諧、消除貧困為什麼不能是“普世價值”？
如果你說，可以啊，和平應該成為“普世價值”，但美國就不同意，美國保留發動戰爭的權力，他認為他代表正義。那麼發展為什麼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你總得說出個道理來對不對。
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大國，我們有很多理念，甚至包括仁愛，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價值，應該像全世界推廣的，但它能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所以解決一個程序問題，如果不行你告訴我什麼程序證明它不行，如果可以那麼通過什麼程序把它變成“普世價值”。甚至我說你這自由、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那麼我還要增加一些“普世價值”，怎麼增加法？它要有一個程序，但現在這個程序根本就沒有。
世界上的事情要各個國家都有權發表意見，我們叫國際社會的民主，然後再達成共識，然後再形成什麼叫“普世價值”。
所以說西方到今天為止推動“普世價值”，沒有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2）理念困境
講到自由、民主、人權，我們把這些概念要適度具體化，西方是從純抽象化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這樣聽著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反對，這人權挺好，民主挺好，但我說你把它適度的具體化，你就“忽悠”不了人了。
比方你說民主，什麼樣的民主你告訴我，錢主算不算民主……都把它適度的具體，這樣就可以把問題看得非常清楚。
問：您闡述了這種靈活性如何誕生於共產黨的革命實踐。
韓博天：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社會主義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這種在東歐沒有看到的適應性的？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掌權之前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具體歷史經驗。那時，中國共產黨控制著非常分散、而且不是連在一起的地區。所以，當它嘗試像土地改革這樣的事情時，是通過試驗和分散的方式進行的。這與蘇聯有著根本的不同。
問：現在有些國家正在把中國視為一種模式。中國可能是模式嗎？
韓博天：在過去的很多年裡，我都會說不能，但許多國家正在艱難地應對緊迫的基本問題，比如維持內部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及提供就業機會。這些基本問題是世界各地民粹主義運動的原因。中國指出了一個方向。中國模式不可重複，因為其他的國家沒有一個具有中國特殊歷史和特徵的共產黨。但就國家導向的解決方案而言，中國經常被引為威權政府如何用不同方式處理問題的例子。因此，當人們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中國的經驗是一個永恆的問號。
回應
準確說，最根本的還不是沒有中共，而是沒有中華民族。
真正讓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完全具現化的是中共！民族本身並不代表力量，而來源於能凝聚民族力量的主體！
和我的觀點很類似，別人無法模仿，歸根結底是不僅僅沒有中共這樣的偉大政黨，還在於沒有中國文化這樣的厚實根基。中共雖然是馬克思正義政黨，但政黨是人組成的，而人是游離於不了其文化背景幹革命的，中共的奮鬥史其實就是一群信奉馬列主義的儒家知識分子以自己生命為代價為其祖國尋找出路的過程。
雖然我不太喜歡儒家那一套，但中共的成功是離不開儒家舍生取義的道德要求的，應該說，任何文化都有精華和糟粕，幾千年下來，積累了無數精華，自然也會有很多糟粕，還好我們堅持了精華拋棄了糟粕，歷史也證明了這點。
別國根本做不到，原因就在於他們沒有中華民族吃苦耐勞自我犧牲的精神，中國人民為了國家利益勒緊自己的褲腰帶，無論在住房、醫療、教育還是養老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迎來了今天的局面，他們肩上的壓力和重擔換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是絕對無法承受的，儘管如此，中國的文化熏陶仍然使他們極富有樂觀向上的精神，如果你問他：你幸福嗎？他還是會毫不猶豫地答道：我幸福！
中國道路不具有普世性？說反了吧
沒有什麼國家的模式是可以復制的。
http://www.guancha.cn/hanbotian/2017_02_24_395781.shtml
韓博天：其他國家無法重複中國模式，因為沒有中共
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創始總裁2017-02-24
51歲的韓博天（塞巴斯蒂安•海爾曼）是位於柏林的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總裁和特里爾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韓博天的主要著作之一是關於中國是如何治理的綜合指南；該書如今已更新再版，並被譯成英文，英文書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書中廣泛考察了中國政治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它如何指導經濟、如何為人民提供服務，以及如何制定新政策。
在一次採訪中，韓博天討論了中國政治制度未得到充分認識的優點。
伊恩•約翰遜（《紐約時報》記者）問：您的著作的驚人之處是其中的案例研究，這些案例顯示了不同部委和委員會的實際功能。
韓博天：我們想展示解決問題的方式，或所謂的公共物品的供應方式。例如，如何創建一個農村醫療保健系統？如何確保食品安全？這些是世界各國政府都要應對的問題，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疇。這是關於製度實際上如何工作的問題。我們試圖解釋的另一個不尋常的特點是乾部製度的功能。在西方，政策是通過法律制定的，然後由公務員來執行。在中國，政策的實施取決於乾部。他們得到完成業績的明確指標和目標，然後被告知去做事情。主要政策轉變和自上而下的方案是通過這種干部製度來管理的，而不是通過立法。
問：比如？
韓博天：反腐敗運動。共產黨已經擴大和調動了一個有很大權力的平行的、負責紀律的官僚機構，由其出面進行調查。這個機構在黨內文件和內部指示的指導下運作。
問：你提出的一個關健問題是，中國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歸功於這個政治制度。答案是什麼呢？
韓博天：幾個重要的元素。一是共產黨成功地制定了長期的政治目標，比如工業或技術的現代化，或基礎設施規劃。正如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所展示的，這個制度可以把資源集中到優先領域上。我認為在發展的初始階段，也就是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的中期，這是一種長處。另一個關鍵因素是試驗。在西方，被我們忽視的東西是，中國的官僚體制是如何靈活得出人意料。這種靈活性已被經濟特區的試點項目所證實，也被地方上的試驗所證實，比如住房改革和國有企業破產。在國家法律頒布之前，難度極大的措施經常已在試點項目中測試了好幾年了。
事實上，中國軍隊正快速擴充，在財力上毫不吃力，這引發了一個嚴峻問題：中國最終會有能力對付美國，就像美國一戰時對付德國、二戰時對付德日以及冷戰時對付蘇聯那樣嗎？換句話，中國能夠利用其出類拔萃的製造業實力在戰場上打敗美國嗎？
二戰伊始，德日經濟總和只有美國的一半。美國能出動30萬架次飛機，德日加起來不到20萬。誠然，前線作戰的美國人打贏了二戰，但他們的後盾是後方工廠。這些工廠生產武器的速度遠比敵人摧毀武器的速度要快。可如今，幫美國打贏的那些工廠，很多要么關閉要么外遷到重慶、深圳等中國城市。
至於蘇聯的例子，可能與當前局勢特別相關。普林斯頓大學的艾倫•弗里德伯格教授做了對比：當初蘇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自斷於國際貿易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自絕於全球科技體系……如今中國人正相反，他們盡可能深入全球經濟和世界科技體系。這種戰略聰明多了，這令中國飛快發展。儘管目前美國軍費遠多於中國，但代數戰爭將逆轉，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最新軍力全球排名大升：美國人終於變老實了2016-05-27
據世界頂尖智庫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稱，在2015年的國防經費排名中，中國和俄羅斯繼續保持第二和第四的排名，軍事力量方面，中國也首次超越俄羅斯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短程彈道導彈部隊，據分析，至少40個導彈發射旅，裝備各種型號導彈約2000枚，形成了三個火力打擊圈，第一個圈為1至500千米，火箭軍的東風-/11/15導彈、陸軍的遠程自行火砲和火箭炮、空軍的精確打擊彈藥可以完全覆蓋周邊多個國家。第二圈為500至2000千米內，包括第一島鏈、中南半島、中亞地區和日本列島都包括在內，中國可以發射東風-10和空射長劍-10巡航導彈，東風-16/21/25，轟炸機和戰鬥機也可以對敵方目標進行精確打擊。第三圈為2000千米至5000千米，包括第二島鏈、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印度和太平洋諸島都在東風-21D/26的射程範圍內，可以說，中國擁有足夠的組織和指揮能力完成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目前，中國擁有520至550架蘇-27/30和殲-11，300架殲-10，三代機數量達到近900架，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
中國還擁有12艘核潛艇和60艘常規潛艇，以及世界第二龐大的海軍，擁有世界上排名第二的軍事衛星系統和無人機作戰系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民兵組織和準軍事系統，戰爭動員能力不差於任何國家。
但問題是俄羅斯武器過于昂貴而且技術太複雜，保障又不好，這些因素使得第三世界國家開始對俄制武器說不。相反中國武器不僅價格低廉，而且後期技術保障很完善，因此中國武器在國際市場開始走向強勢，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年前據俄羅斯的軍事專家公開承認說中國大陸生産的重型的坦克VT1A在摩洛哥的招標當中輕松的擊敗了俄軍的T-90S坦克。
更令人諷刺的是前段時間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公開對本國武器非常失望，他表示如果國産武器定價過高，俄羅斯國防部可以購買外國軍事裝備。這一聲明顯示俄羅斯現有國産裝備在性能和價格上都已逐漸缺乏吸引力，作爲曾在軍事科技領域能和美國一覺高下的北極熊現在公然表示要進口外國軍事裝備顯然透露出俄羅斯的某種無奈和落寞。
俄制武器在國際市場的受冷落無非就是三個因素：技術落後，價格昂貴，售後保障技術不完善。中國武器在國際市場開始嶄露頭角恰恰得益于日益先進的技術，低廉的價格和完善的技術保障，殲20的出現就是很好的例子，今後這樣的事情會越來越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f106e0102e47m.html?tj=1
美媒：別小看中國軍費的能量
美國《赫芬頓郵報》2015-12-21日文章，原題：中國的戰爭——用代數戰略埋葬美國 2016年總統大選辯論期間，“美國花錢比中國多很多”的理由很可能被用來淡化中國威脅的可能性。該理由具有統計學的吸引力：報導稱中國每年軍費快速接近逾2000億美元，但美國軍費仍是其3倍多。且中國的軍事開支僅佔GDP約2%，而美國接近4%。但有幾個因素令這種“比花錢”論調大打折扣。
首先，美國軍力遍布全球，而中國祇專注於地區。由於任務不同，直接比較軍費具有高度誤導性。此外，同是1美元，在中國軍費中遠比在美國更耐用，原因至少有兩個：中國軍人的工資和福利比美國軍人低很多;中國工廠批量生產的武器明顯成本更低。因此，僅憑軍費預算就輕視中國的力量是錯誤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GDP增長會繼續大幅領先美國，且無法保證其用於軍費的比例會一直遠遜於美國。
普霍夫指出，根據俄戰略和技術分析中心掌握的情況，尼日利亞空軍2010年從中國得到15架新型F-7NI/FT-7NI殲擊機之後，決定徹底抛售大部分老舊的航空裝備，其中包括蘇聯和俄羅斯制造的25架米格-21MF、米格-21UM殲擊機和9架米-34輕型多用途直升機。他在解釋原因時說：“不得不指出一個事實，即全部9架米-34都是在相對不久前供應給尼日利亞的，是在2001-2002年。也就是說，根本不是過時的直升機。
尼日利亞空軍本來准備將其當作教練直升機和俄羅斯米-35P武裝直升機一起使用，但是在使用過程中發現，這些米-34直升機旋翼減速器的實際壽命只有300個小時，而不是技術性能標准所規定的1500個小時。因此這些直升機僅僅使用3年之後就被束之高閣。”
雖然中國産殲7和米格21系列戰機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古董，但在尼日尼亞確實能派上用場。這兩種古董機在尼日尼亞所受到的不同待遇實則反映了當前中俄軍工在海外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武器已開始展現競爭力，俄羅斯軍工卻日薄西山。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何在？說到底還是資金問題，前蘇聯解體後雖然俄羅斯繼承了大部分高技術遺産，但是其經濟一蹶不振使得原本需要巨大資金投入才能不斷創新和發展的軍事工業出現了斷奶，缺乏資金投入則造成了俄軍工企業研發和創新能力停滯不前只能靠吃老本維持。
早期雖然俄羅斯軍方采購本國武器帶給俄羅斯軍工企業的造血資金有限，但俄羅斯還是可以靠著前蘇聯留下來的技術遺産不斷向中印出售武器來賺取大量的銀子。隨著印度經濟不斷走強，印度儼然已成爲國際社會的香餑餑，美歐出于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的需求加強了同印度的軍事聯系，印度武器進口的多元化使得俄羅斯武器已經不再是印度軍方的首選。
另一方面中國軍事工業的發展早已走出了靠進口武器繼而仿制的階段，近十年來中國軍工在常規武器方面也推出了非常值得贊許的産品例如飛豹系列戰機，殲11，殲10，去年曝光的殲20更是讓世界震驚，雖然俄羅斯也推出了自己的五代機T50，但是殲20的出現至少表明在全球武器研發的最前沿領域中國已不輸于俄羅斯。
俄羅斯武器在國際市場面臨窘境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俄羅斯軍工對其産品缺乏明確的定位。顯然俄羅斯在常規武器方面已不是世界一流行列，發達國家不會購買俄羅斯武器，發展中國家勢頭很猛的也只會購買少量俄制武器，隨著時間推移基本也會放棄俄制武器，中印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俄制武器銷售的對象只能是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軍費有限，自身武器研發能力也不足。
所以這些年我們三軍聯勤，集團軍規模跨區對抗演練，先進的C4ISR系統，精確的武器系統與數字化裝備聯合都要勝俄軍一籌！在系統性軍事力量體系建設方面都走在了俄軍前面！通過以上有關兩國軍事力量核後端力量的比較，兩國的國防力水平相信大家應該有個新的認識，當然有些鐵桿鵝毛粉絲，估計你再怎麼解釋，也改變不了他們固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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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稱俄羅斯實力今非昔比可能將采購中國武器
韓國軍事網站《Viggen軍事論壇》2012年4月22日發表文章，對俄羅斯副總理德米特裏羅戈津20日關于應限制進口武器的言論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爲，對于任何國家而言，過度依賴進口裝備都是不可取的。但俄羅斯在本國裝備研發嚴重滯後的情況下，大量進口裝備將不可避免。而中國裝備不僅性能先進，且與俄制裝備存在諸多技術淵源，若俄羅斯從中國訂購裝備，將可避免大多數進口裝備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俄高官坦承實情：中國軍工讓俄如此害怕的原因 2012-06-11
中國軍事工業的發展迅猛已是不爭事實，殲20的出現，以及中國航母的試航都顯示中國武器研發及整合能力已經開始邁向全球頂級行列。
最近一則新聞再次反映了中國軍工令值得國人驕傲：俄羅斯戰略和技術分析中心主任普霍夫近期在莫斯科接受俄新社采訪時表示，尼日利亞空軍去年得到大批中國戰機後，決定徹底抛售老舊的蘇俄米格-21MF/UM殲擊機和質量低劣的米-34輕型直升機。
4、軍事學說及實戰
蘇聯解體後，俄打過兩場車臣戰爭和俄格戰爭，這幾場戰爭都是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俄軍也是以比較單一的武器體系去打一場非對稱戰爭的，而且第一次車臣戰爭俄是失敗了，而車臣分離主義領袖杜達耶夫正是用毛的全民戰爭和游擊戰術擊敗了重裝的俄131摩托化步兵旅，全旅1000多名官兵，包括旅長薩文上校在內的800多人陣亡！78人被俘；全旅的26輛坦克損失20輛，120輛裝甲車損失102 輛。
第一次車臣戰爭，對俄簡直就是一場噩夢，更為準確的說這就是一次軍事上的重大失敗。根據俄國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自1994年12月戰爭爆發到1996.8.30，在第一次車臣戰爭中，俄軍一共陣亡2986人、傷17655人、失踪378人、被俘523人；損失各種作戰飛機27架，坦克裝甲輸車輛562餘輛；車臣武裝分子死亡14986人，受傷、被俘大約40000人。但西方國家估計的俄軍死亡人數卻已達到1.5萬餘人。而對於俄而言，最慘痛的失敗就是開銷巨大損兵折將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不僅未能達到目的，而且還給以後持續不斷的恐怖活動埋下了最大的隱患！
俄格戰爭應該是俄軍吸取了前兩次車臣戰爭的教訓，採取了地面閃電戰戰術取得的勝利，但是和車臣戰爭相比，武器系統運用還是老套子，只是更新了戰法而已，新瓶裝舊酒而已，而且也同樣暴露了俄軍武器老舊，後勤補給不到位等問題。
軍事學說的話蘇聯大縱深軍事學說對我國軍事理論指導體系還是很大影響的，但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孫子兵法》以及毛的游擊戰爭理論到現在都還被廣泛應用，包括在海灣戰爭的時候，美軍指揮官都研究孫子兵法。我們90年代初某位空軍校官提出的超限戰理論就引起美軍事學界的轟動。
俄在進行軍事革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而我軍也在進行軍事革命，主要是以下方面：
1“智能化”武器和裝備所佔的百分比：
2建立精幹、高效、訓練質量極高的小型化武裝部隊：
3指揮、通訊和控制系統自動化：
4戰場空間多維化，奪取從傳統海、陸、空三維控制權到未來海、陸、空、天、電五維空間的戰場控制權：
5 實現高科技條件下、信息化聯合作戰的系統對抗。
至於以前製約我們水面艦艇的區域防空和動力系統，這些年已經得到了解決。其實俄艦的燃氣輪機也不行，前蘇聯生產燃氣輪機最強的是烏克蘭。
在艦艇建造的工藝和項目管理上我們要領先鵝毛幾個檔次，我們現在都是模塊化建造，俄還是傳統手段建造，一艘艦艇建造時間鵝毛用的時間是我們的兩倍以上，驅逐艦參照鵝毛給我們建造的現代和我們自己的052C，護衛艦參考054A和守護，工藝水平我們比較接近歐美水平，其實亞洲國家里中日韓三國的艦艇製造水平都還蠻高的，也是世界三大造船大國，鵝毛艦艇雖然武器系統比較強悍，但是建造工藝實在是不敢恭維，此外俄艦艇建造項目管理混亂，看看他們為三哥改裝的航母工期一拖再拖，價格一漲再漲就可見一般。
我們隨著瓦良格航母以及江南航媽，加上052新驅規模成軍，054下水餃，以及未來大曲，霧燈，兩棲攻擊艦的入役，未來十年，我們海軍除了核潛艇不如鵝毛，水面艦艇數量質量總噸位都要超越鵝毛！
3 空軍
我國目前三代機數量和鵝毛差不多，都是500多架，但是缺乏鵝毛圖-160之類的遠程轟炸機，同海軍一樣，俄空軍裝備的戰機也大多數是前蘇聯時代的，而且鵝毛裝備的蘇-27，米格29是早期型的產品，我鱉的三代機大部分是95年以後的，大飛機是我們的軟肋，可別忘了，也同樣是鵝毛的軟肋，那些生產大型軍用機的主要是在烏克蘭那，比如圖160，在烏境內的可比鵝毛多，後來二毛拿了一部分圖160抵償債務，但是俄羅斯現在也生產不了圖160，至於安-70 安124等等本身就是烏克蘭安東諾夫科學技術綜合體的產品，想想我們買伊爾76 78遲遲不能交貨就知道，因為負責伊爾-76運輸機總裝的烏茲別克塔什幹飛機生產公司就不在其境內，鵝毛要重新建生產線，蘇聯生產大飛機的大部分底子都是留在烏克蘭而不是俄羅斯！我相信土鱉有資金的支持加上烏二毛的技術協作，10年內我們的大運肯定上天，到時候預警機，加油機等載體的製約問題將得到解決。
至於訓練水平，我鱉的一線三代機作戰部隊好些年前就已經達到了北約標準的180-220的年飛行小時，有相關的媒體報導，而鵝毛由於經費不足加上機體老化，很多飛行部隊飛行員一年飛行訓練100小時都不到！
，中國這10多年來，建造服役了2艘旅護級，1艘旅海，4艘現代，2艘052B 2艘052C 2艘051C，14艘江衛級，2艘054 9艘054A，這些水面作戰艦艇除了江衛是2000噸級的，其餘的都是4000噸級以上的大中型水面艦艇，此外還有兩艘18000噸級的塢登（鵝毛的兩棲登陸艦還要去買法國西北風），其他兩棲坦克登陸艦光01-03年間我們就瘋狂建造了20幾艘玉亭級，兩棲登陸能力要比鵝毛強，此外我們的輔助艦艇比俄羅斯要多，要先進，比如補給艦，我們有福池級886 887 888 還有兩艘大倉級881 882 這些都是兩萬噸級以上的，還有一艘3萬噸級的885，你去看看俄只有一艘別2萬噸級的烈別津河級還是70年代建造的，此外我們有大量潛艇支援艦，這是俄的短板，我們還有上萬噸的醫療船，在後勤及輔助船方面，俄羅斯遠不如我們。
在潛艇方面，我覺得核潛艇方面俄羅斯在核反應堆和核潛艇數量噸位方面有技術優勢，但是像潛射洲際導彈上，巨浪2和布拉瓦應該是一個水平線上的，布拉瓦試驗一直都不怎麼順利，沒有成軍，我們的巨浪2雖然發展也曲折，但是去年年底官洩連打6發說明已經要成軍了，但是常規潛艇方面，我們應該會有質量和數量的優勢，比如AIP技術，我們並不比鵝毛差，我們在90年代就開始研究，2000年就在一艘明改上試驗，現在在武船新潛上已經使用了，鵝毛第一艘阿穆爾級AIP潛艇是2005年服役的，我去年下水的武船新潛，無論技術還是噸位上都應該超過了阿穆爾，比如我們採用的是一體化消聲瓦技術，鵝毛還是鑲嵌式消聲瓦，比如潛艇通訊技術，我們也要比鵝毛先進，去年曝光的量子通訊，我鱉如果把他應用到潛艇上，將帶來潛艇通訊的革命，此外像俄羅斯裝備的另一級常規潛艇基洛級，都是早期型的887型的，我們12艘裡面有8艘是最新的636，像我們下水的元級，技術水平也應該略高於基洛級。
我們裝備的宋級元級，基洛級共30艘，俄裝備這十幾年來只裝備一艘阿穆爾級AIP潛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上，土鱉都要勝出，十年後的土鱉的優勢應該更大！
至於船台上在建或剛下水的，目前(?)已知的有1艘瓦良格航母，1艘霧燈，4艘052C，3艘054，1艘AIP新潛，2艘元改，一艘萬噸級的88號海軍綜合船，此外，計劃建造並得到確認的，有4艘新補給艦。還有056，江南航媽也應該會很快建造，鵝毛在建的艦艇有哪些？麻煩知道的筒子告訴我？
在火砲自走化程度方面，該軍砲兵團亦已超過俄軍，大部分採用了83式和89式自走身管火砲，另外還有約180輛各型火箭炮可支持。在戰時該軍的砲兵旅／團能隨時提供旺盛的隨進彈幕和壓制火力，火力強度約相當於鄰近地區軍隊的2。5倍至5倍以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砲兵已基本實現全團指揮自動化，C2系統已普及至單炮上.
