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族入侵與英國人的形成

　　　１、塞爾特人與羅馬人的入侵

　　英國在三十萬年前的舊石器即有人居住（五四p5），到元前4000-3400新石器時代，地中海沿岸一支黑小的民族沿歐陸和西班牙進入南部白堊草原和愛爾蘭、蘇格蘭，到2000年從西班牙傳入青銅技術，並產生首次史前巨石柱群。約同時來自萊因河的遊牧民族強占了黑小族地盤，並產生二次史前巨石柱群（p8-18，本第四節未列書號者為五四））。到750年歐陸的塞爾持人以較強的鐵武器和政治組織，將南部早住民淪為佃戶，並建立貴族武士的寡頭政治（p19-20）。
　　凱撒於元前55年為本人和帝國勢力，以一萬兵力攻入不列顛，次年敗Cassivelaunus王，但高盧叛亂迫使撒軍。西元43年羅馬再度進軍，60年攻下不列顛低地（p25-7）。羅馬統治是以良好的道路系統聯結各市鎮。軍事上防衛邊境和壓制反叛。政治上由總督率領一批官員、貴族、戰士、商人、和農場主（以上只占總人口的5%）實施統治。經濟則掠奪帝國所需納金和貢物。因屬掠奪而非移民，故帝國衰敗即被迫退出，到449年已回到塞爾特人的不列顛，羅馬人所留下只剩道路系統、耶教、和部分未衰的城鎮（p29-43）。

　　　２、安格魯．薩克遜人的入侵

　　今日英國的郡界、教區、國會制度、王權制度、莊園制度、英語、習慣法、風俗等均可追溯到安格魯．薩克遜人入主不列顛（450-1066年），其因是他們不同於之前的羅馬人、之後的諾曼人，他們不但將塞爾特人淪為奴且盡力滅其文化，而代之以大量的日耳曼同胞和社政經文化制度（p45-7）。他們的入侵是以氏族軍事團體（酋長和一批戰士）為基礎，這些人日後就成為統治的高層－－國王和護衛武士。隨著統治區域擴大，氏族組織成為王室和官員。代表貴族的是哲人議會（由中央官員、郡官員、主教、地主、修道院長等組成）（p48,64）。地方則有：一、市、鎮議會，並選出一市、鎮長。二、合數鎮為一邑，邑議會由鎮長、教士和哲人組成，邑長由邑議會指派。三、郡議會由大地主、教士、邑長和鎮民代表組成，主要功能是司法審判。郡長原是地方長老，但中央權力擴大之後由國王和哲人議會任命，負責執行國王在各郡的財政、行政、司法、軍事和稅收。以上均影響英國後來的中央地方政治（五六p7-9）。
　　隨著三田制引入英國和為防維京人入侵，莊園制度逐漸發展起來，使自耕農和奴隸淪為佃農、農奴（p69-75），而武士、地主、教會和國王則占有了全國大部分土地（p68,85）。

　　　３、維京人入侵

　　不列顛政治由氏族、諸小王國、三大王國發展，至825年由Egbert打敗麥西亞王國統一了英國。但此時維京人開始入侵，造成現代英國人血統以塞爾特人、英格魯．撒克遜人、丹麥人為主要成分（p56-8）。
　　英國雖以丹麥稅應付維京人，但仍在885年締約由英王Alfred和丹麥王Guthrum共占英國（p59-60），之後四任英王尚能抗衡丹麥人勢力，但至艾塞瑞時（978-1016），艾王無能加上地方貴族勢力高漲，境內丹麥人又不順從。從980年開始維京人再度入侵，丹麥王斯萬於1013年攻下英國但次年猝死。英人邀請逃至諾曼第的艾氏回國但1016年又死於倫敦，市民和貴族交王位給其子艾德蒙，但另股地方勢力在南安普頓將王位交斯萬子克努。雙方激戰七月，艾死，英人遂由克努為王，克努1019年又取丹麥王位、1028年任揶威王，但繼之者Harold（1035-1040）不得人心，英人於是從諾曼地召回艾德華為王（p86-9）。

　　　４、諾曼人入侵與封建制度

　　繼維京人之後，北歐另支侵略者諾曼人入侵歐陸，占諾曼第。諾曼第公爵威廉趁艾德華死後無子繼承引起的英國內亂，於1066年率大軍入侵。憑封建騎兵大敗英國（p99），並取代英國原先的護衛武士之地位（p101）。引入封建制，威廉本人是全英最大地主至1086年還占1/4土地，並授170位貴族封地，貴族再授四千至七千位騎士封地（p101），且確立了封建農奴制和長子繼承制（p103）。
　　威廉的統治雖帶來極大破壞，但封建制也產生了秩序及和平（p99-107）。政治上，他將哲人議會改成大議會，並由其中的核心組成小議會，二者均由他控制的貴族組成（p115，五六p11）。至於不妨害中央集權和封建制的風俗、習慣、和地方制度則保留（p114，五六p10）。並設計由中央派至地方的巡迴法官和財稅人員，以聯繫中央與地方（p115-7，五六p10）。
　　威廉死後將諾曼第和英國交由二子分管，但二子互鬥，第三子享利藉小議會貴族之力奪取王位，並娶Edith為妻以安撫英人，且承諾依封建法征稅而不多取，但食言。故貴族在他死後以無繼承人為由，擁威廉外孫Stephen為王。可是Stephen無能，加上內戰混亂、貴族互鬥，於是1154年被享利二世，以法國的安如、阿斯坦和諾曼地為後盾，攻入取得政權（117-122）。

　（三）君王、教會與貴族間的鬥爭

　　　１、享利二世與教會的鬥爭

　　享利二世建立的安如帝國雖直接控制英格蘭和法國西部，但面臨一連串挑戰（教會、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諸子、貴族、法王），故極不穩定。他迫使坎特伯里總主教柏克特同意：一、沒有英王同意，不得上訴羅馬教廷。二、債務抗辯由國王法廷處理。三、教皇無權將英王的諸侯和官員逐出教會。四、有罪教士應交國王法廷處罰。教皇反對，柏克特逃法，但1170年被享利殺。最後在教皇權威下，享利屈服（p144-8）。
為鎮壓威爾斯人反叛，1156年率大軍入侵但敗（p151）。1171年利用愛爾蘭諸侯內亂占領2/3土地（p153）。並在1174年取得蘇格蘭的封地權和堡壘（p154）。但1188年其子理查臣服於法王菲力，聯合敗享利（p150）。

　　　２、約翰王與大憲章

　　理查如其父熱心對外征戰，雖常敗法王菲力，但1199年中箭而亡，英國和諾曼第貴族擁約翰為王，約翰繼續與菲力爭奪諾曼第，但1205年敗逃英國。為收回失地所需軍費，約翰大增貴族、武士、商人的稅捐。但他與各國的聯軍於1214年又敗給菲力。貴族於是結合倫敦市民、教會、各地勢力共同叛亂，迫使約翰同意《大憲章》（p157-161）。其中貴族得利最大，規定英王不得超收封地繼承金、未經大議會同意不得征收免役稅和各種不合封建法的納金。另外賦予教會權益、市鎮和商人自由等的保障，並規定所有自由民（不含農奴）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未經法院審判不得逮捕、囚禁或沒收（p161-2）。當然約翰不會甘心奉行，貴族於是在1216年9月藉法援對他開戰，10月約翰戰死，九歲兒子享利三世繼位，戰爭才結束（p163）。

　　　３、享利三世與牛津條款

　　享利三世年幼由貴族輔政，但1227年他宣布自己已成年，想拿回王權，後來與法作戰大敗，又花巨資建宮殿、城堡、西敏寺。1255年連續三年農作大荒，他竟還想進攻西西里，1258年為錢開大議會，貴族趁機提出牛津條款：一、設立由十五位貴族組成的永久議會，負責對國事提建議，並可提名最高法官、法務大臣。二、國家歲入交民事法廷而非御前大臣。三、每郡法廷設四名武士以審問有關控告。四、大議會每年開會三次，並改名為Parliament（193-4）。
　　牛津條款因享利不實行，貴族又不團結，故當享利1265年擊潰領導人蒙特福後便遭擱置。蒙氏敗因貴族不支持，但由支持者是市鎮代表和中產階層，可知英國的社政經結構已在轉型（p195-6，五六p16）。

　（四）封建瓦解與資本民主主義

　　　１、英國封建早瓦解之因

　　從十二世紀以來英國採三田制和耕馬等農技使生產力大增（p126-7），這培育了大地主和中產的騎士、教士、鄉紳（gentry）和君子（gentleman）。另外市鎮的基爾特尤其商人，也以錢取得自治權。國會到1337年已形成代表貴族、主教的上院，和代表騎士、教士、鄉紳、及其他自由民的下院（五六p18）。
　　除了上述政治社會結構的因素下，十四世紀黑死病奪去全英350萬人的100萬，地主定下最高工資和加強力役，仍無法阻止農奴解放和佃農反叛的時潮。地主終於了解最有利的耕種方式還是將耕地租佃或雇自由農。如此不但使得英國封建制比歐陸早二百年瓦解，也培育了大量的自耕農（p226-9，五十p10）。

　　　２、資本主義的興起

盡管十四、五世紀英國遭英法百年戰爭和三十年內戰，但十五世紀英國已從出口羊毛的大國提升到出口毛料（p266），到十六世紀羊毛和毛織品占輸出值的4/5（p360）。對此，張漢裕依Weber,Unwin,Mantour的看法認為以羊毛工業為火車頭的英國產業發展（由散作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到工廠工業）的主要動力來自，從莊園和行會解放出來的自耕農和小工匠們，具備了企業家勤勉、刻苦、自由競爭肯冒險。而商人則壓制產業發展，即使有些商人投入也是被迫而非如See所言主導產業發展（五十p103-117）。
　　張氏看法太簡化。英國自古雖有各階層的衝突和剝削，但從封建行會較早瓦解，從國王、貴族和不斷新興的勢力，可知彼此是制衡的。尤其位居上層的貴族商人比歐陸類似者更多地投入產業貿易（p393、408），可知英國的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非單因所成。事實上英國羊毛工業很大地得力於大布商將以下有利因素結合起來：一、低出口關稅。二、有全歐質最佳價最低的羊毛。三、解放後的自耕農、小工匠。四、支持國王對抗漢撒聯盟，爭取外貿主控權（p267-8）。
　　以上優勢到都鐸王朝時，隨著大破西班牙無敵艦隊，而更加有利於資本主義興起。國內的地主和新興階層大力圍場發展羊毛工業，對外實施重商主義式貿易。
雖然英國的封建瓦解與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和法國大革命或其他古今中外各种重大的歷史現象一樣均非單因所造成，但各种絕對論總会以各自的立場來切入解釋，比如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便以封建農奴的主动反抗來解釋封建瓦解，以資產階級形成而非資本主義工商業或精神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形成，又以資產階級革命而非清教徒革命來解釋英國大革命（一一八二p.371-6）。
有關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研究、解釋及爭論真是汗牛充棟，在此以Braudel的研究為例來說明,他以長時段的整体史（雖然此一史觀在排斥伝统敍述史的短時段政軍事件史及精种文化史的同時就已注定無法全面豎体地掌握歷史了，一一八Ｏp.172），透過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歐洲、阿拉伯世界、印度、日本、中國等地區，在物質生活、市場經濟、及資本等方面足以產生資本主義的潛在因素之後，認為資本主義是种長時段下逐漸形成的複雜結構，無法像一般所認為的能區分成商業、工業或金融資本主義，而是三者共存的。他在分析比較英国的資本主義在繼十六世紀的威尼斯、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之後，得以在十八、九世紀成為世界中心，就是靠著前撲後繼的資本家將各種有利因素統合起來，而其他地區或只提供潛在动力如日中印或夭折了如威尼斯（一一八五卷三p.38,627,722-3。）

　　　３、教育的勃興

　　教會雖獨占了中世英國的教育知文化，但牛津和劍橋的師生為抵抗君王、教會、鄉紳和市民的壓力，由自組行會到成立大學，逐步實現教育自主的理念（p138-9,190）。十二、三世紀大學授課內容：哲學、物理學是亞里斯多德，耶學是多瑪斯經院哲學，天文學是托勒密，數學是歐氏幾何，文學是拉丁文。但之後的柏拉圖哲學，培根重歸納反亞式邏輯，Scotus反多瑪斯理性耶學，威克里夫將拉丁文約書譯成英文，和喬叟以英文創作《坎特百里故事集》等也蘊釀一股反動勢力，這股勢力對英國確立以新教、經驗主義、和英語為文化霸權有決定影響。
　　到十五世紀末英國設立了300-400家的文法中學（p273），加上新教豉勵讀英文約書，對識字的普及很有助益。從意大利傳入的文藝復興加速了教育內容的人文化和世俗化（p303）。1476年傳入的印刷機提供了大量廉價的讀物，在清教革命期間（1640-1660），英國出版了22000種講道書和小冊（p304）。
　　以上利因促進了英國的民主科學在十七世紀革命性進展，除了新教革命和洛克民主理論外，人類首次自主的科學共同體「皇家倫敦改進自然科學學會」於1662年成立（p506，六二p107-8）。

　　　４、社會結構的演變

　　十三世英國封建社會階層如下：國王年收入35000磅，十個伯爵每人年收入1~2千磅，20~30個男爵0.5~1千磅，武士鄉紳20~100磅，石匠5磅，非技術工2.5磅，洗衣婦1磅，教士4磅，農夫2.5磅（p160、181）。但年收入尚不能充分反應各階層地位，因封建權力來源更大的是基於土地而來的種種特權。
　　十六世紀社會階層變為：一、國王占全國土地5%。二、教會占20%以上。三、50個貴族每人年收入1~6千磅。四、500個武士200磅，800個士紳80磅，3~5千個君子10~20磅，這些構成新的紳士階層。五、新興商人與律師。六、自耕農或租有100~200英畝農場者，其收入往往超過君子。七、農夫每人約租30畝，年及入3磅。八、雇工和勞工占鄉村人口的1/3。九、市鎮人口占全英1/10，其中的5%上層占全市鎮財富的80%。
　　英國往後的階層權力往紳士集中，到1640年占全國1/2土地（p406、466），且成為清教革命的主力。

　　　５、圍場與資本主義

　　莊園行會瓦解，農耕利潤下降而養羊則大增，這造成土地壟斷和圍場，以求大農場的經濟效益。國會為避免失業大增和確保糧源，於1489年立法禁止圍場，但未執行（p284）。圍場逐出之勞動力成了各產業的勞動預備軍，替國家和資本家帶來大量財富（p283-9）。但也帶來嚴重的失業，即使在伊麗莎白時期，大多數市鎮均有1/4~1/3的人是需乞討的窮人（p413-4）。英國以恩威並重方式對付這些人。1536年的救貧法以新教為精神，規定有工作能力者不得乞討，由教區強迫其工作否則受罰，這改變了舊教視乞討為善功的看法（p334、414）。另外提供大量救濟金救濟貧民，救濟金來源稅收只占7%，商人捐款達50%，貴族紳士也捐25%（p415）。靠著恩威並重，英國由農業轉型至工商業過程並未造成像法國毀滅性的社會動亂（p283-9,415
）。這也可用來解釋，為何英國大革命是宗教因素主導而非法國的階層對立（p475）。

