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到底是很有人緣還是不幸？不然大家怎都替她操心呢？

小魚的眼淚啦！雞給黃鼠狼拜年：不甘心！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9144504/20070623065717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6998665/20070525063605

《真替美國操心：美國模式的危機》（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的作者魏宗雷，依我前評《西方人道主義干預》下文，頭腦也不怎清楚：

魏宗雷等著的《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理論與實踐》(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有點特別、異於後貼諸文，它在結論竟然認同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理論之基礎：民主自由人權，只是認為這些不是西方獨有、中國自古的孔仁孟義便是，西方人道主義干預是錯在有私心（pp.472-6）。

難怪《真替美國操心》寫得情勝於理，尤其p.186魏回憶2001年5月當訪美學人時之美好經驗：美國優美環境vs中國惡劣環保，但書的結尾卻指出這一切都是「對別國的石油、礦產、森林等資源進行掠奪式開採和廉價收購，將勞力密集型、污染嚴重的製造業轉移到國外，加劇了亞、非、拉國家的資源枯竭和生態環境惡化進程」（p.404）而來。

魏宗雷︰河南人。國際政治學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國問題專家、美歐中心副主任。1967年生，2001年美國布蘭代斯大學福特訪問學者。著有《美國環保世紀行》（2001）、《西方人道主義干予理論與實踐》，在國家一級刊物上發表論文30余篇。多次出訪美國、南亞、中東等熱點地區。

美國：大家都替你操心？——關於幾本“美國書”