38軍裝甲兵整個集團軍所擁有的戰車數量即達800輛之以上，全部裝甲車輛的數量超過1260輛，這些坦克都是新式的99 、96 加上一部分88B，此外還有一個野戰防空旅，裝備有TOR-M1(SA-15)履帶野戰防空導彈，紅旗7防空導彈。此外38軍已經建成一個實驗性數字化師，數字化水平相當高。
俄軍58集團軍
第58集團軍在俄軍所有的集團軍中，稱得上是一個規模最大、戰鬥力最強的合成集團軍。該集團軍的編制十分龐大，編制員額有7萬人之多。第58集團軍的武器裝備也比較先進，共有609輛坦克，近千輛各式戰車，125門火砲，190門“冰雹”火箭炮，450門高射砲，120架飛機和70架直升機，但是該集團軍的武器裝備基本上是前蘇聯時期留下的，主戰坦克有T-64 T-72為主T-80都很少，裝甲車也是比較老舊的BMP-2。整體裝備水平要低於我38軍。
2 海軍
比如說鵝毛海軍總噸位是世界第二，個人就覺得核潛艇和一艘航母佔了比較大的優勢，得了不少形象分，俄水面艦艇95%都是前蘇聯時期留下的，但是你看鵝毛除了1999年服役“無畏Ⅱ”級“恰巴年科海軍上將”號驅逐艦（這艘還是前蘇聯時期留下的未完工的，後來是幾個企業集資完成了建造）最近10幾年除了下水了艘2000噸級的守護號護衛艦，還下水了一艘新研製的超過4000噸以上的驅護艦嗎？鵝毛現在還比較有威懾力的就一艘航母，1艘基洛夫級核動力巡洋艦，兩艘光榮級巡洋艦，3艘無畏級，6艘現代級，還有若干老舊的克里克瓦級護衛艦而已
中俄兩軍各項實力真實對比：竟讓平可夫啞口無言2016-07-22
筆者曾在新加坡航展上遇到漢和防務的平可夫，當時和平可夫就這些辯論，竟然說的他啞口無言：本人分析兩國的國防力從軍事力量和後端力量去解讀
一、兩國的國防力
應該說鵝毛的地位就是靠他的核武器，核潛艇，能源三個硬件，加上野蠻這方面軟件支撐的，我國雖然核武庫雖然規模小於俄，但是也有相關的發射載體，以及保證毀滅對方的能力，因此在兩國均有能力毀滅對方的力量博弈中，核武器做為威懾的力量值下降到最小，因此主要比較是兩國的常規力量。
1 陸軍，我們的機械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超過了俄軍，複雜電磁環境下對抗已是我軍演練的基本課題，已在戰役支援能力上我陸軍要高於俄一個等級，
比如說我們有二炮的戰術導彈支援，火力覆蓋上升了一個等級，東風11 15都已經裝備了10幾年，10幾個旅，超過1500枚，俄軍首支“伊斯坎德”戰役戰術導彈營才都組建沒兩年，裝備數量不超過50枚，射程50-280公里，還有東風21 長劍10巡航導彈，戰場阻斷能力要遠強於俄軍，加上我們後勤保障能力系統化科學化，戰場支援能力比較強了這些年我軍集團軍規模的跨區機動演練已經常態化，俄軍基本上沒有搞過兩個集團軍以上規模的跨區機動演練，即使是2008年的俄格戰爭，也只是58軍一個集團軍規模，雖然俄格戰爭，俄取得了勝利，但那是在力量對比懸殊的前提下，而且這次戰爭也暴露了俄軍作戰體係單一，重型裝甲老化甚至出現拋錨的現象，後勤保障不到位，和車臣戰爭相比基本上是老戰法新內容而已。
陸軍武器系統我就不一一列舉，就舉一個例子，兩軍已裝備的最新坦克的動力系統，坦克發動機，俄T-90用的是1000馬力，我們99是1200馬力渦輪增壓中冷式大功率柴油機，99改是1500馬力。
對比下兩軍最精銳的集團軍，我軍是38軍，俄軍是58合成集團軍：
38軍這種重點集團軍全部火砲多達約700門38軍的砲兵火力覆蓋範圍由前沿數百米至100公里不等，集團軍屬導彈旅的M-9和M-11戰術彈道飛彈又把打擊範圍延伸到300至600公里的敵後縱深，程度上舒緩了空中支持火力的不足。現在該軍所有砲兵團齊射一次火力投射總量可達30噸之多，起碼相當於韓戰末期的15倍，已達到今天美俄兩軍的一流水平，但在命中精度和彈種上與美軍仍有些許差距，然而超過了俄軍砲兵。
回應
作戰目標不同，裝備水平當然不同！美國的目標，就是全球作戰。為了這個目標，美國每年的軍費佔全球的一半！中國至少現在的目標就是在中國的周邊打贏美國。現在就夠了！
流浪恆星A：“機械化”是個硬指標，它跟你是否全球沒有關係，英法意瑞典等人家也不全球，但人家一樣是機械化部隊。
要想最快速度實現機械化只能裁軍，把陸軍裁到三十萬以下就全是機械化了，三十萬陸軍守中國，不說機械化，就算跟美軍一樣全是信息化，你晚上睡得著覺嗎
這恆星是黑中國！
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6-11-19/doc-ifxxwrwh47091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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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國新艦數量世界第一
中國武器差因欠實戰？
共軍質量何時世界第一？
中軍步兵師對比結論：
中國步兵師由于在正面上兵力投入較多而使步兵火力占優。美軍步兵師雖然在重武器火力方面比中國差了點，但車載武器火力超過中國。
之所以說美軍在重武器火力方面比中國差，原因是美國陸軍比較依賴空軍和海軍的空中火力支援，現在美國陸軍基本上成了空軍和海軍的“附庸”和“配角”，陸軍重武器遭到弱化所在難免。
而中國仍是以陸軍爲主，空軍、海軍爲輔，奉行“大炮兵主義”，炮兵火力超過美國陸軍是肯定的。這一點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也得到了驗證，連越南人戰後都說：“以前與美軍交戰時，從沒見過這麽猛烈的炮兵火力”。
不管怎麽樣，單純在數據上進行機械性對比，根本無實際意義，真正決定戰鬥勝負走向的還是雙方的戰鬥反應速度、遠程精確火力打擊質量和人員的士氣鬥意。由于數字化裝備的使用，使戰場比以前更加“透明”，戰鬥反應速度也更快，遠程精確火力打擊質量也更高。而中國的數字化陸軍才剛起步，與美軍在戰鬥反應速度和遠程精確火力打擊質量方面相比，中國還是遠遠不如。
回應
80年代的老皇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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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稱俄中央軍區戰力不敵中國蘭州軍區
俄感慨：如今的中國陸軍已達到蘇軍鼎盛時期
差距2：陸軍輔助車輛少，直升機更少
細品上面數據，由於對“陸戰之王”主戰坦克高度重視，以及跟前蘇聯學“大砲兵主義”，坦克和各類火砲跟美軍相差還不是那麼懸殊，但其他方面就相差懸殊了。
尤其是步兵戰車、各類其他裝甲車輛，影響步兵和其他特種兵伴隨坦克作戰，戰場機動保障能力大打折扣。
更驚人的是陸航武裝直升機和通用直升機，雖然“汶川地震”以來連買帶造有了不小進步，但跟美俄相比，依然是中國陸軍最大的短板，嚴重影響對陸火力支援，空中突擊，和復雜地形的遠距離快速投送能力。
另外，圖中一些運輸車輛還沒算上，如美軍光帶裝甲的MRAP防雷防伏擊人員運輸車就有2萬輛，其他輪式重型卡車、中型卡車、越野車還有25萬輛，全陸軍平均2人一輛！
差距3：儲備數量太少，影響大規模戰爭動員和消耗
雖然上述數量如此懸殊，但趨勢上看，中國陸軍是在努力增加機械化裝備數量，而美俄其實是在減少和封存裝備數量。上面的美俄裝備數據僅僅是現役使用中的，其實還有大量後備和封存的。
如，主戰坦克，中國還有4500輛老式坦克保留在二線部隊，而美國陸軍則封存著3500輛M1主戰坦克，2000輛M2/M3戰車和9000輛M113量級的其他裝甲車輛；坦克大國俄羅斯則封存著13000輛T-72以後的坦克，14000輛BMP步兵戰車和5000輛其他裝甲車輛。
差距4：數量少，性能也差。這就不多說了，幾乎每一種裝備，都還處於對美俄的努力追趕中。
差距5：戰術戰法經驗，這些年美俄一直在打仗，甭管大仗小仗，實戰經驗的積累是實打實的。
差距5：後勤保障，不說了！
至於其他海軍，空軍，火箭軍情況呢？差距更大吧。
先說空軍，根據美國空軍2015年《Air Force》雜誌數據：
美國空軍：42萬人，5433架飛機，都是先進飛機，更有封存的大量飛機。
俄國空軍：17萬人，2000架飛機，至少都是三代機，重型轟炸機運輸機更是不少
中國空軍：40萬人，3010架飛機，但老飛機不少，大飛機更缺。
再說海軍，根據美國海軍2015年ONI數據：
美國海軍：33萬人，236艘船，總噸位362萬噸，3700架飛機
俄國海軍：13萬人，271艘船， 359架飛機
中國海軍：23萬人，787艘船，總噸位166萬噸，710架飛機
我國同江市對面是俄羅斯的猶太自治州，該州是世界唯一以猶太人自治的省級行政區，首府是比羅比詹。由於的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所以俄軍絕不可能如此鬆懈，俄軍甚至在這裡的中俄邊境地帶部署了一個戰術導彈旅，隸屬於遠東軍區的戰役戰術導彈第107旅，該旅於2007年裝備伊斯坎德爾導彈，俄軍把這個導彈旅部署在中國黑龍江對岸的猶太人自治州的塞米斯托齊內伊市，威懾意圖一目了然。
距離中國同江市對面的猶太自治州不遠的哈巴羅夫斯克，是俄羅斯武裝力量東方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這裡還駐紮著第29集團軍，和平使命2015聯合軍演的俄方陸軍部隊，就出自該集團軍，該集團軍的主要任務的負責保護通向遠東地區的運輸線，這個方向也是當年蘇聯紅軍進攻東北的主攻方向。（作者署名：科羅廖夫）
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7-02-13/doc-ifyameqr7459776.shtml
深度：中國陸軍機械化是否是世界最強？與美俄對比便知2016.11.19新浪軍事
先看中國最有優勢的陸軍，雖然其總人數全球第一，但現在不是冷兵器時代拼人數，還要看重裝備。雖然去年“9.3閱兵”上先進裝備鐵流滾滾，但整體機械化水平還是很可憐。如：
差距1、機械化裝備數量少，人均數量更少
先進主戰坦克：美軍2300輛，俄羅斯2600輛，中國約2000輛，基本相當；
先進步兵戰車：美軍4500輛，俄羅斯3000輛，中國約1500輛，少一半多；
其他裝甲車輛：美軍8000輛，俄羅斯2900輛，中國約3300輛，比美軍少；
大口徑牽引火砲：美軍1200門，俄軍1800門，中國6300門，多但已過時；
大口徑自行火砲：美軍950輛，俄羅斯2600輛，中國1800輛，居中；
自行火箭砲車：美國1205輛，俄羅斯1400輛，中國1800輛，略佔優；
陸航武裝直升機：美軍750架，俄羅斯300架，中國約200架，差距很大；
陸航其他直升機：美軍3600架，俄羅斯600架，中國約760架，差距很大。
（陸軍數據來源：日本《軍事研究》雜誌）
以上單看總數，有多又少，除了直升機，其他還過得去。但按每萬人平均擁有機械化裝備算，除了老舊牽引火砲略佔優勢，其他所有裝備的人均數量都全面墊底，甚至比美俄差出一個數量級。要2020年前“基本實現機械化”，任務也不輕啊！
一般規律，俄軍會根據太陽的方向，不斷變換潛伏哨的位置，其基本宗旨是：自己背對著陽光，迫使被監視的對象面對陽光，這樣做的好處是：
己方處於陰影中，利於潛伏。
對方處於陽光直射下，無處遁形。
保護己方視力，逆光環境觀察距離更遠，被觀察物像更立體。
對方容易被陽光刺得睜不開眼，觀測距離受到影響（尤其是下午）。
己方觀瞄儀器鏡頭不反射陽光，不易暴露目標。
對方的觀瞄儀器面對太陽，鏡頭易反射/折射陽光而暴露目標。
按照這一原則，上午的俄軍潛伏哨，一般會在哨所東側，背對或側背陽光的區域；選擇林木茂密、雜草叢生、地形起伏、無明顯標誌物的地域。
上午，俄軍潛伏哨多選擇背對陽光的東方
而到了下午，隨著太陽西斜，俄軍潛伏哨，一般會移動到哨所西側，繼續尋找背對或側背陽光的區域；同樣選擇林木茂密、雜草叢生、地形起伏、無明顯標誌物的地域。
下午，俄軍潛伏哨多會移動到背對陽光的西方
俄軍潛伏哨，一般會選擇黎明前悄悄潛入埋伏地域，以免驚動鳥類而暴露目標（夜間鳥類不太容易嘰嘰喳喳）；除了觀瞄設備和武器裝備、通訊設備以外，會攜帶雨衣（鋪在身體下防潮防寒）；攜帶驅逼蛇蟲的藥物（美軍喜塗抹面部偽裝油彩，而俄軍更喜歡面罩）；除了食品以外還會用保溫瓶攜帶熱湯或熱咖啡。
執勤中，俄軍會將雨衣/大衣等墊在身體下防潮禦寒（此為擺拍就沒那麼講究了）
中俄邊界有一個俄軍的精銳特戰旅。重視俄軍總參特種部隊的野外進餐，俄軍的野外食品的特點是熱量非常高，適合寒區野外食用，當然，味道就一般般了。
[科羅廖夫認為，由於同江市是黑龍江與松花江匯合處，此地還是中俄的界河，中國漁民經常不小心越過主航道中心線去捕魚，所以這個稻草人哨所很可能是用來示警江面的中國漁民，並沒有太多內涵，更談不上軍備廢弛。暗哨應該是有的，但不一定有狙擊步槍。
俄羅斯軍隊在邊境可不會單獨讓稻草人來站崗，稻草人只是起迷惑作用。在“稻草人哨樓”的東側不到50米的地方，就是俄羅斯邊防軍的哨所駐地，那裡也有哨樓，裡面和外面都有士兵站崗。哨樓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俄軍士兵全副武裝，甚至穿著防彈衣，屋裡還有各種瞭望和警戒裝備。
中俄同江鐵路大橋工程，位於中國黑龍江省同江市與俄羅斯猶太自治洲下列寧斯闊耶之間，是連接中俄兩國的首座跨江鐵路大橋，也是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龍江絲路帶”建設規劃上的重要節點。線路全長31公里，總投資25億元，年過貨能力2100萬噸，中國負責建設的橋樑段長度約為1700米，有17個橋墩。俄方負責的部分長度300米，4個橋墩，總投資90億盧布。
中方負責的橋段於2014年6月份正式動工建設，目前大橋中方主體工程已基本完工，預計2017年完工投入使用。俄方橋段因各種原因遲遲未能動工，為此俄羅斯副總理、俄總統駐遠東聯邦區全權代表尤里•特魯特涅夫曾於去年2月對於俄方國有投資方拖延建設橋樑表示了不滿，並呼籲加快建設進度。
去年6月，俄方的建設單位施工設備和人員才進入施工場地，開展施工準備工作。俄方計劃工程將於2年內完工。到2016年12月，俄方加強了建設力度，完成了第一個和第二個橋墩，目前正開始建造第三和第四個橋墩，正在進行與中國段界河橋鐵路對接的準備工作，預計2018年完工。
有媒體記者採訪中俄同江鐵路大橋時，用長焦鏡頭眺望對岸的俄方哨所，發現俄方哨兵竟是稻草人。有網友評價說中俄邊境上的俄軍已經軍備廢弛，需要“草船借箭”了。
俄軍真的已經衰弱到這程度了嗎？
儘管有網友嘲笑俄羅斯的稻草人崗哨，但是，職業軍人們看過之後，怕是笑不出來：稍有常識的都知道，俄軍絕不至於疲軟至此；車臣、格魯吉亞、克里米亞、東烏克蘭、敘利亞…近年來俄軍四處出擊、連年征戰；雖武器裝備和戰術比美軍較差，但依然戰果累累、殺得對手血肉橫飛；充分體現了俄軍兇猛、狠毒、快速、殘暴…的傳統戰術特點……怎可能到了中俄邊境就變草人了呢？
實際上，根據俄軍的戰術特點：當他們明顯賣給你一個漏洞時，附近一定有埋伏，暗藏殺機。…在“草人站崗”周邊很可能埋伏俄軍潛伏哨（或曰：暗哨）
想想看：當你嘲笑俄軍“草人站崗”的稀鬆軟蛋時，800米外一隻SVD狙擊步槍的瞄準鏡整瞄著你的腦袋…是不是感覺到脊背開始發涼？
但是，俄軍的戰術也有一些規律可循；下面，我們簡單談談俄軍常規潛伏哨的特點：
例如下圖：假設這是中俄邊境一段，與上面“草人站崗”類似的地段，依界河作為兩國邊境，雙方都在過境點後方設有瞭望塔。
而俄軍的瞭望塔中沒活人，只有草人，那活著的俄軍可能潛伏在哪裡呢？
第29集團軍的主要任務是負責保護通向遠東地區的鐵路和公路運輸線，這個方向也是當年蘇聯紅軍進攻中國東北的主攻方向。
目前，中俄邊境地區的局面已出現根本性變化。20年前蘇軍對我國北部地區百萬大軍壓境的態勢已不復存在。俄軍總參謀部也認為，東方臨近國家對俄羅斯領土武裝入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遠東已不是危險方向。
自2000年以來，隨著油價上升，俄羅斯的經濟迅速好轉，軍事支出也連續翻番，對武裝部隊和國防工業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教訓格魯吉亞，收回克里米亞，主動出手烏克蘭和敘利亞，先進武器的更新和諸多對外軍事行動，改變了冷戰結束之後的衰敗狀態。2013年7月，1.6萬名俄羅斯軍人參加了在遠東地區舉行的快速反應作戰演習。2014年9月，俄羅斯又舉行了“東方2014大演習”，這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在遠東地區舉行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這演習總計有超過10萬官兵、1500輛坦克和裝甲車、120架飛機參演，規模之大，令有關國家異常吃驚。該演習是俄羅斯國力恢復以後，面對周邊威脅，尤其是西方威脅，組織的一次戰略威懾和全面動員演習，具有重要意義。演習中大量部隊從一萬公里外的西部軍區遠程拉動到中國邊境一帶，這一方面可向西方尤其是美國發出俄羅斯軍隊可以跨洲際全域高速機動的信號，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威懾俄羅斯在遠東的一些鄰近國家，例如日本。（作者署名：科羅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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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領土，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是有著非常大的縱深。但是，對於中國來說，確很容易給他一刀兩斷
防人之心不可無，中俄合作只不過是對抗老美的利益合作而已。狼永遠都是野心不死的，既要中俄合作也要防
歷史上來自我國北方的異族多以強悍著稱。但結果和下場都一樣，灰飛煙滅，不復存在。匈奴，突厥今安在？俄同樣如此，憑你如何戰鬥民族強悍，也敵不過漢族人。
昨天說俄羅斯草人兵虛張聲勢，今天說俄羅斯重兵，自相矛盾。目的就是挑撥離間。
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7-02-13/doc-ifyameqr7476502.shtml
俄軍為何用稻草人在中俄邊境站崗：背後竟暗藏殺機2017.02.13新浪軍事
前些時候，網上流傳著中俄邊境俄軍軍備廢弛，瞭望哨竟用“草人站崗”的圖片。照片是第九屆全國網絡媒體龍江行大型採訪活動，國內媒體走進同江市，探訪中俄同江大橋時拍攝的。
那麼為何中國已經不在中俄邊境100公里縱深範圍內部署作戰部隊，俄羅斯卻依然把重兵駐紮在遠東地區，並且緊貼中俄邊境？
原來，這是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臣妾做不到。俄軍在遠東地區，有相當多的部隊都基本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展開，而這條鐵路有許多路段的走向都是貼近中俄邊境線。如果俄軍從中俄邊境俄方一側100公里範圍內撤出所有作戰部隊，就不得不花費巨資重建軍事基礎設施。所以俄羅斯始終堅持要在這條100公里“不設防地帶”保留作戰部隊。
俄軍甚至在中俄邊境地帶部署了一個戰役戰術導彈旅，隸屬於遠東軍區的戰役戰術導彈第107旅，該旅於2007年裝備伊斯坎德爾導彈，至2012年裝備完成。俄軍的伊斯坎德爾導彈旅下轄3個發射營，每個營2個發射連，每個發射連3輛發射車，全旅配備18輛導彈發射車，大約是中國常規導彈旅規模的一半。可在戰役開始階段第一波次發射36枚射程500公里的伊斯坎德爾導彈，或者伊斯坎德爾K巡航導彈。俄羅斯把這個導彈旅部署在中國黑龍江對岸的比羅比詹猶太人自治州的塞米斯托齊內伊市，威懾意圖一目了然。
俄羅斯空天軍最新的蘇-35戰鬥機也部署於遠東的中俄邊境地帶。這批蘇-35戰機被部署到位於阿穆爾河畔共青城的第6968航空基地，該基地距離中俄邊境僅有大約300公里。俄媒體稱這是俄羅斯的第4++代戰機首次編入俄空軍作戰部隊，同時也是俄軍4++先進戰機首次部署遠東。2015年5月俄羅斯還在外貝加爾邊疆區組建了一支由最新一代戰機蘇-30SM戰機組成的航空團。該航空團的駐地位於後貝加爾邊疆區的多姆納空軍基地，南接蒙古國，東側與我國內蒙古接壤。
俄羅斯遠程轟炸機部隊目前僅存的兩個重型轟炸機師，其中一個也部署於遠東地區，第326重型轟炸機師，去年年末被改組為第6952戴姆基空軍基地，下轄駐烏克蘭卡的圖-95遠程轟炸機大隊，是該師的核心。另一個裝備圖-22M3中型轟炸機，駐紮在伊爾庫茲克附近的別拉亞。
俄軍在東部軍區部署了多達4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全部緊貼中國邊境。其中實力最強的紅旗第5集團軍駐守海參崴的濱海邊疆區，第35集團軍在黑河-共青城方向，這兩個集團軍還裝備了最新的T-72B3坦克，該坦克以跑得快，打的歪著稱，曾在近兩年的坦克兩項競賽上與中國的96A坦克同台比武。距離中國同江市對面的猶太自治州不遠的哈巴羅夫斯克，駐紮著第29集團軍，和平使命2015聯合軍演的俄方陸軍部隊，就出自該集團軍的第36獨立近衛紅旗摩步旅。
中國野戰軍早已遠離中俄邊境 為何俄軍還駐紮重兵2017.2.13新浪軍事
冷戰時期，中蘇兩國數千公里的邊境線曾部署有大量部隊，兩國不斷向邊境地區增兵，並大量修建軍事設施。直到上世紀80年代，蘇軍的遠東軍區仍下轄26個作戰師。在中蘇邊境的所有重要地區，蘇聯不但修築了堅固工事，還部署了突擊能力強的摩托化部隊和坦克部隊。蘇聯解體後，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重要性逐年下降，再加上近年來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加強，俄羅斯大幅裁減了遠東地區的駐軍數量，解散了許多在二戰中戰功顯赫的部隊。
2007年俄羅斯國防部組建東方司令部，下轄遠東軍區、西伯利亞軍區和太平洋艦隊。2008年俄軍合併軍區，遠東軍區與西伯利亞軍區東部和太平洋艦隊合併為東方軍區，組成東方聯合戰略司令部，其下屬部隊大部分都圍繞中俄邊境部署。
1997年4月，“上海五國”元首在莫斯科舉行會晤。以中國為一方，以俄哈吉塔四國為另一方，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協定規定，在五國7000多公里邊界兩側各100公里縱深範圍內，限制部署陸軍、空軍、防空軍航空兵和邊防部隊和武器的數量。中俄邊境由東段和西段兩部分組成。西段邊境只有54公里，在中俄4300公里的邊境線中微不足道，人們常說的中俄邊境主要集中在東段。
協議商定中國可在中俄邊境100公里縱深範圍內保留兵力13萬人，但是，由於近些年中國軍隊機動能力的增強，陸軍野戰集團軍的駐地都在內地，利用世界最好的鐵路和高速公路網，中國的野戰集團軍可以實現每晝夜1000公里的機動速度。所以，目前中國實際上並沒有在邊境100公里內駐紮野戰部隊，這並不是中國軍隊渺視俄羅斯，而是我軍機動能力增強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中俄關係的改善，中國已主動撤銷了一線守備部隊。目前在東段邊境中方一側100公里範圍內，除黑龍江省軍分區下轄的邊防部隊和武警部隊，中方沒有作戰部隊。距離中俄邊境最近的部隊是16集團軍所屬的駐牡丹江市的某特戰旅，距離中俄邊境約200公里。
俄哈吉塔四國則可在邊境100公里縱深範圍保留13萬兵力（其中俄軍為12萬人）、3900輛坦克、5800輛裝甲車、4500門大砲、290架作戰飛機和434架直升機。目前，在中俄邊境俄方一側100公里範圍內，俄陸軍保留有9個作戰旅，1個機槍砲兵師（即守備師），空軍保留有8個航空兵團，俄邊防軍保留14個邊防總隊以及數個邊防護衛艦支隊。
深度：中國新坦克剛服役印度馬上招標遲早會被拖垮
根據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網站2017.1.23的報導，印度主管國防研究和開發的DRDO已經決定要研發下一代主戰坦克的需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型坦克的要求，研發一款40噸級的主戰坦克，這一噸位已經跟中國在珠海上展示的VT-5坦克差不多，按照傳統劃分已經到了中型坦克，顯示出印度“似乎”有些務實了，放棄60噸的“阿瓊”。但是接下來就讓然看起來更符合印度的“傳統”了，要求在2017到2019年間開發馬力達到1800馬力的新型發動機和配套的傳動裝置！印度也有自己獨特需求，在16，400英尺（4920米）的海拔高度和低至-20℃的溫度下啟動並正常運行。有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要求只有在”世界屋脊“區域才能達到相應的環境溫度，可見印度新坦克潛在對手目標已經相當明確了。
雖然在海拔4500米以上區域，發動機功率一般都會降低為原來的40%左右，可印度這麼高的指標，能達到嗎？這個非常值得懷疑，畢竟“阿瓊”上面還是使用引進德國MTU的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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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印度又要被坑，緊跟是什麼節奏，被坑的節奏，有沒有考慮到吃不消？從不考慮。
印度萬國牌裝備，再打起仗來後勤供給問題會比較大。印度那麼緊跟中國估計是對之前中印戰爭心有餘悸。
中國按自己節奏一步一步來就夠了，想跟著咱節奏來的人看他有沒有這本事跟得上了
別低估對手，謹慎應對沒毛病
論鬧笑話，我只服阿三！
能不能嚴肅點？這是軍事版，不是娛樂版，看新聞要專心！嘻嘻嘻嘻嘻嘻
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7-02-11/doc-ifyameqr7428337.shtml
俄S300導彈發射後墜落：炸毀2台發射車4枚導彈(圖)2016.12.05新浪軍事
俄媒日前公開了發生在8月俄羅斯阿斯特拉罕地區阿舒盧克靶場“天空鑰匙”比賽的畫面，一枚S-300防空導彈發射失敗，導致兩台發射車和4枚導彈損毀。出事的S300發射車，發射筒被燒穿。發射失敗的導彈殘骸掉在地上，臨近的一台發射車也遭受池魚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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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的航天發射、導彈發射接連受創，應該不是一個個偶然事件，是經濟、科研、管理……的綜合反映。
蘇聯時代的軍事遺產頗多，但這些年關注軍事都發現一個共識：毛子對武器裝備的維護很差，不算這個事故，它唯一的航母一走黑煙直冒就是不爭的事實。
俄敢出兵，而田朝三十多年沒打過仗，地方人都以為：在養精蓄銳，實則從上到下都病了！
現在俄還真沒有先進的造航母技術，蘇聯解體前的航母技術都歸烏克蘭，現在烏與俄反目，俄也撈不到什麼，要不，承諾給印度的航母一再加價、延期，至今不能完整，實際上是在拖時間、賴阿三的錢。俄的問題是這麼多年資金投入不足，有些技術一直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很多人才流失，現在即使有錢也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趕上來的，就像他們的船用燃氣輪機。
俄國人表面上頭頭是道，實際上外界普遍認為，今天俄軍工能力遠不能和蘇聯時代相比。美國軍事專家布拉特•沃森指出，俄羅斯雖繼承了蘇聯大部分軍工企業，卻再也無法複製蘇聯時期結構完整、配套齊全的軍工體系，加上經濟長期困頓，軍工企業設備陳舊、軍工科研人員大量流失，俄在先進武器研製方面已力不從心。
美媒：別小看中國軍費的能量
美國《赫芬頓郵報》2015-12-21日文章，原題：中國的戰爭——用代數戰略埋葬美國 2016年總統大選辯論期間，“美國花錢比中國多很多”的理由很可能被用來淡化中國威脅的可能性。該理由具有統計學的吸引力：報導稱中國每年軍費快速接近逾2000億美元，但美國軍費仍是其3倍多。且中國的軍事開支僅佔GDP約2%，而美國接近4%。但有幾個因素令這種“比花錢”論調大打折扣。
首先，美國軍力遍布全球，而中國祇專注於地區。此外，同是1美元，在中國軍費中遠比在美國更耐用，原因至少有兩個：中國軍人的工資和福利比美國軍人低很多;中國工廠批量生產的武器明顯成本更低。特別是考慮到，中國GDP增長會繼續大幅領先美國，且無法保證其用於軍費的比例會一直遠遜於美國。
事實上，中國軍隊正快速擴充，在財力上毫不吃力，這引發了一個嚴峻問題：中國最終會有能力對付美國，就像美國一戰時對付德國、二戰時對付德日以及冷戰時對付蘇聯那樣嗎？
二戰伊始，德日經濟總和只有美國的一半。美國能出動30萬架次飛機，德日加起來不到20萬。可如今，幫美國打贏的那些工廠，很多要么關閉要么外遷到重慶、深圳等中國城市。
當初蘇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自斷於國際貿易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自絕於全球科技體系……如今中國人正相反，他們盡可能深入全球經濟和世界科技體系。這種戰略聰明多了，這令中國飛快發展。儘管目前美國軍費遠多於中國，但代數戰爭將逆轉，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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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歡呼特朗普要兌現擴軍 承諾帶來3000億軍費
特朗普會成為裡根第二與中國大搞軍備競賽嗎？(回應：別猜這猜那了，美國無論誰當總統都想遏制並延緩中國的崛起。中國必須增強自身軟、硬實力是關健。 當年美國用軍備競賽拖垮原蘇聯是因為雙方在進行全球範圍內的全面競爭，而中國祇要看好周邊就行，結果就是美國更容易被拖垮。 美國政府那20萬億的債務，拿什麼來和中國搞軍備競賽？看看近兩年中國軍事技術和新裝備的爆發，明明是中國在拖著美帝搞競賽！)
回到中國戰略學界的問題，我們既要更多了解中國，又要進一步提高自身科學素質。中國文科知識分子總體上知識面偏窄，對科學數據等不甚敏感，這種缺點需要有效彌補。中國在國際和社會層面都對戰略研究有著旺盛需求，我們的戰略學界應該利用好傳統以及當下的優勢條件，實現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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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夠夾住尾巴多少與南斯拉夫使館事件相關。
正是使館被炸才讓軍隊建設重回正軌。軍費正是從那以後逐步提高，甚至影響教育支出計劃。
金燦榮。你敢說美國戰略家集體犯錯？你跟世界上的所謂專家 學者。戰略家比 你算老幾？弱
你和他比你又算什麼?說一個，沒有集體犯錯的理由。集體犯錯的理由，美國延續了冷戰思維，美國打兩伊戰爭，敘利亞，卡扎菲，凌鏡門事件，克里米亞，重返亞太戰略……種種， 美國還是 零和思維 。21世紀 是 合作共贏思維。
http://mil.news.sina.com.cn/dgby/2017-02-11/doc-ifyamkqa5600985.shtml
美媒：美軍陷入燒錢戰爭大砲打螞蟻貽害無窮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2016.11.14發表題為《美軍真正的問題是用“大砲”打“螞蟻”》的文章，作者為托比亞斯•比格爾斯和斯科特•尼古拉斯•羅曼紐克，編譯如下：