　　　６、宗教鬥爭

　　英國教會相對於國王、貴族、紳士的自主性和改革性，因受限於教皇權咸、本身腐化、又享社經大權（p180-1,323-6）。故在封建瓦解時，其社政經文化地位，分別被國王、貴族、紳士、國教、新教、世俗文化奪去。其關鍵性挫敗有二，一是亨利八世時，一是清教革命。
　　亨利八世想離婚並再婚，與教皇展開長期鬥爭。他利用英國反教會的腐化和特權之風潮（當然此種誇大對方邪惡，掩飾自己美化自己的技倆，如同其他案例，英国的反舊教者亦然（一二八Ｏp.11-12,44-48）），強迫教會服從英王，不服者以叛國罪處決（p318-331）。為戰費和犒賞有功人員，從1543-
1547年共沒收全國修道院土地的2/3，並將其中的97.5%以高價出倍，其中的2/3又被紳士買去，其餘由貴族、商人、律師和公務員取得。另外有些未被占領的修道院為錢也將土地售予自耕農。以上造成紳士階層的激增，並大大地打擊了舊教勢力（p333-4）。
　　英國宗教改革雖不乏極端論者，但最終中庸者獲勝（六三p154-5），其因在極端主張不合英國主要階層和國家的利益，故亨利八世信仰會隨政治情勢而變是很自然了。他未與教皇決裂前，在摩爾和費希爾幫助下，曾發表一本批評路德的書。決裂後，又在克倫威爾和克倫摩說服下，傾向路德派。當1533年法、西靠攏時，他開始與日耳曼路德派國王談判，並在1536年提出調和新舊教的「十條目」，其中雖傾向路德派，但有關彌撒聖事仍依舊教的化體說，也不採路德派的因信稱義而強調善功。可是到1537年法、西交戰，舊教威脅解除，他就將舊教的七聖事全採用。到1538年法、西談和，教皇又將他逐出教會，為安撫國內舊教徒而通過舊教成分較多的「六條目」（p343-5）。
　　亨利死（1547）政權交攝政議會，成員大半新教徒，於是1549年國會通過「第一祈禱書」，舊教徒反對，要求恢復舊儀式、拉丁文彌撒和「六條目」，政府視之叛亂，展開鎮壓，舊教徒反抗但敗（p343、356-360）。鎮壓後，政府加強破壞舊教藝術、書籍、抄本。以牧師更替教士。並在1552年通過更強的「等二祈禱書」和「四十二條目」，廢除舊教的禰撒聖事改領聖餐禮，主張因信稱義、預定論，且掠奪教會財富（p366-7）。
　　經以上迫害，至1553年愛德華死時，大多英人已不再是熱心的舊教徒了（p367）。繼任的瑪麗女王試圖恢復舊教，將二千多名娶妻教士（占全教士的1/4）罷絀，並燒死286個新教徒，迫使大量新教徒逃往歐陸。但她的迫害無效，因迫害的同時並未積極推出傳教活動（p372-5）。且她與西班牙聯合，1557年西、法交戰，1558年法軍封鎖英港，英軍投降，夏天瑪麗病死，伊麗莎白就位（p376）。
　　伊氏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在1559年提出妥協性的「三十九條目」，形成儀式上舊教、教義上新教、管轄權屬皇室的國教（p382，六三p162-3）。舊教雖反抗並有250人殉教，但仍失敗，到1603年時全英只剩250教士和35000信徒（p386-9）。相對的新教在鎮壓下，憑著本身激進的信仰和民主參與，積極地投入政治奪權運動，尤其信徒以資產、中產階層為主，故不斷增長（p389-390）。

　　　７、清教徒革命

　　清教徒的反抗到革命前夕達頂點。查理一世是首位國教英王，他的國教傾向迫使清教徒逃離或反抗。清教徒在重商殖民主義驅使下，夾著追求宗教自由、土地、利潤等動機，從1607年開始向北美移民，初期成功率不高（p460-2）。但自1620年英國羊毛工業不景氣，加速了移民。到1629年勞德在麻塞諸塞建立了首次的清教政權，但被其迫害者又移至羅德島另建新殖民地（p462）。
　　英清教徒利用查理在軍事上未能建立一支國王軍隊、財政上愈來愈依賴紳士商人、行政上又無能（p469），於是當蘇格蘭長老教因反抗查理宗教政策，查理出征失敗時。清教徒乃結合不滿查理的紳士、商人、律師，在1640年查理為錢而召開的國會選舉中獲勝（p469-471）。
　　查理拒絕國會改革要求而導致內戰，保皇黨的支持者以經濟上較落後的北部、西部、大地主、佃戶、舊教徒、國教徒為主，而國會黨則以較富有工業發達的南部、東部、清教徒、支持宗教改革者、自耕農、商人、手工業者、工匠為主。由於國會黨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的清教徒、強大海軍、富裕的工業經濟結構，加上查理對倫敦的攻擊遲緩且無力，故自1644年1月蘇格蘭參戰後，就註定保皇黨失敗，1645年6月查理兵敗被捕（p417-8）。
　　內戰的目的本在建立君主立憲和長老教會系統，但皆敗，其因是查理不肯屈服，且長老會內部又新生一派以克倫威爾為中心的「獨立派」，此派主張寬容異教（p479-480）。克倫威爾經一番征戰終勝並處死查理，廢上院，另建由軍隊控制國會的政權。但獨立派又二分為顯貴派和平等派，平等派主張宗教寬容、主權在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有生而自由的英國人均有投票權（p479-483）。平等派主張顯然不合當時漸進民主之需。

　　　８、克倫威爾的專政

　　克氏在軍方支持下於1653年12月12日接受英國史上唯一的成文憲法，規定克氏出任攝政，設一由軍方組成的國家議會，又設一由州郡年收入過200磅有產者和市鎮共同選出的國會，並主張對舊教之外的教派寬容（p479）。但新國會反對克氏軍政府成立常備軍、宗教寬容、及擁有財政權，但均被壓下（p498-490）。

　　　９、查理二世復辟與光榮革命

　　當克氏1658年死時，由於經歷了二十年內戰和軍事統治，紳士、資產中產階層體驗到還是維持舊有具中庸平衡性的政教結構對其有利，故查理二世於1660年得以復辟，舊有的上下院也恢復，國教與反國教間也取得制衡（p501-2）。查理為對荷蘭作戰，與法聯合並加強舊教信仰，兵敗，國會趁機要求任公職者必信國教（p527-9）。查理於1683年遭暗殺，爭鬥二年，弟詹姆士1685年繼任。但詹與國會有關反教士主義和軍政經權力歸屬的爭論，導致國會引入其女婿威廉與他對抗，而產生了光榮革命。威廉於1689年同意權利法案和寬容法案，但此二法案是保守的，只不過恢復國會舊有權利，且舊教仍不被寬容，任公職必信國教之法仍有效（p535-540）。

　　　１０、洛克與光榮革命

　　一般以為洛克是古典民主政治理論的奠基者，但他卻以其新教和中產立場，認為舊教不能寬容、無產者無參政能力（p540-1）。其實康德、盧梭、彌爾同理也持有限參政權（二五九p51）。

　　　１１、新教與民主科學資本主義

　　新教無論路德或喀爾文派均未主張民主，反想建立神權政治，當然更不可能主張科學、資本主義。但會在英國等地區產生民主等。其因非韋伯所言（參《緣現論》），而是英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諸多有利因素使然。David認為新教趁機攻擊舊教迫受科學，而新教尚無力以其信仰阻礙科學自主發展，故英國得以最先產生古典科學（六二p102-8）。Roberts反駁韋伯看法，因當時歐陸最偉大的科學絕大多是舊教徒，即使英國的哈維、波義爾、牛頓也非清教徒，且宗教改革的科學真空也被占星學占有（p512-3）。

　（五）英國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之發展

　　英國憑藉著優越的地緣，尤其在封建瓦解之後，比歐陸快速且順利地發展出階段性的民主政治；以羊毛工業為中心的產業，順著散作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工廠手工業的順序，逐步完成產業革命；具流動性的社會結構；較平和的宗教改革；世俗化的科學、文化與教育。即便是重商殖民主義也比葡萄牙西班牙著重於從外掠奪資源回入卻造成奢侈腐化、比法國中央策劃執行的大而不當的龐大重商主義計劃（三p116），來得有效率，且能在英國產業取得優勢後，適時地修正重商主義為強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但也產生了結構性的危機，如羊毛工業受綿紡工業挑戰、木材的耗盡、嚴重的勞工問題、中產無產階層對政權的要求、和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各項社會問題（五八p13-5）。

　　　１、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光榮革命後的英國社政經結構基本上是以財富為判準，加上為供應大量人口所需糧食（五五p626），地主除了開墾荒地、填平沼澤、引進新品種新機械、施肥、廢除休耕外（三p177），並大力圍場，使十七世紀占總土地1/3的自耕農，到十九世紀占不到1/10（五四p411）。
　　大農場企業化經營的結果，使糧食增加量可滿足人口從1760年的650萬到1820年的1200萬所需（五五p626-7），但也造成了大量農村人口流離失所（五五p629-630）。幸好產業能吸收過剩勞力，加上社會流動，尤其北美殖民地可供大量人口外移（三p177）。
　　為了維護地主利益，英政府管制糧食輸入。但隨人口增加，為提供廉糧以降低物價和工資，並希望藉輸入外糧使外國有能力輸入英國的工業產品（三p264-7），終於在1864年廢除長期用以管制糧食輸入的「穀物條例」。

　　　２、受壓抑的勞工階級

　　產業發展所創就的新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和各項社會問題，英國處理這些危機的模式與傳統以來的漸進方式一樣。在1832年的第一波改革中，中上階級就爭得合法的權利，但勞工權利和社會問題，尚待數十年鬥爭才得以解決。且每次的改革，權力之分配均兼顧既有和新享雙方（這類似日本）。錢乘旦在《英國文化模式溯源》中認為英國發展模式的特質是和緩、平穩、漸進與協調，「在傳統與變革的衝突中，走到相融和的道路。」（九七六卷首語）。
　　1832年政改背景是「英國的政權自光榮革命以來即落入農商貴族的手裡……到1832年前後，英國的政府，還是貴族專橫的成分多於民主的成分。有產階級的舊地主和世族控制政府，而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資本家並未能在國家享有公平的代表權，致於勞動階級更是被摒門外，為數眾多的民眾仍沒選舉權」（五六p31）。
　　經1830和1831年兩次選舉，下院的改革勢力大增，下院於是在1832年提出「改革法案」：一、廢除衰落城堡的代表權，其缺額由新興城市遞補。二、增加人口眾多郡縣之代表權。三、擴大選舉權的適用範圍：１、長期擁有或租有土地，其租金在10磅以上者。２、租地年租金50磅以上者。３、城市自由人年租屋金10磅以上者。這使合格選民由43.5萬增加到65.6萬。但以上仍遭上院否決三次，在英王威脅加封貴族入上院下，上院才通過（五六p33-4，五五p769-775）。

　　　３、勞工運動的前撲後繼

　　1832年的改革引發一連串的運動，其中又以與勞工息息相關但又對立的1839年「人民憲章運動」和「反國內外穀物貿易法聯盟」為著，結果前敗後成，David認為其因是後者「有組織的、有紀律的，以及無所不為的利用道德經濟和人身的力量。它是一個無比效率的壓力團體，藉遊說和宣傳的手段對議員們施壓力」（五五p783）。此說不足，就勢力而言，工人動輒數十萬人的集會遊行，並有190萬人簽名支持包括普遍選舉權、秘密投票、同樣地區選出同數議員、國會每年開會、參選議員免財產資格限制、議員領薪等的憲章運動，但因損及統治者和中上階級利益太大，尤其當時產業仍經不住此一要求。對此左派的解釋是︰「由於英国資產階級集团的殘酷鎮壓，由於憲章運动內部的兩派分裂，工人貴族的阻扰與破坏，同時也由於1848年以後英国進入了一个新的經濟繁荣的時期，加上歐洲大陸各国革命相繼失敗的影响，因此，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憲章運动由盛而衰，最後歸於失敗。」。（一三Ｏ五p.1-2）。相反，後者的訴求除少數大地主進口商有損外，對產業更有利。故一敗一勝乃結構使然，而非力量的大小。
　　勞工運動雖失敗，但勞工權利和產業發展帶來的諸問題，遲早要面對和解決。更具意义的是英國工人階級意識因田而形成，一三六九。除了勞工自組工會外，人道、理性和自由主義者，以豉吹或實際從事救濟和調查、甚迫政府立法，來解決惡劣的工作環境、童工女工的受虐、制定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改善不人道的精神病患收容所和監獄、改善殘破的城市、甚至社會整體改造計劃和全民政權。為解決這些挑戰，不論保守或自由黨執政，均以立法或加強行政效率方式面對（五五787-797,956-7）。

　　　４、民主政治漸趨成熟

　　1867年保守黨提出類似1832年的擴大選舉權案，經自由黨和工會修正通過後，使幾乎城市全體勞動者皆有選舉權，但上院特權依在，數百萬鄉村勞動者仍無選舉權。
　　1884年自由黨在工會支持下提出人民代表法，增加了大量鄉村選民。但因農民較支持保守黨，使自由黨失利直到1906年才再執政（五六p37-9）。
　　1906年大選，自由黨藉保守黨無力解決各項社會問題，使大量的勞工階級、中產階級、和不屬特定階級但想追求社會正義、經濟自由、社會平等者，投向自由黨（五五p955-7）。
　　自由黨執政期間，1909年提出包括累進稅、遺產稅、土地稅、和奢侈品稅在內，想從上階層收括財富以便從事社會福利的財政政策。1911年鬥贏了上院的貴族特權，使上院不再有財政法案否決權，其他法案也只能有二年延擱否決權。其他重要法案有：1906年教育法案免費供應貧寒學生膳食，1909年住宅和城市設計法案、1911年國營保險法案提供勞工保險、1912年最低工資案（五六p41-6）。
　　至於成年女性選舉權1928年才爭得（五六p47）。
　　1906年工黨雖成立但依附於自由黨，到一次大戰後，藉自由黨分裂，才擠上二個反對黨之一。1922年保守黨不再與自由黨同組聯合政府，大選結果工黨替代保守黨成為反對黨，至1929年才執政（五六p79-80）。

　　　５、兩黨政治的建立

　　英國兩黨成因於：二元思惟模式、歷史傳統、小選區制，及大黨對小黨主張的吸納，導致小黨消失於無形或無法狀大，正因如此，歐美理想化的政黨政治理論中所謂的公平競爭及交替執政並不合立基於各自政黨私利、金扠政治及大黨獨占的事實（一一八一p.368-385）。
　　保守黨歷史最久。在1640年革命時主張保皇保國教，被稱保皇黨、騎士黨、托累黨，反之則稱國會黨、圓顱黨、輝格黨。革命結果輝格黨勝，但在往後長期執政期間因摻入社會主義、自由平等主張，而於1830年蛻變為自由黨，並於1922年被工黨取代。而托累黨反成為以維護英國傳統君主立憲政治和自由放任經濟自居的保守黨。
　　工黨雖於1924、1931兩度執政，但並取得絕對多數的優勢，至1945年才以394對212席有機會貫徹其主張：一、大規模的國有計劃，包括倫敦銀行、煤礦、水電、煤氣、民航和國內運輸系統。二、對高收入者征重稅。三、社會福利方案，包括教育的大眾化民主化、勞工傷害保險、國家保健服務、平民住宅計劃、保證充分就業的財經政策。
　　以上因背離資本主義而導致財政赤字、投資衰退、通貨膨脹，加上冷戰期間工黨社主義色彩不利與美國合作，故失利。直到1966年再執政，但黨性使然的管制和緊縮性經濟政策用以解決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不但無解決問題，反在減少社福、教育……等支出，並限制工會勢力的同時，打擊了原支持者。故1974年再執政，但老問題仍無法解決，於是1979大選又回到走資本主義的保守黨（以上詳見七二第二篇一、二章）。
　　經長期要求社會正義的實行，英國人似乎了解到除非經濟發展，否則正義將落空。故柴契爾夫人執政下（1979-1992）雖犧牲了社會正義但帶來經濟繁榮，使得梅傑在工黨強大競爭下，仍大勝。其實英國的這種情形是戰後長期共存現象，一昧要求社會正義，結果蘇東瓦解，英、美、法、義大利、北歐、紐、澳則深受社會福利政策打擊（參見一九、二十）。西方各國紛紛採取新右派或新自由（保守）主義（有關新保守主義的种种，詳參一二三四。）的新（修正、後、……）福利國家政策，加強市場、私人和地方對社福的參與（九八八〈福利國家的未來發展〉）。即使到1997年5月，保守黨因黨內分裂、內閣醜聞不斷、經濟成長造成貧富不均、狂牛病事件等不利因素，相對的工黨則內部團結，於是工黨在修正過去浮濫的社會福利政策、主張民營化、不增稅、加強對年青人和失事者的就業輔導等利多下，大勝，黨主席布萊爾任首相。
上述中間偏左的政治發展，從英國工黨布來爾（1997,5）法國左派喬斯潘（1997,6）德國社會黨施諾德（1998,9）先後取代前任的保守黨，加上美国民主黨柯林頓的連任。可看出二十世紀末歐美的政潮已由偏右的新保守主義転至偏左的新社會主義（但廿一世紀初美国又極速的右傾）。論者將之稱為第三條路，意指走出左右之外的第三條路（一二六九p.29），此論如對比於以新保守主義指稱新右派、可知不當，因為所謂第三條路的執政者仍出自原左派的政黨，只是施政內含已有修正（如從福利國家、大政府、公營化及工運取向，転至福利社会化、小政府、民營化及勞資恊調），故應仿新保守主义稱之為新社會主義或新左派。論者不如此稱呼之因可能存在著馬列社會主義的禁忌，或怕有替中共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正當化之嫌。