　　美國似乎永遠是國際問題的焦點。前不久的美加大停電事件中，最讓世人關心的地方，還是紐約。但是，對美國來說，“永遠有多遠”呢？在近期的書市中，不乏對此問題提出高見者。
　　《真替美國操心》（時事出版社2003年3月版），副題是“美國模式的危機”。作者魏宗雷是國際問題專家中的新生代，他在書中把美國所面臨的各方面的危機、挑戰、問題與麻煩，梳理得既全面又清晰，行文中還頗有一些章回小說似的筆法，輕盈而幽默。比如，對於“總統的班底”，他就稱之為F4，並且，根據不同的排列組合，還有四組之多。除了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務卿鮑威爾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賴斯這四人之外，切尼及其助手利比，拉姆斯菲爾德與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之間，也絕不是一般的上下級關系。
　　魏宗雷認為，日益積聚的國內問題以及軍事上的過度擴張可能是美國霸權走向衰落的直接導因。美國模式的危機不僅是其國內的危機，也造成了全球性的危機。類似的看法在《美帝國的衰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6月版）一書中，被歸納為一句精辟的開場白：“對於世界而言，美國正在成為一個問題。”該書作者埃曼紐·托德認為，目前最讓人不安的是缺乏一個能夠解釋美國行為的理論模型：“本來，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形成的傳統，美國的形象應該是溫和的、理性的，為什麼這個‘孤獨的超級大國’如今性子大變，上竄下跳，到處制造不和呢？是因為它的絕對強大呢，還是正好相反，因為它感到一個新生的世界正在脫離自己的控制？”
　　正如主要譯者李旦所指出的，《美帝國的衰落》的一大特色是作者的多學科背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托德通過對古希臘城邦國家和古羅馬帝國的興衰史的分析和闡述，推導出了保持帝國繁榮的幾個基本要素，之后明白地告訴我們，為什麼今天的美國不具備這些要素。作為一個以人口學為專長的社會學者，托德把兩個重要的人口學概念引入了政治學研究領域，並由此得出了驚人結論：居民識字率的提高和婦女生育率的下降所引發的極為痛苦和動蕩的社會轉型期，是每個民族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必由之路，其最終的結果必定是民主的誕生和和平的到來——同樣的發展曲線亦適用於國際關系領域。托德指出，我們這個世界上將有越來越多的民族渡過痛苦的社會轉型期，實行現代化（民主化）。在這一背景下，美帝國（注意：是‘美帝國’而非作為世界一流強國的‘美國’）隻能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這裡還必須提到一個“軟實力”（又譯“軟力量”）的問題。“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包括美國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美國價值觀念的感召力，美國外交政策的國際吸引力等等。托德將美國“軟實力”的衰退評估為它自己錯失了“9.11”后的良機：
　　“美國主要不是靠武力來統治，而是靠它的價值觀、制度和文化。……如果美國人能夠低調處理、謹慎行事的話，對基地組織的斗爭本可以成為鞏固美國正統地位的一次好機會，結果卻恰恰相反，美國人的任性和沖動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隻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一個自戀、騷動、咄咄逼人的美國取代了以往它在人們心目中那受傷的、善良的、對維持全球平衡至關重要的形象。情況就是這樣。”
　　值得一提的是，埃曼紐·托德作為“國際問題預言家”的名聲非常顯赫。早在1976年，他就在《最后的衰落》一書中預言了“蘇聯勢力圈的解體”。五年前，即1998年，他又出版了《經濟幻象》一書，那是一部“關於發達國家出現經濟停滯、股市走熊現象的論著”，其預言已成為今日全球經濟的現實。因此，他的這本《美帝國的衰落》在去年一面世，就在大西洋兩岸引起極大轟動。
　　不過，對美國感興趣的不僅僅是資深的國際問題專家，覃裡雯的時事評論集《冷酷的新聞紙》（華夏出版社2003年6月版）中，也提出了同一個問題：“美國在衰落嗎？”
　　覃裡雯是“70年代人”，喜歡用一種國際化的眼光去打量一切。與那些在文學界咄咄逼人的“70年代”們相比，她的視野顯然更為開闊，觀察也更深入。不過，在她的諸多感受中，有一點恐怕是“70年代”所獨有的，即“9.11”之類的大災難，反而讓他們這一代人得以更清楚地識別自我——此前，“正在老去的上一代曾以歷經苦難的身份對我們嗤之以鼻”，而今，美國以及當今世界上的其他問題讓他們終於不再焦慮與苦惱：“我們和我們的后代面臨的災難將是祖輩們聞所未聞的，災難的映襯可以使我們的七情六欲獲得某種文學上的重量，而不再顯得輕浮瑣碎。”
　　惟因如此，覃裡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也才會是這樣的：
　　“可以肯定，無論美國是否衰落，它目前的一切變化都將造成一個巨大的漩渦，將整個世界卷入其中。一個現代帝國正在經歷劇烈的疼痛，它的吶喊、哭泣、憤怒、幻覺、思考或攻擊，已經並且還會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刻下烙印。在這場奇特的、前所未有的戰爭裡，除了沉默的死者，無人能置身事外。”
　　“既對世界保持著某種天真，又常常樹立一種不無刻薄的俯視姿態。”這是“一個清醒的評論家”對覃裡雯的描述。其實，那些“替美國操心的人”，或者說，那些關注國際時事的人，大都是這個樣子的。魏宗雷（“60年代人”）在《真替美國操心》一書的扉頁上抄了三段話，分別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三國志》）和“寶玉道：‘隻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著為你們瞎操心了。’”（《紅樓夢》），說的不是同樣的意思麼？
http://www.people.com.cn/BIG5/14738/14754/21860/2031207.html

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王緝思《外交評論》2005年第5期

摘要：在分析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的關系時，可以得出3點結論。
首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機制霸權、經濟霸權、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軍事霸權都不構成嚴重挑戰。在美國構築的全球霸權體系下，中國也還有相當大的崛起空間。 其次，中國崛起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形成結構性的挑戰。 最後，從思維框架上說，我們既不能丟棄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傳統分析方法，以爲信息和思想的溝通以及經濟等領域的國際合作能夠自然生成國家間的友好關系，消解國際沖突，也不能忽略國家及其以下的行爲體的主觀能動作用，以爲權力格局的變化必然造成國際秩序的混亂。 現在，中美領導人都認識到兩國相互對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關系有望繼續維持穩定，並逐漸建立起更爲穩定的戰略框架。