高技術武器意味著更多的花費
高昂花費將令軍事行動不可持續
對手也在利用廉價的先進技術
追求絕對的安全將意味著破產
印度軍費超俄成第四為何還不夠花 都是自己折騰的2016.12.15觀察者網
2016年簡氏防務周刊發布的年度國家軍費報告出來了，在今年的軍費排名中，印度成功取代俄羅斯，排到了世界第四，令不少人感到“震驚”。
英國世界第三的軍費，咋還不夠用？
在當年日不落帝國雄心壯志、天下布武的年代裡，這些軍事基地是耀武揚威，施展與軍事和外交影響力，攫取海外利益的跳板，但到了今天，這些基地就變成了吞噬英國軍費的血盆大口。一個地區性的強國的體格，非要去維持一個世界性帝國的架子——哪怕僅僅是空架子，可想而知，代價也會是非常巨大的。
俄羅斯的窘境
印度軍費為啥就不夠花呢？
這種戰略認知和應對當然主要得益於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但中國戰略學界的貢獻不能被忽視，至少沒有誤導決策層和整個社會的戰略判斷。
再看美國戰略學界，他們在1991年之後基本是在集體犯錯，這是今天美國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雖然美國學界在冷戰後發表了很多研究性或評論性文章，但他們把冷張結束的原因和結果本末倒置了。雖然冷戰的結果是美國贏了，但原因並非美國擊敗了蘇聯而是蘇聯自己的沉淪。美國學界不應把這種意外之喜當成美國自己的成績而心安理得，而應心懷謙卑地感謝對手犯錯。基於這種認知，美國本應在經濟上幫助俄羅斯渡過轉型難關，在戰略上允許俄羅斯參與全球治理。如果真那樣做了，今天美國的戰略處境會好很多。可惜彼時整個美國戰略學界都驕傲了，福山“歷史終結論”那種在學術上根本站不住腳的總結判斷竟然一時洛陽紙貴，沒有遭到嚴肅反駁。正是在這種錯誤戰略判斷的影響下，美國才開始逐漸走向對外欺負別國、盲目擴展美式意識形態的道路，國際權威下降並陷入種種困局。
只有通過這種比較，我們才能對中國戰略學界的整體面貌形成更準確的認識。目前來看，美國戰略學界面臨巨大困惑，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任後對戰略學界採取冷落態度，這對戰略學界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還未可知。但從大趨勢看，我國特別支持戰略學界進步，比如提出打造世界一流智庫的目標等，這無疑將有利於中國戰略學界整體水平和影響的進一步提升。
戰略學界應在反思中實現更好發展
當然，既然對去年國際重大事件的預測失誤是世界性現象，那麼包括中國學界在內的整個戰略學界都應反思。比如要擺脫精英主義，更接地氣。美歐以及亞洲一些國家現在都出現較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思潮，這其實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彈。過去3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採取強烈的精英主義立場，這就容易讓學界脫離社會，一旦脫離民眾需求，研究方向就容易出錯。基於這個教訓，以後戰略學界要更多地去關注社會真正的問題，做到“為人民服務”。
再如要盡量減少甚至擺脫任何左或右的意識形態束縛。過去我們有過強烈的蘇聯意識形態，後來經過努力逐漸擺脫了，但後來又有點落入與西方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被任何意識形態綁架都會產生佛家所講的那種“心魔”，知識界因為覺得自己真理在握而尤其容易陷入“心魔”，進而帶著偏見看待問題，而偏見往往比無知更可怕。
中國戰略學界總體水平處在世界前列
我跟美歐日印等很多國家的戰略學界打過交道，總體感覺中國戰略研究實際處於較高水平。就戰略對話而言，目前中美處在一個檔次，別的國家要往後排。即便在中美戰略學界之間，兩國也是相互“教訓”，而不是美方單邊“教訓”中方。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兩方面，一是中國戰略學界的自身優勢，二是美國同行過去20多年的集體犯錯。
就中國而言，首先是我們源自歷史的戰略遺產極為豐富。我們是諸子百家的後代，無論兵家、法家還是道家都蘊含深邃的戰略思維，這是老祖宗留給當代中國戰略學界的資源。
其次，中國近年來在智庫建設上的投入在世界大國中佔優，從人數和資金等方面衡量可能只比美國略差。雖然中國智庫存在機制建設等方面的主觀缺陷以及漢語不是國際通行語言等客觀束縛，但從國際智庫間的對話來看，我的感覺是目前任何重大國際議題探討，主要發言者都是中美。歐洲國家或日本、印度等國智庫的視野還是相對較窄，認知水平達不到中美學界的高度。
第三，與中國的體量和國際地位上升有關，我們的客觀重要性已經達到這個程度。從1991年冷戰結束到現在，中國在諸大國中戰略獲益最大。美國當時雖然贏得冷戰勝利，但跟其戰略學界或智庫並無太大關係，而主要是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做得不錯，加上蘇聯出了戈爾巴喬夫這樣的領導人。對冷戰終結這個20世紀後期最重大的世界史事件，國際學界都應有正確認知和應對。在這方面，中國顯然在大國里做得最好。
以1991年為時間點，除中國外的所有對手跟美國的差距都在拉大，比如日本GDP當時是美國的65%，現在只有不到1/4；德國當時接近美國50%，現在是1 /5左右；蘇聯當時是美國的70%，現在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只有美國的1/14左右。只有中國是從當年的1/15左右達到了今天的2/3左右。這種格局變化，很大程度上是我國對冷戰結束的總結和應對準確，現在國內基本的共識是蘇聯解體一是搞擴張主義、透支國力；二是國內經濟缺乏效率。因此，我們的應對簡單有效，對外就是韜光養晦、“悶頭髮財”；對內就是把發展放在第一位，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並且通過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強內部效率，進而實現了快速發展。
再看美國戰略學界，他們在1991年之後基本是在集體犯錯，這是今天美國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冷戰的結果是美國贏了，但原因並非美國擊敗了蘇聯而是蘇聯自己的沉淪。可惜彼時整個美國戰略學界都驕傲了，福山“歷史終結論”那種在學術上根本站不住腳的總結判斷竟然一時洛陽紙貴。在錯誤戰略判斷的影響下，美國逐漸走向對外欺負別國、盲目擴展意識形態的道路，國際權威下降並陷入種種困局。
社會科學主要功能是“馬後砲”的解釋
國際社會去年發生很多“黑天鵝”事件，戰略學界對這些主要發生在歐美的事件大多沒預測對。不僅中國學界如此，歐美學界也是如此。某種意義上，中國戰略學界的失誤是歐美學界預測不力的必然結果。因為我們處在北京，對英國脫歐、美國大選等事件進行預判時要參考歐美同行的研究。歐美戰略學界預測失誤，直接導致世界性的預測失誤。
社會天然有著掌握自身命運的渴望，對這類重大國際事件，希望學界能夠作出正確預測。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們學者也有這種抱負，希望在預測方面有所成就。只是社會科學本身就有落後性，學科成熟度低，主要功能是在事件發生後進行“馬後砲”的解釋，但預測功能確實很弱。
我們只能根據同類事件過去出現的多次博弈和經驗，進行一些有關事態會否發生以及在何等形勢下發生的判斷，但不可能“後知五百載”。現在人們指責戰略學界對去年這些重大國際性事態預測失誤，但按照嚴格科學的預測標準，對20年前蘇聯解體那種量級的事件，也是沒任何學者真正預測到的。這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根本區別。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其一，對於國際性事件或說到底是人這種不斷變化的對象進行研究，事後解釋和總結仍然極具意義，至少能盡量避免犯二次錯誤。這種社會科學應有的預防性功能，可能被普通人引申為預測功能了。其二，從國際競爭角度講，如果一個國家戰略學界對已發生事態解釋得好，就有利於增進該國政府決策能力，提高其在國際博弈中的勝算，正所謂運籌帷幄決胜千裡。
再加上中國打造的多層反艦網絡，遠程空艦導彈配合轟炸機和多種核潛艇和常規動力潛艇組成的水下攔截網，這些都是為美國海軍航母戰鬥群量身定制的。而通過2016年的多次實兵對抗演習，中國海軍已經在證明自己這套戰術的有效性，根本不怵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所以，埃里克森認為，中國海軍其實就是為在中國周邊打擊美國航母戰鬥群而量身定制的，換個角度來說就是“美軍航母成就中國史無前例造艦潮！”這句話其實已經切中了要害：能夠把對抗全球第一海軍作為首要戰略目標，中國海軍的規模和質量，以及相應的戰術戰法必然要進一步發展。而這勢必將會徹底摧毀在亞太已經十分脆弱的戰略存在。
當然，中國海軍還需要吸取美軍的發展經驗教訓，例如：持續的高速發展是仍然是中國海軍未來十年的首要任務？如何保持持續的投入來維持這樣的高速發展？新舊船舶的加速服役，也會帶來諸多維護成本的上升，是否會有利於中國海軍未來的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是美國海軍發展總遇到的，而且也正是現在困擾美國海軍的，而中國海軍如果想要持續偉大，這些問題不容忽視，甚至需要提早預防，才能保證可持續性的高速發展。（作者署名：無名高地）
回應
美軍在亞太的存在不是一天兩天了，中國遲早這樣，只是美國逼我們加快了這個步伐
鯰魚效應
預防冷戰時期，美為俄設下的軍備競賽陷阱再度重演，無需盲目追崇，攀比，發展適合本國經濟實力，科技含量高，足以保證自身安全的一定數量的國防軍事裝備就可以了！俄經濟就是冷戰時期被美國的軍備競賽拖垮的……
這是事實。利害關係，國際形勢。他們這些評論的根本不懂啊。
總得有根打狗棍那
前車之鑑……
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7-02-11/doc-ifyamkzq1241978.shtml
金燦榮：美國戰略學界集體犯錯盲目擴展意識形態2017.2.11環球網
原題：中國戰略學界不必妄自菲薄
作者：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以1991年為時間點，除中國外的所有對手跟美國的差距都在拉大，這種格局變化，很大程度上是我國對冷戰結束的總結和應對準確，現在國內基本的共識是蘇聯解體一是搞擴張主義、透支國力；二是國內經濟缺乏效率。因此，我們的應對簡單有效，對外就是韜光養晦、“悶頭髮財”；對內就是把發展放在第一位，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並推行市場經濟增強內部效率，實現了快速發展。
美軍專家：美國航母亞太行動促成中國海軍造艦狂潮2017.2.11新浪軍事
在2016年，中國一共服役了24艘各型軍艦，總噸位接近15萬噸，這一規模已經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海軍的總和。而且，在2017年，中國海軍將會迎來遠多於2016年的艦艇服役，而且將會有一艘6萬噸的航空母艦進入下水舾装。這些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也被國外專家們廣為稱道，甚至有美軍專家稱其為“史無前例的造艦潮！”並“使得中國海軍將會再度偉大”。
安德魯•埃里克森是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的教授，他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出版的”中國海軍發展研究“的第六卷《中國海軍的造艦潮》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中國海軍造艦速度必然性，以及將會對美國海軍部署能力的影響。在他這本不算特別厚的書中，其實就說明了幾個事情：中國海軍正在保持著史無前例的造艦潮，而必然將會使得中國海軍變得再度偉大起來。而促成中國海軍再度偉大的關鍵，則是美國海軍。美國海軍的航母戰鬥群頻繁出沒在亞太，使得中國不得不選擇建設領先的“海洋力量“。
根據這位美軍專家的分析，目前美國在亞太的航母戰鬥群所面臨不再是如何打擊別人，而是如何在別人的飽和打擊中生存並反擊的問題。這一趨勢已經愈加明顯，隨著中國海軍4艘055型驅逐艦和至少2個航母戰鬥群的建成，美軍在亞太的海上優勢進一步被削弱。再加上中國使用東風-21D和東風-26反艦彈道導彈，正在迫使美國必需要加緊研究相應的對策。不要說是否能打中，僅僅是為了應對這種潛在的威脅，美國海軍就不得不投入資金來升級自己的艦空反導導彈，“標準-3”導彈，這種現在已經投資超過10億美元的項目，僅一套系統就要2000萬美元。而對於中國來說，2000萬美元不過就是2枚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的價格。而且這種導彈具備多種打擊能力，而美國這套系統只能用來攔截。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實際投入產生的威脅效果遠好於美軍。而且東風-21D有效的維護了中國的海上利益，確保了美國航母戰鬥群不能夠輕易進入到3000公里射程半徑內。這就已經足夠說明問題，只要讓美軍的航母無法起飛艦載機進行有效的作戰，這個戰術就是有效的。
張維為：2016塵埃落定（上）| 文明型國家的愛國主義（視頻）2017-01-29
在這辭舊迎新之際，非常高興能跟網友聊聊過去一年的熱點話題。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台灣作家龍應台在香港大學做的一個演講以及引起的一些爭議。
春節來了，中國人過春節就要回家，就要家人團聚，這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傳統。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人對國家的理解，也和家聯繫在一起。漢語中的“國家”一詞就是由“國”和“家”組成，表達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獨特感悟和認識。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一系列概念，如“捨己為家”、“保家衛國”，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家”和“國”聯繫在一起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獨特傳統。
西方勢力老是在那里黑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我們國內一些親西方的人士甚至發明了“愛國賊”這個概念。這些天，大家都在議論美國特朗普總統的就職演說，特朗普演說中左一個愛國主義，右一個愛國主義，甚至呼籲美國人只買美國貨，呼籲美國公司只僱用美國人，在場的美國聽眾不停高呼USA, USA, 這種極端狹隘的西方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過去是戰爭的禍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打起來的。好在今天的世界已經變了，但我們還是需要十分警惕西方這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創造“愛國賊”的公知，反對的不是美國人的愛國主義，而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愛國賊”罵的不是“賊”，罵的是愛國。
中國人基於家國情懷的愛國主義，對於西方以狹隘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是一種超越。
中國人愛國主義既是愛一個國家也是愛一個偉大的文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是長江、黃河、珠穆朗瑪峰；是萬里長城、北京故宮、桂林山水、陝西兵馬俑；是四合院、廣東騎樓、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崑劇、京劇、粵劇、黃梅戲；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普通話、四川官話、廣東粵語、上海方言；是南昌起義、平型關大戰、台兒莊血戰、抗美援朝；是兩彈一星、北斗導航、神舟號飛船、高鐵四縱四橫；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等等。這是一種包容性極大的、既有個人誌趣又有人類情懷的愛國主義。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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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對霸道
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7_01_29_391750.shtml
今天，在特朗普和特雷莎•梅有意退出全球化之際，中國領導人在達沃斯站了出來，捍衛了經濟全球化。這是世界權力交接的清晰跡象。我們正在親歷這一交接過程。
無論你喜不喜歡，我們就生活在一個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裡。這種文化，或者說是文明，造就了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兩項體制——代議民主制和市場經濟體制。這兩項體制源於同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
特朗普和英國脫歐運動推手奈傑爾•法拉奇的得意笑容，標誌著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的結束。法拉奇個人政治抱負的實現以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宣告了一場噩夢的開始。如果說法拉奇推動的英國脫歐只是在歐洲範圍內的一次“測試”，那麼特朗普上台則意味著這場噩夢將籠罩全世界。
回應
真沒想到，以最自由國度著稱的國家開始閉關鎖國，閉門造車！難道是帝國沒落前的徵兆？但願如此！
美英這樣做一點也不奇怪，中國有句古語：由貧到富易，由奢入儉難。發達國家利用全球貿易來吸血過好日子，現在因為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重新崛起，害怕自己反而成為中國的獵物，馬上採取保護主義遏制中國，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有人要自殺，我們也沒辦法阻止
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侵略和剝削，現在這樣也正常
英美現在的追求是另外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所以要杜絕移民!
其實美國是充分利用了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而獲利的，美國南北戰爭，使英國人開始走下坡路，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先坐山觀虎鬥，而後伺機而動，參戰前，用了除派出人員一切手段消除英國能力，加之蘇聯的十月革命，確立自己的地位，緊接著的二戰更是如此，直到眼見蘇聯大反攻，為了自己的國際地位，才弄了一出諾曼底登陸，英國實力被美國人銷的幾乎殆盡，美國人用債務、平等思想、美國夢開始了統治世界的歷程。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7-01/10024800.html
讓我們回頭看一看，華盛頓和倫敦在地緣政治及經濟上的失敗究竟有多麼慘重，以至於竟然甘願放棄維持兩個多世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上的盎格魯-撒克遜霸權地位。
文章稱，從1815年到1915年的“大英帝國世紀”曾讓英國成為世界唯一且毫無爭議的超級大國。在其鼎盛時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大英帝國曾統治著4.12億人，約佔當時全球總人口的23%，地球表面約四分之一的面積是大英帝國的領地。
後來，美利堅帝國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以往的新崛起帝國通常會摧毀老帝國)取代了大英帝國的地位。這種取而代之的方式不僅是和平的，而且還實現了對大英帝國追求的政治經濟自由化理念的繼承和革新。然後，通過確定貿易和金融規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成立聯合國掃清障礙的舊金山會議，以及幫助歐洲大陸擺脫飢餓、動盪和困苦的馬歇爾計劃，美國主導打造了史上最成功的聯盟——跨大西洋聯盟。華盛頓通過和平方式完成了帝國權力的交接，設計並用自己的資源維護了我們已經熟知的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秩序。
但現在，英國和美國卻在政治上選擇了孤立主義，在經貿上選擇了保護主義，在族裔和文化上選擇了排外主義，竟然對大英帝國和美利堅帝國親手打造的國際秩序基石提出了質疑。世界最開放、最發達的國家竟然會選擇孤立主義，真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
令人不解的是，無論美國還是英國都擁有對自身有利的條件和要素，完全可以繼續維持自由化的國際多邊秩序，並從中不斷獲益，就像它們過去所做的一樣。
面對經濟一體化和移民問題引發的抱怨，可以肯定的是，英國和美國比它們的對手更快地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而且，在文化、宗教等領域對移民的包容也使這兩個國家成為世界的典範。美國和英國今天依然處在“黃金時代”。因此，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更加無法理解，最強大、最開放、最發達的國家為何會主動丟棄經濟全球化。
文章稱，這並非歷史上首次出現“帝國自殺”。
曾經擁有強大海軍和船隊的大明帝國也是自己放棄了卓有成效的海上遠征，轉而選擇了自我孤立，並切斷了中國了解和融入世界的通路。而那正是大明帝國發展的關鍵時期。沒有抓住機遇的中國後來逐漸衰落，被西方列強輕而易舉地攻破了國門。
當然，在許多美國人眼中，中國是當今世界最肥，但無法輕易下手宰割的“大肥羊”。 雖然中國是工業大國，軍事強國，但仍須充滿警惕。
25年過去，從海外看中國，中國的成績有目共睹，今天已經具備重回世界之巔的實力，筆者也為之激動。 然而，一些國人仍缺少自信。 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其核心意涵就是中國所走過的道路雖然崎嶇曲折，但是方向正確，並取得了成功，我們沒有不自信的理由。
筆者雖然身在海外，也認可西方制度有值得借鑒的成分，但衷心希望中國繼續沿著自己的道路，開創一條人類嶄新的發展模式，而不是反過頭來，跟在所謂西方“普世價值”理論的後面進行“制度創新”，走別人走過的、卻被實踐證明並非“普世”的道路。
回應
難得的好文章，願國人不驕不躁，不卑不亢！
好文章，雖然今天中國有缺點，但是只要我們不斷改革，就會變得更好
說的對，制度自信是有根據的！
現在的留學生有什麼用
可以看清西方，明白中國真發展。台灣普通民眾和西方普通民眾如能到中國來，他們就不會被媒體蒙蔽了。
我就進來看看誰敢噴，我就餵他吃翔！
用事實說話，客觀公正。有紮實的理論作依據的文章最難反駁，膚淺的噴子們只好選擇閉嘴
呵呵，噴子噴中國一切都山寨西方的，為什麼還熱衷制度山寨。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7-01-28/doc-ifxzyxmu8235740.shtml
外媒：美英尋求孤立是帝國自殺中國也曾犯大錯
西班牙《國家報》網站2017.1.20刊發題為《盎格魯-撒克遜的自殺》的文章稱，特朗普今天開始的任期將來很可能被視為1945年以來美國歷屆政府不斷打造和維護的國際秩序瓦解的開端。特朗普上台在時間上與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宣布謀求“硬脫歐”重疊。這一時間上的巧合使我們不禁想到，是否即將見證一個漫長而富有成果的盎格魯-撒克遜霸權歷史時期的自我終結。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說中國山寨西方高鐵技術。 中國鐵道部系統國企，在引進、吸收西方先進高鐵技術的基礎上，在很短時間實現自主創新的突破，研發出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全球最優秀的高鐵系列產品。 中國高鐵技術的跨越式發展首先是建立在中國鐵路幾十年技術積澱、人才積累、教育普及、計劃經濟管理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的。 其它國家為什麼不山寨，因為它們沒有完整的工業體係以及相應的工業積累。 在牛車作坊裡能山寨出高鐵動車嗎？ 印度、菲律賓、墨西哥奉行“小政府，大社會”，但僅靠市場扛不起資源配置的大任，產業結構仍舊是畸形的。
中華民族在最為艱難的年代完成了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建成了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之一，其中包括充滿戰略眼光、憂患意識的三線建設，即第二套國防工業體系，解除了被敵對勢力外科手術式戰略攻擊的隱患，當然它也很大程度上延緩中國人民物質生活改善的步伐。
改革開放後，中國工業進一步發展，體系的完整度已經超過所有國家，且不提印度、菲律賓、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離完整工業體系相去甚遠，就連與美歐日俄相比也不在話下。 比如中國有高鐵，美國沒有；中國有北斗導航系統，日本沒有；中國智能手機享譽海內外，俄羅斯沒有；中國有微信、百度，歐盟只好用美國人提供、美國人監控的臉書（Facebook）、谷歌。
儘管中國仍有不少技術落後於美國，然而卻並非空白。 特別是在美國實體經濟外遷，特朗普要求產業重新回歸美國的今天，已經很難找到美國有而中國沒有的產業。 也許最令美國沮喪的例子是，為了扭轉美國超級計算機連續4年落後中國的局面，奧巴馬拿出絕招，從2015年開始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用於製造超算的計算機芯片，然而2016年中國用國產芯片製造出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繼續壟斷超算世界第一的地位。
歷史證明，正是由於前30年打下了堅實的工業基礎、人才積累和教育普及，以及後30年政府與市場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產業政策得力，整個國家充滿了活力和競爭力，才有產業井噴式技術進步，湧現出中國產品高、中、低端通吃，中國產品攻城略地的市場現象。 憑藉“世界工廠”的巨大生產能力，中國的崛起開始從根本上結束西方發達國家輕易收割發展中國家羊毛，養尊處優的好日子。 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還未登基就把矛頭對準中國。
回顧歷史，中國60年來在東方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 1950年，中國不僅基礎設施、工業水平比印度、菲律賓差很多，而且面臨更為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不僅對中國長期軍事圍堵，迫使中國捲入周邊熱戰，而且進行政治打壓、武器禁運、高科技禁售限售，並用關稅及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在地緣政治、經濟等方面加以圍堵或遏制，使中國的經濟建設付出了比其它國家沉重得多的代價。
然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憑藉計劃經濟、公有製的巨大優勢，僅用30年時間，在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初步建成了完整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教育科研體系和包括戰略威懾在內的國防體系，為中國後30年的崛起打下堅實基礎。
有人說前30年的巨大成果是建立在犧牲人民幸福基礎上的，這並不准確。 的確，相當長時間中國人民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百姓都經受過十分困難的時期，然而沒有發展起這些工業基礎的話，百姓受的苦難恐怕會更多。 無論縱比還是橫比，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總體生活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都得到明顯改善。 無論農民土地擁有率、教育普及程度，到基本社會保障，兩個國情類似的大國，由於選擇了不同社會制度，印度與中國相比都相差甚遠。
在筆者看來，有一項很能體現社會生活質量的指標——人均預期壽命，中國人由解放前的35歲上升到1980年的65歲。 印度1947年獨立時人均壽命47歲，到1980年只有53歲，菲律賓1980年時為60歲，充分反映這三國的人民生活質量和健康進步水平。
許多人不明白中國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有計劃地建成完整工業體系意味著什麼。 一個完整的工業體係不僅標誌著工業化的初步完成，是一個純農業國邁入工業化社會的轉折點，更重要的是解決了中國主要工業產業有和無的問題。 說改革開放初中國比西方技術水平落後兩三代，這是有了完整工業體系才有了起碼的可比性，如果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許多產業是空白，那就不是代差的問題，而是天壤之別。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詬病中國的山寨產品，其實這是後起國家追趕階段必須走過的路，當年美國山寨英國，日本山寨美國，他們忘記了嗎？