　五、法國發展的過程

　（一）外族入侵與封建制度

　　法國在元前2000-1500和英國均出現當時西歐的巨石文明（五二p6）。到1000元左右腓尼基人在臨地中海沿岸建貿易站，600年希臘人在該域建殖民地。在此同時塞爾特人由中歐侵入法國，但與早住民融合並建立以國王、武士、貴族和教士為統治層的高盧文明（600-50），而不像入侵英國的塞爾特人消滅或奴隸英國的早住民。羅馬於120年應馬賽人邀請對抗高盧，到凱撒時已征服全高盧。羅馬統治高盧異於統治不列顛，能尊重當地習俗，肯給高盧貴族軍政權，至西元215年並予全高盧公民權。全面引進羅馬化的城市建設、農工技術、和道路系統。拉丁語逐漸取代塞爾特語，上層皆拉丁化，民間則學習不純的拉丁語，稱為羅曼語，是近代法語的起源。耶教逐漸取代塞爾特和羅馬舊宗教（p12-5）。
　　因羅馬化徹底，故當帝國瓦解，日耳曼人入侵時，高盧便開始封建化。Clovis於486年以帝國復仇者自居，罷絀在巴黎自立為羅馬王的羅馬將軍Syagrius，展開統一法國大業，稱為梅羅文王朝（487-751）。中央為錢而將土地贈與官員並予豁免權，以確保其忠誠。此特權後世襲，造成王朝的瓦解（p21-5）。
　　瓦解時多股力量爭戰，歷經丕平二世、查理、和丕平三世，到查理曼時終替卡洛林王朝（751-987）建立雄跨現今法、西、意、德、和法德間等的帝國，並於800年到羅馬接受教皇李奧三世加封為接替羅馬帝國的耶教世界統治者（p34）。查理曼的統治機器主要有二：教會、騎士。於是在大權下放至貴族、教士、騎士的分封機制下，首度完成了封建制（p42-3）。

　（二）封建瓦解與王權建立

　　以巴黎為王畿的卡佩王朝（987-1328）因：一、生產工具改善，城市興起，國際貿易大增（p63-6）。二、十字軍東征造成東西文化交流，貴族死傷慘重（p76）。三、英法首次大戰，法王腓力趁機擴張王權（p51-2）。於是封建鬆動，王權高漲，至腓力四世跟英王亨利二世一樣與教皇對立，但腓力大勝，並於1309年另立新教皇於法南的亞威農，造成耶教世界分裂（p59）。之後英法百年戰爭（1337-1453），法土慘遭英軍破壞，黑死病奪去1/3人口。貴族雖趁機藉三級議會、城市藉自治權，試圖奪王權（p80、83）。但因應戰需所建立較具制度化的軍事、財稅制度，使查理七世（1442-1461）在人民強烈的統一意識下，逐英統法，並打擊了封建制（p91-2）。查理之後的路易十一（1461-1483），除極力擴大稅基，鼓勵工商，建立郵政，統一度量外，並全力打擊和反對勢力（其弟查理及亡外貴族）結盟的大貴族（p96-7）。

　（三）君王、貴族與教會

　　　１、法蘭西斯一世與貴族

　　王權到法蘭西斯一世（1515-1559）達新頂點，除在軍事、政治、財政著力外，舊封建「帶劍貴族」地位被中央派至地方官員取代，負責替國王和貴族收稅的包稅商和其他有錢階級，則藉購買貴族的產業和國王的官職，而成為新興的「長袍貴族」（p119-121）。
　　法國此種中央集權模式，對比於英國，將發現法貴族無力制衡王權，且使國王與貴族均易腐化。就中央來看，貴族官職來自購買，中央施政計劃愈大則腐化愈大。就貴族來看，其權勢和榮耀來自不具生產性的特權。當內憂外患至，國王自認有絕對王權可將負擔平均至貴族和教會，貴族則自認其特權乃花代價才取得。雙方自認有權，但實際皆無力使對方就範。即便被迫開三級議會，可是新興的第三階級又自認權利被奪。在此情況下，會議自然是惡質革命的導火線，而非良性的制衝和改革。

　　　２、王權與教權

　　法王和人民雖大多以舊教保護者自居，但當法人喀爾文在瑞士創教成功並傳入法後，深受法蘭西斯壓制的王室和貴族大量改信喀爾文教派，並成為反王政黨，於是展開長達三十年的宗教內戰。結果，1598年亨利四世同意「南特詔書」：一、賦予全法良知的自由。二、新教可召開全法或地方性宗教會議。三、每法院設一詔書室，確保新教徒的司法平等。四、封官賜爵和獎賞犒勞不得有教派歧視。五、替新教徒設百處安全區，有效期八年（p124-137）。
　　但上述當舊教復興和法人不容時，至1685年路易十四終頒「南特詔書廢除詔」，這導致二、三十萬新教徒逃離，其中有大量的技術工人、知識分子、軍人、水手逃至英、普及其他新教國，而成為反法生力軍（p180）。

　（四）君主專政的建立

　　　１、享利四世

　　亨利四世1598年命Sully為財政部長復興內戰受損財經：一、建立嚴密經濟秩序，迫使收稅員和糧商吐出不法所得。收回因借貸而予私人的特權。取消並償還國王的部分債務。將四萬名豁免泰宜稅者重新登冊。二、為闢財源又創包勒稅、買官稅，造成官位世襲。三、禁止意大利奢侈品進口，同時建二百多個皇家工廠，引進絲織業，重建傳統奢侈品工業（p141）。
　　以上除一外，其餘長期對法國的產業、官制、和財經制度均不利，而只是中央擴權的急功近利。

　　　２、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未滿九歲於1610年在母后瑪麗攝政下繼任，但諸大貴族在康戴親王領導下要求分享特權，政府以傳統賄賂方式贈以年金，但不滿足。至1614年召三級會議解決，但第三階級攻擊貴族貪得無厭，反則攻之卑賤的暴發戶。爭論至1615年2月解散三級會議，直至1789年大革命前未曾再開（p143）。
路易十三成年後仰賴樞機主教李希留主政，李氏壓制新教、貴族、農民，三者於是為護教、特權、反剝削而叛亂（p146-8）。

　　　３、路易十四

　　四歲的路易十四由母后安妮攝政、樞機主教馬薩林主政。馬氏和財政部長Particelli為安撫貴族的反叛，於1648年以准許最高法院法官有世襲之特權，交換停薪四年。巴黎法院要求同樣待遇，遭拒，於是法官以1640年英國會反叛查理一世為例，結合巴黎被止付的債券持有人，於1649年起義，史稱「投石之亂」。三年動亂，巴黎人因深受其苦而不再支持（p155-162）。此顯示，享有特權的貴族不但不能制衡王權，反因人民不支持，而加強了王權。
　　由下分析可知王權到路易十四（1661-1715）達到頂點：一、路易十四透過Bossuet主教著作，宣說君權神授，路易乃神在人間代表，有關當時對路易十囚的造神詳參一二一九。二、每年花政府預算的3~5%建造凡爾賽宮。三、以奢華宮廷生活誘引貴族至宮，使貴族與地方脫離。四、除獎勵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外，1666年成立科學院。五、Colbert主政大力推動重商主義式財經建設－－新設人頭稅和什一稅，但因貴族和教士反對，這些新稅又落於平民身上。出賣各種官職。發展皇家國營事業。以義務制海軍，配合特許的貿易公司，支持海外貿易和殖民（p168-177）。
　　以上雖龐大，但：一、連年對外征戰和宮廷各項支出，使財政破產（p177）。二、貴族、教士、和政府的負擔最終均落平民身上，導致農業不振、農村凋弊（p175）。三、欠大量一流的官員和企業家，相反的，買官者等執行管理的財經和國營事業，無效率且腐化（p196，六五p9,35,42,57）。於是當平民無力支持剝削、對外征戰失利、對內貴族不滿、農村凋弊加上天災人禍，則暴亂將一發不可收拾。

　　　４、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以勞約翰主政，勞氏為收拾殘局，於1716年創設銀行發行貨幣，並特許開發殖民地的密西西比公司和東印度公司營運，結果在投機抄作下，公司破產，連帶使法國通貨制度瓦解，勞氏1720逃亡荷蘭（六五p21）。
　　為財政需要至1749年在馬壽主政下提出廿一稅，但在法院、貴族、教士反對下，馬壽下台，廿一稅又落平民身上（p204-5）。

　　　５、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於1774由重農主義的杜戈主政，但因剝奪了特權者既有利益，加上穀物貿易自由化導制糧價哄抬，故1776年下台。繼任的內克爾以舉債而不加稅方式籌湊參與美國大革命所需，但也因地方自由化的改革損及既有得利者，1781年下台。1783年法英之戰雖勝，但為改善瀕臨破產的財政，1786年終於由卡隆提出改革計劃，但遭法院反對。1787年2月，國王於是遴選144名特權者組成權貴會議，但代表均反對卡隆方案。路易十六遂以反對領袖布里安大主教取代卡隆，並解散權貴會議。布氏希望法院通過改革案，但仍不同意，於是布氏將巴黎法院法官外放，不料外省法官群起支持巴黎法官，布氏下台。路易不得不重召內克爾主持三級會議。

　（五）大革命前的社政經文化結構

　　　１、經濟危機

　　法國產業因：一、欠英國發展羊毛工業、鋼鐵、蒸汽機所需原料之地緣經濟之利。二、地處歐陸長期戰亂不斷，政治不穩。三、貴族財富來自特權，而非產業，雖有些小貴族經營地方產業如鐵工廠（六八p168-9）。四、國營事業欠競爭力（六五p42）。五、奢侈品工業無法吸收大量勞動力，相反的，英國的產業與圍場相互配合（六五p47-8，七十p25）。六、工廠和公司規模過小，大多是家庭手工業，又欠銀行和證券可取得融資（七十p32-5）。七、封建莊園和行會制度比英國頑強且衰退的晚（六五p43）。八、關稅壁壘，地方各種的過路費、關稅、規費、和入市稅，阻礙了貿易（六五p44）。
　　故當1786年英法簽訂通商條約後，英國產品便以強大的競爭力傾銷法國，使法國產業雪上加霜（五二p230），也加速了革命到來。革命不但不利產業發展（四九p422），也造成人口大量留在鄉村，使農業生產力無法提高（七十p23）。
Wallerstein在反思英法互爭世界体系中心的過程中，為何英国能將貴族資產階級化而法国不能時？他認為法国君王與貴族的相互買賣官職導致法国貴族無心於產業，而英貴族為了生存不得不與資產階級相融（一一八六卷一p.390,401）至於英国為何比法国更熱衷於對外擴張，他認為法国的領土比英国大，故法國產品可更多地在国內銷售，而英国則需要歐洲及北美市場（一一八六卷二p.147）

　　　２、意識形態的革命

　　源自英國強調理性、自然法的啟蒙運動，雖在法大興，但哲士們並無意鼓勵革命推翻舊社會，其著作目的在教育人理性、寬容和人道，許多作者即是特權貴族，且作品並未流傳於市井小民和工商資本家手中。至於革命初期小冊子所引用類似啟蒙運動者的看法，那不過是當時流行的常識。故啟蒙對革命並無直接影響力，但隨著革命激進化，啟蒙家如盧梭的思想就起了很大作用（六八p138-140,149,161,261-2）。
　　雖然如此，啟蒙運動在宗教上對教會的攻擊；在政治社會上攻擊君主專政和社會不義並強調主權在民；在經濟上攻擊管制式工商制度而主張自由放任，這些在知識階層激發了導致舊政權崩潰的改革心態（p215）。

　　　３、社會結構

　　革命前社會結構如下（p224-7）：
　　第一階級－－教士，分入世和出世教士。約12萬人，占人口的0.5%。教會占士地的6~10%，主要收入是地租和規費，收入除繳庫和社會慈善外，均由教士和貴族占有。教會享免稅特權，只需繳如公平交稅的1/10約500萬磅。入世教士分三級：一、上層教士，含139名貴族出身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長。革命立場傾特權階級。二、中層教士，含大都市教區的教士和神職大學教授，傾第三階級。三、下層教士，含地方教區教士，傾農民。
　　第二階級－－貴族。含傳統的帶劍貴族和新興的長袍貴族，約11~35萬人，占人口0.5~1.5
%，占土地的25~33%。享有地租，規費，教會1/4收入，壟斷上層官職，和公私產業最大投資者，免稅役，享有地方司法權。貴族可分：一、上層，約250個家族，年收入皆過5萬磅，是宮廷貴族。二、中層，占貴族數1/10，年收入不及4千磅。三、下層，年收入與富農相當。
　　第三階級，泛指其他三類之外者，約230萬人，占人口8%。分子龐雜，從（一）小官員，（二）律師、醫生、作家、出版家，（三）到富有的工商家、銀行家、包稅商皆是。第三階級是革命初期主力，他們以人民自居，實則對待人民的態度，就如同貴族對待他們一樣（六四p141-2）。他們起而革命之原因如同其他革命一樣，是高漲的期望遭挫折。（一）的挫折是購得的官職上升之途被貴族阻塞。（二）則要求自由、正義。（三）則要求能升任貴族，部分則主張對其有利的自由經濟。由此可知第三階級不於等資產或中產階級，也非人民代表，或資本主義催生者。
　　人民－－指農人和工人（六七p7）。農人約2200萬，占人口80%，其中3/4約占土地的1/2，但只少數能自足，尚需租佃或副業為生，除負擔政府各項稅役外，教會的什一稅占年收入的10%，規費則占10~15%。工人尤其占巴黎人口1/2的55~60萬工人，是都市革命群眾的來源。
　　農人與工人並無同一階級意識，稱之人民，乃革命常見技倆，且二者立場常衝突，革命之初農人破壞了糧食生產和運輸加上屯糧，使工人更陷絕境。當工人掌權又不斷下鄉收括糧食。同樣號稱代表人民的第三階級，代表中，司法行政官占40%以上、律師占25%、其他專業者5%、工商金融者13%、農人只占7~9%（六五p150）。由此比例和制憲內容，可立判第三階級只代表自己，其實又有那個革命不如此？！