布什第二任期以來，中美關系仍然在基本平穩的軌道上發展。 兩國高層接觸頻繁，戰略對話渠道暢通，經貿合作持續擴大，在臺灣問題上沒有出現嚴重爭執。 但是，雙邊關系也被一些新的陰雲所籠罩，例如美國國內形形色色的“ 中國威脅論”升溫、美國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美日“ 二加二”聯合聲明首次提到臺灣問題、美國在中亞支持所謂“ 顔色革命”、雙邊經貿摩擦點增加等等。 一些觀察家據此認爲，中美關系又一次處在十字路口，甚至預言中國崛起和美國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最終將轉化爲對抗。

不能否認，就單個國家而言，美國構成對中國穩定發展的最大外部挑戰(中國的發展勢頭如持續下去，將成爲世界上同美國實力地位最爲接近的大國。 美國維護單極，中國提倡多極。 從純粹的權力政治角度看，或從新興國家挑戰霸權國的曆史經驗看，難免得出中美必然爭霸的結論。 但是，如果我們對全球化時代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的關系做出細致一些的分析，應當能夠構建出某種新的理論思考。

中國國力迅速提升的起點， 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中美關系正常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實現的。 這絕非曆史的巧合。 經常被人們忽略的一個事實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地位， 從70年代末以來也有了明顯的提高。 當時中國國內生産總值只占世界的1%，如今增長到4%；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內生産總值也從當年占世界總量的22%左右， 提高到如今的32%左右。 美國當年在同另一超級大國蘇聯的對抗中處于守勢，而今天牢牢占據著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被稱爲“新帝國”。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中國崛起是在美國霸權擴張的曆史時期開始並持續的，而美國的霸權地位並沒有因中國崛起而受到削弱。 這一現象本身，已經對“美中必然對抗論”構成了挑戰。

現在的問題是：兩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相對立的大國，究竟能夠保持多長時間互不爲敵、和平共處的局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把美國霸權及中國崛起對其可能形成的挑戰，分解爲幾個不同的側面來進行考察。

美國稱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撐點是所謂“ 機制霸權”（regime hegemony）[1]，即二次大戰後在美國倡導下建立起來、至今還在運轉的一系列國際組織、機制和聯盟，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 、北約、美日軍事聯盟，還包括20世紀70年代中期建立的七國（現加俄羅斯）首腦會議機制，90年代初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爲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反恐而建立的一系列國際安全機制。 美國是通過這些機制企圖“ 領導世界”的。中國參加了其中絕大部分經濟機制（其中過程最爲艱苦漫長的是加入世貿組織）和一部分安全機制（如核不擴散條約） 。 中國尚未參加的若幹機制，包括八國首腦會議、北約、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防擴散安全倡議（PSI）等等，其建立的初衷不是對付中國。 中國對它們雖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留態度，但並沒有建立反制的機制加以對抗。 中美應對朝核問題的方法迥異，但在維護核不擴散機制的原則立場上卻是相互協調的。兩國在國際機制中合作與競爭並存的局面將長期存在。 我們說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中機遇大于挑戰，也可以理解爲現存全球國際機制中對中國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因素。

美國霸權的第二個側面是經濟霸權。 雖然中美經貿摩擦不斷，但美國經濟霸權同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之間的矛盾並不尖銳。 當今中美經貿摩擦同20世紀80年代的日美經貿摩擦有質的不同，因爲中美兩國産品的相互替代性不強，企業之間的競爭也不激烈。 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仍然很強。 此外，美國金融霸權是其經濟霸權的核心。 中國的經濟崛起還遠遠沒有威脅到美國的金融霸權，歐元才是最接近于挑戰美元霸權地位的貨幣。 中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和股票， 因此美元地位急劇跌落將對中國不利。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在能源和其他資源方面的矛盾和競爭。 美國的能源消耗約占世界的1/4。 美中日三國分別是世界上前3位的石油消費大國，中國的石油進口量在迅速增長。 爲什麽向來極少有“ 美日爭奪能源”的憂慮，而近來不斷出現“ 中美爭奪能源”、“ 中日爭奪石油”的輿論呢？ 顯然，問題主要不在能源短缺、石油價格上揚等物質因素，而在于中美、中日之間缺乏戰略互信。

于是， 我們必須考察美國霸權的第三個側面，即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 對于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不屈從于它而又迅速崛起的中國，美國人懷有深深的戰略疑慮，也毫不掩飾他們的“ 兩面下注戰略”，即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國“ 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從而擴大美中合作；另一方面又防範中國在現存國際機制之外另起爐竈，准備遏制中國。