世界公認的強人普京公元2000年就任俄國總統時宣稱“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二十年轉眼將至，被剷除了所謂“制度性障礙”，即消除計劃經濟的主導作用、斷送國有經濟體系的支撐，以及隨之被西方掏空、摧毀了的工業基礎，只能依靠市場經濟自然成長，俄國不可能在20年內再現當年的輝煌。 難怪奧巴馬離別總統寶座前不忘譏諷俄國：“他們（俄羅斯）是一個較小的國家、較弱的國家。除了石油、天然氣和武器，他們的經濟產不出其他任何別人願意購買的東西。他們沒有創新。”
可憐的俄國人，當年迷信西方，如今只能啞巴吃黃連，自吞苦果。 當然，也有人認為俄羅斯的問題是“休克療法”不徹底，他們大可以去俄羅斯說服普通民眾，再來一次“徹底的”“休克療法”。
“憲政民主”並不能保證已有的富裕生活品質，發達國家隨時可能滑落到發展中國家水平
歐洲這個曾經令世界魂牽夢縈的地方，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先後發生債務危機，經濟到崩潰邊緣。
蘇格蘭公投獨立，英國脫歐公投，連北愛爾蘭都有人蠢蠢欲動，讓大英帝國這個憲政民主的故鄉陷入巨大政治經濟危機之中。
歐盟的領頭羊德法自顧不暇，加上美歐損人不利己的中東政策引發的難民潮，更把風雨飄搖的歐盟推到瓦解的懸崖邊上。
實體經濟空心化的美國，民主政治被金融資本綁架，2008年金融風暴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 1%的富有者掌控了99%的社會財富，富者更富，窮者更窮，中產階級大幅萎縮，人民看不到希望。
正是由於對兩黨傳統政治的不滿，2016年美國人民才破天荒地選擇政治素人特朗普，作為美國夢新的寄託。 特普朗胜選標誌著美國中下層相當多的民眾對美國現狀嚴重失去信心，希望在製度框架內“最後一搏”。 然而特朗普能用他的富豪團隊改革政治痼疾，扭轉貧富不均，拯救美國嗎？
西方模式至今仍然很普世，但是隨著中國快速崛起，中國模式如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一些西方有識之士也開始擔心，往日所渲染的“普世價值”耀眼的輝煌已經開始褪色。
事實上，前30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把上述這些國家甩在後邊。 的確改革開放初期的年代中美反差很大，但美印、美菲、美墨的反差恐怕比中國更大。 中美間強烈的反差是列強與殖民地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是從八國聯軍進北京那個年代就已經存在的。
“憲政民主”制度並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充分必要條件
上世紀90年代以前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們，從工業基礎到科研、教育、文化等社會發展水平，都遠比中國高出很多。 然而25年前，蘇聯瓦解後形成15個國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分裂成14國（東德併入西德），加上蒙古，總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於上世紀90年代，集體採納了美國為社會主義國家量身打造的“休克療法”改革，走上一條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政府計劃經濟職能化的道路，也就是被某些人美其名為“世界多數國家都在走的，——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普世價值之橋”。
所謂“休克療法”，即一夜間窒息了所有社會主義制度要素，公有製變成私有製，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一黨治理變成多黨競爭憲政民主。 其中，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由最初資產平分，到資本迅速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形成壟斷，出現像巧克力大王、石油大王、鬱金香大王那樣的寡頭，短時間便拉大社會貧富差距。 而這些“大王”運用手中聚集的財富干預政治，從而把國家帶入為資本牟利，貪污腐化，動盪不安的寡頭政治時代。
更為可怕的是，西方跨國公司兵不血刃地通過股權收購，資本運作，輕而易舉地摧毀競爭對手的戰略性產業，全面佔領市場，迫使這些國家進入產業殖民地化時代。 當然，有人會舉些東歐經濟復甦的例子，但民眾的血淚與付出他們往往就輕描淡寫地略過了。
波蘭是個經常被提起的“好榜樣”，但2016年，習近平、李克強分別訪問波蘭時，波蘭政府都一再提出再工業化問題。 波蘭這個東歐的重工業強國為什麼今天不厭其煩地懇求中國領導人幫助他們再工業化？ 他們的傳統工業在“休克療法”後都去哪了？
中國將參與波蘭的“再工業化”
2016年12月25日西方聖誕節，一架老舊的圖154客機失事造成包括俄國軍方重要官員及著名紅旗歌舞團在內共91人遇難。 事實上圖154客機、伏爾加轎車，這些當年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蘇聯名牌，連生產線在多年前都已被拆除，產品被徹底擠出市場。 當年無比強大的俄羅斯工業，如今除了政府控制下的軍工和被普京強制重新國有化的石油產業還算有點起色，其它工業還有什麼？
他們認為中國取得的成就完全來自於學習西方模式，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就是因為“改革不徹底”，言外之意沒有“完全西化”。 中國要想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徹底放棄原有的社會制度，走蘇東30個後社會主義國家走過的“普世價值”之路。
他們的思維似乎還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留學美國時的思維定勢，認為“中國永遠也追不上美國”，這，似乎比美國人對美國更加充滿信心。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美國也不再是當年那個充滿自豪的美國。 2016年特朗普奇蹟般地當選美國總統，折射出的是美國人民對美國製度自信普遍開始發生動搖，就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博士也已經開始反思美式民主制度。
尤其中美“國勢”一個快速上升，一個迅速衰退，美國人那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隨著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泥潭的拖累，百姓生活水平的下滑，開始發生逆轉。
25年前我作為一個工程師，出國前的月平均工資只有美國人的200-300分之一，如今中國工程師的工資是美國的大約5-10分之一。 1991年美國GDP是中國的14.7倍，日本是中國的8.5倍；2001年美國是中國的7.6倍，日本是中國的3.1倍；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2011年美國是中國的2.1倍，中國是日本的1.2倍；2016年美國是中國的約1.5倍，中國GDP是日本GDP近3倍。
中美GDP比較是近年的熱門話題，這在25年前，幾乎無人敢想像 中美GDP比較是近年的熱門話題，這在25年前，幾乎無人敢想像
過去30年，中國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中國公有製基礎、計劃經濟、政府參與資源配置的社會主義標籤到底有無優勢，是不是可持續發展呢？
縱觀全球“世界多數國家都在走的，——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普世價值之橋”，沒錯，冷戰結束以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選擇了西方的“憲政民主”之路。 看上去的確很普世，然而結局又如何呢？
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的前殖民地印度，美國的前殖民地菲律賓，美國近鄰墨西哥，美國後院拉美國家等，先後完整接受西方“憲政民主”、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60多年前這些國家都有比中國擁有先進得多的工業家底、基礎設施和相對成熟的治理體系，並且有比中國好得多的地緣政治環境。 如今，無論工業水平、科研成就、社會保障、人均壽命等各方面卻都被中國遠遠甩在後邊。
《北京人在紐約》裡的地下室
初到美國，中美巨大的物質反差是今天的留學生們難以想像的。 看到美國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筆者曾無比感慨地說過，高速公路的建設費用，就是100美元鈔票一張一張沿著公路鋪出來的，這需要多少錢啊？ 貧窮的祖國要建設美國這樣規模的高速公路網，恐怕需要100年。
然而，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僅用了20來年，就建設出堪比美國的國家高速公路系統。 過去三十年、特別是近二十年來，中國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取得前無古人的輝煌業績，包括短期內神話般建成自主知識產權、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網；自主研發空間站、北斗導航和探月工程；研發出代表最高科技水平，連續五年世界排名第一的超級計算機；世界一流的核電、水電、風電、太陽能技術。
在計算機芯片、互聯網科技、通訊設備及芯片技術水平方面，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在快速縮小，突破西方壟斷，開發出TDS、TD-LTE通訊系統及標準，量子通信技術；中國建成世界最多的超級工程，造船、深潛技術、程控機床、無人機、智能手機、機器人等技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全面突破技術瓶頸，自主研發以殲20、運20、東風21、東風26、東風41、微波反導、反衛星武器、空警2000、空警500、戰略核潛艇、055大型導彈驅逐艦、99式主戰坦克、察打一體化的無人機系列等為代表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武器裝備，把人民解放軍的綜合實力提升到僅次於美國的世界領先水平。
所有這些眼花繚亂的成就，加上成功舉辦奧運會、世博會已經讓中國人在世界上無數次揚眉吐氣。 筆者二十多年前的感慨終於發生了逆轉，如今倒是越來越多去過中國的美國人感覺到他們基礎設施的老舊和落後。 作為久居海外的中國人，為祖國創造的奇蹟，無比的歡欣鼓舞。
儘管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國社會中似乎仍有許多人還沒有找回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近些年來，中國理論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過去30年，中國，走的是一條弊端叢生、不可持續的發展道路，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沒有普世價值，並且渲染改革開放已進入深水區，“摸著、摸著、摸不著石頭了”，甚至認為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論原本就是錯的，“河上有橋他不走，偏要下河摸石頭”。
25年彈指一揮間中美從海灣戰爭至今的力量對比2017.01.28觀察者網
25年前，美國在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運用高科技武器取得海灣戰爭的巨大勝利，消息傳來，美國人民無比歡欣鼓舞，紛紛自發地走向街頭慶祝。 那一幕，深深烙在我的心頭，歷久彌新。
那時我剛到美國留學不久，站在南卡州首府哥倫比亞街頭觀看美國人民充滿自豪，慶祝勝利的遊行隊伍，不禁淚流滿面，感慨萬千。 我並非為遊行狂熱的場面而感動，我是為我多災多難的祖國傷感，“何時我們中國人才能像美國人民這樣自豪一回？”當然，這並沒有要中國耀武揚威的意思，而是年輕時在強烈反差感之下的情感爆發。
海灣戰爭後，紐約的勝利遊行 海灣戰爭後，紐約的勝利遊行
那是一個對美國人來講無比輝煌的年代，不僅是因為一掃繼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場灰頭土臉失敗戰爭的陰霾以後，美國第一次用很小的代價取得一場中等規模戰爭的勝利，彰顯美國無容置疑的世界霸主地位。 更重要的背景是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自行土崩瓦解，美國實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取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戰爭”勝利。
隨後，美國收穫了數以萬億計美元的冷戰紅利，美國經濟進入發展快車道。 意識形態領域的大勝開始讓許多美國人得意忘形，更自我標榜“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亦稱為“歷史終結論”，美國的制度模式似乎真成了“普世價值”。
冷戰結束，蘇東30個由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演變而來的國家集體投奔“自由民主制”陣營，一時間西方道路成了“普世”的選擇。
那是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失去自信，跌入谷底的困難時期。 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中國人民突然發現，馬克思理論論述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卻在西方世界起死回生，充滿生機和活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和富裕。
1990年筆者出國前的月工資不到90元人民幣，按當時的市場匯率折合約10美元不到，也就是美國普通人一兩小時的工資。 八九十年代的留學生、訪問學者除了省吃儉用，發揚國人勤儉節約傳統，節省每塊銅板的“節流”精神外，再就是“開源”，尋找各種賺錢的機會，包括助教、助研、圖書館等校園合法工作的機會，以及到中餐館打黑工。 那時候沒有到中餐館刷過盤子的留學生就不算標準的“洋插隊”。
這個嘛！阿楨這廝在【極權主義：邏輯邪36】撕開了民主主義之真面目：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只都具有意識形態的特質，美式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甚至是比蘇聯共產主義之極權主義更厲害的意識形態，所以才能打敗蘇聯，成為全世界的超強霸權。
人家美國是善霸
不像共匪是惡霸
二廝何必在嘶，只要不理盲濫情，只要依理性專業事實便能研究出：
民主主義最早出現於古希臘Pericles的演講中：「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平等，人民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均是自由公開的」，這些到洛克時發揚光大成為古典民主政治。雖然實際政治並不依古典民主政治，但其基本原則仍值一提：1.人民主權。指最高政權屬全體人民所有，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天賦人權，誰也不可剝奪。2.政治平等。指人民參與和治理的權利和機會平等。3.以民主程序解決自由開放的多元社會中的各項衝突，以理性來規範並節制彼此的不同意見，並彼此妥協。4.以公開自由平等的選舉來決定那些意見成為共同接受的法律或政策。這些雖是多數決，但是暫時性的，必須定期重新選舉。
在上述原則下，民主主義似乎是理性、自由、平等、多元等理想的化身，但現實的西方民主從一開始便異化成民粹主義、愛國/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Pericles統治下的雅典式民主，不但公民人數只占全雅典人口的1/10，更糟的是他為了掌權，以雅典優先至上為口號（如李陳總統的台灣優先至上），利用無知又自私的雅典公民，對內剷除對手，對外建立雅典帝國，可正是此種民粹式異化民主，給希臘帶來了毀滅性危機。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民主更是西方戰爭史上戰爭而非和平的誘因，並將中世紀的有限戰爭導至無限戰爭。
至於後進的民主國(含台灣)，在由上而下的民粹（如台灣李陳總統的台獨意識形態）及由下而上的民粹（如台灣馬英九總統的專業內閣不敵理盲濫情的民粹）交攻下，尤其西方假藉民主自由人權為名，其實這一切都是為西方利益並為遏制或為和平演變非西方尤其中國找藉口而已。當然這不是說民主自由人權不可欲，而是說這些價值應是透過社會本身的發展邏輯之達成的，而不應是也無法由外力去賦予或強加。
此即【威權主義：邏輯邪37】所言：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實證；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談論民主不能不涉及“治理”，這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上最流行的兩個概念或範式。與消解政府作用的民主化相呼應，西方人的治理概念即社會治理、非政府組織的治理結果如何？雖然不是本文的重點，該著作還是給予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以社會為中心的治理理論，如同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理論一樣，都是禍害落後國家的壞東西。
我們知道，習慣於忘卻歷史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們發現，聯合國援助項目被社會組織管理比政府管理更有效，由此搞出一個當代的治理概念（其實這個概念在16世紀的英國就有了，指的是國家的統治權）。這到底是無知還是故意陷害發展中國家？
第一，誰是世行項目的最好完成者？當然是中國，是中國政府，因為中國政府受世行援助最多，也是做得最好的，怎麼能說社會組織就比政府做的好？第二，在無數的發展中國家，由於長期被殖民的歷史，國家力量被消解了，培育的貴族、地主、軍閥等社會力量，在這些國家還強調所謂的社會作用而抑制政府的作用，不是落井下石嗎？
其實，也不奇怪，這一時期的民主化理論和治理理論都是新自由主義的不同形式。寫到這兒，不得不佩服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智慧，中國人談的治理更多的是國家治理，即由國家（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治理，本質上還是如何實現公共上的治國理政之道！
最後要指出的是，在我們這個大時代，因為沒有自己的概念而簡單地用別人的話語來“關照”中國，中國如此偉大的實踐和成就卻被有些人認為是錯誤的，被認為不具有合法性，還有什麼比這種現象更詭異呢？
比較政治研究的反事實法已經昭示，那些按照所謂“正確的”“合法性”的自由民主理論開展實踐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它們發展的希望何在？社會科學說到底是為了回答重大社會問題，是用來“用”的，當流行的理論不符合歷史邏輯時，必須被拋去；當理論不符合現實實踐時，必鬚根據實踐而修正。《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既發現了自由主義理論與歷史邏輯的脫節，也指出了它與現實實踐相悖的危險，因而是國內思想界重新認識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繞不開的智識成果。
http://www.guancha.cn/YangGuangBin/2016_11_17_380841.shtml
民主主義：邏輯邪38/66
詩人可能因不了政治而不知
民主是古今中外之普世價值
而非極權等意識形態之主義
學究氣的探討有文化主義的、理性選擇主義的、還有製度主義的（國內學術界也基本上是跟著西方學術界走，說難聽點就是“拾人牙慧”），只有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非自由的民主”影響最大，即成功的民主都是自由的民主，而很多競爭性威權主義的產生如普京、伊朗的內賈德和委內瑞納的查韋斯是因為缺少自由。
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難道僅僅是戴蒙德所說的、我們習以為常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嗎？難道有競爭性多黨制就沒有這些自由嗎？在《被自由消解的民主》中，最重要的還是洛克式財產自由這樣的根本性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民主鞏固理論不涉及這樣的根本問題，其理論本身就毫無意義。
在作者看來，民主不但是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即所謂的普選權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問題。而自由民主的核心即競爭性選舉追求的僅僅是政治結構的變化，而是無視、甚至刻意迴避社會結構問題。在不變的社會結構上到來的民主，最終都是失敗的民主或者無效的民主。要知道，在很多國家，民族獨立並沒有帶來社會結構的改革，依然是封建制、部落制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搞競爭性選舉，只是強化了固有的社會結構，因為主宰選舉過程的依然是那些舊結構的主人。
且不說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的狀況，在印度這樣的老牌民主國家為什麼也是無效的民主？關鍵在於其古老的不變的社會結構。結果，在封建制社會結構內玩選舉民主，社會變得更不平等，因為少數人的特權以大眾選舉授權的方式獲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不平等得以固化甚至惡化！這就是國內很多人口口聲聲授權的重要性，認為沒有選舉授權就沒有政治合法性。
到底是紙面上的理論重要還是活生生的現實更有說服力！被國內很多人認為有合法性的印度民主政權，而在著名的印裔美籍政治評論家扎克里亞看來卻是千真萬確的“強盜式民主”。
與第二個貢獻相關，《被自由消解的民主》還論及了所謂的威權政權的合法性來自績效、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來自選舉制度程序這樣老生常談卻被當做“真理”的說法，不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民選政府有哪家具有合法性？伊拉克民選政府有什麼合法性？只不過，“黨爭民主”是一條不歸路，一旦走上了，就永無回頭的可能了，老百姓也只得認栽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合法性？不得不說，國內學術界關於合法性的認識還非常膚淺，總是把美麗的概念與美麗的結果相聯繫。
因為民主化帶來了財產關係即社會結構的變化，民主化不僅僅是普選權問題，第一波民主化才顯得如此漫長。相對於第一波民主化運動，以競爭性選舉即普選權的第三波民主化雖然很迅猛，但是什麼都沒有改變，不僅如此，社會反而更不平等了。
根本原因何在？就在於民主的去社會主義化，即過去的第一、二波次的民主都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而當社會民主直接威脅到既定制度時，即1970年代社會民主在西方達到高峰時，亨廷頓等人寫出了《民主的危機》，認為民主需要降溫；以捍衛自由而非民主為宗旨的薩托利《民主新論》在冷戰高峰時期如期出版。
也正是在這種被我們忽視的語境下，自由民主理論成為社會民主的替代品。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只是在以“民主”的話語追求“自由”，自由主義民主的實質是自由而非民主。這樣的理論又被1980年以來西方的語境坐實，那就是撒切爾主義、裡根主義所實現的哈耶克式新自由主義。我們都知道，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市場自由化和財產私有化，事實上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運動。在滾滾先前的資本浪潮（洛克式財產權）中追求民主？民主必然被吞噬！
所以，以民主化之名而行自由化之實，民主化的結果之一倒是最終消解了政府，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即自由的掠奪打開了方便之門。不是嗎？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無論是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還是南美，贏家都是資本權力集團，輸家都是追求民主的大眾。結果，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的大眾反過來就成了民粹主義者。
曾經追求民主的俄羅斯人轉而呼喚強人普京，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的南美則左翼政治盛行，今日美國大選中的民粹主義政治更是新自由主義氾濫的結果，“深南部”的底層白人感覺是過去30年政治的受害者，把真人秀節目主持人、不著調的特朗普送進白宮。這個對很多美國人打擊太大了，總統至少應該是道德上的“模範公民”啊。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的第二個貢獻則是回答了西方民主鞏固理論為什麼失效。在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成功者寥寥無幾，原因何在？為此西方政治學界如同其前輩在冷戰時期的使命性表現一樣，要回答民主如何鞏固即民主為什麼失敗，或無效民主這樣重大的現實問題。
楊光斌：自由主義民主的死結何在
——評張飛岸博士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
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研究所所長2016-11-17
一直以來，總有國人把對美式民主的反思和剖析視為“否定民主”，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把美式民主等同於民主本身，這顯然有違民主理論本身。
此次美國大選中“分裂社會”所造就的特朗普總統，以及特朗普當選所加深的美國社會分裂，深深地傷了美國知識分子的心，為此美國各大學的院長致信安慰學生，院長們事實上在做中國大學裡的班主任或者輔導員的工作。年輕人是難以被安撫的，連續幾天走上街頭髮洩，抗議特朗普當選。
行動過後，未來的西方思想界必定會有一場反思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和民主制度的高潮。近年來，國內理論界開始了“理論自覺”，突出表現在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反思性研究上。在諸多相關作品中，就研究問題的真實性、深刻性和系統性而言，當首推華東政法大學張飛岸副教授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該項研究發現了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死結，相信其在政治實踐上必定是災難性後果。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此次美國大選均是該項研究成果的新腳註。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是張飛岸博士在其畢業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在畢業論文答辯時，極具戰略智慧的台灣問題一號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黃嘉樹如是說，“從來沒有讀過語言如此有力量的論文，男生都寫不出來”。
張飛岸博士心怀大眾，公正至上，看不慣不平等、不公正現象，更不能忍受虛偽的政治理論。該著作就是這種性情的產物，用她自己的話說：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論事實上為了遏制大眾的利益，這個發現“讓我接近於憤怒，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虛偽” ，立志“把自由民主請下神颱”。
《被自由消解的民主》第一個貢獻是基本完成了對自由民主理論的解構，進而回答了為什麼以追求平等為宗旨的第三波民主化非但沒有帶來平等，反而陷於更不平等的境地。如本書的歷史分析徑路上的論證，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都是社會主義運動（楨：?)和大眾運動的產物，不僅帶來了社會的平等化，也帶來了財產關係的變化即無產者第一次在政治上有了再分配財富的權利，西方以社會保障為中心的社會權利就是這樣來的。
紐約時報：美國總統選戰 醜態畢露 舉世鄙夷 2016-11-07聯合報
美國總統投票前七十二小時，紐約時報以「別提候選人付出的代價了，美國為這次選戰的付出更慘」刊出專論，指出二○一六年大選，是美國政治制度遭舉世鄙夷譏諷最嚴重的一次。這次選戰卻將美國政治醜陋面赤裸裸攤在世人面前，且暴露美國這個以民主理想自我界定的國家，其實和第三世界民主停滯國家一樣，成為反民主勢力受害人。
這次選戰充斥謾罵、性醜聞、貪腐指控，川普還說他擔心做票。美國這個品牌究竟失去多少光澤，目前無法量化。
美國人一度自覺是舉世羨慕的對象，現在則常覺得處境尷尬。美國的品牌仰賴美國夢，美國商家向來將牛仔褲等商品包裝成美國夢的一部分，向全球行銷，如今全部聽從建議，取消類似廣告。
回應
這次美國大選，醜態畢露的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等所謂的主流媒體。紐約時報選邊站，積極充作希拉蕊的打手，每天批評的矛頭直指川普，不管道理只問立場，天天洗選民的腦，完全喪失了媒體中立的基本原則。
這次美國的大選，把二戰後國際新秩序，全世界民主系統設計的核心價值『商業帝國利益派』四處發動戰爭.掠奪全世界的資源，美國國內分贓不均、內部爆發嚴重衝突，讓全世界的人民直接戳破民主的神話
美是金錢立國! 假民主!