　（六）法國大革命

　　　１、三級會議

　　本由特權分子發動的三級會議，第三階級要求其代表數應為第一、二階的兩倍、會議要聯合舉行、每一代表一票。但巴黎法院反對。路易十六於1778年12月27日在輿論壓力下批准第三階級代表數之要求（p229）。選民資格，巴黎以外地區，27歲以上男子一年內繳過政府任何一種稅則有資格參加地方議會之投票，再從地方議會中選出各階級代表。巴黎則要求交超過
6 livers稅者才有投票權，目的在排除大多工人（六七p13-4）。選舉結果，第一、二、三階級分占291、270、578名代表（p229）。
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在凡爾賽舉行，但因會議要合開或分開，議案通過要三個階級或
以代表人數通過等程序問題而紛亂不已。路易十六在6月27日被逐漸壯大的第三階級（此時已有170教士和50貴族代表加入第三階級，並自稱「國民會議」）所迫，下令三個階級一起開會，貴族教士6月30日屈服。第三階級初勝，當夜群眾在凡爾塞燈火通明遊行，高呼「國王萬歲」「內克爾先生萬歲」。但政府卻已密令布洛立元帥率二萬大軍入巴黎，並在7月1日將內克爾解職（六五p151-4）。這造成市民不安，群眾開始聚集，攻擊公家機關，搶奪武器。7月14日巴斯底監獄被攻下，巴黎重要官員和貴族不是被殺就逃，而新政府成立。在其他城市和鄉村一如巴黎，甚至盜匪四起。
　　經多日暴動後，在二位貴族表態下，8月4曰晚上，國民會議有特權的代表紛紛聲明放棄其特權，並在8月26日通過人權宣言－－主張國民主權、人生而自由平等、人身思想出版自由、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依法審判納稅（p234-6）。
　　因路易十六不批准要求放棄特權的法令，特權分子也蘊釀反撲，加上糧食不足，10月1日路易十六被暴民和國民衛隊從凡賽塞押解至巴黎（p236-7）。

　　　２、國民會議

　　因對人民的不信任，國民會議以繳稅能力取決選舉和被選舉權，其他重大措施如下：一、設立法會議享有中央立法權，地方則由民選議員和官員自治。二、實施自由經濟，消除關稅壁壘、城市稅、過路費、行會陋規，推行米突制。三、沒收教會財產，以此擔保發行金元券。但因通貨膨脹，貨幣發行過度，政府被迫出售土地以收回金元券。四、依行政區域重劃教區，民選主教和教士且需宣誓擁護政府不得服從教廷。但只有七位主教和半數教士宣誓，造成法國教會分裂二（p238-9）。
　　國民會議的宗教政策造成路易十六和人民的反感，在外國君王和出亡者的呼喚下，路易十六於1791年6月20日夜間出亡，但被抓。此舉使國民會議分裂成擁王和反王二派，鬥爭結果以重選立法會議來解決爭議。

　　　３、立法會議

　　1791年10月1日開幕的立法會議，左右中派（依代表在會議廳位置而定）各占136、264、355席。左派雖少但激進，大多來自工商地區的吉隆地省，故又稱吉隆地黨，主張強硬對付國王、教士（六七p49）。
　　吉隆地黨為對抗外力與路易十六、出亡者，鼓勵各國人民反其君，並將法國國內革命對象視為賣國賊。立法會議於是在1972年4月20日對奧宣戰，但大敗（六七p63）。吉隆地黨人將敗因推給賣國賊，並發動群眾和外來志願兵於8月9日攻入皇宮，囚禁國王和王族成員。8月10日在激進派（如羅伯斯比、馬拉、丹頓）指使下通過以行政委員會取代王權，並將黨中有資產階級成分者排除，丹頓任司法部長負責行政（六七p57-60）。
　　行政委員會面對普奧聯軍壓境，攘外先安內，在馬拉和巴黎公社有計劃的逮捕屠殺下，從9月2日至6日，單在巴黎就處死1300人（p242-3）。

　　　４、國民公會

　　9月20日立法會議解散，由全體公民重選國民公會，但初選只有1/10選民投票，複選的選舉人團又有1/4棄權，故公會只代表7.5%選民（六五p212）。
　　吉隆地黨已淪為反恐怖統治的溫和派，雅克賓黨登上激進派，在羅伯斯比領導下，以反革命私通外力罪名，於1793年1月21日在革命廣場（今協和廣場）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結果激發英、西參戰，國內反革命勢力開始反叛，加上巴黎群眾要求管制物價、征糧、劫富。雅克賓黨趁勢，整肅政敵，6月2日，吉隆地黨瓦解。公會並派兵壓制屠殺外省各地的叛亂（p246-7）。

　　　５、公安委員會

　　公會雖通過民主憲法但無意實行，反成立革命政府行恐怖統治，由革命法庭行使司法，公安委員會行政，其間未經審判而囚禁者過30萬，約3.5~4萬人處死（p247-8）。
　　革命政府試圖以理性宗教取代耶教。經濟上，限制工資物價，搜查囤積，沒收嫌疑犯財產。教育上，規劃全國性免費的義務教育，但因經費和政治不穩而未實施。廢除皇家科學院，另立法蘭西斯學院（p248-9）。

　　　６、革命末路與反革命

　　革命惡化導致革命政府內也展開激裂鬥爭，結果羅伯斯比在1794年春鬥跨左派的埃伯黨和右派的丹頓黨，並將其領袖一一送上斷頭台，但他在7月27日也命喪斷頭台（p249-250）。
　　反革命勢力使政權由雅克賓轉至中間派，而解散革命政府，反獨裁，主張宗教自由。中間派以白色恐怖方式壓制國內左右派的暴亂，同時對外戰事也於1775年停止。在此背景下通過極具富人色彩的憲法，開始了第一共和（1792-1804）。
　　憲法規定初選選民資格需年滿25歲並曾繳定額之稅，再選出有定額財富的選舉人，再由之選出國會議員和地方官員。國會分500人委員會和長老委員會。前者需年滿30歲，負責提出法案和五人執政團侯選人名單，再由年滿40歲的250名長老委員會批准法案和決定人選。
　　由於1797年的選舉保皇黨占多數，執政團於9月3日發動政變，驅逐保皇黨（p250-4）。但第一共和並無力解決來自國內外的反對勢力，政權最後由拿破崙取得。

　　　７、意識形態的鬥爭

　　法國大革命各派皆有其意識形態做為鬥爭和奪權的典範。
　　保守派以傳統封建法規和君權神授為其特權和王權合理化。但從法蘭西斯一世以來，不斷加強的中央集權，不但使地方自主性瓦解，也使中央不斷腐化（這異於英國）。又不像後來的德日，貴族與中央合作，從農民剝削資金，而後全力投入國家社會的工業化與現代化。
　　革命派則依其需求（私利）之不同而有不同的革命典範（公理）。本來歷史上成功的革命就在於私利公理的有效配合。可是法國大革命時的公理卻不足以支持其私利：一、工商者要求自由經濟，但法長期中央管制經濟，造成無效、特權腐化，開放又無法面對外來尤其英國競爭。二、知識分子要求自由，可是這種積極自由，在結構瓦解的法國，卻帶來紅白恐怖統治。三、激進派要求國民主權、平等、自由等，但隨著革命激進化，結果卻是要求的相反。
　　法國中央集權除上弊病外，當中央權威衰落（如第一、二、三、四共和，第五共和特殊，它雖非帝政，但卻是戴高樂強人所造成），則陷於政爭不斷、國家社會紊亂、長期建設無法進行。而不得不讓強人如拿破崙、戴高樂等收拾殘局，但法國人好自由平等民主或說好鬥激進的傅統又不能容忍中央的獨斷，所以當對外征戰失利對內工學潮高漲，改朝換代又不可避免。這似乎要到戴高樂之後，尤其1984年左派密特朗總統領導的社會黨在國會選舉中失利，而不得不行使總統和總理分屬左右兩個不同政黨的「共治」的歷煉，法國的民主政治才步入較英美協調中庸式正統民主政治之途，亦即體驗到政治不再是左右對立鬥爭，而是在兩極中求同求共識（七三p201-3）。
　　法國的左右共治導因於戴高樂為求個人獨裁，在解決上述問題的合理化下，透過民粹式公民投票造出的第五共和憲法（一０四七p1－32、247－308）－－雙首長制－－此種制度當總統和總理屬同一政黨且可相互合作時，運作尚可，如若不然，則易起政爭，上述第一次左右共治如此，1993－1995第二次的左右共治亦然，1997年6月國會大選，執政的右派席哈克總統和總理朱佩因法國國內失業率高達12%且福利支出又減少，結果只好又第三次與左派的新總理喬斯潘「左右共治」了。所幸，法國歷經一、二百年的民主洗禮，根基已穩。
不幸的是，學法國雙首長制的台灣李登輝政權及民進黨，尚未共治二者的內內外外就已政爭不斷，萬一統獨共治的話，台灣真不知如何自處？這些簡單的道理難道政客会不知?不!為了權力只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了,於是吾人自然看到民八九年總統大選後，少教執政的民進黨陳水扁政府與多數在野的泛藍軍相對立，其結果便是政經社大亂，而李則趁机與陳勾結。

　　　８、法國大革命的詮釋

　　法國大革命並非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認為革命是因中產階級試圖推動資本主義受阻而發生的（六六p9-10）。革命的殘酷手段也非人民爭主權自由之目的可美化（六六p69-74）。當然也不是如保守分子所認為的，發展應依傳統順勢利導、不應也沒必要革命，或認為革命只是驅使暴民非理性的恐怖統治（六六p9,63-9）。
　　至於托克維爾（1800-1885）以其《美國的民主》為判準，認為民主政治的理想是具多元自主的中介團體，如此才能避免中央吞掉孤立、自私和過度平等的個人，而形成專制。托氏洞見只適用英美而不適用法國，因法國並非托氏所認為的也具備此團體。但他認為法國大革只是延續革命前中央集權的發展趨勢，有其洞見（六六p21-2）。丁ily在《法國人民抗爭史》中便以法国中央集權国家及資本主义的建立過程，做為法國人民反抗的核心，而貫穿整部書（一三Ｏ九）。
　　另外柏克（1729-1797）以其綜合著神、自然法、和功利主義而來的英國傳統之資本主義、不平等的階級社會和政治為判準，批評法國大革命，認為英國應拒絕之（參見六九，六六p169）。柏克忽略英法社政經文化結構不同，故發展不會相同。也忽略了英國本身有其不合理和須改革之處。

　（七）拿破崙獨裁的過程

　　拿破崙藉他在軍事上的功績，趁法國社政經文化紊亂之際（p254-8，七一p71），逐步取得獨裁。他在1799年發動政變推翻第一共和的五人執政團，並在1800年的公民投票（選民700萬，但只300萬投票）中通過法國史上第四部憲法，取得任期十年的第一執政官。
　　拿破崙在政治上行中央集權，地方官員不再民選而由中央指派。絰濟上，設法蘭法銀行、發行貨幣、統籌全法金融秩序，發展公共工程，並開拓海外殖民。編纂拿破崙法典，取消封建特權、保障良知自由、國家世俗化、保障就就業自由、保護財產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政府只能依法逮捕審判人民。釋放政治犯，允許出亡者無罪回國。恩威並重，解除了西部的武裝叛亂。1801年與教皇簽約，教皇接受教產國有化、教區依行政區調整，但國家相對保護舊教並支付費用。對外瓦解了英俄奧的攻擊，暫時結束了十年的外戰（p262-7，七一p72）。
拿氏藉上述，於1802被人民選為終身執政官，1804登上皇位改稱拿破崙一世。他依法得到獨裁權，在其統治下國力達空前頂盛，但也種下瓦解的因子。他首先技巧地以有效的秘警和告密系統，針對大眾傳播、印刷品和戲劇檢查，並明智地壓制少數特定人物，這些對歷經紅白恐怖統治和動亂的法人，是尚可忍。經濟上，對內獎勵工商、對外殖民建立法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工業產量高於之前盛期的13%。農業則因平均繼承造成小農制，使生產技術和產量未能改善。工人的工資和生活雖提高，但旅遊和工作自由受限。社政經文化上則產生新特權，皇室家族和榮譽軍團享有政權，資產階級除經濟實力外並壟斷了中高等教育（p268-272）。
　　拿氏中央集權的發展模式在歐陸雖無敵，但對英國強大的生產力和海軍卻無法渡海攻英，而只能禁止帝國成員與英貿易，但這對帝國傷害遠大於英國。故當征俄失利，聯軍反攻時，帝國隨之切解，拿氏終在1814年4月6日下台，被放逐到卮爾巴島（p272-281）。

　（八）王政復辟

　　拿氏之後路易十八恢復王政，享行政立法和提名世襲貴族之權。即便民選的眾議院，選民資格也限於年滿30並繳300法郎直接稅者，被選舉人則40歲1000法朗，故全法只有9萬選民1萬被選舉人。社政經大權則由與路易返國的出亡者、大地主和軍官掌握。加上戰後民生凋弊，大量失業，英貨又大舉進口，使得工農大眾處境艱困。
　　在上背景下拿氏逃回巴黎，軍隊倒戈，1815年3月20日路易十八出亡，拿氏重掌政權，但人民並不支持（只有1/4選民參加憲法公投），不到百日，6月18日敗於滑鐵盧之役的英普聯軍。路易十八復辟，但法被迫簽下高達9.4億法朗賠款條約（p286-9）。
　　查理十世主政下的法國，1820年代後半期經濟開始蕭條、失業增加，選民於是在1827選出占40%席次的自由派當反對黨。1830反對黨促請更換閣，查理回以解散眾院，並修改選舉法以利保守黨當選，巴黎市民開始進行巷戰。反對黨唯恐人民建立共和，乃擁腓力普為王主持臨時政府，查理出亡（p295-6）。
　　腓力普雖將選民和被選舉人資格由9、1萬增加到17、2.5萬，社政經特權由地主教會轉至資產階級。但受工業產品競爭而凋弊的鄉村人口大量到都市求職，造成工人大增、失業增加、工資下跌、社會主義興起。1846反對派要求放寬選舉資格，並禁止議員任公職，腓力普頑拒。至1848年2月22日因違法集會，巴黎暴動，腓力普出亡，新政府成立，並在4月23日選舉，開始了第二共和（1848-1851）。選舉結果，激進和保守派失利，溫和的共和派大勝。5月15日激進派試圖以暴力推翻國會，被國民衛隊敉平。6月失業工人發動「六月內戰」，四天內戰，工人雖敗，但勞資關係變質為階級鬥爭（p297-9,301,305-8）。
12月10日路易．拿破崙以75%選票當選總統，其領導的保皇黨在1849年5月13日的國會大選中得450席，左派180席、溫和派不及80席。至1851年7月因國民會議不同意為其連任而修憲，他竟然於12月1日政變剷除反對派，並在21日的公民投票中當選（714.5萬贊成、64.6萬反對、150萬棄權）為拿破崙三世，開始了第二帝國（1852-1870）（p308-312）。

　（九）第二帝國

　　拿破崙三世延續法國強人當政就大力國家建設的傳統，他將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經濟結合為一，配合1852-1857年間西歐繁榮的經濟，將法國建設成歐陸強權。但歐陸新強權普魯士，在俾斯麥鐵血政策下，以比法中央集權更有效的官僚資本主義體制，將普魯士迅速壯大，並在1870年大敗法國。
　　三世以銀行體系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資本主義市場。展開全國性鐵工路建設，和都市尤其巴黎的重建。成立兩大海洋運輸公司，打破英國壟斷海運。帝國期間，鋼鐵產量成年3倍，機械成長4倍，兒童就學率由1851的51%升至1866的68%。徵兵的文盲由1850的35%下至1866的20%。但富人壟斷了中高等教育（p316-322）。
　　繼第二帝國之後是長達七十年的第三共和（1871-1940），及其之後的第四、五共和，除前略提的左右共治，因本書非法國史教科書，故暫略。畢竟本書目的在分析為何會發生法國大革命，革命本身，及革命之後共和與帝制的更替而已。