但是，美國人也意識到，同中國相比，與他們在價值觀上更爲對立的，是伊斯蘭激進勢力。 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9•11”之後美國人更看清楚了：“ 中美之間在價值觀上的差異，遠遠小于美國同塔利班的對立。 ”美國人還能看清楚,中國無意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強加于他國，也無意建立反美政治聯盟；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甚至還能從積極方面去影響某些美國眼中的“ 邪惡國家”或“ 失敗國家”。 所以，中國在堅持自身獨特發展道路和政治原則的前提下，爭取美國在合作方面下的“ 注”多一些，在防範方面下的“ 注”少一些， 即爭取同美國建立某種程度的戰略互信，改進兩國間的危機管理機制，並非幻想。

第四， 美國不能容忍任何國家挑戰它的軍事霸權，而中國國防力量正在增強。 但是，美國軍事開支幾乎占到世界各國軍事開支總和的一半。 中美在軍事能力和投入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 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種形勢，同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爭奪世界軍事霸權的形勢不可同日而語。 當年美蘇軍事實力難分伯仲，在兩個德國的邊界上緊張對峙，在亞洲和非洲進行了若幹次“ 代理人戰爭”，蘇聯將戰略核導彈運進古巴引發過嚴重軍事危機。 相比之下， 可能引發未來中美軍事危機的沖突點很少，幾乎全部集中在臺灣海峽，而不會擴大到中國周邊以外。 經過多年較量和溝通，美國對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底線相當清楚， 爲避免同中國的對抗，美國現在對“ 臺獨”傾向加大了制約力度。 中國也不斷重申和平統一的決心和耐心。 在臺海局勢相對緩和的情況下，美國的“ 中國軍事威脅論”仍在上升，同美國軍工集團需要尋找“ 敵人”以擴大自身利益的驅動密切相關。 因此，盡管中國軍力增強並未構成對美國全球軍事霸權的直接挑戰，“ 中國軍事威脅”的鼓噪卻不會減弱。

最後，美國在亞太地區以霸主自居，中國在本地區影響日益上升， 形成了一對結構性矛盾。1898年美西戰爭後， 美國將菲律賓占爲殖民地。1899；1900年美國針對中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此後，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大、代價最嚴重的三場對外戰爭（ 太平洋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發生在亞太地區。 可以說，一百多年來，美國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這一地區的“ 局外人”。 戰後美國一直對日本實施事實上的軍事控制， 在經濟、政治方面也沒有忘記“ 敲打日本”，排除了日本在本地區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性。 現在，唯有中國有能力對美國的地區霸權提出挑戰。 于是，對于中國在亞洲外交中的一舉一動，對于任何將美國排斥在外的區域化機制（ 東盟10+3、 東亞峰會等） ，美國或是公開反對，或是暗中阻礙，或是滿腹狐疑。 冷戰後美國不斷鞏固它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排，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針對中國的。 應該說，冷戰後（ 特別是“9•11”後） 美國在其全球戰略中沒有以中國爲主要對手， 但在其亞太戰略中，卻越來越明確以中國爲主要對手。 換句話說，在美國人眼中，中國沒有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卻正在挑戰美國的地區霸權。

正如秦亞青教授所論證過的，全球霸權不能允許區域霸權的出現；當某個區域性強國開始挑戰全球霸權國家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時，這個全球霸權國就會支持這個地區強國的對手，以維護這一地區的權力平衡，制約這個地區強國的發展[2]。今天美國的全球霸權依然鞏固，但它必須將維護霸權的大部分資源用于其他地區，特別是“ 大中東”地區。 這樣，美國維護亞太地區霸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扶植、支持中國在周邊國家中的潛在對手，利用中國同鄰國的矛盾，阻止東亞區域機制的發展壯大。 當中國同日本或任何其他鄰國的矛盾上升時，美國自然要坐收漁人之利，不分是非曲直地同情日本和其他鄰國。 對于中國的周邊國家來說，普遍面臨著一個如何在美國霸權和中國崛起之間維持平衡的問題。 由于特殊原因，日本多半將繼續依仗美國，不惜疏遠中國。 其他國家的典型態度是：一只眼睛對中國投出熱情之光，發展睦鄰關系；另一只眼睛察看美國的臉色行事，不想得罪強權。