是的，美國不要再輸出民主了，你們的制度並不是最好的
美國總統是間接選舉 即使獲多數人支持 仍然落選 :在1824年、1876年、1888年及2000年曾出現過。
另參【圖博館】：中國大戰略 《絲路文化海上卷》 藏疆港台獨之毒藥 民主的烏坎之路 假民主自由之名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民主的類型》 中國式媒體監督 中日釣島之爭 中艦南海逼退美艦 中國與韓朝 中國與東協東協加三 中國崛起(二) G2 炒作能阻止中國崛起？《中國模式》 《柔性權力》 中國經濟成長之謎 中日筷箭之爭 中國市場 對中貿易戰 大陸經濟 國際金融新體制(一) 國際金融新體制(二) 雙率大戰 對中貨幣戰 二馬二印鈔二後果 貿易保護主義 《中國入世》 俄烏戰爭 天下民主一般黑 民主偽形(一) 民主偽形(二) 《德國與日本的省思》 伊斯蘭革命 《歐洲新霸權》 《歐元》 歐豬四國 《歐洲共同市場》 《費城神話》 美善的《帝國》 《歷史的終結》 《文明衝突》 《美國的分裂》 《美國時代的終結》 《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 《美國的危機與轉機》 《美國實力的衰落》 《全球反恐戰爭》 《恐怖主義威脅與美國政府的回應》
其後，這些示威者轉往附近的干諾道中和西邊街交界處示威，占據了十字路口，令交通癱瘓，而現場所見，當時大概有數百人。
在與示威者對峙多個小時後，警方於凌晨12時採取行動，從3方面推進，逼使示威者回頭向東走向中環方向，但推進行動時而進行，時而停頓。
凌晨2時左右，有個別示威者向警員投擲磚塊後，警方採取終極行動，派遣俗稱「速龍」的特別部隊驅趕示威者。
在短短10多分鐘內，示威者四散，占據行動結束。
香港宣誓事件反釋法遊行 警民爆發衝突2016-11-06聯合報記者李春╱即時報導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就香港立法會兩名青年新政議員宣誓風波釋法，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今天下午發起萬人遊行反釋法。中方駐港官員說絕不讓港獨分子進立法會。
香港民陣今天下午發起遊行，反對人大釋法。遊行隊伍下午三點半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五點到達終點中環香港終審法院，在法院前集會。
民陣發言人說，有一萬一千人參與遊行，感到滿意。民陣召集人區諾軒說，人大常委在香港法院審理宣誓事件的司法覆核期間釋法，是破壞香港的法治的行為，希望人大常委撤回釋法的決定。
部分參與團體社民連、香港眾志、工黨等，接近遊行終點後就繼續前行，準備遊行到大陸駐港中聯辦示威。警方舉黃旗指其違法，雙方一度對峙，最後開放一條行車線放行。
但也有人支持人大釋法，一個叫「保衛香港運動」的團體，在分域街附近集會，約有五十人參與。
大陸駐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下午召集香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到中聯辦，講述人大常委釋法。張曉明指港獨言行觸犯一國兩制底線，危害國家領土完整及統一，絕不允許港獨分子當立法會議員，釋法主要針對港獨。
張曉明又說，中央已預計到，部分香港人對人大釋法持抗拒態度，部分年輕人可能採取激烈行動，但為保持原則，即使抗爭行動難以避免，會堅定地應對。
回應
支持釋法，捉拿暴民。
香港这些英皇民的逻辑就是：他们可以打砸抢，可以骂你支那猪，你却不能用法律制裁他们。其實以前英國管治香港年代，香港不像現在那麼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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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不僅要釋法，還要對一切分裂國家的跳梁小丑施以重刑！
趕緊通過第23條吧，具體應該在刑法裡增加分裂國家罪，可操作性就強了。
香港是中國的，你要獨立，請滾出中國。
這是修改基本法！
這是修改法律？你的智商真值得懷疑。法律條款大多數情況下是不用解釋的，但是有人肆意利用法律條款概括性往別處解釋，那就要說明法律的本意了。
此次釋法有利於解決香港立法會部分候任議員宣誓違法引起的爭議，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和遏制“港獨”勢力，有利於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誰觸碰底線，就應該從嚴懲處誰，國家完整的根本大義，誰都不可違背。
港示威者試圖重演占中 但被驅散2016.11.07 中央社
香港一批年輕示威者6日晚試圖重演「占中」運動，但占據馬路數小時後被警方驅散。事件起因緣於泛民主派以民間人權陣線名義舉行遊行，抗議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香港立法會宣誓事件釋法。
遊行於下午3時半由港島灣仔修頓球場出發，向西遊行前往位於中環的終審法院，泛民各黨派代表都有參加，包括民主黨、社會民主連線、青年新政、香港眾志等。
民陣方面宣布有1萬1000人參加，警方則說有8000人。
遊行於晚上結束後，部分激進年輕示威者沒有散去，而是轉往西環的北京中央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大樓示威，期間他們曾衝擊維持秩序的警員，警員向他們噴射胡椒噴霧。
回應
裡面那個黑中國的文風，完全是中國公知的風格啊，燒成灰也認識。
人不要臉最可怕
文人之筆利於刀劍，古來如此
手段精巧，內心邪惡。西方政治幾百年來一貫如此
儒以文亂法，果真如此啊
結果出來之後，不管誰當選，都會有人說是民主的勝利。再順便黑一波某國沒選票。民主國家誰上台都一樣，民主再差都比沒選票強云云。
http://www.guancha.cn/SongLuZheng/2016_11_08_379857.shtml
全國人大通過香港特區基本法第104條解釋2016.11.07新華社
新華社快訊：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7日上午經表決，全票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7日釋法通過發表談話。該發言人說，今天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及個別候任議員在宣誓時宣揚“港獨”主張，侮辱國家、民族引發的問題，對基本法有關條文作出解釋，明確了依法宣誓的有關含義和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這一解釋，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對“港獨”的堅定決心和意志，維護了基本法的權威和香港法治， 順應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完全必要，正當其時。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負責人表示，此次釋法有利於解決香港立法會部分候任議員宣誓違法引起的爭議，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和遏制“港獨”勢力，有利於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連日來，香港許多政界人士紛紛表示，人大釋法就是為了遏制“港獨”。
有關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問題，目前在香港正在進行司法程序，香港高等法院最快下週一才會作出判決。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認為，人大釋法選在這個時間段是有技術上的考慮，有利於澄清本地法律模糊不清的部分，“就算法官盡快裁決，還都會有一段訴訟時期，在香港也可能上訴到終審庭，也許最快也要一年半載，在這段時期內，怎樣的宣誓才有效，怎樣才符合《基本法》第一條、第104或者其他條款的要求，才能當特區的議員，這方面香港的法律就很不清晰，所以人大常委在法律上早日將有關的法律原意澄清，是有幫助的。
………..
大選中，媒體的表現最為詭異，可以說打破所有底線和禁忌。在共和黨初選時，紛紛炒作特朗普的出格觀點，頗有嗜臭如飴的感覺。結果很快就把特朗普這個政治素人變成了全國著名的政治新星，為他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立下汗馬功勞。
這種反常的背後首先反映了媒體在互聯網時代的困境：傳統媒體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單靠不痛不癢、四平八穩的報導已經不可能贏利。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把市場效應放到極高的位置。所以即便特朗普表現得很政治不正確、很不靠譜，只要能吸引眼球，媒體便一擁而上，充當了他傳播的媒介。雖然，職業道德讓位給了生存壓力，透著一番無奈，但吸引眼球賺取點擊，短期內還是得利者。
那段時間，特朗普利用媒體或者主動被媒體利用做得十分成功。
只是沒想到，美國媒體“溫飽”之後，還有餘力追求“淫欲”。等到進入兩黨對決階段，各大媒體又打破長期以來的中立、客觀原則，一邊倒地站在了希拉里的一邊。
我在美國觀選期間，雖然選舉已經進入尾聲，但媒體的風格依舊。《New York》雜誌封面是特朗普誇張、醜陋的特大頭像，封面標題則是大大的《LOOSER》。《大西洋月刊》乾脆發表社論：請不要投特朗普。
至於各家紙媒和電視台每天的主要內容就是攻擊特朗普。出版界也出了紅寶書——《特朗普語錄》。
顯然，這一會兒，媒體發現先前自己玩火玩過了頭，但悔之晚矣。於是只能不顧“節操”，鼎力支持希拉里以求“彌補過失”。然而，這種為了“正確”的目的，不顧手段的風格一旦成為傳統，後患無窮。
也難怪美國著名的媒體人庫克在一場研討會上說：“紙媒的方式在我看來違反了所有新聞報導的準則。”
當然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媒體的觀察並不僅僅局限於大選，還有對中國的報導上面。這裡面不妨以西方媒體的標杆《紐約時報》為例。
最近《紐約時報》有這樣兩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其春秋筆法簡直讓人自愧不如。
這一次大選重創美國的軟實力，把展示其製度優越性的機會變成了一場鬧劇乃至悲劇。但《紐約時報》的文章竟然還能把這個“制度事故”轉化成對中國的攻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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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數多卻落選 民主黨再一次飲恨2016-11-09經濟日報
截至美東時間早上8點10分為止，柯林頓的全國總得票數為59,163,675票，贏過川普的59,027,971票。逾13.5萬票的領先差距，使柯林頓成為歷來第五位贏了總票數，卻輸了大選的美國總統候選人。民主黨候選人高爾（Al Gore）在2000年的激戰中，以些微票數領先小布希，但最終以五張選舉人票敗選。
川普贏了！外媒分析四大原因
選前民調完全失準，讓許多專家跌破眼鏡，票數領先的4大原因:
第一，川普獲得無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壓倒性支持。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在幾次大選較傾向共和黨候選人，但2016年多轉向支持希拉蕊。第二，歷史紀錄顯示，低收入選民傾向支持民主黨，富裕的選民傾向共和黨，而收入與教育相關，使得每個水平收入指數的選民，對於兩黨的支持率有大幅更動。第三，少數族群如拉丁美洲裔、非洲裔及亞裔壓倒性支持希拉蕊，但支持率仍普偏低於四年前的歐巴馬。而川普在白人族群的支持率，與歷代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率相當。第四，川普獲得男性選民壓倒性支持，但女性選民也沒有減少。
主流媒體民調崩盤 沉默之聲集體反撲2016-11-10聯合報
川普勝出，各家主流媒體眼鏡碎一地。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瑪格麗特．蘇利文指出，美國記者從來沒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當一回事，因記者大多出身良好，不相信川普這個歧視殘障者和少數族群、以性騷擾女性自豪的人真的會當選，就算目睹大批選民嘶吼著想要改變，也視而不見。記者無法看清美國社會真正發生的事，只是不斷查詢喜愛的選舉預測網站，並暗自感到安心。蘇利文說，川普顯然嗅到了美國大眾對貿易和移民等議題的憤怒。雖然許多記者報導這些美國人的挫敗與幻滅感，但並不真的當一回事，只一廂情願地相信，得體和禮貌在美國仍然很重要，像川普這樣粗魯、言詞激烈的人一定選不上。
國內學者則表示，從英國脫歐公投到這次美國大選，顯見民調和真實民意差距太大，值得思考。
台大政治系教授王業立提到，川普的支持者是相對沉默的一群，當然也是民調無法反映的原因之一，這群偏向藍領、中低階層選民的主動或被動「沉默」，也是因為所謂的「主流媒體」沒有讓他們的聲音出來。台灣閱聽眾接收到的是美國自詡自由派大眾媒體的詮釋，他們型塑出來的川普形象，是充滿負面爭議的狂人。隨著科技發展變遷，過去包括電話、出口民調等傳統訊息收集方式，亟待重新思考改變，因為其結果是否充分反映意向，已經是一個問號。
到了8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工資上漲了，正好我們改革開放，也抓住了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在原來的經濟體失掉比較優勢，給我們帶來的進入市場的窗口機遇期，讓我們快速地實現了從農業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的轉型。
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結構變遷的領頭龍
在2010年，我在世行的時候，應邀到聯合國世界發展研究院做年度演講。當時我提出，由於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原來依靠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成為“世界工廠”，現在隨著工資上漲，也會出現像日本在6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80年代那樣的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
這個窗口機遇期跟過去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在60年代的時候，日本在整個製造業僱用了970萬人，80年代韓國製造業僱用了230萬人，我們的台灣是150萬、香港是100萬，新加坡是50萬。我們中國內地這一部分，在整個製造業僱用的人數是1.25億，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就有8500萬人。
現在的低收入國家，加起來整個製造業僱用的人數只有850萬人，非洲54個國家，包括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以及沙漠以南的國家，它們現在製造業僱用的工人加起來差不多只有一千萬人。所以中國讓出了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會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像東亞那樣的經濟騰飛的非常好的窗口機遇期。
華堅鞋業在埃塞俄比亞的迅速成功
C&H 成衣在盧旺達的快速成功
結束語
所以總的來講，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在這個結構變遷的過程當中，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是需要投資的。如果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融資，是用來增加它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投資，或者是消除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市場當中的各種瓶頸，來減低交易費用的，這些發展融資應該就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快速地發展。
遺憾的是，過去發達國家總是以它的理論和經驗為標準，讓發展中國家照搬，結果都不成功。我覺得非常需要我們自己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成功的道理是什麼，根據這個道理來建議發展中國家，市場怎麼發展，政府怎麼發揮作用。發展援助也應該是按照這個思路，來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轉型。
這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們必須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技術的創新，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不斷提高，收入才能不斷增長，我們的增長也可以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一個史無前例的黃金窗口機遇期。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6_10_06_376277_1.shtml
此外，我們還有絲路基金，還有中非基金，只要是用於投資，基本上都是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按照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解決這些產業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所以這些也應該包含在發展援助裡。
最後一項是一些主權債務基金，總之只要是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調整、結構變遷的，都是有利於它們發展的。我們用一個指標，包容髮展的理念，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南南合作的發展趨勢。
比較起來，傳統的北南發展援助，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為基礎的，它的口徑是窄的，主要是贈款和低息貸款，並且它的援助是跟貿易脫鉤的。因為發達國家在這些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項目上沒有比較優勢，所以它建議跟貿易脫鉤，但這些努力並不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結構轉型，也就沒有辦法幫助它們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而南方國家之間的發展援助，是以南方國家的經驗為基礎的，比如怎樣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怎樣建立工業園區，並且來自南方國家的這些資金，是把援助、貿易和民間投資結合在一起，更接近市場行為，會更有效率，所以它是互利雙贏的。
南南合作推動結構轉型的新機遇
飛雁模型和發展成功
如果沿著這個新思路的話，現在非洲國家，或者是其他南方國家，會面臨著非常好的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機遇，因為我們看到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成功發展的國家可以利用後發優勢。
但是利用後發優勢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發展比較好的國家就讓出了原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空間，如果你正好進入到了這些產業，你就可以大量地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到現代化的製造業，只要這個產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你就會發展很快，積累資本，然後不斷進行產業升級。
最明顯的例子，我們知道，18世紀工業革命是在英國發生的，從紡織業開始，紡織業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英國發展得非常好，資本積累，產業升級了。在19世紀的時候，西歐的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典、意大利、瑞士，就去發展那些紡織業、成衣業，實現了它們的工業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同樣工資上漲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以後是最先發展的，也就是依靠美國讓出來的紡織、成衣、電子加工業。到了60年代的時候，日本工資上漲了，亞洲“四小龍”當時還是農業經濟，正好利用日本工資上漲、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失掉比較優勢的窗口機遇期，它們進入到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所以發展起來了。
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從2008年危機發生以後到現在還沒能複蘇，它們能夠提供的貸款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我們能夠提供的對外發展合作的資金越來越多。而且不僅我們的政府提供的資金越來越多，我們的企業也在越來越多地“走出去”，帶出去資金、技術，帶出去我們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訪問學者沈曉方做了一個研究，2015年我們在非洲民營經濟的投資當中，有將近40%是投資在製造業的，當然都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製造業。在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投資，礦產上是7.4%，基礎設施上是6.2%，在零售、物流方面的投資是13%，所以民營經濟走出去更多地是在製造業上面。政府做的當然有很多是在礦產資源、大的基礎設施上面。
我們知道，推動一個國家發展的最主要的是結構變遷，從農業經濟逐漸地去發展製造業，爬製造業階梯，慢慢變成一個工業化、現代化國家，進入到後工業化時代，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這是我們從結構變遷的理論和經驗中了解到的。
我們要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些外來資金應該是用來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調整，實現結構變遷。但是我前面談到，過去來自於發達國家的是兩種傳統的資金來源，一個是贈款，不用還的，一個是優惠貸款，很低息的，但是他們過去思路錯了。開始的時候是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大的製造業，後來就是要政府退出，發現效果不好以後，到90年代末又開始進行人道主義的教育、健康援助，但這些都沒有真正推動這種結構變遷。
而我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對外合作，不管是政府的贈款，還是低息優惠貸款，或者是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支持它們基礎設施、產業建設的貸款，即使優惠力度沒有像發達國家的贈款或者低息貸款那麼低，但是這些錢能夠更好地幫助發展中國家來實現它們結構轉型和變遷，所以更有效。
隨著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將來給其他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越來越多，同時它們帶去的知識、信息、能力能夠更好地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轉型，所以有必要把這種發展融資的概念進行拓寬。
除了傳統的政府贈款和低息貸款，應該增加第二種，就是跟結構有關的，比如說我們給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信貸，這也是有利於它們結構變遷的。
第三，像我們的進出口銀行和開發行，還有我們的雙邊機構，有些也是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這種貸款雖然是按照國際上的市場利率，但它是用在改善基礎設施、進行結構調整上，有利於這些國家的發展。
這些符合比較尤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當時沒有這生產技術的，那就招商引資，所以這些產業，在政府的因勢利導下很快發展起來，達到了穩定和快速發展。而且發展很快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又增加了很多資本，這些產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發展得很快。
而隨著資本的積累，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變得符合比較優勢。在違反比較優勢的時候給它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但是現在再給它保護補貼那就是錦上添花，企業當然是非常歡迎的，但是又可能造成腐敗、收入分配不公現象，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深化改革，把這些保護補貼取消掉。
中國對外援助實踐：以非洲為例
從這種角度來看，進入21世紀後這十年，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可以發現，它面對的國際環境有所變化。
第一個是儲蓄的來源，在70年代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儲蓄是相對較少的，在這種狀況下，很多資金是來自於發達國家。但是進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儲蓄率高了，所以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總額是高於發達國家的，資金來源也更多地來自於發展中國家。
從投資角度來看也是一樣，在60年代的時候，80%的投資是發達國家做的，發展中國家投資只有20%。但是進入到2000年以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越來越多，而且中國的投資佔發展中國家總投資的將近一半，所以更多的儲蓄和資金會來自於發展中國家。
尤其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第一大經濟體，而且有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它的資金來源就會越來越多。並且隨著中國的發展，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所以我們對國際發展做出了很多新的承諾。
這裡麵包括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這個倡議秉持著三個原則：廣泛徵詢、共同建設、利益共享。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倡議成立亞洲開發銀行，通過新的多邊國際發展機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在2015年聯合國7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建立20億以上美元的可持續發展資金，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且成立20億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
2015年在南非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上，習近平主席也提出在未來三年我們要提供600億美元資金，這當中包括贈款、無息貸款、優惠貸款、非優惠貸款，用於非洲的結構轉型、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升級，並且還要設立一個20億美元的產業合作基金。
另外很多轉型中國家不願意讓那些大型企業垮台，除了因為就業，那些先進的大型企業還跟國防安全有關，所以即使把它們都私有化以後，還要繼續給保護補貼。
像俄羅斯，它把原來的這些重工業都私有化，現在成了八大企業壟斷集團，它們是國防安全所需要的，同時又是違反比較優勢的，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了。
而且通常私有化以後給的補貼會更多，為什麼？在國有的時候，這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會跟政府要保護補貼，但他是國家僱員，拿了保護補貼放在自己口袋裡是貪污，是犯法，是要槍斃的。
但是私有化以後，私人老闆同樣跟政府要保護補貼，因為他們生產的是國防產品，沒有這些國防產品，俄羅斯今天也不敢跟美國叫板，但是這些私人老闆拿了保護補貼可以放在自己口袋，是天經地義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他有更大的積極性去尋租。
我在90年代跟國內外很多人爭論，他們認為當時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都是零售和輕工業，當然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減少政府補貼，減輕政府負擔）。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對於違反比較優勢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產業，因為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所以要保護補貼，並不是因為它們是國有企業，所以要保護補貼。按照這種思路，當時我推斷，如果把這些大型企業快速私有化，給它的保護補貼是更多而不是更少。
現在20年的時間過去了，有大量的實證經驗證明蘇聯、東歐、拉丁美洲的那些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效率比原來低，從政府拿到的保護補貼比原來還多。這就造成了我們看到的在華盛頓共識改革過程當中出現的經濟崩潰停滯和危機不斷。
那麼為什麼漸進雙軌的改革反而是成功的呢？漸進雙軌的改革就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既然舊的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那就繼續給保護補貼，但是放開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而且因勢利導支持其發展。
比如說當時交通基礎設施差，我們就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把基礎設施做好；當時的營商環境不好，但是至少在工業園區裡面，在加工出口區裡面，是“一站式”的服務。
第三，如果你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剩餘會多，剩餘積累的積極性會高，投資回報會高，所以儲蓄也會多，這是增長委員會講的第三個事實。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成功是有藥方的，這個藥方就是按照每一個發展階段要素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選擇技術。它的製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場，和能夠因勢利導的有為的政府，產生的結果就是開放、宏觀穩定，儲蓄率、投資率都會高。
結構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主導的援助為什麼失敗？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知道為什麼根據原來的發展思潮所做的國際發展援助不成功。主要原因是結構主義是建議政府優先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產業，那些現代化大產業是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比較多的比較優勢所決定的。符合它們的比較優勢，就違反了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
如果違反了你的比較優勢，你的要素生產成本就會比發達國家高，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你的企業就沒有自生能力，是不能盈利的，除非國家給保護補貼，不然就活不了。
當時的發展援助，不管是贈款還是優惠貸款，都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違反比較優勢，造成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所以不成功。
這些企業在開放的競爭市場當中沒有競爭力，只能靠政府保護補貼才能生存，而政府保護補貼是用各種干預市場的扭曲來執行，所以在進口替代戰略或者結構主義的時候，那些政府的干預扭曲是滿足於保護補貼這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的。
華盛頓共識為什麼失敗？首先它當時只看到發展中國家政府有很多干預扭曲，然後它認為那些干預扭曲是發展中國家失敗的原因，因此建議政府把各種干預扭曲取消掉。
而當時的發展援助，基本上是提供一筆錢，要發展中國家來進行消除乾預扭曲的所謂結構調整的貸款。但是它忘了這些干預扭曲是決定於很多違反比較優勢的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的企業的需要，這些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按照華盛頓共識的建議，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些企業馬上就破產，會出現大量的失業，失業導致政治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就不能發展經濟。所以很多國家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前面是把各種干預扭曲取消掉，後面又引進各種干預扭曲，當然效果更差。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必須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講就是外部性補償。發達國家可用的激勵是專利，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前面講過，大部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利用後發優勢，是可以引進的，可以模仿的。你不能給專利，並不代表你不需要給激勵，這是外部性補償。
同時，隨著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所用的各種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完善，各種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完善，而一個企業家沒有能力來推動基礎設施以及法律、金融制度的相應完善，這些必須由政府協調不同的企業家，或是政府自己來提供。
新結構經濟學的處方
增長委員會發現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徵：第一，它們是開放經濟，它們用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理念，來生產世界所需要的產品，也就是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生產，利用後發優勢來發展。第二，它們都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第三，它們都有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四，它們都是市場經濟，或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第五，它們都有一個積極的、有為的政府。增長委員會說這五個特徵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處方，就像中藥材一樣，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這五種藥材，但是單單知道藥材，沒有藥方的話還不夠。因為我們知道，每種藥材如果用量對的話，它可能就是良藥，如果用量不對的話，它就變成毒藥了。這樣來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長委員會的五個成功的事實反映的就是我前面講的藥方，新結構經濟學的藥方。
第一，新結構經濟學講的是你必須遵循比較優勢來發展，這有兩個制度前提，即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這就是增長委員會所講的成功經濟體的第四個和第五個特徵。
根據這個制度前提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如果你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你一定是開放的，你什麼東西有比較優勢就生產出口，什麼東西沒有比較優勢就進口，而且產業升級的時候，你可以用現成的技術，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又是增長委員會的第一個事實。
第二，宏觀穩定。為什麼有宏觀穩定呢？因為你的實體經濟非常有競爭力，在外在危機爆發的時候，你抵抗外在危機的能力也非常強，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這種經濟體會相對穩定。如果你違反比較優勢，實體經濟很差，可能就會出現很多危機，或者碰到外在危機衝擊的時候，你也沒有能力做應對措施，所以宏觀就不穩定。因此所謂的宏觀穩定，其實是內生決定的。
如果一開始你的收入水平低，人均資源少，在這種狀況下，你就要快速提高你的資本擁有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每一時點上按照這個時點的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選擇技術。這樣的話你的生產成本才最低，才會有最大的競爭力，可以佔領最大的市場，能夠創造最大的剩餘，而資本就是剩餘積累來的。