　六、德國發展過程

　（一）遲來的封建

　　日耳曼人雖是羅馬帝國衰敗時入侵者中最大的一支，但組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卻要至十九世紀末，可是統一後的德國又展現出令人無比畏懼的力量。
　　日耳曼人之一的高盧人算是羅馬化的最早也最徹底，到查理曼時其帝國已雄跨歐陸。此時正處英法封建由盛而衰，開始建立民族國家之際，但日耳曼仍陷於長期內戰，諸侯各自為政，並建立遲來的封建（五三p500-1）。日耳曼人雖藉條頓武士會在東歐建立諸神權封建國，腓特烈一世（1152-1190）又放任境內封建勢力發展，捨統一之途而大力向南至意大利征戰，企圖建立羅馬帝國式的耶教共和國。但在日耳曼貴族內鬥、意大利諸侯抗拒、和教皇對抗下，腓特烈歷經四次遠征，終在1183簽下和約宣告失敗（p505-513）。
　　享利四世（1190-1197）仍延續腓特烈的南征策略亦敗，享利死，日耳曼皇位繼承未決。此時教皇依諾增爵三世（1198-1216）正處教權頂盛，經一番鬥爭，教皇扶持的腓特烈二世繼任（p514-7）。
　　二世亦採南征意大利策略，1231頒佈「梅耳靈憲法」將西西里建設成當時西方最完備最前進的國家：一、國王是一切權力的根源。二、取消封建法廷改由國王法廷審理。三、市政由國王派官員監督，議員徒具形式。四、教會特權受限。五、改善財政機構，總管全國預算、稅收、幣制。六、積極保護工商，取消各種關卡（p522-3）。但在日耳曼卻同時頒佈優待諸侯的憲法，諸侯的封地成為世襲，封地內未得諸侯同意國王不得建立城堡或征稅，甚至連本屬國王管轄的市鎮也淪落諸侯手中。二世死經一段紊亂（1250-1273），至1273才選出哈普斯堡的魯道夫為王，從此進入哈普斯堡王朝（p524-7）。
　　哈普斯堡王朝已知不能走南進老路，而應以家族為本位擴張本族封地。魯道夫死，貴族為抵制魯氏家族，聯合推選阿道夫為王。這又造成日耳曼中央權力衰落，地方諸侯自立（p528）。封建不但未像英法逐漸瓦解，相反，即使歷經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農民的解放也要遲至十九世紀才得以完成（三八p285，七五p11-2），且還是個不徹底的解放。

　（二）統一之途

　　代表哈普斯堡王朝的是神聖羅馬帝國，其實它是由許多王國、公國、選帝侯、侯爵、主教區等雜湊而成。到十七世紀時，普魯士出現了專制君主－－大選帝侯腓特裂，他和子孫以強大的軍隊為核心，統一了普魯士。到腓特烈大帝時（1740-1786），對內持續壯大軍力、設小學，促進工商，開發新耕地，改善農產技術。對外則掠奪奧地利和鄰近小國，成為歐洲當時強權之一（六十p72-3，七四p435-6，七六p480）。
　　雖然普魯士在腓特烈大帝統治下迅速壯大，但德意志在十八世紀末，仍分裂成一千八百多個獨立專制的政治實體，半數人仍是農奴。拿破崙摧毀了神聖羅馬帝國，並將普魯士領土縮小一半。拿氏的入侵造成兩股矛盾勢力－－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但二者皆在民族主義下，積極謀求德意志的統一。滑鐵盧之役後，維也納會議在奧地利的梅特涅支使下，成立了由38國組成的德意志邦聯，邦聯並無統一的行政和立法，甚至連關稅也未統一。另外自由主義則在知識界大力發展，但受奧地利和普魯士王公貴族壓制。到1848年順應歐洲當時革命風潮，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由全德成年男子選出的德意志國民會議，但因代表各持己見，自由主義運動慘敗。於是德國統一建設之路，又回到長期以來尤其深受拿破崙入侵刺激而大力改革的普魯士身上（六十p323-4，七四p437-8）。
　　德意志的各項改革當然並非只限於普魯士一邦，但以普魯士最力，其重大改革如下：
１　農業方面。受拿破崙刺激，普魯士於1807發佈農奴解放令，法律上農奴已自由，實際上因政府不夠堅決和地主強烈反對，成效不彰。1821年政府改以有償方式，以年金銀行逐年地將地主利益、政府稅收、軍費、和建設經費，移轉到因解放而得到土地的農民身上（七十p103-5，三p274-5）。如此一來，農民的生產力提高，地主則將補償所得投資於工商或兼併土地予以企業化經營，政府則將稅收用在大力發展教育、軍力、工商、和基礎建設上。透過教育，農民成為優秀的兵源和勞動力。貴族則投身政府的軍、政官僚體系。（爾後日本明治維新即採此模式）。
　　到十九世紀（以1895年為例），德國土地制度可分：一、易北河以東，大土地制為主。二、西北部，富農為主。三、西南部，小農為主。整體而言，土地集中於少數人，500公頃以占的地主占全德土地的10%、200公頃以上占20%、100公頃以上占25%（三p277）。
　　解放後農業雖有廉糧進口和產業吸去部分勞動力之困難，但透過農具改良、品種改良、使用化肥、設農校，大地主加強企業化和機械化、小農採合作制生產，政府保護農業等，故尚可提供足夠糧食，並提供國家穩定的稅收、兵源、勞力（三p278-284）。
２　政府方面。1818普魯士提議成立關稅同盟，逐步打破關稅壁壘，這有助於工商和國家統一（三p374-5）。1848自由主義改革失敗後，1850年通過成文憲法，1864打敗丹麥，1866打敗奧地利，1867成立北德意志聯邦，1871打敗法國之後統一了全德。
　　聯邦中央行政權由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麥享有，立法權則由代表各邦的參議院行使（普魯士17票、巴發利亞6票、其他小邦各1票）。代表全體選民的參院只是眾院的橡皮圖章，而眾院又在政府控制下。中央權力隨帝國壯大而集中。一次大戰後才進入內閣更替頻繁且政黨支離破碎的威瑪共和，但在戰後巨額賠和世界性經濟大恐慌壓力下隨即陷入更極權的納粹（七四p439-464）。直到二次大戰後經西方占領國改造，西德在《基本法》下才有真正的三權分立和地方分權（四六p75-82）。
　　德國軍、政官僚體系在一次大戰前就已成熟（七七p278，四六p72），其因除了長期來德國人在民族意識（其內含強調集體、服從、和國家優越性）鼓舞下，尤其知識分子不斷提倡國家意識（七五p45-9），更重要的是德國當時已有完備的教育體制，能將上述意識灌輸給人民，並提供了官僚體系所需人才。加上德國欠大量自主的中產階級，而是與中央密不可分的資本家、大地主、和順民。由此可知為何德國會走上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七五p103，七十p153）。
　　受拿破崙刺激，普魯士在政府和知識分子倡導下，成立完全免費的小學教育，6~12歲全須就學，教師則經國家精挑和訓練出。中等教育則由原先貴族就讀的文科中學，逐步發展到注重科學知識的實科中學（七六p677-682）。大學雖仍獨立（六二p176-8），但因不像英法大學偏好關心實際的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和社會正義等實務，故不注重以科學方法運用在實際的社政經研究上，而是往充滿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的觀念論發展。即使自然科學也要到十九世紀中，才逐漸從反實驗反自然科學的自然哲學脫離，配合工業發展，發展重實驗和應用的自然科學（六二p161-3,171-2,182-7）。
３　經濟和工業方面。德國因後進，又欠英國發展的條件，故採政府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由政府引進工業知識和技術，並加研究、改良和推廣。政府並大力發展各項公共建設，獎勵和保護國內產業，使經濟和產業從1850之後快迅發展（三p332-3,337-340，七十p89,108-9）。政府以先進的社會福利預先化解工業化將帶來的問題（七十p162-3），這緩和了不民主和不平等的政社結構可能的危機。企業有集團化集中化發展趨勢（三p342-3）。企業家以家長心態經營產業，工人亦習於集團式協作（三p336-7，七十p164）。
　　如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代表了英國政治經濟學，那李斯持的國民經濟思想就代表了德國。李氏在《政治經濟的國民體系》認為德國發展異於英國，不能用英國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和世界主義，而要透過各種促進生產力的方法，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將全國的各項產業整合起來，達到增長國力的目的（五九ch.11）。

　七、美國發展的過程

　（一）有關美國特質的解釋

　　美國憑著文化帝國主義，除了社會主義國家或反霸意識強烈者，其餘大多以很「美」方式解釋美國。首先看美國宣傳機器（八五p133-5）「今日世界」出版的《美國通史》如何解釋美國，Nevins序言：「美國立國雖短，卻是當代最早的共和國，最早的民主國，且擁有全世界最老的一部成文憲法。美國人自始就意識到自己獨特的命運……美國在民族融渾、信仰的寬容、社會的平等、經濟的公勻、和政治的民主上，作了空前最大膽的實驗……本書的副題－－這兒記下的是一個懂得要自由的人民的發展史，他們願意為自由而工作，為自由而戰」（七八）。
　　但Herberg在《美國的宗教》則批評美國民族熔爐和文化多元論，因所有到美者均「受到改變和同化，成為理想化的英格魯撒克遜的模型（即WAPS）」（七九p27）。但他又說：「可是有一件並不要改變的，就是他的宗教……因為一開始美國社會的結構就容納各種不同的宗教社團，並給予充分的平等地位」（p29、33）。理想模型是世俗化、強調天命和內在苦行，並激發出行動、服務和責任感（p84），這構成了美國人的精神結構和生治方式（p78-9），其內容含民主政治、自由企業、社會平等、理想主義（強調個人價值尊嚴、入世、樂天、自由、獨立、責任、誠實）（p81-7）。
　　可是Herberg的看法不合史實也自相矛盾。由前述英國分析可知美國一開始便存在神權獨裁，且有許多美國人並未受WAPS同化。因WAPS是清教內含，如它是所有美國人的精神結構和生活方式，怎說美國宗教充分平等？
　　美國民族的「熔爐論」和「同化論」雖已遭學界拋棄，但由「多元論」的不合WAPS仍主導和掌控著美國民族文化的事實來看，可見新的「多元一體論」實質上乃「多元論」的變形，亦即美國的民族文化仍以WAPS為「體」（一０九九p153－162）。
　　延續著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著重於地方獨立自主性共同體（八六ch.5），Mead也認為移民至美的清教徒「自治」產生了共同體意識，彼此休戚相關，共同參與、決定，並排拒外來干涉（八一p5-13）。這顯然太美化了清教徒和共同體意識。
　　Nevins以自由發展史來解釋美國，此種流行於英美文化帝國主義的史觀，其謬不在於它不合納粹、共產國家興起的史實（八七p8），而是它乃自由神話。Morris在《美國歷史文獻》序言也說：「這本包羅基本文件的簡要叢書之目的在提示我們，美國的偉大所根據的諸原則－－對於個人的自由和相互容忍之尊重，對於政治為根據於被治者的允許之堅定不移的信仰，對於人人應有同等機會之關懷，以及美國對於國際相處之道德和人道目的及願望之宣揚」（八十p6）。這種神話當然也包括了，將貴族政治們發动的獨立運动神化成民主自由的典範，將華盛頓神化成国父（一二七二p.159,一二七三p.418）。
　　程天放在《美國論》認為美國有四大文明成就：進步的人生觀、個人聰明才智能儘量發揮、民主政治大規模試驗的成功、愛好和平（八三ch.18）。
　　甚至以批評美國為職志的黃枝連，雖然認為美國所謂的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追求個人或集團的社政經文化利益而來（八四p4-5），但在渴求人民有真正權力的欲望下（p12-3 ），竟天真地相信「獨立宣言」對英國捏造的罪狀（p49-50）。

　（二）美國的獨立革命

　　　１、革命過程

　　在此直接切入美國獨立運動，至於殖民者對印度安人的屠殺迫害和諸殖民國間的鬥爭參見（七八，八八ch.2-3）。
　　革命發生的原因除移民者在英就已與政府對立外，英國和殖民地長期的利益衝突和糾結（八九p127-5），終於在英國會自認有權統治殖民地，並認為殖民地應支付母國為保護殖民地所花費而加強徵稅下爆發了（五五p700-1）。雖然英國與西班牙在殖民模式上有以下差異：掠奪所得用於發展產業與奢侈生活、對外征戰之異，開放與嚴禁其他族群到殖民地之異，開放各教派與獨尊天主教之異，依殖民地條件發展多種產業與將莊園制移植至殖民地之異，放權讓殖民地自治及宗祖國絕對統治之異（一０九九p1－8）。
　　首先英國會70位議員為保障在英屬群島的沙糖投資，於1764訂立沙糖條例徵收關稅，以禁止比英國低25~40%糖價的法屬群島的糖進入北美。在1765又訂立印花稅條例徵稅，殖民地反抗，英被迫於1765廢印花稅，1766廢保護關稅，但保留茶葉稅以象徵帝國主權（五五p701）。可是英國會又給印度的東印度公司茶葉獨占權，1773年12月16日波士頓商人終於與英攤牌，將運茶船上的茶葉全倒入海。英認權威受挑戰，於是在1774通過四項強制法案－－關閉波士頓港、剝奪麻州選舉總督顧問委員會之權、規定某些被告必須在英受審、軍隊可強住民宅。同年對加拿大又通過魁北克法案－－寬容舊教、教會什一稅、無陪審團亦可審判、總督不受立法機關制衡，且適用於俄亥俄谷（五五p701-2）。1774年9月5日第一次大陸會議在費城舉行，支持麻塞諸塞對英的開戰（七八p87-8）。1776年9月4日大陸會議宣佈獨立宣言（七八p96）。1783英敗，和約承認殖民地獨立。

　　　２、革命的神話

　　在獨立宣言中，革命者以一種充滿正義方式控訴英國與殖民地的衝突。宣言引用洛克的民主理論，認為專制且殘暴的英國，因破壞了天賦人權，所以人民有權也有義務將之推翻，並列舉英國犯下那些罪狀（八十p24-8）。其實衝突的背景是1763-1774年間，兩地均不景氣，加上糧食欠收帶來購買力降低、輸出減少（八九p146）。在不景氣中，北方關心的是在英重商主義下的貿易損失，而南方關心的是透過革命可免英國債務（七八p72-3）。
　　宣言中所謂的民主政治，無論就理論或史實，均只是革命一方己見。至於英國罪狀，更是技倆，但是一種很有力的技倆，為何？Alinsky在《反叛手冊》將此解剖的清清楚楚，那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九十p39-42）。

　　　３、革命成功的原因

　　殖民地憑什麼打敗強大的大英帝國？Nvins認為美國利因多於弱點。弱點有：一、軍隊素質不齊、訓練差、組織紊亂。二、普遍地效忠英國和對革命不關心，造成革命的阻力和消極性。三、幾次重大戰役美軍幾乎全軍覆沒。四、財政無法支持作戰，中央無力發行公債，只能濫發紙幣。五、各州彼此不信任。利因有：１、地利，英軍則陷於，從英國本土到美洲補給、指揮、運兵線太長，加上美洲戰場廣闊，兵力分散顧此失彼。２、革命軍勇猛無畏。３、1778年以後與想向英國報復的法國結盟。４、華盛頓堅毅的意志，彌補了他在軍事兵力和作戰指揮上的不利（七八p90-6）。
　　Roberts則認為雖然美洲殖民地和母國，長久而言不可避免分雜，但因：一、英國對殖民地的態度在強制和撫慰間搖擺不定。二、在殖民地未能建立有效的軍隊和官僚體系。三、開戰初期未能迅速地進軍，失去先機。四、未能積極地建立一強大海軍以對付法國的參戰（五五p702-3）。