綜合來看，在分析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的關系時，可以得出3 點粗淺結論。 首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機制霸權、經濟霸權、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軍事霸權都不構成嚴重挑戰；在美國構築的全球霸權體系下，中國也還有相當大的崛起空間。 其次，中國崛起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形成結構性的挑戰。 在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中國同美國主導的多邊軍事安排的關系等問題上，雙方需要保持足夠的敏感。 中國繼續改善同周邊國家的關系， 控制中日矛盾，有利于穩定對美關系。 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所起的建設性作用，爲中美處理在亞太地區的結構性矛盾方面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先例。 最後，從思維框架上說，我們既不能丟棄對國際權力格局的傳統分析方法，以爲信息和思想的溝通以及經濟等領域的國際合作能夠自然生成國家間的友好關系，消解國際沖突，又不能忽略國家及其以下的行爲體的主觀能動作用，以爲權力格局的變化必然造成國際秩序的混亂。 現在，中美領導人都認識到兩國相互對抗的危害性，兩大社會內部都有推進雙邊關系的強大動力，因此中美關系有望繼續維持穩定，並逐漸建立起更爲穩定的戰略框架。
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pc/200512/20051228312536.shtm&rurl=&title=%u7F8E%u56FD%u9738%u6743%u4E0E%u4E2D%u56FD%u5D1B%u8D77%20---%20ido.3mt.com.cn

中國“和諧世界論”與日本“霸權穩定論”沖突

　　下周即將在馬來西亞舉行的首屆東亞峰會，成爲世界輿論關注的一個焦點。但是，目前會議還尚未就最後文件達成一致，說明各國的分歧還很大。而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誰將取得東亞一體化的主導權？這成爲困擾此次會議的一大棘手問題。　　
　　日本認爲中國必將取得主導權，因而它呼籲建立“共同體”，並且無限制擴大它，甚至將美國也包括近來，進而“稀釋”中國的影響。其實，這是日本對中國發展的一種懷疑和恐懼。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想法並不新穎，與以前的“中國威脅論”較爲類似。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人們深刻理解了中國的領導人最近提出的“和諧世界論”的重要性。　　
　　05年9月15日，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胡錦濤主席發表了題爲《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話，第一次正式提出“和諧世界”的外交主張。隨後，這一理論無論是在APEC會議，還是在溫家寶總理訪歐等多個國際場合，都一再被提起。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這一外交新思維在現實世界中實行起來有著相當大的困難。其中，有兩點是必須高度注意的：　　
　　一是，“和諧世界論”與“霸權穩定論”的沖突。其實，國際政治也猶如國內政治，或者說國際政治是國內政治的延續，要保持國際社會的和諧非常重要。然而，這並非是一個共識，比如美國就不認同這種觀點，而信守“霸權穩定”的理論。美國認爲，只有霸權才能帶來穩定，才能對“胡作非爲”的國家進行制裁，對世界進行“善良的管理”。　　
　　二是，“和諧世界”與“無序世界”的錯位。在現實主義看來，現在的國際社會無疑處于無政府的狀態，因爲各國還抱著國家主權不放，各自爲政，在國家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如此說來，這個世界是遠遠不和諧的，使人類的設想處于一種錯位的狀態。　　
　　正是因爲存在這些問題，中國領導人才提出了這一具有針對性的外交新思維。它也是對當今世界開出的一劑“良藥”，爲國際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也堅定了人們的奮鬥方向。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和諧世界論”體現了新理想主義的精髓，必將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中大有作爲。　　
　　筆者以爲，中國的“和諧世界論”對日本來說極具啓發意義。因爲，日本與這個世界的國家間關系是如此的不和諧，在亞洲已處于空前孤立的狀態，同時它也常常對中國的發展寢食難安，執行“以鄰爲壑”的政策。從首次東亞峰會中日之間的爭端中，人們對此看得很明顯。（雪泥）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2/23/20051209/12929966.html