而且如果你是按照比較優勢來投資的話，投資的回報率會最高，在這種狀況之下，不僅你的剩餘會最多，而且你儲蓄的積極性會最高，資本積累也會最快。所以成功是有處方的，那就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
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缺一不可
但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一個經濟學家才聽得懂的理論，對於企業家來講，他關心的不是要素的比較優勢，他關心的是怎麼樣讓利潤最大化，所以要讓企業家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時候，能夠自發地按照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必須有一個制度安排。就是讓各種要素的價格信號，能夠非常準確靈敏地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唯一能夠產生這種信號的機制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所以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它的一個制度前提就是有一個有效的競爭市場。
那麼市場非常重要，政府有沒有什麼作用？
我們談的是經濟發展，不是經濟的靜態資源配置，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技術要不斷創新，產業要不斷升級，各種軟硬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而在完善的過程當中，必須有第一個先吃螃蟹的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企業家，他肯定要冒很大的風險。
如果第一個吃螃蟹的失敗了，他要負責失敗的成本，然後跟後來者講說，這個方向不對，我們不要去。他也可能成功，但是成功以後，後來者會馬上跟隨，市場競爭就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就不會有壟斷利潤。
所以不管成功失敗，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都給後來者提供了有利的信息，可是他成功和失敗的代價和收益是不一樣的。這樣的話，聰明的企業家，如果他是理性的，最好是等別人吃了螃蟹以後，證明螃蟹是可以吃的，他再吃螃蟹，如果大家都等著的話，就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我們也就不可能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
為什麼禀賦結構這麼重要？其實每個國家在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禀賦，就是這個國家在這個時點上的總預算，而它的各種要素有相對稀缺性，這個相對稀缺性，就會決定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上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
其實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的時候，講的不是總預算的效應就是相對價格的效應，而要素禀賦和禀賦結構同時決定這個國家的總預算和它的相對價格，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在一個時點上在哪個產業的生產成本最低，也就是這個國家在這個時點上的比較優勢。
如果你所有的產業都符合你的比較優勢的話，生產的要素成本會最低，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會最有競爭力，這樣的產業結構也就是最優產業結構。
遵循比較優勢是快速發展的處方
當然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產業就必須不斷地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更密集的產業去升級，技術也是這樣的。
但是這種產業技術升級的前提是什麼？更根本的要素禀賦結構必須不斷升級，也就是每個勞動者所擁有的資源要越來越多，這樣的話，自然你的比較優勢就變成資本更密集的產業。
當然，在市場上競爭的時候不光是生產成本，還包括交易成本。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必須相應地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和製度環境，來降低交易成本。這樣在簡單地以要素禀賦作為切入點來研究產業結構升級的內生性的時候，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如果一個國家長期陷在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就代表這個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節奏太慢了，不能趕上發達國家，那它的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就不能縮小，所以所謂收入陷阱，不管是低收入陷阱還是中等收入陷阱，它的含義都是技術產業結構變化的速度太慢。
所以我們知道，經濟發展要成功，並不是像增長委員會所講的是沒有處方的。如果我們知道一個經濟體的收入水平是內生決定於它的技術產業水平，技術產業水平又是內生決定於要素禀賦結構水平。
所以現代經濟增長，從本質上講它的決定因素是各種技術、產業不斷創新，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各種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的過程——這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
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
要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我採用的是新古典的方法。所謂新古典方法，就是當一個決策者面臨選擇的時候，在給定條件之下，在所有選擇當中他總會選擇他認為最好的。
我想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結構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發展中國家都是以農業和自然資源為主，為什麼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為什麼發展中國家製度相對落後，基礎設施相對落後，等等。這種結構差異是什麼造成的，這些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都不斷在完善，完善背後的推動力是什麼？我想用新古典方式來研究這些現象背後的決定因素和這些現像變化的決定因素。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我們應該叫結構經濟學，因為按照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金融經濟學，研究勞動市場叫勞動經濟學，如果我們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因素，應該叫結構經濟學。
為什麼叫新結構經濟學？因為第一波的發展思潮叫結構主義，要區分於結構主義才叫新結構經濟學。這樣的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紀60年代，諾斯在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和製度變遷的決定因素的時候，本來應該叫制度經濟學，但是因為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區別於製度學派所以叫新制度經濟學。所以說新結構經濟學的“新”最主要是要跟結構主義相區隔。
那麼，什麼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和結構變遷？新結構經濟學分析的切入點是，每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都有給定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這些要素禀賦每個經濟體都有，有的比較多，有的比較少。
發展中國家普遍是勞動力比較多，資本相對少，或自然資源比較多，資本相對少，發達國家則是正好相反，資本比較多，勞動力相對少，自然資源相對少。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是內生於這個國家的要素禀賦結構，而要素禀賦在每個時點上是給定的，並且隨著時間變化。這種變化會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
以下是林毅夫的演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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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努力：新結構經濟學藥方 回歸到亞當·斯密
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我經常講應該回歸到亞當·斯密。在這裡我想強調一下，當我講回歸到亞當·斯密，不是回歸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所講的像分工的重要性、“看不見的手”的重要性等等結論。
我所講的回歸到亞當·斯密，是回歸到亞當·斯密研究17、18世紀英國和這些歐洲國家為什麼能發展起來的研究方法。亞當·斯密在他書的標題上寫得非常清楚，《國富論》的全稱是“對國民財富的本質和原因的研究”。
我們知道任何理論都是對現象的研究，他研究的是18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國家的現象，再根據那些現像作總結。但是世界是在變的，亞當·斯密當然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所以後來的一些學者也根據這些方法去研究他們所在時代的主要問題。
比如李嘉圖研究國際貿易為什麼產生，他認為是比較優勢。還有現在國內經常引用的熊彼特，熊彼特認為國家的發展主要是技術的不斷創新，而技術創新是需要企業家的。還有科斯，他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按照亞當·斯密的概念，市場就是最好的，那怎麼會有企業？在企業裡面是按照計劃、命令而不是市場來配置資源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有交易費用，企業是為節約交易費用而存在的。
後來的這些學者提出的新的理論都不是從書中得來的，而是沿著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式，去研究他們那個時代的主要現象，去研究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並提出他們的看法。
所以我講回到亞當·斯密，就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我們不是從過去的學者手中得到一條魚，而是要學習這些偉大的思想家是怎樣釣魚的。
其實釣魚的方法，亞當·斯密在他書的標題上已經寫得很清楚。那麼，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本質是工業革命以後，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不斷出現，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隨著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投資越來越多，金融市場這些上層建築也不斷隨之演化。產品量越來越大，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產品價值越來越大，交易的人越來越不認識，所以就必須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
林毅夫：對外援助，中國如何超越西方好心辦好事？
這邊廂和張維迎對戰產業政策，另一邊林毅夫的研究和實踐並沒有止步：繼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大旗張起之後，林毅夫繼續豐富他的理論，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的對外援助上。
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成立70週年之際的南南合作圓桌論壇上宣布成立的南南合作學院，由林毅夫出任院長，已於9月初開學，來自20多個國家的學員齊聚北大燕園，聆聽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此前，世行工作期間，林已經幫助埃塞爾比亞及盧旺達引進中國企業投資，為非洲當地人造了無數個就業機會。
2016.9.25，他帶著新書《超越發展援助——在一個多級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做客北大博雅講壇，並發表題為《南南合作機制與中國企業機遇》的演講。
南南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課題。“雖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林毅夫感慨道。
原因正在於，“思路決定出路”。“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並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
無論最開始結構主義提倡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還是後來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徹底私有化，西方多邊機構給發展中國家的藥方，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經濟面貌。相反，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錯誤的雙軌制，給中國以及東亞部分國家，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
2008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佔比超過了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隨著中國政府倡導“一帶一路”並牽頭建立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個新的、多極的、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結構正在出現。
在持續數十年的西方援助，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並附帶華盛頓共識的發展藥方作為條件，已經證明失效的時候，中國帶著“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新發展思路，正成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那麼，中國如何不重蹈覆轍，如何超越西方的援助舊思路，好心辦好事？ 林毅夫對此有著深入的思考，包括實踐經歷。從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低迷期，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到如今對外援助的超越發展援助，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的思想，正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日漸被證實更加有效，從而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不容忽視又積極務實的中國智慧。
生活在黑河的許多俄羅斯人掌握了更多漢字，到中國的機構辦事時幾乎不用求助翻譯。但總的來說，他們沒什麼機會去政府機構：稅警不會找麻煩，也從來無需報警——黑河的犯罪率幾乎為零，街上平靜安寧，可以做到夜不閉戶，儘管黑河不是一個小城市，有30萬人口。
公共事業繳費單每月或每年寄到郵箱一次。令科茲洛夫夫婦驚訝的是，與俄羅斯不同，公共事業費幾乎是不變的：取暖費過去為每平方米70盧布，現在依舊如此。電話費和垃圾處理費是每年320盧布，上網費每年2000盧布，電費為每度1.5盧布。瓦蓮京娜表示：“在布市，照明費為每度電4盧布，暖氣費是每月1240盧布，冷水費為每人600盧布。而在中國，每噸水只要9盧布。”
他們在中國的家庭預算中，公共事業開銷僅佔微不足道的2%。瓦蓮京娜的退休金現在漲到9000盧布，用她一個人的錢就夠了，彼得的退休金全部存到銀行。
瓦蓮京娜說：“我們現在想買什麼買什麼。老伴有兩套日常和外出的服裝。我每月都給自己添置新衣，為合唱團的活動買了一件帶亮片的演出服。給孫子穿上了跑鞋、牛仔褲。這些在黑河都很便宜。當然，回到布市時，我會穿得低調。人前不宜太招搖，會被說閒話的。許多人都很生氣，嫉妒我們晚年活得卻像年輕人：旅遊、下館子。可為什麼不呢？兩人吃一頓晚飯只要100盧布，20盧布就能在街頭小店飽餐一頓。在俄羅斯，這都是不可能的。”
不過，瓦蓮京娜還是以在家做飯居多：首先，這比出去就餐便宜；其次，家裡的飯菜更接近俄羅斯人習慣的口味。並非每個俄羅斯人的胃都能消化中餐的氣味和調料。這大概是“新中國人”唯一感到不如意的地方。
報導稱，許多俄羅斯人把毗鄰中國看做是棘手的麻煩，但對遠東人來說，這似乎成了相當不錯的優勢。過去因地處偏遠和生活貧困而產生的沮喪現在變成了慶幸：幸好旁邊有中國。
如今在不少退休者心中，中國變得比故鄉更親。科茲洛夫夫婦的孫子參加統一國家考試後被遠東聯邦大學錄取，同時他也接到了哈爾濱工程大學的入學邀請。奶奶的建議是，選擇後者。
回應
中國開始成為周邊的中心之國
別說俄國人不信，我們也不信。
吹吧吹吧，中國人都活得辛苦，一千元退休金能幹啥？
1000塊在農村還可以吧
俄遠東老人到中國養老：一千元人民幣就能應付一切
俄羅斯《新消息報》網站2019.9.29報導稱，但並非只有這一種選擇！西伯利亞和遠東已有4萬名老人搬到中國長住，超過10萬人在那里辦理了臨時居住簽證。這些是中國資料中登記的數據，因此是可信的。根據中國的移民政策，倘若一個城市的俄羅斯人數量超過一萬人，政府就應採取專門措施：簡化不動產辦理手續、播放俄語電視新聞、商店和公共交通務必同時使用中俄雙語。
10個中國城市已經實施了上述措施。而哈爾濱、琿春和黑河是率先這麼做的城市。由於靠近俄羅斯，它們最受俄退休人員青睞。
報導稱，俄羅斯退休者是本世紀頭十年中期最早來到中國的移民。當時，布拉戈維申斯克和其他邊境城市的老年居民開始出租或出售自己的俄羅斯房產，用這筆錢在中國租房或買房。原因很簡單：俄羅斯退休金在國內只夠勉強度日，在中國卻變成了不菲的財富，足以舒適地生活。
瓦蓮京娜·費奧多羅夫娜和彼得·科茲洛夫今年75歲了，5年前離開布拉戈維申斯克的兩人向《新消息報》講述了他們是如何通過遷居中國擺脫貧困的。
瓦蓮京娜悲傷地回憶道：“當時，我們的親朋好友都在俄羅斯，我們也擔心自己能否適應異國他鄉、能否學習他們的語言。那時生活十分窘迫。我的退休金是6500盧布，老伴的是8000。交公共事業費需要4000盧布，還要購買日用品、藥品，吃飯的錢所剩無幾，衣服根本買不起，將就穿舊的。而從中國回來的朋友衣食無憂、心滿意足，他們的退休金數量與我們相同，卻能應付一切，還有富餘。於是，我們決定搬到中國。”
科茲洛夫夫婦留下了布市的房子，用變賣車庫和舊“日古力”汽車以及親戚資助和銀行貸款籌得的40萬盧佈在黑河也買了一套兩居室，但面積比原來多出50%——65平方米，帶兩個衛生間和兩個陽台。最主要是，房子挨著過去在布市的鄰居。
瓦蓮京娜說：“20個朋友的家就住在附近。整個城市也有許多俄羅斯人，無論走到哪裡，到處都是自己人。這很好，可以互相幫助，也能了解許多信息。我們預訂大巴結伴出遊，但還沒到過北京。我們不害怕與中國人接觸，還跟他們交上了朋友。”
瓦蓮京娜每週六都到市合唱團唱歌。她不知道歌詞，只是哼唱曲調，但中國人認為她唱得很棒。得益於在合唱團的練習，瓦蓮京娜學會了300個漢字，而坐在家中的老伴只會150個。日常交往需要認識至少1500個漢字。
儘管她在接受采訪之前一再表示不太想回答政治相關的問題，希望多聊些文學。但在鳳凰文化報導的字裡行間，阿難以避免地提到了生活因政治變遷而帶來的改變，“我的書叫《二手時間》，因為我們永遠都活在以前人的影子裡，我們永遠都是在重複。”
“法國的資本主義、德國的資本主義可能都不太適合我們，但到底什麼是適合我們的，大家也不知道。窮人會有窮人的想法，包括我這些書裡的主人公，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思想。商店裡一些老人很難能夠感覺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什麼樣的不同。牛奶、雞蛋，其實這是人們最需要的……其實最主要的還是現在的人生活怎麼樣，我們是怎樣生活的。” 阿說。
回應
俄在西方的角色有些像日本在東方文化，都是是個學習者，雖然善學，但是沒有核心的自信，容易被洗腦。我們要感謝自己的歷史，如果今天的中國是在漢朝以後出現的大國，我們也可能走蘇聯的老路。幸虧，我們什麼陰險邪惡都見過。所以西方那套才不容易真正在中國找到市場。
白俄羅斯女公知，憑藉自己對蘇維埃祖國的輕蔑和無知博得了西方主子的好感
我想說她是沒有能力對蘇聯的誕生到解體做什麼經驗、總結的。她最多只是站在一個作家的角度談談對蘇聯的感想罷了。
經常有人說，蘇聯的誕生給了中國希望，蘇聯的失敗給了中國警示。不完全是這樣。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只要中國不出某夫某欽，世界任何國家都阻止不了中國強大。
白俄羅斯女公知，憑藉自己對蘇維埃祖國的輕蔑和無知博得了西方主子的好感.具體她對蘇聯多麼無知可以參閱她的《鋅皮娃娃兵》，此人對阿富汗戰爭及蘇聯軍工的描述簡直是胡扯，稍有軍史常識的人都能看出她在基於自己的臆想為祖國抹黑。
前蘇聯諾獎得主來華：希望人們吸取蘇聯解體的經驗以免重蹈覆轍
作為前蘇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花了40年寫蘇聯的故事。最近，她頂著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記者、作家的身份在蘇州、上海、北京參加活動。2016.8.25，她在北京的讀者見面會上向在場的中國人分享了一條“經驗”：“ 我寫下了蘇聯社會主義的這個經驗，它的崛起，它的失敗，是想著這樣的經驗有一天可能會派上用場，人們也會反思這段歷史……我希望，其他人可以吸取這種獨特經驗，以免重蹈覆轍。”而這段話是由俄羅斯衛星網記錄下來的。
《二手時間》是阿“烏托邦之聲”的最後一部著作，它講述了蘇聯解體後，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間，痛苦的社會轉型，俄人的生活，為夢想破碎而付出代價。在書中，從學者到清潔工，每個人都在重新尋找生活的意義。
阿對讀者說，“我用了將近40年的時間研究蘇聯。在《二手時間》這本書中，我講述了一個偉大帝國的隕落，講到了許多人置身於並不是他們理想中的國度。蘇聯社會主義經歷了失敗，人們也不明白建設當中的國家是什麼體制，是資本主義，還是其他？大家很難做出抉擇，因為人們沒有一個為之而奮鬥的思想” 。
作家繼續道，“我寫下了蘇聯社會主義的這個經驗，它的崛起，它的失敗，是想著這樣的經驗有一天可能會派上用場，人們也會反思這段歷史”。
阿強調，“我的父母一代，經歷了失敗，我們這一代也本想進行改革，但也沒有做到，同樣遭遇了失敗。我希望，其他人可以吸取這種獨特經驗，以免重蹈覆轍”。
作家說，“這40年間，我創作時也並不是那麼輕鬆，有時甚至產生放棄念頭，但熱愛生活本身，熱愛人類，幫助我渡過了這一困惑，仇恨無法解救我們，能夠拯救我們的只有愛”。
1989年，阿列克謝耶維奇曾作為蘇聯作家訪華，27年後，她認為中國變化“真的非常大”。這是她反復被問及的。她承認，“中國有很多的改革以後，毫無疑問的是現在有自己的步伐、有自己的道路了。”
而在鳳凰文化記者的“牽引”下，她也想起了蘇聯的變革，“1990年代的時候我們看電視，會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疑問——怎麼會變成這樣的，當時我們有很多思考，我們是要像美國像歐洲一樣的生活嗎？但是大家還是覺得我們應該往那個方向發展，所以當時民主主義就擺在了我們面前。葉利欽也想快速地進行一個改革，其實這樣並不是很好，按理說應該是有計劃的，從文化上從政治上慢慢進行改革。”
六四中槍的不只是學生 2013-06-05 中時 熊玠（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本人在二○○九年七月號的《海峽評論》曾發表了一篇命名為〈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喊冤」回憶〉文章。因為在那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正值我在北京年休，親眼目睹一切。而在那不久以後回到台灣，卻因我對媒體據我本著良心所交代的目睹實況與一般人印象不相雷同，故而遭遇到很多靠情感代替思考的人們窮兇極惡地譴責唾罵。
該文中第二項迷惑，有關在公主墳與木樨地（即天安門的西邊）到底死了多少人、甚至什麼人？根據路透社駐北京分社主任與他的同仁當晚在現場所目擊，簡直難以置信。原來，半夜由長安街西邊進來的解放軍（正如我在北京飯店看到從長安街東邊進來的解放軍一樣），均是徒手而來。武器均放在軍車上，緊隨在後徐徐駛入。可是半途槍枝卻被學生搶劫，然後向士兵掃射。據他估計，打死了一百多士兵。倏忽間，士兵再奪回槍枝，對學生開槍，大約打死了兩、三百學生。
這位路透社分社主任，由於任期將滿，他誓言回國後將撰寫回憶錄，將他的目擊公諸於世（以後他黃牛了）。不過他所目擊的這學生與士兵實彈交鋒的一幕，卻在事後由《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花了三、四個月時間明查暗訪地求證屬實。並為《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撰寫了專文報導。
泰國政治干擾 「紅衫軍」死傷真相難明2013/06/13泰國世界日報梁東屏
當年的執政黨是「民主黨」。「紅衫軍」示威期間，媒體上就不斷有所謂「黑衣人」的消息放出，明白表示「黑衣人」是「紅衫軍」的特攻隊，擁有強大的火力，不斷四處暗算軍人，同時還會「殺自己人」嫁禍給軍方。換言之，死傷都不關軍人的事。
只不過包括我在內的國際媒體記者，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見到所謂的「黑衣人」，或者政府所描述的「大量軍火」。再者，死亡的92人中，至少有85人以上是「紅衫軍」。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數，不需要什麼智慧，就可以得出結論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中國非正常死亡 中共的國企社保與醫保改革 壟斷二二八 《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 《天安門一九八九》 泰國紅衫軍 伊斯蘭革命)
單仁平：對西方獎項多一些心眼，不過分 2016-02-17環球時報
西方主流媒體近日把《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作為談論中國的新焦點之一。報導說，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決定將2016年路易斯·里昂獎授予楊，而楊退休前供職的中國官方媒體“不允許”他前往美國領獎。
楊繼繩《墓碑》一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是關於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饑荒”所造成人員死亡的“調查性報導”。該書認為從1958年至1962年中國一共餓死約3600萬人，這一數字是對那場天災人禍中究竟餓死多少人各種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
「埃及天安門事件」【聯合報黑白集2013.08.20
回應：
這次埃及死那麼人，這是埃及的二二八，天安門除了那些暴亂學生將六個公安活活燒死被就地正法，接著軍人清場向空鳴槍，大家都跑光了，根本沒死人，你看王丹等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嗎？二十多年了，所編造的死幾千人，為何就是編不出所謂死者的名單？聯合報根本就在欺騙人民，有死人的二二八，不是天安門。
回歸二二八會訊 2012-02-27 旺報 周玉山(世新大學教授)
2005年11月，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了會訊，公布了通過補償的案件，其中死亡681件、失蹤177件，合計858件。同期「228會訊」指出，此一數據與以往學術界的推估數差距過大，引起諸多爭議，為釐清真相以正視聽，實有深入調查實際受難者人數之必要，因此董事會決議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韶光留不住，匆匆近7年。現在，基金會的執行長宣布，深入調查的結果，成案860件；換言之，7年來增加了2件個案。郝柏村先生據此撰文，提到「仍為1000人左右」，已是從寬的論斷；卻引來綠色報紙鋪天蓋地的辱罵，其中沒有真相、也沒有真理。
郝先生本著科學的數據、而且是「228會訊」的數據，說了實話，引來辱罵，公道何在？宣稱「死亡逾萬」的人士們，請公布另外9000位遇難者的名字以及受害經過，大家一起來哀悼！
6、7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增加速度在全世界主要國家中是最快的，赤腳醫生製度功不可沒。80年代起，中國人均壽命增加速度降下來了，慢於韓國、新加坡以及發展中國家一般水平。70年代，中國人口死亡率比歐美還低，而自80年代合作醫療制度瓦解後，嬰兒死亡率和人均壽命就長期停滯不前了！
還在利用大多數人的知識盲區混淆視聽。本質上和莆田系沒什麼區別。婦幼保健院是指的是90年代開始的統計方式，區別於以前的。道理就像是現在發現的貪官多可能是因為現在反貪的人比過去能查而不一定是官變貪一樣。90年代才開始推行的一種統計方式，它的動態變化規律，只能反映全面推行一胎化計生政策，以及人口大規模頻繁流動的90年代以後的社會環境情況，並不適用於沒有極端計生政策及人口流動數量少的計劃經濟年代。該縣級婦幼保健院某人用90年代以後的動態變化規律去“追溯預測及重新構建”80年代以前的嬰兒死亡率，其實就是個一文不值的數字遊戲。其可信性幾乎等於0。
這個“重新構建的嬰兒死亡率”，是依據1981～2010年嬰兒死亡率動態變化規律進行重新構建的數據，它忽略了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將一胎化年代的動態變化規律亂套到以前的嬰兒死亡率上重構測算，這樣“追溯性預測”重新構建出來的嬰兒死亡率，既不能替代當時實際水平，也無法接近當時的實際水平。他們重新構建的目的不是追尋真理，只是為了解釋：為何改革開放後十多年的1990～1995年，嬰兒死亡率平均值居然比1976～1980年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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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如何避免人財兩空的“魏則西式悲劇”？
據人民日報2016.5.6刊發題為《魏則西留下的生命考題》的文章，文中指出醫學本無“神話”，但很多身患絕症的病人，由於缺乏科學認知，希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創造生命“奇蹟”。這種“有病亂投醫”的心理，讓醫療騙子鑽了空子。提升全民科學素養是一個長期過程，建立符合國情的家庭醫生製度，讓每一位居民都擁有高素質的家庭醫生，是避免“魏則西式悲劇”的治本之策。不過在中國當下國情，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一個過程。
隨著形勢的發展，“赤腳醫生”完成了歷史使命。通過資格考試者，被授予的證書改成了“鄉村醫生”，“赤腳醫生”已經成了一個時代的背影。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一文， “赤腳醫生”逐漸消失。根據2004年1月1日起實行的《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鄉村醫生經過相應的註冊及培訓考試後，以正式的名義執照開業，赤腳醫生的歷史自此成為過去式。
雖然“赤腳醫生”有各種不足，但是無論從出發點還是社會效益來看，都不是“當代遊醫”能比的。縱使“遊醫”中有部分人曾經是“赤腳醫生”，也與整個“赤腳醫生”體制沒有什麼聯繫。現今的某些亂象，需要立足現實分析、解決，隨便從過去找個名詞套用或硬拉關係，能有什麼幫助呢？抑或有些人只是為了吐槽而吐槽，為污名化而污名化？
回應
赤腳醫生醫術差了些，但是以病人為本，獲得了群眾信任。現在大醫院的醫生醫術倒不差，卻以效益為先，難以取信於人，醫患糾紛就是這麼來的。
“赤腳醫生”是政府主導，公益性質的，不以掙錢為目的。“當代遊醫”完全就是為了掙錢的私人生意。及時有的赤腳醫生成了遊醫，那也跟公立醫院的大夫辭職進了莆田系一樣是他個人的問題。這兩者天淵之別，肆意抹黑的人為什麼看不見？
這些人不是無知，只是反共而已，所以只要和共產黨扯上關係的都要攻擊一下
赤腳醫生是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體系的一部分，而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體系使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健康狀況大幅度躍升：一是平均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78年的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遠遠超過我國經濟水平的排名。二是初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於50‰，比較60年代到70年代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指標的改善情況，中國遙遙領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減。健康就是生產力。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這些成就，同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古巴也是這樣，是卡斯特羅思想嗎，
新中國的衛生工作倡導“預防為主”，赤腳醫生配合生產隊，在農村大力宣揚講究衛生的好處與方法，開展了以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提倡垃圾分類，糞便管理，注重飲用水源的健康與乾淨，這對於當時農村衛生面貌的改觀有著巨大作用。
赤腳醫生的收入和日常怎麼樣？由於他們“半農半醫”的身份，因此，赤腳醫生往往比普通農民更加辛苦。赤腳醫生，一年到頭大隊補貼工分1700分（每天工價0．7元），參加集體勞動不得少於200個勞動日，半醫半農。時值“雙搶”農忙季節，要參加生產隊勞動，中午想和社員一樣休息一回都難，不是中暑的就是腹瀉的，還有生癤子的、感冒的病人等著你去治療。只想好好地睡個覺都成了奢望。那時社員看病雖然是免費的，拿點藥片5分錢，肌註一針一角錢。但還是有些社員連5分錢也拿不出。我家也一樣困難，沒辦法我只好掏錢墊上，年復一年也不知道墊了多少回。我放棄了幾次招工和招乾的機會，紮根農村，實踐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理想。（《赤腳醫生》 周祥新）
1975年，謝晉導演執導的電影《春苗》真實地反映了赤腳醫生的日常與生活。該片講述了江南某大隊婦女隊長田春苗被送到公社醫院學習，回隊後為貧下中農治病的故事。影片中就對農村的醫療現狀進行了描述，缺醫少藥成為當時赤腳醫生們的共鳴。
誠如影片中的演繹，中國農村的醫療狀態當時並不樂觀，赤腳醫生常常會遭遇難以治療的，甚至病症都難以確定的情況。另一方面，中央也深知，在短時間內僅憑藉赤腳醫生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農村醫療難題很難。在毛澤東主席看來，用較短的時間，花較少的力量，先培養出一些醫術雖然不高，但農村最需要的赤腳醫生算是一種權宜之計。赤腳醫生的用藥和醫術最然不高，但是赤腳醫生對待病人的熱情，對待病患負責任的態度卻是當時能在農村紮根醫療的必要條件。
赤腳醫生的醫術雖然有所欠缺，但卻在培訓與實踐中不斷地提高。1974年10月，鄧小平在接見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衛生代表團時，肯定“赤腳醫生”一方面勞動，一方面治病的方向，並用從赤腳到穿起草鞋再到穿起布鞋的形像比喻，指出赤腳醫生增加知識、提高本領的發展道路。“文革”結束以後，由縣衛生局統一組織赤腳醫生進行了考試，合格的發給一本“赤腳醫生證”，不合格的不發，這就是說，沒有取得證書的赤腳醫生將失去行醫的資格。此後也是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考試，赤腳醫生的門檻也越來越高。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培訓存在著明顯的“功利性”，主要學的是對一些常見病的對症處理與治療，並不是全面系統地學習醫學基礎知識。他們只掌握了注射、止血、人工呼吸等技能，以及負責發止痛片、阿斯匹林、黃蓮素、磺胺類藥的工作，只能應付感冒發燒之類的常見病小病，對於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再加上醫學是一門需要臨床經驗的學科，這一方面的培訓卻因為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而難以實現。如果按著這種標準來選拔醫生，是遠遠不夠滿足建國初期廣大農村的需求的。
許多人會將赤腳醫生同如今的一些“江湖遊醫”混淆，實際上，這兩個群體之間有著巨大的不同。在當時，赤腳醫生的管理制度還是比較完善的，大隊、公社、衛生院、公社黨委、縣衛生局都對赤腳醫生進行管理，只在管理的形式和內容上有所不同。赤腳醫生在行政上受大隊公社管理，而公社衛生院則是對赤腳醫生進行業務指導和培訓的部門。赤腳醫生時期恰逢“文革”，當時每個縣、每個公社、每個大隊都有一位副書記分管或主管赤腳醫生。
選拔出的赤腳醫生，除了會進行培訓之外，還要通過考核，大隊以及公社衛生院，有時也包括縣衛生局都會參與。公社衛生院是主要的考核單位，對其業務進行考核與指導，縣衛生局是赤腳醫生間接的考核單位，大隊考核赤腳醫生參加生產勞動的情況和綜合表現。對於赤腳醫生的首要調查標準就是群眾的滿意度，赤腳醫生是受縣、公社、大隊的管理的，在集體經濟下，赤腳醫生基本是不考慮經營成本的，完全是全心全意地“懸壺濟世”。
赤腳醫生給人看病，不分白天黑夜，不論寒暑季節，也不管天寒地凍、刮風下雪，只要哪個人有病痛就必須迅速出診。在當時，病情就是命令，時間就是生命。一些赤腳醫生曾經回憶自己當年出診看病的情節：......