　（三）制憲會議

　　　１、背景

　　戰後美國制憲（1787年在費城舉行）背景如下：一、與英國貿易中斷，造成經濟不景氣。二、希望中央來解決濫發紙幣、債券、和證券，所造成的財政和金融秩序大亂。擁有上述紙幣、債券和證券者（新的支配階級）希望有一強大的中央政府能整規財政，幫助他們收回債權。但大量的債務人和自耕農則希望各州繼續發行紙幣，不希望有強大的中央攻府。三、戰後各州陷於分裂狀態，彼此以通貨和關稅互鬥，商人、金融家、債權人和投機者深感不利，而希望有一強大中央政府。四、為解決新增的未墾地之利用，1787訂〈西北土地法令〉鼓勵人民拓荒，成立新墾區，人口達6萬人則可成為一新州，此舉促使土地投機者，希望加強中央權力，以便謀取更多的土地（八八p166-175，七八p110-4）。

　　　２、少數人的制憲

　　由於制憲會議是在上述背景下舉行的，故會為少數支配階級為其利益所控制，就很自然。這也可從以下分析得知：一、代表大多是支配階級，含商人、大地主、各類債權人。二、為避免大量反對者和大多人民獲悉內容，會議採秘密方式進行（七八p117）。三、制憲結果有利於支配階級，這表現於聯邦憲法的第1條8-10項和第6條，更表現於第2條總統產生方式由州選舉人間接選出而非全體公民直選，代表人權的人權法案要到1791年才通過（八十p54-7,61,64-6，
八八p177）。
　　美國革命如同英清教徒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無論就理論或史實，美化後的民主自由均是一種神話，這並非說它們與民主自由不相干，相反，在私利和公理一致下，對民主自由產生成長作用。

　　　３、三權制衝

　　理論上美國三權是分立且制衡：一、總統行政權制衡國會立法權的方法有，向國會建議立法，發出有立法效力的行政命令、規例和章程，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行政權制衡司法權的方法有，總統委任聯邦法官之權，赦免權。二、立法權制衡司法權的方法有，審查預算、設立或廢除行政部門、彈劾或審判行政官員、推翻總統的否決、參院有權批准總統的任命官員和對外條約。 立法權制衡司法權的方法有，撥款給司法部門、設或廢聯邦法院、彈劾和審判司法人員、決定最高法院法官人數。三、司法權制衡行政權的方法有，宣佈總統或政府的施政違憲。司法權制衡立法權的方法有，宣佈國會立法違憲（九一p8）。但實際上三權大小取決於當時國內外環境和民意，只是愈至近代，美國在國際霸權愈大，和國內各種問題需解決時，則總統權就大。對比於英國的國會至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有違憲與否的解釋權。

　　　４、選舉人制度的問題

　　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雖在政黨紀律、公眾輿論和選舉人道德力量等下，維持了運作（歷史上只1821、1948、1960三次發生選舉人不投給原支持的總統候選人，九二p114-5），並經改進為直接選舉。但因美國選舉人得票是以州為單位，如此就發生：一、以極少數之差而喪失全部選舉人票，如1884年紐約州，民主黨以超過共和黨1100張選票，而獲得全州36張選舉人票，並因此嬴得總統選舉。二、少數當選。選舉人票數多但全體選民票數卻少，或選舉人票數和選民票數不成比例。這發生於1860、1876、1888、1912、2000年（九二p116-7）。尤其二千年這次，不但違背民主多數決，而且造成美國右派勢力大增，而這又造成默教反美之反彈，於是造成了2001年91恐怖攻擊，而美帝使趁机在美国國內外製造反恐氣氛，結果是發动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使得美軍深陷伊境，全世界普遍反美，但戰孚販子小布希仍可憑藉美国民族主義贏得2004年大選。

　　　５、人權的迷思

　　一般總以為美國是人權的代表，事實上，即使撇開社政經文化結構性不平等，單就行政司法立法在人權上的實際，它們只要認為危及美國結構和安全，均會斷然終止人權（詳見九二ch.
7,10，九三ch.14-9），但因美國實施人權的條件比他國好，故人權狀況較好。美國往往憑著其優勢搞人權外交，壓迫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但對它想拉攏的政權的人權則視若無睹。所以什麼人權，其實際是利害至上，想干涉瓦解他國主杈時就宣伝人抆优於主扠，想反恐時又宣伝安全优於人杈想……。正因如此，美国在2001年的聯合國人扠大会上才会被排除会籍.

　（四）邁向帝國的過程

　　美國獨立後歷經華盛頓和亞當斯實行中央擴權的聯邦主義，雖然使美國的憲政秩序穩定下來，也助長了支配階級的權益，加上聯邦訂下四條迫害外僑和有反政府嫌疑者的法案。在1800年的大選中，傑佛遜以反聯邦主義，取得小農、工匠、商店主、和工人等的支持當選總統（七八p141-2）。傑氏表面上主張地方分權，反對像歐洲強權擴張國力，其實不然。當拿破崙迫使西班牙讓出路易斯安那給法國時，傑氏便與宿敵英國聯手迫使昔日戰友法國以美金1500萬吐出給美，傑氏並靠此獲連任（p147-8）。
　　1817門羅當選總統，1822連任，1823宣布門羅主義，名是歐洲強權不應干涉美洲，實則美國想獨霸整個美洲（七八p175-6，八十p110-3）。後來的史實即是整個中南洲淪為美帝經濟殖民地，依賴理論就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對此，不要說美国官方，即使對此政策批評的美国學者也是從美国利益來論，認為美国的拉美政策應遐免有利於美國及拉美的官僚特扠階級而損及一般中下階級，應迎免拉美依賴於美国，但他們並未依拉美各國的社政經文化背景來看，而是和美國官方一樣認為美国的民主、資本主義及現代的社会文化等价值來推銷拉美各國。在此价值的使命感下，英国從門羅主义以來，不論是為了反歐洲或反蘇联勢力進入拉美，不論是與拉美各国衝突或合作、不論是熱戰或冷戰，美国的拉美政策總是以美國利益优先，而非以拉美本身為出發點（一一三七p.1-27）。
　　買下路易斯安那後，又與鄰近的西班牙殖民地發生經濟和種族利益的衝突，1819西班牙被迫讓出整個現今美國西部。在1821墨西哥從西班牙獨立，美便利用當地3萬美人，趁機入侵敗墨，而取德克薩斯。1848美墨戰爭墨敗讓出加利福尼亞。1853花1000萬美元買了南方3萬平方英里土地。1867花720萬美元自俄買下阿拉斯加。1898美西戰爭西敗，美帝領土伸入海外－－菲律賓、夏威夷、關島、波多黎克和其他西印度群島、古巴、太平洋小島。1903巴拿馬割讓運河區，之後巴拿馬雖一再反對，但美帝為其利益不肯放手，還於1989入侵巴拿馬推翻反美政權另扶親美者。第二次大戰後又從戰敗國取得不少托管地（八三p13-23）。

　（五）美帝的深層結構

　　以上只是美帝表層的侵略和擴張，另有深層。就好比美國國內的社政經文化霸權不在表層的民主自由法治，而是深層的WAPS結構。美帝深層結構根基在，歷經兩次大戰，美國以其優越的地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大敗德日，取代大英帝國成為與蘇聯對抗（下一個是中共？）的超強。戰後美帝藉冷戰將對抗共產的公理和圖謀本身的私利結合起來。在軍事上，國內建立軍工共犯體，國外建立一連串反共長城。在經濟上，國內高生產力和大福利制度，國外透過軟（經援和跨國企業）硬（軍政干預）兼施，將全球大量生產和消費資源，廉價地掠奪到美國過奢華生活再高價傾銷回去，來回間賺取暴利並破壞地球生態資源。文化上，大力宣傅美式民主、自由、人權、娛樂式文化工業、科技、宗教、文藝（以上詳見八五，八九ch.26）。
　　以上掠奪是要付出軍工共犯體奪去了國家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廉價的資源也導致美製產品重厚長大（相對於日本的輕薄短小），當國際資源尤其石油危機發生，加上長期軍事和福利支出重擔，尤其對比於德日和NICs不其生產力的技術和組織，美國開始吃到當帝國的苦果。
雖然在波灣灣戰爭及蘇联瓦解下，美国仍獨占著霸杈地位，一時之間尚無那国能挑戰其霸杈（一一三六p.207-227）。而且美国做為人類歷史上唯一能一再東山再起的世界帝国（英國則是唯一未崩潰但仍沒落），從八Ｏ年代末開始，歷經十年的改革（減少联邦赤字等），在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机的對比中，愈發顯示美帝做為一超強的實力，只是廿一紀初在小布希的軍政重於經濟的政策下，又陷於財政外貿双重赤字的泥沼。

　（六）南北戰爭和資本主義

　　獨立後，美歷經多次有權階級和受支配階級的鬥爭，到十九世紀中，北南長期發展造成的：資本主義－莊園經濟，工業－農葉，工「奴」－農奴，保護產業－貿易開放等極大的利益差異。在北方爭自由和解放農奴的公理下，以高度的生產力和優越的海軍打敗南方（八八ch.16-7，七八ch.11-3）。
　　南北戰爭就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必然發生（上述對立）和不必發生（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南方的莊園農奴制自然会被淘汰。雖然依Fogel等人的研究，當時南方的農奴制的投資報酬率高於北方的雇工制百分之三五（一一八Ｏp.240））皆可解釋的通。但林肯做為一聯邦的統治者，好比古今中外的其他統治者一樣（中共主席江澤民1997訪美時便以此來解釋進占西藏乃解放西藏的封建農奴政教合一政杈，當然也可用於解釋台灣問題）所考量的不是南北不同的社政經文化制度的不同選擇，而是主杈統一的問題，故林肯便以南方室佈獨立、破坏了联邦統一為由，發动了對南方的戰爭，戰爭雖帶來破壞，但卻加速了資本主義發展，並奠定了美國成為超強的基礎。這些表現於：一、意識形態上，強調經濟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自由放任、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起來，展開了對大自然、工人和少數民族的掠奪和剝削，並造成了產業托拉斯化和各項社會問題（七八ch.18，八三ch.16，八九p689-697，九四p3-8,233-6）。二、政治上，傳統以來代表資產階級或上層階級謀利的共和黨，趁著民主黨已成為南方奴隸主的代名詞。在內戰勝利後，共和黨以一貫立場從1860到1912，除1884、1892大選失利外，堅走資本主義路線（七二p286
-7,318-327）。三、經濟上，農業全面地機械化和科學化，工業則在保護關稅和自由競爭下迅速成長並聯合成各式托拉斯，以此基礎配合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促進了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發展（八九ch.19-26）。

　（七）經濟大恐慌和羅斯福新政

　　由於美國經濟已發展到要靠國內外消費才足以支撐的地步，可是對外輸出卻因一次大戰後歐洲需求大減（八九p720）。國內又因長期以來財富集中於上層階級、工人實質工資下跌（p693-5），政府支出減少、物價上升、和失業增加等，造成1921-1922的需求不足，經一段時間消化存貨後，經濟從蕭條走出，開始了二０年代的泡沫經濟（p720-3）。泡沫經濟的動力在投機部門尤其股票投機，雖然透過廣告促銷和擴大信用，暫時刺激了需求增加，但當時國際間為戰後重建而盛行保護主義。如此一來就妨害了國際貿易，美國產品也不易輸出，加上美國經濟基礎所在的農業和製造業並未復蘇。以上終致1929年開始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p762-8）。
　　因美國經濟已是消費性資本主義，故解決大恐慌之道在增加就業藉以提高大眾購買力，並促使商品生產復蘇。又因私人企業在大恐慌打擊下已瓦解，故羅斯福便採由政府主導的「新政」重振美國經濟（八九p777）。主要措施如下：一、立法恢復銀行和信用體系運作，管制證券交易。二、建立倉儲制度，維持農產品合理價格，擴大農貸，開拓農產品外銷市場。三、開辦公共工程、增加就業機會，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健全勞工組織。四、實施社會安全法，舉辦失業保險、養老金和各項社會福利（七二p294-5）。
　　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且為他個人和民主黨取得第四任總統。戰後民主黨雖偏重充分就業和社會福利，而共和黨則是經濟成長和強大國防。但因美國經濟已與軍工共犯體、經濟文化帝國主義和大量消費等密不可分，而這些又取決於經濟不斷成長和充分就業。可是上述經60年代各項反政府運動尤其70年代能源危機的衝擊，就顯露其弊病，最直接的表現於美國產品在世界逐漸喪失競爭力。

　（八）學生運動

　　美國經濟到60年代在經濟學家眼中已是登峰造極，代表作是Galbraith1958年的《富裕社會》和Rostow1962年的《經濟成長過程論》。在此背景下，美國產官學全體上下充滿樂觀主義。社會學界盛行著結構功能論，論說美國社會是現代社會的典範；經濟學界盛行計量實證，論說美國已是大量消費的富裕社會；政治學界盛行政治行為論，論說美國的政治文化是最理想的民主政治；心理學界盛行現代人性格。這些合稱為現代化理論。因美式現代化模式主觀上自認有最好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自由競爭富裕社會、和世界反共警察和平天使，客觀上又自認有實證支持。故美國人到處推行現代化福音，推行地區的朝野也被芻化。
　　世人萬萬沒想到，就在美國國力頂盛之時，社會運動卻如火如屠地展開，其中以黑人和學生運動聲勢最大。因運動來得令人措手不及，精英和學界對此就有左右兩派極大不同的解釋。

１　右派：一、極右派認為學生運動是共黨陰謀，南方朔批評此違背事實（九六p18）。南氏批評自相矛盾，因他不同意有客觀經驗事實（p20,26），故極右派可依左派言行解釋運動與新馬或共黨掛勾，反之左派不也「誣指」右派與美帝掛勾。二、反革命論者認為後現代社會是一高度理性化的社會，運動者是不能適應的被淘汰者。南氏批評反革命者自己才是反革命。其實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是種技倆。反革命者不知被淘汰者正是理性化的犧牲者，革命者忽略了渴求無異化的世界，結果卻是更大的異化。三、自由主義者認為運動者在家庭社會化過程就已存在反父權意識的左派傾向，並對下層社會有罪惡感，加上大學生涯本是一過渡邊際性，面對既有產官學界的重要或中心位置均已被占有，於是以種種理想正義鼓動學生運動。南氏批評此派只知從既有社會結構看問題，而不從參與者觀點來看（p17-23）。南方此批不通，反之南氏不也只從參與者觀點來看，且有美化之謬。
２　左派。南氏認為左派是基於無私心、無目的、沒被污染、非現世主義的理想主義、批評舊社會的不人道不正義和異化，而追求人類的人道、正義和無異化的新社會新文化（p4-6）。只不過左派中的激進和虛無者陷於非理性的暴力和原始的神秘主義（p27-30）。
　　以上左右爭論忽略了美式資本主義下的社政經文化結構是一體的，成果與代價是一體。不可能如右派所想只要調整而不須改變結構就能解決問題，也不可能如大多左派所渴求的不但要保有既有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福利，還要更進一步達到無異化。但美國人不論在運動時期或之後面對日德NICs等挑戰時，他們顯然不願改變其結構。正因如此，試圖改變結構的左派才會遭人民甚至工人的反對而失敗（就根本原因而言），並非南氏所說的運動因主張被社會吸收過去、或過激主張被大眾唾棄、或受特務滲透壓迫、或運動分裂、或未能在社會大眾中生根（p7）。同理，1968年5月法國的學生工人革命失敗主因亦如此。

　（九）美帝的發展

　　60年代各種運動是發生於美國國力頂盛之時，故上下仍信心十足地解決問題，對外先逐漸由冷戰走上和解並退出越戰，對內展開各項社會福利、都市重建、立法加強照顧黑人。可是歷經70年代開始的能源危機、停滯性通貨膨脹、生產力競爭力下跌、失業大增，到80年代雷根的新保守主義試圖以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解決政府高額的赤字預算，減稅重振企業的投資意願，但又想加強國防以壓迫蘇聯，所以只好減少社會福利和教育支出。如此一來不但未能振興經濟，在失業增加、都市解體、和傳統黑白實質不平等下，黑人處境更加艱困，終於1992年暴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洛城黑人暴動，此暴動徹底地打擊了美國人解決種族問題的信心。因以前國力頂盛、白人普遍在罪責下極力為黑人謀利尚不能解決。如今不但無力支付，白人也認為自己權益受不平等的保障少數族群法律所損，更遭的是亞洲尤其南韓新移民以優勢力量（無論教育、勤儉、家族觀念和健康衛生均比黑人優越，三三０p102、三三一p98）和資本主義只知求利不想回饋黑人的心態，在繼白人之後又奪走黑人利益和信心。至1995年加州竟然通過反「非法」移民的法案來對付日益增加的中南美洲和亞洲的移民。
弱勢者以上的術突並不因蘇職瓦解、美伊戰爭美大勝及美国內經復甦等所導致的美国霸杈地位之再現而消失，其因除了泠戰結束後世界各大国如俄中法等要求多極体系之大環境外，美國從８０年代來透過減少联邦赤字及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政策引導下，發揮了美国优勢的高科技產業，進而帶动了高經濟成長、低失業及依通膨（一一二一p.82-7），但同時也產生了高科技產業之弊──貪富差距拉大、高科技產業波动性大，在此同時伝統保守與瀲進前衛間有關文化議題如同性戀墮胎等的文化戰爭，從家庭、學校、媒体、法律到選舉政治等各領域，展開一場文化霸扠爭奪戰（一二九七）。
更有甚者，在蘇联瓦解及自我再生中獨霸世界的美帝，由於其所憑萔的技倆不是為富不仁如全球化的金融銀行体系造成了亞洲金融危机進而傷及歐關自己，就是蠻橫霸道如媒体帝国和在全球駐軍动武，就是正招挑戰如高科技及其武器正招日本中共等之挑戰，故再生的美帝如不放棄主宰世界的舊習，未來很有可能再遭危机。
可是沈迷於全球化及新經濟的美国或許忘了自滿的教訓，如此一再吹噓以高科技為核心的合球新經濟（其實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化）不再适用舊經濟來解釋，而是高成長低通臌低失業、高消費與高投資同時、以高科技產業為支柱、生產力大增、就業市場大幅消（伝統產業）長（高科技）、景氣收縮期短擴張期長（一三三七p.20-24）。但這些只是新經濟的表象，它所標榜的高科技可帶动豎体產業生產力並未實現（新好比它所宣稱的無紙化反而帶來更多的資料書籍雜誌尤其廣告用紙）
，由實証研究可知，不但伝统產業並未因高科技而提高生產力，即使大量使用電腦的银行保險業等1990年代後半期的生產力反降。「故新經濟也者，至多只是發生於1990年代電腦製造業的現象罷了。」
「那麽如何解釋美国的高成長、低物价、低失業現象呢？美国股市的熱絡帶动總需求的成長，而亞洲金融危机前後資本的湧入、国際基本物料价格的下跌和高股价帶來極低的資金成本使總供給大幅度擴張，其結果當然是所得的快速成長、物价穩定和逐漸減少的失業」（一三三六p.22-3）。
雖然在高科技下，資訊、金融、投資、媒体工業等的全球化現象已不可免（一三三八ｐ.2,111），但這不代表如宣伝所言地球村下的国別階級已消失，相反，形成以美国富人及中產階級為核心的新資本主義世界体系（p.85,97,179,一三三九p.295）。結果美帝在耗費了全球資金後，從廿一世紀初一開始先是高科技泡沬、再來是911恐怖攻擊，於是發动對外戰爭，使得小布希又重蹈其父重軍事較經濟覆徹，從2004年開始小布希又重施貶美元的故技，只是這回碰到的對手可不是聽話的日本而是難對付的中共。

第三章　說文解字

　一、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

　（一）文藝復興

　　有關文藝復興有二種常見的謬論：一、文藝復興是古希羅學和語言的重生。二、文藝復興之前的西歐文化是黑暗愚昧無知的（四p553-4，九八p18-9）。其實中古歐洲修道院或大學，對古典文學的研究或保存均未曾中斷，且文藝復興除了文學之外其餘藝術、科學、宗教、哲學和政治與古典希羅傳統並無明顯關係（四p554）。文藝復興和中古的主要差異有：宗教改革、太陽中心說和新科學、柏拉圖哲學和歸納法之提倡、重視色彩和解剖學的藝術、馬基維利的君主論、古典文學和國語運動（四ch.15）。
　 這些差異表現在觀念和態度上的便是人文主義，廣義的人文主義是指：「一種以研究古典語文為基礎，以人為中心的教育和學術運動」（九八p7），並隱含著樂觀主義、現世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四p544-5）。狹義的則是指古典語文的研究。
　　文藝復興的內容是多樣性的，即使以語文來看，便包含了性質不同的，版本考據、古典文學研究或模仿、和國語運動（九八p5-6）。故大多人文學者對拉丁文和方言的研究與創作，並無偏見，而是兼備（九八p24-5）。比如但丁以家鄉母語Tuscanny創作《神曲》和研究《語言論》，至十六世紀Tuscanny語取代羅馬語成為意太利國語（九八p22，九七p339）。可是但丁也使用拉丁文著述，且其宗教尚屬傳統（九八p26）。國語運動雖有助於民族國家的形成，但也對不使用該語言者造成壓迫（九八p21-3）。至於民初白話文運動最常說的古文是死語言，人文學者並不如此看拉丁文，反倒是十七世紀翡冷翠的克魯士加學會認為當時的意太利文是死語言（九七p342）。而且當時的國語運動是想將方言提升到與拉丁文同樣精緻層次，而非白話文運動的古文太精緻故要廢，要用我口說我語的粗俗白話文。

　（二）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影響現代文明的層面比文藝復興來得深且廣，舉凡民主政治（孟德斯鳩、洛克、盧梭），現代科學（牛頓），資本主義（亞當斯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哲學，古典主義文藝等皆是（詳見六十ch.18）。其特質有四：一、理性是智慧唯一可靠的指針。二、宇宙是依自然法則運行，人的意志或神均不能左右它。三、自然法則下的自然神論相信人的本性是理性，罪惡並非原罪，而是後天的教士和暴君迫使人們成為卑鄙和殘忍。四、所以人只要依理性行事，則無論道德、政治、經濟、或社會均會趨於完善（六十p100）。
　　當然上述當時並非未遭挑戰，比如盧梭認為理性只會造成腐敗，唯有人的情性才是純真善美的。休姆更批評自然法則只是人基於習慣預期而來。面對此一挑戰，康德說：「啟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態」（一００p3），他會如此界說是因他認為理性的批評消極上能去除各種謬誤，積極則能使人達到自由（p5）即成年狀態。由於理性是人本具，故人之陷於未成年狀態乃自己的懶惰和怯懦，沒有他人指導便無勇氣使用理性（p3）。
　　康德的啟蒙在理性預設上已謬且他是個實行的侏儒（詳見《緣現論》），故他會說：「理性的公開運用必須是自由的，而且唯有這種運用能在人類之中實現啟蒙；但理性之私自運用往往可嚴加限制，卻不致因此特別妨礙啟蒙的進展」（p5）。所謂私自運用是指依神和國家律則，人在教會和國家內部沒有運用理性批評他所不同意的自由（p11）。如依康德這種限制，那宗教、科學、政治……等之革命均不可能。
　　如果真依啟蒙（enlightment）本義的使人從不明走向自明（enlight），那不只康德的啟蒙是啟「盲」（即上述謬誤），連批評理論所認為的理性應從實證或解釋層提升至批評（《啟蒙辯證法》一０一）、改造（Marcuse）、或溝通（Habermas）層次，也是一種啟盲（詳見《緣現論》）。

　二、權力論

　　權力（power）、權利（right）、權威（authority）、特權（privilege）、極權（totality）、威權統治（authoritarianism）、和極權統治（totalitarianism），是複雜且眾說紛云的概念。

　（一）權力的本質

　　權力本指力量，故權力存在於任何存有，而不只是發生於人與人之間（一一０p3）。但為討論方便可將權力說成所有的社會關係（一０二前言），亦即人的整個生活都是個權力競賽（一一一p9）。可是因學術分科的結果（一０六p19），權力成為政治學探討政治上爭取、分配和維護具有支配、命令和給予他人的一種力量（一０二前言，一０六p19，一０四p36，一一四
p5，四七p64）。
　　因權力是不平等的，故權力的施展要有其強制性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司法），和與其匹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宗教、教育、規範），將權力合理化成具正當性（一０二p29-33），韋伯稱之為權威（一一二p157，一一三p25）。
傅柯以其權力解構主義──扠力是种話語和知識──來批判伝統將枚力視為政治性及壓抑否定性，而知誡則是客觀中性的。他認為杈力就是种具有生產性及宰制性的知識（一一二八p.209-218）。
權力的本質可從思想和歷史切入。
　　就思想而言：一、Weber和Parsons將權力看成，為了達成國家、社會或個人的某一目的，的一種強制性或暴力性的工具。此權力觀隱含了強制性暴力性的工具，而忽略了其強暴性和合法性的危機。二、Arendt強調在古希羅民主共和時代的市民政治、和資本主義之前的民族國家，存在著一種不以爭取個人利益或侵略他國，而是公民在自由的公共領域（論域、空間），以一種透過理性溝通去除任何國家和政府外力干涉之後，所得到結構稱為權力。三、Habermas以其溝通理論為判準，認為在理想的溝通言境中，透過理性溝通所形成的共識，此種權力本身便是目的而非工具（一０八）。以上三種皆謬，公共論域和理想溝通均是實際不存在的霸權論述。台灣的民間社會和公共論域亦有此謬，故有些激進和想合理化者，便倡言在不平等不正義的台灣，唯有靠非理性的激進反抗才能建到理性的公共論域，而那些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者，便在弱勢者正義、反抗、顛覆、和公共烏托邦等的芻化下，未能對其批判而成為共犯。
　　就歷史而言，本書多處已論證西方從古希羅開始便重視權力關係，並將之合法正當化成權利（一一四p13）。反之，中國從古甚至今仍不重視權力。君不見號稱已民主自由、主權在民的台灣，為政者和知識分子還口口聲聲自稱天下為公無私無欲，並批他人爭權奪利專搞特權。殊不知，不只政客，知識分子（尤其自由派，因是他們最先提出知識分子不可如此，但卻更甚於他人）更是憑著聲望特權（一０五p95，一一五p87-8）爭權奪利於學官政社文化各界。

　
　（二）君主專制

　　君主雖普存於古今中外，但狹義的君主專制（absolution）只存在於西方封建瓦解之後民族國家成立之前，因此時君主宣稱他們擁有絕對權力。
　　古希臘的君主制其權力是依城邦習慣而來，暴君制的權力無正當性。羅馬帝國雖視己為神，但當時的政治思想家仍以傳統的合不合法、合不合公益來判君主是國君或暴君。帝國瓦解後，理論上君王和貴族均無所有權而只有使用權，因最終所有權在神。但君王和教皇、貴族的奪權過程中，逐漸以君權神授或自然法為基礎，主張王權是絕對的，這也表現於馬基維利、霍布斯和包汀身上。
　　中國傳統的君王在理論上並無合法的權利而是依上天賦予的義務，故強調富國強兵，站在君主立場的韓非會認為法勢術是君王透過無為無私方式實現天道賦予的義務之工具。由此可知，說韓非與馬基維利有同樣的絕對王權主張（如一一六）是謬。

　（三）獨裁制度

　　獨裁（dictationship）如同專制、極權……等專名，在一般尤其鬥爭的使用上均會異化的。獨裁本義是指合法政府為渡過危機，將重要政治權利，以合法方式暫交某一獨裁者，等危機過再回正常憲政（一二０p195，九三ch.1）。但因瀕臨瓦解的社政經文化結構，迫使大多獨裁者均異化。而只有少數如英美只是暫時獨裁處理危機（參見九三）。故獨裁異化的關鍵不在個人，這是中國傳統至今含台灣均無知的，老是依政治立場褒貶誰為聖王或獨裁。當然學界（如九三，一二一ch.6.5，一二二ch.8.2）試圖藉憲政獨裁、戰時民主、非常時期民主等來替二蔣的戒嚴和威權統治合理化，最終因無說服力和現實政治而失敗。
　　與獨裁極權相關的「警察國家」也會產生異化（六八七p41）。警察國家原指：一、由普普士腓特烈二世編制，代表主權者仁慈忠心地行使國家的警察權力之官僚組織。二、由奧地利約瑟二世所組成，為防止陰謀分子不軌的秘密警察。三、由法國拿破崙時代佛克設計的，使警察從國家工具提升為社會的保護者、監督者和道德的指導者（p23）。這些合理化遭英美質疑，並將之貶為「由警察特別是秘密警察，運用專斷權力，對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作壓制性的政府控制，而替代了政府中行政、司法機關所依據之已確定立法程序的一般運作」（p40-1）。

　三、從民族主義到帝國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國家主義、族國主義），國家主義（nationalism），種族主義（racialism，種族偏見、種族歧視），帝國主義（imperialism），是四種相關但又各具特質的概念。從廣義來看，古希羅、英、法、德、日、美、俄、中等具四種特質（一二五ch.1.1,5.1，一二四p57-60），其實只要能力允許都會兼具，比如台灣民族主義就含有河洛種族主義、台灣國國家主義、和經濟東南西進的後帝國主義。但就狹義而言，民族主義產生於君主專制之後。國家主義是指國家具無上權威，對內外均可為所欲為。種族主義是指白人優越論，尤其希特勒的滅種運動。而帝國主義是西方族國主義興起之後為爭奪市場和殖民地而產生的。
　　後三者人人皆貶之，但民族主義則令人愛恨交加，其因是它夾雜著從共同的語言、宗教、血統、習慣、風俗、文化，到求國家統一而強調民族靈魂、文化傳統、國家精神，再到積極地擴張民族國家的對外發展等（一二三p170-1,181）。以西方民族國家形成來看，均包含了這些，由此可知Arendt認為西方資本主義之前的民族國家因是人民基於真誠，主動組成政府和國家，是其有公共領域政治自由的國家，故不會像資本主義下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一二六譯序），是謬。

　四、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特指共產和法西斯統治，有以下特點：一、極權的意識形態。全面拒絕現有或過去的社會秩序，企圖用暴力顛覆既有社會。在黨的指揮下，要求所有人積極地向黨的意識形態忠誠，以完成改造世界的使命。二、群眾政黨。一人或幾個人領導一群有意識形態自覺的精英，透過官僚體系，將意識形態貫徹到一般黨員群眾。三、一套建立在現代科技上恐怖的秘警的控制系統。四、壟斷一切大眾傳播工具。五、獨占一切有效的武裝戰鬥工具。六、中央計劃經濟（一二八p9-10，一二九p397，一二四p71-85）。
　　極權統治產生原因說法不一：一、社會化尤其家庭和教育過程具權威主義傾向，養成了權威性格和權威社會（一三０p237-）。但Arendt認為權威主義並不像極權主義企圖徹底改造社會並消滅自由（一二七p174）。二、危機發生。德、俄、意、中、均因社政經軍文化發生危機而陷於不安，而支持極權統治（一二四p86-7）。此說不通，因危機後果很多未必是極權。Arendt認為不是不安，而是大眾社會存在大量茫然無所歸的群眾使然，因群眾是隔離孤獨而非殘酷野蠻，故個人主義和教育只會增加虛無傾向的群眾（一二七p36、33、42）。這只能解釋群眾的部分心態。比如Lipset就認為下層群眾因欠教育，家庭和社會關係是權威性，只關心自己利益，不參與公共事務（一二四p93-4，一三一p87-93）。三、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偏見和尼釆等非理性主義思想，宣揚非理性、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權力意志、和適者生存等，影響導致極權主義（一二四p89-92）。此說亦不通，因這些思想亦存在於非極權之國。