對於農村醫療而言，治病重要，防病也絕對不容忽視。農村每年都要接種麻疹、“百白破”三聯、卡介苗、牛痘、流腦、乙腦、小兒脊髓灰質炎、霍亂等各類疫苗。另外，還在流感季節用板藍根大青葉煎湯，乙腦流行季節用千筋草煎湯，讓每個社員喝，而且全部免費。還要一年兩次檢查釘螺，防止血吸蟲病蔓延。到了夏季，要用漂白粉對水井消毒，防止腸道傳染病蔓延。這些工作都是由各村的赤腳醫生來完成的。
拿“赤腳醫生”和“當代遊醫”比，真的好嗎？
額爾瑾 歷史發燒友 2016-05-04
“赤腳醫生”這個名詞現如今提起的人不多了，可最近由於魏則西事件的發酵，有些人在痛斥某些私營醫院時，竟拿“赤腳醫生”與之相提並論，或挖掘當年“老軍醫”的背景，指出那是部分赤腳醫生進入城市後產生的現象。朋友圈中這些言論頗有些市場，因此筆者不得不說上兩句。
“赤腳醫生”是用來稱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在我國農村的“半農半醫”醫療人員的。當時，我國的醫療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特別是對農村人來說，基本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不治見閻王”。這主要是因為在此之前，像郎中、醫生這樣的職位，出診的診金一般很高，多數農村家庭負擔不起。針對這種現狀，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6·26”指示，於是，赤腳醫生製度、合作醫療和三級醫療保健網成了解決農村醫療衛生問題的三大舉措。
這些赤腳醫生一般未經正式的醫療訓練，仍持有農業戶口。由於國家十分重視對赤腳醫生的培養問題，適當降低了准入門檻。招聘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略懂醫術病理的人； 三是一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但因為過分強調“根正苗紅”，所以有些人的文化程度並不高，這為日後進一步的培訓增加了不少困難。
“赤腳醫生”最早見於《紅旗》雜誌1968年第3期（9月10日）刊登的一篇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 。為什麼要稱呼其為“赤腳醫生”呢？那時候都是泥路，遇上天下雨，農村人一般不穿雨鞋都是光著腳走路，鄉村醫生也不例外，於是農村人不把他們叫作鄉村醫生，而叫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這一群體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達到了鼎盛時期，“赤腳醫生”在七十年代發展到鼎盛時期。最高時全國“赤腳醫生”150多萬，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農村不脫產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的人員達500多萬，超過衛生部系統原有衛生技術人員的總數(220萬)一倍多。（《共和國重大文化事件紀程》）
當年對這些赤腳醫生會進行在職培訓，培訓方式最多的是在縣醫院或者公社衛生院，還會定期召開業務學習例會，其他的方式還有赤腳醫生函授班、衛校正規培訓、下鄉醫療隊培訓等。靠著這些方法，在短期內，低成本、高效率地培養出一大批“留得住、養得起、用得上”的赤腳醫生。
回應
羅思義有此體會與他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他不是書齋裡的經濟學家，而是在倫敦擔任過主管經濟的高官的經濟學家，他從中西兩種不同機制的對比中看到了孰優孰劣。另外，他是英國左翼人士，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同時他又熟悉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這也使他在不同理論的對比中看到哪種理論更有道理。現在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即使不帶意識形態偏見，也總是誤判中國，就與他們缺少羅思義這樣的經歷有關。
任何制度都是有生命週期的。因為製度本身在一定時期內是固定的，穩定的，而社會本身則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一項製度在其初創期，是符合社會發展現狀的。而當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與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而 製度本身不變。就會導致制度紅利慢慢消退，消失，乃至變成阻礙社會進步的製度。此時，如果想要讓經濟社會繼續增長，就需要進行改革。....... 現在，對於中美兩國，事實上都走到了一個改革的關鍵節點。中國的問題是必須通過全面的經濟社會改革使得經濟發展模式得以轉變，以適應產業升級。而美國的問題則在於經濟的過度金融化，虛擬化，產業空心化。現在看中國的改革雖然艱難，但卻在穩步推進，而美國的改革根本不存在。看的出美國的國運已經開始轉向。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中共研究方法論》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蘇俄與中共 )
1996年，運用同樣的經濟理論框架，我在題為《論歐洲單一貨幣的基本經濟意義》（英文請點擊）的文章中（中文版請點擊），準確地預測到歐元給歐元區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
“我可以肯定，這種創建單一貨幣體系的方式，會導致加入歐盟的相當一部分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將會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具體體現為經濟蕭條、失業、貧困、福利制度崩潰、工會被削弱，以及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犯罪等現象增加。結局要么是一場經濟災難，要么是歐盟史上最大的危機，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今，我的分析得到了證實：希臘等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法國“國民陣線”等極右勢力和排外黨派崛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西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 ）稱，“美國將是第一個從這場危機中復甦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將是最後一個。”我則認為，中國將會繼續以遠快於美國和任何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增速增長。事實再次證明，我的分析是對的。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至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8% ，中國則增長80%——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10倍。
任何理論能否通過檢驗，是看其能否準確預測事實。事實證明，我對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經濟災難、歐元創建給歐元區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等過去20年最重要的國際經濟事件的預測分析，都是正確的，西方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測則是錯誤的。這說明，作為外國人，我有可能為中國智庫做出一些自己的貢獻。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凡事要尊重事實，要“實事求是”。這些重大事件驗證了源自於中國的經濟理論，在涉及中國自身乃至全球重大發展事件中的正確性。
與中國經濟的最早淵源
但應該說明的是，我作出這些正確分析的原因，並非基於個人視角或者自身優勢。並非因為我三十多年前就多麼了解中國。我的初步結論是根據經濟理論得來的。我最初的研究領域就是國際經濟，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曾學習蘇聯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
羅思義：我為什麼對中國經濟如此痴迷？ 2016-04-29
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羅思義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發布之際，他首次對三十年個人經歷、學術生涯，以及對中國經濟思想認識來了一次大梳理。文中談及他如何對中國經濟產生濃厚的興趣，以及他在任倫敦“副市長”時與中國的交往，在中國智庫工作7年關於中國經濟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對中國經濟思想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做出獨特的歸納分析，既有感性流露又有理智分析。羅思義獨家賜稿觀察者網發布。】
我研究中國經濟三十多年，從撰寫第一篇中國經濟的文章算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中國不僅取得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成就，而且逐漸形成了世界最先進的經濟思想。
我的說法並沒有誇大其辭，具體原因在我的新書《一盤大棋》中有詳述。而且，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持此看法了。當時我撰寫了一篇文章，《鄧小平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詳細闡述了我的這一觀點。
作為外國人，用西方經濟學術語，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輕鬆闡述中國的經濟政策成為我的優勢。如《一盤大棋》所示，我用這兩種理論體系，分析了中國經濟制度具有優越性的原因。
上世紀90年代，我就曾預測到中國經濟改革將會取得成功，以及西方倡導的“休克療法”將會讓俄羅斯遭受災難性的失敗，而當時和我持同樣看法的西方經濟學家只是極少數。
1992年，我撰寫過文章《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觀點如題，一目了然。
當時討論的陣營涇渭分明：研究前蘇聯經濟形勢的絕大部分（約佔90%）的西方經濟學家支持“休克療法”，只有包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內的少數人反對“休克療法”，但後者也未預測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取得成功。只有極少數（大概不到1%）的西方經濟學家，也同我一樣預測中國的模式會取得成功、西方的“休克療法”模式會造成災難性後果。
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可謂是天壤之別：中國取得了人類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俄羅斯則遭受了工業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為嚴重的經濟崩潰。
中國的治理難度雖然很高，從理論上講也不排除發生系統性危險的可能性，但畢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機會。尤其是這種體制既避免了委託代理風險，能夠制訂長遠規劃，更可以解決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製衡大眾貪欲。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難度並沒有超過制度自身的應對能力。歐盟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難度最高，而且由於製度內生性的弊端，無力應對面臨的挑戰，並終將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當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國的製度模式在開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間找到了平衡，不僅可以持續，更有前行創造輝煌的可能。
回應
朝鮮權力交接確實容易出問題，很有奪嫡的感覺。
各大國出於自身利 益都不願意朝鮮垮台？謬莫大焉！美國人朝思暮想搞垮朝鮮政權，驅趕韓國偽軍揮師北上、飲馬鴨綠江！
最後的藝術，電影廣告都出來了，太扯了吧，好萊塢滿世界的賣，西方價值大功率輸出中，畢竟話語權在西方輿論那裡。
最沒生命力的製度是------西夷民主制度！1、只要美軍撤出日本，日本人立馬唾棄現有民主制度，圍繞在天皇膝下，重溫舊夢；2、只要美軍撤出韓國，韓國偽政權肯定堅持不了3天，就土崩瓦解了。3、只要美軍撤出東北亞，台灣人立馬唾棄現有民主制度，投入大陸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來。4、只要美軍撤出阿富汗，阿富汗人立馬唾棄現有民主制度，重回“政教合一”的製度；5、只要美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那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政權，立馬煙消雲散。.........
（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中國與韓朝 話炒作能阻止中國崛起？ 《中國模式》 《柔性權力》 天下民主一般黑 民主偽形(二) 歐豬四國 伊斯蘭革命 民主的烏坎之路 民主形式萬歲 假民主自由之名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民主的類型》 中共為何反維權 中國式媒體監督)
其次，在歐盟這種社會體系和價值觀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難民湧入。在自我標榜的價值觀面前，歐洲既不能對難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對他們進行強制同化，更還得給他們提供基本福利，特別是孩童補助。另一方面，西方的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就是放棄合法家庭（法國非婚生子女超過婚生子女，總統奧朗德就是表率），不願意生育。歷經幾代變化，無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長，並大有取代本土歐洲文明之勢。
西方這種“定期換人也換黨”的體制弊端並不止這些。比如無法制訂國家長遠發展規劃。
最後從經濟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賴依存在的基礎中產階級正處於消亡中。當中產階級消亡之時，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難以存活。
二戰後的美國，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黃金儲備、工業品製造、國際貿易和最大債權國。但現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國超越，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的測算，中國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黃金儲量外，其他的則是：監獄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實存在的成年人數、國家債務以及軍費開支。這個變化，難道還不清楚地表明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嗎？
其實當一種文明衰落的時候，是表現在各個方面的。眾所周知，藝術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藝術早已經走向荒誕、怪誕、扭曲、陰暗、過度浮華和包裝。這恐怕不是藝術本身發生變化了，而是現實如此。在巴黎，當代藝術館蓬皮杜總是遊客稀少，而收錄了現當代藝術之前作品的盧浮宮永遠排著看不到頭的長隊。2015年美國的大片從《終結者》、《007》、《飢餓遊戲》、《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內容，都是脫離現實而缺乏靈魂之作。反觀中國的《大聖歸來》、《老炮兒》，那才是藝術。
所以，不管西方這種制度模式在道義上如何高尚，但一個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續能力的製度再高尚又有何意義呢？至於未來西方的製度是無法持續的自我崩潰，還是被外來文明所取代，還是被極右所終結，也只不過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歷史淘汰的命運則無法改變。
總體而言，朝鮮的製度模式雖然沒有發展的空間，但其治理能力應對自己面對的問題卻綽綽有餘，因而可以長期生存下去（楨：？政治制度建立應具備適應性、繁複性，自主性、和凝結性，別因太過於重視秩序和衰退，而忽略了表面看來秩序良好、凝結力高的國家如共產和伊斯蘭國家，其危機正是太過極權僵化，以致問題爆發，結構即瓦解。這也是新加坡和中共的威權統治能否像台韓轉型到民主而又不陷民粹之關鍵！)。
另一方面由於建立起制度性的更替，不僅可以避免獨裁性政治人物的出現，更可以定期的補充新鮮血液和活力。這種“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的模式”保持了體制的延續性和靈活性。鄧小平之後的兩次更替產生的三代領導人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從宏觀戰略上講，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到現在長達三十八年間都沒有動搖，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從微觀上講，遠的不說，十八大以來，從取消鐵道部，到全面反腐（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周邊移植西方制度的國家如印度、印尼、菲律賓、俄羅斯等腐敗遠比中國嚴重，但卻只有中國在大規模反腐），再到割腕般的簡政放權、改革戶籍制度、土地改革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這些問題個個都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調整，要在西方是根本不可能觸及的。美國的槍擊悲劇再多，死傷再嚴重，總統再重視，也都無法改變。更有亞投行、金磚銀行、“一帶一路”戰略以及突破六十六年隔絕的習馬會，個個都是大手筆。可是，僅僅一個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額而且主要是消減歐洲份額的改革方案，美國居然要花五年而且面臨全球壓力下才能被批准。
應該說治理難度最高的是以歐盟為代表的模式。它們不僅僅是開放社會，更重要的是高度自由的民主社會。然而，越開放、越自由、越民主，其治理難度越高。今天這個模式的所有問題都源自這一特點。對於歐盟模式所代表的各個國家而言，這種問題的難度已經超出製度所能解決的程度。
首先，無視個人差異的一人一票導致兩種後果。一是領導人的平庸化。
二是當預感到危機或者已經面對危機需要採取措施時，政治人物必須要等到多數民眾覺悟才能行動。
所以在西方這種體制下，要么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要么選出來但在民眾的短視、自利訴求下也無所作為。等到危機全面爆發，民眾也覺悟，其難度早已超出領導人的能力。我們不妨看看希臘的例子。...
這裡可以解釋一個現象，何以現在發達的民主國家經濟增長都非常緩慢甚至是零增長或者長期負增長,都債務累累？因為擁有選票的民眾只樂意於分配財富，而反對增加勞動時間、提高稅收、減少福利。所以歐盟人口僅佔世界的9%，國內生產總值只佔全球25%，但福利開支卻佔世界的50%。美國祇佔世界人口5%，卻消耗掉佔全球25%的自然資源，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然而，一個無法實現增長和持續的社會其命運將如何，這不難得出結論。
這個背景也是理解何以歐洲和美國極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
相對於朝鮮，中國模式的治理難度則非常高。
首先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雖然互聯網還有部分管制，但對一個每年都有超過一億人出境訪問的國家而言，對一個有上億華人華僑在海外的國家而言，這些管制實在微不足道。更何況還有大陸游客能夠自由行的香港、澳門、台灣在側。而且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管制的難度日益升高，所謂的翻牆更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在管理著一個開放和多元的社會，不但不能壟斷歷史、文化和政治的話語權，相反外部面臨佔據歷史優勢的西方價值觀和製度模式的挑戰和滲透——香港和台灣也同樣扮演著西方價值觀輸出的作用，內部則面臨著自由派知識群體的不認同。大
其次，中國的權力交接既不是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也不是任命和世襲，而是一種仍然在演變的兼有傳統禪讓色彩和西方任期制的全新體制。這種體制相對於朝鮮而言，更為複雜，成本也高，也帶有一定的風險。基本而言，今天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既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也要有黨內高層（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的民主測評，還要有元老的推薦。一方面可以保障從全國選拔人才，另一方面操作上仍然有不透明性和缺少更大的參與度，未必一定能夠保證所有政治精英的認同。相對於朝鮮模式，中國政治制度內部的競爭性更強，風險也相對升高。
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傳統的績效標準之上的。雖然目前也得到了舉國主流的認可，但沒有永遠高速增長的經濟，更何況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的物質慾望在得到空前滿足的情況下，也得到了空前的釋放。然而經濟發展總是落後於人的慾望增長，對物質追求的永不滿足給執政黨形成了沉重的壓力。再加上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反過來不僅影響社會穩定還衝擊著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第三，共產黨執政以後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屢屢遇到重大挫折，包括大躍進、反右、三年飢荒、文革以及八十年代末的風波。雖然最終取得巨大成功，但歷史舊債沉重，往往成為境內外攻擊的口實。這同樣對共產黨的合法性構成挑戰。
儘管中國的治理難度遠遠高於朝鮮，但必須說的是，中國模式具有可發展性。在發展能力和前景上遠超朝鮮。
這不僅僅由於中國是一個進入到全球化、實行市場經濟的開放社會，更重要的是其治理難度仍然是中國模式可以克服和解決的。最根本的就在於一方面中國的領導集體是以能力為基礎的全國性選拔和全國性使用人才（不會出現西方由於政黨不同而導致的人才閒置）。
中國製度模式何以能贏 2015-12-02 by宋魯鄭 旅法學者
全球世俗社會，一共有三種制度模式。一是封閉社會下的一黨（家）制，這以朝鮮為代表。二是開放社會中的一黨執政（多黨參政），以中國為代表。三是開放社會中的多黨制，這又以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為代表。
如果從西方的角度，以價值觀比如自由度、大眾參與的民主程度為標準，毫無疑問，最好的製度是歐盟為代表的多黨制，中國次之，朝鮮則最落後。但如果回歸到製度本身，即一是看它能否維持一個文明以及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說治理的難度是否超出製度的解決能力，二是看能否推動國家的發展。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結論則完全不同。
從生存和治理難易的角度來看，朝鮮無疑排名第一：它的生存度最高，治理難度最低。
首先朝鮮是全球最為封閉的社會。在封閉的前提下，朝鮮官方輕易就壟斷了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話語權，成功地將整個民族洗腦，剷除了所有的獨立異端思想。
二是朝鮮政權的合法性是血緣世襲。唯一擁有挑戰資格的是金家其他族員。但在朝鮮，一旦接班人確定，其他有資格的挑戰者就會被永遠放逐。這就是為什麼，金正日突然去世後，倉促接班的金正恩，短短幾年就令所有的顧命大臣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一人之下的張成澤都被處決。到現在為止，整個高層被更換超過70%。
三是在沒有對比的封閉社會中，朝鮮民眾滿足於溫飽，沒有過多的物質慾望和追求。
以上三點僅是朝鮮內因，從外部環境來看，同樣有助於維持其製度穩定。一是各大國出於自身利益都不願意朝鮮垮台。
所以，權力本身的血緣特性，封閉社會下壟斷一切話語權、杜絕一切內外挑戰並成功洗腦整個國家以及民眾的物質追求僅僅滿足於溫飽，從而使得朝鮮成為一個低難度治理的國家，也因此決定了其製度模式的高度穩定和極強的生存能力。哪怕朝鮮僅僅從單一家族中選擇領導人，但僅就其面對的問題而言，這種模式就已經足以應對。
當然我們完全可以說，一旦這種封閉被打破，朝鮮就會頃刻瓦解。只是對朝鮮而言，除非政權垮台，否則這種封閉不可能打破。
不過，雖然朝鮮在生存能力和穩定性居各種模式之首，但在發展能力上卻居各種模式之末。
當然政治制度建立應具備適應性、繁複性，自主性、和凝結性，別因太過於重視秩序和衰退，而忽略了表面看來秩序良好、凝結力高的國家如共產和伊斯蘭國家，其危機正是太過極權僵化，以致問題爆發，結構即瓦解。這也是新加坡和中共的威權統治能否像台韓轉型到民主而又不陷民粹之關鍵！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430253
威權主義：邏輯邪37/66
在這啥權威都已不存在的後現代民粹時代
還奢談什麼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會被霉體銘手酩嘴政剋/邪者磚家叫獸
尤其鄉民屌絲憤青糞青噴子所嘲笑
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還會依理性專業事實，來戲(謔評)論上述理盲又濫情者如下呢：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開放的現代性格，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上述到Huntington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1968)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
杭氏論斷獲得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證實（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杭氏是個前後一致的學者，冷戰後，在《第三波》時他樂觀地認為應在非西方地區推動民主，但到《文明衝突論》時則悲觀地認為不可，而只能遏制儒家文明（中共）與回教文明（中東、東南亞）、以保護西方民主及耶教文明。凡此種種可知，杭氏其實是美國主義者，之前有見於美國盟友大多因急於現代化而陷於紊亂，相對地社會主義國家則穩定，為美國利益故強調秩序。冷戰之後，民主自由的要求瓦解了蘇東，繼經濟現代化後民主化有成的台灣和南韓等，又成為杭氏用以對付中共、北韓、新加坡等對美帝不滿者的棋子。由此可知後進國一定要從自己出發，找到適合自己可大可久的發展之道，而非隨著他人節拍起舞，不然將亡國！
三是著手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作為一個全球現代化進程中的後起國家，我們在全球化競爭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恐怕是缺乏話語權的問題了。沒有話語是無法真正崛起的，因為沒有自己的話語，即便是自己做對的事情，也會被看成是錯的。為此，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從四個方面在質疑西方話語的同時論述了中國話語超越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具體的政治話語觀點和概念，如“良政還是劣政”範式應該代替西方主張的“民主還是專制”範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於天”，治國要把“民心”和“民意”結合起來，並確保“民心”治國的主導地位；“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高於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等等。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早已超出了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我們切不可被西方話語所忽悠、所左右。對此，書中提醒到：“我們有些人只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討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不靠譜的，它只會導致對中國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誤判。”中國的話語必須建立在自己的現代化建設的理念和實踐中，本書關於中國話語的構建都是緊緊圍繞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解決各種問題的實踐展開的，這是正確的方法。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全盤否定西方話語，而是試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起一套可以與西方世界溝通的中國標準的話語體系，它不僅用來說明中國模式，也可以用來質疑西方模式和討論世界問題。
《中國超越》告訴我們，中國模式客觀存在，有自己的邏輯，有重要的意義，理直氣壯地研究中國模式有助於我們樹立文化自信，更好地增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
http://www.guancha.cn/ChenZuo/2014_09_04_263856.shtml
二是論述了為什麼說中國的制度建設超越了西方。作者認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安排，關鍵是要確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於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書中展開了中美兩國三種力量關係的比較分析。美國模式中，目前這三種力量之間嚴重失衡，資本力量獨大，美國標榜的“三權分立”制度已被資本力量所駕馭，“錢主”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民主”。而在中國，這三種力量處於一種平衡的狀態，政治力量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資本力量總體上是受制於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因此，中國模式儘管還在完善之中，但確實有利於多數人利益的實現，中國夢的前景比美國夢更光明。不僅如此，作者還從理論上將中國的制度安排概括為“一國四方”，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有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代表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包括在決策領域實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華文明的基因、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機結合形成的新制度推動了中國的崛起。書中還總結了中國超越西方的四條思路和經驗，即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當然，本書所說的制度超越是就三種力量關係的比較而言的，它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學習借鑒西方的一些制度安排，如市場制度、企業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等； 也不意味著在制度建設上我們已經全面超越西方國家，事實上在價值觀形成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是提出了中國模式對西方模式，特別是對美國模式超越的觀點。作者指出，這種超越開始表現為經濟總量、百姓資產、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對於不少人來說，超越西方，特別是超越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作者通過認真的比較分析，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比如，書中用“板塊解讀法”、“購買力平價”、“家庭淨資產”等方法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在經濟總量、百姓資產上對西方的超越。尤其在“家庭淨資產”方面，不僅進行了中美兩國在家庭資產總額上的比較，還進行了家庭淨資產平均，以及中位家庭淨資產比較，因此有較強的說服力。書中在論述這些超越和質疑西方話語對中國發展的詬病時，都是從觀察事實出發而不是訴諸情感，書中引用了大量的國內外權威資料來說明觀點。值得肯定的是，在論述中國模式對西方模式的超越時，作者並沒有陷入那種自我陶醉式的心態，他很清楚，全球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是五百年前從西方國家開始的，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進步也主要是由西方國家完成的，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程度現在仍然大大地高於我們，這是需要我們繼續追趕的。例如，書中指出：“我們說中國的增長不僅是量的增長，而且是質的增長，並不是說我們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產業鏈上，我們總體上還處於中、低端。”這樣的提醒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體現了作者對中國模式充滿自信時依然保持著一份清醒。
陳昕：理直氣壯地研究“中國模式”
《中國超越》是張維為教授走訪百國後，圍繞中國模式所作思考和研究的第三部著作，它與《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一起構成了張維為的“中國模式研究三部曲”。《中國超越》秉承《中國觸動》和《中國震撼》的整體邏輯，闡述中國模式與中國崛起的內涵、路徑和前景。三部著作構成了一個絲絲相扣、層層遞進的有機整體，反映的是作者對中國模式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中國觸動》是訪遍百國後對中國模式在感性層面的認識，《中國震撼》構建了文明型國家的框架來試圖解釋中國模式成功的內在原因及其給人們帶來的震撼，而《中國超越》則通過對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全面比較，總結出中國模式的成功之道和基本特徵。
關於“中國模式”，目前在學術界存在頗多爭議。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屬於轉型國家改革的一種，它只在區別“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方面有“模式”的意義；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動態的過程，彼岸究竟是什麼模式，現在並沒有人知道，談何中國模式；還有的人公然認為，中國的改革最終會過渡到西方模式去。但在所有質疑中國模式的議論和慎言中國模式的呼聲中，我們並沒有看到能夠真正否定中國模式存在的理論解釋。
張維為是中國模式的堅定支持者，這些年來一直從事著有關中國模式的研究。在他看來，“中國模式”在狹義的層面，指的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經驗和思路；在廣義的層面，則是這套做法、經驗和思路及其背後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模式指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超越》這本書中，作者就此展開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敘述。我以為，張維為在下述三個方面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價值。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於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回應
你若只是轉貼，就請註明"轉貼"，這篇文章主要是讚揚集權的優點，民主的缺點。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腦袋清楚點，不要把西式選舉制度的兩黨專制當成萬靈丹、普世價值。不管是一黨專政還是兩黨專制或是以前的封建年代的帝制，都各有其優缺點，兩黨專制的西式選舉制度不見得適用於全世界，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其他國家以及台灣採用西式選舉制度的下場如何？西方國家說選舉制度是普世價值，及如同他們說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神，難道你也要非基督徒的人全都改是基督教？
那麼喜歡共產，你就過去吧，放面國旗，作幌子， 你這樣會害死國民黨，會害愛這面國旗的人。缺德甚於共產黨。你還要繼續丟人嗎？
喜歡共產？請問，對岸現在還是共產制嗎？你還活在20世紀冷戰年代？你連李世默演講裡「兩種制度」指的是什麼都搞不清，就只會用意識型態，有色眼光看問題，搞民粹。
請問: 我們若是退回30年前一黨專制，是否你就滿意了?