　五、民主與自由

　（一）民主主義

　　　１、民主主義的特質

　　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最早出現於古希臘Pericles的演講中：「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平等，人民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均是自由公開的」（一０九一p149），這些到洛克時發揚光大成為古典民主政治。雖然實際政治並不依古典民主政治，但其基本原則仍值一提：一、人民主權。指最高政權屬全體人民所有，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天賦人權，誰也不可剝奪。人民必須能自由地接受政治訊息，自由地堅持和表達政治理念，自由地參與政治、政黨和投票，而不受外力或政府的威脅和懲罰。二、政治平等。指人民參與和治理的權利和機會平等。政治權利不取決於出身、財富、膚色、宗教、武力。三、統治者唯一合法的基礎是被統者的同意，國家只是受託的管理者。四、以民主程序解決自由開放的多元社會中的各項衝突，這些程序包括－－公平的聽取意見和審議。以理性來規範並節制彼此的不同意見，並彼此妥協。以公開自由平等的選舉來決定那個意見成為共同接受的法律或政策。這些雖是多數決，但是暫時性的，必須定期重新選舉（一二四p280-6）。
　　在上述原則下，民主主義似乎是個人、理性、自由、平等、多元等理想的化身，但由民主的實際來看，從西方民族國家的民主產生過程可知，天賦人權、有限政府及公私領域之分等所要保障的正是少數中上層男性的集體意識及利益，亦即民主從西方一開始便產生了「民主異化」現象，至於後進的第三世界含台灣在內，在少數精英和民族假象的集體意識及利益的主導之下，民粹與威權不斷地吞噬民主轉型（一０八八p1－18）。不只如此，西方民主論述的原創者Pericles之下的雅典式民主（當然這是西方主流看法，但Thorley在《雅典的民主》認為西方現代民主並非是人們對雅典民主体制的幢景。它有著一段屬於自己坎坷漫長的歷史（二八二p.176）。），不但公民人數只占全雅典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糟的是他為了掌權，以「雅典優先至上」為口號，利用無知又自私的雅典公民，對內剷除對手，對外建立雅典帝國。可正是此種民粹式異化民主，給希臘帶來了毀滅性危機（一０九一p17、54、61、128、213、634、682，一０九二p99－137）。台灣在李登輝式威權民粹（繼位者陳水扁更甚）的民主之下，也步步地激化了島內統獨族群鬥爭及兩岸對抗的危機。
由本書有關民主在歷史及理論上的種種論述可知，冷戰後西方國家為其自身利益所宣伝的文明衝突論或民主和平論，假藉民主自由人杈為名、实則是種西方中心主义，他們將西方與非西方，以民主與不民主、耶教與非耶教、後現代與現代等來二分，或如文明衝突論反對在非西方推动民主自由人杈、 或如民主和平論主張在非西方推动民主自由人杈，其实這一切都是為西方利益並為遏制或為和平演变非西方尤其中國找藉口而已。當然這不是說民主自由人杈不可欲，而是說這些价值應族是透過說社会本身的發展邏輯之達成的，而不應是也無法由外力去賦予或強加（一二一五p.1-19）。更何況無論從歷史事實或廬騷等的民主理論來看，西方民族國家（其实從古希臘開始即如此）的民主反而是西方戰爭史上戰爭而非和平的誘因，並且將中世紀的有限戰爭導至無限戰爭（一二三三p.25-8）。在此民主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產生排外的民粹主义、愛國主義及沙文主義（一二五一p.120）

　　　２、民主政治實施的條件

１　自然環境。孟德斯鳩在《法意》認為有自然屏障的社會，因無需中權集權和備戰，故有利民主（一二四p306）。此說顯然未必，地緣只與民主相關而已。
２　宗教。有人認為耶教信仰中的尊嚴、平等、公道、自由、和統治者需服從神的律法等有利於民主。但有人認為這些只不過是世俗的政治原則和實際政治（一二四p306-7）。政教關係其實和經教關係一樣是辯證的。
３　社經和人格。現代化理論常用的技倆。

　　　（１）現代化理論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一三二p135-6），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Almond的看法，p27）；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Pye,L.W.的看法，p25）；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Lipset的看法，一二四p307、一三一p58-66）；開放的現代性格（一二四p310），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２）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威權主義

　　上述到Huntington1968年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一三三p3-4）。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p4-5）。
　　雖然他也知制度建立應具備適應性、繁複性，自主性、和凝結性（p11），但因太過於重視秩序和衰退，故忽略了表面看來秩序良好、凝結力高的國家如共產國家（p1、419），其危機正是太過極權僵化，以致問題爆發，結構即瓦解。
　　現代化論者認為提高社會的開放性格、世俗化、高識字率、普及教育、都市化、大眾傳播、政治參與、工業化、和國民所得，會增加政治民主、安定、結構分化、和國家整合。杭氏反批，認為反會造成社會挫折、政治不安定、政治腐化、軍人干政、貧富不均、城鄉對立、價值紊亂、疏離頹廢等（ch.1）。杭氏論斷獲得二個時代（六七０年代、八九０年代）二組對照（第三世界與ＮＩＣs、蘇東與中共）之證實。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杭氏是個前後一致的學者，他在冷戰之後發表〈文明衝突論〉提醒美國人要慎防儒家文明（中共）與回教文明（中東、東南亞）的合作，更在《第三波》高倡民主優於秩序。
凡此種種可知，杭氏其實是美國主義者，他前後的不一反應了，之前有見於美國盟友大多因急於現代化而陷於紊亂，相對社會主義國家則穩定，為美國利益故強調秩序。冷戰之後，民主自由的要求瓦解了蘇東，繼經濟現代化後民主化有成的台灣和南韓等，又成為杭氏用以對付中共、北韓、新加坡等對美帝不滿者的棋子。由此可知後進國一定要從自己出發，找到適合自己可大可久的發展之道，而非隨著他人節拍起舞。。而在這一後一前的主張，卻是相互矛盾。在《第三波》時他樂觀地認為應在非西方推动民主，但到《文明衝突論》時則悲觀地認為不可，而只能遏制非西方以保護西方民主及耶教文明（一二一五p.4-5）。

　　　３、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可說是民主主義之激進化，由於過於強調全民平等和動員參與，故下場是極權統治（如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恐怖統治（如法國大革命）、威權統治（如印尼蘇卡諾的指導式民主（一三五p18-9）。會如此之因是想實現全民意志或積極自由平等，在現實政治鬥爭中，自然會產生以某一意識形態為代表來展現所謂的全民意志。

　　　４、多數決之謬

１　現代民主並不確保多數意見占優勢，原因是英美議員採小選區多數決，美國總統採各州大選區選舉人制（一二四p94-7）。
２　獲多數票當選者並不一是多數民意，原因是落選的支持者不積極投票，故稍許選票之差的當選不能充分反應多數民意（一二二p98）。
３　多數當選不一定表示多數支持其政策，原因是選民投票原因複雜，只有少數與這些政策有利害關係者才會熱心政治（一二二p99-100）。選民上述的不合政治理性情事，如從經濟理性角度切入則有另番詮釋，Buchanun等的公正選擇理論、類似Olson的团体理論，認為政治人下的選民和政客均依經濟人的理性行事──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故量大的選民在缺乏明確的利益动机下不願投票，政客精英及其選民則汲汲於政治利益（一一七五p.280-7）。
４　多數意見支持者未必是民主政治，如戰前的德日（一三四p101-2）。
５　中選區或大選區，持極端政見者（如台獨）只要能得到當選票數就能當選，故其政見可能只有少數人支持。反之小選區則易扼殺小黨及少數族辟。
　　多數決之迷思如同民主政治其他迷思一樣，民主體制內的精英、教育、大眾傳播基於對民主意識形態之信念，均不願廣為反省（一二二p103-4），相反，卻狂熱地以此批評他國如蘇联中共。

　　　５、民意之謬

１　民意複雜造成政府未必依民意行事：一、正反意見激烈對立，中立者少，造成分裂甚至內戰，如美國南北戰爭。二、大多數人中立，又欠激烈的少數，則政府無民意可依，但少數激烈的話將迫使政府依少數民意行事（一二二p201-2）。如少數執政的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在統獨、兩岸、核四、社福等議題上便如此。
２　即使如英美民主高度發達、知識水準高、大眾傳播發達的國家，選民大多未依理性參政（p196-7）。而是利害關係優先，不然就被意見領袖抓著深層意識所操控。比如美國民眾對大陸的評價，在六四之前基於改革開放、抗蘇、市場誘因等而高度評價，之後一再滑落，至1995年中柯林頓政府在諸多因素食言而允許李登輝訪美後，達到低點。同樣的李登輝抓著台灣的情結、悲哀、出頭天等深層意識，在意見領袖和媒體操控下，將兩岸對立升至頂點。之後當然又会隨著利益，時而傾中共時而傾台灣。
３　民主政治下大多數人為利害或其他因素，意見往往前後矛盾、言行不一，甚至無法反映民意（p197-8）。
４　在現代科技、大眾傳播、壓力團體、和政黨運作下，大眾的個人意見很少受重視（p198），更遑論理性地反映民意或平衡報導，這由台灣無論解嚴前或後的媒體尤其李政權陳政杈透過軟硬控制的媒體均可充分看出。
５　民意調查存在著調查方式影響其正確性、只能調查出簡單化的問題而無法做複雜的思辯、以調查結果影響民意、社會不夠開放不易調查出民意（p204-7）。以上均嚴重地出現在解嚴後的台灣，尤其前述台灣深層意識而非理性下的民意。
６　民意在個人價值與社會選擇間相互矛盾。依Arrow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的論證。民意須合聯結性（aPb意指a價值優於b）和遞移性（aPb，bPc，則aPc），但投票時卻不如此。設甲乙丙三選民，有abc三個選擇。甲的選擇是aPbPc，乙的選擇是bPcPa，丙的選擇是cPaPb
，結果造成aPbPcPa，形成了民意循環，違背遞移性。依統計學計算，三個選民投票矛盾的機率是5.6%，機率隨選民增加而增（一三六，一三七p43-7）。
７　精英的民意。精英理論認為「一切社會均存在著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Mosca的看法，六八八p1），只不過民主政治的統治精英是開放型的（Lasswell的看法，p161），但這些精英不但不會公開他們的權力意圖，「相反的，他們充當一切被壓迫者的領袖，宣稱他們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許多人的利益」（Pareto的看法，p94）。其實政策的制定是由少數有權者決定（八五四ch.7）。
8　沈默的螺旋。以上種種因素造成了「有力少數、沈默多數」現象，多數人的意見在緘默中無法形成多數民意，少數強者的意見在螺旋中反而上升成為多數民意（一０四四）。解嚴後，「台灣優先至上」的民意便是在台灣及李登輝情結的支配下迅速地成為螺旋主流，之前占優勢的中國意識民意則被吞噬。李陳在兩岸間獨台、戒急用忍、二國論、一邊一国等政策形成過程中民意沈默螺旋之現眾並非个案，其實沈默螺旋理論原創者Noumann的灵感和論据便是來自60年代西德有關德國政策從一个德團、封鎖東德轉變成二个德国及東進東德之背景（一二Ｏ七p.19-23）。

　　　６、現代人諸面向

　　古典民主政治的政治人理性參政之預設，無論在古希臘、英美初期城鎮市民、或現今的多元政體，均非事實（一０六p130-1）。所謂政治人是和經濟人、社會人、現代人格等成配套的，它們均是現代人的諸面向之一，其共同特質是「理性」。政治理性要求的是以理性態度充分吸收政治訊息、研判、和參與；經濟理性要求經濟人理性充分地吸收經濟訊息，並依自由競爭在公開市場從事經濟活動。社會理性要求社會人在所謂開放多元社會，經社會化馴化後，以無意識方式依資本主義社會規範行事。心理理性要求現代人要具有現代人格－－穩健、沒有焦慮、適應變化和新的經驗、機靈、和平與眾相處、尊敬而不崇拜權威、對自己他人有信心。
　　上述現代人諸面向透過國家機器馴化和強制管轄範圍內的人民，芻化追隨現代化風潮地區的人，對抗不符此規範的強權（如前蘇聯、中共），並壓制不守此規範的弱者（如巴馬拿、利比亞、伊拉克）。
　　但現代人諸面向皆背離事實，且自相矛盾。如政治理性會造成對立；經濟理性會造成不合效率的完全競爭；社會理性會造成資本主義下的順民；現代人格有違人的整體性甚至迫害不具此性格者。

　（二）多元社會

　　　１、多元社會的意義

　　多元社會、開放社會和自由社會幾乎同義，均指一社會存在為數不少自主獨立足以與國家或某一權威對抗的共同體。Wahl認為多元論最先是在英國做為一反對黑格爾的一元論哲學而出現，後來很快被英美政治學者接受，並發展成為民主政治理論的重要成分。多元政治強調社會權力的多元性，強調以自願平等競爭為原則組成社會團體（一三九p48）。

　　　２、楊國樞與林毓生的爭論

　　在台灣從民六０年代開始，楊國樞以大學雜誌為基地開始鼓吹多元社會理論，並在七０年初與林毓生展開論戰。楊氏在〈多元社會與多元價值〉認為plural society是文化人類學用法，指一社會中兩個互不往來的團體，而他所謂的多元社會是pluralistic society（一四一p2）。他認為多元（現代、開放）社會消極上有防止權威主義、階級主義、停滯現象、武斷文化等的好處，積極上有發揮自己和社會的潛力活力、社會利益分配較公開且平均的好處（p10-2）。
　　林氏認為多元中心秩序論主張，在自由社會裡，人們依循公共、公平、普遍和抽象的法律，自願自發地行事，互相協調，並建立秩序（一四０p35-8）。其法律至少要有下列自由和權利：組黨、辦報、組工會、和知的權利（p154）。林氏以此批評楊氏的多元社會誤以為現代化多元化自然會產生法治、民主和自由（p155）。林氏認為多元化是現今各國現代化過程中共有的現象，但民主自由法治卻非順著多元化便可得。比如台灣的多元化比二十世紀前後的英國多，但法治自由卻遠不足當時的英國（p156）。再加上解嚴後民主自由有改善但法治遠不足、及香港新加坡的相關情形來看，由此可知現代化、多元化、民主、自由、法治等之間並無必然關係。

　　　４、多元社會與大眾社會

　　就歷史來看，大眾社會形成於封建互解，依傳統的血緣、地緣、或行會而來具自主性的共同體喪失，人民在追求民主、自由、尤其平等之時，形成易受精英控制的大眾（如法國、俄國大革命）。近代大眾社會又與國家功能高漲、自主性團體相對萎縮有關。大眾平時逃避於被大眾媒體控制的大眾之化，面對危機又渴求強者帶來安全（如戰前德國）或幻想一無異化的社會（如六０年代的美法學生運動）。
　　面對大眾社會有三種進路：一、認為大眾社會其實是被精英控制（一四三ch.5）。二、鼓吹自主性多元中介團體成立（ch.4）。三、顛覆國家機器，渴求一無異化的民間社會。後者是對前二者的激進化，但由共產國家的實驗可知其結果是更強大的機器。即使台灣，民間社會也被李陳政權收編。
　　多元社會所認的「多元」遭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挑戰（一四四p121-4）。他認為因資本主義下的團體運作原理是「『團體會致力於其共同利益』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團體中的個人會按照個人利益行事』這一假設上」（Ⅲ）。故以利他為出發點的大團體在「搭便車理論」－－個人出力無補於事，且不出力也可分享成果（p53,157）下，大部分人不會積極參。至於自利型的大團體如消費者運動、量多的小自耕農、農場短工，由於欠政府或組織的強制力，又無法像小團體（如企業間聯合）能預期獲利大於參與成本（p28-9），也不易形成。
　　因應小團體易於形成，故需立法（如公平交易法）防止他們危及社會利益。大團體不易形成，故有必要加以輔導、輔助、或獎勵。而社會運動者深知群眾不易動員，乃依性質不同精心設計出不同策略，有龐大求償利益則諉之以利（如台灣的環保運動），有災難性損失之可能則恐之以禍（如反核反水庫），更多的是訴諸民族意識、政治烏托邦、或弱勢者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