我哪句話，說要台灣採用「一黨專政」？如果你腦袋夠清楚，不帶有色眼睛看李世默的演講內容，就會知道李世默並未完全否定西式選舉制度，他要表達的是，西式選舉制度並非普世價值，適用任何國家與民族，你愛採用西式選舉制度，那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強迫所有國家都要跟你一樣採用西式選舉制度，這樣也不行嗎？
http://blog.udn.com/tsaixiaolang/14353398
另詳參【圖博館】：《中國模式》民粹亡台《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蘇俄與中共 美善的《帝國》 《第一個新興國家》 《美國的民主》 民主的烏坎之路 民主形式萬歲 假民主自由之名 民主就是挑爛蘋果 《民主的類型》伊斯蘭革命 極權主義：邏輯邪36/66 價值觀：邏輯邪12/66
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採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澹經營的境況。……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佈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尼與阿根廷排名並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後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麼多國家不靈呢？ ……
「元敘事」就像癌症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
李世默--兩種制度的傳說（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繈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戰地聽著「武鬥」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仿佛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權選舉，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俄烏戰爭
館長真是先知，不只預知俄國普亭不再柔性吞併南奧塞1而會合法合併克里米亞，還預知俄烏難免一戰！
館長又非政軍巫師2，只要依理性專業事實的方法論研究3再加了解蘇俄歷史4，便能預測普亭5的決策！
原來普亭早就看穿、美國和歐盟北約會假反恐/人權6之名、計謀推翻烏克蘭民選總統，普亭於是將計就計、合併克里米亞、裂解東西烏克蘭！
普丁果然是有吞併他國野心的大帝！
少來了，普亭只不過模仿西方在東歐7南斯拉夫8拉美9伊斯蘭10等世界幹過的丑事！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7667497
習李三中全會
境外的媒體名手名嘴政客民眾/學者專家教授，為何會再次誤判習李的三中全會？
不依理性專業事實、只依反共意識形態之中共研究1，理盲濫情的霉體銘手酩嘴政剋冥眾/邪者磚家叫獸，誤判中共是正常、正判反而是反常，中國崩潰論2即是明証！
問題是會前中共大力強調改革之重要、又傳出有啥「383」改革方案，結果卻只是會後的新設國安會和改革小組而已，沒啥具體方案。難怪境外的評論者，會從原先的「雷聲大雨點小」、到《決定》文件的60個具體方案出來的「改革超過預期」，有人又放馬後炮似的說啥「誤判、驚訝與懸念」。
自己不去了解知內情的真正專家，早已言：「改革有了明確的時間表」「改革深度廣度 三中歷來最大」，怎能怪中共沒講清楚？
問題是中共太威權了，不像民主國家要經過各種公開的辯論才形成透明的決策！
問題是大多民主國家含美日台(德除外)的辯論似「便」論、常便秘沒效率吧！怎能反怪中共(含新加坡) 的威權太有效率呢？
民主「便」論豈只沒效率，還常假民主之名3、相互噴糞4成民粹5。
民粹又怎樣，反正一句「不民主」便能否定中共的一切改革。
那就讓反共者盲目地隨便否定唄，自以為閉著眼睛，中共的一切改革都不存在，包括不在改革方案中的軍事改革「修正大陸軍主義增加海空軍」5「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6等.
………………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7167270
美軍華而不實的高科技兵器
（楨：不知誰先點評＜美軍華而不實的高科技兵器＞，但由鄉民憤青噴子糞青的噴糞，也可反思出美/蘇在冷戰時如何富/窮兵黷武，美比蘇富且多未量產、故勝。中國不管因實力不如人或以美蘇為鑑，重視武器的創造性模仿和性價比效費比，反較可取！以上詳參【圖博館】：蘇俄建軍原則 《戰爭之道》蘇俄與中共《俄羅斯關於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中國山寨經濟 《模仿是為了創新》）
美軍華而不實的高科技兵器 DDG1000排第一？
回應
吃不到葡萄諷葡萄酸，一味貶低對手只能說自己虛弱。
你這2 B那裡看出是在貶低了？
華而不實還不是貶低別人，你語文課要回校補補
沒有貶低，這是事實，上面出現的武器沒一樣大量生產使用過
什麼叫華而不實 那都是技術儲備
他們的技術儲備對他們來說是儲備，對我們來說多少也能算一點儲備，我們再搞要節約不少成本，少走很多彎路。
不管美軍這些裝備是否具有強大戰力，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技術絕對一流，即便某些裝備由於某些原因下馬或者服役期間表現不足，至少他們做了嘗試，他們敢於嘗試，這些技術積累是不可估量的。
嘗試就是不斷的提供大量投入，百分之九十的投入全部打水漂，只有一部分可以出成果，對於我們這個世界排名中下的窮國何必這樣學美帝？人家嘗試過了我們再搞，節約大量的金錢，否則必定被軍備競賽拖死。
小編是一根筋，不定型不裝備就不意味著是垃圾，在這些下馬的裝備裡有許多設計理論和有益的嘗試，一旦有需要這些東西會馬上變成真正的戰鬥力。天朝下馬的東西也不少難道都是垃圾？現在的主力戰機殲10如果木有殲9的基礎，那還得多走一大節彎路（詳參【圖博館】：殲9之敗）。
很簡單，有些是過於複雜了，美軍裝備的傳統，不喜歡過於複雜華而不實、效費比不高的先進性。像DDG1000朱姆沃爾特級造價奇高，作戰效能比伯克高不了多少，肯定不會大量裝備，最多是做一個技術儲備。例如科曼奇，般直升機是超低空飛行，在這樣的情況下雷達本來就不容易發現的，搞隱身效果不明顯，另外，最大的雷達反射源旋翼又不好隱身。投入與效果不成正比，科曼奇就下馬了。但一些成果應用在了新一代隱身的黑鷹身上，就是突襲本拉登那次出現的黑鷹。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6456956
18大前 薄熙來、汪洋營造和諧【聯合報2011.12.13
被視為下屆中共政治局常委熱門人選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從私下的暗自較勁，到日前檯面上演出攜手合作一幕，喊出「渝粵合作，十分愉悅」的口號，營造明年十八大前的和諧氣氛；兩位政治明星的互動，與背後各自代表的政治集團和利益間的角力，都是鎂光燈的焦點。
廣東和重慶、廣西壯族自治區前天在北京分別簽署戰略合作架構協議，薄熙來和汪洋並舉行座談；南方日報和廣州日報昨天都報導了這次座談，強調雙方合作愉快，大陸各媒體紛紛轉載，不過這次兩人會面的相關照片皆未披露。
薄熙來和汪洋目前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外界普遍看好兩人未來的政治前景，明年都可望躋身中共政權最高核心─政治局常委會。薄熙來是「太子黨」代表人物，他的父親是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汪洋則是共青團「團派」要角，早年頗受前領導人鄧小平提拔。
薄熙來近年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不但讓他成為左派領頭羊，也將重慶塑造成著名的「紅色之都」；幾場打黑行動，讓他贏得為民除害的好名聲，更被視為針對汪洋而來的行動，暗諷汪洋在主政重慶時管理不善。
相較堅持左派路線的薄熙來，以親民作風聞名的汪洋主張「實用主義」，他認為緬懷馬列主義、歌頌毛澤東，絕對沒有比發展重要，即做大蛋糕勝過平分蛋糕。有觀察家認為，兩人的瑜亮之爭演化成「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之爭，是中共黨內長久以來兩條路線鬥爭的延續。
重慶與廣東在二○○九年已簽訂兩地全面合作協議，前天簽署的合作架構協議，希望共同建構合作與發展新格局。
汪洋在周日北京的座談會上指出，廣東與重慶近年交流密切，去年廣東在重慶投資超過一千項，實際投入金額達人民幣四百卅億元；廣東盼與重慶按照「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原則，積極推進各項合作，使粵渝合作成為中國大陸東西部合作的典範。
薄熙來則對廣東提出「建設幸福廣東」目標給予肯定，也認同汪洋有關加強兩省市合作的意見和建議，盼雙方以這次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為契機，完善、提升合作層次，「使渝粵合作更加愉悅」。
2004年底英國人庫柏雷默提出「北京共識」，解釋中共是如何領導一個有90年歷史、執政超過60年、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依然能充滿生機和活力。不過北京對此說法態度保留。
最近在中國大陸有一本書十分流行，全書回答了15個問題，在這本中共中宣部推薦的圖書中，中共自己對這個問題作了問答。其中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答如：為什麼曾經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為什麼中共沒有像蘇聯與東歐共產黨那樣喪失執政地位？為什麼能成功實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為什麼能管理好近8000萬黨員。最後一段，作者回答了中共能否「成功應對面臨的挑戰」的問題。當然回答十分制式，有些答案甚至與事實有出入，譬如「民族和睦相處」、「凝聚人心」等等。從外界來看，似乎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是中共持續發展90年確實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大陸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或外部環境等各個領域都曾經出現嚴重的問題，也是眾所周知，但最終並未造成政權瓦解。
過去我們很常用「民主」、「專制」二分法理解中共的治理方式，也常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預測其發展，然而，外界的預測都不準確。特別是我們依據科學的數據，作出負面的預測時，最後預言都會落空。更有趣的是中共在解釋其發展的動力時，使用的也是西方理論，譬如作者說：「扭住經濟發展不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科技教育作為支點」、「行動口號喚起民眾」、「優秀文化與文藝作品照亮人心」、「暢通思想溝通未雨綢繆」；唯一特殊的是「深入各個階層、領域的黨組織」「思想理論建設」，而這些正是外界所撻伐的。那麼何以中國大陸發展的結果，既不是蘇聯式的瓦解，也不是中南美的「拉美化」，林毅夫甚至樂觀預測，中國經濟最終將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何在？
我們以為，有3個常常為外界所不願意承認，或至少是忽視的因素，可能是中共不斷發展的原動力所在。首先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創新：許多國家從事發展時，基本上是被迫抄襲或全盤接受「華盛頓共識」，以社會革命方式推動改革，換取暫時的經濟發展，社會制度與結構並未改變，經濟發展成果只能曇花一現。而中共的改革是從調整意識型態入手，30年前的改革是先破除「兩個凡是」，再號召「思想解放」，才逐步邁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作法是在每一次前進的道路上，都立足於既有意識型態的改良，而非否定過去的基礎上，這就有效地延續了社會的主要價值觀，降低了被改革者的空虛和失落，自然也就降低了反對和反彈的力道，為改革前進注入新的動能。這一部分是以往討論中國大陸改革成功與否時，甚少觸及的角度。如今，中國大陸在意識型態方面，注入了「後社會主義階段」理論，強調要從社會主義立場，有序吸收西方社會有益於中國大陸發展的任何理論和方法，用大陸的術語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一口號本身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同時展現了靈活性和保守性。
第二是鳥籠式政治改革：這是中國大陸內外在爭論大陸改革中爭議最大的議題，究竟中國大陸們改革是否包括了政治改革？如果是否定的，則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如何做到？如果是肯定的，何以中國大陸現今的表現似乎越來越不穩？也有人認為大陸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其實，中國大陸今天正在從有限的「行政改革」，逐步轉向「有序民主」的「政治改革」過程中。中共為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改革初期是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但隨著社會的複雜化與改革的推進，行政體制和官員作風也不可能不調整。
進入21世紀，「行政改革」的速度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因此，模仿當代西方制度的民主改革已經悄然起動，如中共中央大肆宣傳中國大陸的地方換屆選舉，上個月底，〈北京日報〉發表文章〈「參與式民主」是中國式民主的實現形式〉，〈環球時報〉社評提出〈民主，僅靠革命遠遠不夠〉，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撰文〈推進憲政民主應是中共執政使命〉等等，看得出來中共中央有意在「政治改革」方面作文章，不過如果以西方民主的標準去期待，必然又要落空，因為中共希望的「政治改革」是「有序民主」的逐步作為。
第三是學習型的政黨：最近有不少海外的華人開始評估「胡、溫」體制的歷史定位，雖然不少人認為「胡、溫」體制的建樹有限，然而科學發展觀的實現、台海的和平發展以及學習型政黨的推動，不能不歸功於「胡、溫」體制。尤其「學習型政黨」的建立更是不容易，從毛時代開始，中共已成為一個反智主義的政黨，如今卻已調整成為每個黨員平均每40天必須學習一次的政黨。執政團隊因而可以不斷吸收新生事物，不斷自我調整，在改革的行動上，雖然保守平實，然而在觀念上不會自我僵化，這就有足夠的智慧去因應外界的挑戰了。 2011-12-13 11:24:14
獨裁政權解體 喜劇或悲劇？2011-08-31 中時 張鐵志（另參本館：《俄羅斯關於蘇聯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蘇俄與中共 伊斯蘭革命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議，宣布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進入了民主時代，至少看起來是。
在那一場改變世界的八月政變的二十年後，出現了利比亞的八月革命，以及這一整年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的獨裁政府倒台了，但自由、民主的新國家真的誕生了嗎？那些被壓迫的人民真的從此解放了嗎？
只怕歷史無法讓人樂觀。俄國這二十年的政治轉型之路，最能證明民主如何從希望走向失望。
首先，被視為民主英雄的葉爾欽很快地就顯示出他缺乏民主信念。一九九三年面對政治衝突，他派軍隊進攻國會大廈，造成一百多人死亡。而在他的執政時期，巨大的財富集中於少數寡頭，不尊重法治，阻礙公民社會發展，並且兩次攻打車臣。而後，葉爾欽選擇了情報單位出身的普丁接掌政治大權，俄國政治更往威權倒退。普丁是徹底的強人統治：他鎮壓反對力量（從逮捕不聽話的企業到涉嫌暗殺人權記者）、限制言論自由、任命過去軍事和情治的人擔任重要政府職位，更不斷強調秩序、國家權威與民族主義。然而，普丁的支持率在任期前三年曾高達七八成，後來也都超過五成。顯然，他具有民意基礎，但卻實行不民主的統治。這是民主還是威權體制？
葉爾欽與普丁統治下俄國的特殊「民主」不是第三波民主化的特例。在蘇聯解體之後，許多所謂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國家都未能如外界或他們人民所期待，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政體。學界也創造不同名詞來形容這些體制：「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非自由主義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競爭式威權主義」（semi-authoritarianism）等等；而學界一開始還認為這是民主轉型的過度，但現在已經承認這些制度並非轉型過程的意外，而就是一種穩定的狀態。
俄羅斯經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紐約時報》引用一份俄國的民調指出，有百分之二十的俄羅斯人渴望回到蘇聯時期，這個數字在過去擺盪於一六％到二七％之間。另外，現在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認為一九九一年的改變是代表民主的勝利，而有近四成的人認為那是一場悲劇。
大陸官媒新華網1日刊出文章〈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重炮抨擊「微博上的公知」，指他們「營造一種中國即將崩潰的末世景象，詆毀現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宣揚歐美的資本主義憲政模式」。文章強調，「中國人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比歐美強加給中國的要好，至少我們現在在發展前進」。
批自由主義 陸官媒炮火四射 2013-08-02 旺報
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網和《環球時報》8月1日接連發文重炮攻擊自由主義人士，聲稱他們為「叫囂推翻現體制的西奴公知」和「那些成天在網上忽悠的帶路黨們」。文章聲稱，「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大陸官媒的批判強度和措辭的高度情緒化，引起外界關注。
自7月19日，大陸知名學者胡鞍鋼在人民論壇刊文論證「人民社會優於公民社會」後，中共黨媒和官媒連連發文劍指自由主義人士。
斥西奴公知煽動怨恨
新華網這篇署名王小石的文章「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指出，曾動盪過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民並未到達幸福的普世價值彼岸。「如今俄羅斯百姓確實覺醒了。他們覺醒到被歐美畫出的民主化大餅騙得輸個精光。」
文章更重炮攻擊：「微博上的天使、導師、公知們天天造謠傳謠製造社會負面新聞，營造一種中國即將崩潰的末世景象，詆毀現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宣揚歐美的資本主義憲政模式。」
王小石痛批，這些人不斷煽動民眾怨恨現政權，痛罵中國人奴性十足，赤裸裸煽動民眾當炮灰引發中國社會動盪。
他說，「冷眼看叫囂推翻現體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網上忽悠的帶路黨們，你們誘使中國走向被人欺負、貧國弱兵、給美國人當狗、給中國帶來恥辱的災難時代。」因文章力度強悍和言辭激烈，官方通訊社刊登此類評論，相當罕見。
指改造中國路走不通
不僅如此，《環球時報》也在同一日聯手把炮口指向自由主義分子。該報社論「自由主義，剪不斷理還亂的思潮」告誡，欲借自由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手段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這樣的路是走不通的」。
文章直指，中國拒絕自由主義已無可能，但少數人想把自由主義變成挖給中國的一個「坑」，用自由主義「扳倒」中國，是犯了「烏托邦」思想毛病，其政治幼稚和虛妄會空耗他們的人生精力。
絕不右轉 中共態度明確 2013-08-02 旺報
「蘇東波」浪潮後，中共極為警惕西方國家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威脅。直到鄧小平南巡，確立改革路線的堅持、解決「姓社姓資」的紛擾，意識形態爭議才暫告平息。
但20年後，「左右」交鋒又躍居思想舞台，夾帶自由主義氣息的政治改革呼聲不絕於耳。甚至，中共還一度被外界懷疑，是否仍堅持毛澤東思想。
直到去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三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強調了「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清楚表明習近平毫不動搖的「政左」路線。
從胡鞍鋼、王紹光到官媒的文章，都把矛頭指向自由主義分子，無非藉由「打自由」向外界強調，習近平任內，絕不可能、也不允許有人在政治上有任何一絲「打左燈向右轉」的「嫌疑」。 2013-08-02 10:45:00
王丹嘆：中國革命 缺少兩關鍵【聯合報記者陳思豪2011.02.14 03:51 am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大陸民運份子王丹在得知消息後，人在美國的王丹在臉書上說，「中國的革命，缺少的就是兩個關鍵：關鍵時刻和關鍵少數。只要在關鍵時刻，能有關鍵少數站出來，革命就會成功。」他質疑，埃及十五個人，利用網路的變革創造歷史，但大陸這麼大、人口這麼多，連這十五個人都找不到嗎？（楨：關鍵時刻有關鍵少數中共總理趙紫陽和38軍抗命又如何？另參本館：蘇俄與中共 《天安門一九八九》 ）
茉莉花革命會開在大陸嗎？ 「不會！」【聯合報2011.02.13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引爆威權政體的動盪。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包承柯認為，北非和中東的群眾革命事件，不會在中國大陸發生。
他說，對比起這些非洲和中東國家，目前大陸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對較好，中共官方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為，大致上仍獲得一般中國老百姓的信任。
同時，大陸百姓對未來的發展前景也大多充滿信心，「每個人都想要早日富起來」。
包承柯說，當前大陸社會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微觀上，基層老百姓對地方貪腐官僚有所不滿。但在整體上，民眾仍對社會抱持信心，不至於用激烈的革命方式來解決社會的微觀問題。
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則指出，少數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埃及剛出現群眾示威抗議時，有點歡欣鼓舞，但很快就沉默了，因為現實的發展並非想當然耳。
大陸與中東地區根本不能相比，中東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不適應，甚至是失敗；而大陸是全球化的贏家，大陸目前在世界的競爭力非常強，群眾完全不會因為埃及的動盪而有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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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 會否擴至中國？
英媒：埃及危機與伊朗、中國和羅馬尼亞的比較（楨：亂比一通！）
2011年2月6號，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了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約翰．辛普森發自開羅的一篇報道，題目是「埃及危機與伊朗、中國和羅馬尼亞革命的相似之處」。作者指出，目前正在埃及發生的情形，與當年的伊朗、中國和羅馬尼亞民眾示威運動一樣，有令人興奮的一面，也有讓人感到恐怖的一面。
我們這些記得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人會不由自主的把它當年的歷史和解放廣場比較，在這裡可以看到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特徵：民主愛好者的驚人勇氣、他們提出的要求、坦克以及長期對峙。但二者之間也有微妙的差異：22年前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政治上幼稚並缺乏經驗，但卻有明確的領袖。相比之下，佔領解放廣場人大多是中產階層人士，他們當中尚沒有真正的領袖。
在天安門廣場被派來對付示威學生的士兵在終於明白了自己被分派的任務後並不高興，他們不願對學生採取鎮壓。而在解放廣場的埃及士兵們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轉變：他們被派往來廣場嚇唬示威民眾，但他們來到廣場後開始同情示威者，而且阻止親穆巴拉克群體滲透廣場。（楨：可見成敗的關鍵不在關鍵少數而在有無革命結構！）
在這裡，親穆巴拉克支持者的來源引發疑問，有人說他們是由穆巴拉克政府花錢雇來的，雖然這個說法沒有得到證實，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給他們提供了單程的、從開羅遠郊區進城的交通費，而且他們是成幫結伙而來。這讓人聯想起發生在1990年設在布加勒斯特的原羅馬尼亞共產黨總部廣場的相似歷史。當時齊奧塞斯庫被處決後，他的繼任者伊利埃斯庫沒有帶來什麼民主的變化。於是民眾為爭取更大自由進一步示威，沒想到伊利埃斯庫把其它地區的礦工幫伙運到首都襲擊示威者。（楨：可見西方對新興民主的選擇性和惡質性！另參本館：民主偽形）
經商不干政 中在非洲影響力漸增 2011-02-14 旺報（另參本館：中國與非洲）
值外界聚焦於中國低調處理埃及鉅變之際，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展開非洲五國的出訪活動，鞏固邦誼外，更加強雙邊投資與經濟合作。新華網11日翻譯中非國家烏干達「每日觀察」網站的評論文章，指中國在非洲「只經商不干政」，反而削弱了西方對非洲影響力。
《解放日報》11日刊載評論文章，稱世界應理性看待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署名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的黃舍驕指出，隨著中國國力的迅速增長，西方對中非合作難免感到焦慮和恐懼，倘若一味批評中國或進行挑撥，難免殃及信譽，應客觀理性分析中非之間的合作。
學者：地區緊張不利大陸經濟 2011-02-14 旺報（楨：事實會証明王學者vs嚴邪者)
政大國關中心美洲暨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兼主任嚴震生指出分析，埃及如果軍人掌權而使政局穩定下來，對大陸而言，經濟上是有利的，但是軍人政權為了便於取得武器，會繼續走親美路線，對大陸而言，政治上是不利的。反之，若是基本教義派取得政權，而靠向伊朗等激進路線，升高地區緊張，對大陸而言，政治有利，經濟不利。
嚴震生指出，埃及事件若在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道路上開花結果，對北京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崑義則認為，埃及事件對大陸不會有什麼衝擊，因為距進太遠，不會感染。加上大陸雖然也貧富差距嚴重，但社會並沒有嚴重的階級化；何況大陸領導人10年一換，埃及的情境在大陸是不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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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第四波民主化 擋不住！（楨：西方對新興民主的選擇性和惡質性還叫普世價值？)
林博文》埃及該師法土耳其 （楨：土耳其鎮壓伊斯蘭和庫德族還叫民主典範？另參本館：民主形式萬歲 民主偽形）
埃突示威 美立場有別
哪些美國盟國令人難堪？美雜誌細數（楨：不只啦！）
觀點》美國為什麼老是支持邪惡政權
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能取得政權？（楨：好一個美帝式民主，不准反美者勝選！）
評論》埃及現象 美利堅帝國的落日餘暉（另參本館：《美利堅帝國的衰落》 《美國時代的終結》） 2011-02-15 10:09:09
安排10兆為地方政府減負，對中國經濟又意味著什麼？
2024-11-08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化債措施：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6兆元，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兆元，為地方政府騰出空間更好發展經濟、保障民生。2028年以前，地方需要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兆元大幅下降至2.3兆元，化債壓力大減。
此次化債對地方政府有四重意義：
其一，債務置換實現了部分隱性債務顯性化，債務更加公開透明。
其二，以利率更低、週期更長的政府債券置換舉債成本高、週期短的隱性債務，以時間換空間，因此債務置換的過程也是降低風險的過程，體現了化債的本質是化解風險。
其三，債務置換減輕了地方政府化債的壓力，地方政府能騰出更多的財力和精力用於發展經濟和提供公共服務。
其四，債務置換有利於地方政府更好落實減稅降費，部分地區「亂罰款亂收費」等現象將明顯緩解乃至杜絕，有利於改善營商環境。
對於城投公司而言，債務置換有助於城投公司剝離歷史債務包袱，輕裝上陣，為城投公司的轉型發展提供堅實基礎。長期以來，城投公司作為地方政府投融資的重要助手，在推動基礎建設、促進城鎮化過程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政府負債比率顯著低於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2023年，國債30兆元，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0.7兆元，隱性債務14.3兆元，政府負債比率為67.5%。
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中央財政在未來還有很多可以實施的方向，要將其同改革緊密結合起來，透過財政資源的投入推動改革（例如農村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醫療保障等），最終達到提升消費、促進投資的目的。
近兩年來，國家已經連續推出多項支持房地產的相關政策，包括降低首付比例、降低貸款利率等等，針對供給端的政策包括房企的「白名單」制度、用專款債券支持回收閒置存量土地、新增土地儲備，以及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今年10月，少數一線城市和個別二線城市的房地產銷售市場已經有些起色。
回應
盡快化債，才能讓地方輕裝上陣，也能讓地方經濟再現活力，這是對全國人民都有好處的事。這個與發錢不同，是透過化債推進發展，再用發展的紅利來補償債務。而且從目前中的態勢來看，中國的科技離全面爆發最多五年時間，等到科技一爆發產業紅利會大增，到時候這點債不是多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